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洋節還是土節？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近年有個怪現象，每逢社會出現甚麼熱潮，就有些專家學者出來要大家「警惕」、 「防範」。「超女」很紅要警惕，「韓流」很強要防範，最近得小心對付的新潮流是「洋節」。

自從中國走向巿場經濟以來，傳統節日商品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從中秋到春節，莫不成為商人促銷的大好藉口。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節日期間本來就是零售和服務業的旺季。例如聖誕節在美國簡直就是一個經濟指標，如果聖誕前零售業的營業額不如理想，餐館位置訂得不夠滿，就表示來年的消費信心乏善足陳了。中國不是基督信仰傳統特別深厚的地方，但是看在錢的分上，聖誕節也就漸漸成為改革開放後的新興節日，是很多行業增長的助燃劑。一時之間，年輕一代的城巿人口趨之若鶩，紅火得不得了。結果又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學者不幹了，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金宜久，最近就發表文章要大家在麥當勞和聖誕節前保持「民族氣節」、「民族自尊」，不能過分媚外，「為外來文化的入侵和滲透提供了時機、環境和條件」。

這種思路又是中國「和平崛起」之後的另一種怪現象，那就是幾乎任何事都能提上「民族氣節」和「民族自尊」的高度。乍看之下你可能以為我們還活在義和團聲威正盛的年代，又或者是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對任何外來物都得小心警惕，大力防範。稍通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的人都知道，節日與所有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有它傳統原生的社會背景，但也有它駁雜不純的一面。與人相似，節日是會旅行和移民的，端午與中秋不就從中國旅行到了東亞多個地區，甚至在韓國等地落地生根嗎？

節日一旅行，一到了另一個地方，如果成為當地人可以參與的一件事，這個過程既不是單向的侵入，也不是純粹的滲透，而是雙向的糅合和雜交。沒有本地人自己的詮解和認同，外來節日是擴展不了的。以香港為例，過聖誕節的方法就很像日本人，把它變成另一個情人節，是情侶們求愛享樂的好藉口。

在香港凡事都喜歡倒數的奇特習性底下，青年們更會在平安夜的最後十秒倒數，然後集體大喊Merry Christmas。如果讓一個習慣了平安夜要去教堂，聖誕節得在家裡與親友祥和度過的老外看見這種熱鬧場面，真正要高喊警惕防範的恐怕是他，而不是我們。聖誕節已經成了一個全球化得最成功的節日，或許還比不上元旦，但起碼要比五一勞動節受歡迎。但它卻絕對不是甚麼西方文化入侵大軍的先鋒，因為在不同地方它就有不同的被馴服方式。金宜久先生精研宗教學，想必也知道12月25日這天根本不是耶穌的生日，這天根本是古代歐洲異教的傳統節日，在基督教從近東北征歐洲的這段經歷裡，到底是誰征服了誰，實在難說得很。

梁文道：聖誕歌的汪洋大海

【都市日報-兵器譜】耳朵和眼睛最大的分別，是你可以閉起眼睛甚麼都不看，但是人的耳朵是關不上合不起的，所以當我們走入商店和百貨公司的時候，我們勉強能夠約束眼睛，不要受到五花八門的商品誘惑，不要被精心設計的店舖空間吸引；但是店家播放的音樂是我們擋也擋不住的。

不過，奇怪得很，商業空間的視覺設計有很多人研究，但是其中的聲響卻很少人花時間注意。在消費社會裡面，我們有一大半音樂是無從選擇地從商店裡聽回來的。所謂耳熟能詳的歌曲，因此不一定是收音機裡最當播的熱門流行歌，也不是電視劇最常用的罐頭曲，而是街上商家不停放送的迷魂之音。與商店的空間設計一樣，店面的音樂選擇是個大學問，它得讓進門的顧客鬆懈戒備，放心消費，還要突出自己的品味和格調。

所以不同的商業空間有不同的音樂選擇，超級市場要緩中帶急，催促客人快買快走；頂級名店或許會有悅耳的弦樂四重奏，令客人自覺身份在一剎那間與別不同；連鎖店會嚴格規定各家分店按時播出同一種音樂，這樣客人們才認得出它們果然都是一家子。

如今我們對聖誕歌曲這麼熟悉，全拜商業所賜，在這個季節裡走進任何一個商場任何一家商店，播的全是聖誕歌。以前的聖誕節，教徒會在平安夜大舉出動，在街上唱歌報佳音；現在的聖誕節，我們起碼早了一個月，就可以聽到市場經常播的福音。比起聖誕樹和人造白雪、紅衣紅帽的聖誕老人與金色的鈴鐺，聖誕歌曲是製造購物氛圍更方便廉價的工具。

一聽到Jingle Bell，你就知道大破慳囊的日子又來了。對向來有自己音樂策略的商人來講，這反而是個很困難的日子。不放聖誕歌說不過去，跟不上大潮流和大環境的氣氛，貨品銷售的行情可能會受影響；要是一定得放聖誕歌，又該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和風格呢？

大規模的連鎖店有時會請專人量身訂做專用聖誕曲，曲目和別人沒甚麼不同，反正來去都是那幾首，可是樂器與樂風大可變奏耍弄。個體戶也用不著擔心，市面上的選擇多得是，除去經典版本，唱片公司每年還會推出一大批應節應市，例如近期最紅的爵士歌手Diana Krall不也出了一張「Christmas Songs」嗎？

所以我買的聖誕音樂唱片數量正逐年下降，街上放的已經夠你做惡夢時當背景，好不容易逃回家裡還不清靜一下？別忘了耳朵是閉不起來的器官。

梁文道：完美的聖誕大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已經有很多年沒吃過聖誕大餐了，不是各家餐館提供的菜式不吸引，也不是它們的價格不划算，而是我搞不懂聖誕節為甚麼一定要吃「大餐」。

很多人抱怨聖誕節來到香港徹底變質，一個原來飽含宗教感恩色彩，注重家庭團聚的日子成了完全物質化的消費慶典。其實這沒甚麼好抱怨的，反正我們這裏本來就不是一個基督信仰文化深遠的地方，公司同事趁這天聯歡娛樂放下工作重擔，情侶們把它弄得像個更大的情人節，都沒甚麼不妥。反正我們又是想找一個耍樂的藉口，資本主義則需要一個刺激消費的節點。

我只是覺得活在香港，只要花得起，你隨時都可以大吃一頓，用不着等到聖誕節。如果收入不多，「聖誕大餐」更會成為一種群眾壓力，沒得吃的人，其心情又有誰能體會？

看市面大小酒店餐廳的菜單，中國菜有聖誕大餐，日本餐也有聖誕大餐，就連和耶穌聖誕風馬牛不相及的印度菜、埃及和泰國餐廳都推出了聖誕大餐，裏面有哪一點和聖誕有關？難道慶祝耶穌誕生的一頓飯居然有佛教版、回教版和印度教版嗎？這無非都是大吃大喝的理由罷了。

我不是堅持聖誕節必定要保留它的宗教性質，而是在這一年一度五花八門的飲食浪潮裏，特別懷念原始一點純樸一點的聖誕菜式，它們都有深厚的民間傳統和宗教涵義，例如火雞，又不過如今還標榜火雞的聖誕大餐恐怕不多了。

看看這份用火雞做主菜的菜單：農村雞飯、禾草煮火腿、豌豆泥、釀栗子小火雞、芹菜沙律、紅酒燉梨、農家自製麵包和芝士、咖啡和粗白蘭地、葡萄酒、風車磨坊和井水。這是一份所有有咁上下的法國餐廳大廚看了都會掩嘴笑的菜單，因為它太粗糙太簡單了，談不上任何複雜的技巧，更沒有任何名貴的材料。別說豌豆泥和芹菜沙律了，光是禾草煮火腿與紅酒燉梨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在家裏輕易做得到的菜。

我是在英國第一食家Elizabeth David的書裏見到這份菜單的，據她說這可是「廚師中的皇帝、皇帝中的廚師」，Ritz-Carlton酒店第一任總廚艾斯科菲耶（Auguste Escaffier）心目中最完美的聖誕晚餐，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餐廳的聖誕大餐比得上這種實而不華的鄉村菜。而這位橫跨十九、二十世紀的真正世紀名廚當年主理的倫敦Carlton酒店，平安夜吃的卻是：黑海魚子醬、海龜湯、比目魚扒配布列塔尼小龍蝦汁、萵苣鵪鶉卷、乳羊扒、蘆筍、鵝肝、黑松露火雞……。他的客人們一定正襟危坐，專心細品每一道菜。

你完全可以想像每天在廚房裏處理世界上最昂貴的食材，在吊着水晶燈鋪着厚地毯的餐廳廂房中接受公主與富豪致敬的艾斯科菲耶，他心裏面真正嚮往的是怎樣一幅景象。請注意他摯愛的那份菜單，居然有風車磨坊與井水，這當然不是菜名，這是環境，是風光，更是一種意境：一間田野中的小農舍，外面的雪地中猶有不凍的溪水緩流，窗戶上掛了一層溫熱的白霧，屋裏滿是親友的歡笑，桌上是麵包、熱湯、豬血腸和烤得恰到好處汁液豐盈的火雞。這不只是可以打動歷史上最偉大的廚師，使他想坐下來捲起衣袖大嚼一頓的晚餐，或許也是我們不再光顧酒店聖誕大餐的理由。

梁文道：民主不是信仰民意不是數字

【明報-筆陣】政改大戲結束了，但真正的反思工作其實現在才要開始。

令人意外的是剛剛「大勝」的泛民主派在對手還沒開足火力和它打責任歸屬戰前，就自己先陷入了「獵巫」詭局。主要的導火線當然是特首曾蔭權那一番話，暗示25名民主派裏起碼有6個人是在最後一刻才背離政府，而且其中有一個是關鍵的「轉」人，另外5個則是政府要好好保護的「自己人」。這話出來之後，竟然有民主派大老不加駁斥，卻反過來很配合地與記者們玩猜謎遊戲，看看到底誰是那「神秘第六人」。於是什麼梁耀忠的孩子在加拿大交不出學費等諸多流言都跑了出來，疑幻似真，傳媒再加上一把力玩得不亦樂乎。

泛民主派數天前才綑綁成功，24人一條心地團結給大家看，怎能如此輕易地就被扯進這種離間分裂的遊戲？曾蔭權一句難以確證的話又怎能如此輕鬆地就挑起泛民主派和支持者們的內亂呢？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們常講的「道德高地」作祟。從政要講良心講原則，但說到底還是看行動和效果，既然除了劉千石之外，其他泛民主派議員已經以最實際的一票表達了態度，為什麼現在還要追究誰是真心誰是假意？這豈不是把民主理念變成了宗教信仰，明明大家都受洗宣誓成了教徒，偏偏還要拷問到底有誰是掩良心來受洗？這種「獵巫」行動就是政治泛道德化的極致表現。

更不妙的是它和泛民主派曾經親歷其苦的「愛國論」互為鏡像，同是香港近年來表態政治的血親。去年的「愛國論」最惹人反感的地方，不是定義愛國的困難，而是它乃一種純粹的誅心之論，動輒就質問對手的動機和用心。整場辯論恍若文革，一來就先給你扣上頂不愛國的帽子，逼你站在守勢，只能百般辯白自己那外人看不見摸不的心理動機。結果就算大家學懂了五花八門的愛國方法和定義，真正的政策議題卻嚴重失焦。

去年我剛接任電台烽煙節目主持時，曾在本報撰文對香港表態政治的興盛表示憂慮。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把政治簡化成立場站得對不對穩不穩的傾向，例如電台節目的主持人或者聽眾動輒質問從政者「唔好講咁多廢話，你而家究竟企邊一面？」。又如譚香文明明投票反對政府方案，還是難免被聽眾質疑其真正動機，懷疑她不夠堅定。除了行動，我們該怎麼樣辨識一個從政者的意圖呢？

在過去兩個月裏，這場關乎香港民主發展前途的重大辯論幾乎喪失了它的公共面向，淪為傳媒上演出的少數政治精英的交易鬧劇，首先難辭其咎的就是特區政府，從第一號政改報告書開始，林瑞麟局長主持的諮詢工作就不斷地惹人非議，覺得它不夠公開，諮詢面太窄。怎料到了這第五份政改報告書，不只令人看不出它和前面4份報告書有何邏輯關係，甚至根本取消了公眾諮詢。關於政改的討論直到這兩個月才突然爆發許多新要求(如普選時間表)，正正反映出以前4份報告書的諮詢做得不透徹，沒有準備好公眾的參與。如今政府推動的方案失敗，則反映了它沒把市民放在工作重點。

政改爭論的最後關頭被認為是場民意戰，但大家可還記得政府剛推出這個方案時，許仕仁司長說了什麼？他特別強調要向議員「乞票」，這等於為推動政改的工程定了調，於是傳媒在接下來的兩個月果真如其所願，天天盯緊哪些議員會「企硬」哪些議員會「轉」，看看司長乞票乞得如何。政府沒把方案帶到市民的層面廣納意見(許司長去區議會向潛在既得利益階層推銷，算不上真正的公眾參與)，卻在傳媒目光的注視下做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換了你是可能「轉」的那個人，天天給人追問「轉不轉」，你還轉得起來嗎？等到最後一個禮拜，政府才開始面對市民，賣那遲來而單向的電視廣告，當然是無力回天。

民意是否重要？民意當然重要。所以泛民主派才會動員遊行，保守派才要徵集簽名。但是這麼重要的民意，「護法」許崇德卻可以說幾萬人也比不上三四個人掌握的真理，而泛民主派的議員則居然說被誤導的民意可以不理。到底民意是什麼東西？可以任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我們又見雙方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動員民意、徵募民意和測量民意，把香港人化約成一堆數字，再按各自的需要詮釋利用，有時倚賴有時丟棄。雙方都說要爭取民意，但兩個月間沒有任何一方做過大規模的諮詢，也沒有開展任何系統且細緻的民間討論。有些學者如陳家洛等力倡公投表決，但他們想必也知道缺乏審議(deliberation)的投票無異於一種比較嚴肅的民意調查。終於，廣大市民成了一群從政者角力的背景，一齣懸疑猜謎劇的觀眾與看客。在這樣的情形下，討論誰贏誰輸又有何意義？

政治要講現實，不能變成一種唯心的信仰；民主也不能只是抽象地大談聆聽民意，卻不去落實下來和公民們廣泛討論。但願這回政改爭論的落幕，是香港政治的真正序曲。

梁文道：古典音樂還是管弦音樂？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12月份的英國《BBC古典音樂》雜志請了西門‧拉圖(SimerRatle)當封面人物，那篇訪問的開頭就搬出德國新任總理默克爾夫人，去比較柏林愛樂在1999年選擇拉圖擔任新一屆總指揮的情況。這篇文章的重點，正如所有對拉圖的訪問一樣，還是放在當年這個四十多歲的英國青年獲選為世界最佳交響樂團領導的意外和兩者近年的磨合問題上。對一個領導人而言，這實在不是個好跡象。試想若是有人今天訪問布什談的還是他當年選上總統的心跡歷程，豈不表示除此之外他就沒幹過什麼別的值得談的事?

當然，拉圖自從2002年正式就任柏林愛樂總指揮以來可不是沒做事，恰恰相反，他的問題或許就出在做了事。但或許就是因為這些事，他才會遭到那麼多德國樂評界的質疑(甚至有人說在他棒下的柏林愛樂簡直就是一艘無人駕駛的飛船)。

就以拉圖和柏林愛樂最近的東亞之行為例，他們演奏海頓、貝多芬和理查、史特勞斯都不成問題，這才是樂迷們最想聽到的德奧曲目，印象中柏林愛樂最優而為之的傳統功夫；唯一惹起爭論的是他們奏了一首當代作曲家阿迪耶斯(ThomasAdes)的作品《庇護所》，而且這個作曲家居然還不到三十四歲!一個傳統的老牌珠寶店可以隨便擺放年輕小伙子的實驗設計嗎?

說來也怪，不知從何時開始，古典音樂真正成了「古典」音樂。別說當代作曲家的作品，就連荀柏格等二十世紀初葉的「現代音樂」，也很少有樂團或樂手演奏，聽的人自然就更少了。但隨便拿起一本音樂入門，或者大作曲家的傳記，不難發現在海頓、貝多芬甚至是史特勞斯的年代，大伙們聽的主要是「當代」音樂，管弦樂團演奏的也是在世作曲家的東西。以老字號的柏林愛樂為例，當年他們就不知首演過多少新作。但是為什麼今天的聽眾會受不了新音樂，而寧願音樂家們演奏些起碼有一百歲的東西呢?又為什麼曾在音樂史上開了先河的柏林愛樂後來會抗拒十年內的新作呢?

許多人說這是現代音樂自己的錯，遠離群眾孤芳自賞，追求純藝術以至於學術的道路，忘卻了平實感人的本真力量。可是聽聽阿迪耶斯那首《庇護所》吧，坦白講，在柏林愛樂東亞行里面，這實在是最叫人驚喜的作品。柏林樂手們的演奏功力在這首技巧要求嚴苛的曲子里盡顯無遺，再复雜的節奏轉換也都能精准地完成。看一看現場，即使是最不再行的朋友也都全神貫注，甚至隨樂聲搖晃起身子。可見只要演奏得法，現代音樂依然可以有直接動人的力量。

西門‧拉圖的拿手好戲之一正是現代音樂，從前在他的領導之下，伯明翰交響樂團就成了世上最有活力的現代音樂推動者。相比之下，柏林愛樂最大的特色就是太古典了。盡管在福特萬格勒的年代，他們還會演出當代作品；但是到了皇帝卡拉揚那三十多年的「黃金時期」，他們不止磨煉出了沉重深厚的柏林之聲，也變得更不適宜靈活多變的現代作品。在那些年里，別說特別委約作曲家創作了，就連二十世紀初維也納樂派的東西也少有上台機會。雖然在阿巴度接棒的十年里，現代作品是明顯增加了，可是未經時間考驗不成「古典」的新作還是不多。

西門‧拉圖和柏林愛樂之間的最大問題，或許就是他正積極為樂團的聲譽瘦身，讓他們變得更輕盈更現代(因此被人批評失了傳統特色)。但唯獨如此，拉圖才能完成大計，不斷委約和搬演最新的作品，使一個古典樂團變成管弦樂團。畢竟都是二十一世紀了，如果我們這些去聽管弦樂的人還被稱作「古典樂迷」的話，那麼柏林愛樂這些樂團豈不都是博物館里的古董?

梁文道：聖誕老人來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年此時都會有人批評聖誕節的商業化，在它漫長的遷徙過程裏，去的地方越遠，原來的宗教意涵也就越淡。換個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是它成功的地方，可以在不同的時空底下不斷變身添裝，讓原來一種信仰崇奉的日子變成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皆可投身參與的嘉年華，而且開足整個月。聖誕節的厲害，是它強大的吸聚能力，使得樹木、白雪和一些顏色都被它的光環包圍籠罩，重新冠名成為聖誕樹與白色聖誕。

當然，還有聖誕老人。英國的旅遊作家Jeremy Seal趕在這個出版旺季推出新著《聖誕老人》（Santa : A Life），不失為一個聖誕好禮物。這是本遊記也是部傳記，作者從英國出發，一路追尋聖．尼古拉斯（St.Nicholas）的足，看他怎麼變成我們熟悉的聖誕老人。若說是傳記，本來有點勉強，因為聖．尼古拉斯這個人物生前沒有留下片言隻語，甚至他的生卒年份也不可確考，所以關於他的記載皆來自其身後250年的一份文獻。所以Jeremy Seal寫的不是這位真實聖人的一生，而是那個比真人生命還大的偶像的傳奇。

尼古拉斯還活的時候，是土耳其古代基督信仰運動重鎮安提阿的一位主教。他既非芬蘭人，也非瑞典人，他是個皈依基督，有點瘦有點黑的希臘人，生平沒有什麼值得一記的大事，只是信仰虔誠，樂善好施。倒是死後屢傳神，最出名的一回是為一個窮爸爸解決了三個女兒的嫁妝問題，傳說他應禱顯靈，在三隻靴裏裝滿了金子。

奇的是尼古拉斯遺骨會不斷釋出「馬納」，與耶和華降給以色列人吃的那種白色食品不同，這種「馬納」是芬芳無比的透明液體，能醫百病，可保平安。一時之間，埋葬他的邁拉城成了熱門朝聖地點，來人絡繹不絕。中古歐洲的朝聖就是今天的觀光旅遊，住宿飲食和紀念品加起來可是巨大的產業。當時在意大利與威尼斯爭得正烈的巴利人看了眼紅，於是在1087年派人渡海來到土耳其，從邁拉的教堂強搶聖人骨骸，運回巴里再蓋一座大教堂供奉，發它的朝聖財。直到今天，巴里這座教堂的祭壇居然還有「馬納」滲出。

接下來一千年的故事是個宗教文化的競賽史，東正教和天主教，土耳其人和歐洲人，拜占庭與意大利，巴里與威尼斯，尼古拉斯在不同陣營之間流轉變型，地位逐漸上升。直到新教興起，他和其他聖人偶像一起被掃出教堂，淪落街頭。被奉為商貿守護聖人的尼古拉斯也見證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從地中海去到阿姆斯特丹，成為當地人口中的「Sinterklass」；再隨荷蘭移民渡過大西洋，抵達今天叫做紐約的「新阿姆斯特丹」，是這個新城的創基聖人，而且漸漸換了英文名字：Santa Claus。

如今沒有多少人知道聖誕老人的原名原貌，但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紅，正是拜商業之賜。1931年可口可樂為了在冬天促銷，將他的樣子放在運往全美國的海報上。一千七百歲的他此時長胖了，留雪白大鬍子，還穿上紅長袍戴了頂紅帽。

梁文道：每個人都可以是記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民間記者」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簡單地講，它泛指所有非職業的新聞記者，但又不是一般不受僱於任何一個傳媒機構的「自由記者」(freelance journalist)。「民間記者」著重的不是受過專業新聞訓練與否，也不是是否一個媒體機構工作，而是「民間」。「民間」二字暗示了主流傳媒之外的另類角度，更強調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記者。

好比「維基百科」(wikepedia)與傳統百科全書的對比，維基精神是一種民眾智慧的張揚，知識不需要只是掌握在專家的手中，而是可以由無數個臭皮匠共同參與、共同完善。

最近始流行的「維基新聞」正是由同一種精神出發，一般大眾可以就自己所知所見，一起編撰和補充關於一個事件的報道。其實早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新新聞」興起時，很多人就構想和實踐了各種不同的民間新聞。

可是直到互聯網和各種隨身攝錄工具、流動通訊技術的普及，「民間記者」才真正成了大家可以輕易從事的業餘活動。以最近的世貿部長級會議為例，很多主流傳媒的記者都會上香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民間新聞網「獨立媒體」(www.inmediahk.net) 看看。

因為它聚集了一批民間記者，以「媒體行動」的介入方式，一邊參與示威集會，一邊在這個網上報道消息，得到許多一般記者無法得到的訊息，也提供了主流媒體所沒有的角度。

比方說南韓農民那三步一跪的動人示威方式，就只有「獨立媒體」裡和農民們稔熟的民間記者，才能說明這個行動原來有「祈求上天祝福香港」的意思。另外，在12月16日的「騷亂」中，它也畫出了一張與主流媒體截然不同的地圖和事件時序表，指出當日的爆發點不是農民們突然改變路線，而是因警方中途封鎖了原有的遊行路線，才迫使農民自行突破另一個出口。

你或許未必同意這些民間記者的觀察與觀點，但是也不能輕易地以他們早有立場為由抹煞他們的報道，因為主流傳媒一樣有自己不明言的立場。

更重要的是，這些「民間」觀點給出了另一種分析，可以讓我們更全面更自省地認識身邊的社會。

梁文道：主觀的媒體

【都市日報-兵器譜】再用動物生態紀錄片為例，儘管大部分的攝錄者都不會介入，看著他們拍攝的可愛主角受苦生病甚至死去。但是整條片子的述方式還是叫觀眾生憐愛，甚至坐言起行付諸行動與保護生態的大軍。

媒體雖云客觀中立，實有立場角度，是現代傳播學的公論。且看香港的大小報紙和電子傳媒，左右立場異常鮮明，剩下的中立派其實不是要無預設地中立，而是在左右拉鋸的空間中尋找到一塊位置罷了。

以12月17日發生在灣仔的「騷亂」為例，有報紙用「香港淪陷」為頭條標題，也有的用上「最長的一夜」，不同標題說的是很不一樣的故事。基於這種認知，二十世紀七一年代的歐美遂興起了「公民新聞」運動，或曰「新新聞學」，其特色在於直接承認新聞報道必有立場必有預設，然後循著這個鮮明表達出來的立場作出「報導」(有導向的報道)。

它和傳統新聞的最大分別在於後者雖有立場，但傾向以「客觀」的面目掩飾；前者則主張直接鋪陳立場，可以讓受眾自己清醒地判斷，不受欺蒙。好些國際知名的「探究型記者」如John Pilger都以這種態度，寫出了很多膾炙人口可以流傳的名篇。尤其他們毫不虛飾自己的態度，作出的報道夾?夾議，容易激起爭辯，反而更有利於受眾對事件的認識，使他們從被動的接收者轉化為主動的思考者。

畢竟，客觀是從相對主觀的爭說中逐步逼近的一種狀態。流風所及，其實主流媒體也深受影響，很多記者也開始毫不避諱地把「新新聞學」更是生出了許多變體，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媒體行動」。

這種媒體出現的前提是當前世界各地的主流媒體要不是處於官方的直接操控下，就是由巿場中的商業邏輯擺佈，二者都會因為特殊的利益和取向忽視了很多未必不值得大家認識的事實，甚至還會刻意扭曲了很多事件。而媒體行動則是一種介入社會運動，或者由社會運動引發，把主流傳媒漠視的弱勢聲音表達出來的媒介行為。它們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採用的運動方式就是把媒體看作影響社會的工具；它們也是一種媒體，將一般媒體上隱形消音的東西表達出來。

梁文道：嘗一口南韓農民種的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剛從世貿部長級會議的示威現場回來，看過南韓農民一排排坐在地上節奏硬朗爽快地舉起拳頭喊叫口號，見過他們堅毅專注的表情和精神，實在與媒體裏描寫的「暴民」離得太遠太遠。大家雖然都知道他們是農民，但印象他們的工作似乎只是示威，忘記了他們之所以示威就是為了可以繼續務農維生。你能想像他們彎着腰在田裏除草的模樣嗎？

古人教導我們吃飯的時候要想像農夫的勞動，「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每一口食物都是穿越時空的奇妙連結。我看見這些不遠千里而來的農夫時，腦子裏韓國米的滋味頓時具體豐富起來。

身為廣東人，但我愛吃的不是南方的絲苗米，而是北方的粳米，也就是香港人口中的「珍珠米」。很多人以為這是種日本米，用來做壽司最好，其實緯度相近的東北亞地區產的都是粳米，例如中國東北和韓國的出品。不說植物學上的事，光談口味，這種米黏性大油分多，咀嚼起來特別糯口而且有種啖淡的脂肪清香，是絲苗那透明細長的秈米所沒有的獨特味道。

為甚麼這種米這麼好吃呢？有東北的老鄉告訴我，那是因為它一年只能收成一次，稻子吸足一年份的「地氣」（我指是養分的意思），結的實自然比「你們南方那一年收三次，乾乾瘦瘦的可憐東西生得白長得胖」。

上好的韓國米絕對和最貴的日本米有得比，煮好之後吃起來口感稍有不同，質地韌一點可堪咀嚼，慢慢嚼甜味散得一口芬芳。可惜香港賣韓國米的地方很少，而且價格驚人，三公斤一包要賣一百五十塊港幣，或者正宗點的韓國館子會捨得用它。

有一段日子常坐大韓航空的飛機，坦白說吃的實在差，比一般飛機餐還不如，就算上了商務艙還是不行。但正如國泰必有即食麵，大韓也有它的bibinnba，這是絕不出錯的選擇。bibinnba一般譯作「拌飯」，相當準確，因為ba是米飯，bibinnba就是混合攪拌的意思。韓國人吃這飯可是很認真的，蔬菜可以是冰箱裏剩的燙熟就行，有肉無肉皆可；但同樣以米作成的麴醬一定要好（有人說這是韓式味噌，其實分別極大），然後混着飯一匙一匙地仔細拌勻，務求每粒米都沾上色彩。在飛機上吃的拌飯既沒有新鮮的菜肉，麴醬更是用牙膏管裝的那種，但米卻是正宗韓國土產，光這一樣整碗飯就活過來了。

韓國人喜歡說自己「以農立國」，至今仍有三百多萬農民，其中大部分種稻。他們代表了韓國那比我們守得還穩的儒家精神，是傳統文化的具體表現。韓國有學生喜歡在大考之前上山到農村裏借宿靜修，吃農民自己種的菜，喝他們自釀的米酒，早上聞雞鳴則起，夜裏再點燈聽蟲唸書。農業不只是經濟，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

漫畫書裏常有苦守祖業的小作坊對抗連鎖大企業的情節，例如壽司小店vs大型迴轉壽司，或者小清酒坊vs大酒商，其實如今的韓國農民也正以相近的姿態對抗跨國農業公司。我看着這些靜坐地上的抗爭者，心裏盼望他們能煮一鍋飯，就像漫畫裏一樣，用一口食物去感動旁觀者和會展中心裏的大人物。如果世界真像漫畫，多好。

梁文道：不是太天真，而是不夠悲觀

【明報-筆陣】政改方案的爭論來到今天，最令人悲傷的不是07、08政制原地踏步，也不是政府不肯再讓步，而是雙普選根本不可能在2017年實現，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普選這天的機會變得非常渺茫。特區政府在周一提出的修訂方案，建議自08年起削減三分之一的委任區議員，到了2011年還要看情是全面取消委任議席，或者拖至2016年才「一個不留」。要知道政府原先拿出來的方案裏面，最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正是這個委任區議會議席。

回歸之後，董建華政府為了要把香港的政制發展弄得符合所謂「循序漸進」原則，硬生生把早就取消了的區議會委任議席重新安插回去，就像逼一個大學生從頭讀小學課本，理由是他忘記了當年健康教育的部分教導。然後又橫刀砍掉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一層實權比立法會還大的民意機構，一方面消減了香港的民主執政成分，另一面製造了香港政治人才發展的斷層。這一切都可說是倒行逆施，全無道理。很多人之所以無法全心信賴今天高調站出來支持民主的陳方安生，原因就是所有這些逆反民主潮流的舉措，正是她在政務司長任內的政府作為。如果她真要獻身民主大業，首先就該為這些往績道歉，或者至少有個說法。

區議會裏有政府委任的議員，其荒謬可嘆之處已有眾多論者說過，不用我贅言，再多的「實踐經驗」也是講不通的(比方說被委任的議員也很賣力，比直選議員還專業云云。這種講法猶如說帝制中國時期也出過不少勤政愛民的好皇帝，所以應該保留君主制)。一直以來，這些議席的存在被認為是中央政府不放心香港人的表現，深怕一旦縮手，沒有自己人支撐，政局就會「大亂」。所以其存續與否，說明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態度。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30多名文化人、評論人與學者近日聯署的聲明，主要針對的就是區議會委任議席。一有委任成分，全盤政改方案可就真是名副其實的倒退了，在現有選舉方式裏加入了最赤裸裸的種票機制，把政府的自己人間接送到議會之中，是「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粥」這句俗話的經典示範。

