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說幾句公道話

【明報專訊】初到貴境總是撞板多過食飯。紐約可說是我第二故鄉，前後住了七年，到今天我還能背誦上西城一二三這三線地鐵的每個站名，西六十六街林肯中心、七十二街、七十九街、八十六街，然後是我住的九十六街，之後是分道兩線直上一一六街哥大正門。縱然變了半個紐約人，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也找我幫忙接待內地和香港的紐約訪問團，卻是要走的那天還是大鄉里。

說大鄉里，是因為紐約有着一些歷史悠久的法例，今天說起來都會讓人莞爾。其中一條是不許在街上喝酒，哪管是幾乎沒有酒精的Miller Lite。喝過這種啤酒的都知道這酒騙人，百分之四的酒精，還不是等於水？夏天紐約極為乾熱，華氏一百度以上天天都是，下城區回家鑽出地鐵，有時去小店買一罐喝。每次小店老闆都給我用一個小小褐色紙袋包着啤酒罐，我每次一出門就扔掉紙袋。直至一天，有個軍裝警員走過來，豎起食指搖了又搖。我瞪着眼睛不明所以，他走過來說﹕這是犯法。

紐約有些笨法例一直執行到今天。以不能當街喝酒為例，這不像禁止抽煙那樣是因着健康原因，而是這條法例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禁酒令年代立下的。這是當年芝加哥黑幫頭子卡邦（Al Capone）發大財的來源，一九八七年荷李活有一部大賣電影《The Untouchables》由奇雲高士拿和辛康納利主演，羅拔迪尼路飾卡邦，說的就是財政部特工奇雲高士拿和老差骨辛康納利對付卡邦的真人真事。今天美國再沒有像當年雷厲風行的禁酒令，但不許人們當街喝酒一直流傳到今天。那次，警察先生說，再喝就要開罰單，原來除了違例泊車，連街上喝酒也有定額罰款。

笨法定了也得執行

法例雖然笨，可是既然定了就得執行，本人阮囊羞澀，沒有可能為了喝酒權利打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請九個大法官解釋這條禁酒令如何與世相違，只能當笑話笑了笑，反正在家一樣可以喝，差那幾步不至熱昏街頭了吧。類似的事不僅美國有，另一文明大國日本也有，朋友八十年代在東京上學，人住上野，遇上交通休整周，他卻實踐港人分秒必爭精神，眼看車道來回五十米汽車全無，在行人過路燈仍閃着紅色時大步跨出去。對面一個維持交通安全的義工婆婆一手把他截着，下場是罰他來回過三十遍馬路。為什麼不爭辯？外國人哪知這交通條例，况且婆婆的北陸口音也聽不懂。

事隔多年，當我讀到一個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地鐵車廂和小孩吃東西的新聞，就不由自主追看下去。當然，想不到的是，這場小小的地鐵車廂爭執，被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上綱上線變成了「香港人不說普通話」、「香港人欠揍」、「香港人是狗」這些話來。我甚至有幾天疑心大發，覺得中聯辦郝鐵川部長和孔慶東教授是一鼻子出氣唱雙簧——孔先生說香港人不講普通話，言下之意是討厭香港人自外於中華民族；郝先生談到中國人和香港人在民意調查裏的意義。時間上一先一後，卻讓我這好事之徒老是覺得事有蹊蹺。這是後話，容後再說。

從D&G到雙非孕婦來港搶閘生孩子，乃至地鐵車廂吃東西事件，三樣事掀起了小至中港文化不同，大至香港必須獨立脫離中共魔掌，中間還摻雜要堅決阻止蝗蟲來港生事的年輕人。這是深圳河兩邊的事，有一種傳統看法是，除了新界原住民，我們上一代都是新移民，在四十年代末中共快要席捲全國之際，拖男帶女把家當都帶來這南方海島落地生根，浸浸然有着「我也是原住民」的睥睨天下心態。另一種論說則是大陸人來香港搶了我們的繁榮搶了我們的工作搶了我們的法治，還把我們的乾淨整潔明快都搶去，例子是當街大小二便以及在廣東道呼盧喝矢。一派則以香港是我家為大纛，大陸人入侵，亂我香港。

今天還在說原住民與過客，這種調調無疑脫離了現實。今天的香港，只要有身分證便可以按照法例留在這裏，現代社會巿民的身分（identity）已不是純粹血緣已能解說。以台灣為例，理論上台灣至少有幾百萬人是一九四九年隨着蔣介石渡海而來的外省籍，可是今天這些人都是台灣人而不是大陸人。中共就是如何希望統一台灣，都沒有膽量在省籍上把外省人和本省人分開對待，「台灣人民」這四字說明一切，是政治名詞而非地理名詞。

