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在過去幾十年來，大部分的香港商界對文化藝術都沒有太大興趣。尤其是長實、新地、恒基和信置等財雄勢大的華人地產商，對藝術的贊助次數和金額可說是寥寥可數。這個秋天，他們卻都突然「文藝」了起來。過去幾十年，除了藝術中心等極少數的例子，文藝場地設施的興建營運大都由政府一手包辦。民間人士和文化界爭取多年，希望把政府公務員管理的場館開放給民間管理；1999年時政府殺局，也曾在諮詢文件允諾研究民間參與文藝場館管理的可能，結果幾年研究下來全無動靜。這個年度，政府卻突然對私人搞文化充滿了無窮信心。
一個從來沒有商人參與文藝設施經營的城市，一搞就要搞大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人類有史以來由單一財團營運的最大的文化區域。所以一般市民面對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信」字。
縱觀兩岸，許多企業財團都有支持文化藝術的長期資歷，甚至直接出手營辦硬體設施。例如北京有保利集團的「保利劇院」，台灣則有豪門辜家出資的「新劇場」。香港呢？恒基地產這麼多年來做過什麼？他們在這個月贊助了春天話劇團的3場演出。而龍頭長實則連本地重要藝術建制藝穗會的贊助申請也拒之門外。反觀被摒出局的太古地產則自80年代開始年年資助香港藝術節。如今卻有地產商出資邀請傳媒記者周遊列國博物館，希望一向牙堅嘴利的香港傳媒明白商人想搞好文化的「苦心」和「國際視野」。也有財團領導在記者會上公開承認過往對文藝沒有多大興趣，但自從看過畢加索的《巡遊》之後，就「深受藝術的感染」了。
所謂「資本家」，是一種特殊的身分概念，源起於法國大革命時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唯恐被沒落的貴族嘲諷，所以用各種方法把自己包裝得很有文化。於是奠定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的概念傳統，那就是一個人若稱得上是資本家，不能只是擁有硬性的財富資本，還得有軟性的文化資本。此所以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也要在發之後大手筆地購入達文西手稿，以彰地位。此外，西方資本家也投入許多金錢辦基金會，支持學術研究和各種公民社會行動，一方面幫助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則可彌補社會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其中縈縈大者如「福特基金會」，雖然是美國背景，但也願意資助第三世界一些相當激進的另類研究和社會發展計劃。反觀香港，許多資本家雖然耗巨資捐助社福醫療和教育計劃，卻不脫華人富豪「做善事，積陰德」的傳統，或者以冠名硬體建築「揚名聲顯父母」。更甚者，有少數人以上娛樂版為增加文化資本之道。把企業定位為向公民社會負責，成為公民社會一員的理念，在華人圈子裏仍不普及。
另一方面，許多國際上辦得有聲有色的文藝機構或許是公帑支持，或許是私人贊助為主，但都是由一個獨立的董事局或者監管機構負責監督，另聘專業人士出任藝術總監計劃發展，策劃活動。而我們香港，文化中心、大會堂、香港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等九成以上的文藝設施，數十年來都是由政府操作。其中縱有部分有才華有識見之士，也都陷身於公務員架構的重重制約之中，無法盡展所能。康文署等公務員系統長期管理文化設施，固然功不可沒；但各場地千人一面性格模糊的缺點，亦是人可共見。最近因為地產商和民政局的公關活動，而漸為港人認識的古根漢博物館和龐比度中心等知名藝術機構，有哪一個是全由公務員架構管理的呢？愈是邀請這些組織參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運作，愈是誇耀它們的成就，豈非愈是吊詭地突顯了本地文藝管理工作的長期盲點？
文化藝術的基礎建設是一種涓涓滴滴、細水長流的長遠工程。倫敦西岸被認為是文娛區域規劃的典範，但它是由多個私人機構分頭組建，彼此競秀，歷經數十年實驗才成就出來的。香港沒有私人機構管理文藝場地的經驗，政府又堅持不放手中大量的文藝場館獨立運作，卻突然之間要從天而降一個巨大的文化天幕，就算有多少公關表演，也無法令市民真心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