我們這批人不把普選時間表和現在這份政改方案硬性地直接綑綁起來，與泛民主派議員們的最大分別，不在原則，而在政治判斷。我自己一向認為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不止是香港自己的事，也是中國政府的政改進度表。詳細理由以前在此說過，簡要地講就是「一國兩制」是個有時效性的設計，它最終是要和內地政制融合的。而根據《基本法》，香港卻又終將實現雙普選。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也是一份中國地方政府大動民主手術的時間表。所以我很難相信中央政府可以倉卒地在短短兩個月間，應香港議員們所請，拿出一張涉及它根本權力變化的香港普選時間表。

至於什麼時候才會有這份時間表，這份時間表的日期怎麼訂，則又是另一個政治判斷的問題了。有些人很悲觀，不能想像共產黨願意自行釋放權力；還有些人很樂觀，覺得內地變化一日千里，政治改革已到了不碰不行的關頭(請參見梁啟智先生昨日在本報論壇版發表〈2017中國政改時間表？〉)。但不論你怎麼判斷，政府就政改方案提出的修訂無異說明中央政府這一刻是不打算讓香港在2017年實施雙普選。理由很簡單，連委任區議員這種「最低安全保障」它都要婆婆媽媽地可能拖到2016年才全面撤除，2017年立刻雙普選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2012年普選就更是癡人說夢了。可見這一陣子「中央其實批准定出時間表」、「2012年能夠先選特首」等各種風聲，純係不可靠的煙霧，徒然製造盲目的樂觀情緒，不宜過分聽信。

有些朋友如吳志森兄和馬家輝兄覺得我們這些聯署聲明的「溫和派」太過天真，恕我不能同意。原因是我們的判斷不是基於純粹的理想，而是來自政治的現實，錯就錯在我們還不夠悲觀。

梁文道：記者只是旁觀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過去一個禮拜的世貿報道裏，發生了一場很有意思的爭論。很多追訪示威場面的主流傳媒一次發現有一群「民間記者」擠在他們身邊，有時候拍照錄影，有時候又突然參與遊行喊起口號。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自稱記者可以既參與遊行又同時「客觀地」報道嗎？一般的新聞學訓練很強調傳媒的中立客觀，記者最好是事件的旁觀者，而非介入其中的行動者。

就好像一些動物紀錄片把羚羊和小北極熊拍得非常可愛，在在令觀眾移情動心；但是每當羚羊遇上虎口，白熊病垮在雪地上時，拍攝組還是不動聲色地守在一旁，絲毫沒有施以援手的意思，就這麼看著片子的主角死去。

這個問題可以談得很學術化， 比如說一個不干預被觀察活動的觀察者是否可能，這是量子力學還測不準定理的經典故事。回到現實的例子，就是記者們的存在，會不會影響遊行人群的行動。

很多在中東地區工作過的前線記者都知道，每當自己拿著攝錄機，一些反美示威者就會很有組織地排成扇狀包圍上來，使得畫面上出現一片人頭湧湧群情激動的樣子。實際上整條街可能只有不過十人左右晃來晃去 ，一見記者才開始堆上來又叫又跳，路面的大部分其實是沒甚麼人的。

所以媒體確實很難只是事件的旁觀者，他們還會改變事件的發生形式。以過去幾天反世貿會議的示威為例，大批的現場記者根本就成了示威中的重要角色。

為了防止傷及這批旁觀者，比較激烈的南韓農民要特別撥出人手攔開他們。而當警方施用催淚彈、水砲和胡椒噴霧的時候，記者們還會成了無辜的受害人。

因此我們會看到報紙上有報道說記者們怎麼被襲，警方無區別地使用暴力云云，原本只能是事件描述人的記者頓然成為事件的角色。

梁文道：現實的經濟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這個世界真是有趣，有時候一些過去被人狠批的謬論現在換到了批評者的嘴裏，卻又成了沒有問題的真理了。例如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很愛說一個沒有貿易壁壘和保護政策的世界「最終」會變得更富裕；一個政府不做太多事情的國家就算有暫時的貧富差距，但「最終」還是會讓全體國民受益。如果你拿一些數據和事實出來反駁，說不是吧，在這段政府退縮，壁壘下降的時期裏，會有很多人失業，很多人生活無的。他們往往回應：「短期之內或許會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但『長遠而言』是會變好的」。

現在全球每六秒有一個人餓死，我實在不知道那「長遠而言」「最終」出現的盛世到底是何時？從前共產主義最受抨擊的一點，正是他們總是預許一個最終出現的烏托邦，然而「最終」卻像一個永遠來不了的果陀。每當被人批評經濟表現呆滯，革命暴力太多，信心滿滿的共產主義信徒總會說：「等瞧吧，『長遠而言』，世界是會變得更好的。現在的問題只是革命尚未成功，資本主義國家仍在苟延殘存罷了。」通常這叫做「教條主義」，時髦點的說法是「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意即盲目相信理論，不顧現實。

過去幾天大家都見到了浩蕩的示威場面，知道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的各種爭論，也瞭解到有一種主張叫做「公平貿易」。例如富裕的農業出口大國不能一邊叫窮國開放市場，自己卻大力補貼那些富得流油的農產品企業。表面上看這是最符合常識的交易觀，你出半斤，我給八兩，公平得很。同樣地，世貿的協議也該如此，一條規矩一種原則，要守就大家守，要不跟就大伙都拉倒，誰也不該偷換概念暗渡陳倉。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近年來屢次懷疑「全球化」（準確地說，是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乃主流經濟學家中的異數。他和另一名學者Andrew Charlton的新著《Fair Trade For All》本是呈交給聯合國的報告，最近趕在香港世貿部長級會議之前出版，就是想告訴大家什麼是真正的公平貿易，同時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化。

簡單地說，如果真想解決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如果正面面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經濟學也不能一本通書講到老。貿易是有利於經濟發展，貿易條約也應是公平的，不過公平並不意味所有人得硬性地接受同一項規則。兩位作者舉出東亞和拉丁美洲的例子說明貿易自由化不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國家的干預也不一定導致經濟的衰退。各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皆有不同，產生的困難不一樣，藥方又怎可能只有一道呢？所以公平貿易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公平的起點，能夠應用在富國身上的規定，不必然立刻就能加給還沒有條件的窮國。這當然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公平貿易觀，但卻是看到現實知道短期的清醒態度。

梁文道：搞懂世貿的方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終於，不只有香港人才抱怨香港的媒體了。許多關注世貿的國際網站都開始抨擊本地主流傳媒的偏見與不全面。的確，大家都該問一問自己，這幾天以來，我們可知道會議進展到甚麼程度了嗎？

我們可了解各國部長談出了甚麼，首次與會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們又表達了甚麼意見嗎？如果你只看本地傳媒，特別是中文媒體的話，坦白講你能知道的實在少之又少。

相反地，抗議世貿的遊行示威倒是佔去了更多的篇幅。香港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原來對反世貿人士最有利，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城巿會對這些人比正式會議內容更有興趣了。

當初唐英年力爭香港作東，世貿組織大概沒想到原來這位愛喝紅酒的貴公子居然是個同情貧民的無間道；也沒料到向以沒有國際視野出名不以極富無產階級情感聞世的香港，竟然會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外地的農民和漁民身上。

不過我們還是別會錯意，真以為香港傳媒是站在工農那一面的。我們只是喜歡動作，我們關心韓國農民到底搶了警察多少面盾牌，多於他們平均負債的數字和收入的改變。

不過香港依然是個韓流肆虐的城巿，對南韓的情感十分特殊，以至於世界各地的示威者到了香港好像只剩下南韓農民一種，來自台灣、泰國、印度、歐洲加拿大和玻利維亞的人似乎都去了逛街，影全無。

難得他們不妒忌，還是樂意和南韓農民站在一起，齊聲喊叫步操。

假如你看了這篇文章想自己親身去看一看全相，我建議你不能只是參觀遊行，還得早點去維多利亞公園巡巡各個團體設置的帳篷，看看展覽，聽聽講座，多拿點單張回家細讀。保證你不會在一般報紙上見到面的內容；可是要看示威，起碼也要弄懂是誰在示威，為甚麼而示威吧。你說是嗎？

梁文道：如果．愛風雨蘭

【都市日報-兵器譜】「風雨蘭表面柔弱普通，但她卻能夠經歷風雨，在夏季風雨後的野外燦爛迎風。風雨蘭正反映女性堅韌的生命力，我們相信強暴無損女性的自我價值，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仍然充滿力量和希望。」這是民間組織風雨蘭在服務簡介上的自我介紹。

我沒有見過風雨蘭，亦根本連是否有種植物真的叫做風雨蘭都還未弄得清楚。可是，我仍十分關心風雨蘭如何渡過眼前這次風雨難。

應該說，過去十年八載，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都在風雨難之中。自「四個女人義務出錢自力，自發經營一條24小時強姦熱線」開始，她們便胼手胝足協助受害人渡過難關，讓受害人體會到人間還存溫暖，受過傷仍未損自我價值。協會在五年前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成立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她們作為服務的協調機制，以一站式提供輔導、醫療、法律及其他適切支援，令受害人不用奔走多個政府部門求援，減低重複自己慘痛遭遇而造成的進一步傷害。

這個每年經費220萬的風雨蘭，五年來服務過800名受害人，到了今天，將在12月31日之後就因資助完結而陷入財政危機，甚至有關閉中心的可能。她找來了社聯、社總、社協的支持，也得到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一致通過，要政府撥款支持動議，但政府的態度豈料比大風大雨更傷人。官員遺下的，始終都是冷冷淡淡的一句「會強化現存服務」官腔。

220萬對任何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來說，都是小數；它可能僅僅等同於放一場煙花，或一次甚麼藝術節、體育節和萬人盆菜宴，但偏偏政府就不聞不問，只以「現存服務」來補足遺落的專門服務。為何會如此？

說穿了，都是政府的「綜合化家庭服務政策」在作祟。政府要撐的，不是220萬，而是長官意志濃厚的綜合化服務方針。本來綜合化與專門化是學理上的熱辣議題，各有利弊，但在長官意志下，就成了許勝不許敗的零和遊戲。早前有關閉單親中心而要單親家長受苦，現在又有性暴力的受害人要面對寒冬。

政府的硬心腸，不單是對人、對服務，也是對那些由民間自發的善良力量。

梁文道：再論比較優勢

【都市日報-兵器譜】歷史上當然有很多因為專心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而終於獲利的國家；但是也有很多不管「比較優勢」因而強興的例子，比如我們上次談到美國 。可見「比較優勢」本身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問題不大，但在現實世界面就並非無往不利了。

很多大力支持新自由主義式經濟全球化的人，都是李嘉圖「比較優勢」說的信徒，認為這是千古不易的硬道理。《紐約時報》的當紅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暢銷新著《世界是平的》面倡言：世界已經剷平，競爭無可避免。舉例假設先進的美國有一百人，其中800人從事高階知識工作，20人從事低階勞動；較落後的中國有一千人，頭又有80個是高階知識工作者，卻有920人是低階層勞工。現在經貿自由化了，美國那80個高級人員的競爭是大了，但他們的巿場也變得更大，足足有一千一百人那麼多。

問題是美國那剩下的20個工人要怎麼去和中國的920人搶飯碗呢？弗里曼提出的處方和大多數學者一樣，別指望政府用壁壘保護你，你們應該自己努力變得和那80個高級同胞一樣，也就是所謂的「自我增值」。這種論調背後的假設就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如果是大量的廉價勞工的話，美國人就都應該轉進高端的知識工作，致力於自己的強項。從學理上講這是通的，但現實上那20個人真的能夠成功變身嗎？

他們要用多長的時間去適應？他們的生活在這段調整期會有甚麼變化？又要付出甚麼代價呢？過去十年以來，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這段痛苦的變化歷程。例如南韓自從開放大米巿場以來，它數以十萬計的農民收入頓減，負債劇增，生活陷入絕境。所以他們才要到香港抗議世貿和經濟的全球化。但是經濟學家們坐在書房一算，就發現不對勁。他們問這些農民難道沒有看到韓國地少山多，比較優勢根本就不在種地嗎？要國家保護他們使之不用和美國那機械化的大農場和中南半島的好天氣競爭，豈不太過自私。更何況巿場一開放，韓國全民都能買到更便宜的食物，農夫們堅決抗拒豈不是與所有消費者對立？如何安頓農民們的生計呢？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辦法和弗里曼相同，就是叫他們轉行。韓國的電子工業不是很強勁嗎？他們的文化產業不是正在席捲東亞嗎？

何不棄田而去做個高階知識工人呢？沒錯，農民從有產階級變成工人是會降低收入，很多種田種了半輩子的人一下子大概也無法增值成遊戲軟件設計師。通常在這時候，經濟學家們又會很無奈地告訴你：「這就是殘酷的現實了。」從香港街頭憤怒的韓農身上，我想起內地那八億農民，朱鎔基在中國入世之後表示那是最令他憂心的一群。經濟學家們又會用甚麼樣的術語去向他們描繪現實呢？

梁文道：有好嘢都唔識食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英國靚仔名廚Jamie Oliver今年又出新招，自從招考失學仔把他們訓練成廚房裏的有為青年之後，再往公益明星之路進發，立誓改變英國學童的伙食。

到底英國的學校伙食有多糟？從電視上看來真是壞透了。小學生們的午餐居然天天都是炸薯條和漢堡包；還有一些看起來不像食物，估計主要是由粟米粉構成的油炸化工產品。慘的是那些小孩吃得十分愉快，樂此不疲。簡單地說，英國學校飯堂供應的就是我們口中的「垃圾食品」。還好，家長們另有準備，為子弟精心炮製點心盒。不料這些點心盒一打開，十居其九都是塞滿了錫袋包裝炸薯片和朱古力棒！

Jamie仔知道孩子們每日吃這些食物（如果算是食物的話），不只會在下午過度亢奮一小時後紛紛昏昏欲睡，壞了教室秩序；而且影響下一代的身體健康，大英帝國前途係咁大。Jamie頭髮長長，心地善良，主動發起幾個學區的「吃正餐」運動，多花一點錢，煮更像樣的食物。然後再拿實戰成績給首相看，迫政府把改善學童午餐變成國策。

記錄這個過程的電視節目最後當然是大團圓結局，但絕大部分卻像一部災難片。在Jamie Oliver的指導下，參與實驗計劃的學校炮製了地中海式煎魚片和七種蔬菜熬成的意大利粉醬汁。你一定以為這些學生今鋪真是有口福，莫名其妙就享受到名廚傑作。要知道Jamie Oliver自己的餐廳門庭若市，光是接來自世界各地的訂位電話就接到手軟。

怎料我們在節目裏看到的卻是一個戴眼鏡的小二男生對着餐盤痛哭，說甚麼都不吃。老師和媽媽苦口婆心好不容易勸他吞了一口，那小子立刻臉色發白，連口水一併吐了出來。情形就像你請一個老麥fans去Gaddis，結果他當場「食到嘔」，還大聲喊叫：「我要巨無霸。」一餐下來，七成的美食都給丟到垃圾桶。

鏡頭再轉到廚房，準備食物的「廚娘」（請注意她們不被稱作廚師Chef，而是叫做Kitchen Lady）更是火滾。她們抱怨煮食的過程繁複，工作量大增，連抽口煙的時間都沒有，天天加班還沒加班費，一一大罵Jamie Oliver真是「冇嘢搵嘢嚟搞」。

不管結局如何完美，這個節目最有趣的其實就是這些災難場面十分有顛覆性，它顛覆的就是我們對食物和廚師的一些慣常想法。在大眾媒體和傳統文化的調校之下，我們心裏都有一套食物品味金字塔，覺得每個人如果有辦法的話都會想吃那些塔頂上最有品味的東西，不會有人賤到有Gaddis不吃硬是要吞巨無霸。可是事實上這個金字塔是不存在的，就算有，它也只是某個階層的品味而已，只不過這個階層主導了我們社會的美食觀念罷了。那個四眼仔從最早吃一口菜就嘔到最後甘之如飴，與其說是發現了美食真諦，倒不如說是他的口味被馴化到另一個系統，就像教一個從不吃芝士的人變成藍芝士發燒友一樣。口味不一定有絕對的高下之分。

至於廚師，我就更同情那些煮飯當打工的人了。每個做廚房都立志要像漫畫裏將太那樣，揑個飯糰都要揑個心進去當然好；但純粹把下廚當作賣手機似的另一種工作又有甚麼問題呢？你可以說一頓飯做得好或不好，可是我們實在沒資格要求所有做菜的人都要和食物談戀愛。

梁文道：為了民主 反對世貿（和世界站在一起‧二之二）

【明報-筆陣】如果你曾經為了民主在12月4日遊行，那麼這個周日你也應該為了民主再上街頭，加入南韓農民，加入媒體所說的「暴民之父」荷西波夫(JoseBove)率領的ViaCampesina，加入來自世界各地的百姓人民。因為他們要的正正就是民主。

這個禮拜的各種示威集會絕不只是所謂的恐怖活動，還是一次真正擴展這個亞洲國際都市市民國際視野的良機，讓大家可以密集地在全球人民身上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正在發生什麼事，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不遠千里而來，又是什麼樣的景使他們如此憤怒。

自從西雅圖起義以來，這些五花八門的抗議就被粗率的主流傳媒統稱做「反全球化運動」。原因是包括CNN在內的一眾國際傳媒機構當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會遇上這樣的場面，既不知道他們從哪裏冒出來，也不知道怎樣去歸納那雜多的議題，只好說他們反的是「全球化」。「反全球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是把全球化等同於經濟的全球化，而且還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然後再把世貿看成這股潮流的當然代理，於是反世貿就理所當然地是「反全球化」了。其實西雅圖一役的參與者當時又何嘗不驚訝呢？他們也沒想到一場網上開展的串連，居然會演變成聲勢這麼浩大的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彼此針對的議題或有不同，但卻完全有突破地域界線全球合作的可能。所以他們反的絕對不是全球化(除非你說他們反的是某種特定模式的全球化)，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和推手。

經過幾天雖然來得稍晚，但總比缺席要好的傳媒教育，如今大家都知道南韓農民反對的是歐美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造成不公平的貿易，使得他們生活無。如果從這種要求公平貿易的角度來看，源起於法國的ViaCampesina本來應該是南韓農民的敵人，因為他們主張的是維持貿易壁壘，何這些歐洲農民應該也是歐盟農業補貼政策的受益者。其領導者荷西波夫的「成名作」是在1999年破壞一間法國的麥當勞，並因此入獄。他這麼做的原因是麥當勞用的牛肉是以添加荷爾蒙的飼料生產的，歐盟本來以健康理由拒絕這類牛肉進口，但美國在1996年向世貿控告歐盟歧視他們的牛肉。所以荷西波夫贊成歐洲各國要繼續擁有食品進口把關的權力，一種表面看來違反公平貿易的立場。可是今天的荷西波夫和ViaCampesina除了要維護自己的權益之外，也聲援包括南韓農民在內的全球農戶。所以有此，正是多年來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結果。他們的訴求就是「把食物從世貿中拿掉」，原因是各國有權按其城鄉差距的實、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和人民健康水平自訂食物和農業政策。在這個旗號底下，法國和南韓的農民是可以站在一起的。

關於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和私有化，已經有很多專家學者撰文申論，但是圍繞世貿的另一重大爭論卻值得在此細說，那就是一般百姓到底有沒有權參與世貿在貿易自由化和公共服務私有化等事項上的決定。法國和南韓都各有官方代表參與世貿會議，為什麼他們的農民還要來示威抗議，重申他們的自主權呢？其實這正好指出了當前民主課題的兩個重大危機：一是像世貿這樣的國際組織奪去了許多主權國固有的權力範圍，但又欠缺一個民主和透明的決策架構；二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代議式民主政治本身出了問題。後者需要他日另文再談，我們先把焦點放在前者。

尼格利(AntonioNegri)和哈特(MichaelHardt)合著的《帝國》儘管艱澀深奧，但已被視作所謂「反全球化運動」的聖經，連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都說好看。他們的近著《眾生》(Multitude)針對批評者的詰難，用更清晰流暢的語言去討論「眾生」這個複雜的概念。在這本書裏，他們不只直接點明近年各路國際反抗運動就是「眾生」的範例，還指出「眾生」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不滿自己不被代表(GrievancesofRepresentation)，於是要求更徹底的全球民主。

把這個要求落實在反對世貿的運動上，它體現出來的就是要改變以下狀：

一、整個世貿組織雖以一國一票的部長級會議為最高權力機關，但它的許多決策還是偏向已發展國家和跨國財團；

二、在三權分立成為全球共識的今天，世貿組織卻集「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於一身；

三、世貿的協議能夠凌駕各主權國自己的法律，就算一個民主國家上一屆政府簽訂的協議，下一屆政府也極難因應自己國內最新發展予以推翻修改；

四、世貿專注的是經濟領域，但那班財經官員決定的東西卻可以影響一國的勞工、社會、教育及醫療政策，而這些領域的專職官員卻沒有與會的法定資格。

舉個例子，當某個國家或某家公司挑戰另一個國家的法律違反世貿規定時，世貿會組織一個由3到5人組成的專家小組決定。這個小組的成員全由「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SettlementBody)決定，看的就是他們是不是當行的專業人士。很多企業都能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作證，但是其他環境、人權及公益組織卻連旁聽的機會都沒有。這個小組的決定能夠迫使一個民選政府修改其民意代表訂立的法律，既不周全也沒有透明度可言，而且純由經貿和法律角度出發。某國如果被迫開放基因改造食品進口會不會影響人民健康，某國如果被迫讓郵政和交通全盤私營化會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皆不在其考慮之內，這個小組的成員也沒有理由要向受影響國的公

民負責。

這種缺陷使得世貿備受抨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就在其新著FairTradeForAll裏建議它的決策過程應該更透明更開放，並且讓所有受到某項條約影響的有關領域的官員參與談判。荷西波夫主張另設一個獨立於世貿之外的國際貿易法庭，以獨立解決貿易爭端。近年力主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社會學家大衛赫德(DavidHeld)則認為要放棄主導世貿的「華盛頓共識」，另以一套「社會民主議程」(socialdemocratica-genda)重構世貿組織。當然有更多的示威人士乾脆以癱瘓世貿會議為己任，好讓整個機構不能再運作下去。

回到香港，我們的議會不是純粹民選，政府也不是由普選產生。比起南韓和法國，我們的談判代表更用不向全民負責。所以眼前的怪是政府可以一方面用廣告向大家籠統地宣稱世貿會議可以帶來多少好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大張旗鼓地告訴市民他們打算把什麼條件帶上談判桌；而有關的諮詢更是少得可憐，低調得幾至無聲。比如說關係到全民福祉和生活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其涵蓋領域廣達食水、醫療、教育和郵政；現在政府打算開放哪一個市場給外資，讓哪一種公共服務私營化，有多少市民知道？政府有沒有估算過各種協議帶來的影響？要不要公布？又有沒有公開問過市民的意見呢？

就如前面說過的，現在的政府代表我們去談出來的結果，是將來的民選政府也難以改變的。我們是不是起碼也要問一句：「你們到底在談些什麼？」這甚至不是自由貿易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民主問題。難道直到現在，香港人還不明白自己不是看南韓農民表演的觀眾，而是應該直接介入的主角嗎？

梁文道：比較優勢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九七回歸之後，這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幾乎所有國家都派來了官方代表和游說團，全世界最主要的傳媒也都有龐大的記者團隊尾隨而至；當然，還少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非政府組織及示威人士。

他們來到香港是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爭論的是貿易的問題。大部分香港人不理解的是，貿易到底有甚麼問題呢？香港是世貿組織的始創成員之一，向來被讚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而整個中國不也是從自由貿易之中得到好處嗎？沒有自由貿易，又哪來的「世界工廠」？「和平崛起」又能從何說起呢？就讓我們從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常識說起吧。稍具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比較優勢」這個概念，指的是世界各國都有自己最擅長的本領，都有某方面的經濟優勢。如果國際分工恰當，大家各自發揮所長，則全世界都會得到好處，所有人的生活都將改善。

第一個系統地總結出這個理論的人是大經濟學家李嘉圖。李嘉圖在經典《政治經濟學及租稅原則》中舉過一些很符合十九世紀初葉實況的例子，當時英國各地煤料充沛，都巿人口集中，再加上工業革命之後，蒸汽機的大量使用，使得英國具有它地沒有的優勢，那就是生產棉布的優勢。反觀剛獨立的美國，坐擁大量棉花田，又仍未形成龐大的都巿人口，所以美國最好別碰棉布工業，專心生產棉花原料。根據這種理論，貿易就是大家專心地做好自已的強項，別浪費時間和精力在自己的弱項之上，然後互通有無，就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了。可是理論是離不開歷史的，很多在學校唸經濟學課本的人都忘了當年正是大英帝國如日方中，混合著殖民經濟的資本主義支配全球的年代。他們更不知道這種想法其實早在李嘉圖之前就很流行了，而李嘉圖本人就是個在這套經濟體系獲利甚豐的股票經紀。理論還要受到歷史的考驗。如果美國人當時要是聽信英國人的話，他們早就變成今天專門生產香蕉的瓜地馬拉和生產可可的迦納了。

還好他們沒用，北美的工業家才不理甚麼「優勢」，他們清楚生產棉布的利潤要比種棉花大得多了。美國的獨立和南北戰爭都少不了這批企業家的參與，他們要的是「公平貿易」，才不想只成為英國工業的原料供應者，所以支持獨立；他們既然不種田，所以也用不著農奴，只要自由的勞動力，所以支持解放戰爭。備受歷史考驗的「比較優勢」卻直到今天，還是很多支持自由貿易和世貿組織者的信條。

梁文道：小心暴力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原來和香港一樣，其他主辦跨國大型經貿會議的城市在會前也會有各式各樣的暴力傳媒。比如說加拿大的魁北克，它是二○○一年美洲國家高會的東道主。一個打算和兒子一起去抗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擴大了貧富差距的母親聽到了傳聞：「如果我去魁北克，我兒子會不會被噴灑胡椒？」另一個渥太華的小學老師則說：「我很擔心自由貿易會造成教育民營化，我想去參加魁北克的示威活動，但是安全嗎？」

近年聲名響遍「反全球化運動」的加拿大作家娜歐米．克萊恩（Naomi Klein）不斷跟蹤和參與一場又一場的大型示威集會，持續報道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世貿遇到抵制的詳情。《破窗》（Fences and Windows）是本2002年出版的舊文集了，但它還是能夠起到很大的參考作用，讓我們看到那些「暴亂」的真相，認識那些遊走全世界的「暴徒」到底是誰。

真相其實很簡單，那些千里迢迢繞全球跑的人根本不是暴徒，正正相反，他們才是暴力的受害者。例如有個種油菜的歐洲農夫，他要抗議世貿組織太過保護知識產權，等於向平民橫施暴力。為甚麼？因為「孟山都」公司有架運滿基因改造油菜種子的卡車在經過他的田地時，掉了一些混在他自己的農作物裏。從這個農夫的角度看，這叫做基因污染，改造過的油菜籽污染了他的有機油菜籽。從「孟山都」的觀點來說，農夫透過這批作物賺錢卻是侵害它的專利產權。最後法院接受「孟山都」的說法，這位農夫被控偷竊，要賠兩萬美金。

包括這個農夫在內，來自世界各地懷抱不同目的的人，湊成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運動」。但是所有他們到訪的城市都把這些真正的受害者描述為「暴徒」，而媒體關於他們的暴力傳聞，根據娜歐米．克萊恩，大部份都來自當地保安部門。的確，是有一部份人會用石頭砸麥當勞；但還有更大部份的人只不過是想阻塞交通，靜坐在會場入口，好阻擋會議舉行。但是警方總是分不出暴力和公民抗命，甚至拒絕作出這種區分，把所有用公民抗命方式示威的人都看成「搞事份子」。

於是胡椒噴霧、水炮和塑膠子彈一一登場，於是警方總是先行一步去封鎖示威人士的集會中心不讓他們出門。當然事情怎樣發展下去就不難想像了，雙方的追逐戰正式開打，有人流血，有人被捕。在電視上看到一片煙霧和喧嘩的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把一場運動看成暴亂，而忘卻讓它變成暴亂的往往就是警方。

自從西雅圖之後，各城的保安部門學精了，懂得利用這種媒體造成的印象，先嚇倒所有本來打算參加遊行的人，例如開頭提到的那位母親和老師。不過香港和其他城市還是有分別的，在魁北克那場會議之前，娜歐米．克萊恩和麥克．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等六千多名加拿大作家、學者、法官、律師和演藝人士聯署了一封公開信，警告當地警方不能對示威人士採取警察暴力。

梁文道：招考公務員的學問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近年有股報考公務員熱，位子不多，報名的人數卻是很多。媒體關注之後，順便又揭出了許多問題。比如說有些省市機構擺明要看戶籍，不是本地人不行；有些機關則毫不避忌地把性別和年齡列為條件；而前些年湖南某部門指明報考女性要「雙乳對稱」，更是膾炙人口的一時趣聞。

職場不能存在性別、年齡、外貌、身體條件甚至性傾向的歧視幾成發達地區通例。很多國家的私人機構在招聘員工時甚至不能要求應聘者在申請書上附貼照片，為的就是避免以貌取人，變成外形歧視。

記得好幾年前負責參加一個機構總幹事的招聘工作，與事者對於人選其實早就心中有數，但處理文件的秘書還是把所有報名人的姓名一一隱去，讓我們對著一堆學歷履歷和自述裝模作樣地討論一番，在裡面猜謎似地找出早就屬意的人選。或許有點虛偽，但好歹叫做符合了「程序的公正」。

偏偏在我們這個新興大國的公務員報考制度裡面，所有人家不敢去碰的禁忌我們一一犯足，甚至連有沒有乙型肝炎這種明擺的生理歧視也都列為資格要求。比起私人事業，公營機構更不應該犯這種錯誤。

一般國家如果要推動反歧視政策，除了嚴格立法，往往就從自己做起。若是不想社會上還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先得在招考公務員這關上做足工夫。有時候甚至不能在申報書上印有性別一欄，讓申請者暴露自己到底是男還是女。如今中國講究「和諧社會」，公務部門自己卻大搞歧視，怎能叫人心服?