同樣地，如果香港今天事事都把原住民找出來做擋箭牌或者作為面對新世代的遁詞，在歷史因緣而言完全說得通，但客觀上這些現代社會的原住民嚴格而言也不一定全是貨真價實的原住民——明朝南來的原住民到今天都六百多年，這六個世紀間，建設香港的不止是當年南來的那一群了吧，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先後有兩個版本的《新安縣志》，這是香港的最早地方志，首都博物館有一套，中山大學的一套則由葉靈鳳先生捐出來的。有興趣不妨一讀，當知原住民的來龍去脈，對今天各種相關說法自會搞清楚弄明白。

身分非血緣能解說

香港是移民城巿，和紐約洛杉磯悉尼溫哥華都一樣；沒有人可以從方物志的精確考究而言是真正香港人，就等於紐約人是紐約客（New Yorker），高克毅先生把這個英文字詞翻譯得出神入化，紐約一千萬人，意裔愛爾蘭裔西班牙語裔華裔都有，各善其身，各行其事，各不打擾，是為大都會。香港有北至黑龍江南及海南的各省移民，儘管五六十年代所謂「撈鬆」之說，那只是粵籍對外省來客的統一稱謂，實是半鹹淡國語的「老兄」之謂也；表面上是一句嘲笑，其實是自認細佬的謙卑語。既然沒有真正土生土長的港人，這種以「先到先得」來決定話語權的做法沒有根據，也就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以「我比你先來」而對人與事振振有辭了，倒過來是人人平等，新來者不必對固有者低眉失額，但先到者也不必對後進頤指氣使。

D&G挑機是另一回事。我翻看不少人報道，那個星期天聚集在廣東道D&G的年輕人，從不滿店方不許港拍照到反對地產霸權都有。我一直感到香港年輕一代比我們那一代更有希望，是因為今天的年輕人有着更多的獨立思考，有着更廣闊的社會視野。上星期我說過，廣東道早在七十年代已是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海運大廈代表的是「鬼佬竇」，不信，回去問問你家父母兄長，中環雖然洋化，但那是所謂買辦華人的地頭，和廣東道一帶的全洋化是兩碼事。必須指出，那是崇洋的年代，是一句話中英夾雜大盛的日子，是鬼佬一出誰與爭鋒的華人低人半截的買辦當旺年代。今天，鬼佬又點，就是要你道歉。但我們從D&G事件看到的是不亢不卑，沒有人叫打倒鬼佬（邱誠武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與中大同學寫的中環騷動報道文學，那次是有人喊出這句話，也有人對經過身邊的豪華跑車發噓聲甚或起飛腳），D&G聚集事件是文明之極的一次表達意見活動。

若是要把D&G扯上對中共治下的大款來港侵佔本港經濟，平心而論是拉牛上樹，八十年代海港城已經失守美日歐遊客，今天大陸客充斥廣東道，除了拖着那個行李箱礙着行人，錢多而氣粗，我們實在沒轍。八十年代香港外遊大熱，曼谷街頭馬尼拉旺巿不也是廣東話盛行，那嗓門比今天的大陸佬大陸婆不遑多讓。我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曾經見識這些漪歟盛哉場面，「嘩嘩嘩」之聲與古埃及法老王木乃伊同在，「喂，快啲幫我影張相」與唐三彩共處。相對於那些年，今天香港人成熟文明得多了，然而我在倫敦的日子，從未在《泰晤士報》和《衛報》讀過有讀者投書不滿遊客喧嘩；是的，英國佬是陰濕的，他們不投訴你，但卻掩着臉竊竊私笑。

文明教育需要時日

這是需要時日的。六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日人出國成風，人們今天看到的領隊擎着一支小旗、後面跟着成串團友，起源便是日本團。不要以為日本人天生是如今羅浮宮看到那樣溫良恭儉，那時一樣是大鄉出城。香港老資格的旅行社老闆都知道，日本人當年出國，出入國境部門會在發出護照時夾着宣傳紙品給國人，教導出去之後要注意的各種生活起居，其中一項是女性要化妝。這種形而下的教育歷時四十年，始有今天日本團遊客貓着身在故宮博物院在大都會博物館抄寫展品圖解的新時代。

至於雙非嬰兒，我更不知如何與大陸人蠶食香港扯上關係。毋庸諱言，大陸一些人來港產子，是為了香港較優良的醫護系統，也為了那三吋見方的身分證；弄得香港的醫院一團糟，健康院滿是人潮，無疑也是這批雙非嬰。可是事情簡單不過，把條例一改便馬上煞住。美國也是抵壘政策之地，你只要在美國生下孩子，哪管你是非法移民，可孩子這輩子永遠是美國人，鄧小平兒子鄧質方之子便是美國人，上學課本校車牛奶都免費，理論上更可以參選美國總統。但美國的把關是嚴格的，拿着簽證入境，海關大爺大嬸只要稍不滿意即原機遣返。香港不必修改基本法也不必人大解釋，明天便可堵住。有人大哭大罵，香港是法治城巿，會怕刁民？

