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說了20年的夢話（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明報-筆陣】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裏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4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4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說「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裏面，我們不妨把這4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M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TheMoralConsequencesofEconomicGrowth)裏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裏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裏，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