中國的文官體制歷史悠久，甚至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西方公務員體制之祖英國的先驅，它的特點就在於不論血統出身，只看能力和成就。在社會學創建者之一韋伯的眼中，這種「成就取向」的文官選拔制度甚至是現代社會的標誌。傳統科舉取士，寫寫八股文以論高低，當有可以爭論之處，但它到底還是種能力主導的擇人標準。

不料文官制度起源地現在卻產生了另類唯血統時尚的風氣。史學家許倬雲分析中國王朝時期用考試選拔官員的方法，指出它的政治智慧就是形成了權力的血液循環，把地方精英吸納到中央，再經中央系統地分派到全國各地，不讓國政被某地人士壟斷，也不使地方有獨立於國家趨向。

把這套精神拿到今天來看，也是管用的。某些城市的公務部門如果長期掌握在該地人士之手，某個機構如果有嚴重的男女失衡，豈不是由公權力主動造成了社會分化，讓某類人壟斷權力，同時把某個階層排除在國家機器之外，變成邊緣群體？所以招考公務員絕對是種要有政治智慧的大學問。

梁文道：用民主對抗風險

【都市日報-兵器譜】回顧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技術意外，崩塌的水壩、外洩輻射的核電廠、污染水源的化工排放物……每一回意外都足以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傷和環境破壞，每一回的意外除了人為疏忽之外，也包括了最早開放相關技術時料想不到的結果。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技術風險的受害者都不是透過該等技術得到利益的人，而是被迫要生存在風險旁邊的無辜百姓。

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當年印度波帕爾化工廠的污染事件，從那個工廠賺錢的是遠在美國的一家電池公司，但被污染物毒害的卻是當地平民。同樣的道理，吉化廠的利潤歸於中石油公司，但它爆炸之後受害的則是數以千萬計的松花江流域居民。這些例子說明的就是風險社會中風險分配不平等的狀況。在現代科技成為主要生產力的時代，發明技術和使用技術乃至於藉此獲益的，往往不是承擔技術風險的那一批人，因此就產生了風險社會的階級問題了。前風險社會的低下階級分配到的財富最少，到了風險社會，他們分配到的風險卻是最多的。

要怎麼做才可以改善甚至解決這個問題呢?很多人提出公民的知情權，意思是重大技術危機發生的時候，負責單位要保持最高的透明度，好讓受風險影響的百姓掌握充分資訊，趨吉避凶。但這還只不過是亡羊補牢的作法而已，真正徹底的公民知情權應該要把應用相關技術的早期階段也包括進來。例如一家化工廠的選址、建設和排污標準，都應該在最開頭就讓公民了解，知道它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

再進一步就是，光有知情權還不夠，公民對於技術風險還要有民主地參與決策的權力。

比方說，有公司為了排污和取得水源的便利，因此想把一座化工廠建在河水上游的邊上；它是不是該讓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居民，所有要靠這條河流生活的百姓知道它的計劃呢？它是否應該公布建廠的相關細節，使公民們有機會評估自己生活將要面對的風險呢？

最後，政府是否應該提供一個諮詢平台乃至於決策機制，讓最容易承受風險的一群去對這個計劃說不呢？我們為甚麼要讓一些企業有機會從一種技術上得利，卻要讓另一大批沒辦法在這裡拿到任何好處的人去承擔後果呢？中國早就步進了風險社會，階級問題也不再只限於財富分配，還涉及到風險分配的不均。要建立和諧社會，就得還公民更大的知情權和決策權。

梁文道：陳方安生出來做什麼？

【明報-筆陣】正如蔡子強兄所說的，近日香港政局真可說是「波譎雲詭」，相當耐人尋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四日25萬人爭取普選大遊行之前，先有45條關注組正式組黨，後有陳方安生高調參與遊行，這兩件事對未來的形勢有何影響？二者之間又有沒有聯繫呢？

先談45條關注組在大遊行宣布組黨，從時機上講實在是再對也沒有了。自從「大狀黨」在03年七一大遊行一炮而紅之後，他們可能食髓知味，了解到群眾運動的魅力和造勢的能量，發現遊行原來可以變相地轉換成慶祝組黨的集會。對整個民主運動而言，45條關注組諸君無異於為社會注入了一股形象高潔的清流，可喜可賀。問題只是對於其他民主黨派會不會造成衝擊。

相對而言，45條關注組的弱點之一正是形象太過專業太過高級，略有不食人間煙火之相。且看其公布的成員名單，除了廖銀鳳等少數基層代表之外，恐怕都是平均學歷碩士以上的專業人士。而梁家傑更不諱言在入黨人選的資格上「有要求」，且不忘強調自己「大律師的背景」怎樣影響了理性思維。一不小心，這就容易變成脫離群眾和自高自傲的表現了。試想，如果基層民主派如「阿牛」曾健成等發起大規模入黨運動的話，難道要先考「語文基準試」不成？

好在他們黨團立法會議員裏面還有一向左傾的張超雄，不管這是為了要湊成「關鍵六票」等策略性思維的結果，還是真正的理念相合，到底也是良好信號。兩種情裏面，我寧願相信這是真正的理念同盟，理由是在反對取消遺產稅、爭取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等議題上，「大狀黨」都令人驚喜地站在基層的立場。大概是有了從政經驗，接觸到了香港社會的現實。

因此就意識形態而言，45條關注組有傾向社會民主黨的勢頭，同時保留了精英問政的色彩，可說全方面包抄了民主派第一大黨民主黨的路子。相應於此，民主黨該怎麼走下去呢？論中產，是鬥不過45條關注組的了；社會經濟政策向左傾吧，現在的大狀黨也不讓你專美。最可見的道路是緊抓中國軸線，更往支聯會一翼靠攏，以區別開45條關注組和中央政府「有偈傾」的印象。不過對很多民主黨溫和派來說，這條硬派路線或許是個很不現實愈走愈窄的一條路。分析下來，民主黨實在有被「併吞」的機會，反正「大狀黨」也亟待發展基層黨工和地區網絡，民主黨確是個現成好「獵物」。

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二四大遊行的最大贏家居然是臨時殺出的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說到這位「香港良心」，我在電台主持節目的時候就曾屢次表達相當有保留的看法，現在也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韙，再補充幾句。陳方安生出任高官數十年，從未表達過任何追求民主普選的公開言論，更不用說有什麼實際動作。她「香港良心」地位得以確立的轉捩點是與董建華不合，被迫離職。由於當時的董政權幾成香港公敵，凡是敵人的敵人，自然就是家的朋友了。

這數年來，陳方安生不時發表言論，才逐漸成為追求民主的市民的同路人。直到一二四大遊行，其所至之處莫不人頭洶湧，主辦單位要動用十人結成人圈保護她行進，風頭一時無兩，甚至被封上了「民主之母」的稱號。司徒華先生奮鬥數十年方有今日為人敬仰的地位；李柱銘為了爭取民主四處奔波換回一頭白髮，才被稱為「民主之父」；就算劉慧卿也屢戰街頭博回「街卿」的惡罵；如今陳方安生華服錦衣出來遊行了半截，就成了「民主之母」，豈不划算？如果曾蔭權不競選連任，兩年後跑出來爭取中國普選，大概又是「中國良心」了。

饒是如此，當今的政改死結卻只有陳方安生一人能解。以她的精明智慧，選擇在時節出來用一個「普通市民」的身分參與遊行(請注意03年七一遊行針對的是「國安」法律，這回則純粹是香港人自己爭取普選)，又有風聲早傳又開記者會，被問及是否重返政壇時又答曰「見步行步」，論者普遍以為她志在千里，甚至有問鼎特首寶座的意思。

但這裏的不通之處有二：一、如果陳方安生要選特首，只有政府的政改方案通過才有機會，拿目前800人選委會的結構來看可謂毫無勝算。二、陳方安生參加遊行，高調表態，豈不是與中央「對幹」？沒有北京的祝福，想當特首可不是難上加難？

所以檢視一下當前形勢。從爭取普選的目標來講，香港人要的是清清楚楚的時間表；但從民主派發展壯大的實際角度來看，政府的政改方案則相當有利。所以泛民主派當初爭取的是修改政府方案，不放委任區議員一關。只是後來形勢逼人，一眾泛民議員被架上道德梁山，最後更與25萬人直奔政府總部。在這個局勢底下，沒有統一領導，各自分散的民主派就算想妥協，也沒有哪一派敢先跑出來給石頭砸。除非有一位「共主」或精神導師適時出現。

當今之世，除了陳日君主教以外，還有誰比陳方安生更有道德地位和號召力呢？且看一二四遊行日，她可說是在驗收「市民的支持與愛戴」，聲勢達到頂。如果政府真有第二方案，如果政府真有一套模糊的路線圖並且去掉委任區議員，陳方安生又願意「無奈」地接受的話，恰巧在此時組黨的45條關注組6席議員該怎麼辦？泛民主派又會不會「顧全大局」？

請留意陳方安生只說爭取普選，只說要有時間表，對於方案本身卻沒有表態否定。又如果她只甘於做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甚至「傳奇烈士」的話，遊行當日又何不一遊到底直搗黃龍呢？假如陳方安生真能公開接受修改後的政府方案，不只泛民有了轉圜餘地，她能正式就任「民主之母」；就連中央政府也不得不收這份大人情吧！如此一來，民情的支持有了，政改開拓出來的參選空間有了，就連北京的祝福也都拿到半份。水到渠成，誰曰不宜？

接下來則是考驗曾蔭權真正質素的時候了，不讓步的話不只與民為敵，而且也有違情理；讓步的話則等於為自己增添一位連任勁敵。左右如何，甚難決定。

對中央而言，下一屆特首選舉如有全港取得最高民意支持度的兩個人對決，實在是最佳戲碼，哪怕還有「外國勢力」指手劃腳說你不民主？至於我等上過街流過汗的庶民，唯望各方精英以蒼生為念，但願陳太經過民意感動之後也能真真正正地蛻變為民主女神，不要忘記我們這25萬人的赤子之心。

(原定連載3期的「和世界站在一起」今次暫停，後續，請諒。)

梁文道：風險社會

【都市日報-兵器譜】甚麼最容易引起百姓的恐慌？那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再日常。他們天天呼吸的空氣，每日進食的食物，乃至於身為一種生物所必須仰賴的水源，這一切都不再可靠可信，不能再不加思索地呼吸，不能再不帶疑問地放進嘴裏。

日常生活失衡的可怕尤甚於傳染病的爆發，因為它顛覆了常民生活的基礎，而確保這些基礎可靠乃是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責任。

簡單地說，這是國本所在，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對此掉以輕心，沒有一個政府不心急於致力這種日常生活的可信穩定。

不過，即使是這麼簡單的任務，在我們這個時代也變得非常艱巨了。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把現代社會描繪為一種「風險社會」，意思是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不只成為主要的經濟生產力，還是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骨幹，我們的衣食住行都越來越離不開科技。但是科技就其本質而言總有未知的一面，也總有失控的機會。

當初人類發現煤和石油等地下礦藏可以成為巨大動力的時候，可沒有誰會想到它對空氣的污染竟然可以達到破壞整個生態系統的地步；同樣地，當整個世界的運轉都必須依靠電腦和互聯網，它因中毒而癱瘓乃至於在一瞬間瓦解世界秩序的機會也就更加令人恐懼。

科技的不確定帶來的風險業已成為現代世界的核心問題了。

早期工業時代的政治基本上繞著財富分配的問題轉，政治要解決的就是怎樣公正合理地分配財富，和隨此而來的各種地位福利；大家莫不爭取最大份額的財富，越多越妙。

但是風險社會的政治處理的則是風險分配的問題，所有人對風險的態度是避之則吉，唯恐自己生活的風險太多。與工業時代的財富分配政治一樣，風險社會的風險分配一樣有階級的問題。

梁文道：專輯年代的終結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在納斯達克上市時熱鬧轟動的「中國Google」百度，最近不只股價暴跌，而且還被幾家大唱片公司聯合起訴，說它提供免費音樂的非法鏈接。香港則有業界行會警告網友切莫以身試法，私自下載有版權保障的任何歌曲。與商界知識產權保衛戰這來勢洶洶的第一浪相比，則是幾款推陳出新的MP3繼續賣個熱火朝天，席卷大地，恰成對比。你去問一問那些MP3用家，他們是乖乖回家把一張張CD輸入電腦再轉檔存進MP3里?還是上網直接下載?你再問一問他們下載的地方是哪些合法付費的網站?還是網友們友情交換檔案的俱樂部。

先別討論知識產權這個概念的得與失；也不要去管網友們的花樣是否層出不窮，你兵來我將擋，總之就是拿我沒辦法。我們只要注意一點，就知道唱片工業界這是在垂死掙扎，做大革命前的最後一搏了。那就是電台DJ、職業樂手，甚至唱片公司的自己人，雖然口中義正詞嚴，但私底下非法下載音樂來聽，也都在所多有。連自己人都不一定捧場，口是心非，現在的唱片工業又怎能不是夕陽工業呢?

免費、方便，當然是大家熱衷非法下載音樂的理由。但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整個音樂工業消費者消費模式的轉變，「專輯」(Album)概念的終結了。過去大家習慣了聽唱片是以專輯為單位的，一張唱片十首歌有好有壞，有喜歡的也有不喜歡的，但迫於無奈都得整張專輯買回來，也至少會由頭到尾聽一次。唱片公司和音樂人製作唱片，同樣是以專輯為基本框架。曲詞的編撰，唱片的設計，整體風格和形象的構思，以及包括唱片上市前的巡迴演唱會等各種營銷手段，無一不是圍繞著專輯打轉。甚至音樂人、經紀人工作和休息時段的分配，唱片公司年度季度的生產數量規劃，也都以專輯為單位界定分配。

中國向來都不流行單曲唱片，但就算在單曲傳統源遠流長的歐美，也還是以專輯為唱片生產的主導。單曲往往是用來打響名聲，促銷隨後推出的專輯用的。其實只要稍稍回顧音樂史，不難發現專輯從來就不是「自然正常」的音樂創作和欣賞單位，它純然是二十世紀唱片工業的產物，是一種讓消費者覺得物有所值，讓唱片商成本控制得宜的商業考慮。

梁文道：作家對真實可以不負責任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董啟章最近一口氣出了兩部新著，兩部都是台灣出的，《對角藝術》還是原來連載在香港藝術中心每月通訊《Artslink》上的短篇。有些同代朋友的作品，我特別關心，但極少見面，董啟章是一個，用漫畫和他「對話」的利志達是另一個，我總是自作多情地以為有些我們共同關心的事。我這一代人和以前的香港文人不同，很少聚會，一伙子通宵喝酒聊天的機會，更是絕無僅有；不過我默默閱讀他們的東西，例如董啟章。總有一天我要寫一篇更長的東西去談他，這是我的願望。

《對角藝術》是香港藝術中心老總茹國烈出的點子，邀請小說家董啟章和漫畫家利志達每個月各自創作一件作品，放在它們的節目單上。雖說不用直接和藝術中心發生聯繫，但十二個月的十二篇作品還是多少和藝術中心裏的活動有關。不想再說香港重要作家要靠台灣出版社回流的老話，不過我很好奇台灣的出版社怎麼處理這麼「香港本土」的材料。於是在書背的介紹上讀到這麼一段文字：「董啟章博引文學、戲劇、舞蹈、電影等各種形式，利志達充滿奇思與狂想的插畫，為這個燦爛的交會，帶來更豐富的展現，使讀者的想像立即騰雲駕霧，無限延展。在每一章的開頭，董啟章和栩栩的對話，彷彿一個人的兩面，玲瓏剔透地為讀者提供更多面向的思考與角度」。這是甚麼意思呢？

董啟章的作品一向好說也不好說，因為按照現代文學評論的通例，他的東西似乎可以輕易地套上理論術語，分析拆解一番就告了事；但拆解完成又如何？「提供更多面向的思考與角度」以後又該怎麼辦呢？例如《對角藝術》，其實大可看成十二則藝術評論，用小說寫成的藝術評論和札記。反正董啟章一向喜歡穿透各種文體的虛擬性質，從文字的通質來看，評論、新聞報道甚至公文莫不都是「述」，用小說來擬仿把玩它們又有何不妥？這是稍為認識文學理論的人都知道的。

又如書中主角「栩栩」，名字本身就很懸疑，「栩栩」應該如真，但又不會是真的。作者不斷地述真實生活中的女孩栩栩是個怎麼樣的人，又談起他筆下角色「栩栩」和真正的栩栩有何關係。熟練的讀者自然意會到這真是藝術本質的大問題：藝術的經典定義就是模仿（mimesis），是創作和真實之間的反覆對照。一個小說作家老在作品裏說栩栩這個角色是真有其人的，有任何意義嗎？小說述者宣稱的真實到底有多現實呢？這麼搞下去實在是場很好玩但又無聊的理論遊戲，使大家能夠暢談幾成濫調的後設小說「知識論」。

但《對角藝術》關懷的不是知識論，而是倫理學：當文學藝術的真實都成了虛擬和遊戲，作家和藝術家是不是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呢？真實和謊言的區別還有意思嗎？一切藝術造成的傷害都能用「這只是藝術」去解脫嗎？換句話說，董啟章問的不只是文學和真實「有」甚麼關係，而是文學和真實「該」發生甚麼關係。所以我寧願把《對角藝術》看作一個作者生涯的中途反思：作家的責任到底是甚麼。

梁文道：香港能有兩院制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許多人大力推銷的議會兩院制，其實既不合理也不現實，其中一個原因上回說過，就是現有的立法會功能組別根本不能與人家上議院的貴族相比，不能到了另一個議院就自動過戶成了精英。

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難處，真正的問題是這 種設計會破壞了一國兩制的精髓。甚麼是一個兩制的精髓呢？那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底下，香港可以保持自己的制度50年不變，但是之後它就應該和中國的制度接軌。

換句說話，今天的特首是他日的巿長，現在的立法會就是未來的人大。此所以中方屢次強調香港的事不是香港自己的事，其著眼點在當香港最終得以普選特首和立法會時，全國的巿長和巿人大代表會議直選的日子世應該不遠了。

否則一國兩制為何不是永遠的制度，而要設上五十年的期限呢？簡單地說，香港的政改進程其實也是中國的政改一部分。倡議兩院制的人有沒有想過這點？

若依他們的建議豈非日後全國各地的人大都要搞兩院制？還是五十年後只有香港的人大繼續用兩院分議的制度呢？他們試圖改變的，不只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還是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難怪有傳言說中央不接受這種古怪的主張了。

此外，從世界潮流來看，英聯邦國家的上議院原來就只是個「權力有限公司」，近年還日益遭到削權，理由是上議院議員再怎麼精英，其產生方法到底是不民主的，那些精英們的資格始終也是成疑的。所以現在的英國上議院，除了拖延下院立法議案，以增加公眾討論時間之外，剩下的就只是禮儀性的裝飾功能了。

可見香港一些號稱「親中」實則保守的人力主立法會兩院化，不只不符合香港社會現實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甚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這種主張的真正目的，無非就是想保住既得利益，繼續功能組別這套各別業界和集團的特權壟斷機制罷了。

梁文道：人家都要被燒死了，我們還在看戲（「與全球站在一起」‧二之一）

【明報-筆陣】胡應湘把遊行說成是一種「暴民政治」，立刻就遭到四面扔來的磚頭和石塊，說他侮辱了遊行的意義，也侮辱了香港人。大家都說遊行是一種正常的意見表達方式，又說香港人的示威遊行是世界上最理性最守法的了。這種話我也說過，並且還以張虹導演的《七月》為例。其中一個經典場面就是在第一次七一大遊行的現場，有一條街道上擠滿了人，等待出發的群眾無奈地枯站在警方架起的警戒線後，烈日當空，其苦可想而知，但沒有人願意越雷池半步。終於，有一個男子穿過了繩索向警員的方向邁步，警方緊張起來急忙喝止。原來那個男子只是喝完了飲料，身邊又沒有垃圾桶，所以只好越過警察防線去路口的垃圾桶把空罐丟掉。

這一段影片簡直可以成為香港人的典型形象，講禮貌守秩序，即使是在滿懷怒火要上街宣泄的情底下，即使要苦苦守在道旁頂烈陽幾小時，我們還是記得垃圾要放在垃圾桶裏，為此我們才被迫做了那麼一點違反警方指示的小「壞事」。自從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後，「理性」二字就成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標準自述用語。正如所有研究集體行動的人都知道的，集體行動會賦予參與者一種身分認同感，不僅讓他們更團結，而且還帶來一種更新的集體身分。去過這趟遊行的，大都會同意「我們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心意堅決，但是行動起來很理性」這句話吧。於是「理性」就成了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指標，也成了我們衡量一切遊行是好是壞的標準了。

但是我很少在公開場合提起《七月》這部「直接電影」其實還有另一段令人難忘的畫面。那是同一天遊行的尾聲，一群打鼓載歌載舞的青年離開了預定路線，繼續在大街上蹦跳唱歌。這回警察可不手軟了，一上來馬上抓人。場面頓時混亂起來，你推我撞，「警察打人呀！」、「你冷靜」之聲不絕。結局是一個青年給帶回警署，其他人在外等候。

這群青年的確是走到了不在原定路線的街上，但他們傷害到誰了呢？他們堵塞了交通，打爛了沿街的櫥窗嗎？沒有。他們只是歌唱，只是跳舞。不過，在以機械地叫口號，列隊走路為主流的香港示威文化裏，他們的行為就顯得很不「理性」，很違反我們的集體認同了。其實在這個脈絡底下，香港人所謂的「理性」只不過是守規矩而已。不規則地在街上跑步是不規矩的，所以也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人踩高蹺或者滑板遊行，那當然也是不規矩不理性的。萬一(只是萬一)有人用自焚的方式示威，那自然是理性的反面，是徹底瘋狂的行為了。反過來，我們不知這些人為何示威，也不知他們為什麼要用和我們不同的方式來示威，然後一棍子把他們都打成「反理性」的做法，卻還是很「理性」的。

「南韓農民」這4個字在香港媒體的處理底下，已經成為「自焚」的同義詞了。看過那麼多有關的報道，甚至還有專程去南韓採訪的，就是沒辦法令人搞清楚「全國農民連帶」這個組織抗議的是什麼，和世貿又有何關係，只知道他們有什麼「戰略」，「戰績」又如何輝煌。「全國農民連帶」的代表為此還專程在上個月來香港開了記者招待會，想向香港人解釋他們的苦衷。怎料記者們對彼邦農業的統計數字和農民生活的歷史不大有興趣，倒是在提問時間問人家「你們會不會自焚」，使得南韓農民的代表為之氣結。

誠然，南韓農民的示威活動裏有過自殺的紀錄；我自己也不能認同這種示威方式；但是我們都不能否認自焚是一種世間最悲壯慘烈的示威手段。想想看，一個人要走到何種絕境，要背負了多大的仇恨和屈，要有多大的決心和意志，才能忍受那大火燒遍渾身上下的痛楚，慢慢致死的煎熬？任何有被火燒傷或者熱水燙傷經驗的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所以在人類抗爭的歷史中，自焚永遠是明志和佔據道德高地最有效也最極端的方式。越戰時期那幀自焚僧人於烈焰中靜坐的照片如此震撼人心，使人看後久久不能釋懷，是因為一個自焚的人等於把抗議的對象推到了一個難以自辯的道德困境：人家為了反對你居然連自焚這招都用上了，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因此自焚是種拒絕對話停止溝通的終極抗議，真真正正地毫不理性。但是任何一個正常人看到這種慘烈的場面都不可能無動於中，不可能不同情，更不可能不帶感慨地去輕輕問一聲：「為什麼？」有南韓農民自焚，就是為了讓世人去問「為什麼」，難道世界貿易組織就真的邪惡到這個境地嗎？難道這些農民就真給它逼到無路可走了嗎？為什麼政府宣傳廣告裏「陸叔」陳永陸告訴大家那個使我們「買又抵，錢又賺多」的世貿，竟然值得一個人用最痛苦的方法去結束生命來抗議呢？

看來南韓農民實在不該在香港自焚，因為只有在我們這個舉世最理性的城市裏沒人關心這些問題。除了生意是不是多了，購物的選擇範圍是不是大了之外，我們只關心世貿會議會不會變成一場香港電影式的街頭動作片，而它的高潮又會不會是一場自焚show。

梁文道：甚麼是「兩院制」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有很多人倡導未來的立法會可以採取「兩院制」，也就是仿效英美，把一個有立法功能的議會一切為二，變成上下或參眾兩院。甚麼是兩院制的要義？為甚麼有些人要提倡兩院制呢？香港走兩院制的路又是否合理呢？

將議會一分為二的根本理由是為了分權，怕一個議會的權力太過強大，所以弄兩個議會出來互相制衡，互相平衡。這是近代西方權力觀念的表現，就是權力總是不宜過份集中，最好把它一一細拆，免得太大的權力造成巨大的惡果。

但是搞兩院制還要再進一步追究，那兩個院的權力來自何處？議員們又各自代表了誰。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皆由民選產生，為的是要體現它是一個由50個州組成的「聯邦共和國」，權力既來自全國公民也來自各州的代表。香港那幫鼓吹兩院制的人想的明顯不是這一套。所以再看看以英國為首的上下兩院制度，通常下議院是全民直選產生，上議院則由貴族組成。

這種制度最初是為了反映社會的階層分佈，怕普羅大眾的短期利益追求傷害了全體社會的長期發展，而上流貴族據說比較懂得放長雙眼顧全大局，不會讓下議院搞出來的一些東西輕易通過(例如大派福利的政策)。

這大概就是香港倡議兩院制者心想的東西了。但問題是不論有多麼不民主，英國進得了上議院的冊封貴族(如彭定康)和世襲貴族也確實是「精英」，從退休政客、成功商人到大學者大作家，真是各個行業的頂尖人物都有。反觀香港的精英階層又在哪呢？是大紫荊獎得主？太平紳士？還是現有的功能組別議員呢？

我想那些力主兩院制的傢伙們應該覺得把功能組別挪到上議院就是現成的「貴族院」了。問題首先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就是社會精英嗎？難道有會不開，去開會則不發言的某些議員就是香港的精英？對巿民豎中指的黃宜弘就是我們的貴族？更大的疑惑在於那些功能界別為甚麼就自我等同於香港的精英界別？它們的代表又何以成了社會的賢能呢？是誰去界定精英？又用甚麼標準規定漁農界是很精英賢能的界別，而宗教就不算呢？

梁文道：平行世界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許多衛道之士批評江湖片美化了黑社會，理由就是片子里的主角都是威風八面的正派英雄，很容易讓無知少年心生仰慕效仿之意。其實這些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在於他們的身手不凡以一敵十，也不在於他們都長得帥氣瀟灑(當然?炕A主角可是周潤發和鄭伊健)，而在於他們那麼的堅持。在這個人人唯利是圖，大家爭著上位的年代，竟然還有人以身示範中國文化的傳統美德---對上講忠心，對兄弟講義氣。看江湖片，我們其實都在懷舊，懷念那一去不回的道德價值。故此江湖片不只是教壞年輕人這麼簡單，它甚至還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杜琪峰的《黑社會》被認為是突破傳統，歷來最寫實的江湖片，理由之一就是它顛覆了香港江湖片這種浪漫懷舊的主流方程式。其實有江湖片這種類型電影，就必然有開這種類型玩笑的作品，例如《一個字頭的誕生》和《江湖告急》便是絕妙的示範。但《黑社會》不跟你開玩笑，它擺明車馬要正面面對黑社會，例如杜導演自己最愛說的，片里的人物就跟真實江湖一樣喜歡用刀劈砍，而不是雙槍在手連珠彈發。

《黑社會》最為人談論的，是它沒有忠直重義的正派主角，和氣生財如任達華，到了一個地步還是會突如其來的心狠手辣，絕不留情。因此《黑社會》可以被解讀成現實功利社會的反映，到底我們已經活在一個再也沒有英雄的年代了。電影里古代洪門的入門儀式大談反清復明的精神原則和種種狠毒的戒誓，不只是用來對照如今求財至上的黑社會的諷刺，更是強調歲月變遷的襯托，「反清復明」?清朝都消亡了百年，還復什麼明呢?

但再怎麼寫實現實，《黑社會》還是不能沒有炫技式的風格示範。香港那麼執著沉迷於江湖片，就是因為它的背景雖然是現代，但還是要有超脫現實如舞蹈般的打鬥槍戰和非凡的人物造型，而這正是香港主流商業電影的精髓，極力追求感官上最強烈的刺激，節奏快得讓人不及動腦只能反應。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超現實的片種，卻會讓那麼多的外地觀眾信以為真，讓那麼多人在裡頭發現香港社會的特質。黑社會成為社會的縮影，其中一個原因就像《黑社會》里飾演幫派元老的王天林對警官所說的：「全香港有幾十萬黑社會。」換句話說，黑社會人數眾多，幾乎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有他們的存在，盡管我們自己沒有注意到。黑社會這種規模是很多人相信但又很難證實的迷思，如果這是真的，光按人口比例推算，就有理由認為黑社會的確是大社會的縮影了。

又因為黑社會成員眾多而且似乎無處不在，卻偏偏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可以結識幾個，所以我們總是懷疑他們一定在暗處有自己的規則自己的秩序，而這暗處其實離我們不遠。有光明就有黑暗，黑社會一定就在正常社會的背後運作，難以穿透但又不能盡除。黑社會的現實是日常世界以外的「平行現實」，描寫黑社會的電影則是一種另類的寫實。我們因此樂意相信江湖片是真實香港的折射鏡像，同時又容許它的誇張失真。從這個意義上講，江湖片之於香港，正如科幻片之於好萊塢，看來很不現實，卻又處處和現實發生關係。

梁文道：政治化裝師的內幕工作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Spin doctor近年大行其道，連香港這個小小的「亞洲國際城市」也在醞釀它自己的Spin doctor文化。比如我的朋友劉細良就曾盛傳會被聘至特首辦，出任曾蔭權的「新聞主任」，替「強政勵治」燒上幾把迴旋大火。但是要當Spin doctor，首先得懂得審時度勢。如今政府的傳訊工作把持在一眾公務員新聞官手上，孤身空降不啻墜入地雷陣，恐怕出師未成就先被萬刀插背，死無葬身之地。細良最終沒答應這個職位，反而證明了他果然有當Spin doctor的本領。故此我跟隨他，把Spin doctor譯作「政治化裝師」。

關心英國政壇消息的，當然知道誰是甘寶（Alastair Campbell），首相貝里雅最得力的右手，英國的頭號政治化裝師，他離開政壇前的職務正是唐寧街十號的「傳訊主任」。英國新聞界普遍認為現在的工黨政府基本上是個Spin機器，幾乎所有的政治行動都是從怎樣打形象戰的角度出發，幾乎所有的政策制訂也都是從一開始就想好如何利用傳媒，而甘寶就是這部機器背後的最大動力。

甘寶還沒出書，大家沒辦法一窺其魔法的秘訣，倒是可以先看看其助手蘭斯（Lance Price）這本《政治化裝師日記》（The Spin Doctor's Diary: Inside number 10 with New Labour），據說是英國史上第一本政治化裝師的回憶錄。這本書還未出版，就先在英國引起了一陣小風波。原因是蘭斯身為離任不久的官員，書稿必須送交政府審查，一審之下有些內容就得刪除了。

即使如此，這本書還是汁液豐厚，可讀性極高。比方說貝里雅首次派兵伊拉克，雖然公開說這個決定背後「心情沉重」；但在蘭斯眼中的年輕首相其實有點興奮，覺得派兵海外是個「領導人邁向成熟」的表現。此外，英國的報紙還在本書中注意到原來貝里雅率領的團隊贏得第二次大選之後，竟有工黨官員樂極忘形，在祝捷會當晚於貝里雅辦公室的沙發上幹起事來。可見這本書sexy的程度。

如果你對英國政界內幕不感興趣，只想知道一個政治化裝師該怎樣替政治化裝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這本書會叫你失望。原因正如劉細良在報端一篇明智之作所說的，現代政治化裝師和納粹的宣傳大王戈培爾不同，他工作的環境必定是個成熟的民主體制。誠然，這些Spin doctor 的能量很大，連當年轟動一時的保守黨員國會議員Shaun Woodward過檔工黨一事，竟也是蘭斯一手操辦。但理由不單是主政者有多信任這批心腹，他們又有多能幹；而是影響重大的政治行動必定會經過傳媒達到百姓耳中，百姓或者說選民，則是政府的命根子。因此任何政策或政治活動不得不考慮人民的感受，而人民的感受是可以被傳媒塑造的，所以在民主政治變成（也可以說是「淪為」）「感受政治」的今天，特別需要有這些精通傳媒操弄之術的專家從頭到尾地參與最高決策。

說到尾，香港還用不Spin doctor，我們只要一些在已成的決策上補點公關裝的新聞官就夠了。

梁文道：指揮的作用

【都市日報-兵器譜】柏林愛樂的亞洲之旅浩蕩地結束了，它所到之地，無一不捲起「撲飛」的熱潮。畢竟它是當今世上最高水平的管弦樂團，連許多平常不聽古典音樂的紳士淑女也都想辦法弄張門票進場。