這些討論日益遠揚的核心是「香港是不是沉淪」，以至讓昔日低三下四的大陸人欺侮。公道一點說，香港今天是沉淪了一些，至低限度比一九九七年回歸時沉淪。我所說的沉淪，是這個城巿已不是一個人人敢於說真話的城巿，是這個城巿再也不是一個人人勇於承擔的城巿。這兩點，這些年來講得嘴臭筆也寫禿，香港沉淪的不是經濟，是這兩股底氣。經濟不景可以屈服港人？笑話！第一次石油危機，彌敦道上的光管招牌十時後全部關上，夜馬取消，香港變成黑暗都巿，但社會沒有泄氣。今天我們變了什麼？新聞自由一下子跌了二十位，地產霸權沒有誰敢於公開批判，北京講一句話香港雙手一搓說「喳」。日本經濟不復當年勇是事實，美國放緩早就不是新聞，英國連歐洲二流也挨不上，但人家底氣十足，今天不行，希望在明天。趙丹說過，人，總是要一口氣的。

沈旭暉：伊朗還有多少朋友？

【咫尺地球】美國對伊朗施加的壓力愈來愈大，除了要求世界各國對伊朗石油實施禁運，還聯同英法艦隊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國內鷹派對這形勢頗為興奮，彷彿解決伊朗「問題」的時機快將到來。但即使不談國際道德，單談實力，究竟伊朗是否真的眾叛親離？

假如伊朗被攻擊，首先被聯成一線的，自然是敘利亞。在過去三十年，敘利亞是與伊朗關係最好的中東國家，一來阿薩德家族信奉什葉派的支派阿拉維派，已是意識形態最接近伊朗的政權；二來兩國有伊拉克、以色列等共同敵人，在黎巴嫩戰爭緊密合作，內地國際關係學者孫德剛稱之為「準同盟關係」。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剛接獲阿拉伯聯盟要求下台的最後通牒，假如伊朗戰爭這時候爆發，而巴沙爾仍能掌權，兩大亂局就可能掛鈎。敘利亞一直有計劃在最後關頭，攻擊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雖然沒有勝望，但足以對以色列造成恐慌。因此在敘利亞問題解決前，美國出兵伊朗有大量包袱。

與敘利亞「準同盟關係」成美包袱

而伊朗支持的兩大激進組織：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都是西方擔心會聲援伊朗的重要盟友，而真主黨曾警告要是敘利亞、伊朗任何一國遇襲，都會發動報復。這樣一來，敘利亞撤軍後尚未建立強大中央政府的黎巴嫩，以及和平進程近年毫無進展的以巴衝突，都可能被捲入爭端。美國出兵前，也必須加以維穩，特別是哈馬斯的根據地加沙鄰近埃及，而哈馬斯的母體穆斯林兄弟會剛在變天後的埃及國會選舉大勝，華府不可能不投鼠忌器。

真主黨揚言報復出兵前須維穩

再者小布殊發動反恐戰爭後，在阿富汗、伊拉克建立的新政權脆弱不堪，伊朗卻對兩國建立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伊拉克以什葉派為多數派，什葉派領袖都和伊朗關係密切，要是伊朗戰爭被上升為什葉派戰爭，剛稍為緩和的伊拉克局勢，可能重新被激化。

至於阿塔利班從前雖然是伊朗的敵人，但自從倒台後，卻有西方情報指兩者已建立合作關係；即便是親美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也說要和伊朗進一步合作。伊朗一旦被攻擊，可能主動將戰爭擴大到阿富汗，讓美國多面作戰，因此美國近月已發出不少與塔利班和解的姿態，副總統拜登甚至說「從未認為塔利班是美國敵人」，可見世上確實沒有永恆的敵人。

尚有同情者金磚國或乘機進佔

假如美國不出兵，只是靠國際社會合作經濟圍堵，則歐盟各國當中，除了英法，其他都不會積極，那些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更會逐漸反彈。中俄乃至整個「金磚五國」體系雖然不希望伊朗擁有核武，但也希望保障伊朗合法貿易的權利，反而可能在宣示一些政策原則後，交由民企乘機大舉進佔伊朗市場。美國要強逼急需能源的中國制裁伊朗，唯一可能性是有明確共識，讓中國佔有「新伊朗」一定石油資源、或安排沙特完全取代伊朗對中國能源的角色，而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國分散投資的原則。

邏輯上，伊朗戰爭爆發的最大可能，是伊朗外交政策出現嚴重誤判，製造足以被天下譴責的把柄，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正式製造核彈、又或出兵鄰國，否則以目前狀態，它的盟友和同情者尚有不少，開戰的不可測性太大。對奧巴馬目前的選情而言，若單是為了選舉，並沒有動機要製造這種不可測性，假如台上是共和黨的小布殊，又當別論。

