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唐朝媚外總紀錄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已經不是新聞了，妙的是自從「中國可以說不」以來，百姓卻越來越喜歡say yes。想要進口車嗎？Yes。想看美國電視劇嗎？Yes。想去外國旅行嗎？Yes。要吃聖誕大餐嗎？Yes, please。於是近月上演了一齣所謂「十博士聯名抵制聖誕節」的鬧劇，大概聖誕的威力會隨傳播的距離而倍增，當年老外要勞煩三博士才勉強接得住，現在的中國就得出動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的十位博士去力抗狂瀾了。按照那十位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聯署宣言，眼前國人聖誕狂歡的新潮是種忘祖媚外，動搖國本的惡劣行為，值得「反思」。可現實是你有你反思，大伙照樣聖誕快樂，而且樂不思蜀。

說起媚外，歷史上最媚外的時代大概就是直到今天依然叫中國人自豪的唐朝了。看過歷史教科書的都知道大唐帝國是很威風的，全盛時期，唐太宗甚至建立了「天可汗」制度，西北諸國莫不景從。同時我們又被告知，這個時期的中國人很開放，不只女士喜歡袒胸露臂，穿得就像《滿城盡帶黃金甲》裏的演員；而且樂於接受外來事物，例如胡服胡樂葡萄酒。對於正在學怎樣崛起的大國國民而言，這難道不是一個啟示嗎？

已故世的美國漢學家謝弗（Edward Schafer，傳說他還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做薛愛華），著有《唐代的外來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堪稱有唐一代的媚外總紀錄。精通日、法、德語甚至拉丁文、古埃及文、阿拉伯文、越南語和科普特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謝弗教授，以其精湛的學養細密考證了十八大類一百七十多種舶來品輸入唐朝的經過，令人嘆為觀止。

這本鉅著最大的重點不是這些物質本身，而是唐人怎樣看待它們，感受它們，使物件成為一種文化上飽富意義的象徵。例如獅子，親眼見過這種西來貢品的人並不多，但是牠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留下了龍一般的神奇印象，乃至於後來到處都有牠的形象，比方說文殊菩薩的造像就總是騎頭獅子。

謝弗還總結了一條規律，但凡國力強盛的時代，其繪畫中表現出來的外國人就越是正常客觀，甚至文明優越，唐朝就是如此。相比之下，一向被認為很柔弱的宋朝呢，則喜歡強調蠻夷的粗俗低劣。

可見唐人實在大有媚外的本錢，一時之間士人貴族競以胡風為時尚。就拿大詩人白居易來說吧，他也和同代貴族一樣，好好地在自家庭院的空地上架起了兩座突厥式帳篷，然後得意洋洋地對賓客誇耀這些帳篷擋風避寒的妙處。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更絕，不只常常睡在帳篷裏，穿胡服用佩刀自己切羊肉吃，還不願說漢語，寧喜以突厥話和屬下交談。有一回他大發厥詞，說自己有朝一日要是當了皇帝，定當散髮西奔，投靠突厥可汗當他的部下。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用的是不是突厥語，我們不知道；只曉得他後來以謀反罪被貶謫流放。

不過，媚外到了承乾太子這個地步到底少見，那十位博士又何苦把今天喜歡過聖誕的同胞都當作叛徒呢？要是都判了流放，中國人起碼少一億，倒是可以解決人口問題。

梁文道：沙之書

【成報-秘學筆記】我不知道我還能寫多久，一年結束了，另一年開始，出路在哪裡呢？假如文字的出路還是文字，書的出口只在書裡面。

和很多人一樣，我第一次認識法籍阿拉伯裔詩人雅貝（Edmond Jabes），是通過德希達的《書寫與差異》。這個流亡詩人不斷偽造先知的言語，是為了徵召一支文字的部落與書的種族，在沙漠裡炫耀巡遊，讚頌上帝。上帝是沙漠的上帝，除他之外，別無真主（難道不奇怪嗎？世上幾個最重要的一神信仰都來自沙漠）；而沙漠之外，再無他物。上帝被囚禁在沙漠裡了，但他同時也是沙之主，風暴之王，綠洲的泉水，空氣中的城市。

沙漠是什麼呢？雅貝借著一個猶太拉比的口回答：「你正在書寫的書有多少頁為著生，多少頁為著死，多少頁使你與自我隔離，多少頁使你與書隔離且終於棄了書？書，成全於沙漠，不盡而虛浮。」

文字又是什麼？「且握起一把沙子……你就知道文字的虛浮了。」

寫作怎能予人出路？如果世界是沙漠，而文字是人在上面走出來的路的話？好比一張白紙，我在上面寫下這一行字：「我將離去」；但這行字永遠離不開這張白紙，它在紙上叛逃，卻永遠是紙張的囚徒，不落在紙上的字不可思議。正是文字凸顯了紙張的無邊廣闊，證明了它的絕對存在。

因此紙上的「我將離去」是一句無奈的自嘲，是一句無效的謊言。雅貝坦白地說：「曾是我第一位師長的雅克布拉比認為撒謊是種美徳，因為沒有謊言就沒有文字，而文字乃是上帝的道路。」只不過上帝的道路只在一瞬間呈現，隨即又被掩埋在變幻不定的沙丘之中。我們寫字，以跟隨他的道路，終究只是自欺欺人的壯舉。

梁文道：誰怕一個商業化的聖誕節

【南方都市報】正當中國人過聖誕節過得越來越熱鬧越來越愉快之際，有一份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武漢大學等多所著名院校的十位博士生聯署的倡議書唱出了反調，並且迅即成為全國媒體關注的熱門話題。這份倡議書叫做《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第一句話就說出了全文重點：「西洋文化在中國已由微風細雨演變成狂風驟雨，最為直接和集中的體現，莫過於聖誕節在中國的悄然興起與日趨流行。」

批評中國人過聖誕節是崇洋忘本這種說法，近幾年來不絕於耳。表面看來，「十博士抵製聖誕節」這篇文章也不外是老調重彈，但細讀全文，我們就會發現這份「檄文」別有一番新意。他們也和許多以捍國粹為己任的批評家一樣，把矛頭指嚮了商家。可是與那些批判中秋節與春節被市場搞得太過商業化的論者不同，他們認為商家之罪只在「對聖誕節流行起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而非把聖誕節弄得太過世俗。相反地，這十位博士生建議商人「應充分挖掘中國諸多傳統節日所蘊含的巨大商機」。

其實質疑當今聖誕節文化的，又何止中國人呢?傳統基督教國家如英美也有一批堅守基本教義的信徒不滿聖誕節的現代面目，他們一方面要求把聖誕老人這類非基督信仰的「雜質」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則害怕借這些雜質茁壯的商業力量會掏空了聖誕節原有的宗教精神。

很多中國的「有識之士」以為只有中國人才會把聖誕變成消費嘉年華，而西方人則比較重視它的傳統宗教意義；前者喧鬧，後者寧靜；前者是物欲的，後者則是靈性的。事實上，聖誕節前後的一段日子嚮來是國際零售市場的旺季，凡是從事零售商品製造的廠商都知道它有多重要，要是在聖誕節前半年還沒接夠訂單，未來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可見在西方世界那「寧靜」聖誕的表象底下，是一連串禮物與裝飾品組成的巨大商業洪流。

批評者的立場就是要撥亂反正，把派對里的人群導回教堂，將沉迷在減價季節的消費者重新更生為神的信徒。在他們的眼中，聖誕節的商業化是種文化危機，因為它傷害到了基督教的精神，而基督教傳統正是西方之所以為西方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影響力當然要比聖誕節的原始意義大得多，我在電視新聞里看見一個約摸七歲的小女孩對記者訴說她的聖誕願望：「希望大家未來可以多點消費，帶旺經濟。」對於這樣的現象，西方基督教國家里護教心切的記者認為是宗教文化的腐蝕，中國發起抵製聖誕節的學者所看到的則是商業活動底下的文化入侵。

有意思的是，假如那些西方評論家的說法成立，假如市場化的聖誕節真會摧毀了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宗教傳統，那麼近日發表聯署文章的十位博士生就不用擔心了，他們再也用不害怕西方文化的擴張。因為當前中國迎來的只不過是一個給抽空了西方文化骨髓的聖誕節，一個純粹為了促進消費而存在的借口，和商場換季大減價差不多的一種營銷活動。這樣的聖誕節傳統，不只和西方文化沒有多大關系，在那些堅守傳統的基督徒眼中甚至可能還是反西方的呢。

而節日的商業化，恰恰是呼吁中國人起來對抗聖誕節的「十博士」所最不關心的問題。他們甚至主張中國商人要多點開發傳統中國節日的商業潛能，比方說把孔子誕辰變成年輕一代也都喜歡參與的教師節。且讓我們想像一下一個商業潛能被充分開發的孔誕會是什麼模樣：酒店會不會打出「敬師住宿套餐」?餐廳又會不會開出天價「敬師大餐」?而在這人人都被尊稱為「老師」的國度里，大家又會不會趁此良機送禮給上司，巴結示好呢?說不定有點創意的商人還會把孔子像造成可愛的小玩偶，讓年輕人掛在手機和書包上。這樣的孔誕，算不算弘揚了我們的傳統文化?光耀了祖宗的門楣呢?

其實12月25日也不是耶穌的真實生日，它本是羅馬帝國供奉太陽神的重要節日，早期基督徒為了掩人耳目地傳教，才把它挪用過來改頭換面。那些西方批評家學藝不精，不知道任何傳統節日都會在流傳的路途上變形，成為一個容器，讓參與者安放自己一套詮釋與意義。早年的基督徒如是，今日的非信徒亦然。至於中國那十位博士生更是白讀了那麼多年書，還到不了西方同行這一層次，因為傳統節日與商業力量間的關系，他們連想都沒有想過。

梁文道：擺酒至緊要豪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最近一位富豪第二代與一位美女明星辦了一場花費數億的婚禮，轟動全城，報刊雜誌長篇累牘地追報道，公共場合裏也隨時有議論。有的說這叫慷慨，有的管它做極奢，有人艷羨，更有人眼紅；唯一沒有的聲音，是懷疑婚禮到底有沒有「豪華」的必要。似乎大家都接受了婚禮應該是豪華的，問題又不過是它該有多豪而已。

婚姻，人生大事，辦得隆重是正常的；婚宴乃重中之重，要弄得有聲有色更是理所當然。尤其對好講面子的中國人來說，一晚婚宴吃甚麼怎麼吃，排場如何，是對親屬好友彰顯自己身分身家的最佳機會，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所以港式婚宴有一種很特珠的空間優次排序法；最普通的婚宴地點可能在不見經傳的街坊酒樓，好一點的就在一些馳名的菜館酒家；去酒店擺酒，那就上升到另一個層次了；最高檔的婚宴空間，一定是五星級大酒店。

