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九四五那一年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們如今讀報，覺得世事人所共知，真正發生過的總忘不掉。可是只要試過看舊報紙，你就明瞭，人的記性實在有時限，那個曾經存在的世界，竟可被掃得乾乾淨淨，不留餘塵。於是錢鋼套上毛衣戴好圍巾，走入香港大學圖書館乾淨的特藏部，順時序在微縮膠卷閱讀機上翻遍六十年前整整一年的華文報紙。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香港光復，內戰卻即將爆發。

比起當年的《唐山大地震》，錢鋼這回的工作看來舒服多了，但他讀報寫成的心得《舊聞記者》論份量卻是一點也不比前作輕。不只是那一年如此關鍵，讓中國人從緊張、狂喜再到失望；更因為他的細心觀察與飽蘊情感的文字抹去了昏黃的色彩，復現了當時國人共同擁有的世界：在那樣的時代，他們怎樣結婚？吃什麼藥？又看些什麼書呢？這不只是一本談歷史的書，而且光用報紙作材料也很難說得上準確詳盡。但報紙卻是大眾認識周遭環境的透鏡，並型塑了社會的共同感，所以我才說那是一度存在的人間世，所以這才是一本復活夙昔的奇書。

錢鋼是個記者，重讀老報紙，他當然格外留意一九四五年的報紙性格和記者人格，更看到了左右輿論環境的巨大力量。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的香港《華僑日報》頭條是「敵人竟向香港閃電襲擊，全體軍民一致起來殺敵」，到了二十七日就變成「停戰後市區安謐」，且有小題註明「搶掠雖有數處，歹徒均遭痛懲」。那真是新聞行業人不如人鬼不似鬼的艱困時期，親「中央」的，親英的，親「偽政權」的，各有各的喉舌機關，有點骨氣的新聞人幾乎是無所逃於天地間。

好在還有《大公報》。近日《信報》易手，許多人又想起中國文人辦報的小傳統。而說到文人辦報，又怎能不提《大公報》呢？看完《舊聞記者》，很難不被這份已經消失的報紙感動（我說的是一九四五年的《大公報》）。時任總編輯的王芸生曾在社論「求饒」，求那些只懂得「推、拖、騙、混」的國民黨官僚，既是國難當前，就「饒了國家」吧。又在社評歷數中國「偶語棄市、焚書坑儒、為尊者諱等黑暗往事」，還批評「政府高壓、士人自諱，在這雙重的枷鎖之下，自然更不會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產生」。

日本投降，《大公報》竟能在兩天後就呼籲大家不要鄙視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書時的東京景象，以及內外軍民一致奉詔的忠誠，實在令人悲憫，甚且值得尊敬」。反觀勝利之後前往接受淪陷區的一批重慶要人，卻跋扈囂張，把曾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淪陷區百姓當成待宰羊牯，《大公報》不只披露他們的醜行，還發表評論痛斥。

國共談判，《大公報》兩邊不討好，在社論裏還說「假如我是蔣主席，將立刻宣布國民黨不再專政，還政於民」。「假如我是毛澤東，我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但不必由共產黨專政」。「我爭黨的地位公開，我爭各種基本的人權」。連那首今天人人叫好的毛澤東詞《沁園春．雪》，他們也沒放過。王芸生說：「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翻身吧！必兢兢於今，勿戀戀於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

好一份《大公報》！六十年前不識時務，六十年後看來依然不合時宜。此所以錢鋼的《舊聞記者》令人沉重。罷了，還是看一段六十年前難得有過的歡欣，《大公報》記者陳紀瀅回憶抗戰勝利消息傳出後的重慶市景：「……合府大小老少，手牽手肩並肩，步出家門走在馬路上，以舒散剛才聽到喜訊緊張的心情。……今天散步的情形與往日絕不相同。往日走在馬路上的，不是急如星火，便是慢打罕地如牛踱步。今天則不快不慢，一順水向前走，步伐非常整齊，也互相禮讓。……有多少人？幾千人絕不只，至少有兩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