紅眼：蝗蟲很多，有一種叫幪面超人

【明報專訊】香港作家陳冠中於回歸年代寫過一部作品叫《什麼都沒有發生》，霎眼十載有餘，當年這句批命眼下漸已鬆弛，說它不準。是的，坦克沒有輾過維多利亞公園，然而便利店已經有賣紅雙囍；行政長官依然是香港人，但我們對簡體字已經不陌生；小時候班主任都吩咐我們訂英文報紙學好外語，趁寒假裝備自己，而寒假時節走到街上，如今向我們問路的多數都操流利北京腔。班主任是用心良苦的，陳冠中都沒有騙人，絕不是有什麼東西即將要發生，相反是有些本來的東西消失掉，清拆重建，甚至是變了質。不是被殖民者的心態被清拆重建那麼冠冕，而是近年港產片夾個大陸女明星客串做性感花瓶是常識的這種變質，那麼不覺不經，卻如潮湧勢不可擋。二十年前，我心目中只有一隻蝗蟲，那隻蝗蟲叫幪面超人；二十年後，我眼前是每天數以十萬排山倒海的訪港內地同胞，其中有些更是孕婦。穆桂英那些年都還沒有試過這樣闖關。

蝗災為患 地上有禍

大抵是從開放自由行的那一年開始，內地同胞多了個醜陋的外號﹕蝗蟲（Locust）。其意象顯淺不言而喻，但我們可能只是極盡諷刺之能事了解蝗蟲的符指意涵，但不多考究過蝗蟲本身到底何物。摘自《禮記．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指的就是蝗蟲變天。古代人已經明白，蝗蟲雖為植食性害蟲卻不成災，因為蝗蟲本身並不是群居性覓食的生物，而蝗災的出現其實源於蝗蟲變異，因繁衍過剩令種群密度過高，難以覓食溫飽，便會選擇性地自行改變體色、行為和及生活形態，成群結隊不斷遷移至新的地方尋找食物。蝗災對經濟民生自然大有影響，但更重要是暗示天時不正，乃至地上有禍。因此史書記載的大部分動蕩亂世之始，皆有蝗災為患。

近日中港的身分危機問題飈至沸點，超越了什麼才是導火線的討論，彷彿勝於年初二夜漫長的煙花匯演，連鎖爆發。民間出現的「反蝗」聲音正是一個時局不穩的警號，街上熱鬧一片，但肩摩踵接間的相互推撞，都用力地閃出火星，火藥味刺鼻得凶險，冷瞰的眼線劃着粗黑的餓意。假設我們彼此都將對方視為中國人，這種行為不止是內訌的表現，而且正正是蝗蟲的天性。如果種群密度持續上升，面臨糧食完全缺乏的情况，某些品種的蝗蟲將變得非常兇殘，身體漸呈黑褐色，翅膀變大，捕食習慣更進化為雜食性，甚至徹底捨棄其植食性的本質，跳躍能力超越其他同類種群，更具侵略性，不止吞食昆蟲屍體，甚至連同類都一併互相吞吃。其實我們正是做着這種狗咬狗、人吃人的事情，香港人仇視大陸婦人為了香港戶籍霸牀產嬰，但我們撫心自問有機會的話誰人不願移民英美？有不少內地暴發戶穿金靴掛皮草在香港大肆搜購名牌，同時又有大批港男周末北上東莞酒池肉林，土匪稱王的心態不一樣嗎？北大教授罵港人是狗，我們何嘗不是早了二十年將內地同胞從省港旗兵罵到眼下的蝗蟲。歡迎光臨，這裏本來就是人口稠密無以維生，滿佈積怨和仇恨的蝗蟲之城，紙醉金迷的霓虹遮天高掛，來一個，恨一個，吃一個，那是生物本能。

我懷念，懷念幪面超人當紅的年代，蝗蟲這生物從幪面超人到中國人的符指轉移，隱喻香港人回歸前後所面臨的大逆轉困境。八、九十後或不清楚，初代幪面超人本鄉猛原是遭邪惡組織進行改造手術的蝗蟲生化人，但手術途中趁機逃走，後來反以幪面超人的身分與邪惡組織死戰。這悲劇英雄的結構活活借鏡了蝗蟲變異捕食同類的本性，宣斥着一份從被洗腦改造的殖民時代中獲得解放的期盼。一隻蝗蟲，我們稱之為正義的幪面超人，這大概是我們永恆的未來神話；而現實是另一個平行空間，這個世界的本鄉猛並沒有逃過改造手術，城市一夕間聞風捲來十萬隻蝗蟲，我們壓在喉嚨底稱之為醜陋的中國人。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指的就是解殖這件事。