可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當港人還不是那麼富有的時候，結婚是不輕易去酒樓甚至酒店的（所以當時的「聯邦大酒樓」在大眾心目中已是頂威風的地方了）。那時候流行就近找個社區會堂之類的地方，請師傅到會辦桌，大家拼的是食物質素，菜做得好料用得精，取價雖高，但主人家的面子就很好看了。

可是當婚宴必須去酒家酒店舉辦之後，排場就開始比食物內涵來得重要了。坦白講，「擺酒菜」受限於傳統習俗，來來去去那幾樣，一條蒸海斑，一頭燒乳豬，實在變不出甚麼花樣。於是大家的心思就放在材料本身的價值多於炮製它們的方法了，反正大家去「飲」不是吃食物，而是吃排場。比如說鮑魚，既然是必備的，那麼分別就在於它上的是鮑片還是一個個完整的鮑魚了。又例如魚翅，我們能在翅針的粗幼疏密上吃出主人家的面子給得有多大，但做得好不好反而不要緊。

於是婚宴成了一種很吊詭的飲宴，大家都覺得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頓吃喝，大家也都知道它應該是豪華的；可是沒有一位賓客會以為自己能吃到好吃的東西，也沒有幾家酒樓會用心在婚宴的廚藝上（雖然這是他們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有時候甚至婚宴越豪，東西會變得越難吃。例如「筵開百席」，場面是壯觀了，但廚房哪來的人手和時間把每一席都做好呢？而且有些地方還會抱持苟且心態，認為材料落足本就行了，做得怎麼樣還在其次。

所以去婚宴最有保證的是不經廚房的酒水，飲料這種東西往往一分錢一分貨，主人越是花得起，客人們喝到嘴的就越高級。然而說到酒水，港式婚宴也有它古怪的特色，那就是「干邑」白蘭地的特殊地位了。

美國人類學家Josephine Smart曾經在香港研究港人喝白蘭地的習慣，她發現香港人的酒精消耗量不大，但卻是法國白蘭地最主要的海外市場之一。另一項特別的地方，是香港華人既不像傳統中國人那樣在婚宴上喝白酒黃酒，也不似老外那樣喝香檳，而是喝白蘭地。為甚麼？理由很簡單，自一九七○年香港經濟起飛之後，很多人花得起錢了，就想藉一向被看為比較高級的舶來品標榜自己，而白蘭地則是當時市場營銷最成功的洋酒，公認為貴價酒中的極品。何況比起葡萄酒，白蘭地對港人而言有簡單的分類標準，任誰都知道干邑要比三星高級，所以它在婚宴上就大派用場了。

雖然喝白蘭地的風潮已退，但是我們仍然能在許多婚宴的價單上看見它們以牌子標示出來，還要說明是每席一瓶還是兩席才分一瓶。因為大家都聽過「藍帶馬爹利」和「軒尼詩XO」這些牌子，曉得哪一種更貴，猶如知道一枚鮑魚必然比鮑片更隆重。而「知價」，是婚宴的首要條件。

我們崇洋，所以豪飲白蘭地；但我們到底是假洋鬼子，所以我們把白蘭地當餐酒一樣從一頓飯的開頭喝到尾。這個道理和那位剛把媳婦迎進門的大地產商旗下樓盤的廣告是一樣的，明明是可憐的樓房，偏偏要拍出歐洲城堡的氛圍；明明是賣給本地百姓，但畫面裏全是金髮美人。

梁文道：佳音(2)

【成報-秘學筆記】師傅領著我們來到醫院三樓的大堂，仍在住院的病人一個個坐在椅子上圍成半圓等待。先是醫院裏的社工循例講話，代表病人感謝再感謝之類的內容，然後我們就唱：「歡喜來到世上，一個新王為我們誕生了」。

新王誕生，於是有人開始低泣。

病人不是一種人。有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先生，鼻孔插著一條透明的膠管，連接椅後吊掛的一具儀器，他雙眼迷茫，似乎由頭至尾不知這是怎麼回事，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又有一個穿著鬆胯睡衣的小孩，頭髮禿了，軀幹瘦弱，很興奮地看著懸浮在天花板上的氣球（他們會不會送他一個呢？）。還有一個年輕人，非常不耐煩，要不是左腿打了石膏，這場活動絕對不屬於他。

還有一個女人，年紀不大，頂多五十來歲，她哭泣，先是默默流淚，愈哭愈激動，最後泣不成聲。我以為她是受感動了，也猜測她的病情是否非常嚴重，直到我看見她的女兒把一根麥克風線似的東西塞進她的耳朵，然後對著線的另一頭說話，女人一邊哭一邊用力點頭。我才明白，原來她聽不見。她看見我們的嘴唇張合，她知我們來此的用意，但是她聽不到我們在唱甚麼。

「很快，她就甚麼都聽不見了」。她的女兒在茶點時間向我們解釋，那是種突然的怪病，迅急地奪走她的聽覺。這個女人徹底失聰前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就是這樣子在醫院裏度過。我往人群外緣看去，她坐在大堂一角低頭雙手端著杯子，低頭啜飲紅茶，雙眼仍然發紅，沉默。

這時，我們之中年紀最小的那個兄弟放下了碟子，拿起一張記著聖歌歌詞的紙張朝她走去，溫柔地蹲在她的身邊。女人有點吃驚地看著這個全身粗布白袍的年輕人，忽然又哭了起來。因為他在唱歌，很輕很輕地唱，只唱給她一個人聽。小兄弟用一根手指引導她注意紙上的歌詞，一個字一個字地指給她看，並且隨著旋律，以指頭的動作在文字間劃出一道道弧線，就像用手指唱歌。慢慢地，兩人都不再作聲。我走過去看，原來他們已經唱到這一首了，「silent night, holy night」。

梁文道：節日的商業化錯了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資本主義的影響力當然要比聖誕節的原始意義大得多。例子是我在電視新聞?看見一個約莫7歲的小女孩，對記者訴說她的聖誕願望：「希望大家未來可以多點消費，帶旺經濟。」

對於這樣的現象，西方基督教國家?護教心切的論者認為是宗教文化的腐蝕， 中國發起抵制聖誕節的學者們看到的則是商業活動底下的文化入侵。

有意思的是，假如那些西方評論家的說法成立，假如市場化的聖誕節真會摧毀了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宗教傳統；那麼近日發表聯署文章的十位博士就不用擔心了，他們再也用不著害怕西方文化的擴張。因為當前中國人迎來的只不過是一個給抽空了西方文化骨髓的聖誕節，一種純粹為了活化消費而存在的營銷活動。這樣的聖誕節傳統不只和西方文化沒有多大關係，在那些堅守傳統的基督徒眼中甚至可能還是反西方的呢。

而節日的商業化，恰恰是呼籲中國人起來對抗聖誕節的「十博士」們最不關心的問題。他們甚至主張中國商人要多點開發傳統中國節日的商業潛能，比方說把孔子誕辰變成年輕一代也都喜歡參與的教師節。

且讓我們想像一下一個商業潛能被充分開發的孔誕會是甚麼模樣：酒店會不會推出「敬師住宿套餐」？餐廳又會不會開出天價「敬師大餐」？而在這人人都被尊稱為「老師」的國度?，大家又會不會趁此良機送禮給上司，巴結示好呢？說不定有點創意的商人還會把孔子像造成可愛的小玩偶，讓年輕人掛在手機和書包上。這樣的孔誕，算不算弘揚了我們的傳統文化？光耀了祖宗的門楣呢？

其實12月25日不是耶穌的真實生日，它本是羅馬帝國祭奉太陽神的重要節日。早期基督徒為了掩人耳目地傳教，才把它挪用過來改頭換面。那些西方批評家學藝不精，不知道任何傳統節日都會在流傳的路途上變形，成為一具容器，讓參與者安放自己一套詮釋與意義。早年的基督徒如是，今日的非信徒亦然。

至於中國那十位博士更是白讀了那麼多年書，還到不了西方同行那一層次，因為傳統節日與商業力量間的關係，他們連想都沒有想過。

梁文道：中國人不該慶祝聖誕？

【都市日報-兵器譜】正當中國人過聖誕節過得越來越熱鬧、越來越愉快之際，卻有一份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武漢大學等多所著名院校的十位博士聯署的倡議書唱出了反調，並且迅即成為全國媒體關注的熱門話題。

這份文件叫做《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 — 我們對「聖誕節」問題的看法》，它的第一句話就說出了全文的重點：「西洋文化在中國已由微風細雨演變成狂風驟雨，最為直接和集中的體現，莫過於聖誕節在中國的悄然興起與日趨流行。」

批評中國人過聖誕節是崇洋忘本這種說法，近幾年來不絕於耳。表面看來，「十博士抵制聖誕節」這篇文章也不外是老調重彈；但細讀全文，我們就會發現這份「檄文」別有一番新意。他們也和許多以捍衛國粹為己任的批評家一樣，把矛頭指向了商家；可是與那些批判中秋節與春節被市場搞得太過商業化的論者不同，他們認為商家之罪只在「對聖誕節流行起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而非把聖誕節弄得太過世俗。相反地，這十位博士建議商人「應充分挖掘中國諸多傳統節日所蘊含的巨大商機」。

其實質疑當今聖誕節文化的，又何止於中國人呢？傳統基督教國家如英美，也有一批堅守基本教義的信徒不滿聖誕節的現代面目，他們一方面要求把聖誕老人這類非基督信仰的「雜質」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則害怕藉著這些雜質茁壯的商業力量會掏空了聖誕節原有的宗教精神。

很多中國的「有識之士」以為只有中國人才會把聖誕變成消費嘉年華，而西方人則比較重視它的傳統宗教意義；前者喧鬧，後者寧靜；前者是物慾的，後者則是靈性的。事實上，聖誕節前後的一段時日子向來是國際零售市場的旺季，凡是從事零售商品製造的廠商都知道它有多重要，要是在聖誕節前半年還沒接夠訂單，未來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可見在西方世界那「寧靜」聖誕的表象底下，是一連串禮物與裝飾品組成的巨大商業洪流。

批評者的立場就是要撥亂反正，把派對裏的人群導回教堂，將沉迷在減價季節的消費者重新更生為神的信徒。在他們的眼中，聖誕節的商業化是種文化危機，因為它傷害到了基督教的精神，而基督教傳統正是西方之所以為西方的本質。同樣的聖誕節潮流，同樣被解讀為文化危機，但是西方批評家與中國十博士的出發點卻完全兩樣。

梁文道：吸納不了的激進

【明報-陣筆】有些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運動搞得太「激」了，甚至替它取了一個「新激進主義」的綽號。可是什麼叫做「激」呢？按照香港傳媒的不成文傳統，但凡社會運動出現了肢體衝突，那就叫做「激」了。然而保衛天星一役裏的動作場面並非來自於行動者的主動攻擊，卻是肇因於警方清場過程中的扯拉抬搶。假如因為行動者不願離開，給人硬拉出去就叫做「激」的話，那麼當年甘地率領的不合作運動就更「激」了，因為他們不只給人打得頭破血流，甚至還有人死在英軍槍下。

