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後中環」論述的虛妄

【明報-筆陣】從灣仔到觀塘，從舊中環警署到衙前圍村，關於香港城市規劃和舊區重建的討論，已經從那種唯快是尚、唯多是好、唯錢是美的「中環價值」論述，漸漸地添上了幾許「人味」。保留歷史重不重要？重要。文化氛圍重不重要？重要。環境保護重不重要？重要。社區網絡重不重要？當然重要。這些新注入的價值如此神聖，口號如此美麗，所以沒有人敢再明目張膽地反對，甚至連高層主管有佣金可分的市區重建局和保守頑固的房協，現在也都學會了這套言辭，左一句「保育」，右一句「可持續發展」。香港的未來，看上去很美。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更小心地去看這組嶄新的城市規劃共識，注意其中各式各樣的陷阱。且以灣仔有名的「藍屋」為例，這座造型獨特、外牆顏色令人一見難忘的老房子透過電影、電視和各種傳媒影像的散播，已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老灣仔的代表。回憶起來，藍屋、喜帖街、灣仔街市大樓這些坐標總是充滿了浪漫的懷舊色彩，每個人聽說要拆要改都會流露出依依不捨的神態。更何它們還登上了海外旅遊節目和指南介紹，成為許多遊客獵奇的場景。所以保留這些老建築老區塊就是一種文化、歷史和審美經驗的課題了。

近數十年來，許多有點歷史的老城都啟動了「舊區再生」的工程。尤其是歐美國家，更是官商聯手地投入了大筆資金，把一些因為郊區化發展而變得空洞敗落的市中心變成了吸引「潮」人「型」人的時尚街段。其中的核心就是文化藝術界最熱中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也就是將廢棄的貨倉和工廠粉刷改造為畫廊、劇場與藝術家的工作室。近一點的例子有北京的大山子藝術區和上海的蘇州河貨倉，當地政府都試圖圍繞這些新興文化點建立起一套創意產業和旅遊工業設施密集的新城區。

這條路之所以走得出去，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型」(CulturalTurnofCapitalism)，使得經驗和審美變成新時代消費方式的關鍵詞。大家愈來愈在乎品味，買車不再是為了交通而是為了一種「感覺」，買i-pod不是為了音樂而是為了一種生活方式。同樣地，城市與建築也得提供一套獨特的審美經驗，才能聚納人群與資金。在這樣的年代，有什麼要比設計師和藝術家更有創意更有型的人呢？所以一個老區只要有一批搞文化的人聚集，開幾家藝廊，弄些音樂表演，附近就會招來陳設新潮的餐館酒吧咖啡店，還有愈來愈多的個性小商店。

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舊房子變成藝術中心，老區域變成文化地帶，總是給人一種特別協調特別有味道的感覺，似乎「老」和「文化」有天生的血緣關係(有關討論可參見英國史學家RaphaelSamuel的經典之作《TheatresofMemory:PastandPresentinContemporaryCulture》)。所以近年香港舊區重建那一套「後中環價值」論述也很喜歡搞點「閒置空間再利用」，例如市建局的利東街重建案就要有個小小的傳統婚俗文化展覽館，而最新的藍屋規劃案也打算「保育」藍屋，讓它成為一個很有文化的景觀。

但問題是藍屋不像北京大山子的七九八工廠，也不像土瓜灣的牛棚，它絕非什麼「閒置空間」，而是一個切切實實有人生活有人居住的房子。如今官方推出的這套很有「後中環」色彩的保育方法卻在流行的創意文化語言底下，徹底忽略了原居此地的居民，忽略了他們的訴求與聲音，預先地把它當作無人的「閒置空間」，然後就可以好好地「再利用」了(其實藍屋本來不叫藍屋，那層藍色也是政府在10年前漆上去的，當地居民管它叫石水渠72a。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之「灣仔民間」專欄：www.inmediahk.net)。

這種種「舊城再生」的新手段，城市改造的「後中環」論述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像管理學家弗羅里達(RichardFlorida)所說的，是因為創意階層喜歡富有美感經驗和文化趣味的城區。香港的新中產階級開始厭倦公式化的商場，他們和遊客一樣，喜歡有懷舊風情的街道商店；他們希望自己住在一個比較有文化的地方，就像家裏得佈置一些名師設計的家具精品一樣，好讓自己顯得很有創意很講究生活。所以連最喜歡推高地積比率且從來不嫌房子蓋得密的官方機構也嚷要保育了，在他們的眼中，灣仔還是要重建的，高樓還是得蓋的；只是多添了幾座老房子，請一些文化人設計師之類的創意階層進來，變成賣點，未來的商業價值只能更高，說不定還可以「持續發展」旅遊項目呢。

所以一切其實都沒變過，就和無數外國大城市的例子一樣，曾經遷往郊區的富人回來了，老區的地價又高漲了，而原來住在此地但財源有限的市民還是給剝去了接近城市中心的權利，要被迫遷離。我們要區分的就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舊區改造城市規劃，與這種新興的「後中環」論述裏的假人性措辭。在後者的巧妙鋪排裏面，所謂的「以人為本」指的不是原居民的權利老社區的網絡，而是新來者的環境很體貼很適意。他們再三強調要保育的，也不是正在此地生活工作的市民，而是老房子老建築的「特色」。他們要持續發展的，更不是這些市民的生活品質，而是模模糊糊但又非常動聽的「旅遊工業」與「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