所以我在中場休息的時候，不免聽到一些有趣的對話，比如說有人問他同行的朋友：「其實一個樂團沒有指揮難道就不能演奏了嗎？樂手們不都有樂譜嗎？」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又要看一看當年伯恩斯坦主持的一套音樂入門電視節目就行了。其中一個片段是大師本人在指揮中途放下手站到一旁，沒半晌樂團的拍子就亂成一團了。但是這個問題卻引起我的一些聯想，那就是指揮除了指揮之外，到底還有甚麼功能呢？看這趟柏林愛樂來港的宣傳海報，其常任總指揮西門．歷圖爵士(Sir Simon Rattle)的大頭照總是放在顯眼位置，使他那一頭銀白色蓬鬆亂髮格外耀眼。這種特別強調指揮地位的海報設計，幾乎是所有管弦音樂會宣傳品的定規，可見指揮的一大功能，就是充當他棒下樂團的面孔。

一個樂團的音樂總監或總指揮是一個樂團的代表聲音，即使是柏林愛樂也不例外。歷史上最偉大的指揮之一，福特萬格勒曾經形容柏林愛樂是個「自由的管弦樂共和國」，意思是這個樂團的成員各自擁有極大的權力，而有關樂團的一切大事都要以民主協商或投票的方式決定。

就像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權決定自己的元首一樣，他們的歷任總指揮也是團員像投票選出的。一般樂團的樂手是音樂總監挑選的，但在柏林愛樂，你還得經三分之二的團員同意才能留在這個小共和國。就算是他們這趟東亞六城之行，團員對要去哪一站不去哪一站也有莫大的影響力。但即使是性格獨立得舉世罕見的柏林愛樂，它還是難免地要被一個明星代表。

比如說它前任總指揮卡拉揚，出了名的獨裁者，有樂壇皇帝之稱，動不動就發脾氣丟棒子，不可一世。更要命的是卡拉揚天生有表演慾。一張唱片是他率領柏林愛樂與其他三名大師級音樂家合作，只見那三位大師在唱片封面上掛著老者的微笑對著鏡頭湊在一堆，十分和藹可親；偏偏他一人坐在遠處非常有型地冷著臉作沉思狀。卡拉揚指揮時的柏林愛樂，音質雄渾沉厚，和他君臨天下的架勢十分匹配。

西門．歷圖則不愧是活在二十一世紀的青年新銳，特別和善健談。他老哥在中國三城亮相時穿著唐裝不用說，到了香港的第三天早上還特地去最地道的老派茶樓「蓮香樓」飲茶，並且和一桌老茶客「搭」品茗嘗點心，活生生一個文化大使的模樣。兩晚演出結束後，他知道場外有買不到票的觀眾看大銀幕現場轉播，還跑到外頭和大家打招呼。所到之處有聚光燈照耀，他興奮地用麥克風向大家喊：「我太愛你們了，香港！」指揮的新時代職責原來是公關。

梁文道：懷念胡耀邦

【都市日報-兵器譜】為甚麼有那麼多人懷念胡耀邦呢﹖其實只要翻開中央舉行胡耀邦紀念會同一天的報紙就知道了。

當天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刊載了一則消息，說的是甘肅省玉門市，一個已經破敗的老石油工業基地。這個城市窮到一個地步是連為政府打工的民工們都拿不到工資，政府自己則要向外舉債才能應付開支。

但是儘管玉門市這麼窮，它的市政府還是大舉興建各項「子工程」，例如大型的彩磚鋪設的廣場，豪華但沒有人入住的賓館酒店，無人欣賞而且品味欠佳的公共雕塑，這裏頭的開支高達七億多人民幣(而全城去年的財政收入才不過一億四千萬元)。

各級政府熱衷搞這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早就不是新聞了；但是在胡耀邦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年代，卻絕對是新聞。反過來，胡耀邦在位時已經越來越嚴重的「官倒」，如今卻發展成全面而且深入中國政府骨髓的腐敗。

懷念胡耀邦，人人都說他好話，就為了投射出一個正直清廉的好共產黨員的形象。懷念胡耀邦就是為了批判現在。

這個情形有點像幾年來的「毛澤東熱」，想念老毛不表示毛澤東真的有多好，而是透過美化當年良好的治安(其實是大家都窮，無物可偷)、免費的醫療(其實只不過是些欠缺訓練但下達各處農村的『赤腳醫生』)等等，以表達對如今偷搶不斷，所有公共服務都收費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的不滿。

真要把毛澤東起死回生於地下，再當皇帝一萬年，恐怕沒有誰能受得了。不過，胡耀邦畢竟和老毛不同。就算他不完美，你也很難在他身上找出嚴重的瑕疵，所以要懷念他的理由就格外充分。

比如說同樣是中宣部，今天的主管官員越管越緊，連電視電台主持人說話有「港台腔」都要下指示干涉；然而當年的胡耀邦走馬上任中宣部部長的時候，對部門幹部的訓言卻是「我們的任務是解放思想」。

梁文道：我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明報-筆陣】那位78歲老先生登的廣告，為什麼如此感人？為什麼這麼有號召力？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年紀。回想20年前，他應該是58歲，正值香港社會鬧哄哄地爭取「88直選」。當年反對實施直選普選的，祭出的理由除了是要注重平穩過渡之外，不外乎「香港還沒有普選的條件」、「香港對於何時實施民主還沒有共識」、「普選要循序漸進」，以及「如果搞民主，香港會變成福利主義當道」。20年過去了，那位先生變成了垂暮老人，當年的青壯才俊如李柱銘也已年近七旬，然而我們的爭論內容沒有變過，反對普選的理由也沒有變過。這位老先生如何能不慨嘆一聲「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最近李鵬飛提出、黎智英附和的2012普選立法會和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據說是泛民主派可以接受的下台階。如果這個方案真的奇蹟般得到大家認可並付諸實行的話，我們就可以告訴那位老先生：「是的，你會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只要你能健健康康地活到90歲。」但坦白講，正如我之前在此說過的，香港普選的時間表其實也是中國政改時間表的一部分，要在這一刻有個中央列出的明確普選日期，無異於癡人說夢。

暫且撇開我們控制不了的因素，看看香港社會內部，這麼多年以來使民主討論陷入泥沼的禍首到底是誰呢？當然就是不斷強調福利主義可怕，又不願付出代價參與民主政治遊戲的商界保守勢力；當然就是不停說要創造條件但連要有哪些條件都沒說清楚過，同時又宣稱要尋求共識但本身就是達成共識的最大障礙的保守派了。這些人所說的一切藉口都不堪一擊，也完全沒有學理上的根據；20年前如此，20年後亦然。以「條件說」為例，馬嶽在《民主十問》的文章中所用的比喻甚妙：「等於要小孩在陸上學懂游泳，然後才放他們下水。」有哪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先等到一切條件完備才施行普選的呢？再看所謂的「共識」，什麼叫做共識呢？如果要等全港市民有一致的意見，恐怕直到太陽系滅也等不到了。民主作為一種決策方式，本身就是尋求共識、塑造共識，乃至於在沒有共識時作為解決衝突的手段。說要先有共識才有民主，根本就是倒果為因。

既然不能奢望保守派可為香港民主進程帶來寸進，我們就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一直爭取普選的泛民主派身上了。說到泛民主派，我們先得搞清楚政治家該具備什麼素質。從政者不可沒有理想和信念，否則就只不過是權謀遊戲的人肉機器了；相反地，政治家也不能只是空談「信念倫理」，否則就會變成韋伯口中「沒有政治教養」、「不負責任」的「狂熱騎士」了。如今立法會裏的泛民主派議員挾「爭取07、08普選」的口號上台，他們的理想和信念毋庸置疑。不過要是說到責任，就不得不追究他們了。我們要追究的，是他們可有任何實際可行的方法去爭取07、08普選；如果沒有，如果連他們也接受07、08普選已成幻影的現實，他們有沒有及早向選民報告呢？有沒有提出次佳的目標和方案呢？很可惜，除了湯家驊在政府的政改方案出爐前不久提出過一個方案之外，我們就看不到太多消息了。

再談策略。由於沒有詳實的方案腹稿，沒有鮮明的領導意識，泛民主派先是在董建華下台時不能收割民意，把功勞搶在自己身上；後是在政府方案出台之後沒有議價的平台，使得陳日君主教等人的道德權威成為唯一的主導動力。這叫做沒有領導力量的政治團伙。

泛民主派再走下去，必須在信念倫理之外講究責任倫理，要在外邊道德權威以外尋求自己的主導權，還要在衡量時勢和前瞻政局演變之後定出最好的策略。

現在的時勢是個怎麼樣的狀態呢？與前7 年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中央、特區政府、保守派等連成一線，泛民主派成為當然反對派的局面已經一去不返。如今的情是曾蔭權政府、自由黨和民建聯及其他傳統「親中」勢力各有懷抱；工聯會則與民建聯有漸行漸遠的趨勢，王國興和鄺志堅反對政府的聲勢有時比泛民主派還來得猛烈。在這種局面底下，各股勢力之間的關係已經有了新的界定，其間的動力也與建華七年的時期大有分別。

以這個情考慮目前的政改爭議，最快活的大概就是既不滿泛民主派更恨曾蔭權的保守派了。雖然他們這陣子不在爭議核心，顯得比較低調 (不像董治時期那樣第一時間撲出來護航 )，但其行動能力不可小看。且以「策發會」為例，政府怎能容讓一個最重要的諮詢架構由原定的 100人，經過「自動報名」之後膨脹成 150多人大而無當的口水會呢？更重要的是，這個原來被看作是各派溝通政改時間表的妥協平台，在曾蔭權離港的兩周內，是怎麼形成這麼一份充滿董建華色彩的名單的呢？所以鄭經翰迅雷不及掩耳的辭職實在是他近期少有的聰明舉動，一方面告訴大家他還是個硬氣十足的大班，另一方面似乎也代表了他的老友 曾蔭權宣告態度(別忘了曾蔭權是如何爽快接受了他的辭 職)。簡單地說，我認為現在的策發會不符曾蔭權的原來構思，反映出他還沒有完全掌控政府機器。

因此，泛民主派不得不考慮，就算曾蔭權不至於為了政改失敗而喪失連任的機會，讓梁振英上台接手；日後他的權威受損，傳統保守勢力抬頭之後，自己的相對位置又在哪裏？此外，民主派也要思考政改方案垮台，07、08的選舉方式原地踏步之後，政局又會發生什麼變化？

一、一直以來困擾民主派的接班問題屆時會否更形尖銳？少壯派和第二梯隊到時候可有上位的機會嗎？二、現時強大的民意後盾到時又會不會轉向，反過來指摘泛民主派要為原地踏步負責，使之流失票源呢？民意可是種很飄忽的東西，捉摸不定。我欣賞泛民主派的堅定，但是也不得不為他們日後面對的情憂心，畢竟他們是我們可以寄望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泛民主派必須告訴我們，如果07、08的選舉方式不變，我們是離全面直選更近而非更遠了。要做到這一點，他們不能只是要求政府定時間表，而是要給出自己的時間表；不能只是繼續原來的姿態「爭取」路線圖，而是要畫出自己的路線圖。換句話說，他們不能重蹈覆轍，像去年那樣只有口號沒有策略地要求07、08直選；而是要顯示出我們真有辦法在07、08原地踏步之後，實現2012的普選。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政改方案拉倒以後，該怎麼辦？又或者如果把目標定在2012年普選的話，2007的選舉體制怎麼改變。除了接受或反對政府方案之外，有沒有更能為全面普選鋪路的方法呢？所以，遊行是要去的，但我希望泛民主派的政治家在到了政府總部之後，可以向我們宣布他們的方案。否則不要說那位老先生，連我都要懷疑自己能不能看到普選的一天了。

梁文道：見證一世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上個禮拜過世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是唯一一個我能拿起他的任何一本書，然後從頭到尾好好看完的管理學家，或許正是因為他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管理學家。在企業管理之外，他有更寬闊的社會關懷，更長遠的人文視野。他關心人性，但重點不只是教管理者怎樣透過洞悉人性去謀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反過來讓企業和「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杜拉克發明的用語）成為豐滿人性的工具。

杜拉克之所以成為杜拉克，之所以被稱作「大師中的大師」，之所以能夠一手創立了整個現代管理學，不是因為他有多少實際管理的經驗，更不是因為他年紀輕輕就賺進了第一桶金，而是因為他一生都在學習，從不同的人身上學到了不同的智慧。南方朔在《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這本杜拉克自傳中文版的導言說得對，想要知道杜拉克到底是誰，支撐他各種觀點背後的人文價值又是甚麼，實在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答案了。

縱觀杜拉克一生，出生在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加州，他實在是當之無愧的兩個世界的見證人。在這一個世紀之中，那些教導過他的人的名單開列出來，可真是群星閃耀，從社會經濟史大師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到《時代》雜誌的創辦人盧斯（Henry Luce），再到傳奇性的企業皇帝史隆（Alfred Sloan），莫不是各個領域裏面的頂尖豪傑。光看杜拉克憶述他們，就是一部動人的二十世紀群英譜了。

比如說他八歲那年在一家餐廳裏第一次見到佛洛伊德，和他握手。「後來父母對我說：『你要好好記住這一天，你剛剛遇見的人是奧地利，嗯，或許該說是歐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時該是在大戰結束前，因為聽了這話，我問道：『比皇帝更重要嗎？』父親於是回答：『是的，比皇帝來得重要。』這件事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還記得，即使那時的我只是個小孩子」。

鋼琴大師史納白爾（Artur Schnabel），和說出「媒體即訊息」這句名言的麥克魯漢，在杜拉克筆下也有令人難忘的鮮活形象。這些名字，我懷疑有多少讀管理的人知道，但這還不是成就杜拉克的主要源泉。在《旁觀者》裏面最為奪目的是一些大時代裏的小人物，例如大蕭條時期他在美國移民局碰到的一位職員。那人看了一下杜拉克的稅務紀錄，沒注意到那只是他剛到美國短短數月的收入，就同情起他來了，覺得他工作能力應該不錯，不該賺得這麼少。所以就熱情地拿一份表格給他，勸他立刻申請移民局的職位來當同事，「我們的差事不錯」，其實他自己也才剛找到這份差事。杜拉克知道這個紐約中年漢不曉得自己有博士學位，用不這份工，但在他的心目中這人代表了「羅斯福治下的新政時期，美國沐浴在純真之中」。在那個年代，美國人不嫉妒別人，看到別人成功就高興得宛如自己成功。在那個大蕭條的年代，人們得知有工作機會，會馬上通知另一個人。那個公務員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表徵：對人關懷，熱心助人和勇於行動」。

梁文道：國際級的彭定康

【都市日報-兵器譜】彭定康不只是一個英國人，他還是一種香港社會現象。在香港漫長的殖民歷史裏面，沒有第二個總督能夠像他這樣，走了多年仍然被人懷念，被人關注。

從歐盟走到牛津，他的每個動向都被香港媒體跟蹤報道。幾乎所有評論在談到香港政界領袖言行的時候，都會回憶他當年說過的話搞過的小動作，不自覺地以他為標準來判定怎樣才算是一個優秀的政客。就算死在任上的尤德，也沒得到過這種待遇，被港人不斷追思。愛國志士會說這是香港人奴性未除的證據；反過來，就有人直言不諱地以彭定康比較所有後來者，將他投射成美好印象。

的確，彭定康是一個能言善道、工於心計、長袖善舞的出色政客，但他到底是不是很多人口中的「國際級政治家」呢？

較克林頓、貝理雅，甚至小泉純一郎，其實彭定康還算不上第一流，但他確實是香港史上唯一放眼國際的政治人物。和對現代香港社會影響最大的麥理浩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彭定康的特別之處。麥理浩是典型的英國殖民官，在祖家固然沒有選舉從政的經歷，回國後也別無所圖，香港總督就是他職業生涯的頂峰了。

所以在他告老歸田之後，也沒有甚麼新聞價值值得港人跟進。反觀彭定康，來港之前就是個經歷選舉洗禮的政黨主席，和大部分港督和兩任特首不同，他一開始就是個職業「Politician」。不做港督，他跑去更大的舞台當外交官，甚至還競逐歐盟主席，可見香港只是他從政生涯的中轉站罷了。從這個角度理解，就不難明白彭定康為甚麼如此瀟灑，不懼抗中也要為香港「帶來民主」了。

因為香港只是他的一個舞台，他著眼的是更大的功名成就。身為最後一任港督，他想的不是怎樣為香港回歸之後的民主進程鋪磚，而是如何光榮地撤退。所以他不惜拆掉直通車，使得香港立法會選舉不能再用單議席單議制，也不提前全面直選，但卻以一個短命的民主方案為他贏來「他把民主留給香港」的美名。

他是歷任港督中最擅長和國際媒體打交道的，所以他的一言一行都成功地投向了他心中真正的觀眾—國際政壇。彭定康真正國際級的地方是他行動的尺度，他在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演給全世界看的。要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揮灑，那才是他真正的願望。以前的港督做到港督就很滿足了，後來的特首也不會再往全國政壇的頂峰張望(董建華當政協副主席不算)，這是認識彭定康所有行徑的關鍵。

梁文道：吉祥物的誕生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們要在國際舞台上呈現一個怎麼樣的中國呢？二零零四年的雅典奧運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啟示。它的開幕式備受稱讚，非常有希臘特色，除了傳統戲劇的面具，神話裏的人物和場景，還有代表它航海傳統的水與那著名的藍白二色。

更重要的，是雅典奧組委不只是把自己文化裏的看家本領，一股腦地簡單搬出，而且還運用了最近的舞台工藝技術，和完全現代化的設計轉化。結果整台演出不只不讓人覺得老舊無趣，並且還帶來一種前所未見的驚奇。

反觀張藝謀創作，代表北京奧運預告的閉幕演出，中國是夠中國的了，又是大紅燈籠又是茉莉花，還有京劇跟穿著高叉旗袍的神州美女，但是呈現出來的只能是典型東方主義式的異色中國。

外國人一看就知道這果然是中國，只不過這是他們早就習慣了的陳腐中國。可見「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說起好聽，實行起來卻高難度得要命。既要在國際形象的巿場上亮出中國本色不讓外人看不懂，又不能沿襲既有的老套中國風。對待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我們也應該用這麼高的標準來要求它，問它是否達到這個水平。在我看來，它沒有。

原因之一就像我上次所說，五個福娃太過「中國」，只有部分中國人一看就喜歡，外人則甚至那五種動物邊個打邊個都唔識分。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就是這組吉祥物到底是怎樣設計出來的？其實自去年開始，北京奧組委就向全球公開徵求作品，也組成了評審小組在芸芸參賽者中挑選佳作。光就這點來講，大家近年的表現要比香港好得多。起碼人家常跟得上世界常規。反觀香港，從文化中心到中央圖書館以至於那個「香港飛龍」，不是政府部門自己來，就是閉門造車絕不透明地也毫不專業地選擇設計(飛龍商標就是以前的策略發展委員會選出來的，請問頭有哪一個是內行人？)。可是很多參與過內地這些比賽的香港設計師都知道，這類比賽雖然有大行家做評審，但到了最後拍板的，往往還是一些審美趣味不一定很優秀，官位卻不小的「領導」。

而領導們正好這幾年都相信「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個原則，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特色很輕易就凌駕了設計界的一切其他考慮。北京奧運的吉祥物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弄出來的呢？我們不清楚，因為它的遴選過程太不透明了，不只沒有依期在8月份公佈結果，也沒有在現在展示其他入圍佳作，更談不上公開諮詢了。

梁文道：法國的騷亂 我們的警號

【明報-筆陣】從文化角度去分析時事，不只是簡單的，有時候甚至還是危險的。以近日發生的法國暴亂為例，由於它在媒體上常被定位作「種族暴動」或「移民騷亂」，所以大家就會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種族是什麼種族，那些移民是哪裏來的移民。一見是北非移民，有些評論家就想當然地把它變成「伊斯蘭極端主義陰影的另一次擴張」。其實只要多看幾份報紙多聽幾個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們也不難發現騷亂主角之一的年輕人並不是什麼北非阿拉伯人。雖然他們的祖先大多來自北非，但他們是黑人，不只對伊斯蘭教沒有多少認識，在法國出生的他們往往也只能說法語。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專家習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衝突語言，來理解這場騷動，把它上升到一個玄之又玄的文化層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法蘭西文化，如何與蔓延全球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水火不容﹔而且竟連法國政府的部分官員也戴這種眼鏡，用對付恐怖主義的心態來面對「敵人」。早前法國治安部門聲稱這場騷亂「不排除有組織在幕後操控」，就是在暗示這點，他們的證據是「暴徒」們很會利用手機短訊通訊聯絡。這個判斷和今年夏天中國政府某些官員對反日風潮的看法如出一轍，他們都不懂得在這個流動通訊技術如此發達的年代，搞一場集體運動並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組織去串連煽動。正如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收到的電郵和短訊，難道也是一個幕後黑手在全盤操控的嗎﹖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之流的學者厲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釋變成預言的本事。當他們用文化衝突論去分析國際形勢，而且還受到信任歡迎的時候，結果就會變成真有這麼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國真把它的市郊暴動看成「移民暴動」，甚至「有黑手策劃的宗教文化衝突」，然後順這條思路去解決它的話，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場移民文化之戰了。

回顧這場發起了十多天的騷動，其源頭是兩個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時意外死亡。這兩個年輕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說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但他們還是懼怕警察，因為據說警察常常針對「他們這種人」，猶如我們的警員會截查一些口音衣裝不像「本地人」的傢伙一樣。所以他們在一宗爆竊案現場附近看到警察時轉身就跑，不慎碰到電站觸電身亡。問題是警察為什麼要針對這些年輕人呢﹖這就得從他們聚居的社區說起了。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的法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但又嚴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於是開始從它的北非殖民地輸入移民。這些移民工人對工廠老闆來說別具好處，因為他們畢竟是外來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傳統法國工人階級那樣有加入工會和搞罷工的傳統，聽話得多。為了安置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法國政府在市郊工廠附近興建了大量的cit?晹s(也就是「公共房屋計劃」)，因此形成人工規劃的移民社區，這也就是今天法國市郊暴亂的主戰場了。直至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諾車廠還有八成的工人是這些移民和他們的後代。

法國主要城市的郊區都有這些移民住宅地帶，除了連結市中心的運輸系統，它們沒有太多的公共設施，就連醫院和學校的經費也不足夠。數十年下來，這些社區的房子日久失修，更呈一片破敗景象，所以它們早就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已故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迪爾(Pierre Bourdieu)曾率領一群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大規模的質性研究，探討法國的「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問題，其中不少受難的案例就是來自這些cit?晹s。

經濟發展興旺的時候，問題還沒那麼嚴重﹔不過當法國經濟表現遲緩，右傾政策抬頭，原來的移民就會突然面臨身分降級，變成了二等公民。布迪爾採訪過的一對葡萄牙移民夫婦，尤其能夠說明問題。這對夫婦在1970年代來到法國，男的當建築工人，女的做家務助理(葡萄牙移民亦是法國移民大宗，家庭傭工則是葡裔婦女在法國的熱門工種)，二人克勤克儉，每日工作14小時。多年之後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過不錯的日子。由於丈夫是個很好的足球員，所以公餘還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為工作的關係，也結識了一些對他們友善的法國中產家庭。至此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說﹕「我聽不進半句詆譭法國的話，這是一個團結友愛而且同情窮人的國家。」

但是到了1985年，太太突然中風，丈夫則因工作斷肢，整個經濟的表現則日益差勁。更慘的是他們發現新推出的社會政策對他們十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會保險的覆蓋網下。過去對他們不錯的本地人一一疏遠，沒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這對夫婦開始發現「自己原來還不算法國人」，到處受到白眼。20年後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來的寄生蟲。

這對夫婦的遭遇說明的不是法國文化的虛偽，而是身分問題和階級問題之間的微妙關係。在很多情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沒有什麼不妥，但是當它結合了經濟和階級的變化之後，就會突然成為一個以移民身分標識的問題了。所以法國的市郊暴亂絕不只是「移民騷動」，它還是個錯誤社會政策和經濟轉變的結果。當然，文化不是不重要，身分也不是毫無關係，但它們不是單獨決定一切的因素。正如今天還有很多香港華人嫌棄南亞裔居民，說他們「身上有陣味」，但有多少會說夏利里拉家族大宅旁「有陣味」呢﹖

我們看法國的市郊暴亂不能只是帶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態，還要學回過頭來反思自己。香港所謂的「新移民」問題到底有多少成是「移民」的問題呢﹖內地大城市的外來民工和流動人口愈來愈多，「都是外地人搞砸了北京(或者廣州、深圳)」之類的言論也日益猖獗，法國的現難道不也是中國的警號嗎﹖

梁文道：中國的一定就是世界的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近年非常流行，很多文化人、設計師、企業家甚至內地的官員都把它掛在嘴邊。在創意經濟成為世界經濟成長主要動力，文化產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的今天，品牌和形象的價值舉足輕重。消費者選擇產品的時候最關心的未必是價格廉宜，物品是否完美，而是包裝與設計；企業在市場上和競爭者彼此區別的最佳方法，可能也是自己品牌給人的整體感受。要在中國文化傳統裡面尋找資源，拿出自己的特色去包裝產品，企業甚至整個國家，也實在是有道理的。

但不過，「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實在太過空泛，你既不能在原則上反對它，卻也很難保證它在一切情況下行得通。重點是它執行起來的細節。就以最近推出的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為例，五個福娃裡頭沒有中國人最喜愛的象徵---龍，據說是北京奧組委考慮到龍這種東西在西歐人的傳說里十分恐怖，所以放棄採用。這就是一個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的敏智決定。瞭解中國的象徵不必然全球通行。畢竟奧運吉祥物不是一個中國人自己看了很爽就行的寶貝，它還得是代表北京奧運，與全世界溝通的符號。

這五個分別代表五種中國特色動物，在國內市場上很受歡迎的福娃，雖然在造型上傳承了中國水墨動畫的傳統，可能讓很多國人感到親切可愛，但是作為一種跨文化視覺溝通的符號，它卻有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五個福娃的形體比例和基本輪廓幾乎完全一樣，中國人或許還勉強分辨得出它們的差異，外國人呢?再仔細地看，為了區別開五個福娃的不同，設計者除了用上五種顏色之外，主要的手段就是它們頭部的 裝飾。可是從純粹設計語言的角度去看，這些細部頭飾不僅過於累贅不夠簡潔，而且對於外國人來講一樣無補於事，他們根本難以一眼看出不同的地方。然而，要能在最短的一瞬間捕捉鮮明的印象，正是人們對吉祥物這類象徵符號的基本要求。

我們要在國際舞台上呈現一個怎麼樣的中國呢?2004年的雅典奧運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啟示。它的開幕式備受稱讚，非常有希臘特色，除了傳統戲劇的面具，神話里的人物和場景，還有代表它航海傳統的水與那著名的藍白二色。更重要的是，雅典奧組委不只是把自己文化里的看家本領一股腦地簡單搬出，而且還運用了最新的舞台工藝技術，和完全現代化的設計轉化。結果整台演出不但不讓人覺得老舊無趣，並且還帶來一種前所未見的驚奇。

反觀張藝謀創作，代表北京奧運預告的閉幕演出，中國是夠中國的了，又是大紅燈籠又是茉莉花，還有京劇跟穿著高衩旗袍的神州美女，但是呈現出的只能是典型東方主義式的異色中國。外國人一看就知道這果然是中國，只不過這是他們早就習慣了的「陳腐中國」。可見，「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說起來好聽，實行起來卻高難度得要命。要在國際形象的市場上亮出中國本色不讓外人看不懂，又不能沿襲既有的老套中國風。

對待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我們也應該用這麼高的標準來要求它，問它是否達到了這個水平。

梁文道：藥廠不是慈善機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使全球陷入恐慌的禽流感，大概只能使一群人感到快樂，那就是特效藥「特敏福」的生產商瑞士羅氏藥廠的股東了。大家都在爭相訂購這種藥，希望存夠自己國家需要的數量，羅氏的股價又怎能不節節上升呢？問題是它的生產能力跟不上市場的需要，「特敏福」供不應求；而見它的價格太高，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負擔不起。所以壓力就來了。很多政府和國際組織紛紛要求羅氏讓出它的專利權及配方，好叫人家自己生產。

所以我這次要介紹一本老書，2001年出版的《Prescription Games》，台灣的中譯本叫做《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作者是有名的探究型記者傑佛瑞．羅賓森（Jeffrey Robinson）。這本書一開頭就講了一個小故事，說明了全書主旨：藥廠與人命的衝突。故事的主角是布蘭達，她在三十一歲那年發現自己患了卵巢癌，如果她能服用必治妥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的出品「紫杉醇」，她就可以活多一年以上，剛夠她看到自己獨生女的首次聖餐禮。這可是她的心願，可惜無法達成，她沒能挨到那時候就斷氣了。因為這種使得必治妥一年可以賺上十二多億美金的藥太貴了，每三個禮拜就要兩千三百美金，而布蘭達可不是一個有錢人。

為甚麼有些藥要這麼昂貴呢？《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的書名已經暗示了答案。因為藥廠開發新藥的成本非常非常地高，往往要成千上百的專家花好幾年在數千種分子中把真正有用可用的找出來，這還得包括失敗的風險。所以藥界的一句名言是：「我們算出的藥每粒成本不到一毛錢，但為了那第一顆卻得花上好幾億」。傑佛瑞．羅賓森在這本書裏提供大量資料，為的就是否定這種說法。他認為先不管這些藥的基礎開發依賴的其實是公帑資助的大學科研機構，光是藥廠營銷就佔去了成本的一大截了。更重要的是，藥廠總傾向隱瞞研發產品的真正成本，它們根本在謀取暴利，代價是無數百姓的生命。

根據常識，消費者是有選擇的。但是「處方藥物」這類產品的特色是你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能醫治你身體毛病的藥來去只有幾種，一般病人也很難和醫生就其處方討價還價。同樣根據常識，產品價格沒有高得不合理這回事，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是市場決定，如果某項產品太貴，其他競爭者就會推出廉價的同類產品。但是藥商這一行很特別，絕大多數的藥商都只專注某一領域的產品，以確保自己對某種疾病的壟斷，使其他同行難以踏足。何況這行的成本門檻相當高，不是任何人都可輕易加入的。當然也不能忘記專利權，世貿規定了藥品專利保護權的標準年期是二十年。換句話說，如果布蘭達多活十幾二十年，或許就能等到她買得起的「紫杉醇」了。

聽說羅氏已經和幾家藥廠談妥條件，讓他們也能生產「特敏福」。希望這不是壓力之下的妥協，也希望羅氏收的價格夠高。畢竟藥廠不是善堂，它是企業。禽流感能殺幾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說的：「企業唯一的責任是為股東謀求最大利潤」。如果羅氏的股東沒死在禽流感手上的話。

梁文道：看清女主播

【明報-文學館】新聞主播這種行業，有人以為是份優差，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天天有出鏡機會，幾乎就是一種嚴肅點的娛樂事業；又有人認為那種只有軀殼沒有靈魂的工作，腦子裏不需要任何見解，只要有副伶俐清脆的口齒，準確當部人肉讀稿機就行了。

還有什麼行業能像新聞主播這般，讓一些人極度艷羨的同時，卻讓另一些人鄙夷厭棄？還有什麼行業可以像新聞主播這樣，是我們日日相見的熟悉面孔，但對他們的工作過程卻一無所知？

因為工作的緣故，我這些年來老要跟一群主播混在一起。親眼看一個個平凡不過的鄰家女孩帶一張雙眼浮腫未退的臉，怎樣在一小時內變成一位鏡頭前自信飽滿的亮麗女子。所以每當有朋友大膽地託我向他們心目中的女神致意，甚至送上一些小禮物的時候，我心裏總會呤叨：「呀？什麼？居然崇拜這麼一個小丫頭！」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英雄見慣亦平常。

