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馮振超：救災「全球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年無論政界、商界、文化界都在談論全球化，地球村概念更吹噓「天涯若毗鄰」的道理，指出資訊科技進步，地域界限分野愈來愈模糊。全世界人類像活在一起，變成左鄰右里。

但從各世界強國參與世紀大地震及海嘯的救災工作而言，卻見不到全球化效應，且從部分富裕強國吝嗇的救災表現來說，反而有點各家自掃門前雪之感。當聯合國緊急救濟協調員埃格蘭不點名批評一些國家捐助金額太少後，美國總統布殊及國務卿鮑威爾即時對號入座及作出反駁，但轉過身來又把捐助金額由1,500萬美元提高至3,500萬。

要理解美國捐款是多是少，大可以從數字中作比較，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今年被熱帶風暴弗朗西斯吹襲，同樣造成天然災難，洪水摧毀大量房屋，事件造成9人喪生及涉及600萬人受到停電困擾。當時總統布殊旋即要求國會撥款20億美元作為救災緊急基金。

弗朗西斯造成的災難程度，實在不可與南亞天災相比，但布殊總統不知是否不了解印尼海嘯的震撼性，還是認為南亞地區與大美利堅相距十萬八千里，故在處理上凸顯了這巨大差異。

不過，從災後美國傳媒的反應來說，布殊總統不可能不知道南亞發生的驚天巨震。CNN、ABC、CBS等電子傳媒不斷發布最新災情，國內數十份報章的頭版也同步大事報道有關消息，就是一些州縣報章如The BirminghamNews、El Nuero Herald、Orlando Sentind、The Palm Beach Post等也以大災難來形容這場天災。

可惜，平日最認同全球化是發展大勢的美國，今次卻反應遲緩。甚麼地球村理念在今次美國政府救災過程中根本未見出現。

另一大國日本，對南亞天災也視為小事，捐款只有3,000萬美元，與10月時新潟地震時撥款金額40億美元(包括用於自然災害及處理意外)比較，真是九牛一毛(地震造成40人不幸喪生)。理性一點，自家有事緊張也是必然，但大國們素奉行全球化主義，並以此道來進侵小國市場，可惜有利可圖就全球化，賑災時就變成單邊主義。南亞海嘯證明就算科技發達，地球上每一個民族，國家始終是有著無形而實在的距離，而富有國家們提倡的全球化，純然是她們在商業財金、文化資訊侵略時一種解說的藉口，一到重要關頭，就是住在隔籬，她們也可不發一聲把大門關上。

梁文道：海嘯之前，人類無言

【明報-筆陣】當地震發生，我們這類天天要對時事發表評論說說意見的人，一一失語。我們可以要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盡快協助國人和市民，我們可以呼籲印度洋諸國盡快協調，建立海嘯預警機制；我們甚至可以請大家重視科研機構的工作和政府對災難的預防及控制；當然，身為香港人，我們更擅長分析大型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以及預測股市隨後的表現。但在這個大家都在關心天災的時候，不難發現上面那些重要的議題，我們平常談得多麼的少、多不足夠。吊詭的是，這些議題的討論和落實正是平日就該持續關注的，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再說什麼「國際合作」其實已經來得太遲。

評論面對這回印尼大地震最有口難言的，就是地震本身。關於地震，有什麼可談的呢？在過去150年來，香港方圓350公里的範圍內，大或等於6級的地震只有8次，所以我們從來不需要特別預防特別關心，除了得小心滑坡的處理之外。有論者認為我們要在這次地震的災害裏「學習教訓」，但那是什麼教訓呢？難道我們經歷災難之後，得到了教訓，就可以讓地震不再發生嗎？

這種失語狀態顯示的不是評論者的才華不夠見識不足，而是整個現代世界論述上的缺失。過去十年以來，大陸、台灣然後是香港，興起一股「論述」熱。彷彿要診斷社會的健康，對治政治的毛病，就得先有一套論述去命名社會問題，提供觀看的角度與分析的方法，坐言才能起行，搬出實質的措施。如果論述很重要，那麼天災面前的評論失語就是說明了我們各式各樣的論述並不包括自然環境在內，或者即使有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論述，但未成主流。

關於地震，前人是有很多「論述」的，他們把不測的大地顫動編織進宗教神話或者道德寓言裏面，所以有很多教訓可以總結出來，比如說人世罪惡，天降災譴。我不是要鼓勵大家迷信，回到前啟蒙時期，但我們可以從這古今對比看到現代人是多麼地內向，內向到一個危險的地步。今天我們流行講「環境」二字，有趣的是這個詞的英文envi-ronment是在十九世紀才鑄造出來的。這個現象表示的不是現代人很重視自然環境，恰恰相反，它表示的是在現代世界裏面，包容人類社會環境並且與之不斷溝通互動的大自然成了一個可以分離可以獨立命名的東西。前年過世的德國社會學宗師盧曼(NiklasLuhmann)曾經準確指出，所有的社會理論，無論規模有多大，關心的都是社會系統的內部，談的都是階級、宗教和種族的問題；而非社會系統和它外在環境的關係。現代文明已經忘記不管我們的文明成果有多先進，它到底是在自然環境的限制底下發生的。人類習慣的森林和綠地，在地球史上只是間冰期裏非常短暫的一刻，瞬息即逝。

馬家輝兄日前在《從黑夜的悲嘆裏尋得激勵》一文裏引述了達爾文看到海嘯之後的感想：「人類花了無數時間和心血所積累的成績，只在一分鐘內就被毀滅了。」達爾文的可悲，在於他的演化論，他的宏觀視野，並沒有使他的同代人覺悟到是大自然選擇性地決定了人類和他們的社會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反而產生了強調不同企業、國家和種族彼此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去我們看到的只是達爾文學說裏的物競，現在我們是否可以更好地理解天擇呢？我們能不能開始理解所謂的「適者生存」指的不是什麼民族，而是整個人類呢？

生態學與環境哲學就是我們這時代少數可以把自然與社會包涵在一起的論述，環保運動就是在這些論述的背景下具體展開的行動。但地震與海嘯和環保有關嗎？答案是有的。有論者認為愈是貧窮愈是政治不先進的地區，愈容易被天災摧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AmartyaSen)研究了中國和印度面對饑荒時的情，就得出類似的判斷。但是地震不同於旱災，愈是富裕先進的城市，就愈是承受不了地震。因為現代文明(特別是大城市)不止有人口密集的居住形態，而且有各種技術支撐起來的依存系統及設施，一遇到地震就會發生「生命鏈危機」。這也是為什麼近代史上的震災要遠比古代來得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文明是不是比以前更適合自然環境，是很成疑問的。

再說海嘯，自從荷李活電影《明日之後》放映之後，很多人開始擔心氣候突變，開始害怕海嘯。事實上這回從布吉島回來的生存者中，也有人用這部電影的場景形容自己的可怕經歷。過去我們以為全球暖化的禍果會由子孫後代承受，但是連對環保主張十分質疑的布殊所信任的「美國國家科學院」(NAS)，也開始認為氣候的改變是可以在10或20年之間突然發生，儘管它未必有電影所描述的那麼戲劇性。又看看這回受到海嘯侵襲的亞洲諸國，愈是地勢低緩接近海平面者，損害愈是慘重。首都成為一片澤國的馬爾代夫本來就有五十年內完全被海水淹沒的危機，原因則是全球氣候暖化帶動了海平面上升。很多科學家早就指出，溫室效應加劇，兩極冰融造成的水位升高會使得瀕海地區更加無法承受突然的天災，例如地震和海嘯。12月26日的印尼9級大地震發生的前一天，通訊社發布了北極圈開始有冰原長草的消息。這兩者之間曲折隱蔽的關聯沒有進入我們的論述，我們又怎麼會有面對未來危機的能力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使命感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日教會的劉少康牧師責承我應參加《使命人生40日》活動，今我突然間再想起使命感這三個字，近年香港不知是因為經濟差，令每個人都為著自身生活而奔波勞碌，還是其他理由，令使命感與日常生活步伐變得好像越來越遙遠。而且不只我一個是這樣，我問上幾位要好的同事、朋友，他們都好像對使命感顯得陌生。

我們生於70年代的「香港仔」，絕對不會忘記70、80年代的香港，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充滿使命感的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少年警訊》，這個節目吸納了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加入成為警訊少年，當時的節目主持林嘉華，英姿凜凜(雖然面上暗瘡印清晰可見)，但已成為我輩之偶像，而加入《少年警訊》的原因全然就是心中那股使命感(以現在的潮流語言來說就是心中還有一團火)，希望能夠幫警察叔叔一把，除暴安良。

但可惜，就是90年代《少年警訊》改用一個較「潮」的英文名稱JPC(Junior Police Call)以作招徠，也不復當年勇，時下已很少聽到青年人會抱負使命感的參加《少年警訊》了。

電視媒介的滲透率最高，電視劇潮流可說是另一項可以作為量度現代人使命感指標的工具，80年代描述警察生涯的警匪片當道，兩位電視天王劉德華及梁朝偉，分別曾主演兩部令他們成為一線主角的電視劇—《獵鷹》及《新紮師兄》。

這兩部電視劇已被視為經典，當中劇情的共通點是劇情主線描述年輕人立志加入警隊成為男子漢，深層義意是表露對社會承擔的使命感，從這兩部劇集當時迷倒少男少女的客觀事實來說，可解釋為受眾對劇中主角的使命感產生認同共鳴。

反觀今年最受歡迎的電視劇，是以清代背景講述女人世界爾虞我詐的《金枝慾孽》，戲軌猶如我們每日生活當中的辦公室戰場，談的自然是為求生存，大可不擇手段的歪理，使命感這回事自然顯得過時，不提也罷。

現代人生活真的就只有個人生存這麼簡單？一個沒有使命感的社會，每個人只會關心自我，無怪乎如一點燭光(關正傑主唱)、摘星(陳百強主唱)這些80年代主流勵志歌曲，到今天已幾近絕跡於流行歌壇。

近日的海嘯天災，確實是我們彰顯使命感的時候，懇求讀者們伸出富有愛心的雙手，幫助貧窮受災者建立希望的未來。

梁文道：一無是處的西九諮詢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科學館正在展出三家入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財團的建議，市民的反應看來相當踴躍，每天都有不少人排隊等進場，離場時又有不少人填問卷。但進場的市民到底看到了甚麼？他們看過的影片和模型，又幫不幫得了他們一盡公民責任，準確有效地填寫政府問卷，好回應政府的「諮詢」？

細閱政府在展場上發放的「意見卡」，不難發現有些問題是看完展覽也回答不了的，因為這個展覽根本沒有提供回答這些問題所必需的資料。例如意見卡的第四條其中一項，要求市民在「香港薈萃」、「芝林」和「活力星國際」三份建議間選出最能「提供高質素及多元化的節目及展覽」者。觀眾要怎樣從財團片言隻語預言式的描述裏，去猜想它們未來提供的節目夠不夠高質素，多不多元化？

為了滿足政府的要求，有建議書乾脆大言不慚地以假想式的方法去提供有關資料，例如「現代和當代藝術博物館可能舉辦的特別展覽例子包括：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於○二年五月十一日至八月十八日舉辦的"Mastisse Picasso"」。這「可能」二字真是可圈可點，它憑甚麼保證馬諦斯和畢加索這樣的巨匠作品展會在未來出現？答案是沒甚麼保證，所以它說「可能」的意思也就包括了「可能不會有這樣的展覽」。

其次，有一類問題對參觀的市民有相當高的知識要求，沒有足夠的專業背景，是無法作答的。比如意見卡中第一條問題的b項，要大家選擇「商、住及酒店的組合」最好的一個，第二條問題的a項，則要在三份建議書裏找出「文娛藝術區的整體布局」最佳者。乍看似乎不知所云，再看看英文版就有點頭緒了。所謂「文娛藝術區的整體布局」原來是「Master layout of the WKCD（註：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英文簡稱）」。甚麼叫做Master layout？請恕我冒犯，以一般市民對專業規劃和建築知識，恐怕根本連這個術語都不懂，更何況要他們選哪一份Master layout比較好。

至於很多人關心的天篷，不出所料，意見卡完全沒有提供市民反對天篷設計的機會。它只是叫大家就「a.提供有蓋遮陰的戶外公共空間」，「b.外形獨特，會成為深受市民與遊客歡迎的海濱地標」和「c.建築和工程設計先進及最富藝術感」等三項問題考慮，然後回答「d.總的來說，你最喜歡哪一份建議書的天篷設計？」。如果有市民根據前三項問題，發現總的來說他不喜歡所有天篷設計，他便沒有空間表達意見。

在我看來，整份意見卡最嚴重的問題，是它要求市民「三選一」，卻沒有提供選擇和評判的基礎。比如說第二題的b項是「文化藝術設施的組合」，市民會發現三份建議書各有分別，有的預備設立藝術中學，有的則有廚藝學院；有的會開水墨博物館，有的沒有。蘋果與橙，哪個「組合」比較優秀？這時候認真的市民可能會要求政府說明它的要求，甚至想看看政府的IFP（即俗稱「標書」）有沒有獨立設展。結果走完整個展覽，你會發現政府沒有任何答案。

換句話說，西九文藝區該有甚麼博物館甚麼設施，政府沒有具體想法；香港未來需要展出更多水墨畫還是更多大廚，政府完全交給財團決定。市民各憑主觀喜好，不須任何根據隨興畫圈就行。

如果說西九計劃是特區政府七年來施政缺失的總結象徵，這個展覽和諮詢也就是西九計劃缺失的總結象徵了。它要問市民意見，卻沒有提供充份資料；它用上了專業術語，卻連一本教育性的導覽手冊都沒有；它聲稱公開透明世上所罕有（曾蔭權司長說這麼大規模的城規諮詢是世界上少見的），卻硬迫市民在給定的範圍裏做有限的選擇；它要市民在三份建議書中選擇一份，卻因為沒有設立評選標準，反而暴露了自己沒有研究基礎的根本缺陷。大家在看這個展覽時必須記住，這是個配合諮詢的展覽。它的諮詢部份既然如此兒戲，一無是處；這個展覽也就只能是場選美，當不得真。

梁文道：誰是公共知識分子

【蘋果日報-國際要聞】到底誰是蘇珊．桑塔？她是一個作家、編劇、劇場和電影導演，以下這幾百字用來列出她全部作品的名錄，大概剛好夠用。要是再加上她得到的所有獎項，那就有點勉強了。「到底誰是蘇珊．桑塔？」當她17歲不到，帶那個年紀不可能擁有的知識與智力，烈火般的熱情意志，明星似的上鏡樣貌出現在哥德風味的芝加哥大學校園時，她的教授，也是她的前夫，也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到底誰是蘇珊．桑塔？如今仍有大學生在上不同的課程時問起她的身份。研究文學的人不可能沒有讀過她的《反對詮釋》，研究流行文化的不可能沒讀過她怎樣談「媚俗」（camp），研究攝影的不可能不知道她如何分析攝影的形式，研究疾病文化史的不可能不參考她那針對愛滋病歧視的開山之作。她在這麼多個學術領域奠下了開創性的成就，她到底在何處任教？不，她不是大學教授，她一直是個自由作家。

她是個紐約客嗎？是的，她大半輩子住在紐約，參與了現代紐約派知識分子的象徵《紐約書評》的創刊。紐約文化界總是流傳各種關於她的傳聞：某某某是她的舊情人嗎？她的下一本小說講的是甚麼？她又帶領劇團去那個戰地演出了嗎？紐約愛她，但她未必很愛紐約，她曾表示：「我住在曼哈頓，因為這裏有最多的外國人，這裏是最不像美國的地方。」

重新界定公眾看世界方式

她不拒絕在活地阿倫的電影裏亮相，甚至不介意被《花花公子》訪問，蘇珊．桑塔向來是媒體的寵兒，是美國公眾最熟悉的知識分子面孔。但美國人不一定很認同她，比如說在九一一之後，她居然說：「以勇氣而言，恐怖分子不算懦夫。他們攻擊的不是文明、自由和人性，而是一個自以為是的超級強權」。布殊聽過她激烈的反戰事之後，恐怕也會問：「到底誰是蘇珊．桑塔？」他可能不知道這女子早在越戰初起就去了河內寫反戰報告文學。

到底誰是蘇珊．桑塔？雖然她寫過自己患癌的私人經歷，但從來沒有太多人真正知道她這個人怎樣吃怎樣活。過去的中文媒體常叫她做「才女」，但在這個稱呼如此惡意低俗的今天，我們不妨採用另一個被中央政府禁制的說法：公共知識分子，而且她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她不只活在公眾目光底下，她一生所有的作為，寫作、演講與示威，一直都在試圖重新界定公眾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許，我們要問的不是這個人是誰，而是她到底塑造了怎麼樣的公共世界。

梁文道或馮振超：第一夫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前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遺孀蔣方良辭世。以其俄商背景，三子早逝，晚年疾病纏身孤寡一人，望鄉而不得歸，終於死在綠色濃綢的台灣，實是政壇領袖遺族的悲苦範例。但縱觀三地中文媒體，不少歌功頌德之詞，說蔣方良女士乃婦女典範，真是叫人摸不著頭腦。這位「偉大婦女」到底傑出在哪裡？如何成了典範呢？

絕大部分稱讚蔣方良的人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是一味說她夠「低調」，不只從不對政事指三道四，甚至不願出席公開場合。也有人認為她為了愛情拋開祖國跟隨丈夫，即使他丈夫後來天天大聲疾呼要「反共抗俄」，也毫無怨言。更有人拿她和一向被認為比較偉大的宋美齡比較，說這位俄國女士不尚奢華，生活儉樸到刻苦的地步。

換句話說，蔣方良的偉大就在於她不只有苦不吭聲，而且還甘之如飴；身為「第一夫人」不只不出來爭坐頭等艙A1位，還老遠躲在深閨唯恐別人認得。這樣的偉大得自反面理解，也就是中國傳統對皇后太后和外戚干政的深遠恐懼。

在中國當皇后，一方面要孝廉慈愛母儀天下，另一方面則不能太過面對天下壞了朝綱，很不好當。從好的角度來看，不許皇后干政是對正常秩序和制度的保障。但是這也就為中國男性政壇領袖的枕邊人設下了重重限制，令她們必須規行矩步，忍受一般妻子忍受不了的困牢。不只中國，就看過去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有不少美國人認為以夫人論，選布殊較為上算。因為布殊太太很低調和藹，閒時就像其他第一夫人，不是哄小孩讀書就是帶著「婦女界」同仁搞愛心慈善活動；反觀克里老婆，雖不若希拉利強悍，但還是太過外露張揚。

當年列根的妻子南西被揭發迷信星相，一時之間備受指責，論者怕總統的國家決策受到婦人玄學的影響。但大家就是沒有想過，如果列根真的因為南西而相信術士之言，責任為何不在輕忽的列根而在南西身上呢？第一夫人因此成了特種職業，現代版和古代皇后版一樣，要展現人民母親的風采。所以不論國籍，她們的日常行程都很相近。

每回各國領袖群集的高峰會，夫人們必不可少的活動就是探訪孤兒院。至於蔣方良，她獨特的「偉大」，就是以俄裔身份，證明了老公的清白無私。

蔣經國自己的老婆都是俄國人，他還為了國家反俄如雔，真是偉大領袖。

梁文道或馮振超：查找不足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回歸中國這麼多年，大家都說要認識祖國，但實際上大家了解多少呢﹖如果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就跟任何一個內地人差不多的話，「查找不足」這四個字也就沒甚麼好再討論的了。「查找不足」絕不是胡錦濤一時興起隨口而出的日常用語，相反地，它是一個有根據有歷史的政治詞彙。

其實身為國家主席在一個公開的正式場合底下，當著記者的攝影機和鎂光燈，對著兩個特區的主要官員，說話又怎可能隨便呢﹖

特別是以謹慎知名的胡錦濤。

很多論者說胡主席在澳門的這一番話只是「提點」罷了，香港傳媒太過敏感才把它看作「教訓」，他們認為新華社在當日下午三時發出的新聞稿刪掉了「查找不足」可能是擺了烏龍。

但以新華社的地位去處理國家主席的言論，甚麼部分不好擺烏龍，偏偏這麼恰巧地把烏龍掉在這四個人人矚目的關鍵詞呢？

在共產黨治下的現代中國政治，針對不同情況有不同的語言使用系統，各有脈胳，各成秩序，絲毫馬虎不得。

一個再平常的用語進入了這些系統，在特定場合之下說了出來，聽者也就應該心領神會，知道如何估量這話的分量和目標。

比如「查找不足」，其實就是一系列上級要求下屬或百姓認錯悔改的字眼之一，在這個訓話系統裡面它的分量相當輕微，沒有「好好覺悟」那麼嚴重，不會有附帶而來的改造運動。

仔細看，「查找不足」的「不足」甚至連缺點都談不上。因為它的意思可以是「你董先生已經幹得相當不錯，但在成功之餘仍得戰戰兢兢，『查找不足』啊」。

儘管「查找不足」一詞本身算不上甚麼嚴重的指控，但是得注意胡主席使用這個詞的具體環境。他去澳門而不過咫尺之遙的香港，就像老爸不遠千里而來慶賀老二生日，不去隔壁老大他家，還把老大叫過來在他面前說老二真乖，話聲剛了回頭就要呆站著的老大「查找不足」。

須知政治是一門語言的藝術，除了說出口的話，政治人物(尤其是中國的)每一行動每一姿勢，都有可能是一種飽含訊息的言語。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查找不足」就變得很不簡單了。

梁文道：大日子裏的大城小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今天已經是「禮物日」，如果你還有禮物要送，卻還沒想好該送甚麼，會不會焦燥又頭疼呢？這類送禮的日子總叫人難受，彷彿有很多選擇，但又沒有絲毫頭緒。同樣地，對於作家和出版商而言，聖誕假期的困惱也是很煩人的。因為聖誕讀物已經成了出版業裏的一個小產業了，每年的聖誕假期出版商都要想點應節的東西出來賺錢，因此就有一批作家要動手寫些應節的小故事小文章。

在過去十多年裏，這個聖誕小產業裏最令人難忘的故事大概就是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奧吉．雷恩的聖誕故事》（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了。保羅．奧斯特是最紐約的作家，他住在紐約，寫在紐約發生的事；風格可以幽默可以冷靜，有大都會裏合該發生的懸疑，也有城裏人並不罕見的世故，十分紐約。和很多被認為是後現代作者的傢伙們不同，奧斯特很懂得說故事，一般大眾都明白都喜歡的故事。他最近甚至在主持類似大陸「故事會」一類的活動，鼓勵一般老百姓寫短小實在的故事，然後徵集成書。

《奧吉．雷恩的聖誕故事》是個好示範，短小到十多分鐘可以看完，新近獨立成冊的這個版本還有出名的阿根廷插畫家伊索（Isol）的配圖，有超現實主義的趣味。這個故事本身就開始自一個作家的聖誕困惑：答應了《紐約時報》寫一篇應節的文字，但關於聖誕節還有甚麼是沒被寫過的呢？書裏以第一人稱出現的那個作家，就像保羅．奧斯特的夫子自道。他要寫聖誕，而聖誕故事總是得溫情感人。但作家自己一向避免煽情，他到底是個紐約派知識分子。有可能寫一篇不煽情不濫調的感人聖誕小品嗎？

結果保羅．奧特斯竟然真的做到了。還是在紐約發生的事情，有這個神奇大都會的典型小人物當主角。每天營營碌碌的平常人至少總有一件令他生命不平常的事，而且是別人看不到的。正如書裏那個照相本所顯示的，城市裏的生活日日重複，但反覆的節奏藏住了不細心就察覺不出的變奏。城裏人又多欺瞞，小小的壞心眼人人都有。貧富差距更少不了這種大城的份，窮人家小孩走上邪路做賊不是罕見的事。貧困、謊言、盜竊和平常生活裏偶一出現的善良，居然成就了一個使人久久不能放下的聖誕故事。

保羅．奧特斯用一整座城市和它的陰暗寫出了聖誕節的最佳註腳。如果還沒送好聖誕禮物，就送這本小書吧。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上的「認錯」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澳門對董班子的訓話，成為國際新聞，《亞洲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及新加坡《海峽時報》都有報道分析事件，胡主席的講話內容圍繞著提醒董班子的施政要求，其中一句是「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

此時此刻，胡主席的講話大有弦外之音，正當領匯事件膠著於究竟是有人搞事還是政府疏忽時，胡主席並沒有對香港市民加以責難，摒棄過去部分國家官員在捍衛特區政府時的老官話，如「一小撮人在搗亂、一小撮人不愛國愛港」等說話來挺董，可見今時不同往日矣。

更值得深思的，是董先生的回應，從他在記者會的對談中，其講話內容大意是胡主席並無責難董班子各人，並且讚揚香港整體發展良好，並無出現任何管治危機。如此一來，究竟是全世界皆誤解了胡錦濤主席的一字一語，還是董先生眾人皆醉他獨醒，只有其高超理解能力才能真正解讀這些讚美的金句呢﹖若從政治角度剖析這宗政治對談，可見董先生仍然未懂用政治語言來解讀今次事件。

如果我是董先生的智囊，大概我會叫他不要再以本能反應來糾正大眾對胡主席講話的理解，這會予人一種「死撐」及與民意背道而馳之感，反過來應借此機會，利用認錯來挽回民意，舒緩怨氣，及對董班子的閣員們指點一番。

回應內容大概可以是這樣子吧，「從胡主席的訓示中，我深深體會到胡主席對香港問題的了解程度，他和普羅市民大眾與我一樣，清楚了解昔日特區政府的不足，我身為特區領導一員，對過失責無旁貸，胡主席的說話，就像我過去聽到香港市民的聲音一樣，是一種無形但有力的鞭策，而各特區官員亦會如我般反省過去，團結一致，共創明天。」

這種柔性回應手段，目的是把胡主席、政府與市民從新地歸納在同一陣線，把內部對政府不滿的矛盾減至最低，而輕輕地承認政府昔日的不足，好處是既可消減怨氣，又能把不是說成是昔日的事，與今日的特區政府明確分開，這種表達方式可令特區政府顯示出願意承擔責任，富責任感及具有新思維的正面形象。

認錯其實並不可怕，正如赤角機場啟用之初出現混亂，當年政府高官的第一把手陳方安生迅速走出來承擔責任，不用老細出聲已給予公眾一個交待，這正是一個利用認錯來減輕政治風險的範本教材。

中共偉人鄧小平在七七年九月十九日對教育部門的管理幹部的一番講話更值得反思，「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

梁文道：香港的營商環境 終於接近國際水平

【明報-港聞】從紅灣半島到領匯事件，很多高官、商人、學者、評論人與主流傳媒等看起來很有國際視野，也應該很有國際視野的人士和機構，都大力宣揚一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損害，香港優秀的營商環境轉差的論調。但只要看看近日國際傳媒的報道和評論，就會發現跟本地精英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國際人士」就算不是正面，也是以一種相當持平的態度來看這系列事件。所謂「營商環境惡化」到底是我們自己杞人憂天，還是我們對於營商環境好壞的理解，與外國有一段差距呢？

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一向以敢言著稱，言論往往相當驚人。他回應紅灣半島事件時，說這種以民意壓迫地產商低頭的手法，恰好顯示出香港愈來愈重分配而不重創富，而民主黨派挾持民意正使香港經濟走向衰亡。他甚至還宣稱「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這番話是「營商環境惡化」說的最激烈表達。

營商環境好壞是觀點問題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許寶強教授在上周一個論壇裏說得好，所謂營商環境的好壞，其實是一個觀點的問題。同樣的營商環境，對不同位置不同階層的人而言，其好壞優劣是完全不同的。舉個例子，97前的香港營商環境人人稱善，但是從世界各地的電訊業者來看，由英國大東電報局壟斷的香港又是不是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呢？今天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未經充分研究論證的情底下，硬是要交給單一地產商發展，這樣的香港對中小型地產商和其他國際性的文娛工業機構來講，又是不是一個有充分競爭可能的理想營商環境呢？陳啟宗先生不也反對過西九計劃的單一財團發展方案嗎？同樣地，領匯不能如期順利上市，對很多投資者來講是個噩耗，但是對於現時正在眾多公屋商場艱苦經營的小商戶而言，這豈不是個不用擔心加舖租的良好營商環境嗎？

其實，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親商的城市。對於某些領域的大商家，香港自英國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一直在「積極不干預」的面具底下，給予傾斜的優厚對待。銀行、地產、碼頭與能源等行業，有很多年完全不用受到外來競爭者的威脅。

此外，為了鞏固統治，港英殖民地政府一直籠絡商界「精英」，讓英資財團在行政局裏直接擁有議席，又讓許多商人和與他們利益攸關的專業人士進入各種諮詢架構。

巨富隱性影響力遠勝小市民

回歸之後，商人巨富非制度化的隱性影響力更是大增，他們不止可以和特區政府保持密切關係，甚至還有各種渠道上達中央。

今天大家都說領匯上不了市，房委會有破產之憂。但房委會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豈不正是政府停售居屋？而停售居屋這個決定，與其說是一眾「負資產」小業主的壓力所致，倒不如說是來自發展商的影響。因為比起大商家，一般香港市民在政治上的能量其實相當有限。

很多人都贊同陳啟宗的講法，認為今天的香港太過強調財富的分配。其實大家感到的「太過」，只是因為過去的香港太過不注重資源的再分配，今日香港面對的困境，也與昔日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有關。舉個例子，直到公元兩千年的12月以前，香港都沒有法定的退休保障計劃，這固然節省了過去的營商成本，但也導致今日退休人口必須依賴其他福利計劃來維持生計。如今許多中年低技術性工作人口，因為經濟轉型而陷入永遠喪失工作機會的危機，是否又和往日普及教育來得太晚有關呢？且莫論我們受過大專教育人口的比例，要比東亞很多發達地區來得低。甚至在上個世紀末，也只有半數學童享有全日制的小學教育。香港普及的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展開，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要在1971年才正式出現，而這一切都是在當年官方不情不願，社會各方施壓的情下才獲得實施的。即使如此，現在還是有人懷念精英教育，卻不知我們教育質素的「下滑」(儘管是可爭議的)是和高等教育普及來得太晚太急有關，也不知龐大的待業人口及貧富差距也與往日過度強調精英的路線有關。

一說到香港的福利保障，論者就會舉公共房屋為例，說明香港政府厚待市民。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被認為是香港公共房屋史的轉捩點。如果細心回顧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若不是這場大火，港英政府就無法克服商界的強硬反對態度，開始以公帑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從一開始，商界就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公共資助和社會福利，哪怕那些措施長遠而言有利於社會整體和營商環境。政府在大火之後，雖然開始規劃公共房屋安置日益增加的人口，但是對於市民的優質生活還是興趣不大。數十年來的各種福利及保障，政府也幾乎都是在不情不願的情下推出。

終於到了今天，香港市民開始把財富分配等事關社會公正的議題擺上桌面，長久以來被寵壞的部分商界人士自然不習慣。盧少蘭女士以一人之力把龐大的領匯上市計劃搞垮，大家不去討論她的論據和公共財產私營化等更重大的課題，卻要狙擊誰是「幕後黑手」，徹底看不起這麼一個「普通師奶」。是不是忽略了在某個角度而言，盧女士其實是經過前「合一堂」社工的努力底下，成功「自我增權」的範例？同理，紅灣半島事件在陳啟宗先生的眼中，是末日天使吹起的第一響號角，但在大部分市民看來，卻是香港公民社會價值日趨健全平衡的象徵。

以陳啟宗先生深遠的美國背景，廣闊的國際視野，能不能猜想如果紅灣半島不在香港，而是在紐約或倫敦，事件會有何下場？答案不難猜到。紐約曾有樓房只是遮住了附近居民的陽光，而爆發重大示威迫使發展商讓步的例子。英國也有老建築被稍為更易門窗，就引起強烈社會運動的經驗。今天香港市民反對拆卸紅灣半島，不止沒有出現歐洲式的「佔屋行動」，甚至連遊行都還沒搞，只是一批小孩畫畫圖罷了。陳先生，你就受不了了嗎？今天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是變壞了，只是整個社會比起以前更進步、更逼近國際上的現代價值。如果說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那只是因為今天的中國變得太不共產，拆樓逼遷要比什麼地方都容易。