我們該怎麼去定義「激進」呢？在我看來，其實有許多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都是很「激」的。比如說，有些公務人員跑去欺瞞住在正待拆除的深水舊區的老太太，告訴她「天台屋不能換取入住公屋的資格」。又例如另一批公務人員守在灣仔利東街，天天以眼神盯不願遷離的居民，甚至偶爾入屋翻箱倒櫃說是要「估值」。這些行為難道不「激」嗎？再舉一個例子，原本綠意盎然的尖沙嘴舊水警總部的重建計劃即將竣工，發展商把其中一棵馳名的大樹連根挖起，再重新植進一個碩大的缸盆。這也是很「激」的，因為它把一株天然的樹木變成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盆栽。當所有領教過這些激進行動滋味的市民聚集到了天星碼頭，卻發現政府不顧民意，悍然拆鐘樓。我想請問，兩者之間到底是誰更「激」？

社會運動在香港向來被認為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法，而意見的表達方式則有一套從軟到硬，由溫和至激進的光譜。最軟最溫和的那種就是配合政府設計的諮詢方案裏，在給定的時限裏按給定的方式呈交建議。硬一點的，可能是發表公開聲明或者向官員遞交請願信。再強烈些，就是上街遊行。因此所有的遊行都被看作一種「市民聲音的表達」；也因此每趟大型遊行之後，大家都要忙數人頭，以便確定有多少市民表達了意見。如果政府不理這些意見，我們就說政府「聽不到市民的聲意」。最激進的，自然是「長毛」梁國雄那種和保安及警察的相互衝撞了。通常到了這一地步，我們就會說「表達意見很正常，但是大家千萬要和平理性，因為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這一套由溫和到激進的意見表達光譜，假設的是一切社運都想影響政府決策，它們是一種在這個決策過程的意見輸入方式。它們不直接干預政府的行為，相反地，它們承認整個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認政府決策過程的程序理性，儘管偶而會出現一些很「激」的場面，但大體是遵循遊戲規則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保衛天星運動才是一場激進的社運，因為它不是（或者不只是）要表達意見，而是直接行動，直接介入政府的工作，阻止它的既定工程。所以嚴格來講，它的參與者不是慣見的「示威人士」，而是「行動者」。「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由來已久，但在上個世紀的90 年代以後更是蔚為風潮席捲全球。傳媒碰上這些行動，注意的往往是它外觀上的激進。別說香港，見慣風浪的英國傳媒當年初遇「奪回街道」（RTS, ReclaimThe Streets）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發動的大型運動，也是不知所以，只好把它描述為「非理性」和「暴力」。

本身是老牌社運搞手的加拿大社會學家理查． 戴（Richard J.F. Day），在其探討社運新方向的近著《葛蘭西死了》（Gramsci is Dead: Anarchist Currents inthe Newest Social Movements）裏區分了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的「新社會運動」，與近年隨反全球化浪潮成長冒現的「當代激進行動」（Contemporary radicalactivism）。他認為前者的議題或許是新的（比方說關注性權、文化身分和環境保護），但仍不脫傳統社運那種想要影響甚至搶奪「宰制權」（hegemony），左右政府決策的路數。所以他們仍然有組織，還會組成政黨（例如「綠黨」）。可是「當代激進行動」則不以介入政府決策為目標，更多的是「路見不平，拔刀就上」。他們對於一個講究代表性和層級關係的組織也沒有興趣；相反地，他們鼓勵人民的D.I.Y.精神，互不統屬，人人自主。

保衛天星運動的性質相當類似這種「當代激進行動」，它不只是直接行動，也完全沒有組織，更沒有領導者可言。很多人以為這場運動是「獨立媒體」發動的，殊不知早在去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就非常活躍的「獨立媒體」根本不是什麼社運組織，它只不過是一個平台，讓行動者互通信息協調行動。至於被傳媒發掘的明星，如號稱「天星王丹」的朱凱迪，也絕對不是什麼領袖。衝突發生的那一天，不要說長毛和黃毓民無法叫行動者妥協讓步，就算朱凱迪肯聽話離開，其他人也不會跟隨他的腳步。因為他們的協同行動是個人行為的結果。

按照當前的政治形勢推演，本來政府的最佳劇本是先讓曾蔭權來幾封「香港家書」撫慰一下民情，日後再在施政報告甚至特首的競選政綱裏宣布重新檢討與保育文物有關的政策和架構。大不了就重施殖民政府故伎，委任一兩個意見領袖和組織頭目加入新架構，好「吸納」社會新生力量。不過，面對一群人數不能確定也沒有成形組織的行動者，這些招數恐怕都很難使得上力。

另一方面，對於其他政治人物來說，雖然這是個難得的好議題。可是從部分議員在衝突發生前的失敗斡旋看來，他們應當明白自己不是這批行動者的代表。即使日後政府願意與他們就保育政策達成一些共識，他們也無能阻止任何行動的發生。更何這批行動者不只是要保存一兩個建築物，而是要保留像利東街這樣的整條街區。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文物保育政策，更是全盤的城市發展規劃。這裏頭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不是任何派別的議員可以輕易拿去交易代換的。

所以天星保衛戰是激進的，不是因為行動者們闖入了工地，和保安與警察對峙，而是因為它不依循香港社運。先表達意見再談判妥協，那種「又砌又傾」忽軟忽硬的既有模式。它挑戰了香港自殖民時期以來的吸納政治，成為任何現存政治力量都吞不下去的一塊滾石。

梁文道：平安夜(1)

【成報-秘學筆記】平安夜的教堂總是喧鬧的，人很多，有些是一年只來這一天的教徒，更多的是年輕觀眾和情侶。你知道，這個晚上總是要有節目的。如果不想擠在人堆之間看虛假的白雪飄蕩，最好是到教堂，城市之中的異域，別有風情，尤其天主教堂。雖然儀式冗長不知所以，但是他們的衣裝華麗，他們的音樂回響在結構精巧的樑柱之間，甚至還有古怪的薰香飄散，不枉這兩小時的枯站，起碼你們拖緊兩手。

告解室外的人龍比任何時候都長，那些一年只來一次的信徒要傾訴整整一年的過錯；而神父，側身聆聽。

我問師傅：「他是不是我的考驗，沙漠中徘徊的獅子，山頂上為我指出世上財富與權力的撒旦，她是不是我的誘惑？」

因為我沒有一天不想念他。常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我彷彿墮入另一段時空。比如說走在沒有人的街上；一輛計程車駛過，後座有一個乘客低頭說著電話。比如說站在客廳裏熨一件襯衫，廚房裏的水壺突然嗚嗚作響。又比如說對著一群陌生人演講，關於生命的種種不測，某個角落突然有一疊紙張墜地。我永遠不知道是甚麼東西觸動了開關，將我送進一陣空白之中。

然後我會開始思念他，擔心他柔弱的身體會不會受不住冬天的冷風，想像他在熱鬧的節日裏會不會格外寂寞；我為他的新工作興奮，為他有新的朋友感到安慰。

他是魔鬼替我設計的陷阱嗎？

師傅說：「不，他是你的老師，難得的老師。你要好好在他身上學懂愛，然後像思念他一樣地思念其他人，像愛他一樣地愛其他人」。 我愛你，我的老師；縱使你失去了我的信息，你是知道的。你不需要回報，也用不著理會，甚至根本不會理會，我知道。我當如是愛人，所有人。

梁文道：求學怎能不是求分數

【南方都市報-道亦又道】好幾個月以來，只要打開電視機，就可以發現一個香港政府教育及人力統籌局的廣告不停地播放，主旨是教育社會大眾「求學不是求分數」。與此同時，馬路邊上巴士車身卻又有數不清分不明的補習社廣告，內容除去那些男的帥氣女的美艷的「名師」，就是吹噓自己的成績如何優異，學生們的考分如何脫胎換骨。

兩種廣告，兩種價值觀的對碰，勝出的當然是補習社和它代表的那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考試高」的心態。兩個禮拜之前，香港「會考」放榜的結束成為社會話題，因為一方面有25人考得「十科全優」的佳績，照例被尊為「狀元」(多封建的一個名詞呀)；另一方面則有破紀錄的兩萬多名學生應政府「求學不是求分數」的號召，一齊考了全科零分的結果出來，這樣的差距實在太過驚人。

可是過了兩個星期之後，網絡上仍有人樂此不疲地議論，卻是為了其中一個「狀元」不顧母校反對，毅然替補習社拍廣告；他甚至還和自己就讀的中學劃清界，公開在媒體上指責學校老是勸他不要只顧分數，阻止他報考十個學科。這位被許多人批為「叛徒」的學生又告訴記者，自己兩年來完全沒有社交生活，斷絕了一切興趣嗜好，一門心思都寄托在考試上了。

大家可以批評這個年輕人忘恩負義，也可以指責他成了一個百分百的考試機器。但是只要冷靜細想，難道他真的錯得很離譜嗎?難道補習班加強了學生的考試能力也是錯的嗎?這位老實的同學不是罪人，他只是受害者。

「求學不是求分數」這種美麗的口號是不會受到質疑的。今天任何能夠說上兩句教育理論的人都會認同學業成績不能展現學生的所有能力和所有成就。一個人的才能是多元化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社會也需要多元的人才，所以考試絕非社會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而一個考試不行的人也不是別無登龍之道。可惜理論是理論，現實卻是另一回事。最近香港最高層次的咨詢架構「策略及發展委員會」提出了貧富差距惡化的趨勢，和青少年失業率難以下降的困境，這幫地位崇高有頭有臉的大哥大姐想出的對策竟然是「改善教育」!這個建議就和那個叫大家不要太看重分數的廣告一樣荒謬。

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年輕人還受不夠教育，而是能夠滿足那麼多不同類型人才的位置根本匱乏。我們目睹大批青年一個課程接一個課程地讀，文憑和證書拿了一張又一張，但還是人浮於事，工作朝不保夕。更別說那些當初上當借錢去念副學士，以為自己將來有機會一圓大學夢，最後卻給卡在中間不上不下的可憐蟲了。

青少年失業率那麼高，不只是他們的能力不夠好，老板們看不上眼。更重要的原因是本來適合學歷較低者的工種正在日漸縮減消失。這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趨勢，不是個人主觀就能改變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已經告別了「文憑社會」，可惜的是那個不單單注重文憑和考試的社會卻遲遲未來。年輕人如果「求學不是求分數」，又還能求什麼?特別是香港官方正把經濟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要那麼多多元化的人才又有何用?即使是政府本身的外判商，在聘用保安的時候也要看會考的成績。那兩萬多名考零分的學生難道可以在求職的時候說「我的成績雖然不好，但我的人品不壞」嗎?政府一方面鼓吹求學的目標要多元，學者很配合地描繪未來人才多樣化的美麗圖像，但同時卻又無視社會嚮上流動階梯日益窄化單一的趨勢，這是否太過不負責任?政府那「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廣告又算不算虛假廣告?