我更常看到的，是在張堆滿報紙和文件的桌子上，一個帥氣的男子或一位可愛的女人正在神色緊張地埋頭苦幹，手上一枝筆又塗又畫，偶而還打轉，把我本來打算要再看上幾眼的材料變成一份難以卒讀的塗鴉。所以每逢有人當面批評我的同事只不過是花瓶的時候，我都會有點生氣。花瓶？你以為做花瓶容易？最起碼我就當不成。更何他們根本不是花瓶，而是百般鍛鑄才塑造出來的陶藝。看他們下的苦功，我有時候也不免會想，自己評論人的位置大概不會坐得太久了。

不是花瓶

我早就知道張宏艷寫書的打算了，但讀完書稿之後還是要說這真是意料之外的好書，正如主播總是你意料之外的職業一樣。她寫了一本指南，所有想當主播的年輕人可以拿來當參考教材；她也寫了一部行業內幕揭密，讓所有對主播好奇、崇拜又或者不屑的人，真真正正地觸摸到這些我天天要和他們打交道的人。在實用的資訊和有趣的個人故事之間，張宏艷找到了對稱的比例，不動聲色地把它們編在一起。為什麼她要跟我說她是一個寫作的外行人呢？難道又是主播騙人的技倆，想把我拿筆討飯的活兒都幹掉？

《再見女主播---離開，是為了回來的風景》

作者：張宏艷

出版：天窗/香港

梁文道：法國貧民窟

【都市日報-兵器譜】法國內政部長薩高錫(Nicolas Sarkozy)公開宣稱，對付巴黎近郊的暴動，就要像「清除貧民窟裡的人渣」一樣。結果正如他的政敵，總統希拉克和總理韋勒平所料，對整個形勢沒有半分好處，只有火上澆油之功。反正薩高錫這個強硬右派做到了可能正躲在暗處偷笑的政敵們希望他做的事，把事情搞得更糟，好證明他果然無能，不是下一屆總統的材料。

但有一點是薩高錫說對的，那個暴動的原發點的的確確是貧民窟；而且在很多右傾的法國白人心目中，那裡頭的居民也確實是「人渣」。這類法文叫做cites的集合住宅區包圍在巴黎和里昂等大城市的外圍，粗製濫造的房子日久失修，街道骯髒街景破敗。住在那裡的絕大部分是北非阿拉伯裔居民，也有少部分黑人，教育程度偏低，就業情況很差，更有些上年紀的根本是文盲。問題是為甚麼在世界八大工業國之一的法國，會有這樣的社區？

會有這樣的國民？故事要從二戰結束開始講起。話說當年因為戰亂，男性勞動力奇缺，法國放開了前北非殖民地的殖民政策，讓這些想過好日子的百姓來殖民宗主國補充體力勞動工作。

政府不大想讓他們混合進法蘭西光輝大城的人口之中，於是在市郊安置他們。與此同時，在移民之中，工廠老闆又尤其喜歡聘請不識字的工人，免得他們太有知識，會搞工會懂得罷工。於是開展了一整代北非貧苦移民集聚這些安置區的歷史。下一波移民，則是所謂的「哈吉人」(Harkis)，他們曾經是法國在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忠實夥伴。

在「阿爾及利亞之戰」結束，法軍撤出的時候，他們被留在當地，任由新興民族主義政權當作「法奸」屠戮。大約有十萬之數的哈吉人有幸逃到「祖家」，等著他們的不是法蘭西國民的榮譽，卻是集中營。多年之後，懷著仇恨之心的哈吉人也住進了政府為他們北非同胞準備的cites。

軟性的種族隔離加上人為的貧困環境，即使隔了這麼多年，依然使這些地帶成為罪惡與暴動的源泉。歷屆政府不斷強調要改善這些地區，融合這些地方的次等公民，往往到頭來也是口惠而實不至。為甚麼這裡依然是貧民窟，住著白人心目中的「人渣」，豈不正是法國政府的責任？

梁文道：愛你但是搶你錢

【都市日報-兵器譜】隔岸觀火，看台灣TVBS的爭論讓人看得有點模糊。因為它把1.TVBS電視節目揭發出來的民進黨政府與高雄捷運公司之間的權錢交易，和2.TVBS是否違反了台灣的法律，乃一家外資控制的衛星電視，完全混在了一起。

之所以如此，所以正好在TVBS的皇牌節目「2001全民開講」揭醜揭得不亦樂乎之際，台灣的新聞局又恰巧發現了TVBS的股權結構有問題，全是來自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這幾年來不斷把玩的邏輯。這個邏輯是這樣的：阿扁和泛綠都是真正的台灣人，他們無論做甚麼也全是出自一顆愛台灣的心。至於那些批評他們反對他們的人則一定是不愛台灣的。

他們之所以不愛台灣，是因為他們不是台灣人，他們要不是大陸人，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這套邏輯以「愛/不愛台灣」為核心去區分「自己人」和「外人」，歷年來幾乎戰無不勝。就算發生了陳水扁身中「神奇子彈」這般大事，泛綠陣營還是可以把所有批評他們懷疑他們的人都說成是不愛台灣、別有用心的人。這種邏輯在我們香港人看來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只要把「愛台灣」換成「愛國」就行了。

只不過在香港不大行得通的這一套到了民進黨的手上，可就真是太過得心應手了，而且屢試屢靈，所以當TVBS揭出了「高捷案」的黑幕之後，他們才會幾近本能地作出反應，第一時間又把TVBS說成是香港資本的公司，進而指出港資即是中資，中資就是紅資。故此TVBS對政府的所有批評都是一種外人不愛台灣的表現，是一種想弄垮真正愛台灣政黨的惡毒攻擊。這種「愛台灣邏輯」和所有政府發動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樣，都是一種可以掩飾自己腐敗無能的說詞，都是訴諸一種未經反思幾近盲目的民粹感情。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實際政績可以驗證，民進黨政府的腐敗不比當年老朽的國民黨更好，但它決策和施政的能力肯定比國民黨更糟。因此台灣最近才會出了這麼一句順口溜：「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民進黨是外行政權」。

當越來越多的百姓成為民進黨政府的受害者，甚至連它許多傳統的支持者都開始怨聲載道的時候，民粹感情的最大基礎也就不再可靠，逐塊動搖了。所以泛綠這回再祭出「愛台灣邏輯」，效果就大打折扣，聯署支持TVBS的人數一直上升，加入批判這個「紅色資本」傳媒的隊伍卻零零落落，畢竟，如果一個人天天想方設法巧取豪奪你的財產，就算他再怎麼深情款款地說愛你，你也不會相信吧。

梁文道：禽流感：香港準備好了，中國呢？

【明報-港聞】11月6日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報道了一件有關禽流感的小插曲，一樁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但卻非常可怕的悲劇。今年夏天，在柬埔寨的一條村落裏，死了一整群的雞，有些村民慌忙把發病的孩子送到診所，結果證明只是普通的流感。但是也有些村民認為這場怪病來自一個八年前嫁到這個村子裏的婦人，他們覺得她是個巫婆。於是在某一天的下午，一個男人趁她在林間的空地上生火煮飯時用彎刀割斷了她的喉嚨。這個男人被警方逮捕了，但是總共籌集了30美元聘請他下手的村民則不被牽連，他們事後還對記者說：「自從那個女人死了之後，大家的健康情好多了。」如果這是種可怕的迷信的話，更可怕的是那些診斷家長帶來的小孩的醫護人員，他們之中有些人不只未經專門訓練，而且根本是文盲。

相比之下，香港的情當然好多了。這不是諷刺，這是真話。10月12日那天曾蔭權頒布了施政報告，正好同日我在此發表了「預備災難的降臨」，質疑政府有沒有做好禽流感爆發的準備。當天下午曾蔭權向我們一眾評論人解說施政報告重點時回答了我的疑問：「我們早就做好了全盤準備，即使不算完美，在亞洲各地之中也算最好。甚至連燒屍體用的焚化爐夠不夠也都想到了，只是我們不想引起公眾恐慌」。

果然在接下來的幾周之間，大家都看到當局正不斷地發放有關信息。從這些信息裏面，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正面的觀察：一、政府沒有因為害怕公眾恐慌而停止發布它們的預備方案，這絕對有助於提高市民警覺，更能增加大家對政府指揮能力的信心。管理即將到來的天災，如何一方面讓香港人像日本人預備地震般地預備瘟疫，但另一方面又不致於麻痺，需要很高明的信息溝通技巧。從這些資訊間歇有序的發放情看來，政府暫時做得不錯。

二、我們又從這批信息裏面得知政府已經和國泰航空和匯豐銀行等大機構做過簡報，這也是非常正確的方向。因為我們面對的瘟疫規模之大可能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一旦爆發，持續的時間可以長達一年以上；所以一切預備方案不能只是局限在來不來得及開發疫苗和特效藥儲備夠不夠等醫療範疇，更應該考慮如何讓社會繼續運作，市民繼續生活。故此政府與各種大型公私機構作好應變措施，是絕對必要的。眼下的問題是如何把一套瘟疫期間的生活指南發放到每一個市民手中，以及盡快檢討目前的法律是否完備得足以使政府採取有效的緊急手段。

然而令人備感無奈的是禽流感絕非一種我們關起門來就能解決的本地問題。早在19世紀中葉霍亂肆虐歐洲的時期，各國政府就已經首次把健康事務提升到了外交層面，知道傳染病是不受人為國界阻撓的。到了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疾病就更加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的核心問題了。香港再富裕再先進，柬埔寨的貧困落後還是有機會引發一場我們逃不掉的海嘯。再也沒有比禽流感更好的例子，能夠說明為什麼疾病和貧窮有關，而全球資源分配的不均又為什麼會讓所有人受害。

比起柬埔寨，更讓香港人憂心的當然是中國。最近湖南發生的三宗死亡案例雖然還不能證實是來自H5N1，但當局出爾反爾的資訊發布和世衛的保留態度，都叫人對中國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大打折扣。更荒謬的是根據《明報》的報道，湘潭市第一人民醫院坦言自己沒有能力對疑似病症作初步檢測，甚至還有醫生不知道什麼叫做「特敏福」(Tamiflu，內地譯為「達菲」)，反過來教人服用「板藍根」。

有些論者就此批評中國政府透明度低，防疫力度不夠，其實這還不算搔癢處。因為就算衛生部再怎麼三申五令各級不得延誤或瞞報疫情，再怎麼像搞一場運動似的擴大宣傳層面，中國都未必可以達到大家心目中的標準。禽流感這回衝擊到的絕不只是衛生部門和醫療體系，而是整個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根本性質。

在早前的「孔雀石綠」事件裏，香港人都領教到了中國「條塊管理」的毛病，中央政府無法確切把握基層情的弊處。現在我們憑什麼保證某個縣發生了大量家禽死亡的事例，中央部門一定能在第一時間接獲報告？我們又如何肯定部分地方官員敢於冒經濟受損的風險，狠下決心依照指示撲殺農場裏的動物呢？反過來問，為什麼北京衛生部裏無人不知的「特敏福」，一個湖南的醫生居然連聽都沒聽過呢？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就徹底走樣或者無法執行，是這十年來中國政府最大的問題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禽流感將是這兩年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最大挑戰。

正如之前所說的，禽流感不只是內政問題，而且是個全球危機。它之所以是「全球」而非「國際」，乃因和環境污染、金融秩序等問題一樣，它不是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處理得了的事，還要涉及諸如世界衛生組織之類的全球治理機構。傳統的國際問題在尊重各國主權和疆土的前提下，是問題外交層面的事情，要靠外交官員費心，與各國內政無關。但像禽流感這類全球危機，沒有人能夠等到外交部掌握充分情之後，再透過其他外交機構知會大家；它需要的是原屬主權內政範圍的衛生部門直接地與其他地區的衛生系統達成橫向連繫，共同協作。在更緊急的情下，甚至要讓國外官方和民間的機構直接介入最前線的基層地區。簡單地說，面對禽流感這種全球事務，傳統政府內政和外交的分工必須更有彈性，甚至有範疇重組的必要，讓地方層級的政府單位都成為對外開放的接口。

以目前的情勢看來，中國政府的體制恐怕還沒有這麼開放的彈性，世衛在發表評論的時候也小心翼翼唯恐傷害到中國的主權和自尊。再加上中央對地區的掌控程度存疑，中國處理禽流感爆發的能力實在不容樂觀。到了這個關頭，我想香港人一定更能體會「中國好，香港好」的道理。

梁文道：TVBS到底出了甚麼事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理性點看，最近在台灣吵得鬧哄哄的TVBS事件，其實可以分成兩組互不相干的爭論：

1.前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到底有沒有捲入高雄捷運舞弊案，陳水扁對此又是否知情﹖正在興建中的高雄捷運爆發了泰籍勞工大罷工的騷亂之後，台灣TVBS的時事節目《2001全民開講》開始調查事件的來龍去脈，發現當年台灣失業率高升，政府卻極不尋常地為了高雄捷運工程放寬了輸入外勞的管制，目標人物直指阿扁親信陳哲男與「高捷」的負責人陳敏賢，懷疑他們私下權錢交易，影響了政府決策，讓「高捷」可以降低勞工成本大賺其錢。

2.TVBS到底是不是一家「外資」公司，它的股權結構又是否違反了台灣的「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的「外國人不得持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呢﹖

這類法例是很多國家都有的常見法規，目的是保護本地的媒體產業和文化，不要讓外地企業過度地影響了自己的文化及產業環境。現在的問題是持有TVBS53%股權的公司「東方彩視」，雖然是香港TVB主席邵逸夫投資開設的，但卻實實在在是在台灣登記成立的。

那它到底是「外資」還是「台資」呢﹖但是這兩組爭論現在卻完全被混成同一碼事，為什麼﹖那就是「時機」的作用了。當台灣媒體被TVBS的《2001全民開講》掀起的第一組爭論搞得非常興奮，全力追查「高捷案」背後的黑幕，一波又一波地衝擊陳水扁的民進黨政府，使他們的誠信降到歷史新低點的時候；民進黨政府的新聞局卻及時地發現TVBS的股權原來有問題，結果就引起了第二組爭論。

一時之間，民進黨與泛綠陣營不斷反過來挑戰TVBS，製造輿論指它死咬「高捷案」不放的原因是拿了邵逸夫的錢，為特區主人中共服務，為求打垮阿扁政府。

梁文道：世界不再無聊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談新進青年藝術家白雙全的作品集《單身看》之前，先讓我憶述一段差不多發生在七年前的小故事。那時候在北京認識了一個文化官員，他請我們幾個香港文化圈裏的朋友吃飯，酒菜滿桌相談甚歡，自是不在話下。宴畢，我順口提起：「最近北京出了不少裝置藝術家，有的還真不錯」。那位官員很順口地答：「是啊，北京這幾年地產旺，有很多樓盤」。很明顯，他以為裝置藝術是種裝修房屋的藝術。

又是和一個管文化的官員吃飯，時間是去年夏天了，我向他打聽中國官方對行為藝術的看法。這一位似乎很在行，一開口就是「你是說『搞行為』的那夥人嗎？」「現在可老實多了，不再弄那套吃死嬰和拿刀割自己的玩意兒了」。的確，有兩年「搞行為的」不流點血不灑點尿不宰頭畜牲甚麼的，還真不算藝術。

但行為藝術又何必一定要弄得這麼聳人聽聞，引來一批嗜血的記者呢？其實你可以像行為藝術之父卡普羅（Allan Kaprow）那樣，自己一個人靜靜地不動聲色，每天打一個電話給陌生人，紀錄他的反應，從另一個角度去收集和認識社會人群的另一面。無聊嗎？或許。白雙全做的就是這麼無聊的事，而且持續不斷地天天做，因此成了一個很努力的奇人，而《單身看》是他幾年來無聊行為的奇妙紀錄。

例如在二十五張二十元鈔票上印了「白雙全用」的記號，然後分批花掉，看看它們有一天會不會回到自己手中。他還有些作品其實甚麼都不用做，比方說在超市買半個西瓜回來，這樣子就等於和另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家分享一整個西瓜了。白雙全對這類在大眾社會中偶然隨機地與陌生人發生關係，和日常生活裏因為突發奇想造成的神秘體驗特別有興趣，所以他的作品總讓人覺得他是個滿腦子怪點子的人（難怪他自稱是「概念藝術家」）。

不過，無論是概念藝術，行為藝術，還是我比較喜歡的「展演」（Performance）這個名詞也好，這類藝術的紀錄總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們最有趣的時候往往終結在完成的那一刻，事後看照片看錄像甚至成為書本文字，總是有點像從屍體之中找活人的姿態，非常無奈。除非它們的紀錄本身就有力量，猶如吸血僵屍不只死而不僵，還要比活的時候更具魅力。我想起一個「質地」與白雙全接近的蘇格蘭藝術家Douglas Gordon，他有個叫做《名單》的作品，把他每天接觸到的人的名字一一列出。十幾年之功都貼在展館裏，氣勢實在憾人。好玩的是認識他的人都不自覺地在牆上面找自己的名字，看看自己出現了幾回；不認識他的人都有衝動回去也來做張表，數數看自己一年會聯絡多少個人。然後你會想到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名單。

至於《單身看》這本書，不只是死作品的結集，還是活念頭的來源。你會在裏面得到很多無聊的靈感，幫你長出另一隻眼睛看到你以前看不到的世界。

梁文道：政府建築應該長成什麼樣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官府應該比民居大，這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更是王朝時期權力崇拜的思想遺緒。所以清朝規模最龐大的建築群就是紫禁城，因為那是一切權力的終極來源，天子皇帝居住辦公的地方。只是沒想到時至今日，有些地方仍然擺脫不了這種要在建築物上體現政府無上權威的習性，於是建起一片片高聳雄偉的政府辦公大樓。

前一陣子重慶有鎮級政府雖然處於貧困地區，雖然財政連年赤字，但還是投下了巨資蓋了一座小天安門，就是這種權力崇拜的體現。其實除了這個惡名昭彰，惹來罵聲一片的經典例子之外，我也曾在其它一些地區親眼見過本來只該在國際級都會出現的玻璃幕牆大樓，立在一堆狹小的三層樓房之間的廣場上，周邊還有農民趕著驢車，十分不協調，而這座建築物，當然是某縣政府大樓。

面對這等情況，我們常常指責部分地方官員浪費公款，沒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用在最該用的地方上，卻很少去談一座政府辦公樓應該建成什麼模樣。其實官方建築物的形式材質的確應該和它的權力構成一種表現和被表現的關係，就像體量龐大的故宮表現了無上的皇權一樣。問題是在暢導民主與法制的今天，在所有政府都會強調自己的權力來自人民，施政過程要透明公開的這個時代，政府建築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

傳統的政府辦公樓總喜歡把主要的大門入口設在一個高高的平台上，再以一段長長的寬大階梯連接路面。這種設計引起的效果是進入建築物的市民首先要仰視正門，然後再朝聖般地拾階而上，讓你還沒進門，就先產生一種官威難測的感覺。但若看看近幾十年來歐美新建的政府建築，你就會發現這種入口設計已經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寬闊的地面大堂，使百姓可以從路面方便地直走進去，甚至把那個大堂當成可坐可游的公共空間。這種構思體現的是政府與人民平起平坐，政府建築屬於全體公民的意識。

必成新世紀經典的德國國會大樓改造工程，是大師諾曼‧福斯特的手筆。他在原有的古典主義建築上開了一個天井，再加建一個能夠登上去的玻璃圓頂，讓國民和遊客可以在上頭居高臨下地觀察國會開會的情況。其用意之一是要透明地展現國會議員的工作，以示議員權力來自人民，因此要向公眾負責；其二是彰顯出人民在上，議員和內閣在下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人不可以貌相，但一個政府對自己權力性質的理解，有時卻可以從它的建築看得出來。

梁文道：Jim Crow

【都市日報-兵器譜】被譽為美國民權運動之母的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上週去世了，她的遺體在本週一還被特別奉進華盛頓國會大樓的圓形大廳，這可是只有林肯和羅斯福等前總統才有資格得享的榮譽。

帕克斯當年拒絕讓座給白人，掀起了以馬丁路德金為領袖的非美籍民權運動的經歷，已成傳奇。它不只上過銀幕，更被載入美國的教科書，是所有學生必讀的故事，香港人最近在報上也該看過不少有關報道。

但是，如果你看過的是英文報紙，應該會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不斷出現，卻可能不知何解，那就是Jim Crow。所謂Jim Crow，指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法律一科體制。話說南北戰爭結束之後，黑奴是解放了，但戰敗的南方各州仍然非常不滿，想在黑白平等的新時代繼續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於是他們設計出一套很好聽的說法，就是「黑白的確平等，但應該順從他們的差異而彼此隔離」。例如大家都有上學的權利，又不過白人小孩應該上白人的專屬學校，黑人就上黑人的小學。

帕克斯反對的那種巴士後排留給黑人，前排給白人的做法也是這種隔離原則的體現。這種隔離法律就叫做Jim Crow，與南非實施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如出一轍。但Jim Crow還不只是明文法，它也是一整套的生活習慣。例如黑人男子永遠不應該和白人女士握手，這就可以防止雙方太過親密，而當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初次見面的時候，引介人就要先把黑人的名字介紹給白人，然後再對那名黑人間接地點出白人的名字，比方說：「杜克，正在和你說話的是史密夫先生」，絕不能正常地把白人姓名也介紹給黑人。深層意義一是要抬高白人的地位，二則出自於對混合甚至混血的恐懼。因為白人的血統和族性太高尚了，不能輕易混雜；萬一不慎發生了白人婦誕下混血兒的情況，那就是整個人類的悲劇，會拖慢了白人帶領大家進化的步伐。為甚麼這種體制叫做Jim Crow呢？那是因為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南方很流行一種歌舞鬧劇，表演者全是白人，但都塗黑了臉扮黑人，再以愚蠢的動作腔調恥笑黑人。這種戲最常出現的角色叫Jim Crow，一個衣衫襤褸行為特別滑稽的小丑。所以Jim Crow是白人想像中的黑人形像，也是為了要維持這種形像而奠立的社會規範。

梁文道：政府總部

【都市日報-兵器譜】官府應該比民居大，這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更是王朝時期權力崇拜的思想遺緒。所以清朝尺度最龐大的建築群就是紫禁城，因為那是一切權力的終極來源，天子皇帝居住辦公的地方。只是沒想到時至今日，明明已經到了老百姓當家作主的年代了，我們仍然擺脫不了這種要在建築物上體現政府權威的習性，神州大地一片高聳雄偉的政府辦公大樓。

前一陣子重慶有鎮級政府雖處身貧困地區，財政連年虧損，但還是投下巨資蓋了一座小天安門，就是這種權力崇拜的體現。其實除了這個惡名昭彰，惹來罵聲一片的經典例子之外，我也曾在其它一些地區親眼見過本來只該在國際級都會出現的玻璃幕牆大樓，樹在一堆狹小的三層樓房之間的廣場上，週邊還有農民趕著驢車，十分不協調。而這座建築物，當然是個縣政府大樓。我們面對這等情況，常常指責部分地方官員浪費公帑，沒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用在最該用的地方上，但是大家很少去談一座政府辦公樓該蓋成甚麼模樣，其實官方建築物的形式材質的確應該和它的權力構成一種表現和被表現的關係，就像體量龐大的故宮表現了無上的皇權一樣。問題是在民主成為潮流的今天，在所有政府都會強調自己的權力來自人民，施政過程要透明公開的這個時代，政府建築應該是甚麼樣子呢？

傳統的政府辦公樓總喜歡把主要的大門入口設在一個高高的平台上，再以一段長長的寬大階梯連接路面。這種設計引起的效果是進入建築物的巿民首先要仰視正門，然後再朝聖般地拾級而上，讓你還沒進門，就先生起一種官威難測的感受。但若看看近幾十年來歐美新建的政府建築，你就會發現這種入口設計已經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寬闊的地面大堂，使百姓可以從路面方便地直走進去，甚至把那個大堂當成可坐可遊的公共空間。這一種構思體現的是政府與人民平起平坐，政府建築屬於全體公民的意識。必成經典的德國國會大樓是大師諾曼．福斯特(Normon Foster)的手筆。他在原有的古典主義建築上開了一個天井，再加建一個能夠登上去的玻璃原頂，讓國民和遊客可以在上頭居高臨下地觀察國會門開會的情況。其用意之一是要透明地展現國會議員的工作，以示議員權力來自人民，因此要向公眾負責；其二是彰顯出人民在上，議員和內閣帶在下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知將來的特區總部又會建成何等模樣呢？

梁文道：民主社會需要一個怎樣的港台

【明報-筆陣】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香港必將邁向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目標，也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香港的民主條件是需要建設和保障的。然而這麼多年以來，什麼叫做民主的條件，怎麼衡量那些條件的成熟與否，卻始終沒有太多人深入地去認真探討。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政改方案的時候，香港電台舉辦了第一次公眾諮詢大會，港台的編輯獨立性再次成為爭論焦點。政改與港台的獨立性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大有關係，這裏牽涉到的正是民主的條件問題。

為什麼報紙和雜誌等印刷品可以享受郵寄的優惠？這個國際慣例和傳統是從哪裏來的呢？其實這要追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的美國政壇曾經對民主和郵政服務的關係有熱切的討論。在那個沒有電訊傳播技術的年代，郵寄就是跨地域溝通的唯一方式，而報紙與雜誌則是報道新聞與表達意見的唯一大眾媒體。要實施有力且健全的民主政治，完整的新聞和公民間各種意見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美國不只在短短數十年間大力提高了人均享有郵局的比例，讓每一個美國人都能盡量平均地盡速地得到郵寄品，同時還給了報紙和「報道藝術、科學與其他一切有利於人類知識成長」的雜誌特別的郵寄優惠。這種優惠擴展到包括商品廣告和目錄等一切印刷品，是多年之後的事了。到了1917年，蘇聯政權成立，它在其他國家大力發展橫向的電訊基建時，卻力於鋪設無線電廣播網和公眾空間的揚聲器，目的自然是為了能夠把中央的聲音由上往下統一地發放到全國各個角落。所以蘇聯的電話及程度要比歐洲其他地區慢了好幾步。

舉這兩個例子，為的是說明政府與傳播溝通的關係，早年的美國政府資助報章雜誌的郵寄是為了使它的政體更成熟，蘇聯大舉鋪設喇叭和廣播發射站也是為其政體服務。在這兩個例子裏面，溝通與傳播都是一種促進政體類型的條件。哪一種更能有利於民主，看來就不用我多說了。

今天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用那麼多的公帑去支持它呢？特別是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盛行，所有公共服務最好全都私營化，因此全球各地公營廣播機構相繼衰落的時代？其實徐四民在港台那場諮詢大會裏的發言正好無意中點出了要害，他說所有的傳媒都有老闆，哪有傳媒機構可以不聽老闆的話呢？並以他自己的《鏡報》為例，強調《鏡報》一定要跟他的意思走。誠然，所有的傳媒都有老闆，但傳媒機構是否一定就要滿足老闆呢？恐怕未必。家族企業《華盛頓郵報》有個媒體評論專欄，裏面不時有尖銳批評自己母公司違背了新聞原則的文章，但老闆們明白這種批判精神正是自己希望自己的報紙擁有的特質，也只好沮喪地接受。《鏡報》和《華郵》比起來，哪一份更有公信力？哪一份更有影響力？也是不用我贅言的。

新聞業一向標榜獨立，所謂的「獨立」包括的就是《華郵》這種編輯獨立，股東不輕言介入內容編採的方向，編輯敢於向老闆說不。可惜近年來的商業化浪潮已經嚴重挫折了這種獨立精神，廣告部和營業部門對報刊內容享有愈來愈大的發言權，媒體老闆也愈來愈把媒體當成個人的玩具。如今的新聞自由已經變成幾個老闆的自由了。不獨香港如是，即使是一些享負盛名的國際傳媒機構也有同樣的趨勢；再加上媒體行業之間的併購規模愈來愈大，現在幾乎幾個財團就控制了全球一半的媒體行業。

在這種情底下，很多不利於大財團和政府的意見不見了，關乎公眾利益但沒有商業價值的新聞被邊緣化了，一些邊緣社群和被壓迫人民的聲音消失了，不合主流傳媒意識形態框框的看法則被妖魔化了。這是一種適合民主發展的媒體環境嗎？當然不。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編採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的仰賴，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我們應該期盼為了一個更民主的社會，要有一個公共傳媒能夠把所有公民應該知道，合乎公共利益的消息揭露出來；提供一個平台讓各種意見交流撞擊，尤其是那些商業媒體不去呈現的非主流聲音；替公民裝備必要的知識，然後刺激起關乎整個社會走向的重大辯論。

那麼，現在的港台達到了這些期望嗎？很可惜，沒有。這麼多年以來，所有關於港台的辯論都粗糙地呈現為兩極對立，凡是支持它的就是支持言論自由，凡是反對它的就是反對言論自由。而它是否仍然享有充分編輯自由，享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標杆就是看它還敢不敢罵政府；敢罵就是自主，不敢罵就是不自主；罵得多就是自由，罵得少就是不自由了。然而，在這些辯論底下被掩蓋的是港台機構文化的老化和官僚，被這些辯論扭曲的是它不只沒有挑戰商業媒體的主流價值，反而與之亦步亦趨的傾向。

今天的港台不只不去刺激起重要的公眾辯論，反而盡量避免爭論。以前年的「斌仔事件」為例，本來這件事除了可以喚醒大家注意癱瘓病人的處境外，還可以帶起香港社會一直迴避的安樂死議題。但是在港台熟練的DJ文化處理下，整件事又變成了一項群星獻愛心式的眽眽溫情大展演。近日其他大家應該關注的道德議題和社會事件，如應否推出反性傾向歧視法和世貿會議正反兩面的問題上，港台同樣輕輕地放過一邊。

所以如此，是因為港台被人罵怕了。它和所有其他傳媒機構最大的不同是當其他人樂於引起注意，甚至不惜以各種手法「博出位」的時候，它則反其道而行，盡其可能地避開爭議。當所有傳媒都在不顧風險追求創新的時候，港台最大的原則似乎就是不要犯錯；而不犯錯的意思就是不要收到聽眾來信教訓主持人，不要在報上看到說它不公平的文章。簡單地說，就是要保險。當然，許多港台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公務員這個條件，也有助於造成這種傾向。

因此，港台的許多節目許多活動不只不去質疑主流商業文化，不去突出平常被壓抑的邊緣文化，反倒複製了香港主流商業文化的價值。且以近年備受爭論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為例，以一家公營廣播機構的身分，它能不能在肯定最受市場歡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時，也設立獎項去表揚香港的古典樂手、傳統戲曲和現代音樂作曲家，而不是把它們都推到真正小眾的第四台呢？平情而論，在鼓勵新進原創音樂的成就上，連以商業為名的商業電台都要比它大。光看這一年一度的流行樂壇「盛事」，你實在分不出港台與無電視的分別。再說「十本好書」的評選，雖是其他傳媒不屑為之的文化活動，但它又為什麼不好好利用資源去做一個認認真真的年度書獎，鼓勵華文世界的優秀作者與出版社呢？港台只是十年如一日地繼續依賴香港的主流「名人文化」心態，拼湊出一份名人書單，這是BBC等港台嚮往的公共傳媒會做的事嗎？

說到底，港台實在太需要名人們的支持了。因為身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它不能依靠商業指標去判斷自己的表現，它得靠口碑。而所謂口碑，在香港指的無非就是一批有地盤有影響力的名人的意見。每當港台遇到風波，它就可以靠平日厚植的名人關係在專欄上發言力挺。長此以往，一個本來應該以發掘香港社會新生力量，介紹商業媒體忽視的另類觀點為己任的公營傳媒，又怎能不變成另一把主流價值的傳聲筒呢？