梁文道或馮振超：天幕

【都市日報-兵器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到底是個甚麼項目﹖說穿了就是天幕。天幕有很多種，比如說本地最用心用功的藝人劉德華就曾經開過一家叫做「天幕」的公司，拍過一些電影，但還是垮掉了，而且鬧出官司，十分可惜。

那西九龍的天幕又是那一種天幕呢?諾門．福斯特爵士構思出來的天幕是典型的建築師之夢，它耀目而且龐大，籠罩了底下眾多博物館和劇場。建築師都喜歡文化建築，因為它們都是公共建築，可以接觸最多的公眾；也因為它們與文化藝術相關，所以建築師可以稍稍放下束縛，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故此任何一位現代建築大師的履歷表上若沒有一座圖書館、美術館或劇院，他就稱不上偉大。公共文化建築，能夠使建築師與它一起不朽。

現代建築師又喜歡龐然巨物，因為它們顯眼，最能誇示設計者的存在。所以二次大戰之後的廢墟歐洲和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是他們的遊樂場，因為他們在那裡不只可以蓋大的東西，甚至可以建一整座新城。

天幕巨大，而且是文化設施，所以它當然是每個建築師的夢想。當天幕再碰上想展示政績，留芳百代的政治人物，就是最好的聯姻了。一座天幕滿足兩種人的願望，只比Kinder出奇蛋少了一種滿足，就是吃不下啃唔落。

曾蔭權司長提出興建西九文娛藝術區的目的是「創世標、添文化，顯悠閒」，明明就把地標擺在第一位，文化只是老二。天幕的地標作用十分清楚。但問題是維港海畔多加一座高達40樓的巨大建築，對海岸景色有何影響﹖地標既是代表一個城市的招牌，我們這些被它代表的香港人又喜不喜歡它呢？一篷天幕又會不會太過霸道，遮掩了其他建築師設計的場館？大家帶著疑問，提出批評。

於是政府官員又改口了。先是曾司長解釋，天幕可以硬性限制發展商不得隨意把文化用地搞成高層商業建築。但3個發展商之中有一個的天幕是可拆卸的，另一個則在天幕底下放住宅。

更莫名其妙的是，文化用地只要有規劃硬性規定就夠了，何須天幕﹖還有人說天幕可以防止露天演出的噪音外洩，那天幕底的人群豈不給鬧得耳鳴﹖

更有官員辯稱天幕可製造微型氣候，冬暖夏涼，那怎麼不乾脆蓋個覆蓋全港的天幕﹖天幕到底是甚麼﹖有甚麼理由﹖

它就在重重的狡辯之中越搞越詭異，看來比劉德華的天幕還要脆弱。

梁文道：官商勾結百年史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顧汝德（Leo F. Goodstadt），人稱「魔僧」。因為在港英的最後日子裏，他坐鎮中央政策組，制定政治策略，伴隨港督彭定康左右運籌帷幄操控傳媒心戰，一副深藏不露的樣子，頗有武俠小說裏番邦國師法王之風。在香港這塊沒見過多少頂級政治家的地方，尤其是百姓深受特區政府袞袞諸公之苦的今天，肥彭這末代港督已成傳說。而顧汝德是肥彭傳說裏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有朋友當年曾在往英國的航班上遇到顧汝德，下機之後數小時內又正好碰上他，地點在倫敦有名的學術書店，見他老僧入定般地閱覽最新社會科學出版物。朋友很感慨：「你看，人家的級數就是不一樣，才下飛機回老家，立刻就到書店看書，看的還是硬邦邦的東西。我們的官員有空翻翻流行小說就不錯了，更用不談他們放假的第一天會去跑書店打書釘。他們有假多半去泡Spa或打高爾夫，大吃大喝吧。」

其實顧汝德除了做過政治顧問、商業顧問，還是資深的傳媒人，此外還不斷做學術研究出版論文。《香港政經》（Uneasy Partners）就是他的最新作品，正如它的副題談的是「香港公眾利益與私家利潤之間的衝突」。在今天紅灣半島和西九龍文娛區事件此起彼落，「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論調高唱入雲，大商家痛斥香港老百姓太共產之際，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

有些傳媒行家抱怨這本書沒有爆甚麼料，滿足不了大家對魔僧的好奇心。其實如果撇開這層心障，就書論書，《香港政經》寫得實在非常出色。顧汝德分析了香港政治和大財團及商界精英之間愛恨交纏的關係，述說了港英政權與英資財團的勾結到華商興起操控特區政府的歷史始末，有理論框架有事實資料。對專業讀者而言，就算不是全都發人所未發，它也有獨到的觀察；於一般讀者來說，這本書更是新鮮。如「精英」等於商界的奇怪等式，「積極不干預」的神話，上海華商和紡織品配額的關係，顧汝德這前政府核心都談得頭頭是道。

但我們還是很難忘記作者的背景，因此有時看他痛陳港英施政方式的結構問題，不免會想那你當時做了些甚麼。而在他描述港英最後漸有改善重視民意的時候，又忍不住懷疑這是不是種自我解釋。說起來，劉兆佳這大智囊不也本是一流學者嗎？他退休之後又會寫本怎麼樣的書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全國最共產

【都市日報-兵器譜】恆隆集團主席陳啟宗日前發表「香港全國最共產」的言論，說話擲地有聲，一個資本家不滿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行之經年的地方變質，從常理上不難理解，但究竟香港變成全國最共產這個講法是否成立則是另一回事。

陳啟宗為商界發言天公地義，但若硬把政治化損害商界利益這種論斷套在香港這個資本家樂園，卻又有點那個。

香港政治體制，議政格局甚至參政團體，從來都十分著重商界參與。

在立法會內功能組別中，便包括多個與商界有關的席次，如地產及建造界、金融界、工業界、保險界、商界等等......商界的聲音一向是主流，再加上分組投票這種在先進國家中少見的「有趣」制度，商家們在政治上的力度可謂無出其右。

還有我們的管治班子，董先生加上唐司長及馬局長，三人位處香港政壇的最高戰略位置，商家治港格局大定，反過來可解讀為商界在香港政治舞台上的一舉一動也足以令香港命運改寫。故在參與的量值方面，商界應不會有太大意見，問題的核心顯然是在質方面。

香港商界一向在政治專業化上落後於形勢，長期只會在圍內推舉有志政壇的商界分子參政，但結果有些人根本沒有政治家必須的政治智慧與手段，令政績不顯，商界現在面對的，是局中無大將，與長毛、大班這些富有社運經驗的政治老手比拼自然處於下風。碰上商界與普羅民意利益分歧時，商界便出現無力挽之局。

施永青日前指商界應找代議士，這想法非常實際，陳啟宗與田北俊這類商界成功人士，正職是做生意，他們最擅長的自然是商業事務，時間及精神不應花在陌生的政治粗活上，硬要他們站在政治最前線發表「偉論」，便有可能出現言論流於個人化，偏離群眾。加上他們的富豪背景，俗語有云「憎人富貴」，對於基層市民而言，在身家上已不及富豪們「富貴」，現在連政治議題也要被牽著鼻子走，老大不願意是意料中事。商界應培養政治代言人，如美國總統布殊及副總統切尼，便經常被指為大商家代言人，支持台灣陳水扁總統的商人也被稱為綠色商家，證明商界建立政治代言制度奏效。

香港商家不能再以為「商業成功者，政治必有為」。要知道，政治、經濟永遠兩條腿走路，不可只許經濟發展，但政治上則永遠依戀著順民年代吧。

梁文道：台灣問題是香港表達空間的難關

【明報-港聞】在12月11日的台灣立法委員選舉之前，很多觀察家作出了兩項推測：一、泛綠陣營在台灣島內不可逆轉的本土化傾向底下，會乘總統大選的勝利聲勢，再下一城，取得立法院的控制權。基於這項推測，再結合兩岸的不良互動和亞太區日趨緊張的國際形勢，就有了第二項推測：數年之內台海必有一戰，最快甚至可能在明年就會爆發。如今第一項推測證實落空，第二項推測又會否實現呢？其實，即使泛藍陣營掌控了立法院，台灣島內政治和社會的基本格局還是沒有大變，本土化的傾向和隱性台獨的趨勢，也沒有逆轉的苗頭。因此對於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台灣若有戰爭，香港勢必受到波及，這不論是從全球的經濟秩序，還是自一國之內的角度來看，都是不用多說的了。但若採取一個很狹隘的觀點去談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似乎還沒有太多人仔細分析和預測。受到前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那句「會把飛彈打到香港」的刺激，香港人最怕的，大概就是戰火會燒到這個50年未逢戰事的小小城市。其實除了這麼具體可見的禍害之外，大家都忽略了戰爭可能會改變整個香港的表達自由及新聞自由的現。

台灣問題一直是香港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程度的試金石，比起「六四」、比起法輪功，它更能測試我們社會的開放程度。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香港無人不知台獨是什麼。從各主要大眾媒體傳達的資訊，香港人知道了台獨很不合理，知道了台獨很冒進，也感到台獨非常危險。但問題是那麼不合理、那麼危險的一種政治主張，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甚至是愈來愈多的台灣人相信它、支持它呢？如果真的要走通識教育，要學生去分析台獨的是非對錯，他們交得出功課嗎？

恐怕不行，因為我們在香港的電視、報刊和市面上的書籍之中，實在很難見到支持台獨的言論，也看不到有誰去條分縷析地介紹台獨主張的理論基礎。少數幾個在97前後仍然撰文辯護台獨的作者，用不成為過街老鼠，就在本地主流媒體中一一消隱了。香港很多書店大量地從台灣進口出版品，公共圖書館同樣藏有大量台灣書籍，但出了那麼多的台獨資料就很難找到了。

其實那些東西有什麼好怕的呢？比如說有一種台灣很流行的書系，專門論證台灣人是一種特殊的血統、特殊的種族，說他們是荷蘭人、日本人、琉球人、馬來人、原住民與漢人的混種，所以應該獨立云云。這麼荒謬可笑的說法，何懼學生看了會相信？因此台獨成了一種香港人人敬而遠之、但又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的政治主張。

如果台海必有一戰，那麼香港的言論空間和新聞狀肯定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首先，我們的記者能不能在戰事期間去台灣自由採訪呢？他們能不能報道台灣島上的狀呢？即使那些報道包括了台灣人民的死傷資料，足以損害我國軍民士氣？英國政府在福克蘭戰事之中，曾嚴詞譴責英國廣播公司發放來自阿根廷方面的消息。近年英美政府也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期間，要求傳媒自律，不要播放拉登和薩達姆陣營發出的片段。雖然前北約組織總司令克拉克上將曾經說過：「在未來的戰爭之中，所有國家都要作好準備，自己一方的傳媒會在敵營取得消息」。但是伊拉克戰爭讓我們看到誇稱最自由的美國，為採訪重重設限，許多主要電視台記者都在鏡頭前戴上愛國徽章。

新聞的中立與自由在戰爭期間還可繼續保持，還應繼續維護嗎？知名記者暨戰爭新聞史學者PhilipKnightley如此論辯：「只有在牽涉到國家存亡的戰爭之中，新聞工作者才應該全面配合國家」。但什麼樣的戰爭才像抗日那樣到了存亡危急的關頭呢？這個論點本身又是否可以辯駁？

其次，香港市民又可不可以基於各種理由，表達對台海戰爭的不同意見呢？如果有人反對台獨，但也反對戰爭作為解決問題手段，他有公開表達這種意見的自由嗎？如果有人正是基於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理由，所以在媒體上發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說法，他會有什麼下場？那些向來以反對所有戰爭知名的非政府組織如「無國界醫生」和「綠色和平」又該怎麼辦呢？

還是我們根本用不想這麼多，因為即使沒有「23條」，《基本法》第18條已經列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梁文道：耶穌會的跨國企業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下令時要考慮到至少要隔三年又九個月之後，你們才可能接到我們對這個命令的答覆」。請注意這是四百多年前一個跨國機構駐東南亞分部的負責人給羅馬總部焦躁不安的上司的回信。那個年頭由羅馬派信差到太平洋西岸，要途經海上不測的風雲，要捱過各種未知的疫症，得躲過出沒無常的盜匪，平均一百人只有三十個可以順利活到達目的地。所以那個寫信的人不是說「閣下的命令要三年九個月之後才能收到回覆」，而是「『至少』要隔三年又九個月」，如果幸運的話。

在我們今天這個由珠海報價到倫敦用不一秒的時代裏，實在很難想像有哪一個跨國企業可以耗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在通訊裏，而不潰散崩解。那個東南亞負責人憑甚麼相信羅馬總公司依然存在？羅馬的上司又憑甚麼認為千里之外不知生死的下屬還會服從公司的指揮？那個機構應該早就不存在了吧。畢竟一九○○年時世界上最大的一百家公司，今天仍然健在的只有十分之一。

錯了，這家機構至今活了將近五百年，而且活得很好。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天主教修會耶穌會。說起耶穌會，香港人立刻會想起「華仁書院」這等頂尖的耶穌會學校，想到他們培養出來的無數精英。精英，他們是的，但耶穌會又何止訓練過像李柱銘和李克勤這樣的人物。越南西貢至今還有一座雕像，紀念數百年前為他們發明越南拼音字母的外國人，他是個耶穌會士。伽利略當年出版《星際使者》動搖地心說，但他的老師一生捍衛地心說，卻能以七十高齡為伽利略背書辯護，不顧自己歐洲頂尖天文學家的成就，他是一位耶穌會士。西方人殖民南美，處處燒殺擄掠，只有一批歐洲人組織當地土著建村反抗，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也是耶穌會士。更不用說我們熟識的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了。

《栽培領袖》的作者克里斯．勞尼曾經也是耶穌會士，後來卻當了摩根史丹利的高層，服務金融界十七年後他寫了這本書，分析耶穌會（而非摩根史丹利）這家改變世界的跨國機構的成功秘訣。正如所有出色的企管書籍，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故事書，美麗動人，有眾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但也正如絕大部份的企管書，它沒有甚麼實用價值。因為耶穌會雖自稱Company of Jesus，但它不是一家普通的Company，它是一家命令往來要三年九個月仍不會崩解的Company。這些人彼此是Companion，又同是耶穌的Companion。要今天的公司講夥伴愛和終極信仰，是否太過誇張。

梁文道或馮振超：排污費

【都市日報-兵器譜】紅灣半島的發展商在辯護他們的拆除行動時，最迷人的說詞之一，就是承諾即使政府頒訂的丟棄建築廢料收費計劃仍未趕得上收他們的錢，他們也願意自動跟隨計劃，把丟到堆填區的廢料按處理成本折算，捐出等額金錢贊助環保計劃。看來十分負責，自己弄出來的垃圾，自己出錢去補償。

這裡的核心就是建築廢料收費計劃。前陣子電視台廣告才宣傳了老半天，抨擊每年港人無論是建屋還是裝修，都要丟出大堆如水泥、鋼筋、廁盆、浴缸等難以再使用的垃圾，然後告訴大家日後丟東西可不是唔使本。你丟多少就得給多少，自己的蘇州屎人家清理不是問題，最緊要是掏銀包。這個計劃是排污費概念擴大，而所謂排污費，就是針對所有會製造污染的行業，向他們收取費用，一來嚇阻它們肆無忌憚地污染環境，二來收回的錢屬於庫房，有補償社會的意思。

例如一間化工廠可能每天都要排出大量污水，如果有排污費的話可能會把它嚇著，迫它找一種污染程度比較少的生產方法。又如果它實在沒甚麼辦法，污水照流，那就勒索它一筆。那筆錢無論是用做公共淨水設施，還是拿去幹點別的也好，到底是益了阿公，大眾不致於太虧。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排污費真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好設計，把對環境的污染換算成排污者的成本，正所謂no money, no talk。但正好這也就是它的問題，萬一那丟垃圾排廢水的家伙太有錢，或者他付出的「罰款」比起他賺回來的利潤只是九牛一毛，那他是否可以Talk得很大聲呢？紅灣半島一事就完全顯示出排污費的問題了，大商家就算把拆下來的東西全部拿去堆填，只要他賺得夠狠，他還是會眉頭都不皺一下地交出小費的。排污費本意是保護環境，實行起來卻往往變成只要有錢就有權破壞環境。更何況怎樣去為排放丟棄的污染物品計價呢？錢向誰收？誰去收錢？這筆錢又該賠到甚麼地方才最環保呢？

馬爾代夫這人間天堂五十年之內就要沉沒，原因是溫室效應造成的全球暖化使得海平面上升。馬爾代夫的居民，是不是得向全球駕車人士收取賠償性的排污費呢？每一個去馬爾代夫的旅行的人在慨嘆之餘，又有沒有想過自己也可能是搞沉天堂的元兇之一﹖

梁文道或馮振超：有毒食物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充份反映中國農業社會平民百姓的精神面貌，但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中國人民對食，再並非只為充飢這麼簡單，其中有毒食物可算是現代中國的特殊產物。

從內地傳媒的報道中，可見中國的有毒食物是如何的多，堪稱世界之冠。

小康社會的誕生，在於建立市場經濟之始，如此一來，人心的醜惡腐敗便表露無遺，政府提倡甚麼由一小撮人先富起來的美好想法，變成人人爭著做那一小撮人，製造有毒食物只是林林總總搵快錢的途徑之一。

中央電視台的皇牌節目焦點訪談及每周品質報告層出不窮地揭露出各種各樣的有毒食物，如毒奶粉、毒瓜子、毒月餅以至毒燕窩......令中國人在自家地方談食色變，記得其中一次報道，製造有毒食物的惡商人，被記者拍得一副大搖大擺的模樣，對製造有毒食品竟無悔意，並笑言自己就不敢試食了！甚麼追求衛生文明、為人民健康打拼，諸如此類經常掛在食品工廠裡的口號，通通變成廢話。

社會中已產生反道德思潮氾濫，製造有毒食物者與受眾並無甚麼血海深仇，但為著賺快錢，他們不惜在知情及自願的情況下向同根同生的國民下毒，這可稱為富中國特色的有毒食物，與西方社會近年多次爆出的瘋牛症事件(農民們對牛隻染病大都不知情)比較確有天淵之別。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在對待有毒食品的處理手法也與西方有異，如英國在發現瘋牛症後，社會輿論與民情都會要求英國政府交代謝罪，但我國國民對國家卻顯得寬大。只會採取自求多福的態度，人民們把心思放在如何避免進食有毒食品，如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便會跑到香港、澳門購買日常食品，更有民間出版社在一片毒食品潮吹襲下，出版《食品安全調查》之類的書籍，教導大家如何分辨各式各樣的有毒食物。

毒食品問題其實亦不止於在中國出現，若大家不善忘的話，過去香港及台灣這兩片黃土地上，也曾發生過類似風波。

八、九十年代香港便多番發現農藥毒菜及哮喘豬，亦曾引起一陣恐慌。而台灣也曾發現有不法商人製造餿水油。這足證有毒食物問題絕對不只會發生在共產主義下的中國，相反，一向以發達文明自居、被資本主義深化多年的港、台兩地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

梁文道或馮振超：綠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和宣稱「平衡」身心「回復」自然，其實耗費大量珍貴水資源的Spa一樣，「綠化」也往往會弔詭地帶來對環境的破壞。與「平衡」相同，「綠化」同樣是個很欺瞞性的字眼。

「綠化」和「平衡」都是十分優美的字眼，充滿新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很易令人聯想起一幅草木扶疏、流水淙淙、空氣清新和蟲鳥飛舞的田園景象。所以當最早的環保運動用綠色做為象徵性的顏色，把現代社會那種房屋高樓一模一樣的模糊性格，與工業化帶來的煙囪處處的地景描繪成可厭的「灰色」時，實在是十分高明的形象策略。而且這種綠與灰的對比還讓人想起工業革命之前的地球本來一片藍藍綠綠，現在的世界則是腐蝕性的紅紅灰灰。因此又被人叫做「綠色運動」的環保運動就有種要回復原始的心理傾向，它的運動方針不是進步性的，而是治療性的；它的目的不是讓人類文明更先進，而是要治療人類太過追求進步的惡果。

當綠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美的顏色，當所有樓盤廣告都用綠當成主調，當政府的宣傳片都用廣植草木的形象語言來推廣環保，所謂「綠化」的意義也就開始模糊起來了。

「綠化」太容易被理解為栽種植物，似乎只要種種植物就是一種很綠很環保的行動。正因為「綠色」是個太過美麗的形象，是個讓人浮想聯羽的社運推廣手法；所以它的審美意涵才會那麼輕易地反客為主，遮蓋了環保運動的激進政治意蘊。內地有些城市搞綠化工程，廣植行道樹，結果卻惹來更大的浪費。因為那些馬路旁的樹種得太過貼近，而且全是同一種樹，所以一有蟲害就通通死光。同樣地，有些紙張生產商推銷自己很懂環保，砍了樹之後又種回更多的樹。問題是那些新栽的樹也都是完全相同的品種，徹底毀掉了原生森林的生物多樣性。為甚麼發展商可以拆卸簇新樓宇，還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綠化」了環境呢﹖原因也就在於「綠化」二字可以用得太隨便。彷彿居民工作的環境是現代的灰色文明，一放工就回到了那花園滿布有草有樹的綠色家園。上班時受傷，下班後治癒，原來針對整個文明的社會運動變成讓個人住得舒服的環境美化措施。

把廢料堆到別人的地方，自己住得很「綠化」，這算是很環保嗎﹖

梁文道：紅灣半島是厭商主義的一塊溫床

【明報-港聞】前幾日坐的士，與司機閒聊，他說有一天他那11歲的兒子突然對他講：「阿爸，原來我們每日都給李嘉誠賺我們的錢。」我於是問他：「那麼你的兒子是否很佩服李嘉誠呢？」司機回道：「梗係唔係啦，佢都覺得太誇張，我們邊有得同李嘉誠鬥。」其實，幾個超級富豪在香港擁有廣大的事業範圍，天天賺得許多市民的手中銀紙，這根本是我們在97前就曉得的事實，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怪的是同一個李嘉誠，以前我們都稱他為「李超人」，崇仰他的白手興家，學習他的致富妙法，尊敬他的無上地位，為什麼現在竟成了一個11歲小兒口中「可怕」的人物呢？

其實只要對市井民間的閒談敏感一點，就會發現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一種對大地產商和大財團的不滿情緒正在逐步蔓延，逐日升溫。今年的七一遊行，出現了過去30年來少見的標語、口號和單張，那就是以商人為目標的攻擊性指控。有的要揭穿「官商勾結」，有的反對「地產商治港」，還有的要打倒「巨富壟斷」，一些往日人人推崇的名流，竟然成了過街老鼠。這樣的氣候轉變，恐怕不是一句「憎人富貴厭人貧」解釋得了的，畢竟港人曾經「厭人貧」但卻從未公開地「憎人富貴」。

經濟環境轉變，貧富差距拉大，多了一堆有樓階層變成負資產，這都可能是社會上集體心理轉變的原因。數碼港和紅灣半島等政府不當措施，自然也是絕佳的助燃劑。但商人巨賈們的言行，又是否也有過當之處呢？香港支持泛民主派主張的市民，眼看幾個議員上京難如登天，另一邊則是富豪輪番上京握手，回來又叫大家「最緊要穩定，別搞亂經濟」，會不會心中有氣呢？香港人從過去覺得成功的生意人必定幹什麼都無往不利，到經歷了董建華的兩屆特首任期之後，懷疑起所有「商人治港」的合法性與公平。一種前所未有的「厭商主義」正在成形，從集體情緒變成意識形態，如果政府和商界不夠敏感，不妥善處理，恐怕就會在紅灣半島和西九事件之中，引爆起一股社會風潮。

圍繞紅灣半島的爭論，已經從針對財團改到追擊政府之上了，但這並不表示新世界和新鴻基兩大發展商就此逃過大難。因為只要政府受不了壓力，終於要向發展商追補地價，而發展商與政府被迫來一場世紀大官司的話，整個社會輿論的壓力，又會一面倒向財團身上了。在這個緊要關頭，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實在已不只是抽象的形象公關，而是它們還能不能繼續享有穩定的發展環境的問題了。

說到企業的社會責任，許多論者採取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立場，認為紅灣半島的產權既然在發展商手上，它們實在有權合法地對它進行任何處置 (包括拆卸) 。而拆掉紅灣半島，改建豪宅以牟取更大利潤，不只是企業的天職所致，也是對股東利益負責的表現。換句話說，財團拆紅灣半島是道理，不拆就真是賠本的大人情了。我無意在此開展複雜的哲學討論，但還是有必要針對這種說法提出兩點簡短的回應。

首先，產權的確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基石，在香港更是沒有多少人會懷疑產權的神聖地位。且把關於產權概念的複雜討論放在一邊，我們只需提問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產權，是否必然優先於其他人權呢？以紅灣半島為例，拆除它是其擁有者的權利。但如果這個行動與附近居民享有寧靜環境和清新空氣的權利相衝突；如果這個行動會浪費人類生活環境的共同資源，傷害了社會公益；由產權保證的行動是否必然可以接受呢？事實上，相對於其他基本人權和公認的社會公益，產權不必然有先驗的優先性。

其次，在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裏，每一個人只要在不妨害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追求最大的福祉。抽煙如果可以使煙民感到幸福，煙民本來就該有抽煙以求取幸福的自由。但是他抽煙這個行為，卻會妨礙了其他人呼吸清新空氣以求身體健康的自由，而正好其他人可能覺得健康是他追求的幸福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才會用各種法律手段去限制抽煙這種行為。

企業追求股東利潤極大化是理所當然的，只要它的行動不會妨礙其他人的基本自由的話。現在我們沒有法例規定發展商不可以拆除沒人住過的嶄新樓宇，所以拆紅灣半島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拆紅灣半島會妨礙其他人的自由的話 (比如說享受良好環境的自由) ，那它至少是不道德的。合法的未必總是符合道德，例如貪污大家都覺得很不道德，但如果沒有制裁貪污的法律的話，它就是合法的了。

我們反對拆除紅灣半島講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如果拆紅灣半島根本違法，我們也就用不反對了。而道德正是企業倫理的核心所在。如果香港的大地產商一方面堅持企業行為是道德中立的純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他們在經濟領域以外，還有大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的話，就只會更加激起香港市民的「厭商主義」。所以紅灣半島事件不能只是從商業角度去看，還必須顧及企業責任的道德角度。財團也許以為自己又是單純的經濟法人，但他們其實也是要倚賴社會環境來展開經濟活動的社會角色。

梁文道或馮振超：官威

【都市日報-兵器譜】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近日不斷被立法會議員指指點點，說他利益輸送，一時間孫公滿身是箭，以一個曾為港英時代的菁英政務官而言，可說喪盡官威，對比昔日在大不列顛、日不落國的陽光溫暖底下，特區高官顯然是欠缺了一點為民敬仰的威嚴與尊重。

在中國人世界，對為官者從來都抱著一點敬畏，俗語「官字兩個口」，「富不與官爭」，是中國封建社會官、民階級、尊卑分野的一種體現，與西方現代社會講求人人平等、公僕為民絕對是兩種思維模式。

中國歷代具有官威氣燄者多不勝數，如仍為人臣的曹操，連天子也不放在眼內，一招挾天子令諸侯，官威氣揚至極。

近代一點的有太平天國時期的東王楊秀青，這個建基於基督信仰、奉聖經旨意建立的王國，洪秀全自稱為耶穌基督之弟，即天弟，但楊秀青雖只為洪秀全的一條口靚，卻狡計多端，在朝時經常天父上身，以天父之名大放厥語，指點群臣。

楊秀青每當在天京(現時南京)出巡時，儀仗隊可達千人，不止平民百姓要退避三舍，連官員們也要迴避東王，若是與儀仗隊碰過正著，更需跪在街上，要知道百姓受慣官氣，可是楊秀青對為官者亦不見有何禮遇。

近代中國，官威依然厲害，數年前，我在上海便看見過一次官威奇景，當時正在一家飯館吃晚膳，鄰桌一班身穿黑皮夾、寫上Police Shanghai 的公安大哥正在胡扯，突然見他們不知就裡的急跑出店外，分崗而立，未幾，更多公安突然從四方八面走到街上，二、三十尺便有一名身穿公安服者企立，其後數輛旅遊車經過，公安們便隔著車窗敬禮，我看著一名貌似中央高層官員者正在車內，這種官威氣道大有誰與爭鋒之勢。

港英時代的理民府組織架構最見洋氣派，理民府職責為管理新界事務，屯門、元朗、上水、大埔等地共有七區理民府，而理民府所發之公函，必以理民府長官為印記。

每當理民官出巡時，鄉紳理士便會出迎，待奉出巡，最經典而官式的場面，自然是一身洋裝打扮的洋人理民官，混在大堆唐裝馬褂的大鄉里中間，大家言笑晏晏，華洋共處之道可見一斑。

自九七後，香港官員官威收斂下來，孫明揚在立法會內被等眾議員們嘲罵連連也只得把怒氣吞回肚裡去，足見這位港英的殖民地遺臣，已學曉了當特區問責官必備的小寶神功。

梁文道：為何高官要有長俸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自從施行高官問責制之後，公務員可獲晉升的最高位置就是各局局長之下的「常任秘書長」。這個「常任秘書長」，學的是英式稱謂，英文叫做「Permanent Secretary」，中文一般譯作「常務次長」。不過叫「常任」也好，「常務」也好，一般市民往往只知其名，不曉其義。秘書長就秘書長，次長就次長，好端端地為何還要加個「常任」二字呢？其實這兩個字的學問很大，道盡了英式文官體系的精髓。

英國的官體系是現代民主政體之中擁有最深遠歷史，也是最早成熟的公務員系統。十八世紀的時候，很多英國公務員要求他們的職位是「永業」（permanence），意思就是在政府改組換屆時，他們用不與主政者共同進退。而當時的政治局面卻非如此，每逢新首相上台就來一趟大洗底，職位再低的公務人員，都有可能為了各種原因而被一併請走。隨現代政府職能擴張，公部門規模漸大，若每隔幾年就得玩一次大風吹，情況之混亂可想而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批穩定的文官隊伍，他們不隨政治路線的改變而上下，要在各黨派之間保持中立（impartiality）；只對日常事務負責，執行部長的決策，如非必要不用上議會解釋政策，此之謂「匿名」（anonymity）。這樣一批隊伍，相對於有上台執政的一天，也有鞠躬下台之日的政治家，必須是「永業」的。現代英式公務員體制的三大特色：中立、匿名及永業就是這麼推導出來，其中「永業」一條可說是保證了前項特性（尤其是「中立」）的制度設計，終於在一七八○至一八三○年之間被逐步確立。

值得注意的是，公務員的「永業」不只限定了高級文官參與政治的範圍和程度，讓他們用不也不能死死地跟隨政治任命的官員起舞，成了政治家俱樂部的一分子。「永業」還在另一個方向上，保證了公務員的廉潔和「中立」，因為「中立」指的不只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政治中立，而且還要盡量中立於一切可能互相衝突的社會利益之外。不同的政黨可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執政議政，有的代表商界巨賈，有的代表工人基層，公務員則不能代表任何人。他們政治上要中立，同時要奉公廉潔，不能偏袒任何社會上的利益集團。

為甚麼「永業」可以保證公務員的中立與廉潔？因為「永業」的精神催生了各種相應的措施，使公務員有穩定工作，鐵打的飯碗輕易炒不了魷魚；使他們雖不可成為巨富，但有相對比許多職業而言算是不錯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還有非常可觀的長俸和退休金，及其他各種福利保障，讓他們日後不會為了要發財，而加入某個財團或政治勢力從而影響現在的公務。換句話說，出於「永業」，現代各個民主國家都把公務員這種職業，設計成一種你一旦加入，就能預期也應貢獻終身的職業。