梁文道：大城之路(五)

【成報-秘學筆記】你來的時候不巧，國王納賴重病垂危，一向不滿他重用外國人，縱容天主教傳教士在城裏興建教堂的大臣們正趁機策劃陰謀。這個東方異教王國除了僧人，向來最不缺的就是宮廷政變。果然，就在你進城之後的第二個月，國王納賴先是在床塌前驚訝地看見自己兒子的人頭，大臣說他是被刺客謀害的；後來則意識模糊地聽到兩名弟弟已被處刑的報告，他們的罪名是叛亂，按照傳統禮儀以檀木棍擊打至死，沒有流出一滴王族的血。首相在國王病逝之後立刻即位，因為已經沒有其他繼承人了。

那天中午，你正在院子裏研究一種據說可以驅蚊的藥草，他們急急忙忙地衝了進來，說是要趕快收拾行囊。「新王剛剛下令處死法爾康，所有外國人都在撤離，我們也得先退到曼谷再觀察局勢的走向」。法爾康是老王最信任的意大利籍希臘人，擔任朝廷財務總監多年，是本地所有外國人中地位最顯赫的。他死了。

於是你也在手下的簇擁之中，匆忙登船，留下地上一片雜物混亂。那裏面有你一路上寫下來的信，還不知何時寄出才好，更不知該不該寄。不過那都不重要了，反正你把它們留在了阿育帝亞，在這改朝換代人心惶惶的時候，在緬甸大軍即將屠城的前夕。

三百多年之後，我來了。如今這裏是一個旅遊勝地，繁華曼谷之外尋求文化洗滌的郊野小鎮，再也看不出它的璀璨奢華，也看不出那最後一夜的號哭與血污。可是我知道，你那堆信一定還在某個地方，你絕望的字跡一定還在阿育帝亞，上面寫耆「既然你的婚事早就安排好了，我就沒有不去東方的理由」。

廢墟裏有很多殘破的佛塔，手足並用地爬上去之後，會發現一些洞窟。我走進去其中一個，裏面竟然有附近居民新設的小壇與香火，地上還散著信徒祈願的字條。我翻了一翻，沒找到你的信；但是我放下了我的那封，「真的沒甚麼。我只是想說，我很好」。

梁文道：別怕，我只是懷舊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只不過寫了幾篇關於吸煙的文章，例如弗萊明怎樣用香煙塑造007的魅力，例如傳統俱樂部和老派餐廳裏「煙房」（smoking room）的私密樂趣，我沒有半點鼓勵大家吸煙的意思。真的沒有。對，我知道吸煙是很壞很壞的習慣，它不只會讓我患上肺癌，讓我得到心臟病，它甚至還會令我性無能。更糟的是它不只摧毀我，更摧毀其他人。每當我吸煙，我都在屠殺身邊的人。真的，這一切我都知道。所以當我在談吸煙的時候，我只是想客觀地分析一些小說，一些電影，以及種種圍繞煙的文化現象。假如我不慎帶了點情緒，請相信我，那只是懷舊。

寫完那些文章之後，我接到一些投訴，敏感的讀者把我的懷舊看成來勢洶洶的論戰，將我的笑話當作不知悔改的惡徒正法前吐出的最後一口唾液。於是我明白了，這是一個禁煙的年代；不只在餐廳裏不能抽煙，而且遲早乾脆禁絕煙草的生產；不只不能鼓吹抽煙，而且不准再提「煙」這個字。我還知道香港政府控煙辦公室的管理很嚴格，許多雜誌刊出了訪問對象抽煙的照片之後，就接到他們警告的電話了。所以，煙這種東西早晚都會從大眾媒體的影像裏徹底消失。

因此我要把握這黎明來臨前最後的黑暗時刻，介紹一下這本大概是史上最厚的一本吸煙攝影集：《禁止吸煙》（No Smoking）。擅長圖畫書的Assouline出版社為這本書設計了一個很有噱頭的包裝，整部書放在一個煙包式的盒子裏，要從上方打開盒蓋，才能取它出來。書名叫做《禁止吸煙》，但它卻是不折不扣的一首煙之「哀歌」（elegy）──一種悼念美好可愛事物的詩歌，全由相片組成。這些相片鋪排的順序有點講究，不全依人物，也不只靠主題，但是一頁頁翻下來就會看出它的韻味。

編製它的Luc Sante是個不錯的作家和攝影史學家，他寫的前言雖非主角，但也頗有可觀處。尤其他能從攝影師的角度出發，注意到了許多吸煙者的動作、姿勢與表情。例如現今成為主流，用食指和中指夾煙的方法原來是「美式風格」。在這種風格隨「萬寶路」廣告征服全世界以前，許多人是用拇指和食指住煙屁股，將整根煙藏在掌心裏的。後面這種方法最適合戰場了，因為它可以避免士兵在夜裏因為一點星火而暴露了位置。Luc Sante又在照片上看見了香煙一度是多麼普及，因為很多早期相片裏的煙民都能做到讓一根煙自己鬆弛地黏在下嘴唇，同時一邊打牌、看書、說話，甚至吃飯！似乎做什麼事都離不開煙，似乎沒有煙就什麼也幹不成。當然他還發現煙是種道具，使用它的人能夠讓緊張的氣氛更緊張（久不吭聲，然後大力呼出一口），讓憤怒更憤怒（狠狠地讓煙從鼻孔噴出，彷彿一條被激怒的龍）。他說：「吸煙的姿勢和表情就像花語」。

煙的語言，在這本書的照片裏一覽無遺，其中絕大多數用煙說話的都是名人。看到這些赫赫有名的煙民，我不禁想像要是拿掉了煙，他們的影像還會剩下些什麼？例如愛因斯坦，假如沒有了煙斗，他會不會只是一個對鏡頭做鬼臉的老頭？不抽煙的沙特，原已斜視的眼睛會不會顯得更突出？佛洛伊德如果不再拿那根令人聯想起陽具的雪茄，又會不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做夢的學究呢？我尤其懷念幾個女人，比如伍爾夫，她抽煙的表情預示了她自沉水中的命運。瑪蓮．德烈治，她口中的煙就像Luc Sante所說，是一種邀請：「歡迎進入這個洞穴，但是你得先經過門口這條龍」。

這都是失傳的語言。有朝一日，當這些影像自人類記憶刪除之後，問題就不存在了。

梁文道：大城之路(四)

【成報-秘學筆記】欹歟盛哉！阿育帝亞城裏寺廟林立，每一座佛寺都有高聳的浮屠，其中有一些是早期從吳哥帝國學回來的高棉造形，然而更多的是沿襲自素可泰王朝的暹羅樣式。這些廟宇裏的佛像極盡巧工，排成一行行的長列，上面鋪滿了王國全境信眾帶來的金箔。整座建立在島上的帝都就像水上浮起的金山，上頭是煙火形成的霧氣繚繞，僧侶不斷誦經與偶而作響的鐘鳴則在河面平緩飛揚，直到遠方的船上。

我混雜在乘旅遊巴士而來的各國遊客堆裏，不小心撞掉其中一人的相機（對不起），再經過了一隊安上了座椅的大象與正向遊客推銷的馴象人，走進一家寺廟的遺址。地上全是碎落的磚石，殘餘的巨塔上有火焚之後熏黑的痕跡。三百多年前，暹羅世仇，野心勃勃的緬甸王趁著阿育帝亞的衰微，揮軍直入，劫掠燒殺，把這座偉大的城市還原成河水交匯的小島。但我看見了那尊常在精裝畫冊上出現的佛像，金彩盡退，肅穆祥和地包裹在一株巨大的榕樹軀幹之中。數百年來，衪經歷了一個王朝的覆滅，與一株植物的興起。

如今的阿育帝亞已經不是我們那位歐洲特使當年看見的那座大城了，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重點保存的人類文化遺產。和所有Unesco修復的廢墟一樣，這裏每座佛寺的週圍都是一片整潔的草地，就像博物館裏擺放文物的素色木座，用來襯托它的價值突顯它的歷史感。「歷史感」？那到底是多少年的歷史呢？這不重要，五十年、三百年還是一千年都不打緊，因為這個歷史感是空洞的。有草地，有木座，上面的展品就有了懷舊的感傷，正好讓遊客拍照。

梁文道：禁煙之後怎麼辦

【飲食男女】我發誓，從今以後我絕對不會再在這裏談煙了，以免給人投訴，說我鼓吹吸煙，最後停掉我的專欄，少了一筆買煙錢，那就很不妙了。可是各位煙民同志們，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後，我們就再也不能在餐廳裏放肆地吞雲吐霧了，除了龜縮進可憐的小書房（如果你有的話），或者在街上遭人白眼挨風抵雨之外，我們總得研究一下後路吧。

首先，我們應該立即訂好地方，在今年的除夕夜裏送別吸煙的老好日子。凌晨十二點以前，且讓我們一口接着一口地狠抽，猶如死囚的最後晚餐，最要緊是飽。等到鐘聲響起，倒數結束，末日就來了，這時就讓那最後一根煙悲壯又不無一絲哀怨地熄滅在「驪歌」聲中。人人歡呼「新年快樂」的當兒，只有我們體會時光流逝的憂愁。

然後我們都迷上了新鮮的空氣和可愛的陽光，成了dining al-fresco的忠實信徒，沒有戶外座位的餐館絕對不去。屆時我會一一造訪這些可敬的地方，向大家報告哪一間的菜做得好。又或者我們重新發掘了野餐的樂趣，乘週末呼朋引伴去郊遊。當然那必須是純粹的野地，不能是政府康文署管理的範圍。而且大家必須留意，自己帶好便攜型煙灰盒，要不然留下火種釀成大禍，那麼我等煙民就萬死難以辭其咎了。

狠一點的，可以考慮離境消費，比如說澳門，那裏的賭客不乏大陸貪官，他們沒有不抽煙的，所以澳門保證在禁煙這一條上學不了香港，萬歲！要不就去深圳，深圳好呀，大江南北各省口味匯聚，近年它的飲食業搞得有聲有色，我們應該再去為它添上一把火，協助深圳特區的發展。說真的，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搬到深圳住，我自己才剛剛去過看房子，比香港大多了，價錢更是不能比。更重要的，是抽煙自由。

走不了也不打緊，因為我發現這條禁煙法例原來是有漏洞的。漏洞？嘿嘿，是呀！它只禁止「吸煙」，可沒說不准「嗅」或者「嚼」煙呀！看來大家都忘了煙是可以嗅也可以嚼的。先說嚼煙，那是美國人至今擁有的習慣，尤其牛仔和棒球運動員，他們最愛它的豪邁奔放。一把煙草切成細條，再泡在口味不同的各種調味汁裏，盛裝成袋。用時撕下一小塊丟進嘴裏，看來就跟嚼香口膠差不多。補充一句，有人認為美國人愛吃口香糖的習慣是他們嚼煙文化的遺緒。