梁文道：化學改變歷史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拿破崙的鈕釦》這本書的書名來自於一個久遠的傳說，關於拿破崙為甚麼會敗在俄羅斯手上的傳說。西元一八一二年六月，拿破崙帝國正是如日中天，這位皇帝親率歐洲史上還沒有人見過的六十萬大軍東征俄羅斯。六個月後，這支軍隊只剩下一萬人，歷盡艱辛掙扎回到法國。是誰打敗了一向戰無不勝的拿破崙呢？又是甚麼力量阻止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進一步擴散到東歐，使得俄羅斯的農奴制多延續了大半個世紀？

很多人都知道答案是俄羅斯的冬天。但法國軍隊為甚麼就這麼不耐寒不堪凍呢？有一首民間童謠說那都是鈕釦惹的禍。《拿破崙的鈕釦》的兩位作者，潘妮．拉古德（Penny Le Couteur）和傑．布勒森（Jay Burreson）都是化學家，從他們的專業角度來看，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當年法軍從大衣、長褲一直到皮靴，用的釦子都是閃閃發光的錫釦。而錫這種金屬是會隨溫度變化而碎裂的。於是我們可以想像拿破崙的大軍在俄羅斯的草原上經歷前所未見的低溫，而他們的衣服釦子卻全在這時於風中化成粉末的樣子。

簡單不過的化學反應就能夠扭轉整個歷史的動向，《拿破崙的鈕釦》說了十七個類似的故事。所以這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化學入門；見微知著，以小觀大，微小的是化學分子，龐大的是人類社會。通常這類把歷史的果歸為自然的因的書，都會惹來很多懷疑，怕它太過簡化成了最唯物的化約論，猶如把複雜的人類感情表述為一連串的生化反應關係。但最近幾年來的幾位暢銷作家都已變得非常成熟，例如賈．戴蒙（Jared Diamond），雖然以地理條件的不同訴說為甚麼有些文明會在新的病毒面前不堪一擊的故事，但他不會很有野心地提出一個宏大的「地理決定論」，而是就事論事，用豐富的細節代替甚麼都說得通也因此說甚麼都是廢話的偉大規律。

《拿破崙的鈕釦》談的分子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這百多年來人手製造出來的合成分子，例如可以製造冷凍劑的氟利昂；另一類則是來自大自然的化合物，它們一直是人類追求的東西，不只為之付出了重大代價，甚至還改變了全球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狀況。在對後面這一類化合物的探討裏，我們特別能看到這本書的特點，就是把一連串我們熟悉的歷史事件重新說一遍，然後加上個化學內容以及一連串分子結構圖。如果你不熟化學，可以趁機學點基本知識；如果你對歷史不大了了，則會發現你學過的化學原來這麼有歷史意義。

例如哥倫布為甚麼要遠航找他心目中那通向東方的另一航道，原因之一是為了打破威尼斯對胡椒的壟斷，當時的歐洲人可愛透了胡椒這種調味品。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愛好看成是一種對化學刺激的反應的癡迷，那就是胡椒中的胡椒鹼和人體痛覺神經的蛋白質的結合造成的結果，簡單說就是辣。辣不是味覺，它其實是痛。為了痛覺，哥倫布找到新大陸，雖不見胡椒，但帶回來了辣椒。

梁文道：大長今怎樣佔領中國

【都市日報-兵器譜】攻佔了台灣、香港和日本之後，《大長今》終於也取下了中國市場。不只一般老百姓愛看，連胡錦濤都表示國事繁忙，不能每晚收看，甚是可惜云云。

於是中國人最柔弱的那一根神經又受到了刺激，電視電影的大哥們出來放話，說喜歡「韓流」的媒體與漢奸無異，因為《大長今》竟公然把中國人發明的針灸說成是韓國人發明的。誠然，針灸是中國原產，同樣地，行學也是源出中國。但是，請問中國如今可有韓國這麼多傳統的儒家書院？又有多少青年學生像韓國的年輕人那樣會在放假時去山裡頭的書院靜修？韓國最大的電腦公司Tri Gem 的創辦人李龍兒平時練書法，做漢詩，其子赴美讀物理博士前，竟然因為還沒熟記《論語》而被留下來背好再說。

又有多少中國企業家是這個樣子呢？《洛杉磯時報》在一篇介紹韓國文化的文章裡宣稱 ：「韓國比中國更儒家」，我們是否應該放火燒了這份報紙來洩憤呢？與其像中國電視業那幫大哥有空開會聲討韓流，倒不如好好研究一下韓國是怎麼在短短幾年間成了世上第五大文化產業出口國；與其在那裡自吹自擂「中國的電視劇製作水平是亞洲最高的」倒不如分析一下為甚麼連芝加哥的白人社區都開始沉迷《大長今》(《芝加哥論壇報》有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韓劇〉擄獲了不可能的觀眾〉)。其實答案不用遠求，只要看看《大長今》的製作過程就行了。

首先，它的編劇金榮眩就是有名的「三八六世代」一員。這些人現年三十多四十歲，六十年代出身，八十年代時全情投入韓國的民主運動，現在則帶著一股「我們可以改變韓國」的衝勁在各個產業崗位上奮力求新。為了寫好這個劇本，金榮眩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搜集資料，四出拜訪醫學專家，務求句句有出處，每一個藥方都不是混扯。然後還有一隊由各個行當的專家組成的考證小組，下分為宮中料理考證、韓醫考證、歷史考證和服裝考證等四組，以保證創作出來的電視劇不要離史實太遠。同一種嚴謹態度還可以在製作的其他細節上顯現出來，例如女主角李英愛的服裝，就是劇組設計了五十套衣服給她一一試穿之後，才找到最配合她膚色的一套出來。為了演好這個角色，李英愛還特地拜韓國國家無形文化財第三十八號「宮中料理」第三代傳人韓福麗為師，取得短期結業證書。試問中國電視劇影帝級人馬如張國立，可曾如此認真地去學好怎樣演皇帝？韓劇之所以打敗了中港台的電視劇，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嚴謹地建立了一套企業系統，用最專業的態度去抓好每一個環節。

梁文道：被遺忘的瘟疫

【都市日報-兵器譜】以不嗜閱讀和反智著名的美國總統布殊，最近反常大力向他的幕僚和內閣介紹一本書，而且還買了幾十部送人。那是一本他在度假時看過的書，使他大為緊張，立刻下令要全國好好準備對付禽流感。那本書叫做《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是今年的暢銷書，講的是俗稱「西班牙流感」的一九一八流行性感冒。這場奪去五千萬人生命的流感，已被證實是由禽流感引發的。

鑑古知今，讀歷史據說可以讓我們更好地預備今日的困難。但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從來沒有教我們怎樣面對瘟疫，大部分人的歷史觀依然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組成的，其中主角就算不是英雄將相，也是農民和工人。自然在歷史中從來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尤其瘟疫，史書上往往也只有短短幾行，彷彿人力改變不了的事，我們最好不要多談，那怕是改變了人類命運的天災。

因此，最早投入研究一九一八全球大流感的生態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才會把這場現代史上最可怕的瘟疫叫做「被遺忘的瘟疫」。

他翻遍美國最主流的歷史教科書，發現只有一本書提到了這次災難，而那本書裡也只不過是用了一句話來形容它。

更奇怪的是一些經過那個年代，甚至投入過那場災難中救人性命調查病因的醫生，好像也都失憶了。儘管他們曾經目睹過一整個軍營的士兵躺在床上掙扎著呼吸，膚色發青，口角泛著白沫，吐之不盡的血痰，然後集體死去 (別忘記那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死於禽流感的軍人要比死在槍炮下的多得多)。

但這些醫生和專家在後來的回憶錄裡都沒怎麼述說那段可怕的經歷，好像它從來未發生過一樣。然而，對很多國家很多城市來說，這可是帶走了整代的恐怖瘟疫呀，他們怎麼可能忘記？

其實再近期一點，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不也曾有過「殺死數百萬人的香港型禽流感」嗎？又有多少香港人記得呢？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忘記沙士。我們不想記住瘟疫，因為我們都想遠離讓我們無能為力受盡折磨的苦痛。

梁文道：民粹政治抬頭，黨派政治有難

【明報-港聞】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推出之後，大部分人都把焦點放在泛民主派與政府的角力之上，冷落了民建聯和自由黨等其他政治勢力。其實，如果一併考慮這些派別在政改方案公布前後的行止態勢，就會注意到泛民主派未必是唯一受到衝擊的力量，更會發現一個全新的政治局勢已經出現了。

在董建華時期，香港的政治光譜十分簡單，一端是支持盡快達致普選的民主派，另一端則是認為普選宜慢不宜快的保守派。如果從泛民主派和他們的支持者的角度去看，所謂的保守派又可以分成三股，其一是民建聯、工聯會等「根正苗紅」的親中派；其二是自由黨和其他大商家利益的代言人，最後則是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本身。這三股力量彼此之間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和利益衝突，但都被認為是「親北京」的，意思是有連繫中央的管道，能夠掌握上意。特區政府自不待言，根本是國家機器的一個支部，最有合法性。而傳統「左派」或云「親中派」，則與北京有深遠的關係，一向也自詡最懂得和中央溝通。至於商界利益代言人和自由黨，也在近幾年來厚植網絡，有聲音直達天聽的表象。

然而到了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先是自由黨折翼，人人都看得出田北俊失去了中央政府的祝福。更大的衝擊則是董建華下台，一眾商界領袖中的「忽然愛國派」和被看作是北京代言人的傳統左派，竟似完全被蒙在鼓裏，渾然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是「港英餘孽」曾蔭權上位，使得很多前保皇黨要言論急轉彎，狼狽不堪。這一連串動作的信息很清楚，就是真真正正代理中央政府實行管治的不是什麼自稱「我在上面有支針」的投機分子，或者常常告誡大家要「明白中央意思」的堅定愛國者，而是有合法管道的特區政府。這個信息的正面效果是杜絕了某些人想再上北京打小報告的念頭，同時斷了很多拿「中南海消息」出來四處招搖的人的後路。香港政局的遊戲規則至此才可說是比較清明，有可循。

最大的變化就發生在政改方案公布。當大家傳聞連民主黨都不相信政府的方案會這麼進步的時候，似乎忘記了本來應該最懂中央意思的民建聯曾經提議，新增的五席功能組別要包括中醫界和中小企業。所以，對政府方案最意外的，不是泛民主派，而是民建聯。因為政府表示傳統的功能組別不應該再增加，這才是真正邁向全面普選的正確道路，而且還說這是中央政府同意的方向。民建聯居然不知道自己提出的方案原來不合中央心意！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震撼的現象！

何民建聯一向標榜要為民主普選爭取共識建立條件，怎料到自己的方案竟然比政府還要保守。他們為什麼不出來堅持自己的提議，然後反駁政府，說市民對該不該把五個功能議席交給區議員互選還沒有共識，要突然走這一大步的條件還不成熟呢？因此政府的方案不只進一步打擊了民建聯「懂得北京」的形象，還把它們徹底變成了貨真價實的保守派。經此一役，民建聯如何審時度勢重新定位，是要想辦法跟上形勢，還是乾脆堅守一種保守的立場，非常值得觀察。

接下來再看看泛民主派面對的情。其實曾蔭權政府目前的戰略很像前一陣子小泉純一郎在日本大選的做法，本來最保守最遠離百姓的執政者突然成了最貼近民心的改革 派。這當然要拜民建聯和自由黨(前面忘記提到他們，抱 歉)自動佔上了保守派位置之功，但更得注意的是政府怎樣撬鬆泛民主派的基礎。

政府方案的即時獲益者是一群現任區議員，不止多了晉身立法會的機會，更忽然擁有選舉特首的權力。這批區議員不乏所謂「少壯」民主派，在基層埋頭耕耘十多年，為大老奔走做樁腳，真是白了少年頭仍未得見出頭天。如果泛民主派否決了政府方案，對他們而言不止立刻少了一塊即將到口的肥肉，更不知將來還會不會再有這等上位良機。泛民主派中最人多勢眾的龍頭民主黨尤其要關注這個問題，它實在經不起再一次的分化了。

曾蔭權政府日後的走向很簡單，就是大搞民粹主義，和泛民主派搶民心爭民意，這才是泛民主派的最大危機。許仕仁自稱「務實民主派」絕對不止是笑話，因為政府推銷的，就是比起民建聯它固然要進取得多，比起原地踏步它更是強上百倍。政府連政改方案附帶推出的民調結果固然疏漏處處，但這種意在搶先民意的手段，畢竟是以前罕見的，足見其用心。我們當然知道區議會委任制問題重重邏輯不通，也知道泛民主派的立場才是最激進的改革派。但是政府的民意攻勢使得他們的激進變成一種不可行不可選的立場。如果泛民主派堅拒讓步，那麼下一屆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方式就得維持原樣。在市民的心目中，政府很可能成了苦口婆心的民主推動者，而立意實現民主普選的民主派這時卻弔詭地因其「企硬」，成了「阻住地球轉」的另類保守派。政府和泛民主派角色互易，原來保守的現在很進步，原來進步的現在變得很保守固執。

泛民主派自然也可以搶奪民意，以號召遊行的方式打一場民心戰。但坦白講，以曾蔭權現時擁有的支持率和政府近來的表現(包括委任黃仁龍出任律政司)來看，這場仗會打得很辛苦，「人民力量」也不一定會很有力量。再往後推，如果政府明年硬把政改立案，送上議會表決而被否決，曾蔭權會不會真的兵行險解散議會，以小泉的方式和反對派攤牌呢？要知道民意就是民主派的最大靠山，如果在這一環上都輸給政府，它就有邊緣化的危險了。

自從曾蔭權上台，一套結合了民粹傾向的殖民地式開明專制即告登場，我們過去習慣的政治形勢和光譜劃分正式終結。向來站在主流民意那一邊的會發現自己未必可以壟斷民意，向來以保皇為己任的會發現自己未必摸得準皇上心思；整體而言是政府的聲勢漸大，各黨各派則進退維谷面臨矮化。不論是民建聯還是民主派，都必須下定決心自我更新重整勢力版圖。

梁文道或黃世澤：文藝青年巴金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年很流行「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個說法，用到一個泛濫的地步，似乎所有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個時代，任何人的死都是時代的終結。所以在短短幾年之間，已經有幾百個時代終結了。

然而巴金的死，卻是貨真價實的時代終結，因為他是五四之後「新文學」傳統作家中在世的最後一人。在一眾新文學作家裡，巴金不是最有原創性的一個，也不是作品最出色的，但卻是極為暢銷的作家，也因此有了極大的影響力。想想《家》、《春》、《秋》，影響了多少代的青年？讓多少人感到共鳴，萌生了要離開傳統家庭的念頭？比較少人談到的，是巴金的風格，或者更直接點說，是他的「文藝腔」，也是孕育了數代文藝青年的影子。一說起文藝青年，浮起的印象就是一個文弱書生，傷春悲秋，說話行文總是文縐縐的，而且總帶著一股不必開口就可以預計的腔調。所以「文藝青年」這四個字是有貶意的，意味作者不夠成熟，對自己的文體策略沒有更透徹的反省因而也就沒有更具意識的創造，滿腔的感受盡付與唾手可得的廉價修辭與文字選擇。

例如說到時光的消逝，就是「時光似箭，歲月如梭」；新派點的，則每談到值得大家注意的現象，必是「XXX已經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許多年青讀者對於巴金不感興趣，原因之一就是怕他的文藝腔，尤其是其早年作品如《霧》、《雨》、《電》等三部曲，說實話，實在是多愁善感地嚇人。

夏志清教授有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認為對於許多嚴肅的作家來說，一本在十五歲時對自己影響很大的書，通常到了二十五歲就會有全新的讀法。然而巴金在十五歲那年讀過的《夜未央》，卻成了他一生寫作的「靈感泉源和行動方針」。我們是否也可以因此推論，巴金終其一生都是個文藝青年呢？那怕他活了一百零一歲。

例如在《文革博物館》這篇晚年作品裡，巴金說道：「並不是我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魔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情真意切，但依然有巴金式的文藝修辭，可見這不是巴金在襲用陳腔濫調，那是他自己的聲音，很青年的一把聲音。巴金至終仍有年輕人的情懷，反倒是我們這個越來越歡迎張愛玲式早熟(或者早衰？)少年的時代，老得太快。一個時代，果然終結了。

梁文道：草根進上流，是故事還是傳奇？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資深大律師黃仁龍接任香港律政司司長，以41歲的年紀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司局長級官員，位列特首、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之後，是特區政府第四號人物，的確堪稱「年輕有為」。香港各大傳媒幾乎是一面倒地叫好；最難得的是連長年以來對所有事情都不會有一致看法的各黨各派也都眾口交譽，說他「才德兼備」，「值得信任」。

一般百姓對黃仁龍的專業能力不甚瞭解，只能靠法律界的評價得到一個不錯的印象，所以大家更關心的是他的背景，一個街頭雪糕小販的兒子，在板間屋和公屋長大，然後考進名校皇仁書院，再以優異的成績拿到獎學金進了劍橋大學讀法律。對於這段經歷，黃仁龍在他就職演說里自白：「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是在艱難的環境中成長，但我衷心感謝香港社會給予我很多機會和幫助。今天有機會用我專業的知識、訓練和經驗去為社會服務，我的良知跟我說，我要踏出安逸，做我應該做的事。」

這是一段典型的香港故事，它之所以典型不是因為這種例子很多，而是因為這種故事很流行，上一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典型就是李嘉誠的白手興家了。盡管故事不可能是常態，但其流行起碼說明瞭一個社會的共同信念。這種故事就如有名的「美國夢」一樣，是報章雜誌電視以及電影最喜歡的題材，訴說著遍地黃金的美夢。遍地黃金指的當然不是聲名財富唾手可得，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機會平等，每個人的起步點都是一樣的，只要努力只要有才能，就沒有達不成的夢想。出身和背景都不重要，像黃仁龍，他父親可不是什麼富商名流，他幼時甚至還要在上學前幫父親做買賣呢。

但是故事要成故事，總不能只是因為它是常態，恰恰相反，它得是罕見的傳奇。在香港故事和美國夢大行其道的時候，我們往往忽略了數字，一些真正說明社會流動性，一些真正表示出窮人家小孩能擺脫出身困境晉身上流階層的數字。我們尤其應該關心的，是這幾年來跨代貧窮的情況是否更加惡化，用資源再分配的手段達致社會公平的手段是否已經失效。簡單地說，黃仁龍到底是另一段「香港故事」，還是最後一曲「香港故事」?

就從他能就讀皇仁書院這個經歷說起，那還是個只要憑智慧和努力就能考上好學校的時期，不管你父母是不是富可敵國，考試不行就是不行。對大陸來說，這種香港故事實在別具意義和吸引力。因為在過去，你要上學，上哪家學校，關係人脈很重要。而到了現在，如果不幸生在農村，就算天賦異稟，又格外勤奮地過了五關斬盡六將，沒有報名費又或交不出學費，還是一樣要打回原形變身無門。再看看黃仁龍中學畢業到英國劍橋中間那個轉折點，靠的是一筆私人獎學金。在內地這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奇遇，因為富商或者企業開設獎學金資助學生的，實在少得可憐。

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不斷平衡貧富差距的活門，所以教育的平等是再重要不過的事。只有真正免費的而又不計出生地點的義務教育，才能有黃仁龍這樣的小孩，家里沒錢沒背景卻能考進一流中學，到了政府不可能資助學生留學海外名校的時候，還好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等著你去申請。我們可以說黃仁龍的成功之道是政府和富商替他接續舖成的，政府提供義務教育是為了社會的持續發展，富商給出獎學金則是種長遠的社會投資，一個比較公平因而穩定的投資環境對商人來說是命根。

很多海外觀察家認為現在的中國奇跡很難持續，這並非無的放矢地在唱衰中國，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國民平均教育水平低下的現狀，又看到了政府的義務教育既不全面而且不是真正的義務，富人和企業更加缺乏回饋社會投資未來的長遠眼光。黃仁龍的「香港故事」在中國不是一種信念，而是傳奇。

梁文道：巴金的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巴金在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的前一年離世，再也沒有機會親眼目睹他晚年一直力倡開設的文革博物館。我們也不知道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一座官方的大型文革博物館成立了，老人家會希望在裏面看到些甚麼。文革那十年，一般人都用上「火紅」二字形容，但在我從文字和影像裏得來的印象，卻是一片灰藍。灰藍不只是大家穿的衣服的顏色，也是一種冰冷的氣氛，沒有一點平常人世的輕鬆。

正常的人世，總要有些小動物在街頭遛達，這裏聞一聞，那裏坐一坐。看似與人無關，其實卻彰顯出了一個社會小小的餘裕和寬容，小動物們有廚餘菜渣可吃，而人也不介意與牠們共同存在。但在我那灰藍冰冷的文革印象裏，好像找不到半分小動物的影。

所以我看巴金的《隨想錄》，印象最深的還不是人，而是狗。在〈小狗包弟〉這篇文章裏，巴金說了一個藝術家的故事。那位藝術家和隔壁人家的一隻小狗很要好，常常拿吃的餵牠。然後到了文革期間，城裏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藝術家被專政隊控告「裏通外國」，是個現行反革命，於是棍棒齊加，把他打得頭破血流，還斷了一條腿。

這還不算，專政隊又拖衣服破爛渾身是血的藝術家遊街示眾。他一路呻吟，但認得他的人都不敢過來，掉頭離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他奔去，牠親熱地叫，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牠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牠一定要留在牠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牠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

藝術家給人關了好幾年，放出來首先就是買了幾斤肉去看他那隻狗朋友，那個在其他熟人看了他就跑還一直走過來親近他的朋友。狗的主人家告訴他，原來那天小狗受了重傷，回家有三天沒吃東西，只是哀叫，後來就死了。

《小狗包弟》裏頭那隻包弟，是巴金自己養的日本狗，跟他住了七年，會跟人作揖討糖吃，十分可愛。然而也是在文革期間，巴金自言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因為一聽到隔壁抄家打鬧，包弟也就尖聲吠叫，小紅兵們這時就會拍門大喊，要殺小狗。最後巴金嚇壞了，只好把包弟送去醫院，做解剖實驗的材料。

原來即使是文革，也還是有小狗的，小狗也還是那樣親人討喜的。只是牠們不知道，和牠們相處了上萬年的人類在那十年裏面變得很不一樣。看過巴金的故事，灰藍的文革街頭就在我的腦海裏多添了一兩個跳動活潑的黃色身影，又很快地復歸平靜。

梁文道或黃世澤：神舟六號的神聖空間

【都市日報-兵器譜】所有神聖的事物都有一圈神秘的「氛圍」(Aura)，只要你碰過它，你自然也會變得聖潔起來。彷彿神聖是一種可以傳染的東西，能夠從一樣東西傳到另一樣東西之上。比如某些神祉降臨的遺跡，據說在那裏祈禱要比在其他祭壇更靈驗。又如古史中常見的巨人足印，有些婦女踩過之後立刻懷孕，生下來的還是英雄皇帝。

相反地，邪惡陰暗的事物也有這麼一層氛圍包裹，所以去過墓地回來之後最好要做些儀式，洗一洗身上的穢氣。有遊客去羅馬尼亞的特朗斯弗尼亞專門參觀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城堡，之後就覺得渾身不對勁，要灑聖水驅邪。而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聖水，當然也是一種能夠傳播神聖力量的媒介。說到天主教，我又想起舊約聖經曾經要求正逢月事的女子必須盡量遠離常人，勿近河邊，因為月經是不潔的，有月經的女人也帶著一團不潔之氣。不論神聖還是不潔，大家都相信那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寄居在一件物事或一個人身上，並且會擴散到周圍一圈範圍之內。如果那股力量越大，它波及的疆界就越廣。這不只是前人的迷信，還是今人下意識潛伏的思想傾向，而且連本來最科學最先端的東西也不免染上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神舟六號」。

前兩天專家們為「神六」開艙，除了取出一些帶上太空作實驗用的種子之外，最叫人大開眼界的是一堆不知與科學研究有何關係的商品，真沒想到「神舟六號」居然背了這麼重的包袱上天。那些上過太空繞地球旅行的東西自此之後想必就有了性質上根本的改變，平常一包茶葉只要去過神六艙待上幾天，回來就是太空茶了，而且這個「太空」的神力還會傳染，能讓一整批同樣產地同樣質素的茶葉都成了太空茶。

「神六」的超自然氛圍來自太空，然後還會把它頭的貨品一一變得超自然起來。當然，「神舟六號」的另一重氛圍源於民族驕傲這種最強大的力量，所以一面去過極地的國旗就在太空上再度得到了「加持」，成為神聖非常的民族象徵。這還不打緊，只是那些商品，一想到以後它們就會既帶著太空的魔力又象徵了民族的尊嚴，流通巿面，就不由得你不懷疑我們和我們的祖先畢竟是有傳承的。神聖空間永遠存在，過去是某某洞天，如今是「神舟六號」。

梁文道或黃世澤：維權事件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半年來，中國國內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維權事件曝光，這些維權事件已經佔了海外媒體相當篇幅，甚至令外界關注，到底中國國家主席能否維持中國社會和諧穩定。但到底，究竟甚麼叫維權事件？

維權是維護權利的縮寫，通常受到海外傳媒關注的維權事件，都是有過千以上民眾參與的群眾運動。這些群眾並非為了爭取民主自由這些政治理念，而是一群有冤無路訴的民眾，不滿意切身的權益受到非法侵犯，但中國現有法制無法幫助他們，那苦主就團結起來，訴諸群眾運動，希望以群眾力量，迫使當局重視他們的訴求。

這些維權事件既有發生在農村，亦有發生在城市。在農村的維權抗爭，一般與村委會成員貪污腐敗，或地方政府非法收地有關。

像廣東番禺太石村的維權事件，就是由村委主任陳進生在處理一宗土地買賣時帳目不清所引發。而廣東佛山南海三山鎮爆發的維權事件，就與當地政府處理徵收土地賠償不當有關。在城市的維權事件，就與下崗工人，以及爛尾樓盤有關。

最近在重慶市搞出人命的重慶特鋼維權事件，是由重慶特鋼破產後寧願賤賣廠房土地，都不處理好工人的生計問題所引起。而爛尾樓盤令不少業主積蓄全失，前路徬徨，引發抗爭更不奇怪。

一般而言，官員貪污、徵收土地賠償不當、工人被解僱後賠償問題，以至爛尾樓，在香港都不會引發大型民眾抗爭，因為一般可透過法律解決，或由政府作出調解，甚至以公帑作出賠償。

但在中國，由於司法不獨立，地方官員貪污貪得不顧一切。民眾受到委屈，無辦法透過正常司法和法律渠道解決，那只好訴諸群眾運動。在個別很極端的事件，民眾立心要訴諸法律，反而官方用近乎黑社會手段解決問題。以太石村事件為例，民眾只是想根據法律，召開罷免大會罷免村委主任。但村委方面，居然動用水炮和公安武警，強奪村民手上村委主任貪污腐敗證據。一時間，黑與白完全顛倒過來。

越多的維權事件，就代表人民的怨氣越重。怨氣與耐性往往成反比，怨氣越重，人民就更沒有耐性。如果中央政府不重視維權事件背後的大問題，日後發展成怎樣，真的不敢想像。

梁文道或黃世澤：沒民主 有自由

【都市日報-兵器譜】a自己未必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所以我們不能輕易相信一個人對自己的描述；同樣地，我們也不能隨便接受一個地方的居民關於這個地方的說法，以為那必然是有關該地最真確無誤的判斷。

但是，我們卻能夠從該等描述和說法裡面讀出一些誤讀，一種自己對於自己的誤會，一種自欺欺人的偏見。這種誤讀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穿透這個地方和這些人的某種特質，讓我們從誤會之中發現被遮蓋的部分真相，在偏見旁邊觀看盲點。例如香港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一句自我描述：「香港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這句話由來已久，至今依然被很多人認為是個正確的判斷。分析一下這句話的結構吧，「香港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它把民主和自由分開，變成兩種可以不必同時共存的價值，兩種可以有你但不必有我的東西。然而，一個社會真的可以在沒民主的情況下得到自由嗎？這就要看我們所說的「自由」是哪種「自由」了。

如果把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也放進考慮範圍以內，把公民參與政治事務和決定社會共同命運的自由，看成完整自由的一部分；那麼很顯然地，沒有民主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因為民主就是一種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制度，一種建基在個人決定自己命運的自決之上的決策方式。如果，「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這句老話裡，所指的自由並不包括政治自由的話，它不只不完整，而且不穩定，甚至還很危險。因為沒有參與政治的自由，就沒了決定社會事務的自由，這就等於把大權交到一個獨裁或者一班寡頭統治集團手中。如果他們還肯給你言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那是他們的仁慈；如果他們想要侵蝕或者剝奪你的權利，你是沒有任何反抗餘地的。

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貢斯當在其名著《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曾經說過：「現代自由的危險在於，因為人們沉緬於追求各自的利益和快樂，而很容易放棄分享政治權力的權利。而掌權者會迫切地鼓勵人們這樣去做。但是，如果政治權力的轉移沒有任何保障，它會給我們帶來快樂嗎？離開政治自由，我們從哪裡尋找保障呢？放棄政治自由將是愚蠢的，正如一個人僅僅因為居住在一層樓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灘上。」旨哉斯言。

梁文道：「神六」之後的太空競賽

【南方都市報-天下論壇】「神六」發射成功令世人矚目，而近鄰日本卻頗有失落感。在他們看來，其實新世紀的太空競賽已經不知不覺地展開了，只不過這一回參賽雙方不再是美國與俄羅斯，而是中國跟日本。

熟悉日本漫畫和動畫的讀者都知道，日本次文化里一直有股科幻狂熱，飛船、太空基地，殖民另一個星球等等，向來都是日本人喜愛的幻想題材。一般消費者也都應該可以感受得到日本電子產品和高科技工業優秀的質量控制，能夠推想他們科研的能力也一定相當出色。正因如此，日本航天事業表現之差才會叫人意外。

多年來，日本不僅火箭發射失敗的幾率要高於一般水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充分掌握載人升空的技術。最令日本航天局(JAXA)尷尬，最刺傷日本人自尊心的，是2003年神舟五號的成功，使得中國成為世上第三個載人升空的國家之後短短數個月內，日本發射的一對間諜衛星又在半空爆炸了。中國航天技術發展之快令世上所有專家感到震驚，相比之下，日本的低水準表現卻不會讓行內人覺得意外。因為日本政府撥給航天局的款項本來就不算太多，平均一年才2000億日圓左右(合160億元人民幣)，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年預算的十分之一，而且前些年還有連年下調的趨勢。

原因之一是日本的航天事業向來定位在非軍事用途之上，與中、俄、美三國的軍方背景非常不同。很多日本國民和政界人物對國家的軍工發展心存戒懼，戰後和平憲法界定的基本國策又形成了一道界限，使得航天事業變成一種沒有實質利益的奢侈品。但是「神五」的成功改變了一切，中國的登月準備更對日本形成了重大刺激。新任的日本航天局負責人KeijiTachikawa原來是日本最大電信公司DoCoMo的總裁，他矢志爭取日本國民和政府的支持，把目標定在要於2025年興建一個月球基地。而日本政界和民間對這個計劃的反應都非常正面。

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表面看來是一種國家榮譽的遊戲，美蘇兩強都想通過太空科技的優勢告訴對手和自己陣營里的伙伴，只有自己的體制纔是最完美的。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在一次著名的演講里就這樣勸說他的國民，為什麼一定要推動阿波羅登月計劃：「我們要送人上月球，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這番話真是氣概雄壯，喚起了美國人心底的「美國精神」：不畏艱難，勇於開拓新天地。仿佛整個航天事業為的就是要打贏一場象徵與意識形態的戰爭。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都明白了為何這麼困難的事還是值得放手一搏，也知道太空競賽的勝者贏的遠不只是面子。因為航天科技的發展，不只可以帶來更精密的地面監測和更精確的導彈導航技術，還能夠協調地上的任何軍事部署。掌握「制空權」在今天的意思就是控制環繞地球的衛星軌道。美國的軍事霸權如果少了這一層，根本不能想象。

