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港聞】從紅灣半島到領匯事件，很多高官、商人、學者、評論人與主流傳媒等看起來很有國際視野，也應該很有國際視野的人士和機構，都大力宣揚一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損害，香港優秀的營商環境轉差的論調。但只要看看近日國際傳媒的報道和評論，就會發現跟本地精英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國際人士」就算不是正面，也是以一種相當持平的態度來看這系列事件。所謂「營商環境惡化」到底是我們自己杞人憂天，還是我們對於營商環境好壞的理解，與外國有一段差距呢？
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一向以敢言著稱，言論往往相當驚人。他回應紅灣半島事件時，說這種以民意壓迫地產商低頭的手法，恰好顯示出香港愈來愈重分配而不重創富，而民主黨派挾持民意正使香港經濟走向衰亡。他甚至還宣稱「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這番話是「營商環境惡化」說的最激烈表達。
營商環境好壞是觀點問題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許寶強教授在上周一個論壇裏說得好，所謂營商環境的好壞，其實是一個觀點的問題。同樣的營商環境，對不同位置不同階層的人而言，其好壞優劣是完全不同的。舉個例子，97前的香港營商環境人人稱善，但是從世界各地的電訊業者來看，由英國大東電報局壟斷的香港又是不是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呢？今天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未經充分研究論證的情底下，硬是要交給單一地產商發展，這樣的香港對中小型地產商和其他國際性的文娛工業機構來講，又是不是一個有充分競爭可能的理想營商環境呢？陳啟宗先生不也反對過西九計劃的單一財團發展方案嗎？同樣地，領匯不能如期順利上市，對很多投資者來講是個噩耗，但是對於現時正在眾多公屋商場艱苦經營的小商戶而言，這豈不是個不用擔心加舖租的良好營商環境嗎？
其實，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親商的城市。對於某些領域的大商家，香港自英國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一直在「積極不干預」的面具底下，給予傾斜的優厚對待。銀行、地產、碼頭與能源等行業，有很多年完全不用受到外來競爭者的威脅。
此外，為了鞏固統治，港英殖民地政府一直籠絡商界「精英」，讓英資財團在行政局裏直接擁有議席，又讓許多商人和與他們利益攸關的專業人士進入各種諮詢架構。
巨富隱性影響力遠勝小市民
回歸之後，商人巨富非制度化的隱性影響力更是大增，他們不止可以和特區政府保持密切關係，甚至還有各種渠道上達中央。
今天大家都說領匯上不了市，房委會有破產之憂。但房委會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豈不正是政府停售居屋？而停售居屋這個決定，與其說是一眾「負資產」小業主的壓力所致，倒不如說是來自發展商的影響。因為比起大商家，一般香港市民在政治上的能量其實相當有限。
很多人都贊同陳啟宗的講法，認為今天的香港太過強調財富的分配。其實大家感到的「太過」，只是因為過去的香港太過不注重資源的再分配，今日香港面對的困境，也與昔日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有關。舉個例子，直到公元兩千年的12月以前，香港都沒有法定的退休保障計劃，這固然節省了過去的營商成本，但也導致今日退休人口必須依賴其他福利計劃來維持生計。如今許多中年低技術性工作人口，因為經濟轉型而陷入永遠喪失工作機會的危機，是否又和往日普及教育來得太晚有關呢？且莫論我們受過大專教育人口的比例，要比東亞很多發達地區來得低。甚至在上個世紀末，也只有半數學童享有全日制的小學教育。香港普及的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展開，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要在1971年才正式出現，而這一切都是在當年官方不情不願，社會各方施壓的情下才獲得實施的。即使如此，現在還是有人懷念精英教育，卻不知我們教育質素的「下滑」(儘管是可爭議的)是和高等教育普及來得太晚太急有關，也不知龐大的待業人口及貧富差距也與往日過度強調精英的路線有關。
一說到香港的福利保障，論者就會舉公共房屋為例，說明香港政府厚待市民。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被認為是香港公共房屋史的轉捩點。如果細心回顧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若不是這場大火，港英政府就無法克服商界的強硬反對態度，開始以公帑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從一開始，商界就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公共資助和社會福利，哪怕那些措施長遠而言有利於社會整體和營商環境。政府在大火之後，雖然開始規劃公共房屋安置日益增加的人口，但是對於市民的優質生活還是興趣不大。數十年來的各種福利及保障，政府也幾乎都是在不情不願的情下推出。
終於到了今天，香港市民開始把財富分配等事關社會公正的議題擺上桌面，長久以來被寵壞的部分商界人士自然不習慣。盧少蘭女士以一人之力把龐大的領匯上市計劃搞垮，大家不去討論她的論據和公共財產私營化等更重大的課題，卻要狙擊誰是「幕後黑手」，徹底看不起這麼一個「普通師奶」。是不是忽略了在某個角度而言，盧女士其實是經過前「合一堂」社工的努力底下，成功「自我增權」的範例？同理，紅灣半島事件在陳啟宗先生的眼中，是末日天使吹起的第一響號角，但在大部分市民看來，卻是香港公民社會價值日趨健全平衡的象徵。
以陳啟宗先生深遠的美國背景，廣闊的國際視野，能不能猜想如果紅灣半島不在香港，而是在紐約或倫敦，事件會有何下場？答案不難猜到。紐約曾有樓房只是遮住了附近居民的陽光，而爆發重大示威迫使發展商讓步的例子。英國也有老建築被稍為更易門窗，就引起強烈社會運動的經驗。今天香港市民反對拆卸紅灣半島，不止沒有出現歐洲式的「佔屋行動」，甚至連遊行都還沒搞，只是一批小孩畫畫圖罷了。陳先生，你就受不了了嗎？今天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是變壞了，只是整個社會比起以前更進步、更逼近國際上的現代價值。如果說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那只是因為今天的中國變得太不共產，拆樓逼遷要比什麼地方都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