可是嚼煙在香港幾乎是找不到的，而且嚼多了會有噁心反胃的感覺，吐出來一片淤黑濕黏更是難看。所以我還是推薦另一種偉大而光輝的傳統：鼻煙。明朝末年，崇禎皇帝曾下令吸煙者死，當時中國人吸的就是鼻煙。後來這位反吸煙的皇帝不得好死，上吊自殺，中國人就開始正大光明地賞玩鼻煙了，我們的鼻煙壺之精美華貴，更加是舉世無匹的藝術品。

看來鼻煙一向是禁煙時期的煙民救星，例如十八世紀的普魯士國王費德里希就曾禁止戶外抽煙，理由是怕吸煙增加了火災的風險。於是煙民們就想到了不用點火的鼻煙，一時之間成為風尚。然而說到風尚，又有誰比得上法國人呢？十八世紀的法國，是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呼風喚雨的大舞台，這批演員的標準道具就是鼻煙壺了。嗅鼻煙被認為是最時髦最有型的行為，並且清潔衛生，因為它不會噴得別人一頭煙，完全沒有二手煙的問題。崇拜法國的歐洲人都迷上了鼻煙，例如偉大的英國史學家、《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就是靠鼻煙刺激靈感才能完成這部皇皇巨著。

然而抽鼻煙也有講究，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揑起一點煙粉湊近鼻孔猛吸，另一隻手得準備好手帕或者紙巾，因為吸鼻煙一定會打噴嚏。假如你不清理鼻毛，結果會更骯髒。要是受不了這等麻煩，或是怕自己嗅鼻煙的樣子更惹人厭（而且有點像吸毒），那麼你還有最後一種選擇：戒煙。

梁文道：大城之路(三)

【成報-秘學筆記】經過船舶綢密貿易繁盛的曼谷與龍布里之後，你愈來愈不耐煩，不知道為甚麼暹羅王朝要以阿育帝亞為都，不知道為甚麼它會成為遠東第一大港。要從海上確定昭帕耶河的入口已經夠難了，進河之後還要兜兜轉轉，躲避河底的暗沙與河邊的淺灘。「一點道理也沒有」。

雖然你早都知道了，但你的印度嚮導還是很有耐性地再向你解釋一次：「阿育帝雅是個良港呀，上游來的象牙、紅木、鹿皮與香料都會運到那裏。中國水手都知道怎樣安全迅速地航行，他們的茶葉和瓷器可說是源源不絕。當然還有那些從日本回來的船，日本的銀子比起新西班牙來貨穩定得多，取價又公道……」。

身為意大利特使，你得到的已是特別待遇，國王陛下的官員早上特地登船問好。此刻他靜靜地坐在你的後面，見你回頭，就溫文至極地展露微笑。納賴國王開明大度，他的帝都不只聚居了各國商賈，容讓耶穌會開辦修院，他還聘請過荷蘭人與法國人擔任財政大臣，就連日本人都可以加入他的皇家衛隊。傳說他通曉各國語言，誰知道他的臣下會不會聽得懂你適才的對話呢？

一整個下午的景觀都相當平淡，除了稻田之外就是果樹，這是整個王國的基礎。四週寧靜，水不興波。反正無事，你就把上午寫好的信拿出來謄抄一遍，刪掉一些字句，例如「我一路上都在想你」，換成「到達暹羅灣之後，海面就平靜起來了」。

忽然，船慢了下來，甲板上一陣騷動。你一抬頭就看到了，河水轉彎的地方，夕陽之下，是無數的金塔盤旋上升，光輝燦爛，飛鳥成群在空中無聲廻翔，無論看了多少回，熟練的船員還是靜了下來，目定口呆，一個被九道河流包圍，城牆高聳的大島正在眼前緩緩敞現，你之前的所有疑慮這刻一掃而空。阿育帝亞，大城，遠東王國冠頂上最明亮的寶珠。

梁文道：聖誕音樂情歌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在一個晚上細細聽完加丁納爵士(Sir John Eliot Gardiner)演繹的巴哈聖誕清唱劇，然後又在唱機裏播放喬治．米高(George Michael)精選裏的《Last Christmas》，最後為湯姆．韋斯(Tom Waits)的《Ruby's Arms》。這剛是聖誕音樂由宗教根源走向俗世，越走越遠的一趟路程。

由於聖誕音樂太受歡迎，在香港幾乎是自11月尾開始，就能到處聽見它們；由於聖誕音樂太過普及，幾乎每一個人都能隨意哼上兩句；所以我們都不再留意它們原是一種多麼神奇的音樂，例如《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它的第一句大概無人不曉；可是大家又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句的旋律恰好是由上而下順序八度，何等簡單的寫作技巧，但是寫得好又是何等的困難？

更有意思的，是這首歌與《平安夜》等許多聖誕名曲一樣，都不是甚麼大作曲家的手筆，但其純樸動人處就算與海頓和韓德爾的聖誕頌歌比起來也毫不遜色。它們的美，有人認為是源自民間作曲家單純而懇摯的宗教情緒。聖誕音樂本來就是一種宗教音樂，只是我們都麻木了。聽得太多，它們就成了一群營造節日氣氛的音響環境。與聖誕節本身由一種基督宗教的傳統聖日漸漸變為全球的消費假日一樣，不只大家對待聖誕音樂的態度是世俗化的，它的創作和演繹也一樣符應了這個過程。

比如說如今已成標準聖誕曲目的《白色聖誕》，就和宗教拉不上甚麼關係，它要傳達的就是這個假日的特定氛圍。聖誕節的氛圍是些甚麼東西呢？冬雪中的爐火暖熱，家人團聚的溫馨親情，樹木、燈光與各式裝飾品營造的華麗璀璨，當然還有情人之間的甜蜜平靜。於是許多20世紀之後譜寫的聖誕音樂就圍繞著這些主題發展打轉，尤其以情歌為大宗。結果在流行音樂當道的這一百年裏，幾乎沒有多少保持宗教本色的聖誕音樂能夠達到這類世俗聖誕歌的普及程度。

喬治．米高的《Last Christmas》就是一個上佳的例子，它大概是過去20年間創作出來的聖誕歌中最流行的一首，然而它的主題卻是藉著聖誕的節日氛圍去講述一段逝去的戀情。

相比之下，湯姆．韋斯的《Ruby's Arms》走得更遠，它只在歌詞上點一次「聖誕節」三字，在音樂上則以一小段鐘聲暗示節日的來臨。比起《Last Christmas》還有一個嶄新的戀情擺在眼前，它乾脆以聖誕節那種強調團圓的氣氛為背景，道出一名男子心碎離去孤身上路的清冷。這樣的聖誕節當然是創作《平安夜》的那位牧師難以想像的，可是在這個聖誕節變成提早的情人節的時代，說不定它更能唱出許多失戀男女的心聲。

梁文道：大城之路(二)

【成報-秘學筆記】好不容易渡過了重重沙洲，眼前的昭帕耶河兩岸，沃野千里，良田處處。這時候你一定會注意到船身左側的水田旁邊有一大塊空地，上面有幾間簡陋的大型木屋，茅草鋪頂，從樣式看來不似暹羅民居，卻也不能令人聯想到任何地方。根據地圖，還有船上的印度嚮導，你知道這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駐暹羅的貨倉了。

還沒上岸，它唯一的守衛就站在碼頭上向你招手了。他是個歐洲人，上身是髒兮兮的白色襯衣，腰部卻圍了一條沙龍，神情緊張。才握過手，他就問：「你看到我的貓了嗎？」然後他就自言自語起來，接著好像想到些甚麼很重要的事似的，猛地向你笑了起來：「這裏真熱，對不對？」。

原來這守衛一個人在此看管貨倉，等待從果阿開航的大船運走上游小艇帶來的鹿皮與香木。他養了一頭本地小黑貓，前一陣子走丟了，今天早上才找到，怎料一過中午又不見了。他請你和隨員走進一間小茅舍，地上鋪的木板散發出一股水邊的霉味。招呼大家坐定之後，他就在大家面前開始準備晚餐。他用一把短小的軍刀切菜，「反正用不著，這裏安全得很」。突然，他咧開嘴露出一排黃色的爛牙嘻笑：「嘿嘿，要不要試試看？你一定沒吃過」。他用刀尖指一指地上，一團模糊的血肉，上頭還有蒼蠅飛繞。「本地蟒蛇，我今天早上宰的」。

第二天早上，繼續向北航行，目標大城。你坐在甲板的椅子上頂著太陽寫信：「我昨天渡過了湄南河上的第一個晚上。這裏的一切都很新鮮奇特，好在本地人相當友善，食物美味，夜裏還有非常悅耳的鳥鳴，我真希望你也能跟我一起經歷這一切。不知道你新婚之後的日子過得可好？抱歉我來不了你的婚禮，但你知道，我總是為你祈禱」。

梁文道：曾蔭權是天星事件的大輸家

【都市日報-兵器譜】打從一群熱心市民進佔天星碼頭那一刻開始，老天星碼頭與鐘樓的存廢就成了一個政治問題，成了一個擺在曾蔭權面前揮之不去的難關。而且無論他怎麼決定，輸的都是他。

首先我們看到事件一起，過去５年來對搬遷碼頭既不敏感也沒多少意見的立法會議員迅速介入。一方面這事不涉及政治立場上「大是大非」的爭論，就算是親建制議員，站在市民那方反對一下政府，也大有分加；另一方面正逢梁家傑冒出頭來，任何不利於政府的消息都會轉換成他的資本，民主派群英又怎能放過這大好時機？

而政府的應對不外乎兩點：一是突出「保育與發展」的矛盾，希望喚起社會上重發展那一派人的支持；二是強調木已成舟，諮詢早就做過了，反對派突如其來的行動是後知後覺。

可惜這兩招現在都使不上力，因為在近幾年一連串的事件裏(如利東街拆遷問題)，我們可以看見拆舊立新的傳統香港發展模式已越來越不受歡迎，社會上關注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呼聲越來越強。民意當前，敢全面倒向政府，呼籲不顧一切也要拆掉老鐘樓的人少如鳳毛麟角。更何況又有專業人士指出，即使保留舊天星碼頭和鐘樓，也不必然與政府的鋪路計劃發生衝突，所謂「保育與發展」的衝突就更是不知從何說起了。

至於過去５年的諮詢與決策過程，政府當然有理辯護，但是反對派仍然可以指出其中的缺陷；尤其2002年古物古蹟辦事處提出的異議報告在官方網頁「神秘失蹤」一事，就更是嚴重打擊了政府的誠信。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選戰在即的曾蔭權要是順應民意，暫緩工程，不一定會得到好處。因為這又會成為某些人攻擊他「強政勵治」名不副實的案例。而且自撤回銷售稅提案之後，他要是連天星碼頭都不拆了，更會予人理由攻擊他為了選舉可以不顧一切既定程序。

