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胡應湘把遊行說成是一種「暴民政治」，立刻就遭到四面扔來的磚頭和石塊，說他侮辱了遊行的意義，也侮辱了香港人。大家都說遊行是一種正常的意見表達方式，又說香港人的示威遊行是世界上最理性最守法的了。這種話我也說過，並且還以張虹導演的《七月》為例。其中一個經典場面就是在第一次七一大遊行的現場，有一條街道上擠滿了人，等待出發的群眾無奈地枯站在警方架起的警戒線後，烈日當空，其苦可想而知，但沒有人願意越雷池半步。終於，有一個男子穿過了繩索向警員的方向邁步，警方緊張起來急忙喝止。原來那個男子只是喝完了飲料，身邊又沒有垃圾桶，所以只好越過警察防線去路口的垃圾桶把空罐丟掉。
這一段影片簡直可以成為香港人的典型形象，講禮貌守秩序，即使是在滿懷怒火要上街宣泄的情底下，即使要苦苦守在道旁頂烈陽幾小時，我們還是記得垃圾要放在垃圾桶裏，為此我們才被迫做了那麼一點違反警方指示的小「壞事」。自從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後，「理性」二字就成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標準自述用語。正如所有研究集體行動的人都知道的，集體行動會賦予參與者一種身分認同感，不僅讓他們更團結，而且還帶來一種更新的集體身分。去過這趟遊行的，大都會同意「我們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心意堅決，但是行動起來很理性」這句話吧。於是「理性」就成了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指標，也成了我們衡量一切遊行是好是壞的標準了。
但是我很少在公開場合提起《七月》這部「直接電影」其實還有另一段令人難忘的畫面。那是同一天遊行的尾聲，一群打鼓載歌載舞的青年離開了預定路線，繼續在大街上蹦跳唱歌。這回警察可不手軟了，一上來馬上抓人。場面頓時混亂起來，你推我撞，「警察打人呀！」、「你冷靜」之聲不絕。結局是一個青年給帶回警署，其他人在外等候。
這群青年的確是走到了不在原定路線的街上，但他們傷害到誰了呢？他們堵塞了交通，打爛了沿街的櫥窗嗎？沒有。他們只是歌唱，只是跳舞。不過，在以機械地叫口號，列隊走路為主流的香港示威文化裏，他們的行為就顯得很不「理性」，很違反我們的集體認同了。其實在這個脈絡底下，香港人所謂的「理性」只不過是守規矩而已。不規則地在街上跑步是不規矩的，所以也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人踩高蹺或者滑板遊行，那當然也是不規矩不理性的。萬一(只是萬一)有人用自焚的方式示威，那自然是理性的反面，是徹底瘋狂的行為了。反過來，我們不知這些人為何示威，也不知他們為什麼要用和我們不同的方式來示威，然後一棍子把他們都打成「反理性」的做法，卻還是很「理性」的。
「南韓農民」這4個字在香港媒體的處理底下，已經成為「自焚」的同義詞了。看過那麼多有關的報道，甚至還有專程去南韓採訪的，就是沒辦法令人搞清楚「全國農民連帶」這個組織抗議的是什麼，和世貿又有何關係，只知道他們有什麼「戰略」，「戰績」又如何輝煌。「全國農民連帶」的代表為此還專程在上個月來香港開了記者招待會，想向香港人解釋他們的苦衷。怎料記者們對彼邦農業的統計數字和農民生活的歷史不大有興趣，倒是在提問時間問人家「你們會不會自焚」，使得南韓農民的代表為之氣結。
誠然，南韓農民的示威活動裏有過自殺的紀錄；我自己也不能認同這種示威方式；但是我們都不能否認自焚是一種世間最悲壯慘烈的示威手段。想想看，一個人要走到何種絕境，要背負了多大的仇恨和屈，要有多大的決心和意志，才能忍受那大火燒遍渾身上下的痛楚，慢慢致死的煎熬？任何有被火燒傷或者熱水燙傷經驗的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所以在人類抗爭的歷史中，自焚永遠是明志和佔據道德高地最有效也最極端的方式。越戰時期那幀自焚僧人於烈焰中靜坐的照片如此震撼人心，使人看後久久不能釋懷，是因為一個自焚的人等於把抗議的對象推到了一個難以自辯的道德困境：人家為了反對你居然連自焚這招都用上了，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因此自焚是種拒絕對話停止溝通的終極抗議，真真正正地毫不理性。但是任何一個正常人看到這種慘烈的場面都不可能無動於中，不可能不同情，更不可能不帶感慨地去輕輕問一聲：「為什麼？」有南韓農民自焚，就是為了讓世人去問「為什麼」，難道世界貿易組織就真的邪惡到這個境地嗎？難道這些農民就真給它逼到無路可走了嗎？為什麼政府宣傳廣告裏「陸叔」陳永陸告訴大家那個使我們「買又抵，錢又賺多」的世貿，竟然值得一個人用最痛苦的方法去結束生命來抗議呢？
看來南韓農民實在不該在香港自焚，因為只有在我們這個舉世最理性的城市裏沒人關心這些問題。除了生意是不是多了，購物的選擇範圍是不是大了之外，我們只關心世貿會議會不會變成一場香港電影式的街頭動作片，而它的高潮又會不會是一場自焚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