梁文道：兩個圈子的邊緣人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香港報紙的文化版基本上是其他版面的剩餘；總之放不進港聞、財經、國際、娛樂、消費和體育的東西統統丟進文化版就對了。雖然類似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其他國家的報紙身上，但是我們的文化版朝生夕死，隨時被砍，投入的人力不能太多，所以比起《紐約時報》或台灣《中國時報》這種擁有一組人馬的特殊案例，我們的文化版能夠養得起一個專職記者就很不錯了。

潘詩韻曾經就是這樣一位文化版記者。「一開始我真是甚麼都不懂，突然間採訪一個編舞或者一位大指揮家，有誰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又得要趕緊出一篇特稿，實在是手忙腳亂。只好惡補，每天不停讀書上網找資料，每晚則猛鑽劇場看各式各樣的表演。一個人實在不可能懂那麼多不同領域的東西」。

做了文化版記者一陣子之後，潘詩韻被調去《明報》「世紀版」，那是一個以評介思潮知名的版面，一般認為是個比較「深奧」的文化版。才上任沒多久，她就給派去北京做一連串人物專訪。「我要去採訪董秀玉、沈昌文、汪暉和李慎之，聽說個個都是大人物，但我對他們真的一點概念也沒有。於是我印了一大箱的材料帶上飛機看，直到動工之前我才約略明白汪暉是『新左派』代表的意義，李慎之則是個自由主義者；沈昌文人稱『沈公』，是《讀書》雜誌鼎盛時期的主編；傳奇性的董秀玉原來做過香港三聯的總編輯」。可是這一系列從零開始的人物訪談後來竟也頗受好評。能在短時間內摸到門路，可見潘詩韻是聰明的。

潘詩韻的確是個不錯的記者，用行話講，那叫做「支筆都幾得」。所以當年商業電台「封咪風波」之後，謝絕採訪閉門靜養的蔡東豪也願意接受她的獨家訪問，和她談談文化抱負。我記得蔡東豪當時還告訴我：「潘詩韻看來還不錯，寫文章很用心而且平和」。

文化記者幹久了之後還要保持平和是很難的。正如所有見過世面的記者，文化記者也很容易有一種冷眼旁觀的蒼老心態，覺得所有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文化圈無非就是個勾心鬥角的小氣世界。比起政治版，文化版的東西通常有更大的空間讓記者發揮個人的態度，於是我們常常能在他們的筆下讀出一股怪異的酸氣，有點高高在上審判一切的姿態，又有點報道甚麼事情都留點懷疑尾巴的習慣。這是處在文化圈邊緣的獨特視界。

「我是在離開報紙加入劇團之後，才有這種體會，才開始發現文化圈果然有不同的山頭而且涇渭分明」。為什麼要離開報紙呢？我這個問題或許是多餘的，本來記者這行的流失率就高，尤其文化記者，你何曾見過文化版中人能升上報紙老總的地位？「原因之一是沒有支援。我很羨慕港聞版的同事，他們遇到甚麼困難旁有其他記者上有採訪主任，一整個團隊都能幫忙」。我見過潘詩韻當時的辦公桌，除了桌面一小塊空白區域，四周都是堆成小牆的書刊資料，就像一座小碉堡。這個空間的形象很能說明文化版在一家報館裏的處境，孤立而隔絕。

潘詩韻離職的關鍵是2004年尾的南亞大地震，她被臨時徵調去泰國布吉，目標是寫一些類似《唐山大地震》的報道文學。「和突發組的同事一比較，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當記者的材料。到了現場我根本不知從何下手，人家就已經迅速找到線索和對口的單位了。以前做文化版是很靜態的，真正要快速反應的機會並不多。更何況我本來就不是受新聞訓練出身的」。

是新聞界？還是文化界？這是許多文化記者都曾面對的身份困惑。明明是一家傳媒的記者，他們和所謂文化圈的關係往往要比報館同事還密切。明明不算嚴格意義下的「圈中人」，可是文化記者出席畫展演出座談會的頻密程度要比一般文化人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入行的初衷，一個人不會因為想要加入政界而跑去當政治記者，但大部份文化記者則把他的職業當成一種文化工作。潘詩韻一開始也是因為對文化藝術有興趣，「想推動香港文化發展」，才進報館的。五年之後她加入「劇場組合」，理由一樣是「想推動文化發展」。

「所以你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文化人囉」？潘詩韻肯定地說：「我在做記者的時候很清楚自己是個記者，儘管文化版不一定被很多新聞界中人認同，但我還是一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