香港跟隨英國，建立了一套有效而完整的公務員體制。回歸前後，我們總是強調香港公務員穩定的重要，卻忽略了香港在回歸後，就成了中國唯一施行現代西方民主社會公務員系統的地方。這意味對於中國黨政不分的情況而言，香港有十分重大的示範作用。而香港為了公務員的永業，為了使公務員成為一種可以託付終身的職業，也付出了極為龐大的成本。比起其他先進地區，我們的納稅人花了更多的錢，去維護公務員的不偏不倚和廉潔守正。

近日政府正和公務員的代表打官司，引起了市民對公務員優渥薪酬與福利的關注。另一方面，房屋署前副署長鍾麗幗退休後加入恒基集團旗下，參與近日競投西九文娛區的工作，惹來議員和傳媒極大反應。兩件事看似互不相關，但只要放在前述脈絡底下，就不難發現它們深刻的聯繫。公務員的人工是不是太高？福利會不會太好？公務員對這個問題可以提出的回應之一，就是香港人到底預備為了文官體系的中立和永業，付出多少代價。事實上我們付出不菲，為的就是要避免出現鍾麗幗事件；為的就是不想看到民航處前處長林光宇在退休之後三個月，「冷河」都過不完就加入私人機構；為的就是不希望警隊前一哥曾蔭培在退休之後的半年就進了新創建做執行董事。

我們的公務員（特別是高級文官）為甚麼有體面的收入？為甚麼有良好的福利？為甚麼有穩定的職業生涯？為甚麼有令一般人豔羨的退休金和長俸？就是因為我們希望他們把這份工當做終身職業，不受政治干擾不為金錢左右，從一而終。在社會上充斥了不滿公務員待遇太好的情緒當兒，爆發了鍾麗幗事件，就更使得市民容易產生公務員貪得無厭的負面印象。再數下來，近年一列前政府高官在退休之後享有優厚生活之餘，還跳入商場「搵真銀」。又怎能不讓人從表面所見的利益衝突，進而跳到懷疑一切現職高官「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孫明揚處理紅灣半島，曾蔭權主持西九大計，才會各自引來種種傳聞耳語。

高官也是人，他們在退休之後心不老，還想得到更多，本來也無可厚非。更何況還有許多公務員退職之後貢獻餘生給義務工作，參與社群公益活動。我們不該以道德語言過度苛求公務員，因為真正的問題出在現時處理退休公務員的制度太過兒戲。光是二○○三年就有七十六宗首長級官員申請退休後就業，竟然只有一宗被駁回，其中更有一些連六個月的禁制期都不用過滿。例如鍾麗幗，雖說只是加入與房地產無關的香港小輪，但任誰都知在基這等龐大的集團之內，無論是高層內調還是業務互涉，都不是甚麼罕見奇事。由彭鍵基法官任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出任當然委員的「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為甚麼會批准鍾麗幗的申請？為甚麼會那麼輕易地讓一大批高官順利「過骨」？他們到底在幹甚麼？陷現任高官於不義，使市民對公務員的不滿增加，動搖文官體制於根本的，不就是這個單位的輕忽嗎？

梁文道：平衡的幻象

【都市日報-兵器譜】綠化成了一個美麗的字眼，自然則是人類最應該達到的狀態。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環境危機開始被媒體注意，甚麼臭氧層穿洞，全球氣候暖化，以及能源日漸短缺，都成了熱門話題，就連很多中學也把環境議題列為教程之一。看來環境保護不該是大眾陌生的事。可是與此同時卻有越來越多人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綠化與自然的魔幻意像，誘惑消費者做一些看來十分環保實則加速破壞地球的事。

例如水療與Spa，就被認為是一種很健康的休閒活動，能夠用水、香薰、石頭和技巧的人體等十分天然的工具，使人進入一個非常放鬆的狀態。「消除疲勞，恢復身心平衡」是各大小Spa及水療中心最喜歡的宣傳用語，「恢復」及「平衡」二字用得尤其巧妙，它們都隱隱指涉著「自然」這種狀態。因為「恢復」有種回歸起點的意思，彷彿人類的種種作為都很人工化，遠離了宇宙的原始狀態。

而「平衡」經過過去二十多年來環保運動和新紀元運動的雜交合流，已經是很多中產階級耳熟能詳的字眼，它代表著一種最純粹最天然的完美狀態。所有東西不多不少，分量剛剛好，陰一半陽一半，是世界和人體未遭損害的模式。

「平衡」、「恢復」與「天然」這些字眼的可怕，就在於它們總給人一種優美舒適的感覺，似乎只要我們從事一些配上這些詞彙的活動，我們就會活得很自然而且很環保。文字障的力量，莫此為甚。

先不說給人又搓又揉到底對地球和整個社群有何助益，只要瞧瞧那些放了滿缸又流得乾乾淨淨的水，你就想像得到水療和Spa多麼耗用下一個十年最稀有最有戰略價值的資源。Spa渡假勝地峇里島不只有海灘，有高山，還有世界知名的美麗梯田與長久獨特的文化。香港人、日本人與澳洲人都愛到峇里的Resort玩個五天四夜，泡三天水看半天農民耕田的景觀，既自然又平衡，恢復身心康泰之後又可回到城市再戰江湖。

但有多少人知道峇里正是世界上休閒式旅遊危害最深的地區之一。全島的休閒式酒店與Spa不只要供應大量淡水給人家享用，還要製造許多洗毛巾洗床單的廢水，所以近年來竟造成當地居民食水不足和淡水受污染的怪異狀況。你泡完一天Spa舒服地遊覽山上梯田，田裡那些世代務農的農民正為不夠水去耕種所苦；你恢復了平衡，地球呢？

梁文道：賭徒式科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種賭博心態叫做「帕斯卡賭注」，來源是十七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帕斯卡。他在三十二歲的時候放棄科學研究，轉向宗教沈思，寫下名著《沈思錄》，名言是「人是會思考的蘆葦」。至於人生中的種種賭博，他的說法是「對於上帝是否存在的這個賭注不需要猶豫，如果你贏了，你就贏得了一切」。這種思路對咱中國人來講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實際的我們也是抱持一種賭徒式的宗教觀，不管有沒有齊天大聖，入了猴王廟拜猴王總是錯不了的。

美國物理學家羅伯˙派克（Robert Part）多年來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寫的科學專欄，是我最喜歡的專欄之一。他一直戰鬥的對象，就是科學領域中這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巫毒科學》是他這條戰鬥路向的大成，充滿趣味和科學知識，一一揭破現代社會各種假科學之名出現的神話和謊言。

為甚麼在這麼科學的世代，仍然有那麼多的科學謊言流傳，仍然有那麼多的「專家」欺世盜名？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太相信科學了，使得任何說類科學名詞和戴眼鏡穿白袍的傢伙都能唬得大家一楞一楞。而且我們人類都有「帕斯卡賭注」情結，尤其是在醫療領域，遇上藥石無救的情況又何妨藥石亂投？

派克筆下的「順勢療法」就是好例子。所謂「順勢療法」的第一定律就是「相似律」，意思就是要醫病就得用能產生相似病症的東西做藥，以毒攻毒。例如嬰兒有尿布疹，它就會勸你先保持清潔，然後用能讓人生疹的毒藤葛治療。問題是這藥的製法是採了毒汁再以一比一百的稀釋率稀釋三十回，這麼得出來的藥水根本和普通水無異！而大部份順勢療法的藥物都是這類普通水，它的支持者宣稱這些水有效是水記住了藥材的特性。但水又怎麼記憶東西呢？這讓我想起前陣子有本熱賣書籍說水有情緒還懂識字，難道水有眼還有腦？其實保持清潔就能自然治好尿布疹，但信徒會盲目歸功於順勢療法，何況這些人都有賭徒心態，試一試也沒甚麼大不了。但派克也說對了，有亂咁試會死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民主VS親中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般人總以為語言是一種純綷的工具，可以用來描述世界上客觀存在的物事，或者人類主觀表達的感情。但事實上語言還可以反客為主，之前我分別介紹過「左派」和「親中」這兩個名詞的由來和演變，現在可以把另一個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字眼「民主派」加進去，看看這些好像很單純很易懂的詞語，如何引導香港政治討論，甚至帶動政局的演變。

所謂「民主派」，原來的意思簡單不過，指的就是有這麼一幫人以政治的民主化為他們的精神原則。甚麼叫政治的民主化呢﹖在當前香港局勢之下，它的主要主張就是盡快實現香港人權治權利的平等，讓大家可以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員。

其意本來甚善，但是有許多人批評民主派壟斷了「民主」的全部意義，彷彿只有他們做的事說的話才是真正的民主，任何反對他們的人都是反對民主的反動派。情形就像上回我們分析親中派，似乎只有那群人才真正知道何謂中國，才能真正代表中國。

問題是民主派到底有沒有壟斷了民主的全部意義呢﹖如果你上網查資料按一下「民主」二字，跳出來的東西包你幾天幾夜看不完；如果你去稍有規模的圖書館，光是談民主理論的書，恐怕就佔了一排書櫃了。從這個角度去看，把民主說成只是全面普選立法機關和行政首腦，當然是極度的簡化。可是作為民主派的對手，親中派或其他保守派別又有沒有提出過其他的民主化方案呢﹖許多親中派系天天強調香港民主化的條件不全備未成熟，那他們有沒有具體提出過那都是些甚麼條件呢﹖如今香港政治討論的死局是民主派就算再簡化再霸道，但到底有一套清晰的行動綱領和目標；反過來親中派卻沒有一套足以相抗衡的民主治港方案。因此在市民大眾的印象之中，民主派是主攻的一方，親中派則站在守勢，阻頭阻勢。在香港這地方政治的格局裡拿不出一個又清楚又簡明的方案去回應民主派，親中派就只好常以親中的名義，每每訴諸中央政府的心意和籠統唯心的中國人定義，使得原來是地方性的問題，一下子上升到中央層級的高度。

民主派因此只好把他們當作代理人，真正的對手則是中央。長久而往，香港的政治進程竟然就成了中國對抗港獨的詭異狀態。親中派自己放棄了民主的詮釋權，民主派也失去了表述中國的權威，有誰會是贏家﹖

梁文道或馮振超：華人與狗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海外灘早前正籌劃申請世界遺產，這處處散發著歐西建築文化的獨特景貌，記載著中國近代史的辛酸與繁華，保護外灘歷史文化風貌理所當然，但計劃大綱卻被指宣揚了外灘租界這段對中國而言並不光彩的歷史，還引伸至鄰近外灘不遠處的黃埔公園。

這個曾令中國人引以為恥的地標，在大上海的租界年代，樹立著大意為「華人與狗不得進入」條文的木牌。如今在上海更有聲音指黃埔公園內藏著中國國恥，不應視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歷史的可貴，在於記錄著真相的每一部分，無論是盛勢或衰敗、戰爭與和平，都是歷史片段，記下目的是敬告後世以史為鑑。在中國近代史中，面對著艱辛與苦難，戰敗、割地、求和營造出後大清朝殉落的開端，民國立，抗戰起、中國共產黨的五星旗飄揚於大地又是另一番景象。

還有人不敢面對黃埔公園這個不快的經歷，大概又是封建思想中家醜不外揚的一種現實體現，反觀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數十年前原來已拋卻了舊思維，對黃埔公園毫不介懷。

1964年，共產黨史詩音樂劇《東方紅》公映，毛主席與周恩來總理聯袂觀賞，其中一幕場景是上海灘一個公園門口，一批碼頭工人正在搬運貨物，毛主席看在眼裡，突然煞有介事的對著周總理說「那時候的上海灘，公園門口都有『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子，演出的時候也應該加一塊。」

場景是利用幻燈效果投射而成，工作人員在散場後，連夜趕工重新製作這套幻燈片，令「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這句話被搬上舞台。今時今日，毛主席已騎鶴西去，再難問到他對舊中國飽經苦難的感想，但從「華人與狗」這段記述中，毛主席顯然是坦誠面對歷史的。

要知道1964年的中國，絕不如今日般強大，領導人在承擔國恥之同時，並不如平民百姓般來得自如吧。相反，日本近年多番意圖掩飾侵華史實，實有欠國體。竄改教科書已非新聞，更深層的是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利用參拜推崇戰犯為國家英雄的行為。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D-Day紀念儀式上(盟軍登陸諾曼第)向全世界坦承歉意，承認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責任。勇於面對歷史，證明國恥並不可怕，最可怕的還是堂而皇之否認國恥前塵的偽君子。

梁文道：語言改變不了事件的本質

【明報-港聞】公關公司常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成壞事。」意思是只要公關手法和技巧得當，再差的行動都能變成人人歡迎的善舉；反過來，如果沒有正確的公關程序和措辭手段，用意再良好的計劃也會被人辱罵鄙視。但這世界就真是如此是非不分，可以任人扭曲擺佈嗎？一件壞得不能再壞的行為，真的能夠透過言辭的修飾及後續的小動作，就變得使大家滿意嗎？

新創建和新鴻基地產終於在作出了一項讓許多市民和所有環保團體失望的決定，宣布將新創建有份參建的私人居屋紅灣半島，在沒有任何居民使用過的狀下全部拆卸。紅灣半島的七幢物業自興建那一天開始，爭論就不斷纏繞它。起初它是政府「八萬五」建屋大計的一部分，由於選址紅磡海旁，被譽為擁有無敵海景和上佳地段的高級居屋。當時有人批評把居屋蓋在這麼好的地方太過浪費，彷彿買不起私樓的居屋住戶，就活該不能在家看海。後來政府在仍有市民輪候居屋的情下，為了彌補「八萬五」政策對樓市帶來的打擊，又反覆停止發售居屋，使得紅灣半島這高級居屋白白空置了兩年。今年2 月，政府乾脆以8 . 64億元的價錢將紅灣半島賣給了參建商新世界和其後購入權益的新地，平均每呎才五百餘元。要命的是樓市隨後復蘇，於是「政府明益地產商」和「官商勾結」的聲音，不絕於耳。

這場混雜了各種陰謀推論的鬧劇仍未過去，市民的焦點就開始轉移到兩大財團會如何處置這片居屋上了。按照正常的商業邏輯推理，它們應該會把它完全拆卸，然後在這 片優質土地上，重新建起賣得更貴的私人樓宇(據測量師估計，整個項目可以得到62 億元的利潤)。

果然，新地和新世界不脫商人本色，真的要把紅灣半島完全拆除，同時提出多項方案保證「環保」，以杜市民悠悠之口。本來是一件為了暴利而集浪費與製造污染於一身的惡行，兩大財團偏偏有本事把它說成「好事」。

首先，新地副主席郭炳江形容紅灣半島是香港房屋政策的一粒瘡，遲早都得解決，否則只會腫脹生毒，他們現在出手除瘡，實在是為社會做好事。言下之意，責任其實全在政府那惡名昭彰的「八萬五」，財團如今把這片霸佔了寶地的居屋變成私樓，實在是導香港回正軌而已。兩大財團也在它們的《致香港市民書》裏說：「再發展紅灣能夠真正體現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精神。不善用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是重大的浪費，扭轉土地錯配亦是向下一代灌輸若有錯誤，應有勇氣予以修正的寶貴精神。」

因此新世界發展的執行董事梁志堅在記者會上才會說：「你們話七棟新簇簇的樓拆落來係浪費，教壞下一代。實際上我們唔係將物料丟晒落大海，我們唔係教壞下一代，我們想話畀下一代知，我們勇於認錯，勇於改過」。

發展商的邏輯是：要勇於認錯的其實是政府，是它的房屋政策造成了平民住靚樓的資源錯配；而勇於改過的則是發展商，是它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手修正政府的錯誤。換句話說，錯全出在政府身上，發展商反倒是下一代應該效法的勇者。可是正如小學生都聽得多的教訓一樣，指摘其他人的錯誤並不會令你自動變得正確。說政府有錯，難道就能掩飾自己的劣行嗎？浪費了興建紅灣半島時投入的大量珍貴地球資源，把從未有人居住過的簇新樓宇全部拆掉，是改正錯誤的善法，還是以更大的錯誤去掩蓋上一個錯誤呢？何什麼又叫做「地盡其利」？難道把一般平民負擔得起的房子變成更貴的豪宅，就叫「地盡其利」嗎？一個高密度的居屋可以比同等面積的豪宅容納更多住戶，這為什麼又不是地盡其利？這裏所盡的利，其最大得益者，難道不就是發展商自己嗎？明明是犧牲了重要資源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偏偏還要說成是正確地教導下一代，這正如行政會議鄭耀棠所言，是「天大笑話」。誠然，我們注意到發展商宣稱會採用香港前所未見的「環保拆樓法」

，使得大部分拆樓造成的廢料都另有用處。但是大家必須小心，那些材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運往內地處理。很多環保組織都曾發現許多先進地區的廢料，說是運往中國「再處理」，實際上卻因成本或地方上的行政監管問題，變成只是簡單的掩埋堆積甚或焚毀；而且所謂「再處理」

本身也會造成一定的污染，使得中國成了世界垃圾場。如果這回發展商們沒有確保它們造成的廢料得到妥善處理，恐怕又是另一課反面教育：為了自己的乾淨和利益，盡可污染破壞人家的環境。

同理，在它們的《致香港市民書》裏，發展商強調新的發展會「綠化紅磡灣畔，增強空間感，改善區內環境」，聽來十分悅耳，其實還是假環保之名行浪費環境資源之實。很多人以為種樹植草搞綠化就是環保，卻不知不妥當的綠化只會造成更多的污染。例如高爾夫球場，看似又綠又天然，其實往往因為過度使用藥劑毒化了附近水域。更可惡的是，這種假綠化是把自己的幸福和享受，建立在他人利益和公共資源的犧牲之上。在紅灣半島現址上重建的新樓盤，就算再多樹木再多空間，也掩蓋不了商家們耗費資源和污染環境的事實。其未來住戶的優質生活環境的前提，其實還是地球資源的浪費，和現時附近居民的不便與受損的健康。

大樓拆得或許可以很環保，但用過的資源到底是不可復得。把一張新鮮印製的白紙重新搗碎再製成「環保紙」，又怎麼會是環保的行為？再多的公關說詞，還是不能掩飾事件的本質。紅灣半島拆卸事件的本質，就是商人由牟取更大利潤出發，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有論者指出它的確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可是「發展」二字的意義並非單面的經濟效益所能盡蓋，它還得考慮其他多元的社會價值。這裏牽涉到商業機構的社會責任問題，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或馮振超：港式「習非成是」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97回歸後，香港政治大勢極度傾斜，政府的弱勢形象深入尋常百姓家，市民大眾對政府德政與弊政皆指指點點，部分習非成是、就是市民明明理虧的，也對政府照罵可也，弱勢政府面對民意風向，亦惟有採取懷柔手段，爭取社會公義對政府而言，變成第二考慮，如何理順民意才是問責官員以至董先生的首要重任。

早前爆出水貨客被九鐵公司拒絕使用羅湖居民通道事件，法理上其實顯淺簡單不過，通道原意是為羅湖禁區居民提供方便之門，但卻為水貨集團變成水貨私家通道。

最後當被明令關門，水貨客便以「習非成是」的邏輯思維來討價還價，對於羅湖通道的原始實際用途與功用卻置諸不理。長毛議員也一味以為民請命姿態出擊。

從傳媒跟進事件的取態而言，大概對水貨客的處境極其量也只是帶點同情，明顯地，傳媒對取締水貨通道的態度比較官府還來得直接了當。

最欠guts者，要數香港仔漁市場事件，爆出這宗糊塗帳，緣起於污水養魚，後來才發現公眾停車場多年來被無理霸佔，有檔主更表示經常「入咪錶」，自覺並無犯法云云。從政治角度出發，魚檔檔主們經年的違法行為叫人火起，倘若是強勢政府，拉人封檔相信亦屬理所當然，民意亦不會有太大反應，可是政府處理手法明顯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其後更因租金多寡問題與檔主們多番談判，要知道政府官地並非私人產業，但弱勢政府就是惡不到哪裡，縱然法理俱備，也未必能主動出擊。

港式習非成是並非只發生在官、民之間，就是官府內亦同樣如是，政府的署任制度行之經年，但這種「上司放假、下屬頂住」的做法，在商界根本講不上是甚麼一回事，可惜政府仍連年支出大筆署任薪金，雖為外界詬病，但在公務員工會的群眾壓力底下，至今惟有不甚了了。

或者，最令全港市民引以為傲的習非成是，就是那港式檸檬茶，歐美等地炮製檸檬茶都是以檸檬汁滴進紅茶裡去，只有香港把檸檬片放在茶中「篤下篤下」，港式檸檬茶可能是極少數港式習非成是的正面例子。

梁文道或馮振超：九九機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周警務處長李明逵出席報業公會午宴，席間談到警方將於12月更換通訊系統，警員身上俗稱「小露寶」的通訊器將會退出江湖，而多年來，記者賴以截聽警方資訊的「九九機」通訊器材亦將成為歷史文物。

九九機截聽警方消息這做法，被李明逵處長指責為「習非成是」，但從傳媒角度而言，九九機卻把不少新聞真相活現於讀者眼前，不知可有學者會把九九機文化記入香港傳媒發展史上，為九九機作出公道評價﹖

現時香港傳媒在採訪突發新聞時，經常會透過俗稱九九機的電訊器材，從警方的通訊系統中聽取資訊，在現行法例下，屬於刑事罪行，但警方一直容忍傳媒這種做法。成為傳媒界內一種「不見天」的運作模式。

由於九九機能同步接收警方出動、案情等訊息，一直以來都是各傳媒的突發新聞資訊來源，多年來更屢見奇功，常常出現記者較警方還早到現場的情況。

最經典例子是2002年1月《蘋果日報》在尖沙咀彌敦道鬧市近距離拍得綁架案匪徒與警方槍戰場面，賊匪在攝影記者鏡頭下的一舉一動，就好像成龍警匪片一樣，對讀者來說，一幅現場影象絕對比較千言萬語來得更有震撼力。

當時《蘋果》以「綁架富豪警匪駁火18響 《蘋果》貼身影槍匪」為大題，證明報館也視此役為省招牌之作。

911後，美、加等先進國家對傳媒截聽案件消息的做法也開始出現轉變，政府更改資訊系統以令傳媒不能再截聽警方消息，並主動向傳媒報料，以支援正常採訪突發新聞運作，但美、加政府的想法並非針對傳媒，主要是防止恐怖分子偷聽警方消息而進行恐怖活動。

在香港，九九機雖然能聽到大量突發消息，但亦非萬能。

更弔詭的，是一些富豪貴冑在了解傳媒運作後已懂得見招拆招，每每在發生突發事件時，懂得如何繞過警方正常的報案程序，令傳媒無法得知當中就裡。最常見的，如名人遇急病需送院救治，他們會選擇直接致電醫療單位如聖約翰救傷隊的求助熱線，這便可避過被傳媒知悉事件經過及狗仔隊的耳目。

使用九九機截聽確實有違法紀，不應鼓勵。

但警方在處理這個關乎改變資訊流通方法與新聞自由的大課題上，絕不能以「官府自有操消息流通之生殺大權」這種自我中心思維辦事，避免再成為特區政府與傳媒的一個新爭拗點，徒添董先生的煩惱！

梁文道：學點中國詩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曾經以為如今這世代，還會對詩詞有興趣的，就只剩下黑社會了。因為社團中人路上相見，不知彼此底細，就得吟句外人聽來莫名其妙，行內人一聽便曉的切口，比如說「天下桃花本一家」。若同為道上的兄弟，就曉得該怎樣接下去，回他一句。這種摸底亮身份的行動，叫做「拋詩」。你別管這些黑話的「詩意」有多少份量，它們到底是似模似樣的韻文。

你看，咱中國人真是愛詩的民族，就連當個黑社會小混混，都要背上幾首詩，才夠格出來行走江湖。其實這還是古風呢，孔子他老人家不就曾教訓弟子「不學詩，無以言」嗎。古人日常生活往往需要「拋詩」，所謂「言語」就是以詩句對答的一種文人基礎教育。二人談話，先說話的那人說的話叫做「言」，答話者的話就做「語」。朋友之間往來應酬固然常常以詩贈答，春秋時代諸國使節之間更是要引《詩經》言語一番，相當迂迴也相當有詩意。明明意思是「你不聽老子的，我就滅了你」，偏偏還要怕不好意思，誦詩傳情一番。

後來我才知道，現在原來連黑社會都不「拋詩」了。詩國傳人如今讀詩愛詩的，實在是鳳毛麟角，不只不欣賞現代詩，更不讀古典詩詞。數千年的詩詞傳統，現在只是學生背書考試的苦差。再過兩年大家都強調教育是學思考，詩詞恐怕更無必要，香港人很快就怕連一首李白都背不出來了。

要學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個好老師實在很重要，葉嘉瑩教授大概就是當今世上最好的詩詞老師了。研究詩詞要鑽得深，成為一門專學還不算難；能夠在深厚的學問根底上開出門徑，聲情並茂地接引學者同登詩境，那就厲害了。數十年來，葉教授在兩岸三地和歐洲北美四處講詩教詩，她的課已經成為傳說，講課的記錄結集成書如《唐宋詩十七講》更是部部暢銷。最近她在加拿大甚至講到幼稚園裏去了，深入淺出，就是這回事。

《風景舊曾諳》是葉嘉瑩去年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的結集，很能見到她講課的特點，在一個題目之下往往隨興所至地講了開去，像散步般地穿進小巷岐路，卻是花蔭道上美不勝收。在她的講解下，很多現代人覺得困難的篇章都變得親近，一般人以為很無味的都顯得情深款款。想學中國古詩詞，這真是不錯的入門。

梁文道或馮振超：當MK仔遇上朗豪坊

【都市日報-兵器譜】MK文化(MK即旺角之英文簡稱)，近日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區內昔日最具色情文化研究價值的砵蘭街，近日被新開張的朗豪坊所蠶食，不過當我走進朗豪坊一看，發覺原來在朗豪坊雄偉的建築背後，蘊含著的又是另一股MK文化氣息。

從彌敦道雅蘭商場地鐵站出口看著朗豪坊，由於兩邊大廈林立，從遠景望過去，蠻有點東京銀座的現代感。而一路上插針難入的人潮營造出一股熱鬧氣氛。

走進朗豪坊，頓然感受到這幢建築物的特色—三尖八角，加上電梯布局縱橫交錯，從地下大堂向上望混亂的感覺，油然已生。情況有點像祖國的自由行同胞首次於夜間踏足旺角一樣，四周霓虹招牌太多，亮晶晶兼人潮密麻麻，認路甚為困難。商場的另一個建築特色為大堂外側及內牆均由巨型石柱支撐，當我乘坐扶手電梯由地下上一樓時，發覺石柱牆身就好像一把中式菜刀，斜斜向著電梯人流，老實說，這個設計令我想起澳門金沙賭場的布局，一樣有氣勢兼殺氣十足。旺角區內一眾有牌賭檔(麻雀館)，其實大可到此取經，看看這幢現代感十足的高樓如何滲透這點點風水哲學。

打從商場內部環境，MK文化更加彰顯，以二、三樓為例，走廊貫徹旺角街道的「窄窄地」特色，星期六下午人流情況已見「不大暢順」。租客組合(Tenant Mixture)也相當旺角化，同一樓層可以出現不同檔次的女裝、金飾、內衣與男裝各式各樣的店舖，這種在大型高檔商場中少有的混合式租客組合，正正是不理好醜、租金為上的旺角街道實況。

最叫人欣慰的，是MK人與朗豪坊並沒有出現排斥現象，在朗豪坊落成初期，曾聽到有聲音指朗豪坊要改變固有的旺角文化，把旺角搞得高檔優雅一點。但究竟MK文化出了甚麼問題，誓要改變不可呢﹖在朗豪坊商場內，長髮金毛MK仔、Cutie Look、七彩打扮的MK妹比比皆是，再加上西武百貨位於地下的化妝品部內充斥著的自由行同胞們，在朗豪坊熙來攘往，好不熱鬧。

從人流角度看，朗豪坊是成功的，但不知一眾高檔商戶心目中又有甚麼感受。現實一點，朗豪坊坐落旺角這個香港最具市井文化的大笪地上，自然要入鄉隨俗，反過來應該實地學習一下MK文化的精髓，為MK的偉大未來作出貢獻。

梁文道：黃霑時代的結束

【蘋果日報-黃霑逝世專版】說起黃霑，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創作人，我卻總是聯想起戰後來港的那一批南來文人。這些人底子厚，見識高，到了香港只覺這是蠻荒無文之地，沒有人欣賞他們的才華，而他們肚子裏的書袋也不能給他們掙得一點體面的生活。他們住在窄小陰暗的房間，各自謀算生路。有的就到了報館，不少更執筆寫起俗氣的小說雜文。那個年頭，武俠小說是普羅大眾的消遣，上不了面，更何況色情故事。偏偏這才是市場真正需要的東西，無可奈何，自視再高的文人也得捲起衣袖弄點離奇香豔驚心動魄的小方塊，天天生產。

很多道學家批今天的報紙俗，他們一定太年輕，沒見過當年的報紙，那可真是要多黃有多黃。「案中好多景轟，婦報下體流血，因遭撩陰腿搞鬼」，這是當年某大報港聞版的標題，已經這麼出位，副刊如何可想而知。文化人下海招生意，那種又自傲又自憐的難堪心情，我們隔了幾代依然體會得到。但中國文字訓練的功底到底還是進了他們的血液，洗不清放不掉，所以即使在寫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的時候，他們偶而也會不小心地漏出一句柳永秦觀。

黃霑的中文很好，了解古典文學，這是今天娛樂圈傳媒界的共識。他常在專欄裏提到他的老師饒宗頤，但他最暢銷的書叫做《不文集》。

據說閒暇的時候，他喜歡讀古人筆記，但他常常訓斥讀書人遠離大眾，成了孤芳自賞的酸秀才。和上一輩的南來文人一樣，他的創作為香港的普及文化打下了基礎，成為香港人集體經驗中不可抹滅的一部份。但和老人們不同，他寫黃色笑話寫得全無愧色。他對自己的筆有信心有傲氣，大眾的掌聲他也照單全收。黃霑從不說自己是君子，他倒很樂意承認自己是「真鹹濕」。

黃霑的歌詞廣告固然影響極大，但他的人格形象更加是香港普及文化創作人的模型。另一個已故填詞人林振強的名句「不扮高深，只求傳真」，我覺得用來形容黃霑要比形容《壹週刊》還貼切。寧為真小人，不做假道學，黃霑整個人既表達也模塑出了香港人的這種價值觀。所謂「鬼才」，就是以同樣的功夫才華，可以寫歌諷刺鄧小平，也可以口若懸河地捧起葉劉淑儀，而大家都一樣接受。因為我們都很像他。

只是再怎麼不求高深，他當年膾炙人口的作品如「萬水千山縱橫，豈懼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杯雪盞」，今天拿給小夥子看，他們也以為是古詩十九首了。你愛大眾，大眾卻不一定永遠愛你，在大眾文化中打滾一生的黃霑當然明白。所以，早在黃霑去世之前，他的時代就已經結束了。

梁文道：外判文化，我們準備好了嗎？

【明報-港聞】關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爭論，有一點是很多人視而不見略過不談的，那就是政府職能與企業責任的分配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拆成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文化藝術的提供和援助，是否屬於政府的職能範圍；另一方面是私人企業在牟利以外，還要不要講社會和文化責任。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政策，粗略來看可以歸納成兩大典型。

一者以美國為代表，其政府的工作，就是鋪設健全的法制保障創作和發表的自由；同時以稅項寬免的方式，鼓勵私人對文藝活動的贊助，聯邦政府直接資助文藝的金錢可謂相當稀少。這是自由主義的傳統，認為文化藝術和個人生命的目的與幸福相關，國家不宜過分介入。