我們仇視什麼 你們又統一什麼

蝗蟲南下，不是香港人罵大陸人專用的，數百年前清兵入關，漢人便就這麼如出一轍形容滿州人的。要不仇視是不可能的，否則紅花會就不會出現，它只能安撫而永遠難以鎮壓，愈是壓迫愈是反抗得激烈。因為仇視本身就是一種身分認同，香港人從來都是冷漠自私的都市人，莫說鄰居的姓甚名誰，連自己的家人都缺乏凝聚力，但眼下我們最團結齊心的事情，就是討厭大陸人。皆因被人罵到上門，踩到入地盤。仇富，就是認同自己窮；仇視大陸人，是我們選擇了更認同自己的香港人身分。仇視更是一種身分的排斥，對香港人的那些星雲密佈的指點謾罵，資本主義什麼，被殖民者的什麼，以至直斥香港人什麼，試問有否將我們尊重為中國人的其中一員？當我們要搶答身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的這些問題，代表對方根本未有將我們視為中國人，把我們當是外人來馴化，豈非與殖民行為同質？統一的是中國但不是中國人，回歸的是香港但不是香港人，國族認同不等於思想與身分的同化，如果不計算龍的傳人以及炎黃子孫這類源自神話的想像共同體之虛幻建構，中國人根本沒有出現過統一的意識形態。我們香港人用的是港澳特別通行證，而內地同胞身分證上滿漢蒙回藏仍舊標籤，更關鍵是這種清拆先於重建的統一有必要嗎？相互的仇視正源自對方高姿態的強求以及我們負嵎的拒絕。清朝尚且以滿漢一家親的方案治國，眼下憑什麼要我們棄用廣東話改寫簡體字？保守估計，蝗蟲本身都有一萬種以上，何况是中國人。

只恨這個年代還沒有鐵臂銅拳風雷電的出現，蝗蟲很多，有一種叫幪面超人。

沈旭暉：《致煲呔書》——我們需要符合核心價值的本土人口政策

Dear Donald,

昨天，特首辦邀請我撰寫800字短文，放在你的facebook專頁，內容是從中港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港矛盾爭議，據說這是開了先河，在此衷心感謝你的轉載。有朋友認為這是你的公關工程、或政府抽水，我並不認同﹕在目前的氣氛，政府正視上述問題是值得嘉許的，學界也有責任帶出信息，和分擔一些公眾情緒，因此引起你facebook粉絲的激烈回應是必須的，我是很樂意的。但這只應是開始，不是終結。假如政府只把問題定性為文化融和，這卻是真正的問題，因為相關爭議同時暴露了香港面對的四大潛在危機。它們互為表裏、互為因果，短文談及的是其中一點，以下是整全的框架。那篇短文的另一動機，就是希望引誘你和你的facebook粉絲閱讀這篇足本長文，這是爭取話語權的唯一途徑，用心良苦，你不會不看吧。=)

（一）人口政策內容的「非本土化」危機

追本溯源，新移民、內地遊客、「雙非人」引起的爭議，反映香港人口政策出現危機、不合國際慣例。這不是我今天馬後炮說的，而是數年前擔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時正式說過的。設定移民政策本身不會構成歧視，因為無論是多開放的地方，都不可能接收來自全國、全球的新移民；唯有制定合理、符合本土期望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仇恨出現。然而，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區，一直沒有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標，也沒有完全的執行能力，高度自治性不但不及澳門，在個別範圍，甚至不及內地省市對戶籍的控制。這雖然有歷史上中英協議接收內地華人的背景，但放在今天全球化人口流動便捷的年代，漏洞太多，無疑已不合時宜，容易激起本地人不滿。如林瑞麟說﹕漏洞是要堵塞的。

要扭轉上述局面，我們的人口政策應作出五項根本變革。

• 第一，香港應制定有具體指標的理想人口藍圖，例如要促進香港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即使不效法新加坡的族群比例指引，也應對多少新移民以普通話或英語為母語有指標；要整體人口保持競爭力，也應對不同年齡層、教育水平等有指標。
• 第二、要落實上述指標，不可能不掌握（或部分掌握）各地新移民、包括內地新移民的審批權，這與來港團聚家庭的訴求並無衝突；即使北京不接受，審批權也應是中港共同參與的決策，這可說是我們忽略的「內交」一環。
• 第三，就何者擁有居港權，隨時代發展，愈來愈難單以出生與居留時間判斷，例如被視為以「出生地原則」判斷居留權典範的美國，近年不斷受共和黨挑戰要修憲，雖然短期內不易成功，但整體支持是愈來愈大；取消「雙非」子女居港權的理據，亦應作如是觀。
• 第四，政府對遊客、成為香港公民前的新移民、正式公民分別的權利與義務，應有明確分流，特別是對非緊急事故使用香港公共資源的外來者，應有明確準則決定是否接納，例如讓公立醫護人員專業判斷；即使是私營公共服務，也應制定服務非本土人口的限額，並嚴打違規的中介公司。
• 第五，政府應有具體的「熔爐政策」，確保無論是新生命、還是新移民進入香港時，以認同香港核心價值為本；這可以從針對性的教育、社會工作入手（不代表新移民立刻享有一切福利），也可以從審批時進行考核入手，起碼新移民不應連香港實行三權分立也不知道。