可是反過來看，現在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清場抓人，隨後又鬼鬼祟祟地在半夜拆毀鐘樓，不只難看而且十分霸道。專業人士提出的折衷方案，和異議報告的失蹤事件，政府又全無回應，似乎視而不見。這樣一來「強政」就變成「悍政」了，曾蔭權等於是把天星當做大禮，送給梁家傑當籌碼。下個月的民望調查結果如何，實在不問可知。

梁文道：無煙電視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大部分的「文明」國家和地區都已訂了嚴格的規定，限製電影和電視里抽煙鏡頭的出現。

原因不難理解，這是一種老派傳媒理論的作用，以為觀眾都是被動的訊息接收者，你把什麼東西灌進傳媒里面，他們就會收到什麼；你在傳媒里贊賞一種行為，觀眾就會跟肯定。由於大家都不覺得抽煙是種正確甚至正常的習慣，所以我們當然不能任由傳媒里的吸煙者教壞了善良的人民群眾。

這種老派理論在過去20多年間備受挑戰，除了最不願意動腦的主流傳媒和許多官方機構之外，已經沒有人能夠百分百相信這套簡單的說法了(中國官方的態度是最明顯的)。因為它對傳媒受眾的認識太過片面太過簡單，以為他們的腦子是塊白板，印什麼上去就會留下什麼痕跡。

事實上，同一段訊息，很難有兩個人在接收之後會產生百分百一致的印象、觀感與認識。一個人的性別、階層、種族、教育背景、家庭環境和工作性質全都會影響到他怎麼接收和認知傳媒中的資訊。就以抽煙為例，如果一個煙民看了以前辛康納利主演的詹姆士‧邦德，或許感到深刻的認同，覺得自己其實也有成為詹姆士‧邦德的潛質。但一個嫉煙如仇的觀眾看了當年煙不離手的老詹姆士‧邦德，說不定就會在腦海中浮起一嘴煙屎牙和口臭，於是看到他和美貌女特務接吻就不禁一陣惡心。我們的性格、趣味和身份都參與決定了我們怎樣看待媒體的訊息。誇張點講，一部電影只要有一百個觀眾，可能就會看出了一百個相異的版本。

既是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把吸煙看做洪水猛獸，將它驅逐出影像的世界呢?如果一個演員在畫面上噴口煙就能把人教成煙民的話，那麼警匪片和江湖片又會不會使得殺人犯和黑社會的人數翻了幾番呢?

有時候我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會被人要求移開桌上的煙灰缸和各類煙具，以免不慎在鏡頭上露出煙草存在的證據。那些電視台如此謹慎，力求趕盡殺絕煙草的形象，主要就是相信了那種過時的傳媒理論。

可是基於這種老土傳媒理論作出的種種政策與規定，又的確吊詭地起到了遏製煙草的功用。因為只要在圍繞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這些電子影像里再也看不到有人吸煙，我們就能漸漸接受一個沒有煙味的想像世界了。回憶當年，不只虛構的電影劇情里有煙霧繚繞，紀實片里的受訪者手上有煙，甚至連新聞節目主持人也是邊吸煙邊說話；那是一個符合現實的媒體環境，人人都以為吸煙是正常的。我們如今在媒體上既然看不見煙，可能就會覺得煙的真實出現是異常的現象了。

梁文道：書要讀得好的日子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時候在街上和讀者聊天，或者看他們寄來的電郵，我發現他們很關心書要怎麼讀才可以讀得更快更多。可是叫他們失望了，我並沒有秘訣。如果真有這種秘訣的話，我也想知道。

其實何必曰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來，讀書最重要的是讀得好。所謂「讀得好」，我指的是起碼要讀通一本書，沒把裏頭的基本事實搞錯。目標看來定得極低，但是在這個時代，我發現這已是很難達到的成就了。

且先別說讀書，光是看報，原來也能產生很大的閱讀障礙。舉個切身經驗為例，話說近日我寫了一篇文章，藉梁家傑參選特首的政綱受到傳媒漠視，批評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務實的平庸心態，矛頭指向的當然是自許務實的曾特首。為了說明大家厭談理想的心態是怎麼一回事，拙作特別引介了現代大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和波帕（Karl Popper）的相關說法。後來身為波帕徒孫的吳靄儀大姐為文響應，申明再務實也不能不顧理想的指引作用。這一來回實在是友好的觀點交流，我以為頗有互相發明之妙。

可是後來我看到一些評論，居然以為這是場「筆戰」，而且還誤讀拙作，覺得我是在幫特首教訓梁候選人好高騖遠！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說是我自己的文字不利落，有表意官能的缺陷，我也認了。

但另一封讀者來信，就真叫我摸不頭腦了。這位讀者勸告我身為文化人，怎能在某大報公然撰文批評司法獨立的原則，說「法官失控」會為害社會，這豈不是教壞下一代云云。老實講，這種論調出現在該報專欄絕不叫人奇怪；只是老天在上呀，我不只根本沒寫過這等偉論，更從來沒有福份得享在該報發表文章的榮光！莫非世上真有「兩生花」，還有另一個梁文道也在香港報刊上販文維生？

不過我明白，這都怨不得人，還是社會的錯時代的不對。二十一世紀的閱讀合該如此。

研究印刷史和書籍史的學者們有個共識，認為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兩種閱讀取向的分水嶺。在印刷術普及之前，讀者追求的是「精讀」（intensive reading），猶如古人註經，務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個道理，往往一本書能耗上一輩子的生命。原因簡單，那時流通的書數量極少，一個羅馬時代的學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讀過三百本書，就是驚人的鴻學碩儒了。等到印刷術出現，書籍的複製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間無論種類還是數量都有幾何級數的增長。這時的學者如果只看過三百本書還敢對人誇稱自己博學，肯定遭人恥笑。所以印刷術的年代是個「泛讀」（extensive reading）為王的時代，讀書首要是求多求廣，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終於到了我們這個「後古騰堡」的年頭，媒體多樣，資訊爆炸。大家連停留在一個網頁一分鐘的耐性都沒有，錯把另一個人當成你小子，又有什麼可怪？問題在我，老是懷舊，總覺得最愉快的讀書時光還是上大學的時候，跟老師讀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一學期結束了還沒翻到第八十頁。

梁文道：大城之路(一)

【成報-秘學筆記】今天去泰國遊玩的旅客，如果厭倦了夜夜笙歌，日日按摩的生活；又或者害怕海嘯不知何時又會如牆湧至，捲走了沙灘上的少女與冷飲；他可能會想到某些古蹟，到底這是一個古國，不是嗎？假如從曼谷乘車北上，用不了兩小時，他將來到一個叫做「阿育帝亞」（Ayutthaya）的廢城，中古時期王國的首都，華人管它叫「大城」。那確實是座大城，幾百年前住在此地的外國人不比今天穿著牛仔褲去憑弔的遊客少；它的國際化程度，即使是唐代的長安市民也不能想像。

但是一個十七世紀的歐洲人要來一趟大城，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呀。你從意大利出發，經過地中海穿越了直布羅陀，進入大西洋轉過好望角，再渡過了印度洋，來到暹羅灣，好運的話，這是一年多的航程。這時候你面對的問題，是不知哪一道河口才是昭帕耶河，因為暹羅灣沿岸平坦，每一條河的河口看來都很像，沒有特別表徵可以區別。例如在澳門相當著名的葡萄牙大詩人賈梅士，他在你之前不久也想去大城探險，可是他走錯了路，直至深入內陸五十哩，他才發現自己原來在湄公河上。

假如你正確地把船駛進了昭帕耶河，你要小心附近的暗沙。萬一擱淺，你就只能看著熟練地駕駛輕便快船的福建水手微笑地繞過你那笨重的遠洋巨輪，揚長而去。

假設你經過了考驗，沿河直上，可別只顧著兩岸的芭蕉棕櫚與不時在空氣中浮動的野蘭香氣，你必須小心頭上成群的蚊子，和偶而從岸邊跳進船艙偷取食物的黑猴。

梁文道：星的距離

【成報-秘學筆記】想要看到那顆我看不見的星星，有兩種方法，而這兩種方法都牽涉到時間。簡單地說，我要活得再長一點。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一個古怪的事實。理論上，夜空不該一片烏黑，它應該滿布光點。因為宇宙裏有數以幾十億計的星球，只要抬頭，不管朝哪個地方望去，都應該看到滿天星斗；更何況在那些星球與大地之間沒有任何阻隔。但我們依然見不著這樣的景像，這是為甚麼？

科學家說，如果全人類在一日之間消失，地球將有重大的變化。第一個可見的改變就是在人類消失的那天夜裏，天空將清冷而黑暗，因為沒有了光害，再也沒有人工亮光的污染，其他動物會看到比往日更多的星星。即使如此，那些忽然感到巨變已至的飛鳥與走獸還是不可能看到掛滿星辰的明亮天空。

這是因為自從大爆炸以後，宇宙持續地擴大，離我們愈遠的星球將會以更快的速度奔向更遠的地方。那顆星就在宇宙的邊緣，他的光來不到地球，我也看不見他，因為他飛離宇宙中心的速度要比光速還快。如果我活得夠長，能夠等到一種超光速飛行器的出現，或許我有追趕他的機會。追趕他，直到宇宙的邊緣。

另一種情況是，當爆炸終止，宇宙冷卻，歸於平靜，那些星星將會奔回宇宙的中央。它們會回來，就算身在最遠邊緣的那顆星，亦將向我歸來，而且速度愈來愈快。這是宇宙毀滅的前夕，我抬頭觀望，天上是一片光幕。世界就要結束了，在構成那片光幕的無數光點之中，有他。我不知道以人類的尺度計算，這是多少年之後的事。我只知道自己要活下去，活到足以見證冰河重臨復又消解，太陽焚燒地球而萬物滅亡，那麼久遠，那麼孤單。然後，我將看到他，在末日之前。

梁文道：詩的危險

【都市日報-兵器譜】除了民主是獨裁軍人的敵人外，原來還有一樣東西，那就是詩。

智利是詩歌的國度，先有米斯特拉(Gabriela Mistral)在1945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再來則是號稱「自莎士比亞以來讀者最多的大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了。當然，他還是197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聶魯達在智利海濱小村「黑島」蓋了一間小石屋，村子裏還有很多來自各地的音樂家和藝術家。「黑島」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成了許多智利青年心目中的聖地。那個美好的年代呀，不只學生讀詩，連工人集會也一定要有詩歌朗誦的環節。詩是整個社會企盼新生與未來的聲音，而這股聲音隨著聶魯達好友 — 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總統上台達到了最高潮。阿言德不只在經濟政策上奉行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連在文學上也很激進浪漫，他開了一家國營出版社，叫做「齊門度」(Quimantu)，專門替進步詩人出版廉價詩集，好普及文學。