另一者則以法國為代表，政府相當關心文藝的發展，不只耗用相當多的公帑興建設施，也投入許多資源贊助藝術創作者的工作。這是因為文化對他們而言是建設和鞏固國家的重要工程；也因為部分很精緻或很前衛的文化類型，不易在市場上獨立存活，所以被視為國家需要保護扶助的對象。

至於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政府官員總愛強調我們沒有特定的文化政策，以示意識形態立場上的清白。這麼說來，香港應該很像美國模式，強調政府在文藝範圍上不該太過積極，以保自由開放和多元。但怪的是，香港絕大部分的文藝設施都是由政府一手興建營運，而且還動用公帑資助藝團，或者向民間購買節目。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又有點走法國模式的味道。所以殖民時期的香港，就出現了政府負責供養絕大部分文藝活動的職能，卻又聲稱沒有文化政策的奇怪狀態。

既然沒有清晰的文化政策，那又為什麼要把文藝重擔攬上身，一年花去二十多億港幣？如果那每年二十多億元的錢，都是在沒有明確目標和優次排序的情下付出的，又算不算是毫無章法地亂花錢呢？生而復來死也匆匆的「文化委員會」，原意就是要為政府設計一套指導性的文化政策，但如今人去樓空，一切又回到原狀。

在這個背景下看西九文娛藝術區，就會發現這個計劃是一次多麼重大的實驗，因為它根本改變了過去的習慣，預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新傾向，是香港頭一回大規模地把文藝活動的供應，從政府身上轉到私人企業。

我們反對西九計劃不是因為我們反對文化「外判」，恰恰相反，過去十年以來我們一群文化人，就一直要求政府把文藝場館和藝團的經營及管理權適當地「外判」。直至近年方有「香港國際電影節」及「香港話劇團」等單位的獨立化、公司化。可是場地的經營權，政府是一直不肯釋出的。要注意的是，這裏所指的「外判」，並非只是單純地從公家手上交給私人企業負責，而是在公帑的部分支持下，以非牟利非政府的獨立法團形式經營，目的是脫離官僚系統的僵固運作，促進有個性且多元的文化景觀。

現在政府以一步到位的方法，直接完成這場職能轉移，我們社會有這個經驗？有這個準備嗎？另一方面，我們要問的是，企業也準備好要接下西九這個重擔了嗎？說到財團營辦文化，主要的問題是香港的私人企業以牟利為天職，如果不是有利可圖，它們怎會投資文藝項目？過去數十年來，幾家主要的華人地產商在文藝贊助上的次數和金額寥寥可數，就是因為藝術在香港做不成生意，頂多只是一種地位遠遜醫療和教育的福利罷了。如今幾大財團突然看中西九計劃，志在必得，可見這回搞藝術能夠賺錢。於是關鍵就落在它們的財務安排上，到底它們可以賺取多少利潤？在那裏面，又有多少成會真真正正用在文藝項目上呢？西九計劃成敗，重點在此，但政府居然說不便公布，那麼稍後舉辦的各財團計劃展覽豈非只是場沒有靈魂的選美會？這叫公眾諮詢要從何處諮詢起呢？

文化藝術的發展，事關公共利益，政府把它交給私人企業，除了要看清楚它們在盈利之後是不是還有餘力注入文藝投資，也同時考驗它們的社會責任感有多大。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資本家的首要任務就是贏取最大的利潤。但是隨企業規模日益龐大，財富積累漸增，它們的影響力已經到了要小心評估甚至小心限制的地步了。如今全球百大經濟體之中，有五十一個是企業，其餘四十九個才是國家。商業早就不是一個人自己私下搞點買賣賺點錢的事了，而是一種會產生許多長遠後果且影響範圍廣大的社會活動。因此，企業其實是一種社會角色，它單純以牟利為目的做出來的事，往往可以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一個在牟利之外充分考慮到這種遠大影響和自身社會角色的企業，我們就叫它做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

特別是在承擔了政府原有職能，接下外判工作的企業，更應該講究社會責任，而非單談牟利。在過去30年來全球性的「政府改造」運動之中，我們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說明一心要得到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如何在不承擔社會責任不把公眾利益放在心上的情下，搞砸了外判服務。為了降低經營成本，疏於維修和更新設備，有私人供水商供應了含菌量超標百倍的食水，更有鐵路公司釀成了嚴重脫軌意外。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在審批西九計劃的三份建議時，必須把有關財團的社會責任表現列入評審標準。舉個例子，有份競標的「活力星國際有限公司」其中一個合伙人，就是紅灣半島的其中一個發展商新鴻基地產。新鴻基地產至今不肯承諾不拆紅灣半島，早

就激起了許多環保團體和民間社會的憤怒。拆掉新簇簇的紅灣半島，估計會製造出二十萬噸的建築廢料，破壞環境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樣的企業，真有承擔未來香港重要文化項目30年的能力和價值觀嗎？

梁文道：中國足球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世界盃外圍賽上，中國隊以七比零大勝香港隊，卻依然拿不到2006年德國決賽周的入場券。這場賽事在香港的關注焦點是民族榮譽：香港隊該不該為了國家隊而放水呢﹖也就是說做不做假，會不會做假對我們香港人而言還是件要考慮的事。

儘管大家對這賽果可能都有點懷疑，但到底不好宣之於口，主流傳媒也都用很正面沒陰謀的角度去評論。

反倒是內地球迷，在網上鬧起一片丟白「板磚」(攻擊性留言)的轟然巨響，而且十有八九都言之鑿鑿地說這是場假球。正當有本地傳媒指港隊門將范俊業表現過份神勇，害國家隊出不了線時；內地網民則反過來替香港人叫冤，說香港同胞「委屈」了，居然讓了那麼多球，還是無法叫扶不起的國足隊出線。為甚麼在不需要證據的情形下，內地球迷可以一口咬定場波放水﹖更怪的是，中國足協竟然真有官員暗斥「范俊業太拼了」。言下之意是港隊的確該留力放水，渾不把做假當回事。

在中國球壇，弄虛作假已經成為常態。早兩年裁判被買通亂吹罰的「黑哨」事件陰影仍在，今年的10月2日就又發生了一次爆炸性事件。話說當日北京國安隊在中超聯的賽事上對一球十二碼非常不滿，認為又有黑哨嫌疑，遂憤而發動了罕見的罷踢行動。後來事件搞大了，中國球壇班霸大連實德也響應罷踢，還串聯了一共七家球會，矛頭直指中國足協。其實早在中超聯還是甲A的年代，就有過球隊隊長不值隊友「出賣靈魂」憤而退場的事。

球員、裁判甚至球會管理層為了牟利，配合賭盤操作賽果也早就不是新聞。有一陣子澳門莊家開出的賭盤，竟然絲毫不差地連中多月，更是傳為一時「佳話」，為甲A聯賽博得「假A」美稱。

所以內地球迷如此肯定中港大戰是假球賽，一點也不奇怪。也因為這種假球風潮，和球員們在市場炒作下身價日高，表現卻不濟的情形下，使得中超聯賽事如今居然出現過一場門票只售出八張的局面；想當年甲A賽事一場觀眾過萬根本是家常便飯。香港人很難明白大陸媒體為何用那麼多的篇幅關注中國足球，其實並非神州十億盡球迷，而是中國足球根本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縮影。

認識中國足球，也就等於認識了中國。

梁文道：從西九出發 學政策民主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在香港談民主，過去一直集中在立法會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上。彷彿香港人能愈早透過普及的直接選舉選出特首和議員，香港就愈早進入現代民主體制。

在部份民主派眼裏，香港諸多問題都可以藉雙普選的實現迎刃而解。反過來，保守派或表示支持民主化，但常常指出香港實施雙普選的條件未成熟。他們認為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並非民不民主，而是管治水平太差。究竟誰是誰非？我們可以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和決策一事說明。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從政府初步宣布計劃以來，歷經多次爭論，每次幾乎都在政府單邊的強烈意向下，強行挺進，迅速過關。一開始是九九年，政府宣布要把西九龍那塊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新填海區建成一個文娛區。其根據是幾項顧問報告和內部研究，但這些基礎調查從沒有全面向公眾公布，也沒有經過社會輿論的反覆辯證。接下來就有一場規劃比賽，定下了一點八的地積比率和天幕設計的方案。當時就有很多爭論，例如諾門．福斯特爵士設計的天幕究竟是一個規劃概念，還是一個偷了步的建築方案。如果規劃比賽的目的是對整個區域的使用和運作提出一個可行方案的話，怎能把一個明明是建築硬件的設計也加進去？可惜，這個爭論也是在政府沒有明確答覆的情況下被匆匆略過。

去年，新一輪討論的焦點是整片西九填海區應該交由單一財團發展，還是分拆給不同的企業分別興建。政府提出了幾個理由說明單一財團發展的好處，但沒有一項是必然成立的。例如用蘭桂坊為模範，說由一個企業規劃一片區域較有整體感，卻明顯忘記了區區兩三條街的蘭桂坊，和有兩個尖沙嘴那麼大的西九在規模上的差別。更嚴重的是政府也無法說服大家，為甚麼不把西九分區拍賣，以所得收益去營運興建西九半島尖端的文藝設施。最荒謬的理由是拿一個本來就帶問號的天幕當盾牌，說分拆興建怕天幕最後合不攏！

如今政府以不合規劃概念要有天幕為由，踢走了太古；卻把同樣違反規劃比賽定下的地積比率的三個財團請進門來。而且政府不要求三個入圍財團公布財務安排，就要公眾在不知道未來那些文娛設施如何可能有足夠經費運作的情形下，在三個月裏去給意見（而非最初宣布的六個月），這豈不是強人所難？

簡單看過整個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決策經過，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前言不對後語，又沒有合理的解釋（例如公眾諮詢期的伸縮）。在提出一個方案時，不多構思幾個不同方案讓大家選擇（例如在私人營運文娛區外，可否考慮法定基金會的形式）。有時為了行政效率，犧牲掉必要的政策研究（例如曾蔭權反覆強調香港需要一個新地標，愈快愈好，卻無法說明原因）。又有時為了方便行政協調，把公眾知情權甩到一邊（例如不公布三大財團的財務安排，而這卻是整項計劃是否可行的關鍵）。

這樣的決策過程自然惹來爭論，其以我為主由上而下的長官心態十分明顯，難怪會讓人聯想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這等嚴重指控，也難怪會令立法會出現了不論政治立場為何都表示保留的罕見情況。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香港真有雙普選，同樣情況就不會出現嗎？恐怕未必。最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都出現了立法機構日益勢弱，行政機構中非民選官僚權力擴大的現象。不受民意歡迎的政策，在立法機構和民意代表無力阻止的情形下，強行實施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果連英美等所謂「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如此，奉行「行政主導」原則的香港可能更糟。但我們是否因此就要同意民主解決不了香港的困難，轉而把注意力放在民主政治外的管治水平問題上？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決策錯失，當然是管治水平低下的明證。要避免類似錯誤，我們不應把管治能力視為單純的行政程序議題，而要擴大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所謂民主，不只是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普選，更包括了政策制訂和實施的民主化。

西方民主政體近年面對的問題，不是太多民主，而是還不夠民主。如果用一個民主的態度和原則去執行西九計劃，政府應在每個步驟提供數個可選擇方案，及其背後的理據，並鼓勵公民提出想法甚至替代方案。每個步驟的通過都該有充份的辯論過程，我們當然不能強求一個毫無爭議的共識，但至少要讓不同觀點有足夠的表達機會。政府應讓公民得到所有相關資訊和材料，讓他們有足夠的裝備去參與討論。

理性的討論，公開的資訊，和包容最多公民的合理決策程序，就是提高管治水平的最佳方法，也是政策研訂和施行的民主態度。這樣做當然會增加行政負擔，但卻可以避免付出重大的社會成本，曾蔭權也就不用背上「別有用心」的惡名了。

梁文道：電影音樂給誰聽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以前我不懂，為甚麼有那麼多人喜歡買電影的原聲唱片（Soundtrack），使得稍有規模的唱片行都要開設專櫃，去滿足那些看了電影還要屍骸的迷哥迷姐。屍骸，就是電影音樂在我腦子裏的過去印象。那些唱片猶如親友骸骨，讓悼亡人帶回家去沉思想念，彷彿死者音容宛在。

其實我也買這種唱片，可是我從不敢正面面對自己買它們的理由，因為我總搞不懂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唱片：它們到底是可以獨立地聽的音樂？或者只不過是一部電影的「配樂」呢？其中當然有聆聽價值極高的作品，但在欣賞的時候又總是無法排除記憶裏的那些動人畫面，這又會不會不夠純粹？如果有些音樂極好，甚至遠勝它原來要陪襯的影片，這是否說明了作曲者和導演的合作有問題？

於是我讀羅展鳳的《映畫×音樂》，一本中文世界裏難得專談電影音樂的書。她寫寇比力克與哥普拉實在寫得好，這兩人用古典音樂也實在用得出神入化。例如《2001太空漫遊》，誰會想過圓舞曲大王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竟然可以如此脫俗，在一部科幻電影裏面，為星球和飛行器如此伴舞，演出一場太空華爾滋？羅展鳳很詳細地交代了寇比力克一直以來對音樂的看法，又把《藍色多瑙河》在《2001太空漫遊》中出現三次的場面一一分析。她的?述清楚又引人入勝，讀了之後使影迷更佩服寇比力克的大師手筆，他對這曲子的深刻認識，令他可以更瀟灑地使用它。難怪有人是從看寇比力克的電影開始，才愛上古典音樂。

羅展鳳這本書叫我驚訝的是，竟有一章專談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音樂。或許是我遲鈍，在我的回憶中，小津的電影似乎總是沒有音樂的。一段段平穩細瑣的對話和平常生活，靜靜的鏡頭，怎還容得下多餘的吵耳樂聲？但羅展鳳卻說：「細聽小津電影中的音樂，往往發現其低調簡單的調子見精緻細膩，平淡中充滿了一股懾人的生命力，單獨聽來，更有一種舒緩的淨化之感……」這麼說來，小津不是不愛用音樂，而是用得太好，以致於我聽過卻不覺其在。那麼寫作那些獨單聽來也十分美好的曲子作者又是誰？原來叫做齊藤高順。看來我得訂回來聽聽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國超級聯賽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家隊以7比0大炒港隊，為電視機前的中、港球迷們帶來一場「神奇球賽」，可惜仍然出局。勝負不是問題，但國內球壇一片亂像，才令人憂心。

中國經濟近年「大發財」，足球運動的普及性為資本家帶來商機，但同時也衍生打假波、黑哨、禁藥、罷踢。金錢魔力已開始蠶食國家足球事業。

中超聯賽今年首度登場，但卻同時進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期，先有遼寧中譽隊隊長肇俊哲在對深圳健力寶時，傳出因不滿隊友故意輸波而怒擲隊長臂章拒絕作賽。

另一方面，又發生北京現代對戰瀋陽全德時，現代不滿球證在完場前數分鐘被罰十二碼而拉大隊離場罷踢，同時期大連實德罷踢被罰款30萬元人民幣及前國腳龍門安琦被罰停賽。種種事件即引發七支中超球隊，向中國足協要脅罷踢。

中國人一向以和為貴，萬不得已也不會翻面敵視，但從國內中超聯賽的爭吵表面化，球隊與足協勢成水火，可知足壇的混亂景象與做假程度已達至連在圈內「搵食」者也看不過眼，要知道若在足運成熟國家，罷踢可以令球隊損失慘重，少則罰錢、停賽，重則可令球會降級，甚至被逐出聯賽。對一家商業營運的球會而言，罷踢絕對不可為之。

可憾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聯賽，出現了「走資派」的賭波劣行，國家明明推出了球賽彩票，也敵不過地下足球大賭局，有說地下賭局彩池以億元計，在小康社會的足球壇，頓然成為萬惡大染缸，球證吹的是黑哨，球員踢的是「黑球」。

中國足運另一與世界足運發展的大異，是資金來源，歐洲球會雖然有商業贊助，但球會的主要收入仍是球會本業(門票、賽事獎金及球員轉會收入等一眾財源)，這正是外國專業球會正常運作的不二法門。

但中超球隊的主要財政資金則來自背後的球會老闆，簡單而言，球會經營模式並不靠本業，只是老闆的一種副業嗜好而已。

在中國大環境富起來的影響下，球圈也雜染了財大氣粗之風，部分具名氣的球員身價可達百萬，能晉身國家隊者更可叫高至千萬，老闆們為著臉上貼金，惟有照付如儀。

但足球運動在國內的商業價值卻追不上球員們的身價，加上造假鬧劇漸漸令球迷生厭，至使中國足運跌入墮落深淵，與祖國對運動事業的發展期望越走越遠。

梁文道或馮振超：靖國神社

【都市日報-兵器譜】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近日在日本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明言，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已成為中、日外交上的大難題，除令兩國元首未能進行正常的互訪活動外，連安排在本月20、21日在智利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期間進行會談也有困難。參拜靖國神社引來外國強烈反感已是不爭事實，但另一方面卻顯出靖國神社在日本政治上的特殊地置。

靖國神社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北，建於明治二年(1869年)，原意是安放在明治維新時期因內戰死去的數千軍人，原名「東京招魂社」，後來改名靖國神社，有安定國家的意思，在日本參與甲午戰爭(1894-95)、日俄戰爭(1904-05)及二次世界大戰時，靖國神社開始擺放一眾對外戰事陣亡軍士的牌位，成為日本軍事對外擴張的紀念象徵。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空軍神風特攻隊更在靖國神社舉行誓師儀式，說明軍國主義與靖國神社的關係。

最令外界非議的，是靖國神社在1978年透過舉行秋祭，以「昭和殉難者」名義，把14名二次大戰甲級戰犯(包括首相東條英機、垣征四郎等)的牌位秘密地安放在靖國神社內。事件最後在1979年4月被傳媒揭發，其後政府卻沒有禁止戰犯牌位正式「落戶」，不難令人理解日本政府尊崇戰犯們的心態。

小泉純一郎明顯希望以參拜神社來顯示他的愛國抗外情懷，也是敢於向外國說不的肯定表達，以此振作日本國民情緒。自任首相後，曾先後四次到神社參拜，也懶理外國反對聲音。在國際事務上，日本一直要求拓展國際政治空間，參拜靖國神社正好是小泉的政治Show，算是為日本上一代曾經歷戰敗及右翼分子的一種心靈慰藉。若從政治角度解讀，小泉的「以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多少亦能反映日本朝野所想，正如今年10月，便有79名國會議員及81名議員代表齊齊參拜，可見參拜靖國神社在國外與國內的反應可以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自二次大戰戰敗後，日本在國際政治層面的角色是戰敗國，與經濟強勁起飛的發展步伐不相配，這種有財無勢的政治現實，對日本人而言並不好受(右翼分子尤甚)。

多次派遣自衛隊出國及要求加入聯合國成為常任理事國等舉動，已反映出日本政府的政治野心。絕對是國際社會一大隱患。

梁文道：先天不足後天堪憂

【明報-筆陣】「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從構思開始，直至如今「邀請」發展商提出建議，可謂錯失重重，漏洞處處。但政府不只不思改進，還有要加快上馬的勢頭。政府原來表示待發展商的建議書經初步篩選之後，可有六個月的諮詢期，現在卻又突然縮短為六個星期。到底政府在趕什麼呢？

正常而言，要規劃和興建一個文化區域，首先該檢視香港文化基礎和機制的現。它至少要包括硬體設施的使用狀研究，看看香港目前各種文藝場館是否不敷應用，是否不夠齊備，是否過於落後，是否在種類上還有所欠缺。然後要分析香港的文藝市場有多大，看看經常去劇院和博物館的人有多少，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喜歡哪種類型的文藝活動，這批人的數目在未來是會增長還是減少。

接下來就要為香港未來的城市定位和文化藍圖作一番勾勒了。香港將來要做一個怎麼樣的城市，它的發展前景又在哪裏，這些課題將決定香港文化政策的制定目標及方向。現在我們看到有發展商注重國際合作，邀了不少外國知名文藝機構來港或辦分館或者當顧問。有的則比較注重與內地的交流，強調中國文化因素。以西九文娛區這麼大的規模而言，這些傾向至少部分地決定了未來香港的文化政策定位。請問一下，這樣的事能全盤交予地產商去代港人決定嗎？難道在規劃這麼一個全球最大的文娛區時，香港市民不需要先有一個長程的文化遠景構思嗎？

只有解決了上述兩項課題，對目前香港文化設施和基礎條件有了掌握之後，對未來香港的文化發展有了方向之後，我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香港到底需不需要一個大型且集中的文娛藝術區？」可惜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社會各界對前兩項基本課題有任何共識，政府就把議程推進到該決定由哪一個財團來發展文藝區了。這不算偷步，又是什麼？

關於香港的文化基礎和設施使用現，有政府官員強調內部已經做過多次研究，包括規劃署在1999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做的報告。當時我也是該項研究的諮詢對象之一，報告出來之後，我們許多曾經接受諮詢的文化界朋友看了都覺得尚有不足，不可百分百無條件地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從未將此類研究拿出來公開討論，讓大家有機會明辨其中的是非真假。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前兩周香港管弦樂團的新任藝術總監加上知名鋼琴家的傑出合作，一個容納不過數千人的場館也坐不足六成，將來西九那總數一萬席的演出場地又找誰去填滿它呢？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上周在一電台節目回答這個問題時，用郭富城開演唱會為例，說現在紅磡體育館很不夠用，演唱會加場總是有困難。到底西九文娛藝術區的主要針對對象是誰？它的定位是什麼？何以一下子有人把它描繪成一個掛畢加索的地方，一下子又有人說它是個給郭富城做演唱會的地方呢？

於是，這又連繫到長遠文化規劃的問題了。政務司長曾蔭權去年會見一批文化界人士時曾經指出，政府來不及先訂好未來的文化政策方向，西九工程不得延誤。但曾司長從來沒有令人滿意地回答，告訴大家為什麼趕不及，有什麼趕不及。同時，也有發展商和政府官員表示，文化政策的制訂和西九工程可以同時進行，這才叫做有效率。如此荒謬的邏輯，就像有投資者要開家工廠，但在還沒搞清楚這家工廠要生產什麼的時候，就先大手買進生產設備。這是哪門子效率？作為香港文化界一員，身為香港市民，我當然希望香港將來有一群足以傲視全球的文藝場館。但是在目前的環境底下，我寧願西九填海區繼續丟空，也不可貿然浪費了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東詞典之一—猶太復國主義

【都市日報-兵器譜】阿拉法特的死，一下子又令以巴問題成了熱點。連一些平日不大瞭解中東問題的朋友，在飯桌上也說起了阿拉法特葬禮上鳴槍推撞的「盛況」。中東局勢和以色問題對很多香港人來講就是一團亂局，看電視報紙片片斷斷的報道，被一大堆人名地名和組織搞得頭腦昏亂，打不清誰是誰。同一個阿拉法特，一下子說是恐怖分子，一下子又說是拿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民族英雄，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一切都得從「猶太復國主義」講起。約略知道點聖經故事的人都曉得，猶太人原居以色列這塊地方，是耶和華許給他們的「允諾之地」。你今天去以色列旅遊，也會在官方派發的資料上看到古猶太王國的輝煌過去。奇怪的是那些材料從公元前兩千年談起，直到現代的以色列國，卻偏偏漏去了阿拉伯人控制這塊地方的千多年歷史。那一千多年裡發生了甚麼事呢﹖

話說猶太人真是一支命運坎坷的民族，紀元前去過埃及和巴比倫當奴隸，紀元後在羅馬統治時又被打壓得七零八落，結果四處流徙，大部分去了歐洲各地聚居。來自中東的猶太人到了歐洲，儘管出了不少人才，又以擅於經商聞名，但到底還是受人歧視。平時被指定住在窄小的聚居區，動不動還偶有一場大屠殺，二戰的納粹滅絕計劃就是這段傷痛之旅的最高點了。

1890年，「猶太復國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式登場，定名為Zionism，意即「錫安主義」。因為錫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曾是猶太人第一聖殿建立的地方，所以成了上帝「允諾之地」的象徵。顧名思義，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回到以色列，建立屬於猶太人自己的國家。一來是因為千多年的流亡史實在太慘；二來是當時正值民族主義席捲全球，大家都相信每一個民族都該有自己的國家。

可是「猶太復國主義」又不如表面看來那麼簡單，因為猶太人之中有不少專情宗教的正統派，他們覺得用這麼世俗的政治手法去爭取神國的建立是種褻瀆。又有一些人住慣了歐洲，覺得猶太人早就是歐洲各國的一分子，不該自己隔離自己。更有人主張猶太國不一定要在以色列，因為猶太人的本質是文化而非土地，所以也有些運動領袖爭取到阿根廷或塞浦路斯建國！當然，更大的問題還是來自以色列這地方在伊斯蘭統治下，早就有了另一支民族和文化發展千年，那就是巴勒斯坦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歐洲統一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人為了贏得反恐戰爭，選擇讓喬治布殊繼續執政；歐洲人為了防止戰禍再臨歐洲，選擇了和平統一。

說起歐洲，也真是命運多桀的一塊大陸。今天香港人眼中的歐洲，是個充滿了色彩的浪漫古域。

但在表面的風光底下，它的古老卻意味著纍纍傷痕和人類罪惡的見證。這塊土地孕育了最偉大的文明，卻也發生過現代史上最非理性的大屠殺。這塊土地曾經擁有世界上最顯赫的帝國，但也造成了人類史上最慘痛的殖民苦難。

這塊土地有世界上最優美華麗的城市，但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留下滿目瘡痍。這塊土地是人類現代化成就的源頭，但現代化卻形成了如今的全球性貧富懸殊和生態破壞。

現代世界最重要的觀念之一—主權國家，即一個國家應該有一個中央政府管轄它明確的疆域—就是來自歐洲。雖然看來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卻也是歷史的產物。以前的世界，中央政府不一定有很大權力，領土觀念也不十分明確；國中另有封建小國自是不足為奇，還有更多的三不管地帶遍布各地。歐洲以前也是這個模樣，結果發生了一場各個皇族和地方強權彼此混戰的所謂「三十年戰爭」。

戰爭結束，為免再有類似禍端，遂有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約」，正式規定了國家主權這回事。

現在的歐洲統一，則來自二戰之後的歐洲人發現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是很可怕的事，不止掀起了兩次世界大戰，見諸如今以巴的紛爭亦為明證。

於是由1950年開始，慢慢從建立共同經濟區起步，逐步建立一個沒有國界但包容多元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歐洲聯盟。在歷史上，不經戰爭而主動放棄主權去搞統一，這還是第一遭。

雖然這部憲法還得經過各國內部認可，但很多人都期盼這場由深刻反省而生的偉大實驗能夠成功。

對比起窮兵贖武的「新」美國，古老的歐洲似乎更懂得歷史的教訓。

梁文道：聖王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看今天的中國高層政治，最令我迷惑的是「思想」與「哲學」。還有哪個國家這麼強調思想的重要性？從毛澤東開始，經過鄧小平，直到江澤民，掌權之時總要推出一道中心思想，建立一個所謂的「哲學理論」。然後全國上下得展開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讀一兩篇據說貫注了領導人睿智的講話文稿和研究附加了詳細註解說及數百道答問題的厚厚教材。「白貓黑貓」、「三個代表」、「新三民主義」等等，到底是哪門子哲學，哪類型學理？我天性魯鈍，在家自習了老半天也搞不清楚其中大義。

中國大概是世界上至今依然相信聖王，期盼聖王的國度。但聖王一說，最系統的卻來自古希臘大哲柏拉圖，他認為最好的統治者必定是哲學家。因為哲人理性，所以懂得下最好的判斷；因為哲人有思想，所以能提出領導國家的方向綱領；因為哲人品格高尚，所以能垂範天下。但歷史上真有這樣的「哲人王」嗎？

據說是有的，那就是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了。這位皇帝其實很多人都見過，早兩年荷李活鉅製《帝國驕雄》裏那被忤逆子勒死篡位的老王就是了。從戲中可見，他一生戎馬，四出征戰平亂，實在說不上成了甚麼堯舜治世。但他可是西方歷史上唯一身為國主，又被公認為是大哲學家的人物。其書《沉思錄》是羅馬時代的哲學經典，在天主教盛行的日子裏埋沒了千年，後來才被重新發掘認識。這一發現不得了，大文豪如歌德都列其為最愛讀物。領袖人物像腓德烈大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克林頓都把它當作枕邊書。是它提出了甚麼治國大道領導哲學嗎？

不然，這本小書採易讀的格言體，洞悉人性但樸實無華，講的主要是修身之道。讀它，你會看到叱一時的帝國之首卻是個追求內心平靜極度節制的聖人。比如他說：「那對身後的名聲有一強烈慾望的人，沒有想到那些回憶他的人自己很快也都要死去，然後他們的子孫也要死去，直到全部的記憶都通過那愚蠢的崇拜和死去的人們而終歸湮沒無聞。」這種話，你肯定不能在毛澤東和入憲的「江澤民思想」那裏找到。

梁文道或馮振超：澳門概念股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股票市場誕生了一個新名詞—澳門概念股，只要被認定公司業務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便會被財經界及傳媒認定為澳門概念股，如此一來股價便會拾級而上，懶理這些公司過去的業績表現，股東背景及盈利前景。

澳門概念股在香港股市的「火」，雖然只牽涉數家公司，但足見香港股市的「非理性」常態，「概念成金，炒作要快」。澳門概念股熱潮的始作俑者，並非上市公司的主事人，澳門特首何厚鏵才是核心人物。

一場分拆賭業經營權的好戲，令絕對壟斷的澳門賭業一分為三，變成寡頭壟斷。由於賭業經歷超過半世紀的壟斷局面，在營運技術、經營策略以至投資規模皆落後於世界大環境，也形成了澳門整體發展也像停留於40至50年代的時空中。賭權開放直接效果自然是把如天文數字的外來資金瘋狂地引到澳門來，在經濟循環底下，百業暢旺、人工飆升變得理所當然。

怪現象還有勞動市場畸形發展，到賭場當荷官只需中學畢業，人工可達12,000至14,000元，比一個完成大學商科課程的畢業生投身銀行界的薪酬還要高。

家庭主婦也成為賭場目標，澳門女性的就業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01年時，為35.8歲，但去年已上升至37.3歲，彷彿僱主們完全不介意聘請中年女性，我有一位澳門朋友的妻子，約30多歲，育有兩名小朋友，她到賭場見工，由於沒有工作經驗，故只希望當個找換服務員，但見工時卻被主管要求擔任派牌荷官，人工12,000元，與她最初預計當找換服務員的5,000至6,000元比較，高出近一倍。活現一幕見工奇遇記。若情況在香港發生，相信政府也不用在電視上大賣「中年就業計劃」的廣告吧。

面積只及香港四十分一的澳門，過去3年失業率不斷下跌，由01年的6.4%下跌至03年的6%，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亦由4,655元上升至去年4,801元。

但一片歌舞昇平背後也非完全樂觀，澳門的好景可能只是一下間追回過去幾十年落後世界常規發展的「虛火」，以入境旅客數字分析，02年總體數字是1,153萬，03年只是輕微上升到1,187萬，升幅不足3％。

這情況與投資氣氛及澳門概念股展示的美好前景不成正比。澳門概念股的將來是否如昔日的科網股，很快便有分曉。

梁文道：我不相信——西九文娛區

【明報-筆陣】在過去幾十年來，大部分的香港商界對文化藝術都沒有太大興趣。尤其是長實、新地、恒基和信置等財雄勢大的華人地產商，對藝術的贊助次數和金額可說是寥寥可數。這個秋天，他們卻都突然「文藝」了起來。過去幾十年，除了藝術中心等極少數的例子，文藝場地設施的興建營運大都由政府一手包辦。民間人士和文化界爭取多年，希望把政府公務員管理的場館開放給民間管理；1999年時政府殺局，也曾在諮詢文件允諾研究民間參與文藝場館管理的可能，結果幾年研究下來全無動靜。這個年度，政府卻突然對私人搞文化充滿了無窮信心。