（二）人口政策制定過程的民粹化危機

以上五點，有些涉及行政指引，更多則涉及法律，容或不可能霎時間全部解決，但相信在你的餘下任期，應有能力解決大部分。但必須說明的是，讓民眾逼政府解決這些問題，是十分不理想的。政府處理人口問題的責任，應該在議題變成社會焦點前防微杜漸，先發制人，制定相關政策，因為人口議題有一條金科玉律﹕既絕不能閉門造車違背民意，也不能100％由政黨、民意帶領，否則人類的天性被問及「是否願意與外人分享資源」這類問題時，正如被問及是否願意在本區興建骨灰龕，肯定是不願意的，因此決策過程又必須有大量數據支援。那特區政府有沒有既能掌握民意、又能先發制人的人口政策機關呢？沒有。對此，作為政府首長的你自然有責任，但長期在政府的那兩位特首候選人，若是到了選舉才將之變成議題，卻在政府坐視問題惡化而不作聲，不論動機，責任同樣嚴重。

要人口政策掌握民意、避免民粹，必須做到三點。

• 第一是徹底改革目前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以此統籌相關方向性舉措。這委員會目前說是制定長遠人口政策，但明顯欠缺效果，其官員班底更容易脫離民情，未來必須加入足夠比例的民意代表，讓民情發酵前防微杜漸，也讓政客分享責任。
• 第二是決策過程必須加入量化分析、並對公眾公布，這不是說為了吸納專家學者而吸納，而是政府應掌握具體數字，例如每年究竟用了多少公共資源在新移民、「雙非人」身上，趨勢是上升還是下跌等等。這除了有助研判政策，也可以發現一旦這比例下跌、民情反彈卻上升，應如何對症下藥。
• 第三，人口政策修訂不應是一次過的，反而應由這委員會每年檢討、微調，像一些國家地區會每年更新移民政策大綱，這會避免人口議題每逢選舉才發酵。假如你不處理上述問題，對已有情緒的民眾而言，是很難說服他們放棄對立來捍衛核心價值的──在理念層面，我不認同前者的解決必須犧牲後者，但要匡正這思想，是常年累月的事。在執行層面，政府必須正視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想，才能標本兼治。

（三）「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機

為什麼不是任何形式的釋放怨氣都應接受？這涉及我們的信念問題。在文明社會，基於個人所屬群組（例如種族、膚色、族裔、鄉下、性別、宗教等）的籠統形象的歧視性言論，普遍被視為「hate speech」，在好些國家被列為非法，一些國家稱呼黑人為「negro」，足以被控告，由此衍生的「hate crime」，更不待言。「我認為雙非人不應佔用香港公共資源」，這是一個政策建議的陳述，不會因為這些人說普通話、廣東話還是英文而改變；「我認為新移民不應在成為永久性公民前享有全部福利」，這也是一個政策建議的陳述，不會因為新移民喜歡蹲還是站而改變；「我認為蹲坐不符合市容」，則是一個公民教育的信念，解決應是對學童、對新來港人士教育禮儀，而不是批評此人的同胞佔用香港資源。正如歐洲國家對中國、俄國暴發戶在當地的個別行為不可能沒有不滿，但只在相關人士觸犯規例時斥責；又如我們若在歐洲衝紅燈過馬路，自應被當地人斥責，但若在過程中被斥為佔領他們資源的「蝗蟲」、或被嘲笑何以不蹲在地上，那人即不足取。這是諺語two wrongs don't make aright。

當然，「政策」和「人」，在現實世界難以完全分清楚，但政府也好、民間團體也好，還是應該盡力把關，盡力讓討論停留在政策層面，而不是人。仇恨言論只要成為常態，無論在網絡世界也好、現實世界也好，足以輕而易舉的轉換對象，例如在非洲贊比亞，從前的仇恨對象是帝國主義，到了最近的大選卻變了排華。在任何國家地區，只要與身分認同相關的議題變成常設項目，無論是基於族群、宗教、新移民也好，都是開了潘朵拉的魔盒，仇恨的對象今天可以是菲傭，明天可以是內地人、越南船民、東南亞來港難民，那後天也可以是佔用福利較多的天水圍人、殘疾人、接受綜援的人，這是學界泛指由hate speech、hate crime衍生的hate politics。無論目前情是否已到臨界點，我們有備無患提高警惕，對任何立場的朋友都是正面的。

國際社會對近來風波愈來愈關注，但它們的切入點多是中港的「雙向歧視」。一旦港人容易把對政策的不滿和對人的不滿合二為一，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會有很負面的影響。孔慶東教授的言論，有刻意散播仇恨之嫌，明顯是混淆政策和人的反面教材﹕若他是不滿內地對香港有政策傾斜，無論多激烈向內地政府反映也是其自由，這是政策；但通過刺激香港人、製造矛盾，這卻是傷害人。同理，在前述政策層面，我們多激烈向政府施壓也無妨，但在人的層面，製造「蝗蟲論」、指罵遊客，既對政府沒有壓力、在內地引起反感和反擊，更容易片言隻語被標籤為非理性，一切得不償失。因此，在制定符合本土利益的人口政策的同時，社區組織協會的建議，即把新移民納入反歧視法保護，是應該同步落實的。至於新移民如何符合族群的理論基礎和國際案例，我想你從前應看過施麗姍女士的相關報告，這就不贅了。