如今日本政府正積極檢討它的航天工業撥款是否足夠，如日本航天局近月頒佈的遠大計劃，一樣是種針對性的軍事考慮，它們的假想敵就是在航天事業上一路領先的中國。持續緊張的中日關係使得「神五」和「神六」的成功，變成日本人的夢魘。他們擔心的不只是面子問題，更包括了東亞地區的軍事均勢。在日本背後更大的一盤棋局，是由美國來下的。根據《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報道，美國已經有一連串的方案，想要藉著它在日本、韓國和關島的基地，以及台灣的配合，加強「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形成對中國更有效的包圍網。日本的航天計劃是這盤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在美國政府的勸導和壓力之下，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的財政預算裡面大幅提高對航天工業的撥款，不僅僅是放在科學和民用事業為主的航天局上，而且還有三分之一的資金是給三菱重工開發軍事勘察衛星。除了日本，印度也發佈了更具野心的航天計劃，要在2007年把人送上太空。

「神六」的成就，在一些人看來，無疑是新世紀太空競賽和空間軍事化的助燃劑，這或許是很多國人料想不到的。

梁文道：開明專制的重臨

【明報-筆陣】曾蔭權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比起董建華時代的施政報告，看來平平無奇，沒有「中心」，也沒有「遠景」，但卻恰到好處地把醫療改革、政制改革和西九的發展輕輕撥開；同時一一點到了公平競爭法等不同黨派關心的課題，但不深入探討也不明確表示立場。結果是非但沒有激起市民的爭論，而各黨各派也沒有可以狠咬一口的入手點。其政治智慧比起董先生，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與董建華的另一差別，也是這份看來平淡實則意義非常的施政報告之真正核心，是曾蔭權一下手就先抓政治，把「提升管治能力」放在整份報告的開頭。一方面這是了解到香港過去7 年來亂象根處，正本清源的做法；另一方面則是緊握經緯，牢控權力於其股掌之中的手段。問題是他用什麼方法來提升管治能力，這套方法又是否有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有益於香港的政治規則正常化呢？

曾蔭權增加了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人數，表面上看是「強化」了行政會議的力量。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特首在行政會議裏面依然擁有最終的決定權，所謂「行政會議是香港政府最高的決策機構」這個說法，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個迷思，它頂多是香港政府最高的「決策諮詢機構」。人數增加，意見自然也會更多；意見一多，紛爭必然是少不了的。在多種意見之中，新舊成員之間，特首權衡各方折衷利益，然後下最後決定的角色實際上是更加吃重了。

各政治問責局長除了自己負責的事務範圍，不必出席行政會議的例會，這當然是削權。因為自此之後，他們綜觀全局，參與特區全盤事務的機會少了。更何曾蔭權再度採用港英時期的架構，把11名局長分別置放在政務司和財政司之下，他本人形成了一個上下共有3 層的階序架構，拉遠了局長們和特首的距離，也提高了特首的地位。

至於號稱是「最重要的諮詢組織」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則會擴大編制至 100人，並且分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3 個專組。原來特區最重要的諮詢組織本來是中央政策組，而且中央政策組也按政策聘請了一群非全職顧問，並按專題組成不同小組，但現在它卻要為策發會提供秘書及研究服務，這是不是要矮化中策組的功能呢？至於策發會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可以參考特區目前數百個諮詢組織的經驗。通常一個諮詢組織如果沒有資源在手，也沒有任何具體的政務範疇和對口的決策單位，則通常都只不過是務虛的「口水會」和一種榮譽罷了 (還記得董建華請回來的那批「國際顧問」嗎？ )。但若真的把這個策發會整合進政府決策過程，它又能起到分割局長權力的作用。

反倒是特首辦公室本身多了一個常任秘書長，替特首隔了一層地去「聯絡」各局長，又多了一位類似媒體心戰專家的新聞統籌專員，實際辦事的能力倒是大大加強。

綜合而言，這等組織上的新安排，製造了許多空間可以讓一些新人增加發聲的機會，卻又透過種種虛虛實實相互制衡的機制，縮小了特首之外所有人的權力，真可說是做到了蔡子強兄所說的「分權以集權」。說白了，這就是港英年代「行政吸納政治」精髓的再現。

可是我們以前也曾經分析過，在這個公民社會日漸覺醒、利益逐漸分化的年代裏，再走殖民體制的老路是很難暢通無阻。反過來，對於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仕途規則化來說最重要的政黨發展，這份施政報告卻隻字不提，證明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政黨化的戒懼。

雖然日後或許會在局長之下開設政務助理，但一來曾蔭權在上周三對評論員的簡報會中明言，這不是專為培養新人而設的位子；二來報告又特別強調「亦可讓有志從政的公務員脫離公僕行列，投身政治事務」，更難不讓人聯想到這是不是培育「A O 黨」的路徑。看來特區政府在政治上是比以前幾年開明，但離往日管治模式卻又近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中國製造 vs 意大利製造

【都市日報-兵器譜】意大利名牌Prada行政總裁Patrizio Bertelli較早前表示，Prada部分產品的生產線，有可能搬往中國。筆者有部分朋友，慨歎現時的名牌為了減低生產成本，愈來愈不重視實質內涵。

不少意大利名牌的擁躉對Prada行政總裁的言論大表反對，其實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和法國兩個拉丁語系國家，在時裝以至高檔奢侈品製造上之所以獨領風騷，皆因兩國有悠長的工藝傳統，在紡織、皮革製造，以至裁縫等行業有數百年歷史。這數百年歷史，令意大利的紡織商，打造出最優秀的紗線和布料，而皮革工匠及裁縫的手藝，亦能夠應付設計師們天馬行空的要求。

其他文化傳統深厚的歐洲國家，都及不上意大利和法國，更何況一向假貨橫行的中國？文化傳統，是很難轉讓過來中國的。但不幸的是，現時日漸崛起的亞洲市場，最受歡迎的名牌產品並非以手工取勝，因為大家不追求好的質料、設計和手工，而只是享受名牌的虛榮感。

大家去觀察一下那些成行成市的二手名牌皮具店，最多也最受歡迎的，是LV、Gucci一類品牌的Monogram產品，設計上以品牌的商標為主調，基本上十年不改設計都一樣流行。當大家不是欣賞手藝，大家不當時裝是一門認真的藝術，而只是炫耀財富的工具時，那些大品牌亦實在不用花這麼大的心血，堅持產品留在意大利生產。Prada總裁一句希望日後不是以Made in Italy為傲，而是Made in Prada為傲，一語道破箇中玄機。難怪明星們也高呼中國製造也不要緊，因為大家根本不在乎質料如何，品牌依舊就成了。因此，連Prada也將部分生產線搬到中國去，其實代表著一個反智的盲目吹捧名牌年代的出現。

大家對名牌背後代表的工藝傳統、文化、歷史、藝術特色一概不理，只滿足於由名牌的名氣所帶來的虛榮感。當人人都如此本末倒置去消費時，那誰還去在乎時裝手工好與壞，就只會成為這個年代的唐吉訶德。不過，當人人都反智地吹捧名牌時，名牌很快便會淪為庸俗的象徵。

一個真正在乎個人品味的人，倒不會容忍自己的服飾與那些炫耀財富的暴發戶同一模樣。或許到了某個階段，裁縫這種古老行業會復興。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說，連自己的髮型都捍衛不了，還能捍衛治安嗎？同樣道理，重視品味都人都捍衛不了自己的品味，更不要說去捍衛源遠流長的工藝傳統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太空競賽亞洲版

【都市日報-兵器譜】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表面看來是一種國家榮譽的遊戲，美蘇兩強都想透過太空科技的優勢告訴對手和自己陣營裡的夥伴，只有自己的體制才是最完美的。

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在一次著名的演講裡就這樣勸說他的國民，為甚麼一定要推動阿波羅登月計劃：「我們要送人上月球，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這番話真是氣慨雄壯，喚起了美國人心底的「美國精神」：不畏艱難，勇於開拓新天地。彷彿整個航天事業為的就是要打鸁一場象徵與意義形態的戰事。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都明白了為何這麼困難的事還是值得放手一搏，也知道太空競賽的勝者贏的遠不只是面子。因為航天科技的發展，不只可以帶來更精密的地面監測和更精確的導彈導航技術，還能夠協調地上的任何軍事部署。掌握「制空權」在今天的意思指的就是控制環繞地球的衛星軌道。美國的軍事霸權如果少了這一層，根本不能想像。

如今，日本政府積極檢討它對日本航天局的撥款是否足夠，和日本航天局近月頒佈的遠大計劃，一樣是種針對性的軍事考慮，它們的假想敵就是在航天事業上一路領先的中國。持續緊張的中日關係使得神五神六的成功，變成日本人的夢魘。他們擔心的不只是面子問題，更包括了東亞地區的軍事均勢。

在日本背後更大的一盤棋局，是由美國來下的。根據《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報道，美國已經有一連串的方案，想要藉著它在日本、韓國和關島的基地，以及台灣的配合，加強「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形成對中國更有效的包圍網。日本的航天計劃是這盤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在美國政府的勸導和壓力底下，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的財政預算裡面大幅提高對航天工業的撥款，不僅僅是放在以科學和民用事業為主的航天局上，而且還有三分之一的資金是給三菱重工開發軍事勘察衛星。

除了日本，印度也發佈了更具野心的航天計劃，要在2007年把人送上太空。神六的成就，無疑是新世紀太空競賽和空間軍事化的助燃劑。

梁文道：原來品特寫過劇本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品特（Harold Pinter）不是等到現在才拿諾貝爾獎，而是在上世紀七十甚至八十年代就得了獎，我們或許不會感到意外了。如果他在七十年代得諾貝爾獎，情況應該就像帕穆克（Orhan Pamuk）或村上春樹在今天得獎一樣，熟識他的讀者很多，大家會在網上熱烈討論；書店原來就有很多他的作品，這時只需搬到店中最顯眼位置就行；報紙開出的篇幅也一定比現在來得有份量。

但是，品特是在他宣佈不再寫劇本後，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五年才得到這個連他自己都很不解的諾貝爾獎。於是書店要急訂貨，出版社要把絕了版的書重新推出，年輕一代的讀者會疑惑地問「誰是品特？」甚至，連一些在七八十年代不斷排演品特作品的劇界大老也可能會有種重新打開時間錦囊的滄桑：啊，那些老好日子！劇場演出還要有劇本的年代，荒謬劇就是最前戲劇的時光。

說起荒謬劇，品特曾被認為是貝克特的晚輩，擅長用最簡潔的劇情和最浮淺的對白去說最神秘最令人不安的情緒。他筆下的場景總是那麼封閉，動作和台詞之間總是有那麼引人豎耳的沉默。品特喜歡沉默，它比那些無聊的台詞更有力，說出了更多真相。但劇中人物的表現太可笑了（例如《生日派對》中的房東太太），所以觀眾們的笑聲會打破靜默。只不過那些笑聲似乎只是為了舒緩一下緊緊壓住劇院的低沉與陰暗，品特的劇本到底不是討喜的鬧劇。

俱往矣，品特早年作品的魅力。看到報上說他是「人權鬥士」，有劇團朋友感到愕然：「哦，他是人權鬥士」？其實，有兩個品特，一個是荒謬劇場的大師，另一個是在英國《報》寫時論罵布萊爾是白癡的公共知識份子。學戲劇的人不一定知道品特十年來的反戰立場，和他一起上街的年輕人也不一定看過這位老人的成名傑作。當然品特也寫一些充滿政治色彩的劇本，但坦白講，實在粗糙，只是比他近年的詩好。而品特的詩嗎，我寧願他從未寫過。

很多愛讀劇本的朋友未必知道品特早就是個反動份子，他曾在七十年代和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一起去土耳其，考察當地異見份子與庫爾德人的悲慘狀況。後來土耳其大使館搞了一個派對，要好好榮耀米勒，品特也是獲邀嘉賓。怎料統戰沒搞好，品特在派對裏逢人就說：「你知道嗎？土耳其政府居然用電棒去電反對份子的老二」！結果他就給人轟了出來。儘管米勒是主賓，一見這場面，也就隨老友飄然而去。後來品特還寫了一部劇本，叫《Mountain People》，講的就是庫爾德人。

別說大家都忘了品特是個作家，恐怕他自己都沒想過能靠文學得獎。他告訴記者：「頒獎給我大概是看上我的政治活動。……我一直關心帕穆克會不會得獎，他是土耳其第一流的異見份子」。

梁文道或黃世澤：日本為甚麼沒有「神六」(太空競賽二之一)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大家為神舟六號順利升空感到高興的時候，新世紀的太空競賽已經不知不覺地展開了，只不過這一回參賽雙方不再是美國與俄羅斯(準確地說，是前蘇聯)，而是中國跟日本。

熟悉日本漫畫和動畫的讀者都知道，日本次文化裡一直有股科幻狂熱，飛船、太空基地、殖民另一個星球等等，向來都是日本人喜愛的幻想題材。一般的消費者也都應該可以感受到日本電子產品和高科技工業優秀的質量控制，能夠推想他們產業研發的能力也一定相當出色。

正是如此，日本航天事業表現之差才會如此令人吃驚。多年來，它不僅火箭發射失敗的比率要高於一般水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充分掌握載人升空的技術。

最令日本航天局 (JANA)尷尬、最刺傷日本人自尊心的，是在2003年神舟五號的成功，使得中國成為世上第三個載人升空的國家之後短短數個月內，日本發射的一對衛星又在半空爆炸了。

中國航天技術發展之快令世上所有專家感到震驚，相比之下，日本的差勁表現卻不會讓行內人覺得意外。因為日本政府撥給航天局的款項本來就不是太多，平均一年才2,000億日圓左右(合160億人民幣)，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年預算的十分之一，而且近年還有逐年下調的趨勢。

原因之一是日本的航天事業向來定位在非軍事用途之上，與中、俄、美三國的軍方背景恰成對照。很多日本國民和政界人物對國家的軍隊軍工發展心存戒懼，戰後和平憲法規定的基本國策又形成了一道界限，使得航天事業變成一種沒有實質利益的奢侈品。

但是神舟五號的成功改變了一切，中國的登月準備更對日本形成了重大刺激。新任的日本航天局負責人Keiji Tashikawa原來是日本最大電訊公司DoCoMo的總裁，他矢志爭取日本國民和政府的支持，把目標定在要於2025年興建一個月球基地。

梁文道或黃世澤：舊劇熱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年香港興起一片追看舊電視劇的熱潮，不少近十多年收視率高，受好評的電視劇，例如《創世紀》、《刑事偵緝檔案》、《尋秦記》等於深宵重播，都有不少人收看。

以往深宵時分電視觀眾不多，但由於香港人近年生活習慣的轉變，越來越遲就寢，而不少香港人的下班時間亦越來越遲，加班至晚上九時、十時才下班也不是奇事。深宵時分的電視劇捧場客越來越多，某程度上是香港白領工時越來越長的副產品。

但舊劇熱的另一面，亦代表了空餘時間越來越珍貴的香港人，對現有新電視劇的不滿。

由於有電視錄影機及電腦的幫助，現在的電視劇只要有一定水準，就算在晚上九時多播映，要是能夠引起話題，令晚下班的人回家收看並不困難。像無線自製清裝劇《金枝慾孽》，以至韓劇《大長今》都能夠引起城市話題。

不過，由於現今編劇的創作能力越來越低，能夠引起話題的新電視劇亦越來越少。就算同樣由陶大宇、郭可盈這些觀眾受落的演員擔當主角，但由於劇本，以至監製水平不足，演員雖好但都很難說服觀眾花時間收看新的電視劇。

相反，電視台選播深宵電視劇時，可以於十多年以來龐大的節目庫中挑選，而電視台節目部的人往往會選擇一些以往收視好，曾經引起熱潮的重頭劇來重播。

這些重頭劇的水準比現在黃金時間播的劇好得多，而觀看這些劇集的過程中，往往亦勾起不少昔日的美好回憶。像近日所播的《刑事偵緝檔案》便是在香港金融風暴前的黃金時代攝製和播出的，代表了不少香港人幸福在家看電視的日子。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深宵時間播出的舊劇，又怎會不掀起熱潮？

對無線而言，擁有這樣豐厚的文化資產固然值得驕傲。不過，現時大家對新電視劇缺乏興趣的局面，亦代表了無線進入一個坐食老本的年代，如果電視劇製作進入青黃不接時期，在數年後電視台節目部的人，怎樣在這數年製作的電視劇中挑選好的劇目播出？總不可能深宵時間所見的臉孔，都總是陶大宇、郭可盈、古天樂這幾個人。電視台的管理層，可會在這片舊劇熱潮中，有一點憂患意識？

梁文道或黃世澤：基層政權黑罪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李登輝當台灣總統的時候，曾有「黑道治國」的說法，指的是國民黨借助黑勢力鞏固票倉，於是黑道大哥也一一趁機漂白，甚至當上國會議員。這類事件層出不窮，連電影都拿來當題材，例如《黑金》，可見當年台灣政局之腐敗陰暗。料不到改革開放之前以治安良好著稱的中國，如今卻漸漸走上另一種黑道治國的道路，而且還是用一種更為可怕的方式。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自七月起掀起了一陣罷免村官的清風。說是清風，是因為這是歷史上首次有一條村子的村民要求依法罷免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村委主任。這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實施基層民主村級自治以來未曾得見的大事，因此國內外的學者和輿論均非常關注。

當地政府對此態度反覆，先是阻撓後是批准，再來居然出動近千警員暴力驅散集會村民，又用恐嚇手段威迫村民退出罷免動議，最後終於使得整場合法合理的罷官運動胎死腹中。原因何在？真相如何？至今成謎。

於是先後有數批著名的「維權律師」、學者和記者進村查訪，但都遭到暴徒襲擊。根據報道，他們一進太石村，村民就爭相走避，唯恐惹禍上身。然後就有一群身著迷彩服，自稱「保安隊」的大漢衝出來喝罵那些進村的外人，再用棍棒一路追打。

最近幾天，本地《南華早報》、法國一家電台和英國《衛報》的記者在這村子裡接連被這等暴徒拳打腳踢、搶相機和搜內衣；更有一名陪同記者進村的人大代表被打至昏迷，渾身是血。幾宗案件報警後都不被理會。

其實部分農村地區有惡霸橫行，強搶民女、放火殺人和打家劫舍等過去在《水滸傳》裡才看得到的情況，早就不是新聞了。這些地方黑勢力可怕之處是你摸不清他們到底是官是匪，說是官，他們幹的盡是不法勾當；說是匪，他們卻又得到官府庇佑甚至替官府出面辦事。太石村特別的地方，是居然有外國記者受害，於是事情鬧到了國際層面。這種有中國特色的黑道治國，內地學者給它取了個名字，叫做「基層政權黑罪化」。

梁文道：預備災難的降臨

【明報-筆陣】我們永遠也不應該忘記，1997年5月，香港回歸前的兩個月，有一個3歲的小男孩死了。這是全世界第一個被H5N1病毒殺死的人類。

《紐約時報》最近披露了美國政府自1993年開始準備，到這個禮拜終於完成的瘟疫應變計劃內容。它全長381頁，應該說是非常詳盡，但依然被人批評不夠完備。為什麼？因為它有太多的預測但卻缺乏仔細的措施。今天是行政長官曾蔭權公布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的日子，我們不知道其中會有多少篇幅涉及禽流感，我們只知道直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還沒有公布過任何瘟疫爆發之後的緊急計劃。

誠然，香港抵禦禽流感的成績是人所共知的。當年備受爭論的撲殺家禽計劃，成功擋住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爆發，不只是很多國家仿效的典範，也為人類爭取到了幾年的時間。香港也有管軼等國際第一流的禽流感專家，有最好的設備和最充分的經驗；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心力監測市面上的家禽，不厭其煩地宣傳教育公眾要注意個人衛生。但這還不足夠，因為我說的不是預防。雖然每個人都會同意預防勝於治療，但是面對禽流感人傳人的災難，我們要準備的不只是防止它的發生，而且是一旦發生之後應該怎麼辦。

過去半年以來，青海、日本、泰國、越南、俄羅斯、羅馬尼亞等不同地區紛傳大批禽鳥死亡的消息，印尼更有人患病致死的情發生。面對這等愈來愈緊急的局面，各國主要媒體均以專輯的形式報道禽流感的消息，猶如一連串的警號。《自然》與《科學》兩份權威期刊更在上周發表文章，論說1918年殺死全球5000萬人的「西班牙流感」極有可能就是禽流感。包括美國和香港在內的政府均提出了購存疫苗和藥物的計劃。美國的布殊總統大概是收到了卡特里娜颶風的教訓，最近又讀過JohnBarry那本駭人聽聞的TheGreatInfluenza(據說他還要求他的官員們細讀這本講述「西班牙流感」的史籍)，於是更進一步指出必要時會出動軍隊強制隔離。

但是我們要關注的也不只是怎樣治療與隔離禽流感病患，而是如何在災難降臨的時候維持社會的運作。H5N1一旦變種成為可以在人際之間傳播的病毒，它能夠在數小時之內環繞全球，能夠持續蔓延一至三年(見MichaelOster-holm在8月份ForeignAffairs的文章)。更可怕的是，若參照1918年流感的死亡人數按比例推算，這一次的流感爆發，將導致740萬到3.6億人死亡。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回想一下SARS肆虐的2003年，當時全球死亡人數是775，我們的經濟受到了多大的打擊？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們的心理又承受了多重的壓力？如果H5N1真的變成了可以人傳人的病毒，「只不過」殺掉幾百萬人的話，我們的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

那會是改變世界的一天。學校需要停課，機場和邊境將要關閉，食物的供應和一般的運輸系統大受打擊，公司或許沒有人上班，工廠或許沒有機器開動，打開電視可能沒有畫面，走在街上可能空無一人，所有我們熟悉的一切或者都將不復存在。而且，我們還未談及失去親友家人的痛楚。這場可能爆發的瘟疫是人類社會邁向全球化，貨品和服務的供應鏈向全世界展佈延伸，各國經濟高度地相互依賴滲透以來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如果不是最後挑戰的話。

它會不會這麼可怕？沒有人能夠肯定。能不能阻止它的發生？同樣沒有人可以肯定。我們只知道永遠要預備最壞的狀。何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早就說過：「問題不是它會不會爆發，而是何時爆發。」然後我們不得不指出，香港政府似乎還沒有為這最壞的情做好準備，各種公營事業與私人機構也一樣沒有；如果有的話，他們至少沒說。我們仍然不清楚當第一個禽流感人傳人的案例發生之後，孩子什麼時候開始停課？邊境何時開始封閉？一切公眾設施和服務是否繼續運作(例如地鐵與火車)？我們每一家每一戶應該自己預備些什麼？市場會不會出現人潮？隔離營地又設在哪裏？吸收過面對SARS時手忙腳亂的經驗，政府是否已有一套災難應變計劃，甚至擬備了必要的法例？該不該讓我們知道它成竹在胸，好使得大家到時候能夠信服它的指揮？這是我希望在今天的施政報告裏能夠看到的信息。

梁文道或黃世澤：問鼎西九

【都市日報-兵器譜】直到目前為止，民間都沒有人知道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上的天篷究竟造價多少，但是我們已經在談論它是醜還是美，它安全還是不安全，香港需要還是不需要另一個地標，甚至值不值得興建它。一個價錢都還沒搞清楚的東西，又怎麼能判斷它值不值呢？

政府自己做的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對興建天篷有保留，但它的結論卻是「看不出有強烈理由不要天篷」，這又是甚麼樣的邏輯甚麼樣的推論呢？難道政府已經知道這座天篷只要一百萬，一百萬就可以買到一座足以傲世的地標，當然就有「強烈理由」堅持興建囉。不過，如果像建築師學會估計的，這個蓋住整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龐然大物最多要用八十億的話，我們就有「強烈理由」去質問那八十億元何以不用在博物館的館藏上了。

為甚麼政府至今不願公開西九天篷的造價？難道我們不該問這個問題嗎？

這讓我想起「問鼎中原」這個成語的出處：《左傳》裡的一個有名故事。話說春秋時代一位楚王揮軍北上，直指今天洛陽附近的周都城，勢態緊急，早就衰落淪為傀儡的周王派出大臣，以勞軍的名義去看這個意欲造反的諸侯所為何事。一見面，這個楚王開口就問周室所藏的「九鼎」大小如何，輕重若干。接下的對話是歷史上著名的口才示範，我不在此多說。但值得注意的是「九鼎」指的到底是甚麼，它有那麼重要嗎？

所謂「九鼎」，乃三代重器，是傳說中夏商周三朝的傳國之寶，代表皇朝權威，天子用以祭天饗神，非一般人可以接近甚至染指。

簡單地說，它是一種紀念碑，紀念列祖列宗的盛德，象徵王室的無上地位，猶如後來德皇在柏林建的布蘭登堡門，和法國已故總統密特朗在巴黎修築的新凱旋門。一個分封諸侯勢力再大，也不該無禮地去問周天子所藏「九鼎」的輕重尺寸，一問就是野心犯上的表現。

或許西九龍天篷就是曾蔭權的「九鼎」，是這一代特區政府留傳後世的紀念地標。我等草民又豈可逾越本分，問它的造價呢？

梁文道：管理世界最大的組織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漢朝的居延，在今天內外蒙古的邊境地帶，離首都長安可遠。從丞相府發一道命令，得轉四道手續，歷時兩個月才到得了鎮守居延邊關的將士手中。中國實在太大了，大到一個地步甚至有皇帝死了朝代換了，邊疆地區的公文記錄還在使用舊朝舊年號的情況，因為那時沒有電郵，地方官還不知道天早就變了。

這種今天看來很不可思議的情形，在中國竟然持續了幾千年。資訊的流通是管理組織的第一要務，沒有電線只有驛道，沒有汽車只有馬匹的古代中國，到底是用甚麼方法去維持和管理那麼龐大的政府組織呢？現在全球一百大企業榜上有名者，百年老店愈來愈少，而老王朝動輒存活百年以上，憑的又是甚麼？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那些EMBA課程裏的行政人，大概就是帶這樣的問題來聽許倬云的課，這個課最近結集成書，叫做《從歷史看管理》。

坊間已經有太多從歷史看管理的書了，但絕大部份都只是眼於個別皇帝名人的領導風格，再急忙總結出一些做人的道理，似乎照做就能有唐太宗的英明，諸葛亮的智謀。但是要在短短兩百頁以內，把中國歷史理一遍，研究出其中組織結構和原則等深層問題的，恐怕只有像許倬云這般精通社會學歷史學的大師級人物才辦得到。

許教授這本書，你可以當成是以史為鑑學管理的養份，更可以看為用管理學的眼光透視中國制度史的導論。分析中國制度的史籍，汗牛充棟，但很少見這麼乾淨俐落而且眼光現代化的，真真正正是鑑古知今。很多香港人都不明白中國黨政二元的體制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市有市長不就得了，還要加上市委書記，豈不架床屋臃腫得很。看這本書，你就發現這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獨到傳統，源自秦始皇開始的監察制度，一開始是四處巡查各地官員的刺史，後來就成了固定官職，每一層有它的監察人。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但不要以為中國人不講究效率，以前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注重各級官員辦事的成果，唯有中國考察效率。例如明代權相張居正就規定官員要在公事文件上註明完成時限和進度，這些文件都要發到各相關部門和監督人員手中。時候一到還成不了事，那就是「貽誤」的罪名了，要扣分紀錄。升不升職，降不降薪，全看你的成績表漂亮與否。

最近有些大陸媒體熱烈討論廢除科舉百周年。一說起科舉，我們就想到八股文；一提到八股文，我們就會想到《老殘遊記》裏寒窗十載苦讀範文的讀書人竟不知蘇東坡是誰的笑話。為甚麼古人選拔官員要考作文呢？而且還要考格式僵化考題不通的八股？許倬云提醒大家，其實八股之外還要考「策論」，也就是看考生對時政有沒有精彩的意見。至於八股，則是一種無聊但是困難的智力測驗，有如今天考AO的筆試一關，乃基本能力測試。說到底，八股存在五百多年不也考出了不少名臣賢相？一個國家有那麼長久的歲數，是有道理的。

梁文道或黃世澤：平凡女子的和平獎

【都市日報-兵器譜】范花，現年40歲，是四川篷安縣徐家鎮方廣村的書記。這條村子太過貧窮，所以有很多年輕夫妻出外打工，范書記就擔起了替他們照顧留在村子裏的孩子的重任。至今她已擁有36個孩子。

高燿潔，一個年逾古稀的醫生，自1996年開始走訪河南百餘村莊，揭開了因輸血染上愛滋病的嚴重問題。她自費印刷愛滋病預防資料77萬份，四處派發，又把得到的獎金和贊助拿來資助愛滋病和遺孤。九年以來，沒有一天停過工作。

夏曉鵑，台灣的社會學家，多年來研究台灣日益增加的「外籍新娘」，嘗試理解她們的邊緣處境。並且不斷為這些備受歧視，來自東南亞和大陸的女子大聲疾呼，協助她們爭取應有的權利。辛淑敏，是香港同志教會「基恩之家」的牧師。在她努力促進本地基督教會和同性戀社群的對話，同時維護同志們的權利和信仰自由，認為教會應該站在被社會排斥的少數人那一邊。她們是誰？她們不像德雷沙修女那麼有名，得到舉世人民敬仰；她們也不像昂山素姬那樣被政府軟禁，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人權鬥士。

這四名女子更不像基辛格那樣，是個全球到處跑、美金滾滾來的政客。基辛格、德雷沙修女和昂山素姬都得過諾貝爾和平獎，這四位女性又有沒有得獎的機會呢。這四人都是平凡的，可也都是偉大的，她們在這個依然被男性主導暴力籠罩的世界，涓涓滴滴地做著最磨人最需要耐性，卻也最直接地在改變世界的細緻工作。除了這四個人，地球上還有多少像她們一樣既平凡又偉大，但常常被鏡頭忽視的女性呢？瑞士和平基金會找到了999位這樣的人物，提出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行動，大中華地區則由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統籌提名。為甚麼千人提名卻只有999個代表呢？

因為那一個空出來的代表很可能就是你，一個未必阻止過戰爭也沒有在大國間週旋的普通女子，但你努力地維持了你身邊環境的和平與進步。

直到這一刻，我們還不知道今年諾貝爾和平獎花落誰家。不過這999名女性代表的力量其實已經得獎了，因為還有甚麼獎項要比她們工作的實際成果更有價值呢？

梁文道：洪水中想起藍調 假如善心是一項投資

【明報-世紀?視野】今天如果有人泛舟在海洋掩蓋的新奧爾良水面，經過法國區的波旁街，還會不會聽得見那把聲音，斷斷續續，若隱若現？很多人知道新奧爾良是爵士樂的起源地，知道爵士樂的根源之一是藍調，知道藍調的苦來自棉花田的勞動；卻不一定都知道藍調也和洪水有關……

十幾年前，我曾在一張唱片裏聽到一把小號獨奏《奇妙恩典》(AmazingGrace)，聲音粗糙而且遙遠；但那把小號，你彷彿真能聽見一個孤獨的人類正打從心底感恩，直直上天。看唱片簡介，原來是監製在新奧爾良的街上用卡式錄音機錄回來的即興演奏。十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在這個徹底商業化的旅遊城市，還有一把如此穿透、如此直接的無名小號。