一個從來沒有商人參與文藝設施經營的城市，一搞就要搞大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人類有史以來由單一財團營運的最大的文化區域。所以一般市民面對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信」字。

縱觀兩岸，許多企業財團都有支持文化藝術的長期資歷，甚至直接出手營辦硬體設施。例如北京有保利集團的「保利劇院」，台灣則有豪門辜家出資的「新劇場」。香港呢？恒基地產這麼多年來做過什麼？他們在這個月贊助了春天話劇團的3場演出。而龍頭長實則連本地重要藝術建制藝穗會的贊助申請也拒之門外。反觀被摒出局的太古地產則自80年代開始年年資助香港藝術節。如今卻有地產商出資邀請傳媒記者周遊列國博物館，希望一向牙堅嘴利的香港傳媒明白商人想搞好文化的「苦心」和「國際視野」。也有財團領導在記者會上公開承認過往對文藝沒有多大興趣，但自從看過畢加索的《巡遊》之後，就「深受藝術的感染」了。

所謂「資本家」，是一種特殊的身分概念，源起於法國大革命時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唯恐被沒落的貴族嘲諷，所以用各種方法把自己包裝得很有文化。於是奠定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的概念傳統，那就是一個人若稱得上是資本家，不能只是擁有硬性的財富資本，還得有軟性的文化資本。此所以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也要在發之後大手筆地購入達文西手稿，以彰地位。此外，西方資本家也投入許多金錢辦基金會，支持學術研究和各種公民社會行動，一方面幫助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則可彌補社會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其中縈縈大者如「福特基金會」，雖然是美國背景，但也願意資助第三世界一些相當激進的另類研究和社會發展計劃。反觀香港，許多資本家雖然耗巨資捐助社福醫療和教育計劃，卻不脫華人富豪「做善事，積陰德」的傳統，或者以冠名硬體建築「揚名聲顯父母」。更甚者，有少數人以上娛樂版為增加文化資本之道。把企業定位為向公民社會負責，成為公民社會一員的理念，在華人圈子裏仍不普及。

另一方面，許多國際上辦得有聲有色的文藝機構或許是公帑支持，或許是私人贊助為主，但都是由一個獨立的董事局或者監管機構負責監督，另聘專業人士出任藝術總監計劃發展，策劃活動。而我們香港，文化中心、大會堂、香港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等九成以上的文藝設施，數十年來都是由政府操作。其中縱有部分有才華有識見之士，也都陷身於公務員架構的重重制約之中，無法盡展所能。康文署等公務員系統長期管理文化設施，固然功不可沒；但各場地千人一面性格模糊的缺點，亦是人可共見。最近因為地產商和民政局的公關活動，而漸為港人認識的古根漢博物館和龐比度中心等知名藝術機構，有哪一個是全由公務員架構管理的呢？愈是邀請這些組織參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運作，愈是誇耀它們的成就，豈非愈是吊詭地突顯了本地文藝管理工作的長期盲點？

文化藝術的基礎建設是一種涓涓滴滴、細水長流的長遠工程。倫敦西岸被認為是文娛區域規劃的典範，但它是由多個私人機構分頭組建，彼此競秀，歷經數十年實驗才成就出來的。香港沒有私人機構管理文藝場地的經驗，政府又堅持不放手中大量的文藝場館獨立運作，卻突然之間要從天而降一個巨大的文化天幕，就算有多少公關表演，也無法令市民真心信服。

梁文道：美國國王

【都市日報-兵器譜】話說兩百年前，大洋彼岸有一個新興大國家叫阿美利堅合眾國，曾經令到當時的清代國人大感困惑。當時清朝對外交涉的官員，和對外界感到好奇的學子士人們，在與外國人談話的時候，最喜歡的話題就是彼此政制的差異，他們想知道人家的皇帝是個怎樣的人，樣貌如何、年歲等等。

知道了英國王位居然是女子也可繼承的時候，他們非常震驚，深替英國人擔心：「長女得嫡，豈不亂了統﹖」。

而新國家美利堅合眾國更是古怪，他們的「皇帝」居然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沒錯，最早接觸到美國政制的中國人曾把美國總統叫做「國王」。

因為在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中，一國之王自然是皇帝國王，而且他該是個男子，血統純正世代相傳，承襲天命號令萬民。

由於美國國王不叫「國王」而叫President，又由於他可男可女，既由萬民選舉出來以繼大寶，所以最好有不同的譯法。「總統」二字就這樣出現了。

百多年來，中國人對總統這個職銜的認識可說是相當清楚了，甚至還有過自己的總統。

但下意識裡還是把總統當成一國之主，覺得他的產出辦法雖然是選舉，但只要一經選出，有了民意基礎，就可以當萬人至上的大王了。

日本人也有類似的觀念，所以他們把美國的「總統」譯做「大統領」。

經過二百多年來的演變，美國總統在美國的政治制度裡的確權力大增，成為最有權有勢的美國人。

不過他們還是很清楚三權分立的原理，會把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分開，所以當他們「布殊為首的行政分支」時會用Bush Administration一詞，而非Bush Government，因為「政府」Government還包含了司法和立法兩大分支，而它們都不屬於總統統領的範圍。

反觀中文傳媒，一概把Clinton Administration和Bush Administration譯成「克林頓政府」及「布殊政府」。政府與行政分支的分別，從未在中國人的語言上分清楚過。

是否我們依然矇矇矓矓地把美國總統當成了一種很特別的國王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西九龍

【都市日報-兵器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七百萬平方呎的發展空間，整個項目涉及投資金額達四百億元。是政府繼數碼港後，另一個以概念為先的「傑作」。簡言之，政府今次學精了，拋出藝術為主旨，大定由世界級建築師Norman Foster的巨型天幕設計為中心思想。誓要建構出香港新地標，就如悉尼歌劇院、紐約自由神像、倫敦大笨鐘。

富豪看在眼裡，在政府加冕下，西九龍由一片爛地變成無價寶，參與地標建設可名留青史，對身家達天文數字的富豪而言，無尚光榮，絕非虛銜，這種連金錢也難買得的快感，過去在銅臭滿溢的香港是罕有的。

觀乎各富豪的陣上功夫，可謂花盡心思，這與他們過去簡單地進行地產發展，有天淵之別。

先是法國政府把畢加索名作《巡遊》帶到香港作展覽，作為爭取在西九龍項目上分一杯羹的前頭戲，最厲害是連法國總統也來坐鎮。其後有發展商再利用藝術營商周及亞洲文化合作論壇，把世界頂尖文化、藝術、建築界的殿堂級人物請到香港。扎克克德(Zaha Hadid)、安藤忠雄、蓋瑞(Frank Owen Gehry)等大師級人馬，無厘頭匯聚香江，藝術盛事忽然變為商戰競技場。

為爭取本地藝術界支援，富豪們又大搞文化聚會、工作坊。把過去窮風流、餓快活的藝術文化人奉為上賓，共商大計。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心智，大多與拜金主義難以扯上關係，但在西九龍的魔力下，最富有的一群，反要向藝術工作者討教，當然還希望得到藝術家們的支持函件，作為日後爭奪西九龍的籌碼。

戰幔才剛剛拉開，接著香港政府會選出入圍作品和再作公眾諮詢，但公關戰鼓已隆隆響起，發展商的公關大員們近日已四出進行游說，由傳媒阿頭、藝術家以至政界全部一網打盡。

傳言未獲港府垂青者已作好部署，一但落選，便會反客為主。有政客已提議全港性展出落選作品及籌辦公開論壇，大有公道自在人心之意，好戲在後頭。

但不管結果如何，政府今次能真正操控全局，在經常被揶揄弱勢管治的客觀環境下，實難能可貴。

梁文道：反智競選法

【都市日報-兵器譜】冷戰時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笑話，說一個蘇聯人跑到克里姆林宮前大叫：「布里茲涅夫是個大笨蛋(按：布里茲涅夫是前蘇聯共產黨總畫記)！」這人當然被抓，提去法庭審訊。他的罪名不是侮辱國家領導人，也不是破壞社會秩序，而是洩露國家機密。

如果獨裁政權的領袖是個蠢貨，必須嚴守機密不得外洩的話。那麼民主與獨裁的最大分別，就是民主國家元首可以毫不羞愧地展示他的愚笨。因為傻不傻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們喜歡。例如布殊，其蠢世人知，已到了有專書分析讓小孩引以為戒的地步。但不打緊，美國人照給他成功連任。

布殊有一回出訪墨西哥，和墨西哥總統會面之後出來見記者，他自誇地說：「大家可以隨便發問，我能用英文和法文回答問題，意大利與西班牙文就普普通通了。如果你們堅持要用墨西哥文，很抱歉，我不太懂」。結果記者們都傻了，那有甚麼墨西哥文呢﹖墨西哥不就是講西班牙文的嗎﹖又有一次他向朋友誇張讚自己的弟弟是個好州長，把德州打理得頭頭是道。講了半天，他才想起他的弟弟是佛羅里達州州長，管德州的其實是他自己。

有朋友從美國探訪大選歸來，見過共和黨的競選總部智囊。他說原來布殊並不是真的那麼笨，很多時候他都是裝的。無論是在對著口若懸河引經據典的戈爾，還是長篇大論滔滔不絕的克里，他都會在辯論時故意結結巴巴，表演他那傳說中的「語言能力缺陷」，例如深吸一口氣才慢慢地唸出globalisation一字，彷彿這個字母太多不好記似的。

為甚麼﹖原來是為了討好選民，讓一般老百姓覺得這人跟自己一樣，都是會唸錯字的平常人。反過來，戈爾和克里就顯得太過精英，遠離群眾。換句話說，這是「反智競選法」。其實早在百多年前，大思想家托克維爾就在他的經典《民主在美國》中指出，美式民主的缺陷之一是平等至上，大家會因為妒嫉能力超群的精英，因而想辦法阻止他的上位。

說得也是，布殊出身耶魯，在哈佛拿MBA，怎可能連globalisation都不會呢﹖難怪我們的政壇中人有時候也蠢得不像話，原來他們都是裝的，為了親民。

梁文道或馮振超：形像政治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回布殊贏克里，算是有點差距。看到這情況，不禁令人想起四年前戈爾與布殊叮噹馬頭，要法庭定賽果的緊張態勢。當年戈爾總是有意無意地在演說和辯論的中途脫下西裝外套，聽說是智囊們的建議，因為這個動作有性感的暗示，格外能在潛意識裡打動女性選民。

其實現代民主政治因為電子傳媒的關係，已經變成一種形象政治了。政治領袖如果外形討好，選情就格外看俏。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聽說就奪得不少選民的心，他們認為他和大部分俄羅斯男人不同，不喝酒又喜歡運動，而且眼神迷人，充滿活力。

2002年的時候甚至有首歌紅遍俄羅斯，叫做《嫁人就嫁普京這樣的人》。

歌詞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使我下定決心想要，一個像普京的人，一個像普京強而有力的人，一個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個像普京不使我傷心的人，一個像普京不會捨我而去的人」。

如果不是靚仔靚女，沒關係，只要有錢就行了。選舉基本上是種特殊的市場行銷，民主制度越悠久，這種市場的行銷方法就越專業。專業選戰隊伍一般而言，要有民調專家、公關專家、心理學家、廣告大師、形象指導、市場顧問和文膽。最優秀的選戰組合可以玩出最迷惑人心的魔術，把候選人包裝成最完美的商品，而最完美的商品，我們知道就是它未出現之前你從不覺得必須擁有的商品。

所以有人說，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不在於那一方的政策更紮實，政績更驕人，而在於誰找的專業顧問更有本事。這些顧問能夠網羅一流人才組成團隊。他們的政治傾向不礙事，反正都是待價而沽。

公民們頭腦迷糊，又只聽感情言語，不用理性分析政綱，實在是民主政治的最大隱患。

《華盛頓郵報》為了提醒大家注意這個情形，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訪問選民，問題是「某某又要提出1975年就提出過的《公共事務法》，你認為這是件好事還是壞事﹖」。

結果大部分的受訪者都發表了意見，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根本沒有這條法案存在！更要命的是，連一些國會議員在受訪時也沒意會到這是個陷阱，就對著記者侃侃而談，乘機發表偉論。

梁文道：造神運動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自卡洛斯‧克萊伯(CorlosKleiber)在今年7月13日逝世的消息傳出後，我就一直想寫點東西談談這位指揮家。但問題是我一直搞不懂，究竟誰是克萊伯。

男高音多明戈曾經說過：「毫無疑問，在與我合作過的指揮家之中，克萊伯是最偉大的一位。」大指揮家海汀克與賽門‧拉圖曾雙雙結伴去參觀克萊伯和樂團的排練，之後海汀克向拉圖表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但我覺得自己剛剛開始學習指揮這門藝術了。」倫敦高芬花園的一位樂手比較了許多前輩級的大師之後這麼說：「他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或那種優點，但只有克萊伯擁有了全部優點，他是指揮家中的指揮家。」另一位曾經和他合作過的女高音則說：「他對音樂的知識和理解超過所有人，你跟他談起任何一部那怕是再冷門的作品，他都有透徹獨到的見解。」

這麼說來，克萊伯是位不折不扣的大師礙?但他又很不符合一般人對於大師的印象，因為我們通常以為指揮大師定是曲目廣泛，而且每張唱片必為佳作；克萊伯留下的錄音固然是頂級傑作，但它們的數目卻少得可憐，而且他本已罕見的音樂會總是來來去去玩那幾首曲子。大音樂家固然不能以量衡度，但一個高考生若是作文公認全國第一，偏偏缺考了其他所有科目，那又該如何呢?

1973年以後，克萊伯就再也沒有一份全職工作。甚至連甚少稱讚同行的「皇帝」卡拉揚也說他是天才，要把他請到柏林愛樂當常任指揮，他也一口回絕。這可是沒有第二個指揮會花第二秒思考的邀請。卡拉揚死後，柏林愛樂再度隆重地邀請隱居中的克萊伯出山，繼任之後，做這個世界極峰樂團的總監，他還是沉醉在自己的書房和跑車里，讓其他人去奪嗣。他討厭錄音，所以留下的作品不多。至於音樂會，得滿足他開出的天價和沒人能負擔得了的排練次數，當然還要看時機，看請他的時機他的經濟狀況好不好。卡拉揚說克萊伯「只有在冰箱空了的時候才指揮」。就算他答應了，也先別高興。因為他會因為一個樂手的小錯誤，丟下呆了的整隊樂團自己上飛機回家。

如此說來，克萊伯是個脾氣古怪的怪人礙?可是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首席大提琴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卻說他仁慈，「從不忍心傷害任何人。」就算被他在排練中拋棄過的維也納愛樂也在自家網頁上懷念他，說他對樂手的身心狀況都關懷備至，充滿同情心。而這個從不接受訪問，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克萊伯，居然也有人說他風趣健談，關心社會時事，愛看電視。

就是這樣，一個造神運動就此展開。克萊伯過去二十年來在古典樂壇中最神秘的風清揚，以一套只有九招的劍法舞得全球樂迷團團轉。大家等待他那幾乎不會出現的新唱片，而他越來越少的音樂會每一次都成為傳說。他的演出總在開場前兩天開始，有人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地等待生命中未必出現的高潮，入場之後被一股緊繃的奇異氣氛籠罩，不用聽第一個音符你就知道這是你一生中最偉大的音樂體驗。看他指揮的歌劇，觀眾用望遠鏡瞧的不是演員，而是在樂池里站著的克萊伯。

克萊伯死了之後，國內紀念他的樂評文章只有兩種。一種是看過他的現場演出而大呼三生有幸，另一種是沒看過他的演出而抱憾終身。這兩種文章的共同之處，是不斷地延續克萊伯的神話，因為它們都長篇累牘地重複我前面說過的那些故事，那些不知被轉述過多少回的故事。

梁文道：放假領錢去投票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由於克里的個子要比布殊高出許多，據說他的顧問因此建議在電視辯論開始之前，雙方握手時他得握布殊的手三秒不放，而且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俯視對手的樣子。原因很簡單，這可以在電視觀眾面前彰顯自己的身高，而人總是對兩個人之中高個子的那個更有信心。

結果克里還是輸給了布殊。不是他的火熱形象戰碰上了理性的選民就盡化飛煙，也不是布殊的政綱見解與政績成就更紮實，而是因為布殊的形象戰打得更在行。比起克里的長篇大論，布殊更懂得平實精簡的短句的效果。在電視上閃快的畫面上，一句五秒內聽得完的句子最致命。現代政治是形象政治，而形象政治就幾乎等於「sound bite」政治。

所以很多學者批評美國民主政治徹底墮落，廣告和市場行銷代替了深入理性的政治思考。被畫面和sound bite餵飽的選民根本摸不清候選人的政綱有何分別，候選人也就不用急選前政綱的完備，和選後承諾的兌現了。學者如Bruce Ackerman和James S.Fishkin因此提出了「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誓要把開放深入的政治討論帶回現代民主世界，讓選民變成真正對公共事務有知識有理解的公民。

他們的新著《審議日》（Deliberation Day）針對各式大選，想了個新招。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在大選之前放一天公眾假期，讓選民們到附近的學校和圖書館等公共設施聚會，選民們分成多個小組，由早到晚地討論大選議題，完了之後每人可領150美金以為釣餌。如此一來，選民們就可以更理性自覺，經過充份考慮之後才去投票。美國政治有得救了！

雖然兩個學者做過實驗，證明這種小組討論參加者的確會因此改變原初盲目的傾向，但整套計劃聽來還是太像烏托邦。不過不打緊，在腐化的世界裏不做夢又還有甚麼好做？

梁文道：時代巡遊到了香港

【蘋果日報-Always on Sunday】編者按：

法國國寶、畢加索真跡《巡遊》帷幕，自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香港展覽了19天，吸引了200萬人次觀賞。《巡遊》來港展出，全城哄動，是本地一次文化盛事。

對這次活動，本港文化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大多數香港人不會欣賞，只是一窩蜂的心理去趁熱鬧，但也有人覺得這個活動，為香港製造了一陣藝術熱潮。文化人梁文道這篇〈時代巡遊到了香港〉就認為這個秋天香港很有文化。

站在垂掛於商場中庭的《巡遊》面前，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畢加索的畫，還是一整個時代。它離開巴黎龐比度中心的倉庫，千里而來，在一個屬於商場的年頭靜靜地承受遊客目光，然後再回到倉庫裏面封存，等待另一段二十年。

1917年，那的確是一個成為傳說的時代。看看這幅巨畫就知道了，裏面有許多畢加索的朋友：撰寫《巡遊》這部舞劇歌詞的高克多（Jean Cocteau），一個集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畫家、電影導演和電台主持人於一身的絕代天才。配樂的沙提（Erik Satie），當年音樂界「六人小組」的領袖，現代前音樂的祖師爺。跳舞的狄亞基列夫（Serge de Diaghilev），俄羅斯芭蕾舞黃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說，與《巡遊》這齣芭蕾舞劇有關的人物，都被畢加索畫進這幅劇場帷幕裏，而這批人物個個都是傑出的藝術家，留在畢加索的畫裏玩奏音樂，飲宴作樂，一直青春到現在。

且說這個在畫裏彈吉他的沙提，一直是現代藝術創作的靈感泉源。幾年以前的香港國際藝術節，就找過黃仁逵等本地藝術家一起合作，向這位百年前的法國人致敬。沙提是個性格怪誕的人物，曾有兩年，每天早上離開住所按固定路線，散步穿行大半個巴黎，然後循原路回家，到家的時候剛好是晚上。他還有搜集癖，家裏頭堆滿各式「藏品」。1925年他死了之後，朋友們到他那灰塵滿布、四處結網的家裏收拾遺物。一開門，就像打開埃及法老圖唐卡門的墓室一樣，把大夥們看呆了。原來這位老友收藏了過千把雨傘，不用說，其中絕大部份是從未用過的。

在沙提的遺物之中，朋友們還解穿了巴黎文化圈中的一個小秘密。他們看到一大堆畫古怪建築的小畫片，那些建築的式樣有中古風格，但看來都像是用金屬搭建的。有人突然想起過去這麼多年來，不時有人在報上登廣告，說有整棟城堡招租或售賣，那些廣告裏的建築畫像型制古怪，不似真有其物。有人按廣告指示去信查詢，但總是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後來大家都覺得這可能是惡作劇，不過這類廣告還是不斷出現。看沙提這批藏品，一切都真相大白，原來登那些售樓廣告的就是他。沙提透過圖畫想像自己收藏了一堆建築物，為了玩得更認真，他就想到把它們當成真正的產業拿去租售……。

至於高克多，有人說他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下的跨媒體藝術家，有人說他是最完整的才子；也有人說他只是個生活作風浮誇，追求虛名的浪子。雖然他喜歡別人把他看作一個不折不扣的詩人，但他的創作範圍實在太廣闊，所以還是令很多有分類癖的歷史學家感到為難。他拍過《詩人之血》和《美女與野獸》等驚世之作，但由於作品數量實在太少，所以電影史家覺得他只是個很厲害的票友。雖然有令普魯斯特激賞的長詩《阿拉丁神燈》，但文學史家又嫌他的文字作品太零散，多數是筆記和散文，沒有一兩部真正足以傳世的核心巨著。他的畫也很有特色，尤其是用筆大膽的速寫。但今天要找他的畫冊並不容易，想看他的畫，你去書店裏找西方春宮圖史，一定有他畫的男子自慰像。

更成問題的是高克多喜交際善應酬，最擅長促合互不認識的有才之士，不搞派對的話就一起搞藝術。芭蕾舞劇《巡遊》的創作班底就是他組織起來的。這種人物最是尷尬，你會在所有關於那個年代的記?裏看到他的名字，但他卻又不是甚麼開宗立派的人物，頂多像個交際花。清高的文人更不喜歡他在主流社會廝混，不只在電台開咪，還出任過康城電影節主席。高克多喜歡鎂光燈下的生活，與時裝界關係尤佳，香奈兒（CoCo Chanel）是他的好朋友，皮爾卡登（Pierre Cardin）有一個西裝系列以他命名。順帶一提，《巡遊》的服裝設計正是香奈兒負責的。

可是到了去年，高克多逝世的四十周年，法國掀起了一陣高克多風。又是龐比度中心，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回顧展。學術界開始發現以前談藝術史注意的總是蕭邦和德拉克洛瓦這類閃亮的巨星，卻忽略了主持沙龍把大夥湊在一塊的女主人。沒有那些「交際花」，根本沒有「時代」可言。因為一個時代不可能只有幾顆互不相關的孤懸星星；一個時代之所以為一個時代，得有一座像巴黎這樣的城市，幾間咖啡館，和把所有人吸引過來聚成太陽的接合劑。高克多就是這樣的接合劑，他交際手腕的背後，有洞悉時代的先知能力，為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指出未來的思想方向。何況高克多多才多藝，他每一種才華都足以令他載入史冊。儘管他自己說：「友誼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如果作品妨礙了友誼，我會為友誼犧牲作品」。

回到《巡遊》，本地傳媒在介紹這部作品時，往往忽略了「超現實主義」這個名堂就是自它而來。也是他們的同代人，大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形容他這班老友們合作的舞劇時，發明了「超現實主義」一詞，七年之後布列東（Andr? Breton）糾集同道宣布「超現實主義宣言」，才正式發起了一場文化革命。說起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藝術文化史總是革不完的命，一場又一場。讀書得來的印象是，那時以巴黎為核心的文化圈，盡是一票無所事事的傢伙，除了創作就是在酒吧和咖啡店裏吞雲吐霧、喝酒吹水，閒極無聊就一起搞個組織，弄份宣言，煞有介事地宣布自己的藝術主張和文化使命。年輕人或某大團夥的邊緣派若是要上位想出位，就再糾集一個圈子再出份宣言。甚麼「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達達運動」，莫不是如此搞出來的。

如今看來，當年各路人馬的競相爭逐，無非都是為了奪取文化場裏的更高地位。每當有人出來宣稱「我們是新一代」，就表示有一批人要過氣了。所謂同一個「時代」，有時候並非真有甚麼共同的東西和理念；往往是反過來，為了發明另一個時代以取代在位的大人物，它的發明人才想方設法弄張鮮明旗幟，造出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聲勢。高克多和畢加索厲害的地方，是他們能經歷多個時代而不倒。你說可見高克多心機高明，他偏不承認。在描寫十多個那年頭藝壇大腕的《我的同代人》裏，高克多說他們那批在巴黎蒙馬特和蒙巴維斯「喪蒲」的文友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雖然我們的確在藝術、文學、繪畫和雕塑裏引發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只是幸運，有一座空城等待我們攫取」。「很多人並沒警覺到事情的發生，等到天下大變要反擊就已經太遲了」。

時代變化，勝者確實可能飛黃騰達。高克多和畢加索自不待言，《巡遊》的同代巴黎人也有不少戲劇性的例子。西西最喜歡的畫家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曾為高克多畫肖像，那時兩人都窮得瘋，莫迪里安尼就用友情價五法郎把畫賣給高克多，算是歸本。但高克多給了錢之後才發現身上沒錢打的把畫帶回家。另一名畫家吉斯林（Kisling）與莫迪里安尼分租同一個畫室，因為沒錢故以畫代資交給飯館老闆。飯館老闆收下的這筆「用餐費」，後來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售價一千七百萬法郎。而莫迪里安尼，現在更是有價無市了。

那個時代真是太過遙遠，很多事都是我們今天想像不到的。比方劇場觀眾，照理說都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但總是把一個鋪上紅地氈掛水晶大吊燈的劇院弄成台灣國會。畢加索他們在巴黎的另一個老友，俄羅斯大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就有幾部作品因為太過前，引起觀眾騷亂，差點還鬧出火警，情形猶勝旺角午夜場的觀眾「割凳」。今天我們香港觀眾再沒規矩也懂得音樂會裏要關手機，遇上再不堪的演出也會客氣鼓掌。難道時代真的進步了，我們比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人要文明得多。

《巡遊》1917年的首演也幾乎出事。當時編舞的馬辛（L?onide Massine），配樂的沙提，撰詞的高克多，設計服裝的香奈兒和畫帷幕的畢加索坐在一起，自信滿滿，以為觀眾一定會為他們這班曠世天才的傑作瘋狂。結果觀眾確實氣得瘋狂。高克多回憶當年好在阿波里奈爾剛從戰場負傷歸來，身軍服頭紮?帶，贏得觀眾起碼的尊重；「我們得跟他離開劇場，否則要不是被撕開，就是被觀眾處以私刑」。只是他們不知道，在劇場裏喧鬧的時候，德軍已經逼近巴黎兩百里之地了。

《巡遊》和它的時代已經遠去，商場卸下黑幕，回復一塵不染的光潔透明，逛街的遊人很快就會忘記這裏曾有一件城中盛事：藝術居然上了電視新聞。這個秋天的香港很有文化，從來和藝術搭不上邊的地產商一下子都成了最熱心文化事業的贊助人。他們說等西九龍的天幕蓋好，我們就會有屬於我們的時代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風度

【都市日報-兵器譜】風度，是從行為、舉止、態度中表達的，具風度者可見得體表現。

政治風度能決定政治人物命運。美國總統選舉出乎意料地安然落幕，勝負雙方以君子姿態為這次世紀選戰劃上句號，布殊勝券在握，顯然不急於如獅子撲兔般、像上屆那樣匆匆忙忙的走上演講台發表勝利宣言。對手克里亦以大局為重，在選戰結束後不足半天便甘心拜服，輸了選舉卻贏得尊重，體現出政治人物面對挫敗時的應變能力與風度。今屆美國大選製造了一個近半世紀以來少見的民意分裂局面，共和、民主兩黨的支持者對治國、經濟、軍事睇法南轅北轍，布殊與克里在整個選舉工程中針鋒相對，把兩派民意推至反向極端，對美國主義及美國人的國家觀念造成衝擊，選舉結束後，一切回到現實，政治風度成為修補缺口的手段。布殊在選後先讓白宮幕僚長卡德向外公布勝利，強調給予克里更多時間消化選舉結果，以示尊重。他其後勝利宣言的前段部分，也多次提到克里，顯示對對手的關顧，「克里參議員來電向我祝賀勝選......他十分親切，克里參議員發動了充滿活力的競選工程，他與他的支持者可以感到自豪......」。

克里的風度，在於他能短時間內，站出來承認失敗。對於一個在過去一年走遍全國疲於競選旅程的61歲老律師而言，克里其實可再用上屆民主黨戈爾的一招以法律程序換取時間，再籌謀後著，但克里果斷的表現，顯見政治風範。

本地政壇中，甚具貴族氣質的李國寶，言行得體大方，紳士風度是卓著的。

雖然面對狗仔隊追蹤，但李國寶從不失態，罵記者、搶菲林從來不是李氏作風，他永遠不會惡形惡相「兇」傳媒，在面對是非緋聞的壓力下，李國寶不慍不火的表現，可作為一眾政壇新發財的學習對象。

另一位深具政冶風度學問的，應是前港督彭定康，這名前英國保守黨主席、畢業於牛津大學的政治家，在管治香港的五年間，與中方官員周旋在政治風暴，多次遇上一些激烈言詞攻擊，如被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稱作「千古罪人」，並遭中方官員拒絕握手。彭定康卻處之泰然，在突發情況下仍能控制情緒，「忍功」比較講求禮儀的中華民族也不遜色。

顯然肥彭不計較口舌之爭，遇上言語暴力也可自制，不會以牙還牙，反過來卻常以「陰陰嘴」笑容把尷尬政治場面輕輕帶過，活現政治滑頭本色，叫人嘆服。

梁文道或馮振超：美國總統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已經是很多人的共識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國總統曾經不是那麼有權的人物。而且在美國獨立初期，還出現過沒有人願意做總統的窘況。話說1776年7月4日，美國發表《獨立宣言》的這一天，如今當作是美國國慶的日子，其時八年的獨立戰爭才剛開打一年。換句話說，當時的美國不只沒有像樣的政府，更根本沒有真正獨立，有的只是一紙宣布獨立的聲音罷了。

到了1783年場仗打完，美國真真正正地獨立了，你猜怎麼樣﹖以總司令華盛頓為首的一眾「開國功臣」居然一哄而散，和他們率領的士兵一樣，個個急著回家，該幹甚麼就幹甚麼。例如華盛頓，他早在打仗的時候就老寫信回家催促家人記得田園收成的日子，又從各地郵購植物種子。

現下可好，終於用不著當甚麼「總司令」，他還不趕緊回去家鄉田裡研究改良品種的方法。又過了四年，美國各州代表和一些開國群英才又再聚在一起，發覺原來沒有總統，沒有統一稅收，沒有中央政府的情形「真係好唔掂」，於是撰寫憲法，把德高望重的華盛頓請出來當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初時還百般不情願，直到聽說做總統原來有人工，念及以後有錢或許可以擴大田莊，才勉強赴任。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實在太不像話了。

既然不想當皇帝總統，那當初造反來幹嘛﹖因為按照我們的傳統智慧，反抗英國就是造反，造反就是為了得天下，造反成功那天當然就是老子的了。那有人大事成了居然回家種田那麼沒出息！

這又得說回十八世紀，當時北美殖民地各州的領袖要造反的理由不是為了另建一個皇室統治的「國家」，而是真正的自由。

在他們眼中，政府必然是邪惡的自由之敵，因為它又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限制百姓，約束人民的生活。

故此打跑了英國人，沒了政府得到自由，那還要總統幹嗎﹖就算到了後來認清現實，發現沒有政府沒有領袖還是不行，他們也要想方設法限制國家的規模和權力，把它當做真正的「必要之惡」。

至於後來怎麼會變成今天這樣，兩夥人出大錢使盡吃奶的力，來搶這世上最有權力的職位﹖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梁文道：今天贏的是保守主義