最受歡迎的卻還是聶魯達，比如他這首：「在那浪漫夜色，在那黑色大地中 ∕我不感到孤單 ∕我就是人民，那不可數計的人民 ∕我的聲音裏蘊含著 ∕穿透沉寂 ∕在黑暗中萌發的純潔力量 ∕死亡、酷刑、陰影、寒冰 ∕突然間淹沒了種子 ∕人民彷彿也被埋葬 ∕可是玉米重又破土萌發 ∕它那不可遏制的鮮紅肩膀 ∕衝破了沉寂 ∕我們從死亡中獲得新生」。哲古華拉把這首詩譜成了歌曲，當年整個拉丁美洲沒有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沒聽過甚至沒唱過它。

果然，人民是會被埋葬的。阿言德的總統沒坐上兩年，就被皮諾切特將軍推翻了，阿言德自殺殉國。大規模的白色恐怖迅即展開，雜誌查封，出版社結業，有些詩人則被捕然後消失。1973年9月，已是風燭殘年的聶魯達對著撲進門來大肆搜掠的軍警說出他一生中最後也是最有力的證言：「看看這四周吧，這裏只有一樣東西對你們是危險的 — 詩。」幾天之後，他就病逝了，死前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是玉米終將破土而出，皮諾切特到底不能握緊政權直到老死，相反地，陪他度過餘生的是一連串的羞辱與咒罵。自從智利恢復民主政制，黑島已不只是藝術聖地，還是民主的象徵，每逢聶魯達的誕辰死忌，世界各地都會有人專程到來，在他的小石屋前集會朗誦。如今，皮諾切特走了。我想，也會有這麼一個年輕人連夜趕到黑島，為聶魯達點起一根蠟燭，輕輕地告訴他：「沒有一種武器比詩更危險。」

梁文道：煙味十足／飯後一根煙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一回和蘇施黃聊天，和她提起美國明星廚師布汀（Anthony Bourdain）的書，她立刻反應：「是不是那個老是煙不離手的傢伙？我可不喜歡他。」為什麼呢？「一個廚師老是吸煙，就算手上沒煙味，自己的味覺都給 破壞了，做出來的東西怎麼會好？」蘇施黃這傢伙，她大概忘了自己也曾是個煙民。不過我也不和她爭論，因為一般而言，對香煙最有意見的都是那些戒煙成功的老 煙鬼。

但蘇施黃這話卻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吸煙到底會不會影響味覺呢？要是吸煙真會破壞一個人的味蕾，使他對食物的感受麻木，為 甚麼還有那麼多美食家抽煙呢？（或者掉轉來說，是那麼多煙民成了美食家？）遠者如早已仙遊的唐魯孫和梁實秋，今人如蔡瀾和沈宏非，都是香煙、煙斗和雪茄的 愛好者，難道他們就不怕自己的舌頭失靈嗎？

我有一套邪門理論，或者可以解釋好些喜歡美食的人為何也會愛上煙草。那是因為愛美食和愛煙基本上都是同一回事，它們都是味覺的冒險和開拓。

但凡一個人能成美食家，都得對美食充滿好奇，不懼危險，不怕犯禁，更不厭嘗新，非見盡天下可食之物不死心。一個人要是習慣天天吃同一種東 西，而且吃飽就算，別無所求；我們頂多稱讚他安貧樂道，是個聖人；但卻絕不會說他是食家。因為食家必定慾望無窮，極力要擴充自己的味覺體驗，使自己在食物 的品鑑能力上豐富多樣而立體。猶如一個樂評人，如果獨沽一味只聽貝多芬，他還算得上是個樂評人嗎？

平常我們一想到煙，就以為它是種濃烈辛辣的東西，霸道無比。尤其對不吸煙的人來講，幾乎所有種類的煙都是同一回事。那是因為他們根本試 不出其中分別，其實煙味當然有分別，而且分別極大。以煙草品種而言，維吉尼亞種與土耳其種就完全是兩種東西；以製作方法來講，烤煙的獨特香氣是一聞就知道 的，特別鶴立雞群；以抽食方式論之，煙斗、雪茄、紙煙、鼻煙、嚼煙和水煙之間的差異又何止以道里計？更不用說這幾種煙的內部分類有多少了。

所以煙草的世界是另一種味覺和嗅覺的世界，裡面別有洞天，異卉紛呈，就和酒的世界差不多。一個以開發自已味覺為己任的食家能夠輕易放棄酒的滋味嗎？如果不能，那麼他又怎能不被覆雜多樣的煙草吸引誘惑呢？

話說回來，也不是隨便一個煙民都能成為一個煙草鑑賞家的；正如不是所有能吃飯的人都會自動變成美食家。大部分煙民抽煙就只是為了止癮，時 常抽來抽去就是一個牌子的紙煙。有些人還不理美醜，有煙就抽，不問來處，吸了一輩子都不知道煙的成分品種和製作方式。這就像那種每天都去同一個地方午飯點 同一款東西的人，徒然進了煙界大門，卻從不內進一探究竟。

喜好美食的人一旦迷上了煙，很容易就沉淪下去；不一定成為煙不離手的人肉吐霧機，卻多半會吸遍天下煙草，最終止於雪茄和煙斗這兩種變化最多端品類最複雜的終極探險。好吃與愛煙，從這個角度看來，又怎會是矛盾的事呢？

不過，還是讓我們坦白承認吧，抽煙確實會影響味覺。如果一天三包煙，而且還是又猛又辣的那種，我保證一年下來你就再也分不出日本刺身裡不 同白身魚的分別了。對一個喜好味覺冒險的人來說，美食與煙草就像魚與熊掌，不可兼而得之，其中的巧妙平衡是很難掌握的。假如你已經成了個老煙槍，那麼你甚 至不會有機會發現自己味蕾的變化，除非到了一道菜你說淡而無味而同桌卻人人喊鹹的地步。

因此我等饞嘴的煙民只能儘量約束自己，起碼不要在吃飯的同時抽煙，否則你真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甚麼。前幾年雪茄熱潮初興之際，許 多人都把「飲紅酒、食雪茄」當作身份表徵，甚至名副其實地邊喝紅酒邊抽雪茄，自以為十分有型。殊不知雪茄的霸道恰是葡萄酒的天敵，只要吞一口雪茄煙，任何 葡萄酒的細緻就都煙消雲散了。更莫名其妙的是一股自美國吹起的歪風，竟然弄出了「雪茄宴」，像配酒一樣地為每道菜配雪茄。這幫沒大腦的傢伙該不會搞錯了雪 茄和雪葩﹝sherbert﹞吧，以為雪茄有清胃口的功效，好為你準備一副新鮮的嘴巴去迎接下一道菜？

要是真想用雪茄配酒配食物，我們只能相信傳統智能，講究「4C」（又說3C）的配搭。所謂「4C」，指的是雪茄（Cigar）、干邑 （Cognac）、咖啡（Coffee）和朱古力（Chocolate）。據說這四樣濃烈的刺激物會有巧妙的化學作用，有意者不妨一試。當然缽酒也是另一 種雪茄的長期伴侶，洋人過百年的老習慣自然有它的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組合都發生在一頓飯的尾聲，抽煙的最佳時機絕對就是飯後。不抽煙的人很難體會飽餐後一根煙的舒暢快活。從心理上講，那 口煙呼出來就像對一餐飯的沉思，煙霧裡我們反省回顧每一道菜的得與失。從味覺上講，這是頭盤、主菜到甜品之後的合理終局，後者總是如浪捲蓋前者，直到最後 那輕似無物但又強悍的一口煙令我們達到了高潮。

很多煙民還相信煙草有幫助消化之功，例如大美食家唐魯孫，他在《漫談香煙》一文裡曾經介紹過一種叫做「關東台片」的煙草：「這種煙一進 嘴，就有一種力量往喉管裡頂，讓人透不過氣來，味道雖然辣，後味卻是辣裡帶香甜。關外人講究吃烤牛羊肉，假如覺得吃得胃裡發漲，只要來上兩口關東煙，准保 消食化氣，比吃什麼腸胃散都來得快和舒服。民國初年到中國來考古的福開森就把關東煙當消化藥用。真正好的關東煙抽完一袋把煙灰一搕，銀炭似的一團煙灰掉在 地上聚而不散。據說這樣就是真正的關東台片了。」我沒見過「關東台片」，不知它是否真有如此奇效。不過，我傾向於認為一切煙草可以消食化膩的說法其實都是 煙民自己的心理作用罷了。

煙民大抵都有這樣的經驗，明明坐在餐館吸煙區，鄰桌偏偏有人要表演十分不耐的表情和動作，嘖聲連連，雙手直揮，那雙手幾乎就要打到你的 頭上，使得自己非常尷尬非常難受。而且很不巧，也不知道為什麼，做出這種事的通常都是「師奶」。原來在吸煙還被看作是男人專利的年代裡，男性煙民就想出了 自在地享受飯後一根煙的辦法了，那就是在餐館裡辟一間專屬吸煙室。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特別流行這玩意，紳士們飯後站起來，向女士一欠身，說句「如果您不介意 的話，我想去抽煙了，行嗎？」，然後就結伴退隱至裝潢典雅溫暖舒適的煙房裡吞雲吐霧，討論彼此在遠東殖民地的見聞。當時有人把吸煙室比作「自由的空間，受 害者的保護地，避難的聖堂，全國上下都為之乞福之地，『海泡石』（一種製造煙斗的材料）給男人們帶來的好運如同聖地麥加對聖徒的佑護，是癮君子的樂園」。

一百多年過去了，親愛的同志們，香港所有餐廳自○七年元旦開始全面禁煙﹝包括酒吧和咖啡店﹞。我們徹底輸了，竟連這最後的避難所也保不住。

梁文道：沒有什麼是不能拆的

【明報-筆陣】執筆之際，闖入舊天星碼頭示威者已全被驅離。而行政長官曾蔭權則就此發表聲明，他指出天星碼頭搬遷一事經過五年諮詢，早就得到了社會共識；而且提醒公眾，在保育與發展之間要「取得平衡」。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平衡」？這是政府的政策嗎？這是政府規劃和形塑香港都市面貌的基本思路嗎？事實上，除了石硤尾公共屋將會留下一幢大樓之外，在近年幾乎所有市區重建的計劃裏面，我們看見的都不是平衡，而是徹底的傾斜。利東街的重建平衡了嗎？即將被拆除包浩斯式建築灣仔街市平衡了嗎？幾乎每一次當「發展」（請注意這裏的『發展』不是今日官場上人人掛在嘴邊的『可持續發展』，而是老派的、硬式的、絕對單向的發展）與文化保育發展衝突的時候，要讓路的都是保育。

而且曾蔭權這段簡短的談話根本沒有觸及更嚴峻的政治問題。如今政府面對的已不只要不要保留老天星碼頭；而是為什麼明明有一份古物古蹟辦事處在2002年提出的異見報告，卻不見政府反思回應，還要在官方網站上將之抽起，甚至否認諮詢過程中有任何反對的意見？那分報告清楚指出「將它（天星碼頭）搬去第4-7號碼頭的建議完全不受歡迎，當局應考慮將鐘樓，甚至是整個碼頭搬遷至一個與周圍環境和諧共融的新地點」。請注意，這裏的「搬遷」(relocate)指的是原件搬遷，而非拆重建。在被揭發當局隱瞞了這份肯定老天星碼頭和鐘樓歷史意義的報告之後，官員不只沒有就其中論點作出任何正面答覆，反而還再次重申古物古蹟委員會沒有反對拆卸行動。這是一個有誠信的政府的態度嗎？