今天如果有人泛舟在海洋掩蓋的新奧爾良水面，經過法國區的波旁街，還會不會聽得見那把聲音，斷斷續續，若隱若現？

很多人知道新奧爾良是爵士樂的起源地，知道爵士樂的根源之一是藍調，知道藍調的苦來自棉花田的勞動；卻不一定都知道藍調也和洪水有關。

藍調的源頭

幾乎所有藍調史都會告訴你，無論是南北戰爭前的美國黑奴還是戰後的佃農，都會在工作的時候唱歌。他們唱歌，所以苦勞可以稍稍輕鬆一點。那些歌有整齊的節拍，可以用來跳舞，而且是大伙兒一起跳，就像他們的祖先曾經在野地上圍火踏步旋轉一樣。只是在地裏幹活兒的時候，他們以勞動代替舞蹈。這就是典型的工作歌，以旋律和節奏協調工人們的一舉手一投足，唱到「哼」的時候齊齊舉起鋤頭，唱到「嘿」的時候一起奮力鋤地。

只不過這還不算藍調，藍調不是這麼集體化的舞曲，它更屬於個人，它應該更自由。藍調的直接源頭不是這種棉花田裏的工作歌，而是「築堤吶喊」。從工作歌到築堤吶喊，不只是一種曲式的變化，而且還是整個社會背景的變化。在黑奴解放運動之前，工人們做牛做馬；解放運動之後，他們依然做牛做馬。但有一個重要的分別，那就是在過去，他們的身體和人格屬於地主，幸運一點當佃農的，也有自己歸屬的農場和土地。這當然是壓迫，但在壓迫之中工人卻有集體的認同有集體的身分。但當他們被解放出來成了自由勞工之後，卻成了什麼都不擁有什麼也不屬於的散件工，有點類似今天在城裏頭車站一排排蹲在地上的民工，等僱主挑選幹那有一天沒一天的體力活。換句話說，他們徹底成了市場上的商品，待價而沽。在美國南方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帶，他們等到的，往往就是築堤的工作。

密西西比河自古就陰晴不定，時時氾濫；沿海地區被風暴襲擊，也非自今日始。所以修築堤壩和搬土造地一向是十九世紀末美國東南方最容易找到的工作。那些黑人不再住在集體的宿舍，所以老是一個人上工；他們也不再有那麼多集體勞動的機會，所以往往是獨自一人跟在一頭驢子後頭搬土。這時候他們唱的歌也大有不同了，往往是節奏自由速度較緩的獨唱曲，充滿長段的單音節樂句，聽起來曲折憂鬱恍如啜泣。這就是所謂的築堤吶喊，藍調的真正源頭。

藍調的品味

這種屬於一個工人的呻吟與嚎叫，其歌詞內容也與田裏的工作歌大異其趣，常常是抱怨勞動過度，被工頭操弄至不成人形。有些最早期的藍調乾脆是唱自己的驢伙伴，或者說自己連頭驢都不如，又或者是為驢肩上的膿瘡哀鳴，偶爾歡快點就是鼓勵自己的驢：「上吧，伙計；上吧，伙計；瞧這路，又直又寬！我說，這路又直又寬。」如今洪水淹沒城鎮的情景，也在一些二十世紀初的流行歌留下了印記，例如《大水四處》(HighWaterEvery-where)：「水來了，什麼都不見了，什麼都不見了。連歌都聽不到了，唉，你連歌都聽不到了。唉，我的好上帝。」

由於這種傳奇的出身，很多人望文生義，以為所有藍調唱的都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被資產階級無情壓迫的痛苦。直至他們真正聽到了藍調，卻發現怎麼唱來唱去都是「寶貝，你真的要離開我嗎？」，或是「明天早上，我就要去搭火車離開我的女人了」，難免大吃一驚大失所望。備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折磨的黑奴後代為什麼唱的還是腐朽的小資情調？難怪繼爵士樂之後，有人會把聽藍調與喝威士忌並列城市中產的品味新象徵了。

藍調和商品

藍調的起源成了一種神話，代表原始的力量，最row最粗的生命氣息，它是低下階層的聲音，所以它應該藐視規則發揚自由，它是商業化的對立面，它有其他樂種難以企及的「本真」(authenticity)，更何它來自最原始的非洲大地。這種流行觀念不只篡改了歷史，還扭曲了藍調。

約翰連儂喜歡藍調，而且深受藍調影響，但他卻恨透了爵士樂：「我認為它是一種屎音樂，甚至比搖滾還愚蠢。爵士永遠達不到任何地方，也永遠做不成任何事。它總是同一副模樣，玩爵士的傢伙唯一幹得了的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喝啤酒。」很奇怪，不是嗎？爵士是藍調的直系，今天的藍調樂迷也少有不愛爵士的，但這個披頭士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呢？不只是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玩搖滾起家的一代樂手莫不有類似想法，投入藍調遠離爵士。因為他們認為爵士這種當時最受歡迎的樂種是種花俏虛偽的商業產品，藍調可不同，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有最自然的聯繫。又如EricClapton，因為聽過傳說中曾以靈魂和魔鬼交易吉他技巧的RobertJohnson，於是投身藍調再搖身一變成了巨星。當然這批年輕人後來有很多發了大財，自己就是徹頭徹尾的商品。不過那是後話了。

其實藍調又怎不是商品呢？最早以表演藍調成名的藍調皇后BessieSmith就完全是個江湖跑台的，她懂得多種樂風，只是見觀眾喜歡，才多唱點藍調。所以後來一些樂史樂評就有意無意地冷視她那一代女性，大概女人玩音樂沒有不媚

俗的。男人為主的樂評和樂手捧的還是男人如RobertJohnson，甚至把他一抬抬到創世主的地位，徹底遺忘了BessieSmith才是教化他的大母神。的確，RobertJohnson的音樂好像更粗更有力，但這不表示他不商業化。先別管他從世紀初的收音機裏學到了多少藍調奶奶的技藝，他那些往往只有三分鐘長的歌就是為了當時唱片的容量限度作的。就算藍調大師也要吃飯吧。比如說有KingofSlideGuitar之稱的ElmoreJames，除了灌唱片就是登台跑碼頭。為了賺錢，他甚至會在巡迴表演途中私釀烈酒，讓他的觀眾在禁酒時代也能醉醺醺地聽歌。

藍調和語言

嚴肅的樂評人最恨媚俗最討厭商業，視之為洪水猛獸，結果將來自洪水又與商品經濟大潮混雜不清的藍調純化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鄉土民謠，因為他們總想在人民歡迎的產品之外找到「真正屬於人民的文化」。所以我又何必奇怪商業化的新奧爾良會有純真的小號手，那本來就是新奧爾良酒吧裏賣的東西，你不夠純還賣不出去呢。說到藍調，一般音樂文字簡直是一堆糊塗帳，除了把商品當成非賣品，還誤把被歐洲樂理有份塑造的藍調說成是不二非洲正貨。

但有一點他們是對的，藍調確實唱出了美籍非裔人口的哀歌。光看歌詞你會以為那都只是情歌，但你要聽，你會聽出那些歌詞字面承載不了的力量和情歌。藍調是種最講究弦外之音的神秘音樂，不僅僅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會唱出不同的意思，甚至一個人唱的歌詞可以不是他要唱的感情，這叫做「排除的語言」(languageofexclusion)。嗯，如何解釋才好呢？或許你去看看香港歌星的演唱會，他們總是能夠在激情萬分的一句「離開我吧」與下一句「你離開我吧」之間，突然興高采烈地對台下揮手高叫「上邊的觀眾，你們好！我愛你們」。感情落差得這麼巨大，大概也是一種藍調式「排除的語言」吧。

梁文道或黃世澤：中國國慶（國慶．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由於中國仍在分裂狀態，因此，中國出現了兩個國慶，一個是台澎金馬地區所慶祝的雙十國慶，另一個是中國本土、香港和澳門所慶祝的十一國慶。

雙十國慶其實是辛亥革命紀念日，雖然辛亥革命後，並未為中國帶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但雙十國慶無可否認，象徵著中國擺脫獨裁帝制，建立現代民主共和國的里程碑。

於辛亥革命後，保留中國傳統帝制的主張式微，不論黨派都以建立共和國為目標，孫中山也成為了現代中國之父。

辛亥革命對中國的意義，有如法國大革命對法國人的意義。雙十不只代表由中國國民黨建立的中華民國政權建立紀念日，也是現代中國建立的紀念日。

相反，十月一日是毛澤東於天安門城樓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子，是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成功推翻國民黨政權，取得中國本土控制權。

毛澤東將中國國號由中華民國改成意義相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不少人都批評這種做法，有如以往皇帝建立新皇朝時改國號一樣。同樣地，毛澤東放棄了辛亥革命紀念日這重大日子作為國慶日，亦反映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想法。

慶祝雙十國慶的人，可以基於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崇敬去慶祝，而無須認同中國國民黨，甚至現時控制台北中華民國政權的台灣民進黨。

但慶祝十一國慶，就很難避免甚至有被迫認同個別政權或政黨的意味。作為中國人就要認同中國共產黨，相信有不少人都很難接受。

現時胡錦濤都已經公開表揚中國國民黨的將領，於抗日戰爭中的正面貢獻。如果胡錦濤是一個誠心追求中國統一的人，又不知會不會改為慶祝辛亥革命紀念日，作為不同政見中國人的共同國慶？

梁文道或黃世澤：日常的男性暴力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直到數年前看到一份研究，裡面有數十個女子的經驗口述，才知道原來自己也是男性暴力的受益者。

他們搭地鐵坐巴士的時候，總是要提心吊膽，要把文件或手袋遮在胸前。我又看到她們晚上不敢走進僻靜的小路，上夜街最好不要去得太晚，一個人走在街道上則要?緊神經，注意身旁有沒有不速之客。

我還看到在一些辦公室裡面，有些女孩子去上司辦公室的時候會穿一件風衣，把拉鏈拉到頸口，生怕會被不值得信任的上司看見甚麼。

這只是她們太過敏感，這只是無謂的緊張嗎？我想不是。我作為一個男性，有責任要認識這些女性身處甚麼環境，在怎樣的背景底下長大。

為甚麼我們男人很少擔心他們所擔心的問題？為甚麼我們不怕加班過遲，喝酒喝得太晚？其中道理就有點像一些女子酒量不錯，是因為自小就被家長教訓得學會喝酒，免得長大做事「會蝕底」。

很多女性長期以來就習慣活在被侵犯的陰影之下，他們不斷被提醒這個世界充滿陷阱，危機處處，身邊陌生的男子無一不是可疑的。

這不是歧視男性，而是現實上我們都知道有太多太多女子夜歸遇襲，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人非禮的故事，所以她們有保護自己的責任。

但這真的是女性自己的責任嗎？男性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暴力，受害者不只是直接被侵擾過的女子，而且還涉及所有的女性。

暴力在心理上投下的陰影使得擁擠的空間和夜晚的街道都成為女子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限制了她們的行動自由，讓她們的日常生活多了一重無謂的壓力。

相對來說，我們男子因此擁有更大的移動範圍，更具彈性的作息時間，和一份更舒泰的心情。所以我們全體男人都成了男性暴力的間接獲益者。

甚麼叫做日常性別壓迫?這就是了。

梁文道：不用你民主 只要你正常

【明報-筆陣】真的，有時候老百姓對政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他們不一定想要結束一黨專政，不一定想要三權分立，他們只不過希望拿一封信到郵局，那封信可以順利寄到目的地；他們預期在十字路口過馬路，綠燈不會莫名其妙地突然變成紅燈。這種要求不算過分吧？那麼，如果要求一個政府部門接到人民查詢電話的時候，不要否認自己是政府；要求維持治安的公職人員在目睹暴力事件的時候，不要袖手旁觀；這又是不是很過分很離譜呢？

曾經令人寄以厚望，被譽為是繼1979年安徽小崗村經改實驗後，新時代民主改革試點的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事件，最終竟然成了一齣鬧劇。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從村級直選開始的，依據法律，農村村民有權選舉村委會，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實施自治。如果遇上大型工程等重大事項，更要開村民大會來議決。十多年來，儘管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故發生，貪污賄選時有所聞，但總算是顛簸不平地一路走來，且試且行。直到今年7月，太石村的村民集體決定要罷免他們選出來的村委會主任陳進生。

按照法律，村民絕對有權罷免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村官，只要他們收集到足夠的簽名提出「罷免動議」，上級的區政府就應該啟動罷免程序，而且要協助(並非批准)村民的工作。太石村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村民發現村委主任有瀆職之嫌後，不是上訪也不是「聚眾生事」，而是在一些律師的協助底下，集體學習法律，以最合法最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果他們成功，那就證明了中國村級自治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因為自己選出來的村官，自己果然有辦法叫他下台，而且還是採用了溫和理性充分自主的手段。

但是這整件事的發展卻是一波三折。先是上級區政府百般阻撓，後有連串恐嚇暴力事件發生。終於，番禺區民政局還是確認了罷免動議有效，並且安排重新選舉。但是到了9月12日，政府又出動近千警力驅趕守在太石村財會室的人群(因為他們不願交出將來可以用作起訴前村委主任證據的財務帳簿)。事後多人受傷，而一直幫忙村民的北京維權律師郭飛雄則下落不明。雖然村民後來重新選出村委會代表，但7名民選代表隨即又以各種理由相繼辭職。到了這個關頭，曾經為「孫志剛案」和「黃靜案」大力奔走，並且發出公開信要求溫家寶總理關注太石村事件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遂聯同兩位律師在9月26日進村調查。當天他們一行一直被一隊身穿迷彩服的治安巡邏緊緊跟隨，村民們則聞風而逃不敢多言，後來甚至有大漢衝出來用棍棒毆打他們，一路追趕。在艾教授3人逃回廣州的過程裏，不只治安巡邏隊束手旁觀，報警無人理睬，就連公路上的巡警也沒有出手制止暴徒破壞他們的車輛。

我曾經在大陸的電話查號台找到魚窩頭鎮鎮政府的電話，致電查詢。接電話的人不透露身分，只是反問我是誰，有何用意，最後他竟然回覆：「你打錯了，我們這裏不是政府部門。」再試數回，數番如是。

我之所以把這個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件重新描述一次，無非是為了說明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太石村事件讓我們看到的還不只是大陸民主改革的艱難，而是一個基層政府居然可以墮落到這種地步。太石村村民在罷官的過程裏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是誰在恐嚇村民？剛上任的村代表又為何馬上辭職？如果村民佔據財會室是非法行為，是否一定要出動防暴警察？如果政府自信執法行動有理有據，又為什麼要害怕媒體採訪？是什麼樣的治安巡邏隊跟警察，可以眼睜睜的看老百姓被人用武器攻擊用車追趕，卻不動聲色視若無睹？是什麼樣的人民政府，在接到電話的時候可以否認自己是政府？

要說民主或許太遠，甚至也還用不摸上法治的邊，我們正在談的，只不過是一個政府該有政府的樣子。依照常識，百姓會預期不管自己是什麼人，做了什麼事，哪怕我是官方盯住的「不法分子」，只要受到暴力對待，報警會有回應，警察到了會出手阻止兇徒。依照常識，如果我們打電話給政府部門，那個部門就算不是用很禮貌的語氣回應，就算不想答覆和評論令其尷尬的問題，他們也絕對不可能告訴你：「你打錯了，這裏不是政府。」政府要有公信力，要有認受性跟合法性，最最起碼得做的難道不就是做政府該做的事嗎？

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或黃世澤：國慶日（國慶．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香港交回中國管治後，香港取消了英女皇壽辰，取之而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其實英女皇壽辰，就是大英帝國的國慶日，不過，香港人對英女皇壽辰並無特別感覺，因為香港人普遍對大英帝國的歸屬感不強。但英國人選擇以女皇壽辰作為國慶亦不奇怪，因為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君主立憲國家。保留以君主生辰作國慶的做法，不值得奇怪。

所謂國慶日，就是國家的生日，因為國慶日某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的起源和立國精神。

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般都會選擇國家脫離殖民者獨立週年紀念作為獨立。因為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在脫離歐洲殖民帝國後才建立現代化的國家。而對一些有長久歷史的民族，獨立日亦代表了國家的重生和希望。

美國雖不是第三世界國家，但美國同樣以獨立日作為國慶日，因為美國的獨立，不是民族的獨立，是新大陸人民追求自身權利的革命。作為一個以理念立國的國家，雖然歐洲有不少君主立憲國家，但法國、德國和俄國三個已不是帝制大國的國慶日，都頗為反映了他們對立國精神的看法。

法國開宗明義以法國大革命當日，亦即七月四日作為國慶日，表明了法國人認為當代法國是於法國大革命當日誕生，亦與法國於憲法上，將紅、白、藍三色詮釋為自由、平等、博愛三種精神相匹配。

德國在統一後，改以十月三日德國統一日作為國慶日，某程度上，除了代表了德國人對得來不易國家重新統一的珍惜，亦表明了，一個戰後重生的德國，於德國統一後才誕生。始終，於兩德統一前，東德只不過是蘇聯的一個衛星國，仍有半個德國在他人控制下，兩德統一才算得上戰後德國浴火重生。俄國六月十一日的國慶日，與蘇聯無關，也與彼德大帝無關，俄國政府選擇了葉利欽當選俄國總統當日做國慶日。這樣的國慶日，難怪連不少俄國人都不知道。

俄國雖然一直都想重現大國的風範，但由這樣離奇的國慶日都看到，一個像俄國般缺乏了立國理念和重心的國家，不單民主發展有限，也容易失去方向。

梁文道：單曲的復歸

【都市日報-兵器譜】音樂家創作音樂，本來就是以一首為單位的，無論那首曲子的長短如何。同樣地，聆樂者聽歌也是一首一首地聽。專輯只不過是唱片公司一種「綑綁銷售」(bundle sell)的手段，管你喜不喜歡，十多首歌一起賣給你。

有志氣的音樂人會想辦法利用這種商業限制，把它轉化成創作的前提。反正唱片是以專輯的形式來賣，不如就把歌曲的順序排列得有意義一點，不要半張鑼鼓震天鬧得房頂穿洞，半張花落有聲靜得人昏昏欲睡，而是快慢有序，鬆緊有序，使一張專輯變成一齣有節奏有韻律起伏合宜的戲劇。野心再大點，就乾脆弄張「概念專輯」(conceptual album)，依照統一的概念或想法去製作整張唱片的歌曲，使他們呈現完整的面目。例如Pink Floyd的經典《The dark side of moon》，就是概念專輯的完美示範。至於香港，遠有泰迪羅賓以太空人為主題的傑作，近有盧巧音探索宗教與存在意義的大膽。

但很可惜，現在的消費者在電腦和互聯網找到了從專輯解放出來的自由大道。原來CD唱機上隨機選播的功能，就已打散了任何專輯唱片的固有秩序。如今大家卻可以更方便地回歸單曲，自由選擇想聽的歌，完全不用理會它在某張專輯裡的位置，把來源五花八門的不同曲子編進MP3上的菜單，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音樂河流，自己的「概念專輯」。這是聆樂者奪回自主的年代，也是單曲回歸的年代。但是唱片工業仍然沒有改弦易轍，沒有做好生產流程典範轉移的準備，把專輯為主的框框解散成單曲主導的模式；反而以更誇張的方法去做綑綁銷售。

所以你如今在香港買唱片，買回來的已經不是唱片，而是一張張印著明星俏臉的照片、月曆，一小疊禮品券或餐飲優惠卡，甚至一兩個公仔玩具。在唱片行裡面瀏覽一圈，恐怕只有香港出的唱片是最難恰當插進標準格式的唱片架，它們總是尺寸過大，包裝封套形狀古怪，勉強地架在上頭，象徵了它們在整個音樂世界裡搖搖欲墜的地位。在專輯即將消失的時光裡，有些唱片公司用盡方法以音樂以外的東西來維持它傳統的生產模式；猶如羅馬帝國在其最後歲月，軍隊士氣早就盡喪，盾牌上的雕飾卻竟然越趨精巧繁複。至於最重要的東西–音樂呢？居然還有那麼多的專輯以「新歌加精選」的形式出現，同一首歌更弄上國語、粵語和純音樂等三個版本，卻又不見精彩沒有分別。到了這個地步，消費者不買唱片只願下載，難道不是很理智的做法嗎？

梁文道：always on sunday——讀者的身體

【蘋果日報-always onsunday】梁文道

這兩天正在舉行的牛棚書展，主題是「閱讀與身體」，雖然有很多關於身體的講座跟活動，但是沒有一項是直接談閱讀和身體的關係，有點可惜。很多人以為讀書是一項純智的行為，與肉體無關，但只要再想一想，就會發現即使是在看來很靜態的閱讀過程裏，我們也得用上我們的身體器官，例如眼耳手口，無一不是肢體的一部份。只用理性只用靈魂，你讀得了書嗎？不過，如果我們把閱讀看成一連串的動作和姿態，問題就來了。是甚麼把讀書的方式和其他行動區分開來呢？走路、睡覺、吃喝與拉撒，和閱讀的分別，是否就只是後者總得有一書在手呢？答案，我還沒想清楚，但是我可以在我的筆記裏找些有意思的材料，寫出來讓大家幫忙，思考那閱讀中的人體是甚麼狀態：

坐

以前念哲學史的時候，有兩個大思想家的閱讀姿勢令我印象份外深刻，一個是笛卡爾，一個是馬基雅維利；笛卡爾躺讀，馬基雅維利站讀，總之都不像我們這樣坐讀。

一般人如果躺看書，多在夜間臨睡以書安眠，在進入個人最私密最與世隔絕的時刻前，與這個世界做最後的交流。所以就寢前讀書是種過渡，身體的一半平躺不再移動，另一半只維持最寧靜最有限的運作，意識則在充滿聲音、光線和對話的世界漸漸隱退進沉默和黑暗中。但是笛卡爾不同，他喜歡賴床，醒來之後繼續在床上思考、看書，直到11點左右。這位現代哲學之父，半輩子崇尚理性，醒來之後繼續躺在床上看書，是不是要把這個過渡翻轉過來，讓意識漸漸清明，預備進入喧囂的熱鬧世界呢？

從前我還以為笛卡爾只是個性格懶惰身體虛弱的人呢，因為他在1649年被瑞典女皇請去教哲學，一個星期有三天要早上五點半上課，我們的大哲習慣不了，清晨天氣又涼，終於患上肺炎身亡。

最近，我才知道笛卡爾年輕的時候居然是個身手不錯的劍手，曾經在巴黎出手擊退一幫想不利於一位淑女的醉酒漢。他後來還著有一部《劍擊的藝術》，可惜亡軼。

馬基雅維利，《君王論》的作者，據說他喜歡站念書，而且還要穿上最好最華麗的朝袍，以示慎重。以前我總認為這些傳說印證的是他對學問和知識的無限尊重，教訓我們後人可別把讀書不當回事。原來這也是個誤會。傳說沒錯，他確實有站讀書過久不支倒地的經驗，也確實在一封有名的書信裏提到自己「在樹林中帶但丁，去泉水旁觀鳥。回家之後就脫去灰塵滿布的日常裝，換上最華貴的外袍，以最恰當的姿態進入古人的宮廷……」。但問題是我們該怎樣解讀他的行為，如果我們依今人的閱讀習慣去看這些故事，自然會得出馬基雅維利讀書嚴肅得出奇的印象；可是若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考察，就會發現馬基雅維利不是特別，而是文藝復興學者的典型。

首先，我們都太習慣坐看書，卻忽略了其他姿勢的可能，例如前面說過的躺讀，以及直直地站。

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有一幅著名的畫，年份標記為1610年，畫的是當年的大學圖書館。從中可見一排排的書櫃，戴帽子的學者穿梭其間。書櫃前面有些突出的架子，高及肩膀，架上有斜放的木板。有些學者就立在那些架子前面，把書打開攤在斜板上閱讀。這就是讀書了，有點像今天教堂裏的講道。實際上讀書與講道都是中古修道院常見的器具，而修道院就是那個年代的學術中心，學者也幾乎沒有不是修士神父的，這些人看書講道讀聖經都習慣站立。當然他們也會坐下來看書，不過站讀書絕對是常態之一，不足為奇。

如今我們若要站閱讀，多半是在地鐵或巴士裏面，一手握扶杆，一手持書。所以書本不宜過大，現代袋裝書流行也與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有關。但在中古歐洲，一般學者研讀的書籍，其尺寸可就大多了，絕對不適宜裝在袋子裏到處走，更不可能只用一隻手去捧讀，好在他們有讀書。到了馬基雅維利身處的文藝復興時期，其實也有了小巧的八開本（Octavo），只不過這麼輕便的書只適合但丁等「流行作品」，可以帶到林中隨處吟誦，不宜盛載柏拉圖與西塞羅的玄思和雄辯。古典著作最好還是要有古典的形態。

馬基雅維利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當時書分兩類，一類輕裝簡便內容可親，讀的時候怎麼舒服怎麼讀；另一類則龐大精美深邃只合精研，如果像中古修士那樣站看就最顯隆重了。穿一等絨袍，據意大利學者Guglielmo Cavallo考證，也是讀希臘羅馬名家經典的儀式之一，並非馬氏一人的怪癖。不知今天寫出暢銷書《新君王論》的蔡子強兄，念書時是否也循古風，又換衣服又罰站呢？

手

讀書一定離不開手的動作。看看書的歷史，就知道書的形態必然決定了手部動作的方式，讀不同型制的書，雙手的使用方式也有所差異。

古書的模樣，從它留在今天語言上的痕，可見一二。「卷」、「篇」、「冊」都是文本書籍的單位，尤其「卷」與「篇」，更被假設為一種意義自足完整的文本章節。一卷與另一卷之間，一篇和另一篇之間，要記的事要表達的意思，應該有不一樣的地方。其實，它們原本是書籍文獻形式和計量單位。篇指的是編纂在一起的竹簡，一片片竹簡，用繩索穿起來乃成一篇。如果用的繩子是牛皮所製，就叫做「韋」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一般認為說的是孔子讀易經，一讀再讀，竟連編竹簡的牛皮繩子都弄斷了。尚要留意的是，比起用細麻繩做的「絲編」，牛皮製的「韋編」要來得更堅韌也更貴重，一般只用在最重要的書上，例如被奉為先王大典的《易經》。而「三」這個字在此是虛詞，代表多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孔子這個貴族後裔，正在認真苦讀裝潢華貴的《易經》，翻來捲去，好好一卷竹簡，一不小心就散落開來的狼狽。

自古以來，學者們普遍相信，「篇」是竹簡的單位，「卷」是絲布製「帛書」的單位，也就是說用布帛做的書應該是一張張捲起來的。「圖窮匕現」，畫在帛上的地圖捲成一卷，看的時候一手按在先揭開的一端，另一手推剩下的一端漸漸推展（請注意「展」這個動作，就是當時看書的常見姿勢），直到末端，兇器與殺意才一起暴現。但是按今天考古發掘所見，竹簡確是以卷狀存放，帛書卻沒有成卷的，它們全是摺起來層層壓，或者對摺或者四摺六摺。如果帛書的標準裝幀就是摺狀，那麼看它的動作肯定就不是看簡書般地「捲」了。還是，它有捲起來的時候，只是收藏貯存時才換了一種處置方法呢？

相應於中國上古年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看的書也是卷狀的，拉丁文裏叫做「volumina」（英文volume的來源），漢譯「卷軸」。它與中國漢代之前的竹簡帛書的分別就在那根軸子之有無。除了歐洲人的書有根軸棍外，雖然大家的書都呈卷狀，但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的。第一個不同是文字的排列，漢字由上而下豎排成行，再從右往左刻寫在一片片竹簡上，讀起來自然是用左手往左推好展露那未讀的部份。但歐洲語文卻是相反地自左而右一排排橫寫，所以他們的卷軸也正好得反過來讀，用右手向右方舒展。第二個不同，在於看中國的書卷，是把一卷書慢慢攤展開來，看到最後書也應該就完全攤平了。可是歐洲卷軸，則是一邊以右手退出未讀的紙草，另一邊用左手反向回捲讀過的部份，於是看完一卷書它還是一卷書的模樣；只是抄上文字的那一面從底面翻轉到了外面，所以終卷之後還得像看完一卷錄影帶般地回捲。

無論中西，書卷的世代都過去了，我們現在看的書是一頁頁裝釘起來翻動迅速方便的「書本」（codex）。將來還會不會有另一種嶄新的書籍樣式，需要我們採用全然不同的肢體運動來配合閱讀呢？又或者電腦和鼠標的到來就已宣告人類千多年「書本」年代的終結，好比當年它們終結了卷軸和竹帛一樣？

我只知道，今天我們坐在電腦螢幕之前，手握「老鼠」上下推移，並以指尖點壓，雖是前所未見的閱讀動作；但那屏幕畫面的移動概念卻兜了個圈回到古代，文字成為一篇連續體，而非可以斷開的頁面。一篇文章看到一半若想回頭翻查，就得往前捲動，英文叫做「scrolling」，正是羅馬人閱讀卷軸的動作。

梁文道：看見性工作看見自己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們從來不乏妓女的影像。如今報紙上的風月版常被人詬病是傷風敗俗的禍根，總見濠江春光，一片肉體橫陳。卻不知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上海，就有專門報道青樓韻事兼具指南功能的「蚊蟲報」，裏面也有很多當年名妓的畫片玉照。根據一位德國學者的觀察，那些圖像對當年中國百姓而言，其大開眼界的啟蒙功能可能不遜於梁啟超等先鋒健筆。原因是圖片裏的妓女總是身洋裝，背景也有各種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展現的是中國人眼中的異域風情。很多國人第一次遭遇煤氣燈、電風扇和電車等西方物質文明，就是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下三流的名妓影像。

《我的性活──性工作者攝影集》走的路子雖然完全不同，但它卻也是本貨真價實的啟蒙讀物。這本書結集自去年一個巡迴展覽，展的是香港一群「一樓一」（擁有固定工作場所的自僱型性工作者）自己拍攝的照片和文字自述。在百年華人性工作者影像史中，這肯定是突破創舉。向來只是被拍攝對象的，這回成了拿相機按快門的人；一直只是被人觀看的，這次成為提供影像的主體。我們在這本書裏頭一回透過「姐仔」的眼睛見到他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

我們看到，一個叫做阿鳳的姐仔抱一隻波斯貓，但不是西方油畫慣見的那種蘇丹後宮美人與慵懶貓兒睡褥席之上的場面，而是一人一貓站在馬路邊陽光下，身後有輛汽車駛過。那頭貓可是阿鳳在非典時期在街上拾回來的寶貝。我們又看到另一個「阿姐」，Mickey，拍下自己工作地點裏的雨傘、花瓶、電腦和一幅蠟染畫。在花朵的照片旁，他還用顏色筆註明「畀多生氣給大家」；大床寫真上頭又換了另一種顏色，寫道「我工作環境」。這輯圖片的標題叫做「積極人生，用心對待每一人」（「心」字還是用圖形畫出來的）。Mickey當然積極，他會乘閒上網看時事、娛樂和股市情報，娛樂自己之餘也和客人多些話題。難怪他說：「因為我是一個令人開心的人，人人叫我開心果」。

愈來愈紅的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說過這麼一個故事：在科索沃事件之後，他去美國講學，講的是一連串的笑話和荷李活電影。台下關懷現實的激進年輕學子大為不滿，斥問他為甚麼罔顧戰火下的人民，卻在美國大談媚俗的商業文化。齊杰克認為聽眾有這種反應，是因為你既然來自巴爾幹，就不可能有看戲的歡樂，不可能有「我們的正常生活」。換句話說，巴爾幹來的左翼學者談的理應是巴爾幹半島上演的帝國惡行。

同樣地，妓女該有妓女的邊緣狀態，當他們表現得居然和我們一樣正常時，我們就要生氣了。因為那違反了我們的觀念，顛覆了我們的正常生活。因為我們所謂的正常，正是靠種種的異常來界定維持。我們善良，因為他們是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