【明報-港聞】請猜猜看以下這些話是誰說的：「我們需要更強大的美國軍事力量，我們要為備受壓力和過度繃緊的海外駐軍增多四萬人。我們還要加倍我們的反恐特種部隊人數。我們將把最新的科技和武器交給部隊，然後贏得這場戰爭。」「在對付不法國家時，美國有需要採取單邊行動去保護她的公民、利益和誠信。我們能夠而且應該懲罰像緬甸和尼日利亞這樣的國家，因為她們拒絕保護我們的國民，而且贊助罪行。」「我相信婚姻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事，我反對同性婚姻。這是人所共知的立場。」「我反對墮胎。我個人很不喜歡墮胎，我相信生命始於精子與卵子的結合。」「《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太少了，這些國家將製造更多的污染排放，所以我反對簽署它。」

你以為說這些話的人是被世人認為不負責任，大搞單邊主義，窮兵黷武的保守派布殊嗎？錯了，是克里，是這位民主黨候選人說過這樣子的話。

很多開放的自由派批評布殊主政的美國日趨保守，在九一一之後推出惡名昭彰的《愛國法》，加緊限制美國人的表達自由。但是參議員克里支持這條法案，而且毫無保留沒有修訂。全球環保組織抨擊布殊為了照顧大型石油企業的利益，犧牲野生生態的保存。但克里也不見得更好，他曾對「全美天然氣協會」(AmericanGasAssociation)提出應該自北極開拓一條穿越阿拉斯加與加拿大的輸送管道。他還說：「我會史無前例地挖掘開採所有的地方。」很多荷李活圈子裏的人不喜歡共和黨，覺得他們在文化上過於保守，總愛挑剔創意工業產品的「不雅」之處。而克里，這個自命文化保守派的人物不只經常挑剔年輕人喜歡的衣著、音樂和電影，他甚至還支持過一條叫做《合宜溝通法》(CommunicationDecencyAct)的法案，還好美國最高法院認為這條法案違反了保護人民言論自由的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面對這樣的情，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言行，會這麼像大家印象中的共和黨人呢？說來話長，但我們不妨長話短說。今年美國總統選戰之中最有污蔑意味的一個字眼，大概就是「自由派」了。所以當布殊說他的對手是個「自由派」時，克里要連忙否認。可是想當年，20世紀初的大蕭條時代，「保守派」才是個侮辱性的字眼。那時的民主黨人為了攻擊敵手，發明「保守派」一詞，而共和黨總統胡佛拚命否認自己是「保守派」，反過來還堅稱自己是個「真正的自由派」。其實從新政時期開始，直到70年代初，美國政治的思想動力一直把握在民主黨的自由派手中，傳統新英格蘭保守派控制的共和黨如果不想捱打，就只好照跟民主黨路線。以至於到了因戰功勝選的艾森豪威爾在就職演說之後，當時出任參院少數派領袖的民主黨人詹森居然說：「好極了，這是對我們民主黨過去20年來的政策的出色總結！」

可是風水輪流轉，自從列根出場，把保守派前輩高華德的思想發揚光大，加以懾人的個人魅力，共和黨人就不再懼怕「保守」一詞了。主張「政府的最大問題就是政府本身」的列根，把「保守」二字弔詭地重新詮釋成最激進的政治綱領：打壓工會，大力放寬市場限制，縮小聯邦政府的規模和福利開支，大幅減稅以「還富於民」，以擴大州權的表面主張去包裝南方反對《平權法案》各州的特殊利益。隨列根與他的英國盟友戴卓爾夫人的左右開弓，以及冷戰的結束，這套歌頌小政府的新保守主義席捲全球，甚至成了今日香港政府的金科玉律。

列根的影響有多大？從他今年逝世一事就可看出。不只布殊順理成章地要把自己複製成列根第二，就連民主黨人也不作惡聲，甚至想爭奪他的政治遺產，以收別子為宗之效。當年老布殊輸給了克林頓，並不是保守派的挫敗，而是克林頓在繼承列根路線上做得更出色。「不再加稅」是當年老布殊的死穴，克林頓對他的主要攻擊就是他言而無信地在當選之後違諾加稅。反觀克林頓的兩屆任期，居然比列根更成功地控制了政府規模，收縮了福利預算，甚至還為聯邦政府留下盈餘。可見克林頓改造過的「新民主黨」其實已經變成比共和黨更優秀的共和黨。

到了小布殊，由於手上可打的牌不多，只好在保守路線上更進一步，跑去迎合聲勢日益浩大的南方基督教福音派勢力，為政治經濟政策上的右翼主張加多一張文化牌。美國政治文化的全面右傾到了這個地步已經「冇彎轉」。列根的保守只限於針對政府和市場，但多少還尊重個人生活的自由，貫徹了美式自由主義立場。所以他在出任加州州長時還簽署過容許墮胎的法案。可是布殊則要「替天行道」，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把出兵伊拉克描述成宗教式的「聖戰」。

受到這種極右勢力的刺激，民主黨沒有選出最強烈反戰，意識形態上較左傾的「自由派」迪安；而是選擇了投票反對過加入《京都議定書》，原則上支持單邊主義，強調財政紀律，反對墮胎和在同性婚姻問題上模稜兩可的克里。可見由高華德首創的保守主義，已經是今天美國最受市場歡迎的意識形態，無論誰贏了大選，都不會有太大改變。所以布殊與克里的競爭，對很多自由派而言只不過是一次「較次邪惡」的選擇(voteforlesserevil)。二者之間的差別，只是雙方與媒體們在接受了更基本的共識底下，努力挖掘出來的微末細節罷了。全球政經文化秩序不變，美國繼續主宰

世界，這場所謂「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美國總統選舉」，再次見證了保守派的大獲全勝。世界並沒有改變。

梁文道：萬聖節

【都市日報-兵器譜】萬聖節到了香港之後就變得很有香港特色了。十月三十一這天晚上，人群會聚集到酒吧、餐廳和卡拉OK裡，八點五十九分五十秒開始倒數，十秒之後再齊聲大叫一聲：「Happy Halloween!」。但萬聖節真是個值得快樂慶賀的日子嗎﹖

看來是的。美國的小孩子會在這天玩他們的Trick-or-treat，扮鬼扮馬，聯群結隊地逐家逐戶拍門，等戶主開門派送糖果。拿了糖之後，古靈精怪的小孩又興高采烈地跑到下一家目標。這個傳統習俗看來就像中國兒童到處拜年逗利是，儘管有的大人不高興，但總體上還是種開心的活動。

但仔細想想，Trick-or-treat的真實意思其實是賄賂，你如果不準備好糖果去招待(Treat)，打扮成恐怖鬼怪的小子們，他們就要整蠱(Trick)你。這個傳統的來由不是出於純粹的歡樂，而是以人代鬼。

萬聖節的鬼怪打扮，來自愛爾蘭的古代異教傳統。傳說十月三十一日這天是他們的新年除夕與豐年節慶，該天晚上要舉行盛大慶典，告別過去的一年。

在迎接新年的同時，也要小心迎接死者亡魂的歸來。因為這天也是生死兩界之間關門大開的日子，平日不可見的幽魂妖異均會紛紛來到人世。

為了矇騙鬼怪，人們會假裝成鬼，好混在他們之間。而Trick-or-treat說白了，本是招待鬼怪免遭不測的伎倆。只是到了北美殖民地，裝鬼和服侍鬼兩種習俗合而為一，成了兒童趁機胡鬧的一天。

所謂「萬聖節」，原名「All Hallow's Eve」也叫「All Saint's Eve」，是天主教信仰傳遍歐洲之後才有的名字。正如很多其他基督信仰中的節慶一樣，它也是把古代異教習俗吸納轉化的結果，將北歐和愛爾蘭鬼氣森林的新年變成了紀念祭祀一切聖人的日子。

這種做法一方面使異教徒更容易接受新信仰，也使得新信仰可以完全掩蓋古代異教痕跡。

因此節日總是在文化和時間的旅行之中改變它的面目和意義。

所有節目到了香港也要適應香港人，變成飲酒作樂與消費的藉口，還是滿足我們對倒數的特殊偏好。

不久之後，我們會在中秋節和端午節前夕倒數。

梁文道：九龍皇帝

【都市日報-來函】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墨寶，昨在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以高出底價四倍半成交。

九龍皇帝數十年來在香港各處留字，每每被視為有礙市容而被清洗，亦曾被政府控告罰款，今日墨寶在24次競價爭逐下高價成交，證明香港第一代街頭塗鴉大師的藝術地位，「曾灶財所得，正是香港政府所失。」

蘇富比今次把墨寶歸列於「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環節，安排具象徵意義，過去部分藝術界人士認為九龍皇帝的行筆書法不入流，不能視為中國書法，這些大論正是不合時宜的八股思想。九龍皇帝的筆觸，一早已在商業社會裡遊走，多番用於時裝設計、汽車、廣告及家具用品，普及程度只有畫家阿虫及麥嘜作者麥家碧可媲美。但本港藝壇對塗鴉藝術的認知，卻停留在幼稚生階段。

塗鴉(Graffiti)文化起源於60年代的美國紐約，屬於黑人年輕一代控訴社會的一種藝術表達行為，以噴漆在街上隨意寫畫，涉及內容如粗口、性愛、種族、品牌及名稱等等，塗鴉地點並無明確規限，地鐵車廂也經常成為塗鴉一族的流動畫板，當時紐約市政府對塗鴉行為甚為反感，嚴令禁制。可是這反而令塗鴉青年更感刺激，藉著進行塗鴉得到以身犯險的快感。

Keith Haring(基思．哈林)及Jean-Michel Basquiat(尚米歇爾．巴斯奇亞)兩位均是塗鴉藝術經典人物，Keith的畫作由粗線條出發，建構一種獨有生物形態風格，曾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進修的Keith，作品多次獲邀出國(如意大利、比利時)參展，亦曾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宣傳上被選中。Keith在1990年2月18日死於愛滋病，但他的作品仍然在不同文化領域中出現，對塗鴉文化影響深遠。

Jean-Michel Basquiat(尚米歇爾．巴斯奇亞)1960年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這位天才藝術家，未受過正統美術訓練，擅長以粗線條畫面表達深層意義，內容多元化，如黑人問題、生活壓力、反資本主義等。其作品受到廣泛認同，曾在巴黎龐比度中心、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作個人畫展。

香港第一代塗鴉大師曾灶財，有字而無畫的創作風格，經過歲月洗禮及市政署清潔工人不斷大肆清洗後，逐漸成為地道香港人心裡的藝術資產。

在講求創意文化的年代，九龍皇帝卻仍被擱在政府藝術官僚架構之外，不知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先生，在曾灶財墨寶揚威國際拍賣場後，有否興趣跟我們的塗鴉大師談談特區藝術發展呢﹖

梁文道：美國的誕生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由於我不會說故事，所以我很羨慕一些能把故事說得很動聽的人，比如林達。林達其實是兩個人共用的一個筆名，「他」最為人所知的著作是《帶一本書去巴黎》。他帶雨果的小說《九三年》去巴黎旅行，邊讀邊想邊寫，結果寫出一本關於大革命的溯源遊記，有穿透表面的能力又不沉滯，娓娓動人，不是平常的歷史散文。林達去巴黎是遊客的身份，他定居的地方則是美國。但他還是開車四處遊覽他住的國家，以旅人的目光看美國的歷史和現在，成書三本。新出的《一路走來一路讀》就是第三本。

好故事總要從一個環境，一個背景說起。林達寫美國不同一般華人作家，眼的不是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等大城市，而是小鎮。從這點看來，他確是掌握到了書寫美國的訣竅，因為地道美國人常說「不理解小鎮就不理解美國」。誠然，這麼強大的一個國家其實是從眾多殖民地時代的自治小市鎮建立起來的。林達這本新書講的，其實是美式民主和法治的形成史，但他不是直接地論說新聞自由及民主議事程序的原理，而是自它們的起點，那些國人未必聽過的事件，和發生那些事件的小地方說起。以小觀大，就是這個意思。

好故事當然還得有有趣的角色，林達筆下，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制度生成都離不開一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和他們的戲劇性遭遇。例如李將軍，南北戰爭中南軍的統帥，至今是美國人景仰的傳奇英雄，卻是一個敗軍之將。林達到了他歸葬之所，維珍尼亞州的小鎮萊克辛頓，述說命運的玩笑。南方總司令李將軍原來不只反對南北分裂，厭惡奴隸制度且早就自己解放了家裏的黑奴，而且差點成為北軍領袖。英挺且善戰的一代名帥最終投降，保住了屬下和敵軍的性命，重新治癒了重傷的國家，但至死不得赦免。照林達看來，美國人尊敬他不是為了輝煌的戰功，而是他的投降，那是美國立國之本的理性和自制。李將軍的失敗使他成為傳奇。

理性與自制，是《一路走來一路讀》中主要角色的性格概述。在國際局勢風雨飄搖的今天，美國大選之前看這本書，格外叫人慨歎。

梁文道或馮振超：假大空

【都市日報-兵器譜】昨日《都市日報》頭條是一位女大學生幫襯纖體公司豐胸，最後失望而回。就算她能夠豐胸成功，其實亦只是人工製造的「假大胸」，空有外表而無與生俱來的天賦支持。「假大胸」只是坊間笑話，「假大空」這個同音詞語則見證著中國近代歷史演化的來龍去脈。

「假大空」一詞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出現，大意是批評中國官僚文化中，虛假、作大、空洞的官方語言模式。

建國之初，領導層推行多次大型社會運動，如大躍進、大煉鋼等，這種由上而下、以目的為本位的管治方法，造成下級官員不理客觀條件，只求向上級交差的處事態度，民間資源實況變成次要。

最經典例子是大煉鋼期間，全國陷入瘋狂煉鋼時期，國家打出誓要超英趕美壯闊口號，地區領導為爭取表現爭相提出煉鋼目標，惡性循環令到飯館、學校、會堂紛紛變身煉鋼場，家裡一概銅、鐵器具成為提煉原料，最終變成為口號煉鋼。

中國第二代總舵手鄧小平卻是黨內少有的「反假大空」高手。在正統史錄或坊間傳言中，不少也有提及鄧公責官員不可「假大空」，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他明言「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幹老實事，就是實事求是。」這句發自經歷文革洗禮後的講話，可視為其反對假大空的一種思想反射。

文革期間，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訪問鄧小平，問到「甚麼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含義和目的是甚麼﹖」鄧答道，「我也說不清楚！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我還不太理解它的含義，無非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春秋無義戰，幾十年後，大家嗚呼哀哉。」在風頭火勢之時，鄧小平其實可以更技巧一點，不著邊際的說話把話題擱下，但他直接把問題核心放在話中，在當時一片假大空下，誠然言之有物。

商業社會的「假大空」無疑已被合理化及專業化，每日圍繞身邊的廣告推廣手法誇大司空見慣，地產樓盤推廣便經常出現發展商在開售前大呼「我的樓盤位置好，屬豪宅級數，意向價起碼每呎……萬元。」但開盤價可能只是五折。「高開低收」已成為地產行內沒有人再質疑的假大空手段。

更要命的，還有到世界各地名勝取景拍攝樓盤宣傳照，加勒比海風情、羅馬古建築、法國浪漫主義風格，全部變身香港樓盤的「美麗幻象」。樓盤真貌卻不知藏到那裡去﹖總之只求表象精彩，比較傳統中國式假大空又是另一番面貌。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投機分子

【都市日報-兵器譜】說一個球員是「機會主義者」，還是個美稱。但一個從政的人如果被人叫做「機會主義者」或「政治投機分子」，那就很糟糕了，其負面一如「政客」。

其實「政治投機分子」就是一種政客，一種不講原則不講理念的政客，你看不出他有甚麼理念，只看到他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若他有目的，那就是更多的權力；而他的手段就是所有的權術。

我們眼前就有這麼一批政治投機分子，那就是人稱「泛聯盟」的五名立法會議員。

我說他們投機，是因為他們這個聯盟的存在理由本身就是一種投機。他們人數不多不少，剛好五個，為的就是在泛民主派佔去了二十五席的立法會裡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

如果政府不給好處，他們就要亮點顏色給政府看。而他們也的確給了政府顏色，在選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把那關鍵的少數票投給了劉慧卿，教大家見識到他們的實力。

終於，董建華也不得不認清現實，把陳智思請進行政會議。一時之間人人稱善，說香港有了個政治新星，行年還不夠四十，將來競逐特首有望云云。

問題是這五個人除了要做關鍵少數和藉此介入最高權力核心之外，可還有任何理念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答案是沒有。如果是親中的招牌聯結了民建聯，代表工商界和中產利益是自由黨的根基，爭取雙普選是泛民主派的最大公因數，那麼「泛聯盟」的職幟是甚麼﹖

我們只見這五人實力展示了個多月，但從沒聽過他們解釋這股實力要拿來做甚麼。他們的理想是甚麼，他們要代表誰的利益，我們統統不知道。我們只見個別成員前後矛盾，前陣子才說支持2012年普選，現在又說這目標不實在。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在香港參政，取得權力是目的還是手段﹖而在政圈談理想又有何用﹖

梁文道：通識教育的危險

【明報-筆陣】教育是一種社會再分配財富和地位的方法。這不只是乾枯的理論陳述，而且是很多香港人的信念和親身體驗。今天30到50歲的中產階級，有不少人都經歷過困苦的幼年，但憑一己的拼搏和上進，透過教育改變了自己的生命，最終不只贏來學位，也得到了體面和穩定的生活。這批努力而且幸運的中產階級，今天有些已為人父母。他們格外關注子女的教育，當然就不足為奇。有趣的是，雖然自己是老一套所謂「填鴨式」教育的成功過來人，他們卻都討厭那種使得自己得到階層上升機會的教育方法。他們想起童年，滿是苦悶不快的記誦苦讀，和格式一致壓力奇大的升學考試，所以他們不想自己的子女重複自己的道路，他們要求教育改革，而教改也回應了他們。

其實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所以過去20年來，「先進」的第一世界國家莫不把教改視作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而改革的大方向也莫有不從曾經很激進的「進步教育」方法。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信息﹔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劃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以此次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和高中課程改革為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不是改革的內容，而是達至目標的方法是否可行。例如成為話題的「通識教育」，論者都把重點放在師資充不充分，和評核方法合不合理等問題上。

其實早在70年代，就已經有些先知先覺的教育學家如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發現這種教改有潛在的危險，而且問題不小。那就是它可能會破壞教育再分配財富和地位的功能。30年來，隨這一波教育改革在先進國家的雷厲風行，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實徵地證實了這種擔憂。許多低下階層的學生不僅不能在這種開放進步的教育中得到好處，反而變得常識貧乏，與中上階級的子弟愈差愈遠。為什麼會這樣﹖這種情是如何發生的呢﹖

即將推行的「通識教育」是近期教改中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最佳典範。「通識教育」是現有學科中最強調學生要有整合跨科知識、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科目。教統局文件第27段就明言日後「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而「教師的角色可以是學習促進者、資料提供者和顧問」。

關鍵就是當學生不需要再死背硬記過去被認為必要的知識時，他要怎麼樣去蒐集材料，完成他的跨學科學習，和同學們一起去弄篇關於《戰爭與和平》（通識科的課題之一）的報告呢﹖他不只要擁有學校不再規定記誦的某些基礎知識，還要有不錯的理解分析和綜合能力，要有和人溝通合作的本領，更要有一定的語言表達力。這固然是學校教育可以提供的訓練，但卻更多地來自家庭環境和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的「文化資本」。

面對填鴨式教育和可以死死操練成就的考試方法，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到底還是比較平等的，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組合。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有那麼一批為數不少的人，雖出身貧寒卻能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但若是要學通識教育，一個父母均受過高等教育，自幼培養閱讀愛好，因背景良好而有充分自信心，放假能隨家人旅行甚至遊學歐洲的少年﹔與一個來自單親領取綜援家庭，閒暇要操持家務甚至幫助長輩工作，去一趟東莞都要左算右計的同齡同學，二者之間就可能有極大差別了。因為表達、溝通、理解、分析和思考等種種能力所涉範圍甚廣，而且不是單在學校有限的條件下發憤苦學就可習得。光是做功課要交研習報告，一個有大專學歷的父母指導協助的孩子，和一個父母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日夜加班的孩子相比，恐怕就有截然不同的成果。

所謂「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家庭的責任也更重大了，凡是育有子女的夫妻都會明白。而那些子女有幸入讀強調開放教育的國際學校者，也都心知肚明自己要比一般家長多花多少時間精力在孩子的學習上。因為這種開放的進步教育固然比較優良，但它對家庭的要求也同樣地高。換句話說，以「通識教育」為典型範例的教改，很有可能在貧富差距日增、貧窮兒童數目漸多的今天，進一步擴大而非拉近了這個趨勢。

我不反對教育改革走向一條開放和進步的路子，因為這似乎是當前經濟轉型下不得不走的路，也因為過去的填鴨教育和考試制度確實弊端叢生。但是政府必須理解，推行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梁文道或馮振超：丁蟹

【都市日報-兵器譜】鄭少秋的《楚漢驕雄》前晚首播，焦點自然落在「丁蟹效應」之上。從1992年11月《大時代》推出開始，丁蟹再不僅是一部電視劇中的一個角色那麼簡單，其象徵意義重大，是反智思維的代表人物。

香港人在《大時代》播出後12年後對丁蟹記憶猶新，正好顯示有歪常理，脫離現實的狂人心態，在香港大有市場，而從中產生的「丁蟹效應」，更是香港經濟市場的大笑話，秋官每有新劇出街，各大傳媒的指定動作就是問「丁蟹效應」又來，股市大瀉必然，在文明科學社會的晨光下，顯然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老毛病仍然存在，而丁蟹的狂人文化也依然風騷。

丁蟹狂妄、無知、自我中心，永遠以自己為大，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其母在方進新(劉松仁飾演)家中打住家工，丁蟹自小受方家不少恩惠，最後卻把方進新打致腦部受損而橫死。

方進新年輕有為，樂於助人，缺點可能只是不帶眼識人，交上丁蟹這種狂人朋友。從天理倫常來看，丁蟹只是歹角，絕對不是電視擁躉師奶們的那杯茶，但最後丁蟹卻跑出，成為香港觀眾最難忘的電視人物之一。

丁蟹之興起，有說與香港人心底裡的恐共心態有關，丁蟹野蠻行徑、事事以暴力解決，有著六四時中央政府與學生對峙，解放軍進入天安門鎮壓的意味，對於當時仍在英國庇蔭下的香港人來說，需在1997年回到祖國懷抱中，看著丁蟹的舉動，自己又代入方進新一家被迫害、弱勢族群的角色中，自然對丁蟹印象難忘及產生莫大恐懼感。

狂人除包含負面形象外，也有令人神往的一面，無上的權力，可以操控別人，慾望可以無限度延伸，這些都是在現實生活中難以達成的奢望，丁蟹卻可以殺人放火金腰帶，正正代表了可以不顧一切來把願望成真的狂人範本。

近年狂人當道，在國際政壇上最吃香。

薩達姆以不知所謂的主權理由攻打科威特，拉登以反美姿態發動911襲擊，最後演變成布殊反擊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們的行為已具備了狂人的條件。

狂人們各有理由演繹其粗暴行為的合理性，但發動人命攸關的戰爭或襲擊時，從天賦人類基本生存權的大原則之下，是不容解釋的，狂人再辯白也只會是口出狂言。

梁文道或馮振超：公投

【都市日報-兵器譜】公投為何叫人想到港獨﹖提出公投的人為甚麼就會叫中央信任不了﹖其實這是國人思考方法的特色，魯迅曾經如此描寫：「一見短袖子，立刻見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祼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所以儘管民主派議員提出公投，目的只是想看看市民對零七零八普選的看法，又不是公投香港應否獨立，但它還是會令人飛躍地聯想起台灣阿扁要搞的那個公投。

自從陳水扁試圖為公投立下憲法依據出來，「公投」二字已經成為中文政治語言裡的污名了，彷彿只要一提公投，就必有不可告人的禍心包藏在裡頭。

但所謂「公投」，其實只是民主政治的最古老形式罷了。民主，是決定事情的程序和方法。在這套程序裡面，所有會被要決定的事項影響到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他們可以發言、辯論以及取得一切必須的資訊。

最後，當然就是在無法達成共識時去投票了，以多數決。古希臘的民主城邦雅典就最愛搞公投，許多問題都是交給公民投票來決斷。

但是再怎麼民主，我們也不能事事訴諸公投。如果像郵票該用誰的肖像，或者一條街要有多少街燈這樣瑣碎的問題都要公投決定的話，那麼我們就甚麼事都不用幹了。

所以現在除了寡民小國如瑞士的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很少民主國家會動用公投這種最直接的民主形式。

可是若遇到重大爭議，民選代表不敢貿然替選民們間接下決定，他們還是會請背後的老百姓直接出來投票話事。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問題，彼邦就搞過公投。

必須小心的是，並非所有事都可以訴諸公投。換句話說，民主不能是決定所有事情的萬靈丹。

比如說去年廿三條的爭論，就有人提出乾脆全民公投要不要立法，但後來有人指出事關言論自由，不可以用民主方式加以肯定或否定。情況就像我們不能全民公投香港人有沒有吃意大利粉的自由。

因為能吃甚麼和該發表甚麼言論一樣，屬於個人權利範圍，輪不到集體替我決定。

如果凡事都講民主，甚至到了侵害個人權利的地步，那就叫做「民主的暴政」了。

梁文道：從政之路 路路不通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台灣小孩中，總有幾個在填寫「我的志願」時會說「我想當總統」，內地也有不少小孩坦白宣布將來要做「國家領導人」。九七過渡之後，香港人當家作主，我們的小朋友也終於可以對流星許願，悄悄地說「我要做特首了」。如果真有小朋友其志可嘉，想做特首，他可知道這一生要走怎麼樣的道路，才坐得上特首的位子？

且看當今特首和傳說中的下一任特首熱門人選，或許有點參考價值。董建華、吳光正和唐英年都是富商，而且是子承父業的豪門背景（吳光正則是其外父包玉剛的繼承人）。梁振英是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士，不只在自己的行業裏早有根底，還得多點結識有背景的大人物。李國章則兼有二者之利，既是醫生和教授，也是望族之後。這張名單無論怎麼看，都看不出有哪一個是走過清清楚楚、明白可行的從政之道。

小朋友看了只會納悶，難道自己要當特首就非得先有個很厲害的爸爸，或者得很迂迴地先考個專業資格嗎？名單中的唯一例外可能是曾蔭權，公務員出身，由低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但我稍後會說明投考公務員，為甚麼不能算是從政之道。

政府說香港的政治人才不足，要培養從政人才。其實我們的問題在於這個社會的職業選擇根本不包括政治這一項，一個人即使想從政也不知由何入手，打哪從起。當政治事業不能明確劃出一條路線圖，又哪有人會把政治生涯當作他的期望呢？

首先，做公務員不能算是從政。只是我們長期生活在殖民地，習慣了殖民地體制，以為考政務官就是要搞政治。其實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現代政體，公務員與政治家是有明確界限的。依據韋伯的經典定義，政治與管理的最大分別是前者的任務是設定目標，給予方向，並對此負責；後者則得執行既定的目標，依循設計好的方向行事。雖然政治與管理間的界限總非如此清楚，而且往往有點模糊，但分別還是能一眼看穿的。舉例，要不要有綜援，綜援在社會福利體制中的地位是甚麼，這是政治要決斷的。怎樣分配綜援，如何確保綜援有效發放，這則是管理問題了。

負責管理的公務員可以透過各種方法影響政治，但衡量不同的價值和利益並且最終作出決斷的，到底是政治家的本份。這也正是「公務員中立」精神由來。一個政務官在英國就算做到了內閣部會次長的地位，也不會自稱政治家。過去的香港，公務員的確負擔了部份政治決策任務，但重大的決定依然由港督和行政局拍板。今天的香港施行高官問責制，更是明確地把政治和行政分開。可見加入公務員系統，並不算從政之道。

其次，一個人或許可以像其他奉行政黨政治的國家一樣，參加政黨以滿足參政的心願。即使在內地，有志從政的年輕人也都知道加入共產黨才是光明大道。但參政是為了甚麼？無論最後結果怎樣，執政就是參加政治活動的最高目標。政黨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最高目標。但香港至今仍不開放政黨政治，不僅特首必須沒有政黨身份，連問責局長也要在入閣後放棄黨籍。不只把政治矮化為中立的行政，這種設計也斷絕了政黨的生命線。

再加上政府殺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道中層階梯，使得底下的年輕人老是徘徊在區議會的層次，往上又有一批永遠也進不了政府高層的立法會議員坐在那裏。一個有志氣有抱負的青年看到這幅光景，又怎會想要加入政黨？或者有人說周梁淑怡和陳智思不都是以政黨身份入了行政會議嗎？可見政黨成員還是有執政機會。

但行政會議早就今非昔比，成了一個層次最高的顧問組織，其非官方成員往往只有被事先知會決策的優待，而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而且陳智思的入局更是打擊了政黨，而非有助於提高政黨執政的希望。因為「泛聯盟」與其說是有組織有理念的黨，倒不如形容為一個鬆散的投機組合更恰當。這樣的組合能得到賞識，難道不是賞了其他辛苦經營的政黨一記耳光嗎？

從政的第三條路，也是最迂迴曲折，最不穩定的一條道路，就是去經商或從事學術律師等某個專業，然後透過各人聲望財富的累積，以及參與各種有的沒的所謂「公職活動」，等待上頭恩寵入局。如此從政，可說是最講運氣機緣，最沒有確定性可言的，偏偏今日香港政壇最鼓勵這種方法。看看下任特首熱門人選名單和各問責官員背景，為他們描畫一張政治生涯路線圖出來；這是我們可以展示給年輕人，鼓勵他們效法的道路嗎？

當然就算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有許多大學教授和商界精英被延聘入閣，當了部長。但這些人要不是和政黨早有聯繫；就是在一個豐沛的政治文化中成長，知道政治是怎樣的遊戲。反觀香港，雖有愛國教育卻無政治教育，幾十年來沉浸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環境中，至今視「政治」二字如粗話禁咒，避之猶恐不及。在這麼一個天天說要「搞好經濟」，少碰政治的情況底下，要培養政治人才又從何說起？

梁文道：世界改變我們之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朋友最近從英國回來，他剛好趕得及在那邊看剛上畫的《摩托車日記》，改編自捷古華拉原著的電影。這部眾所矚目的電影有一句很動人的宣傳口號：「讓這世界改變你，然後你就可以改變世界」。這句話如此年輕，這麼豪邁，說中了很多小伙子的心。那該是他們大學畢業時不找事做，反而背起行囊聲稱要去「流浪」時的最佳解釋。

去看電影的都是年輕人吧？不，我的朋友說坐滿戲院的都是批髮梢開始斑白的中年人。放映途中，戲院裏有股熱烈的氣氛。大家看到死後封神的捷古華拉原來也曾經是人，會藉醉勾引人家的妻子，然後被追打鬧得落荒而逃。戲院裏充滿笑聲，年輕時的荒唐誰未試過？少年捷古華拉與他的朋友，告別當時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告別不安的父母與女友，騎一輛破舊的電單車，就這麼用了8個月的時間，漫遊大半個南美洲。兩個學醫的小子，一路上跌倒再爬起，也不斷借宿搭便車，偶爾因為太窮就騙吃騙喝。真是部純真的青春電影，而《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本也可以是本沒甚麼大不了的成長紀錄。

但是觀眾和讀者們都知道，這是個死者的日記。它的主角它的作者，就是因為這趟旅程，見盡了世上的不公與底層的悲慘，終於變成革命家，也終於死在獨裁者和「美帝」的手中。捷古華拉死了，他的死點起暴風大火，燒遍全球青年的心，大夥起而示威、反抗與唱歌。大家愈是懷念他，捷古華拉愈是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偶像。

捷死了近三十年，他早年所著的這部日記才告出版，今年再拍成電影，讓觀眾發現一個中產家庭成長出來的小孩怎樣變成革命家。聽朋友說，電影院裏的熾熱在散場之後變成冷寂，有些中年觀眾在開始有點冷的倫敦夜晚裏紅了眼眶。因為大家都知道捷在被這世界改變的旅程之後就踏上了改變世界的道路，而我們在被世界改變之後卻留下來成了它的觀眾。