（四）核心價值的虛空化危機

至於你現在關心的中港衝突破壞融合、破壞和諧、破壞核心價值的問題，這確實是我擔心的問題，但為什麼在社會得不到重視？除了上述原因，這也涉及香港核心價值本身的虛空化危機。在外傭居港權爭議中，或新移民爭議中，經常有一個論調﹕一旦問題涉及社會利益、經濟利益，就是「實在」的；若是對法治有衝擊、破壞學術自由、引起仇恨情緒之類，哪怕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也是「虛野」。以上的觀點也不能說是錯，當生存權的侵蝕過了臨界點，核心價值自然會被放下，這是古今中外戰爭最慘烈時，必會人相食之故。問題是，我們的臨界點似乎很低：假如明天直選特首，候選人甲保證每人減稅50％而言明收緊言論自由，乙保證捍衛核心價值但要加稅1％，恐怕甲還是當選無疑。

造成這狀況，固然與核心價值的捍衛者不懂將其重要性聯繫到民生、不懂「sell」有關，但更與政府以「有事鍾無艷」的態度看待核心價值有關。當特區政府在中港爭議時提倡理性包容，自然政治正確，但恐怕沒有太大公信力﹕為什麼在已成為國際笑柄的「落敗替補制」推出的時候，就不用常識和理性？唐英年和梁振英現在都滿口核心價值，但前者不會認為浸大民調涉及核心價值，後者則不會認為鍾庭耀和成名涉及核心價值。而且我們既相信制度，也相信社會規範；一個理性社會的規範，包含對專家學者的尊重。但在親建制報章，只會在言論相符官方立場時高調採用相關意見，以權威視之，不相符時就變成訟棍、學棍，充滿人身攻擊。這一種氛圍，到了事急，還有誰能有效維繫核心價值？郝鐵川部長認為學者在社會發揮影響是超越了學術，某程度上，我是認同的，只是擔心現在的社會科學研究一律要求「社會應用性」，而學者幾乎人人使用社交網站，根據上述定義，恐怕「真學者」會「被絕種」了。

在一些國家，理論上，國民愛國，先是因為認同一系列價值，然後相信那個國家代表這些價值，才去愛。這說法容或虛偽，但畢竟能彰顯核心價值的重要性。相反單憑「大局」、「國家利益」維繫的愛國情懷，卻容易滋生仇恨，正如孔教授也是從這樣的高度發表言論的，而他在內地一些互聯網，竟然極受歡迎。這自然不是說國家利益不重要，而是說我們無論推廣公民教育也好、國民教育也好，自稱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也應將核心價值內化為身分認同的根本，以此來規範新移民，也以此來規範自己。要達到這效果，一方面自然要政府牽頭，一視同仁；但我們也知道政府的局限，因此另一個捍衛核心價值這類沒有即時經濟效益、卻有長遠社會效益的方法，還是與制度有關。曾有學者提出全面普選後的制衡機制，例如讓一半議員代表小區、而任期較短，另一半議員代表大區、而任期較長，像美國兩院制那樣，讓後者較能對核心價值一類宏觀問題把關，前者則負責回應即時民意。相關思維並不成熟，但這問題是政治家應該及早思考的，否則無論如何高呼「捍衛核心價值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也是捍衛不了的。

千秋歷史如何評說？

我明白，你和你身邊的人經常覺得很冤屈，在餘下任期，也不能有大作為。正如我曾跟你說，我對你這些年來裏外不是人，是同情的，但政治人物的宿命，就是這樣。以上提出的四點，必須同時處理，若只處理後半部而忽略前半部，只會令市民對任何價值觀都倍加犬儒；相反若只處理前半、而不處理後半，同樣會令我們的核心價值喪失。

你一直對特首候選人抽水十分不滿，而防止別人抽水，最有效的做法，自然是在你的任內回應上述訴求。只要你願意，我深信不少人不在乎夕陽政府，也會襄助。但假如你任內不處理相關問題，讓它延續到下屆政府，恐怕歷史將記載「中港融合危機於蔭權七年全面爆發」，雖然你視民望如浮雲，但我們也不希望上台時民望高達七成的你，會被春秋史筆如此評述。難道你希望餘生日日夜夜被曾太埋怨？一旦豬或狼上台立刻解決了問題，你顏面何存？假如你在餘下的半年對症下藥，香港人會對你最後的努力「心中有數」，會記得你是一個「香港仔」，在我心目中，這是一個自豪的身分，希望在你心中也是。

