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政改大戲結束了，但真正的反思工作其實現在才要開始。
令人意外的是剛剛「大勝」的泛民主派在對手還沒開足火力和它打責任歸屬戰前，就自己先陷入了「獵巫」詭局。主要的導火線當然是特首曾蔭權那一番話，暗示25名民主派裏起碼有6個人是在最後一刻才背離政府，而且其中有一個是關鍵的「轉」人，另外5個則是政府要好好保護的「自己人」。這話出來之後，竟然有民主派大老不加駁斥，卻反過來很配合地與記者們玩猜謎遊戲，看看到底誰是那「神秘第六人」。於是什麼梁耀忠的孩子在加拿大交不出學費等諸多流言都跑了出來，疑幻似真，傳媒再加上一把力玩得不亦樂乎。
泛民主派數天前才綑綁成功，24人一條心地團結給大家看，怎能如此輕易地就被扯進這種離間分裂的遊戲？曾蔭權一句難以確證的話又怎能如此輕鬆地就挑起泛民主派和支持者們的內亂呢？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們常講的「道德高地」作祟。從政要講良心講原則，但說到底還是看行動和效果，既然除了劉千石之外，其他泛民主派議員已經以最實際的一票表達了態度，為什麼現在還要追究誰是真心誰是假意？這豈不是把民主理念變成了宗教信仰，明明大家都受洗宣誓成了教徒，偏偏還要拷問到底有誰是掩良心來受洗？這種「獵巫」行動就是政治泛道德化的極致表現。
更不妙的是它和泛民主派曾經親歷其苦的「愛國論」互為鏡像，同是香港近年來表態政治的血親。去年的「愛國論」最惹人反感的地方，不是定義愛國的困難，而是它乃一種純粹的誅心之論，動輒就質問對手的動機和用心。整場辯論恍若文革，一來就先給你扣上頂不愛國的帽子，逼你站在守勢，只能百般辯白自己那外人看不見摸不的心理動機。結果就算大家學懂了五花八門的愛國方法和定義，真正的政策議題卻嚴重失焦。
去年我剛接任電台烽煙節目主持時，曾在本報撰文對香港表態政治的興盛表示憂慮。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把政治簡化成立場站得對不對穩不穩的傾向，例如電台節目的主持人或者聽眾動輒質問從政者「唔好講咁多廢話，你而家究竟企邊一面？」。又如譚香文明明投票反對政府方案，還是難免被聽眾質疑其真正動機，懷疑她不夠堅定。除了行動，我們該怎麼樣辨識一個從政者的意圖呢？
在過去兩個月裏，這場關乎香港民主發展前途的重大辯論幾乎喪失了它的公共面向，淪為傳媒上演出的少數政治精英的交易鬧劇，首先難辭其咎的就是特區政府，從第一號政改報告書開始，林瑞麟局長主持的諮詢工作就不斷地惹人非議，覺得它不夠公開，諮詢面太窄。怎料到了這第五份政改報告書，不只令人看不出它和前面4份報告書有何邏輯關係，甚至根本取消了公眾諮詢。關於政改的討論直到這兩個月才突然爆發許多新要求(如普選時間表)，正正反映出以前4份報告書的諮詢做得不透徹，沒有準備好公眾的參與。如今政府推動的方案失敗，則反映了它沒把市民放在工作重點。
政改爭論的最後關頭被認為是場民意戰，但大家可還記得政府剛推出這個方案時，許仕仁司長說了什麼？他特別強調要向議員「乞票」，這等於為推動政改的工程定了調，於是傳媒在接下來的兩個月果真如其所願，天天盯緊哪些議員會「企硬」哪些議員會「轉」，看看司長乞票乞得如何。政府沒把方案帶到市民的層面廣納意見(許司長去區議會向潛在既得利益階層推銷，算不上真正的公眾參與)，卻在傳媒目光的注視下做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換了你是可能「轉」的那個人，天天給人追問「轉不轉」，你還轉得起來嗎？等到最後一個禮拜，政府才開始面對市民，賣那遲來而單向的電視廣告，當然是無力回天。
民意是否重要？民意當然重要。所以泛民主派才會動員遊行，保守派才要徵集簽名。但是這麼重要的民意，「護法」許崇德卻可以說幾萬人也比不上三四個人掌握的真理，而泛民主派的議員則居然說被誤導的民意可以不理。到底民意是什麼東西？可以任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我們又見雙方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動員民意、徵募民意和測量民意，把香港人化約成一堆數字，再按各自的需要詮釋利用，有時倚賴有時丟棄。雙方都說要爭取民意，但兩個月間沒有任何一方做過大規模的諮詢，也沒有開展任何系統且細緻的民間討論。有些學者如陳家洛等力倡公投表決，但他們想必也知道缺乏審議(deliberation)的投票無異於一種比較嚴肅的民意調查。終於，廣大市民成了一群從政者角力的背景，一齣懸疑猜謎劇的觀眾與看客。在這樣的情形下，討論誰贏誰輸又有何意義？
政治要講現實，不能變成一種唯心的信仰；民主也不能只是抽象地大談聆聽民意，卻不去落實下來和公民們廣泛討論。但願這回政改爭論的落幕，是香港政治的真正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