梁文道或馮振超：垃圾食物

【都市日報-兵器譜】「垃圾食物」(Junk Food)的爭拗，在西方社會鬧得熱哄哄，美國導演摩根史培洛(Morgan Spurlock)以身犯險，連續30日狂食「麥記」，探討對人體的影響，並拍成記錄片《不瘦降之迷》(Super Size Me) 。

美式快餐為整個快餐文化發展中的龍頭大哥，今日美國卻反過來唾棄快餐文化及垃圾食物，確是有趣。

「快餐」(Fast Food)這名詞在近代飲食文化中由前衛先進變成糖衣毒藥的含義解讀，充份反映人類對科學的認知。西方快餐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美國，而整個行業崛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快餐興起與二次大戰有關，戰後美國工業及經濟發展迅速，對勞動人口需求上升，婦女大量投入勞動市場，飲食習慣追求簡單，成為快餐業發展契機。巧妙地這種新興文化正合當時經濟起飛的社會面貌、大美國主義繁榮、先進的副產品。

法國總統希拉克曾向記者表示，年輕時在美國工作，經常品嚐漢堡包，更視美式快餐為在美國的一項難忘回憶。

在香港，七十、八十年代是快餐業發展的成長期，第一代電視處境喜劇《香港八一》中的主角茂叔一家就是經營快餐店，劇中常以快餐店為主要場景，反映快餐文化進入生活空間。

今時今日，快餐文化卻被「垃圾食物」這個負面名詞徹底打敗，變成人人得以誅之的「毒物」，英國超過100個健康及消費者團體聯署要求禁止有關銷售「垃圾食物」的廣告。

在美國，垃圾食物已釀成災難性後果，癡肥(obesity)國民遍布全國。

超過六成美國人被界定為超重，每年約有三十萬人因為過肥而英年早逝，涉及過胖引發病症(如糖尿病、中風及心臟病)的醫療開支以年度計算更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

垃圾食物曾是西方社會的寵兒，但科學卻戳穿了美味背後的危機。不過西方商人絕頂聰明，此處不留人，並不是絕路，況且東望一片好景，亞洲自然成為一片樂土。而中國無疑將是另一個被垃圾食物毒害的重災區。

中國人愛上快餐文化的原因與別不同，崇洋思潮活現於一大堆漢堡包及薯條之上，價錢昂貴不是問題。

在北京，一頓美式快餐二、三十元人民幣實屬等閒，那怕每月工資只有二、三千元吧！這種過氣的西方時尚亦成功孕育出新一代中國的胖小孩。

梁文道或馮振超：學術家還是學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月，地鐵站裡有一這麼一系列廣告，主題是大人們對小孩未來身份的盼望。其中一幅有個小男孩，頭上用白線描了一頂學士帽，旁邊寫著「學術家，可以嗎﹖」。「學術家」﹖多麼奇怪的名銜，聽都沒聽過。我想「學術家」指的大概就是學者，而這幅廣告的意思應該是這個小男孩未來有可能成為學者。但廣告公司和買這廣告的客戶或許中文太差，不知道「學者」這種稱呼；也可能是想別出機杼，把「者」變成「家」，好提升搞學術的人的地位。

很多英文名銜一譯成中文，就總有點不搭調。例如artist本來名正言順可以譯作「藝術家」，但我們老是覺得不對勁。

西方世界，隨隨便便一個街頭肖像畫師照樣可以叫artist，但用中文把他稱之為「藝術家」又好像太抬舉了。所以我們喜歡一個更中性，甚至有些技工味的「工作者」三字。因此不但凡做藝術的人，一律稱為「藝術工作者」；至於作家，則是「文字工作者」。

從前唸哲學的時候，常為如何翻譯philosopher一字苦惱。外國一個研究哲學的研究生會自稱philosopher，可是連本地知名的李天命都要謙稱地把自己的名頭寫作「哲學工作者」，我們又怎好自稱「哲學家」呢﹖

「家」這個稱呼在中文裡面的地位太高尚，沒有獨到的一家之言，沒有開枝散葉開宗立派的，又如何當得上個「家」字﹖

因此本來自當中性，沒有價值高低之別的artist、writer、philosopher到了中文就有兩種翻譯。成就高的自然是「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平平凡凡以此為業的則是藝術、文字及哲學的「工作者」了。

然而我們港式中文似乎嫌「工作者」還不夠Cheap，硬是多生一個「員」出來。於是好端端的政治評論家變成「時事評論員」；而我這等在大陸和台灣被叫做「文化評論人」的，於此間成為跟電梯操作員差不多的「文化評論員」。

果然職業無分貴賤，甚是平等。「學者」二字用來翻譯academics，原本天衣無縫，一來它很中性，二來它是古已有之有典可據說法。

可如今要講知識經濟，研究學術的人地位高了不少，所以那個廣告幫「學者」自動升級，化身成「學術家」了。

梁文道：愛國宣傳是在對誰宣傳呢？

【明報-文化教芋j在電視政治宣傳片的歷史中，最經典的大概就是廣告大師史華慈(TonySchwartz)於1964年創作的《雛菊》了。片子的開頭是個無邪的小女孩數一朵雛菊的花瓣，突然之間畫面接到了核彈倒數和爆炸的場面，一切靜止之後是黑色背景上的一行白字：「11月3日投給詹森總統」。當年這齣短片震撼了全美國的觀眾，結果民主黨的詹森果然戰勝了共和黨候選人高華德。它的威力在於裏頭沒有一個字是在指名道姓地攻擊高華德，但所有人看了之後都明白它的用意正是把高華德跟核戰聯繫起來，選高華德就是選擇末日。它之所以有這麼強大的暗示效果，是因為高華德之前曾公開表示支持使用戰略性核武。換句話說，《雛菊》成功提醒了美國人心底的記憶和恐懼。一條政治廣告片該如何達到預期效果？愛國教育要怎麼做才會做得好？我想這是公民教育委員會在推出《心繫家國》這條以《義勇軍進行曲》襯底的短片前，沒有細心想過的問題。自從《心繫家國》在每天的黃金時段推出以來，向廣管局投訴的數字不斷上升，各種關於愛國主義和愛國教育的爭論則不休不止。我想我們或許可以先把一些倫理學和政治原理的討論放在一邊，換個角度，純粹從技術層面去探討這部短片失敗的原因，進而檢討整個「中國形象」的呈現問題。

儘管一提愛國教育，就會出現「沒有國哪有家」這類壯烈有餘邏輯不足的莊嚴宣示，或者「愛國情感與生俱來」此種玄之又玄的神秘說法。但說穿了，所謂宣傳愛國無非就是要推銷一種叫做「國家認同」的社會性產品，一如當年李施德林推銷口水一樣，希望人人購買人人接受。推銷社會性商品的重點，在於讓每一個人都知道別人也知道這個商品；讓每一個人都了解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也都喜歡這個產品。用「理性選擇論」(rationalchoice)的術語來講，這叫做「信任賽局」(assurancegame)，意思是每個人都只在別人也會採取行動的時候，才願意採取相同行動。我之所以買口水是因為我確信其他人也會買口水，同理，愛國也不可能是一個人私下隱秘進行的活動。

塑造國家認同 不是聽而是 唱國歌

所以，如果要用國歌去塑造國家認同，它首先就不該是用來聽，而是用來唱的。例如在世界盃足球賽裏，當你發現其他人也在熱情澎湃地唱國歌，你就會自動加入合唱。而當你加入合唱，你就會有種「我們同在一起」的感情，從而生起「我們都是中國人」的認同感。情好比研究國族主義的大師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舉的經典例子：當一個人發現，鄰人也在看和自己看的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就會聯想到在這片土地上，不同城市的人也許都如我一般看相同的報紙，進而就有了「我們都是同一國」的國族認同。反過來說，如果我發現在球場上居然沒有人唱國歌，我多半會為免尷尬而保持沉默。如果不是每個人都對《義勇軍進行曲》有相類的感受，則不論它播了多少回，恐怕也只是事倍功半。

回歸前流行文化的戲謔

當年李施德林的口水廣告之所以為人傳誦，是因為它利用了每個人對自己會不會有口氣的擔憂。《雛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的觀眾都記得高華德的言論。《心繫家國》不妙之處，正正在於其製作者並不理解《義勇軍進行曲》在香港的接受史。中文大學音樂系的余少華教授曾經出色地分析過香港人對國歌的印象，離不開回歸前一系列流行文化產品的戲謔。例如張堅庭導演的《表姐，你好》和黃子華的棟篤笑《秋前算帳》，就都拿過《義勇軍進行曲》開玩笑。甚至到了1998年的世界盃，無線電視由李克勤演唱的節目主題曲，還用歌詞「起來！起來！起來！」(還是普通話演唱)諧仿國歌。試問，在這樣的流行文化背景底下的港人，又怎會一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就肅然起敬呢？他們又怎可能透過這部短片去接受「愛國」這種社會性商品呢？除非這部片子不是拍給這類對國歌無甚強烈情緒的觀眾，而是給本來就又愛國歌又愛國的人看的。但若真是如此，這愛國宣傳又是在對誰宣傳呢？

手法陳舊 非年輕人那杯茶

坦白講，即使《心繫家國》裏出現了青年偶像郭晶晶，它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也不會太大。因為除了國歌的問題之外，它的拍攝手法和理念也相當陳舊。在外灘三號樓被時裝名牌進駐，北京後海型格酒吧開遍，麗江雪山大開前衛搖滾音樂會的今天，所謂壯麗山河或科建成就，根本就不是年輕人那杯茶，而是中老年人的自以為是。《心繫家國》的時空錯置就像張藝謀在奧運閉幕式上的那個「八分鐘」。

再進一步說，有關方面應該檢討親中派和整個「中國形象」的形象管理；或者用內地的說法，要「搞搞形象工程」。愛國教育在香港已經有一套僵固的修辭和文法，一提起愛國就非得正經板板地豎起國旗張燈結彩，語調也要特別嚴肅(比如說把《心繫家國》和口水廣告拿來比較，肯定就要捱批，雖然事實上它們都是廣告)。結果是很多活動要比某些國家在港的旅遊推廣還不如，而宣傳愛國就是順理成章地放國歌。

對很多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來講(特別是梁國雄的支持者)，一提起「親中」和「愛國」，想到的就是一些說話古怪的中老年人、同鄉會的祝酒儀式、參拜寶蓮寺和扇舞、手揮小旗口喊「熱烈歡迎」的小孩與千人大會操，以及人不算還要動手的「維園

阿伯」。在政治無可避免地走向「形象政治」的時代，故步自封地把自己習慣的那一套強加於人，又豈是明智之舉？

梁文道或馮振超：我聽到你的聲音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總統大選，向來說話以內容愚蠢和文法錯誤見稱的小布殊，在電視辯論依然沒有太大的起色，頂多到了內容符合常人智商和文法大致正確的地步。但是回顧他的總統任期，也曾有過那麼一次令人難忘的即興演說。

那是911之後幾天，小布殊去了紐約的受災現場視察。他站到一個世貿大樓的殘餘瓦礫堆成的小丘上，用大聲公向現場消防員和救災人員講話。那些英勇的人類抵住同僚犧牲的傷痛，頂著龐大的壓力，日以繼夜爭分奪秒地清理現場，在頹垣之中尋找那怕是一絲也好的生命象。

這時他們圍著總統，渾身泥塵汗水地聽他講話。突然有一個消防員向著布殊大喊：「我們聽不到你在說甚麼。」頓了一頓之後，總統執著大聲公向著人群回答：「但是我聽到你的聲音。不只我聽到，全國的人民，全世界的人這時候都聽到了你的聲音......」。

這一刻真是布殊講話生涯的高潮，反應夠快，而且把一個偶然的技術問題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你們這批勇敢的消防員，不只總統知道你們的心情和苦痛，而且全世界的人們都理解你們，站在你們的那一邊。難怪現場立刻掌聲如雷。

但是只要仔細去想，這段了不起的回應其實是建立在語言的暴力邏輯之上。那個消防員要求的不是這種回應，他本來只是想布殊放大聲量，或者換一套擴音系統。可是布殊技巧地扭曲了這個要求，把它變成一次振奮人心的機會。而且他襲用了美國和全世界的人的名義，在未經我們授權的情況下替我們說話。接下來他把話題從慰勞工作人員轉向回應恐怖襲擊，為他的反恐戰爭埋下伏筆。而這一切都是以世界的名義開始的。

從來當政客說「我聽到你的聲音」的時候，都是在行使語言暴力。例如立法會競選期間，田北俊在獅子山隧道新界方向的出入口山坡上，鋪了一面巨大的廣告牌。除了他的玉照，還有這麼一句話「你的心聲，我聽到，我做到」。但田北俊真的聽到路過途人的心聲嗎﹖我們可曾對著他那張照片說話嗎﹖他現在一切所做所為，就是我們這些見過這廣告所示意的嗎﹖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但政治的修辭學就是如此運作，不聲不響地以人民之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至於布殊和田北俊到底聽見了甚麼，反而不是重點了。

梁文道：理解走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因為牛棚書展的活動，要陪駐展作家李歐梵帶一群朋友來趟「走路工作坊」，從金鐘走到銅鑼灣，邊走邊談。回家之後，意猶未盡，就把從前翻過，但未細讀的《浪遊之歌》拿出來好好看一遍。這本書原名Wanderlust，作者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是個行路迷，於無車不行的美國加州，她住在最適合用雙腳行走的三藩市。

城市，有走不動的城市和可行走的城市（Walkable city）兩種。走不動的城市典範，是我住過的洛杉磯。洛城的走不動不是因為它太笨重，而是它太過輕靈，全城被一條條的公路貫穿，汽車方便地在每個角落流動。洛杉磯擴散得如此之廣，因此不用太多的密集高樓；就算市中心，比起其它城市也要顯得稀疏。這種城市是一眼望去，所有東西清清楚楚呈現眼前的透明都市。

索爾尼自己住的三藩市，和她喜歡的紐約及意大利諸城，則是可以好好走上幾天的城市。不只是這些地方對行人來講方便，也因為它們太豐富，豐富得幾近沉重，所以走在其中街巷，總有一種變化無窮，走多少回都走不透的感覺。當然，世上行人的夢想城市依然是巴黎，這個明明呈輻射狀清晰擴散的太陽城，老是有挖不完的深度和重重包裹的神秘氛圍。所以，第一個研究現代「逛街」這種行為的德國大哲人班雅明，就是用巴黎來當他的經典範例。索爾尼也注意到了，巴黎是世界上出產最多「走路」理論家的地方。這城的居民如此熱愛走路，乃至於可以為她發展出理論。

寫走路和它的歷史，索爾尼把更多的篇幅花在大自然中的漫遊。相比起都會裏的逛街，荒野漫行好像更有靈性。例如某支愛斯基摩人有這樣的習俗，誰要是生氣，就讓他帶一根樹枝到雪地上走一直線，以消解怒氣。在心靈獲得平靜的那點上，插上樹枝，「以見證憤怒的力量或長度」。

梁文道或馮振超：授勳

【都市日報-兵器譜】授勳是種很危險的行動，一不小心就會自相矛盾自我取消。如果獲得勳章是一件很有地位很光榮的事，那是因為這個勳章本身有價值。而勳章要有價值，那就得整套授勳系統被社會認同，得獎的人不能離社會上那把無形的尺太遠。

授勳這種古老的制度之所以繼續存在，是因為政府當局得利用它好好酬謝對己有功之人，獎勵一下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好朋友。這本來就是所謂的「酬傭政治」，人家給了你好處，你也得回敬一番。這本來無可厚非，而且這種好處其實很抽象。比如說大紫荊勳章比起銅紫荊勳章，不同的除了材料和款式上的小小差別，就是名目有異罷了，別無其他實質好處。古時候授勳可真真正正有地有錢相伴，現在獲勳圖的就是個心理上的優越。英國封爵還裝模作樣地讓獲封者在全球範圍內選個采邑，有人選新德里有人選悉尼。這有點像玩電腦戰略遊戲，在屏幕上攻下了紐約可千萬當不得真。否則你獲封香港勛爵，又真跑來政府總部Claim你的管治權試試看，不被當作瘋子轟出去才怪。可見到了現代世界授勳，授的只是毫不實在的抽象名望。

儘管如此，采邑還是不能亂送，勳章還是不能亂頒。酬傭政治搞過頭了，勳章也就沒價值了，因為獲頒授的若都是自己友，反而社會上公認有地位有功勞的卻多謝都冇句，授勳制度就會全背離社會尺度，變成很Cheap又很沒意義的鬧劇了。英國人授勳的歷史悠久，而且制度嚴謹。

每年的名單都會按行業分類設下定額，連有功於自己的外國人都不放過。得過爵士的不只是政客商人，學者作家音樂家也是年年有份，絕不落空。可是這些年來也被酬傭政治敗壞，惹人詬病。很多人物在公眾眼中又是小丑，卻因為對執政黨上台有過貢獻而獲得獎勵。結果不是小丑升上了殿堂，反而是使得勳章成了汽水蓋一般的廢鐵。香港這幾年來授勳也授得相當搞笑，一代花旦芳艷芬拿個銅紫荊，還不如特區小官僚的金紫荊。司徒華就算政見多麼不容於當權派，到底服務社會數十年，如今退下議員席位卻連個屁都沒有。英國人再怎麼酬傭，也還懂得說甚麼叫民主寬容，肯把一個沒有實際好處的虛銜送給政敵。我們的政府是否太沒有政治智慧，連授勳的尺度都不會摸﹖

梁文道或馮振超：服裝規定

【都市日報-兵器譜】服裝規定(dresscode)這回事最能突顯衣服不只是用來驅寒蔽體，它還有表示身份區別階層的功能。我們一般老百姓上班工作自然有不明言的服裝規定(除非你是學生、紀律部隊、清潔工人，才要一襲硬綁綁的制服。不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出外吃飯同樣要注意衣裝是否合適，比如你去半島吉地士，或者有幸到馬會打廳，甚至跟著大老闆衫尾摸入香港會，穿套裝或者結領帶實在是無可避免的服裝規定。

服裝規定還是一樣很政治的現意。我國古時候有好幾個朝代對衣服特別敏感，不同身份不同階層該穿甚麼都是清清楚楚，說不得笑。傳統中國人分四等，士農工商，商人最賤。

像明初這種最怕商人發達作威作福，甚至官商勾結，擾亂朝綱的時代，有錢佬甚至不能穿絲綢做的衣服。結果很諷刺，農夫地位夠高但買不起純絲美服，商人有錢卻只能偷偷穿，他們穿絲綢就像偷情，有種跨越禁忌的小快感。

權威是需要裝飾的，因為他得被看見。看不見的權威威極有限。所以直到今天，法官和大律師還要穿上全黑的專用套裝，戴一頂其實很可笑的假髮，彷彿有了假髮就很有「法」制精神。

不只衣裝，連裝衣服假髮的袋子也有講究，你在法庭只要看一眼大律師揹的那個絨袋是甚麼顏色，就知道誰的資歷深誰是新入行了。

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標榜民主開放，百姓們買衣服再也用不著看身份，你家財萬貫照樣可以去佐丹奴，售貨員不會叫你拿張身份證或住址證明來看看。可是政治還是有它的權威，它當然也要裝飾，這裝飾就包括衣服規定了。且莫論日本內閣每逢就職晉見天皇時都要穿那企鵝般的十九世紀燕尾服，一般國家開國會也沒有不穿西裝不結領帶的。

理由是，政治是民主了，但它依然要有威嚴，而這威嚴的來源又是從世襲血統換成了人民們的一人一票。所以英國國會裡的極左工人階層議員都照穿整齊西服，為的就是要表示自己有權力，而這權力是來自選他的百姓。因此在立法會穿甚麼衣服根本與民不民主無關，而是和權威有關。

如果立法會准許長毛穿圓領汗衫去開會，不表示我們的政治更民主了，只是表示我們更徹底地拋棄了權威。

梁文道或馮振超：重新做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兩性關係上，不忠的下一個段落只有分手與和好，但就是夫婦間能接受大家「重新做人」，但過去難以磨滅的不安經歷卻往往如影隨形，「心中始終有條刺」這句話正好道出感情上「重新做人」的難處。

另一方面，三角關係，錯完再錯的例子不少，越軌行為每每一不離二，正如英國球星碧咸，保持經年的「腍善」好丈夫形象自與西班牙女助手盧絲傳出緋聞後，便破鏡難圓，其他傳聞更不斷出現，就算太太維多利亞再次有喜，亦爆出與美容師希絲有染新聞，證明情感上的重新做人不易為之。

在政治上，「重新做人」難度更高，前衙門高官局長梁錦松、楊永強的遭遇已說明一切，在詭異的政治圈中，有時就是錯不在己身，只是一時失誤，也有可能再無翻身之日。

末代港督彭定康所以被調派到與大不列顛帝國路遙遙的香港，原因就是在九十年代初在祖家輸掉了下議院議席，從此便只能退出權力核心，出事前肥彭在保守黨內如日中天，貴為保守黨主席，卻飛來橫禍，最後惟有退一步，就是今日輾轉成為歐盟對外事務專員，權位始終也與當年仍是政壇茄哩啡、現今已貴為工黨首相的貝里雅差十萬八千里。

要數最令美國人不值，時常被勸說可以「捲土重來，重新做人」的經典人物，還有美國民主黨前副總統戈爾，他贏了選票輸了選舉，至今在美國政壇中仍是一宗令人難忘的憾事，但從今屆民主黨初選提名前，戈爾已聲言「拒絕再玩」，明顯地擺出一副政治人「一生不能輸兩次」的氣節情操。

但，現實情景絕對不是拒絕重新做人的藉口，如劉牧師在講道時那份信念、擇善固執的態度，相信台下以千計聆聽者應該自有領會。

功利社會中，最令人有「醒一醒」感覺的，可能就是這些近乎超現實的理想主義吧。

梁文道：哲學和它的時代：紀念德里達

【明報-港聞】我喜歡看外國報紙的訃聞版，因為每一天它都在提醒讀者，這個世界如何形成，我們的生活又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世界無非就是死者們一點一滴積累而來。那些政治家、商人、教師、工運分子、學者、運動員與明星，雖然離開了人世，但在某個意義上仍然與生者同在。雖然每一死亡都是那麼獨特，不容取代。

讀訃聞還能了解一個社會的價值觀，知道他們認為什麼類型的人值得大家紀念。例如10月11日，許多世界性的重要報刊都登出了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Derrida)的死訊。法國報紙乾脆用頭版刊載特輯，而且還要煞有介事地指明消息是由總統辦公室宣布的。一個哲學家的死，何須勞動國家元首？

不論你說是「後現代主義」也好，「後結構主義」也好，還是「解構主義」，德里達都是他那一代人最後離世的大師了。傅柯(MichelFoucault)、李歐塔(Jean-Fran茳oisLyotard)和德勒茲(GillesDeleuze)等同代人相繼過身，德里達猶著述不斷，四出演講，且有愈趨活躍之勢。幾乎令你以為他還是那個年輕的前衛思潮偶像，畢竟仍有不少先生認為他只不過是個花招百出語焉不詳的思想弄潮兒，但其實他死的時候已經七十四了，比很多嫌他太時髦的人還要老。

德里達有多時髦？看他首創的「解構」這個詞在今天有多流行就知道了。他曾在一篇訪問裏自嘲地抱怨，居然在《紐約時報》的飲食版看到這麼一道菜，叫做「被解構的兔子」(其實只是鍋燉兔肉)。天！我多麼希望「解構」只是道兔肉而不是哲學。因為他的著作，出了名地難讀；細瑣的哲學經典解讀，大量的分句分詞，長達兩頁的句子，自鑄的術語，嚴格的字源分析夾雜一兩句呢喃的笑話等等；實在超出常人忍受範圍，他竟然還寫了七十多本書，且廣受歡迎(當然還伴隨大量的抨擊)。我對他有特殊感情，是因為我第一本買的英文書就是他的《論文字學》(OfGrammatology)英譯本。以為可以避開沉悶的課本，用有趣的哲學書自習英文，誰料到是場噩夢。當時我還以為英文就是這個樣子，難怪我的英文至今不好。

像德里達這樣的哲學家，就算有很大的影響，頂多也只是局限在學院和文藝圈，值得我們在這裏談他嗎？事實上，德里達一直為人詬病，說他的激進只是象牙塔裏抽煙斗扶搖椅的虛無姿態，完全與現實世界無關。於是過去十多年來，他很努力地寫作、演講，把注意力放在倫理、社會和政治等非常「現實」的問題上面。他近年最叫人訝異的舉動，是和被德國官方譽為「國家哲學家」的宿敵哈伯馬斯(J椐rgenHabermas)的一連串合作。哈伯馬斯雖然也不好讀，但到底秉承德國傳統，理論條目分明，系統層次清晰；而且一向入世，巡迴演講於歐洲各國議會，大談人權法治。後者的擁護者素來對德里達沒幾句好話，德里達的法式迷哥迷姐則總是認為前者死守啟蒙傳統不放，是個老頑固。那麼他倆有什麼好合作的？

原來就是因為地球上出了個新帝國---美國。首先，他們把各自有關九一一及恐怖主義的文章訪談結成一集，在美出版，批評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主義」嚴重誤導世人，會對世界民主帶來極壞的衝擊。然後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前夕，又聯署一篇宣言《論歐洲的復興》，分別在歐洲各大報盛大登載，捍衛歐洲的「核心價值」。他們強調經過殖民帝國帶給世界人民莫大痛苦，又親歷民族主義禍害所致的兩次大戰的歐洲，非常懂得民主和俗世自由人權的真正意義。正在統一的歐洲可以為人類尋求超越狹隘國族視野的努力樹一模範。看來「老歐洲」恐怕才是少不更事的「新美國」學習的對象。德里達甚至在病重之時，仍為德國政府電視台的特備節目作嘉賓，祝賀哈伯馬斯七十五歲華誕，稱譽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正派」。

其實，關於民族主義的謬誤，德里達早在數年前的《友誼的政治》一書中就加以「解構」了。他認為西方思想傳統老是認為人應該有自我認同，一個人的身分人格應該是統一的。所以西方人那麼關心「自我認同」或「自我身分」(self-identity)的問題。同時人們又被鼓勵要在家族、宗教、階級和國家民族裏面去尋求這種認同感，甚至要有人我同一的幻覺。所以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總把國家視為「大我」，我們國民雖然各有「小我」，但還是在國家的層面上統一成一個我。究其實，這不過是西方思想方法的問題，卻流毒全球。不過，既然稱得上「解構」，「認同」這種觀念也必然有它的矛盾。那就是強調融合統一的「認同」必定包含了人我之別的階層分化：我們信同一個宗教的前提是異教的存在，我們生在同一個階級因此必有我們的階級敵人；沒有異族異種甚至敵國，我又怎會知道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同」在何處呢？此等講「同」卻又必然有異己存在的思考模式，其害自不待言。不知今日大搞「愛國教育」的朋友懂不懂？

追求純種和滅除差異的世界已是千瘡百孔，又該如何診治？德里達提出了幾近「不可能任務」的寬恕。他認為阿伯拉罕傳統下的三大一神信仰：基督信仰、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繼承了「寬恕」這個核心概念，而且也已普及全球。所謂寬恕必然是寬恕不可饒恕的罪惡，因為如果只寬恕可被原諒的過錯，那麼跟寬恕一個根本沒犯錯的人就分別不大了？所以三大教都強調人雖有罪，但神愛無限寬廣，祂可以無條

件地免去我們的債。可是另一方面，教義又告訴我們先要認罪悔過，改造自身，彷彿把寬恕變成一種有前提條件的赦免。德里達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和日本侵略罪行為例，說明在沒有條件的寬恕和有條件的原諒之間，我們要明智地衡量抉擇。但他還是認為寬恕是非常神秘的經驗，只發生在罪人與受害者之間。要一個被害人質的母親去原諒綁匪，是把不可能的變為可能。而轉化不可能為可能，正是人的自我超越，是宗教的開端。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尹三龍會對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原諒他感到如此震撼，因為他自己知道這是不可饒恕的錯。而那份寬恕，已是超越人類的宗教體驗了。但我們能盼望同樣的體驗發生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嗎？

德里達要再詳加說明的，當然還有很多，但他到底走了。他擅長撰寫悼文，這麼多年來他為先其而去的友人和論敵寫下的悼文，竟已多至成書。既然他已是那一代的最後一人，再不知還有誰來為他燒上一篇祭辭？謹此以他那本悼文集的法文原名紀念這位哲學家：Chaquefoisunique,lafindumonde(每一次都是獨特的，這世界的終結)。

梁文道：議員該有多少薪津？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本屆立法會議員位子都還沒坐暖，馬上就要面對減薪。因為要體現「與民共渡時艱」的精神，現時立法會議員的薪酬要跟上一年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掛，所以新一屆議員的薪酬及開支津貼要比去年減百分之一點九。說起來，這已是連續第六年減薪了。不過這算不上很嚴重的削減幅度，每月只是少了千多塊罷了。

關於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問題，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實在是個小禁區。政府自然不能說三道四，議員也絕對不敢貿然提出檢討，說要加怕民意群情洶湧，很容易就從代表人民變成了民粹主義的死對頭；說要減是拿同僚的飯碗開玩笑，以後會內友少敵多不在話下。至於一般人，我想聽到議員有五萬四千一百七十元月薪加上全年一百四十八萬津貼後，肯定大呼「有冇搞錯」。事實上，在立法會競選期間，我親耳聽過有人說議員每月頂多拿六千塊就夠了，平日出入應該坐巴士地鐵，以體察民情云云。

要談議員薪酬，我們得先看看議員這種職業的工作內容。在民主發展史上，議員的薪水問題並不簡單，它不只是技術性的多寡問題，還涉及根本政治理念爭論。現代民主政制的發展早期，很多議員（尤其是歐洲國家的議員）要不是家有恒產的貴族地主，就是不憂吃穿的資本家，根本不用計較當議員有沒有收入。而且自古雅典這民主政制的理型開始，民主參政就被認為是一種義務多於職業，既然是人人該盡的義務，當議員又怎能像一般工作那樣領薪金呢？

將從政視為無酬公民義務的看法，乃建基於一種把政治活動跟謀生徹底分開，鼓勵所有公民平等公開地參與政治的平等理念。相信這種理念的人最討厭把政治當做職業的傢伙，認為他們會壟斷參政途徑，使其他公民沒有輪流登上政途的機會。但弔詭的是，這種貌似貼近平民的想法其實最容易歧視平民。

首先，雅典的民主之所以容許公民輪流參政，而又不須太多額外的財政負擔，是因為它是個依賴奴隸的殖民經濟體，公民都是不須勞動的地主。到了十九世紀的英國，便曾有地方上的平民議員因為付不起車費，而去不了倫敦開國會的經典例子。

華盛頓將軍在美國成功獨立之後，曾多次拒絕出任總統，直到他聽說原來做總統會有一筆還過得去的收入之後，才願就職第一任美國總統。隨愈來愈多的平民進入政壇，搞政治開始變成一種有收入的工作。再加上現代政治益發複雜，政治的專職化也就成為必然趨勢。時至今日，雖然每個民主政體都把從政當成一門專業，但「職業政客」還是一個不時出現的負面名詞，一般人偶而還會有不靠政治謀生的政治人物比較清高的感覺。

回看香港的議會發展史，也走過同樣的歷程。一開始的時候被委任為議員不只是義務，而且是榮譽，薪酬津貼的標準該怎麼訂自然不好計較太多。如今眾多諮詢架構也有同樣的情況，某些機構要是認真幹起來，完完全全是份正職工作的份量，但依然沒有津貼，因為被委任已是莫大榮耀。

不過香港的民主化如果持續下去，肯定會有愈來愈多身家不那麼豐厚的人投入政壇。不只有長毛這類公屋議員，自由黨也不能永遠搞商人參政，而不找代理人入局吧。那麼我們就要好好檢討議員的收入了。

