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香港必將邁向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目標，也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香港的民主條件是需要建設和保障的。然而這麼多年以來，什麼叫做民主的條件，怎麼衡量那些條件的成熟與否，卻始終沒有太多人深入地去認真探討。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政改方案的時候，香港電台舉辦了第一次公眾諮詢大會，港台的編輯獨立性再次成為爭論焦點。政改與港台的獨立性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大有關係，這裏牽涉到的正是民主的條件問題。
為什麼報紙和雜誌等印刷品可以享受郵寄的優惠？這個國際慣例和傳統是從哪裏來的呢？其實這要追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的美國政壇曾經對民主和郵政服務的關係有熱切的討論。在那個沒有電訊傳播技術的年代，郵寄就是跨地域溝通的唯一方式，而報紙與雜誌則是報道新聞與表達意見的唯一大眾媒體。要實施有力且健全的民主政治，完整的新聞和公民間各種意見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美國不只在短短數十年間大力提高了人均享有郵局的比例，讓每一個美國人都能盡量平均地盡速地得到郵寄品，同時還給了報紙和「報道藝術、科學與其他一切有利於人類知識成長」的雜誌特別的郵寄優惠。這種優惠擴展到包括商品廣告和目錄等一切印刷品，是多年之後的事了。到了1917年，蘇聯政權成立，它在其他國家大力發展橫向的電訊基建時，卻力於鋪設無線電廣播網和公眾空間的揚聲器，目的自然是為了能夠把中央的聲音由上往下統一地發放到全國各個角落。所以蘇聯的電話及程度要比歐洲其他地區慢了好幾步。
舉這兩個例子，為的是說明政府與傳播溝通的關係，早年的美國政府資助報章雜誌的郵寄是為了使它的政體更成熟，蘇聯大舉鋪設喇叭和廣播發射站也是為其政體服務。在這兩個例子裏面，溝通與傳播都是一種促進政體類型的條件。哪一種更能有利於民主，看來就不用我多說了。
今天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用那麼多的公帑去支持它呢？特別是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盛行，所有公共服務最好全都私營化，因此全球各地公營廣播機構相繼衰落的時代？其實徐四民在港台那場諮詢大會裏的發言正好無意中點出了要害，他說所有的傳媒都有老闆，哪有傳媒機構可以不聽老闆的話呢？並以他自己的《鏡報》為例，強調《鏡報》一定要跟他的意思走。誠然，所有的傳媒都有老闆，但傳媒機構是否一定就要滿足老闆呢？恐怕未必。家族企業《華盛頓郵報》有個媒體評論專欄，裏面不時有尖銳批評自己母公司違背了新聞原則的文章，但老闆們明白這種批判精神正是自己希望自己的報紙擁有的特質，也只好沮喪地接受。《鏡報》和《華郵》比起來，哪一份更有公信力？哪一份更有影響力？也是不用我贅言的。
新聞業一向標榜獨立，所謂的「獨立」包括的就是《華郵》這種編輯獨立，股東不輕言介入內容編採的方向，編輯敢於向老闆說不。可惜近年來的商業化浪潮已經嚴重挫折了這種獨立精神，廣告部和營業部門對報刊內容享有愈來愈大的發言權，媒體老闆也愈來愈把媒體當成個人的玩具。如今的新聞自由已經變成幾個老闆的自由了。不獨香港如是，即使是一些享負盛名的國際傳媒機構也有同樣的趨勢；再加上媒體行業之間的併購規模愈來愈大，現在幾乎幾個財團就控制了全球一半的媒體行業。
在這種情底下，很多不利於大財團和政府的意見不見了，關乎公眾利益但沒有商業價值的新聞被邊緣化了，一些邊緣社群和被壓迫人民的聲音消失了，不合主流傳媒意識形態框框的看法則被妖魔化了。這是一種適合民主發展的媒體環境嗎？當然不。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編採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的仰賴，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我們應該期盼為了一個更民主的社會，要有一個公共傳媒能夠把所有公民應該知道，合乎公共利益的消息揭露出來；提供一個平台讓各種意見交流撞擊，尤其是那些商業媒體不去呈現的非主流聲音；替公民裝備必要的知識，然後刺激起關乎整個社會走向的重大辯論。
那麼，現在的港台達到了這些期望嗎？很可惜，沒有。這麼多年以來，所有關於港台的辯論都粗糙地呈現為兩極對立，凡是支持它的就是支持言論自由，凡是反對它的就是反對言論自由。而它是否仍然享有充分編輯自由，享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標杆就是看它還敢不敢罵政府；敢罵就是自主，不敢罵就是不自主；罵得多就是自由，罵得少就是不自由了。然而，在這些辯論底下被掩蓋的是港台機構文化的老化和官僚，被這些辯論扭曲的是它不只沒有挑戰商業媒體的主流價值，反而與之亦步亦趨的傾向。
今天的港台不只不去刺激起重要的公眾辯論，反而盡量避免爭論。以前年的「斌仔事件」為例，本來這件事除了可以喚醒大家注意癱瘓病人的處境外，還可以帶起香港社會一直迴避的安樂死議題。但是在港台熟練的DJ文化處理下，整件事又變成了一項群星獻愛心式的眽眽溫情大展演。近日其他大家應該關注的道德議題和社會事件，如應否推出反性傾向歧視法和世貿會議正反兩面的問題上，港台同樣輕輕地放過一邊。
所以如此，是因為港台被人罵怕了。它和所有其他傳媒機構最大的不同是當其他人樂於引起注意，甚至不惜以各種手法「博出位」的時候，它則反其道而行，盡其可能地避開爭議。當所有傳媒都在不顧風險追求創新的時候，港台最大的原則似乎就是不要犯錯；而不犯錯的意思就是不要收到聽眾來信教訓主持人，不要在報上看到說它不公平的文章。簡單地說，就是要保險。當然，許多港台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公務員這個條件，也有助於造成這種傾向。
因此，港台的許多節目許多活動不只不去質疑主流商業文化，不去突出平常被壓抑的邊緣文化，反倒複製了香港主流商業文化的價值。且以近年備受爭論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為例，以一家公營廣播機構的身分，它能不能在肯定最受市場歡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時，也設立獎項去表揚香港的古典樂手、傳統戲曲和現代音樂作曲家，而不是把它們都推到真正小眾的第四台呢？平情而論，在鼓勵新進原創音樂的成就上，連以商業為名的商業電台都要比它大。光看這一年一度的流行樂壇「盛事」，你實在分不出港台與無電視的分別。再說「十本好書」的評選，雖是其他傳媒不屑為之的文化活動，但它又為什麼不好好利用資源去做一個認認真真的年度書獎，鼓勵華文世界的優秀作者與出版社呢？港台只是十年如一日地繼續依賴香港的主流「名人文化」心態，拼湊出一份名人書單，這是BBC等港台嚮往的公共傳媒會做的事嗎？
說到底，港台實在太需要名人們的支持了。因為身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它不能依靠商業指標去判斷自己的表現，它得靠口碑。而所謂口碑，在香港指的無非就是一批有地盤有影響力的名人的意見。每當港台遇到風波，它就可以靠平日厚植的名人關係在專欄上發言力挺。長此以往，一個本來應該以發掘香港社會新生力量，介紹商業媒體忽視的另類觀點為己任的公營傳媒，又怎能不變成另一把主流價值的傳聲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