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當地震發生，我們這類天天要對時事發表評論說說意見的人，一一失語。我們可以要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盡快協助國人和市民，我們可以呼籲印度洋諸國盡快協調，建立海嘯預警機制；我們甚至可以請大家重視科研機構的工作和政府對災難的預防及控制；當然，身為香港人，我們更擅長分析大型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以及預測股市隨後的表現。但在這個大家都在關心天災的時候，不難發現上面那些重要的議題，我們平常談得多麼的少、多不足夠。吊詭的是，這些議題的討論和落實正是平日就該持續關注的，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再說什麼「國際合作」其實已經來得太遲。
評論面對這回印尼大地震最有口難言的，就是地震本身。關於地震，有什麼可談的呢？在過去150年來，香港方圓350公里的範圍內，大或等於6級的地震只有8次，所以我們從來不需要特別預防特別關心，除了得小心滑坡的處理之外。有論者認為我們要在這次地震的災害裏「學習教訓」，但那是什麼教訓呢？難道我們經歷災難之後，得到了教訓，就可以讓地震不再發生嗎？
這種失語狀態顯示的不是評論者的才華不夠見識不足，而是整個現代世界論述上的缺失。過去十年以來，大陸、台灣然後是香港，興起一股「論述」熱。彷彿要診斷社會的健康，對治政治的毛病，就得先有一套論述去命名社會問題，提供觀看的角度與分析的方法，坐言才能起行，搬出實質的措施。如果論述很重要，那麼天災面前的評論失語就是說明了我們各式各樣的論述並不包括自然環境在內，或者即使有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論述，但未成主流。
關於地震，前人是有很多「論述」的，他們把不測的大地顫動編織進宗教神話或者道德寓言裏面，所以有很多教訓可以總結出來，比如說人世罪惡，天降災譴。我不是要鼓勵大家迷信，回到前啟蒙時期，但我們可以從這古今對比看到現代人是多麼地內向，內向到一個危險的地步。今天我們流行講「環境」二字，有趣的是這個詞的英文envi-ronment是在十九世紀才鑄造出來的。這個現象表示的不是現代人很重視自然環境，恰恰相反，它表示的是在現代世界裏面，包容人類社會環境並且與之不斷溝通互動的大自然成了一個可以分離可以獨立命名的東西。前年過世的德國社會學宗師盧曼(NiklasLuhmann)曾經準確指出，所有的社會理論，無論規模有多大，關心的都是社會系統的內部，談的都是階級、宗教和種族的問題；而非社會系統和它外在環境的關係。現代文明已經忘記不管我們的文明成果有多先進，它到底是在自然環境的限制底下發生的。人類習慣的森林和綠地，在地球史上只是間冰期裏非常短暫的一刻，瞬息即逝。
馬家輝兄日前在《從黑夜的悲嘆裏尋得激勵》一文裏引述了達爾文看到海嘯之後的感想：「人類花了無數時間和心血所積累的成績，只在一分鐘內就被毀滅了。」達爾文的可悲，在於他的演化論，他的宏觀視野，並沒有使他的同代人覺悟到是大自然選擇性地決定了人類和他們的社會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反而產生了強調不同企業、國家和種族彼此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去我們看到的只是達爾文學說裏的物競，現在我們是否可以更好地理解天擇呢？我們能不能開始理解所謂的「適者生存」指的不是什麼民族，而是整個人類呢？
生態學與環境哲學就是我們這時代少數可以把自然與社會包涵在一起的論述，環保運動就是在這些論述的背景下具體展開的行動。但地震與海嘯和環保有關嗎？答案是有的。有論者認為愈是貧窮愈是政治不先進的地區，愈容易被天災摧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AmartyaSen)研究了中國和印度面對饑荒時的情，就得出類似的判斷。但是地震不同於旱災，愈是富裕先進的城市，就愈是承受不了地震。因為現代文明(特別是大城市)不止有人口密集的居住形態，而且有各種技術支撐起來的依存系統及設施，一遇到地震就會發生「生命鏈危機」。這也是為什麼近代史上的震災要遠比古代來得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文明是不是比以前更適合自然環境，是很成疑問的。
再說海嘯，自從荷李活電影《明日之後》放映之後，很多人開始擔心氣候突變，開始害怕海嘯。事實上這回從布吉島回來的生存者中，也有人用這部電影的場景形容自己的可怕經歷。過去我們以為全球暖化的禍果會由子孫後代承受，但是連對環保主張十分質疑的布殊所信任的「美國國家科學院」(NAS)，也開始認為氣候的改變是可以在10或20年之間突然發生，儘管它未必有電影所描述的那麼戲劇性。又看看這回受到海嘯侵襲的亞洲諸國，愈是地勢低緩接近海平面者，損害愈是慘重。首都成為一片澤國的馬爾代夫本來就有五十年內完全被海水淹沒的危機，原因則是全球氣候暖化帶動了海平面上升。很多科學家早就指出，溫室效應加劇，兩極冰融造成的水位升高會使得瀕海地區更加無法承受突然的天災，例如地震和海嘯。12月26日的印尼9級大地震發生的前一天，通訊社發布了北極圈開始有冰原長草的消息。這兩者之間曲折隱蔽的關聯沒有進入我們的論述，我們又怎麼會有面對未來危機的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