理論上，一個立法會議員應該要隨時審視政府的政策及施政，要接見民眾以收集民情，要閱讀政府呈遞的大量文件，更要做大量的研究來完善議政質素。如果一個政策局局長要看的文件和要做的工作，已經多到看不光做不完的地步，一個稱職的議員即使工作量不比局長多，也絕不會比他少。所以美國的國會議員動輒有數十個助理，就是為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分析。這麼算下來，就知道以香港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物價標準來看，議員的收入絕不算多。梁國雄那「萬幾蚊就夠使」的論調只是不知就裏的混話。

所以我主張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及津貼該比現有的水平更高，好讓他們能夠聘請更多有經驗有能力的助理，幫助他們做好政策研究，為將來政黨執政做準備。但話說回頭，加薪加津貼也不是全體適用的。我們應該仿效加拿大等部份西方國家，鼓勵議員專職化（我始終搞不懂，一個別有本業的議員怎可能做好那麼多議員該做的事），扣減非專職議員的薪資，再補給全職議員。分開兩種薪津標準，對應兩類議員，合理不過。

梁文道：聲線與音量

【都市日報-兵器譜】黃毓民的歸來，又教大家記起了他那把沙啞的聲線，和足以爆咪的音量(請相信我，他曾真的把商台的幾隻咪喊至爆)。在今天「理性」的大氣電波之中，他的重返，使人格外想念那「感情煽情」的年月。

毓民與大班的主持風格，很容易就被稱作「粗暴」、「煽動」、「不理性」、「不客觀」、「言語暴力」、「有佢講冇人講」。有趣的是，許多批評他們的文章和言論都把上述形容與他們的聲線和音量連在一起來談。

例如某專欄作家就曾這樣寫過：「每天早上駕車扭開收音機，聽到某主持人那嘈吵嘶啞的聲音，就對香港社會的不理性歪風感到憂心」。

說話聲音的大小，自古以來就不是一種單純的形式問題，它總是被賦予了多於它本身的文化意義。

例如在古希臘的民主社會裡，音量雄壯就意味著說話的道理高人一等。因為當時的議會廳雖有良好的聲響設計，卻沒有現代化的擴音設備；因此一個雄辯滔滔的公民必須同時擁有響亮的聲音，才能在演講時力壓群聲。

所以當時有些專門學邏輯學辯論以求晉身政壇的年輕人還會特地跑到山上練習大聲地說話。正是「我大聲唔代表我冇道理」。

但希臘到底是個異數，後來的西方官廷與貴族，修院與學院都強調輕量的聲音與柔和的言談。

文藝復興期間，教導上流社會子弟的禮義手冊和生活指南大行其道，褚面就不忘指導年輕人要注意自己說話是否太過大聲。

後來，說話的音量及聲線更有了階級的意味，粗啞嘈吵的聲音是很多人階級的象徵，總叫人想起礦坑與工廠，因為在那種環境裡面聲音小點也沒人聽得見；而長期張大喉嚨喊叫則必定影響聲帶，說起話來又怎能不粗聲粗氣？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很容易被輕柔的音量打動，覺得擁有這種聲音的人必定高雅禮貌，甚至說出來的話都格外理性。

但是理性點看，一個人說起話來聲音大不大，語氣粗魯不粗魯，與他的話有理與否，又有何必然的關係呢？

黃毓民或許就是一個奇妙的常識反例，聲音像流氓(明明沒在節目中講過粗話，但你硬是覺得他總是「嘟嘟」不斷)，說理如教授。

梁文道：錯過諾貝爾獎的天才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諾貝爾獎真是一個欺負人的遊戲，每年總有人叫屈，說其實誰誰誰要比某某某更值得拿獎，然後爭論不休直到下一年的獲獎名單公布。這百年來，還沒等到瑞典打來的電話，就先接到彼岸急催上路的大作家，不知凡幾。波赫士、卡爾維諾、喬埃斯等人加起來，可稱作諾貝爾文學獎的「恥辱名單」。因為他們沒有得獎不是他們的恥辱，而是諾貝爾獎的恥辱。

今年的諾獎得主Elfriede Jelinek叫我想起另一個也在這份恥辱名單上的人物：伯爾哈德（Thomas Bernhard）。因為伯爾哈德也是奧地利人，更被認為是路數與Elfriede Jelinek相近的長輩，更重要的是他在1989年就死了。

伯爾哈德的小說以漫長呢喃的對話見稱，他好幾部代表作都是全由對白組成，沒有任何客觀描述。最誇張的一本乾脆一句獨白到尾幾百頁，真真正正的一句話就是一本小說，只是那一句話夠長。但可別被他這種前實驗的外貌嚇跑，伯爾哈德的書其實很易讀，而且一起首就放不下，讓你跟角色那大段反覆說白下的低迴情緒走下去，愈讀愈往下沉，直到絕望的最低谷為止。難怪有人拿出名簡約的貝克特與他相比，二者同樣寫出了人生在世的無望無奈，只是伯爾哈德是個喋喋不休的貝克特罷了。

在伯爾哈德的作品之中，我最愛的是《輸家》。故事虛構，但其中一個角色大鋼琴家顧爾德（Glenn Gould）卻是真人。講的是拜在同一鋼琴師傅門下的三個好友，中間出了一個曠世奇才，其餘二人心路如何的故事。這就是典型的伯爾哈德，焦點不在傑出的天才，而在天才旁邊的凡人身上；寫他們由羨慕、忌妒到放棄自己，其淒涼真是字字驚心。

又是伯爾哈德料不到，天才自己也是淒涼的。

梁文道或馮振超：Paparazzi

【都市日報-兵器譜】《受難曲》監製米路吉遜(Mel Gibson)早前另一部新片《Paparazzi》9月在美國開畫。意大利名詞「Paparazzi」用以描述跟蹤名人、明星的「狗仔隊」，名堂源於1960年，意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一部描寫記者採訪八卦新聞的電影《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片中男角Paparazzo是一名攝影記者，專門追蹤明星、名人故事，可視為我們香港「狗仔隊」的西洋前輩。

在香港，我們認識的狗仔隊，主要工作亦離不開揭名人陰私，傳媒用上狗仔隊伎倆，始於九十年代初，周刊市場競爭激烈催生狗仔隊作業模式。追源溯始，狗仔隊的工作手法屬於一種有組織性的間諜活動，偷拍、偷聽、跟蹤皆為「份內事」，而最用得上狗仔隊的，並不只限於傳媒，政治家以至執政者利用狗仔隊的歷史更加源遠流長。港英時期，皇家香港警察有政治部(運作至94年解散， 以保安處取代)，對目標人物進行調查時，便經常用上狗仔隊。

新當選的立法會尊貴議員長毛也曾經與官府御用狗仔隊交手，並上演一場傳媒狗仔隊「暗算」官家狗仔隊的好戲，九八年初，正值有中國領導人訪港，長毛這示威常客必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但他自覺被官家狗仔隊緊盯，故與周刊記者合謀，「放風」給官家狗仔，表示會在堅道天主教教堂內的餐廳出現，並預早安排攝影記者偷拍，最後官家狗仔魚貫入場，安坐在長毛四周，被攝於鏡頭之下，來了一幅大合照。

要數最轟動的「狗仔隊政治風波」，非美國已故總統尼克遜(Richard M. Nixon)的「水門事件」(Watergate affair)莫屬。

1972年美國大選前夕，尼克遜爭取連任，共和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幾名高層成員，派遣狗仔隊到民主黨位於華盛頓水門酒店(Watergate Hotel)的競選總部，意圖安裝偷聽器竊取競選軍情，但最後卻被警察逮過正著。

這隊效忠共和黨的狗仔隊全軍覆沒，引起軒然大波，尼克遜意圖隱瞞黨內高層與竊聽事件的關係，最後惹火上身，連總統寶座也得退位讓賢。

顯然操作政治狗仔隊的風險與難度遠較傳媒狗仔隊為高，若出亂子後果不堪設想，執政者與政權實體對政治狗仔隊大都抱有一種不欲多提的態度，政治是殘酷的，上天注定政治狗仔隊永遠只能在黑暗中工作，最大禁忌是「見光死」。

梁文道：國歌（二）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有了國家，國家就得有些標準裝備才上得了大場面，比如國旗、國徽、國花、或許還有選美冠軍。當然稱得上國家，也得有國歌。當年李鴻章為了出訪歐洲，發現人家列強皆有國歌，咱大清沒有豈不笑話﹖

於是也改編了首傳統音樂，配上歌詞，人稱「李中堂樂」。它的歌詞是這樣的：「金殿當頭紫閣皇，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太過富泰太過古雅﹖宣統年間，溥儀的臣子終於正式定了首國歌，叫做「鞏金甌」，它的歌詞更要命：「鞏金甌，承天疇，民物欣鳧藻，喜同胞，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這種國歌一般小老百姓連唸都不會唸，又怎麼唱呢﹖不過不要緊，定了國歌的六天後，辛亥革命爆發，帝國蒼穹很快就不保了。老百姓又少受一回苦。接下來至少還有五首國歌出現在中國歷史上，還不算國民黨定下的那首「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終於到了1949年，聶耳作曲、田漢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被正式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但是國歌那多桀的命途，並未到此終止。

很多人或許還記得在八九「六四」之後，曾有一段時期大陸在正式場合是只奏樂不唱歌的。據說是怕那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給人太多聯想。事實上，這首抗戰時期的電影主題曲，其歌詞確有時代局限。想想看，別說六四會叫人對它有另一番解讀，就算今天，明明已經「和平崛起」，中華民族又為甚麼還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毛主席曾在1954年回應過這種質疑：「不喜歡現在國歌的人，主要是不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覺得不舒服。但如果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是太平無事的時候』，那也不好了。現在帝國主義包圍得還很厲害呢，唱一句最危險的時候，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吧」。此外，從1966年一直到1982年，田漢填的國歌足足有16年沒人敢唱，形成中國人不敢唱自己的國歌的怪異局面。那就是文革了，因為新編歷史劇《謝瑤環》，田漢被指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8年12月10日更被鬥死。那段時期的歌曲集裡國歌有譜無詞，唱片中有樂無歌。後來雖有新編的詞，國歌普及程度卻遠不及《東方紅》。今天大搞愛國教育，又大肆紀念鄧小平，此段坎坷的國歌史不可不提。

如非鄧小平掌權，我們又哪有唱國歌的自由呢﹖

梁文道：長毛，你就算按章宣誓也沒對不起誰

【明報-筆陣】長毛，很多認識你的人這陣子在訪問之中都把你叫做「雄仔」。按輩分來算，我應該稱你一聲「雄哥」，但我沒有。認識你這幾年來，我和我這一代的朋友和大家一樣，都是喊你「長毛」。因為在你的信仰裏，論資排輩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你又如此親切，雖也一把年紀，但卻永遠青春。對那些會輕輕拍你的頭的老人家而言，你是年輕人﹔對那些穿著校服向你拿簽名的中學生來講，你一樣是年輕人。這種跟我們老百姓一同呼吸、一起住公屋的「自己友feel」，會不會就是你贏了選戰的原因呢﹖

其實，包括我在內的60,925名新界東選民，投票給你的理由實在不少。有的是想看熱鬧，猜你進到立法會可能會拿水槍出來噴射。有的是覺得你有型，總是一頭長髮再加一件哲古華拉T恤。也有的是喜歡你在選舉論壇上的表現，理直氣壯得叫人眼前一亮。我欣賞你至今仍自認是托派，可以毫不羞愧地在議會裏當個真正的左翼。當然，還有人聽說你會在就職典禮上更改誓辭，就憑你的理念和勇氣而投你一票。

在你當選那晚，你說競選期間有不少街坊叫你不要衝動，得好好地把他們的聲音帶進建制。於是，你公開表示未必要如選前承諾那樣去修改就職誓辭。當然，你應該猜到有多少人會批評你背信棄義。林行止甚至不留餘地罵你立刻露出玩弄選民的政客真面目。

長毛，你一定很困惑。事實上，從媒體所見，你這陣子都很困惑，開會遲到，在還沒搞清楚狀況的時候就說參加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很無聊。是不是太多人說話，太多人找你，使你失去了該有的冷靜呢﹖終於，你再次決定修改誓辭，要加上「效忠中國人民和香港居民，爭取民主公義，捍衛人權、自由」這一句。這句話表達了你真誠的信仰，但卻可能違反規則使你失去議席。該怎麼辦呢﹖

很多人批評你這次行動只是一場「秀」，我想你一定不會對「作秀」二字感到陌生。這麼多年了，有多少人批評過你只是在做政治表演呢﹖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犬儒的社會，沒有人願意相信還有誰會真誠地為了理想去做些明知效果不大的事，例如你和你的同志們的每次示威。

但是我們也都理解，政治行動跟社會運動有時候也的確是表演。大家在鏡頭前揮舞標語，是為了讓坐在家裏的觀眾受到刺激，引起反思。如此看來，你這趟行動又是否達到了演出的目的呢﹖市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一個六萬多人選出來的代表，會因為一道簡單的儀式而喪失了做議員的資格，一位不用競選的先生或女士，卻可以在沒人知道他是否真心相信誓辭的情況下宣誓就職﹖市民們有沒有想過一個議員為何要宣誓效忠政府，而非效忠中國（自然包括香港）的人民呢﹖我想是有的，經過這段日子的擾攘，大家應該都會如你所願地去思考這些問題。雖然我們的媒體和專家照例只是關心「修改誓辭合法與否」這類程序問題，但你當明白，這也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特點。他們對你能否當上議員比你的行動意義何在要有更大的興趣，無可厚非，在這地方。

身為一個社會運動家，你已經達到你的目的了。接下來的問題是，長毛，你作為一個議員、一個政治家，現在該怎麼做﹖最近讀了一本書，是美國年輕學者Andrew Sabl寫的《Ruling Passions: Political Offices and Democratic Ethics》，裏面正好談到民選政治家與道德運動家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有不同的工作，也有不同的道德要求。長毛，過去的你一直是個社會運動家，但打從你當選那一刻開始，你就成了民意所寄的政治家了。

比起搞社運，一個議員的工作既不更無聊也不更清閒，同樣值得真誠嚴肅地對待。長毛，你要留意，儘管投票給你的人各有不同的原因，但這到底是一次公職選舉，而非社運家選舉甚或形象選舉。從理論上講，一位候選人被選民推舉的正當理由，就是他有能力去完成他那份受到大家欣賞的政綱，不論選民實際上是帶什麼偏好去投票。打個比方，選民儘管可以因為一個人相貌娟好而選她當總統，但絕不能因為她就職後變醜了就趕她下台。

同樣地，即使有人就是想看你怎麼大鬧宣誓儀式才投票給你，你也不用因為怕違背諾言而心存愧疚，因為選你出來的正當理由不是要看你改誓辭。承諾有很多種，如果你承諾當選之後剃頭，卻仍留一頭長髮﹔你的確背棄了諾言，但這不算是背棄選民，因為它與選舉無關。如果你選前聲稱要代表基層，日後卻贊成削減綜援，這就叫背棄選民了，因為議會裏的工作才是我們對一個民選議員的真正要求。所以你若當不上議員，我和很多人都會有被騙的不快，因為我們相信你在議會裏為無產階級揚聲，而不是衝擊立法會議員的就職誓辭。

今天，你不用在社會運動家和政治家兩種身分之間擇其一。因為身為社運分子，你目前為止的言行已經讓大家對宣誓這回事想得更多了。你現在該做的，就是好好地去成全你的另一重身分。這兩種身分儘有不同，但日後也未必衝突。假如你還是擔心沒有百分百地完成諾言，你也有更多幽默的方法去化解表面的矛盾。還記得那些英國工黨裏反對君主立憲制的議員如何宣誓嗎﹖劉進圖上個周日也在此寫過。聰明如你，必知選擇何其之多。

祝你以後工作愉快，為無告的基層繼續奮鬥，把他們的聲音帶入建制。

梁文道：國歌（一）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歌用不著好聽，因為它不是用來欣賞的。世上很少有知名的大作曲家撰寫的國歌，可能例外只有德國，他們的《帝皇頌》是海頓的作品，但是這曲子在歷史上惡名昭彰，因為納粹黨改寫過歌詞，曾把它奏遍歐洲的每一個角落，恐怖的聲音。至於被認為是最好聽的英國國歌，其作者反而不見經傳。大部分的國歌，格局結構都很類似，不是作莊嚴肅穆狀，就是進行曲，而且都喜用管弦樂伴奏，相當沉悶。所以我懷疑那些買「世界國歌選輯」回去聽的人，要不是找資料做研究，就是品味有問題。

國歌不是奏來聽，是拿來唱的。這點你在奧運會和世界杯之類的大型國際賽上可以親身體會。只要大喇叭一吹起樂聲，激動的球迷就狂舞國旗，帶著淚水大聲唱國歌，氣勢很雄壯。到了這種場合，你就知道公民教育委員會買了時段天天在黃金時段播國歌，是有道理的。它的作用是讓大家聽到「入晒腦」，好像用靈格風學外語一樣，三個月之後在球場上也可以加入大合唱，字正腔圓。不是開玩笑，我說真的。國歌的作用是團結人心，而團結從合唱開始。在運動會這類大型場合，不用指揮，也不用排練，小號聲剛起，你就自動唱上去；再看旁人，也是一個個張大喉嚨地唱。這時你就會感到真正的「我們萬眾一心」。這有點類似進行曲或古代社會裡祭典用的舞樂，讓大家跟著節奏，一個拍子一個動作，音樂協調了所有人的行動。整齊的動作加強了軍隊及社群的團結感，音樂推動你我的向心力。你不認識隔鄰的人嗎﹖不要緊，他和你一樣會唱國歌，由此可見他和你都是同一種人，正如你們說同一種語。這和古代的「雅樂」大不相同，雖然有學者說這種古代宮廷大典上演奏的音樂是最早的國歌。但我覺得他們在胡扯，因為「雅樂」是階級性很強的音樂，只在祭天或皇帝繼位等最高等的場合演奏，一般老百姓根本不能得而聞之。一種國民平常沒聽過的音樂又怎能有國歌的功能呢﹖因此沒人會計較國歌的悅耳程度，它只要使我們感覺我們是一家人就夠了。除了在奧運會這種場合，可以集中地見識別人的國歌，才讓我們稍有機會做個平常的聽眾。

以前的奧運會還會選舉「最佳國歌」，1936年的奧運就選過台灣的「三民主義」為世界最佳國歌！只是後來大家更現實了點，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國歌響起的次數要比它的質量重要。

梁文道或馮振超：皇家飯

【都市日報-兵器譜】綠林朋友江湖趣事多，早前一位在深水街頭經營手提電話買賣生意的街坊，被警方拘捕，由於被捕人士達五十人之多，警員處理需時，各綠林好友惟有久等官爺落案，最後還在差館內吃上一頓「皇家飯」，談起「皇家飯」，相信沒有太多讀者願意及深入了解，這個滿有殖民地色彩的名詞，詞簡意到，是少有在政權交接後仍然流傳而未被取締的。

「皇家飯」並非懲教署屬下的監獄特有，在警署內也有供應，被捕街坊憶述，當天在深水警署品嘗的美食：有椰葉、芽菜、腸仔及白飯，靚湯欠奉，卻有清茶招待，清淡得有點像時下流行的瘦身餐單。至於真正在監獄才能嘗到的「皇家飯」，菜式也差不多，放上一個月也不會變壞的椰菜仍然是首選，還有瘦肉、白菜及池魚等等，過節日子則會加，以雞翼贈興。盛傳年前出獄的重犯歐陽炳強，就曾經談到出獄後不欲再吃椰菜，免卻回憶昔日鐵窗生涯。

「皇家飯」另一特色，是用膳時間與編排，早上7時、中午12時、下午5時準時提供早、午、晚三餐，晚上9時回倉睡覺前為宵夜時段，早、晚兩餐以飯餐為主(晚飯奉有水果，幫助消化)，中午只吃粥點，宵夜就有牛奶及一些餅乾。這個由營養師精選的餐單營養充足，而中午食粥，更有助各獄友不致食得太飽，容易「瞌眼」。

為公平起見，獄中慣例負責派飯分的廚子獄友，派飯時只能身處廚房內，透過一個小窗口把飯遞給其他同志，以免出現飯質與量「因人而異」或「厚此薄彼」。如獄友懷疑飯不足，更可向獄警官爺提出查驗要求，俗稱「磅飯」，即以磅秤來釐量飯重量，以求達到真正公正、公平的大鑊飯理念。

「皇家飯」這名詞過渡九七仍未被淘汰，對特區政府而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港英時代，懲教署徽章上最搶眼的，自是英帝皇冠，「皇家飯」尊稱理所當然，但時移世易，懲教署徽章上的皇冠掉下，變成了紫荊區徽，特區獄友食的是「特區飯」，衣食父母早已由女皇陛下換上祖國主子，但「皇家飯」這稱呼依然深入民心，這究竟是民心思舊、獄友念情，還是特區監房推動思想改革不力，致使殖民地殘餘病毒在獄友身上蔓延擴散﹖

梁文道：《geegeejerjer Funbook》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傑斗」（Kidult）這個字眼近月在香港越來越流行，很多人被封作「傑斗」典範，很多事被認為是「傑斗」該做的事，儼然成為「布波」（Bobos）以來最新潮的生活形態和人格類型。其實拆穿了，「傑斗」的意思一點也不複雜，就是小孩（kid）加成人（adult），身是成年身，心如赤子心罷了。雖然處身於複雜的現實社會，卻常保一顆童稚的好奇心與一份單純的天真。

正如穿Polo是「派皮」（Preppy）的象徵，看張愛玲很「小資」，脫下三宅一生換一身便服去尼泊爾非常「布波」一樣；「傑斗」也被認為得幹點甚麼才像「傑斗」。其中一種就是玩各式兒童才會玩得樂此不疲的遊戲。

所以這本《geegeejerjer Funbook》就是一本很「傑斗」的書了，它是一本遊戲大全。整本書沒有故事沒有資訊，有的是一套又一套棋盤，一款又一款的遊戲玩法指南。它讓我想起以前看過的童軍手冊和露營指南，裏面常有很多集體遊戲的玩法介紹。只是往日已逝，今天的成人聚會不是唱K就是睇波飲酒，而少年們也提早成熟一樣唱K睇波飲酒，還有誰會去大嶼山長沙露營點營火？而這本書卻很復古地教大家玩「估領袖」一類的遊戲，恐怕真是弄給「傑斗」看的。

《geegeejerjer Funbook》除了教你玩遊戲之外，它本身就是遊戲。裏頭有很多「鬥獸棋」「飛行棋」一類的紙板棋盤，還有膠套方便你裝書中裁下來的棋子。帶它，上哪兒都可以和朋友下盤棋。

但到底這也是本大人書，雖然其中的人物角色很討喜可愛，色彩斑斕。不過明顯經過精心設計，是本可以放在設計書店與畫冊並列的漂亮玩意。我想在電子遊戲當道的今天，創作這麼一本書的人一定是很念舊又長不大的人。這其實是丟進大海的瓶中信，希望浪會把它打到Neverland。

梁文道：削綜援爭論的迷思

【明報-港聞】每次到了要調整綜援金額的時候，必定會有爭論；而每次爭論必然有很多糾結的情緒反應，和含混的概念使用及論證方式。這回政府拒絕一些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要求，決定要如期在10月1 日削減長者及「非健全人士」 (下稱「不同能力人士」 )的綜援標準金額5 . 4 % ，當然照例引起爭論，照樣引發了種種情緒反應和含混的邏輯。

情緒反應可以從這幾天的一些報刊專欄和電台烽煙節目中清楚看到。許多人不問情由、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反對這次削減行動的議員，再三舉出「綜援養懶人」這套論調，並且引用自己歷盡艱苦自力維生的親身體驗，以說明香港精神的可貴。首先，這種說法往往過度誇張了個人一己的經驗，忽略了即使在那段「奮發向上」的六七十年代到終於修成正果的八九十年代之間，香港同樣有大量的失敗者和悲慘案例。只是今天那些佔據了發言空間的人自己不在「失敗者」之中罷了。

說這種話的人常把個人經驗的總結混合了主流論述中的香港成功故事，相互印證，上升到一個「香港精神」的抽象層面，再和領取綜援者對立起來。彷彿拿綜援的不是天資不足就是懶惰，他們是盡展潛能努力不懈的「香港精神」的反面人物。於是綜援問題就隱含了身分問題：我是「香港精神」

的見證人和繼承人，所以我是真正的香港人； 他們既然違背了香港精神，其身分也就相當可疑了(這也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市民一提到領取綜援人士，就不自覺地 要扯上新移民)。

且不論這些說法的邏輯和產生方式有多糊塗，它最大的問題是錯把貧窮當成一類人，而非一種狀態。其實窮人很少是生下來就窮，而且就此一直窮下去的，他們只是在特定的結構下陷入貧窮的狀態。特別在今天這個競爭激烈、技術革命速度增快的全球化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失業，每個人都可能窮上一段日子。綜援或任何社會保險，就是為了避免我們在陷入這個狀態時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相信很多十年前仍然覺得自己分享了香港繁盛成果的人，今天也能體會這點。所以我們必須理解，綜援不是一筆專給一種叫做「窮人」的群體的金錢，而是用來保護我們所有人的制度。我今天用不上不表示明天不需要。

現在可以回到此次爭論的核心，把那些很情緒化的反應放在一邊，將成為目標的長者和不同能力人士，從全體領取綜援之中切出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需要申領綜援的長者及不同能力人士的處境，有點像陷在蜘蛛網中的蒼蠅，這條腿要是拔起來，那條腿就會陷得更深。那筆削款後只剩2270元的收入如果用去一截在醫療保健上，食物的開支就得減少；如果在食物營養方面計算一點，買月餅招呼孫兒的社交費用就得省下了。不同於失業人士，這批陷身貧困蛛網的老人家和生理上受到極大限制者，幾乎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只有艱苦的等待。換句話說，這次成為削綜援目標的這批人，是實實在在的社會最底層。

知道這個情，仍然堅持要推行削減綜援方案的人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綜援應與通縮掛，既然過去數年物價下調，綜援也應削減。第二種認為削減綜援的決定，早經議會依合法程序通過，不應輕言放棄反悔。第三種論點則以較長遠的目光來看，認為財赤壓力龐大，堅拒削減綜援是不負責任的政客行徑。關於第一種論點，已有許多論者就過去幾年基本生活所需物品的實際價格，和已經重臨的通脹提出反駁。至於第二種論點，也有人就所謂「立法會正式通過」這個說法提出了質疑。所以我想談談第三點，所謂的「責任」問題。

這種論點把削減綜援和削減財赤簡單地對立起來，又把反對削減綜援看成是一種討好選民的短期利益，犧牲香港長遠利益的不負責行為。它的問題是忘卻了在現代社會契約論的理解下，我們之所以需要國家和政府，是為了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和公平地維持每個人基本的生活能力。削減長者和不同能力人士的綜援，就算不是送他們即刻赴死，也是對他們的生命持續造成了即時的打擊。為什麼想要他們多活幾年或者身心健康，就要比起讓未來幾年香港的財政狀健全來得不負責任？為什麼想要維持社會最底層的基本生活就是討好選民的政客所為，削減綜援避免加稅就不是討好另一批選民的政客行為呢？「責任」、「政客」等等只不過是修辭技巧，而非實在的論證。

事實上，所有涉及政府開支的決定都是政治。消滅財赤的方法很多，不獨削減綜援，任何一種政府開支的縮減或增加都會碰到不同階層的利益，例如停止半山行人電梯的運作、收縮山頂警力的部署。當然，我們不會主張削減警力，因為這違反了政府存在的理由。同樣地，把長者的生活費用減到2270元也是。

梁文道：行政立法關係不「舒適」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新一屆立法會即將開鑼，之前第一個跑出來說選舉結果令他很comfortable（舒適）的董建華，不知現在可有後悔？

自去年七一大遊行後，政府最懼怕的就是泛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過半席位，以後動輒否決政府提案，癱瘓行政機構。這是合理而普遍的擔憂，全世界的政府都害怕反對黨在大選中贏取足夠席次控制國會，使自己的決策受到重重掣肘。難怪選舉結果出來，被認為很愛跟政府對幹的泛民主派過不了半數，董建華會寬心得一下子道出他的心底話了。

問題是世上許多國家都憂慮的這種行政立法部門間的關係問題，其性質都要比香港來得單純。首先，在施行政黨政治的國家或地區，除了反對黨外，必有執政黨和執政聯盟。因此執政黨控制的政府在立法部門的選戰中，考慮的就是執政和在野間誰的力量可以大一些。可是香港至今堅拒政黨執政，使政府在立法會裏根本無法保證有任何一席屬於執政一方，反而使即使是最保守的議員也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反對黨。

特區政府如果要確保議會裏有「自己人」，不是透過半公開或完全不公開的利益交換來籠絡議員，就是「等運到」，看時勢是不是站在自己那邊。可惜今天的特區政府真是時不我與，不僅范徐麗泰在競選期間公然和董建華劃清界線；即使是民建聯，經過兩年來被打成「保皇派」的困難經歷，如今也隨時預備跳船以得民心。要把這些根本不是執政黨的議員完全拉到政府一方，真是談何容易。

其次，在施行政黨政治或政治人才充裕的地區，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裏的成員基本上是同一種人，都是經過重重歷練、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相當手腕技巧的政治家。因此對方玩些甚麼花招，自己心中有數，不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例如英國，整個內閣本身就是議會成員，而且說不定還是特別出類拔萃的一群議員，又何須太過恐懼議會裏的花樣。

反觀香港，政府成員不是政務官系統培養出來的行政官僚，就是一批或許會玩辦公室政治和校園政治，卻沒有大政治歷練的空降局長。反而經過直選洗禮的議員，特別是專職議員則不僅社會學習能力強，願意結合過往經驗和民眾期盼以調整策略；而且天天滿腦子想的就是怎樣在質詢中刁難對手，如何在辯論中為自己的建議動員力量護航過關，可說是日日在玩政治遊戲的政治動物。對上這些如狼似虎的直選議員，只在其他行當才是精英的局長，與做起事來一板一眼的政務官，又怎能不生待宰羔羊的恐懼？所以，從政治人物的背景而言，不用民主派控制議會半數，只要直選議席過半，行政部門就有寸步難行的危機了。

最後，當然還有個老問題，就是我們的特首非由直選產生，真要遇上行政立法大對決的生死關頭，要訴諸輿論和民意的支持時怕也沒那麼容易。美國總統克林頓也曾遭遇過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威脅不通過政府預算案，聯邦政府的公務員差點沒糧出，那是真真正正的癱瘓。但克林頓可以挾民意指斥共和黨為了黨派利益犧牲國民福祉，迫使對手讓步敗走。若遇上這等場面，董建華要學克林頓般大聲疾呼向民眾求援，會有克林頓的理直氣壯嗎？

如今在特首不經直選，政黨不能執政的情況下，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想和諧協調，有結構性的困難。短期而言，政府必須放下事事以我為主的心態，不要把政治過程設想成「我有決定，議會不是配合就是絆腳石」，而得把議會的工作看成整個政策制訂和執行程序必經的民主步驟。

在大格局的政制民主尚未出現的時候，先在微觀的決策和執行層面引入民主元素。表面一點的做法是特首和各派議員之間建立經常且正式的溝通渠道。列根在就任美國總統的頭一百天裏，就和四百六十七名國會議員開過六十九次會議，當時就有議員表示四個月裏看見列根的次數要比過去四年裏看見卡特的次數還多。列根在兩屆總統任期內與國會相處愉快，並非無因。

更深刻的措施就是放下「行政主導」的面子問題，不要再像以往那樣關起門來，自己把所有政策議程都弄得完整無缺才拋給議會。某些重大立法的諮詢，其實可以邀請議會一起從事，行政立法部門共同主辦公聽會，不只可以讓議會有更高的參與度，還可以讓政策的制訂更透明。其實，再進一步把施政方針和特首的施政報告都開放出來，自己僅訂綱要，讓議會充實細則，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