Yours,
Simon

陶傑：「工黨」之謎

香港有人籌組「工黨」，甚是有趣。不要說本來已經有什麼「街工」、「職工盟」、「工聯會」，多一個山頭，完全疊床架屋，多開一個「工黨」，又有何理論支持？首先是「勞工」（Labour）這個名詞，以及這個族群階級。「勞工」是二十世紀的過氣名詞，因為一百年前，工業機械發達，資本密集，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崩市，歐美銀行體制幾近破產，企業倒閉，大量失業，勞工問題方成為社會衝突，英國工黨首次執政，即在此時。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勞工」的定義和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變，引來新的問題，原因是一個字，叫做「地球一體化」（Globalisation）。地球一體化，令商品和金融市場開放，促成更激烈的競爭。商品是勞工製造的，按道理，勞工和商品、金融一樣，也應該全球融會一體才對。但勞工既然與商品、金融一樣全球均衡互動，就不會加劇貧富懸殊了，但顯然，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美國勞工統計局調查，二○○八年，一名中國產業勞工每月的工資，是墨西哥工人的六分一，更是美國工人的二十分之一。此一巨大差距，促成歐美生產線大量遷移中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國內薪酬加幅受壓，也就是說，人工加得少，因為中國製廉價貨品大量向西方傾銷，壓抑了歐美的通脹。在二十世紀，基於此一懸殊，第三世界的勞工，早就千方百計的尋求出國了——五六十年代印巴和非洲前殖民地獨立，成千上萬貧民不想跟隨穆加貝、阿敏之類的民族英雄「當家作主」，移民英國，此為第一波。一九八九年蘇共和東歐垮台，歐盟一體化，大量東歐和阿拉伯裔移民湧入英國和歐洲做廉價勞工，此為第二波。但隨着網絡高科技發展，勞工的遷移，特別是向歐美發達國家的遷移，在二十一世紀會更為罕見，因為商品生產線的機械搬到中國；而金融服務，又以「外判」（Outsourcing）方式，轉介印度和南亞——這兩大現象，都不需要貧窮國家的低勞力人口找上門來移民。還記不記得十九世紀的賣豬仔華工血淚史？這樣的移民，早成為歷史，二十世紀，還有一點點，但到今日，不再有了。此所以英國的工黨，在貝理雅領導的時代，已經中產化、知識化，不再倚賴工會的努力，而向高科技和精英靠攏，這是英國政治家高瞻遠矚之處。香港有什麼「工」黨？香港早已沒有了工人。如果香港的「漁農界」功能組別還在特首的選委會有六七十票是荒謬（因為香港新界石屎森林化，早已無人耕田），香港有幾個「工黨」或勞工組織，亦屬可笑。

因為「自由行」，香港的下層經濟只剩飲食、零售、酒店，侍應或售貨員，嚴格來說不是勞工，因為他們的勞力成本沒有導致確實的商品生產；大陸的富士康、芭比玩具廠，那裡才有勞工，因為製造出來的商品，直接輸出歐美和世界。消費經濟，不是一種生產（Productivity），而是泡沫。勞工並不是泡沫的製造者。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城市，到底屬於歐美等「發達國家陣營」，還是中國非洲東南亞一類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很明顯，香港屬於前者，因為香港人像紐約人一樣，不事勞力生產，而可以享受大陸廉價勞力市場提供的資源。但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即使沒有工廠和工人，卻早就打下了優厚的社會福利主義的基礎，他們的工會，是大陸市場開放之前、二十世紀留下來的殘餘組織，他們有民主普選，可以不斷脅迫本國的政黨增加中國入口貨品關稅，或是增加綜援福利。歐美十年來銀行借、借、借，讓全民享受Made in China帶來的低通脹、高福利，同時蒸發勞工人口的奇幻三重天，今日一覺醒來，自會爆煲。中國大陸的成本正在增加，西方資本開始撤退了，舊的挑戰尚未反應過來，對於香港，新的時代危機又掩至。但香港呢？一無民主普選，二特府不可以對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種種競爭說半個「不」字，三不可以奉行歐美或澳洲那樣的福利主義。香港特區在中國與歐美這兩大板塊之間，捆得死死，處境是動彈不得。香港有大量非技術的酒樓侍應、公司售貨員、街頭經紀的泡沫消費性低收入人口，比起中國大陸，他們沒有真正的生產力和低成本優勢；比起歐美，又沒有龐大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來保障救命；但歐美又沒有「地產霸權」在後追殺，香港的經濟現實如履薄冰，民怨又怎不會沖天？在這種局勢裡，多開幾個「工黨」當然只會招來中方的仇視和特府中環精英的嘲笑，但問題的根本，不是李卓人這幾個發起人，而是香港這個制度之空前畸形，十四年來，政治停滯不前，有一大堆「學者」，卻無人就香港在中國、歐美、第三世界這幾大板塊磨移——尤其是Globalisation之成為神話又幻滅後——的處境與未來，有何獨到精警的理論。不錯，這個問題，是要一點點理論的，不但「學者」，特府、中方，都一齊交了白卷。全世界都缺乏第一流的政治領袖，是缺乏想像力、缺乏創意、浪費和停滯的十年，特府的十四年又豈會例外？在這個時候添一個什麼「工黨」，又有何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