再說諮詢的問題，政府確實是針對填海與搬遷碼頭一事做過五年的諮詢研究，也因此有評論批評示威者「輸打贏要」，「不早點出來反對」。可是今天局面是否正好說明了當初諮詢的方法有所缺失，才導致市民在這最後關頭跑出來反對抗爭呢？證諸許多先進地區的做法，但凡工程涉及具有歷史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地點，當局都會事先進行極為系統和民主的諮詢，而且大事張揚，力求各方警覺，進而促成社會辯論，再達成各方共識。可是政府這回的諮詢卻一直沒有突出天星碼頭的拆卸問題，讓它成為焦點。或許政府就是怕它成為焦點，怕它變成阻礙自己填海工程的絆腳石。又或許政府從來不覺得老天星碼頭與鐘樓有任何重大的歷史價值，所以不以為有需要把它當成特別議題。說到歷史價值，老天星碼頭與鐘樓如何成為香港人集體記憶的座標，論者甚多，不用贅言。總之，天星碼頭絕非一個空洞的、可以任意處理的「空洞」space，而是一個富含意義與情感的「地點」(place)。為什麼這麼有價值的地方，當局可以視而不見，乃至於不用在之前的諮詢工作裡把它變做討論重點呢？答案之一或許是我們有關遺產的定義了。

按照目的法例，一座建築物的歷史意義是由它的年紀來決定的，不夠50年就不夠意義，可以不理也可以拆除。這條規定早就被人詬病多年，一來是因為它太過機械，無法處理像天星碼碩這種特殊案例；二來是它只考慮到有什麼前人的東西值得珍重，卻沒有想到我們這一代人打算把什麼事物遺留下去。按照它的邏輯，理論上這五十年內興建的所有建築都是可以毀的，比如說匯豐銀行與金紫荊廣場。

而現今的世界潮流卻是放大「遺產」的概念範圍，不只顧及有數百年歷史的教堂皇宮，也要包括新近的建築和地點。因為「遺產」不單單是老舊的事物，它還得令大家思考我們想要留下一個怎麼樣的時代印記給後人。當然我們不能保存一切建築，有些甚至是不拆會令人很難受很礙眼的（在我看來，尖沙嘴的文化中心就是一個好例子）。所以我們應該在這個日益重視城市文化環境與體驗經濟的時代裏，成立一具有充分代表性和專業判斷能力的「遺產委員會」，賦予它更大的彈性，讓它依照審美與歷史的價值去決定什麼東西值得作遺產。

英國的「遺產保護局」(English 就是這樣的機構。前幾年它曾在英國報章刊登大幅廣告宣傳理念，鼓勵國民珍視身邊的環境。其中一個廣告的標題是「一間叫做廁所的建築，不見得必然低級」原來在廣告刊出的三年前，一個建築師為倫敦的某個街區設計了一間樣式精美採光與通風良好的標致公廁，深受居民業界的歡迎，於是被「遺產保護局」宣布為「英國遺產」，並且當做宣傳噱頭。在其遺產單之內，除了廁所之外，甚至還有巴士站亭、路燈和一張公園的座椅。

一邊是一間蓋了三年的廁所也要保留，另一邊則是連一座見證香港歷史48年的鐘樓都不放過，也許這就是被公認的國際大都會與自許的國際大都會的分別了。

梁文道：自由的朋友死了

【都市日報-兵器譜】殺害了數以千計的異見分子，讓數以萬計的人民失蹤，讓智利全國百姓都要遵守宵禁，在晚上九點前回家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終於死了。

這位曾經和美國中情局聯手推翻南美第一位民選社會主義領袖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的大獨裁者，雖然一生之中犯下了無數侵犯人權的罪行，雖然鎮壓過無數的示威集會，雖然強力管制過無數的傳媒和社團活動；但是依然被許多人深深懷念，例如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她感謝將軍在福克蘭戰役暴發的時候站在英國那邊。

那是冷戰時期，對英美等「自由世界」政權而言，凡是左傾的必為敵人，他們代表著專制獨裁，是人類自由的天敵。由於皮諾切特反對社會主義，所以他一定是自由的朋友。這位自由的朋友卻用上了最極端的手段去推廣自由。他一方面師承佛利民的主張，力促智利的貿易自由化，讓匯率浮動，讓國營機構私有化，造成了智利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則採取了「自由世界」領導人心目中只有共產黨才會使用的方法，去消除國內一切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聲音。

儘管這位軍頭一如拉丁美洲歷史上一切繼承「高地酋主義」(Caudillismo，源自十九世紀的拉美軍人強權傳統)的將軍，認為代議制民主只是一種腐敗的、沒有效率的政黨遊戲，但還是被戴卓爾夫人稱許為「把真正的民主帶給了智利」，只因為他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思維與自己如出一轍。

當時協助皮諾切特處理經濟的是一幫芝加哥大學出身的經濟學家、佛利民的追隨者，人們稱之為「芝加哥兄弟」(Chicago Boys)。他們在智利實行的一連串包括大幅度減稅在內的經濟改革，是拉美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試驗，的確成就了十年左右的榮景，號稱「智利奇蹟」。最喜歡拿這個奇蹟當例子說明新自由主義成功之道的，就是同樣喜愛香港的佛利民了。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九十年代拉美金融風暴之後，智利十餘年經濟實驗的惡果也一一浮現，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拉大。當年的「智利奇蹟」成了蛋頭經濟學家壞事的經典案例。很奇怪，在前一陣子佛利民逝世時的一片哀悼熱潮裏，倒是沒有幾人提起這樁往事。

拉丁美洲在九十年代初的經濟崩潰直接導致了近年急速左轉的局面，同時也開啟了許多國家回歸民主憲政的道路，包括智利。回首一望，原來過去數十年來，拉丁美洲的軍人獨裁政權竟然沒有幾個是真正左翼的，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自由的朋友」。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但願皮諾切特是拉丁美洲最後一個「自由的朋友」。

梁文道：釋放

【成報-秘學筆記】等了這麼久，冬天終於來了，在這聖誕節的前夕。

天還沒亮，我小心地穿越漆黑的走廊，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音，怕吵醒了你。你要好好地睡，因為前面還有好長的一段路；你睡得很深很深，因為你皺緊了眉，似乎在思考遠方。這很好。

我穿上了靴子，開門就是一片深藍。外面的路燈仍未熄滅，大門外那顆寂寥的聖誕樹閃亮，四下無聲，獨它兀自發出熟悉的樂聲：「Jingle bell...」。沿路下山，車輛稀疏，我看到一個小公園，於是踱進去選了張石椅坐下，等待第一批出來打太極拳的老人。

你曾問過：「聽說你入院了，現在好點了嗎？」既然你不真的在乎，不如忘記這個問題吧。看，天就要亮了，顏色正在轉變，很快就是你該上路的時候。當第一線陽光透過薄薄的窗簾照到你的臉上，你會漸漸甦醒，蠕動，然後發現背部與肩頭有點疼痛，好像壓到了些甚麼。你吃驚地坐起來，看見床上有兩三段絨毛，回手一摸，是翅膀！是的，你有一雙翅膀了。

日光令人暈眩，一時之間，你迷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何不依循本能，伸展身體，用你的嘴去親吻初成的羽毛。張開它，讓翅膀在太陽下乾燥，發光，它們是白色的。你已化成一隻燦鳥，忘記我，忘記人身前世。

我坐在石凳上抬頭看見你在窗前整理羽翼，準備。再見了，不要再回來，不要再來看我。隆冬將至，快往更溫暖更豐庶的南方飛翔，只要跟上天際那一行大鳥，你就會找到你的歸宿。

走吧，這樣子飛就對了，不要低頭，不要迴旋。至於我？我早就做好了冬眠千年的預備，預備讓盛雪掩埋。如果有一天你回來，你不會再看見我，因為我在冰原六呎之下，一個落葉年年遮蓋，月亮夜夜皆圓的地方。很好的地方。

梁文道：丹麥的示範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設計國家的新潮之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丹麥的例子了。

大概在20多年前，丹麥人民常常上街示威，他們討厭政府的官僚作風，討厭政府那種高高在上與民對立的作風。於是丹麥政府開始在原有民主體制的基礎上力行改革，一面加快工作效率，另一面想要重新拉近人民與政府的距離。在這場改革運動裏面，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形象再包裝。所以丹麥政府找來了著名的設計師林內曼(Bo Linnemann)，為政府和國家重新打造一個時髦而親民的形象。他和夥伴們的作品如今遍見於丹麥的大街小巷，從政府大樓頂上的紋章到路邊郵筒都是改造的對象。

在這項龐大的計劃裏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丹麥那頂著名的皇冠了。皇冠一向是丹麥人最熟悉又最認同的象徵，其地位與中國的龍差不多。但皇冠又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帶有太強的皇權威勢，而且過於古老土氣。所以林內曼從皇冠下手，為它設計出幾種微調變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作出多樣的配搭，又嘗試著上各式顏色，結果就是丹麥官方各部門的新標識了。

林內曼的設計令人一新耳目，它們的線條充滿簡約的北歐風味，還給人時尚可親的感覺。這次改造充分突顯了丹麥要強調的政府透明度和友善的施政作風，可以說是真真正正的形象工程，與中國某些地方建堂皇大樓的區別不可以道里計。

從丹麥的例子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身份標識」只是她的外觀，想要創造嶄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風。企管學告訴我們，一家企業的形象是它企業文化的面孔，這個道理放在國家的層面上也是說得通的。沒有根本文化的改變，一切外形的換裝都只不過是皮相的偽裝而已。

其次，國家的形象設計首先針對的一定是內部的國民，只有國民支持百姓認同，一個形象標識才能徹底地體現出國家的性格和品味。事實上，近年丹麥旅遊產業和國民外交種種宣傳工作，也是建立在這套原來針對國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國家形象設計，不只是為了給外人好印象，更是為了要凝聚本國民心。

至於甚麼樣的形象才是國民認同的形象這個問題，我們早就擁有眾多的方法和工具的尋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著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調查。國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數專家閉門造車的結果，更不能任由官員發揮主觀意念；它必須來自由下而上的意見表達，經過公開的討論再漸漸成形於專家之手。最後，我們發現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煥發全新的氣息，威權霸道如皇冠也能夠變成可愛的象徵；問題只在於有沒有想像力，有沒有敢於突破陳規的創造勇氣，和有沒有真正的高手去執行工作。

再回到中國龍的爭論，我們的問題就很清楚了。新形象的念頭來自何處？它有沒有全新的施政風格去配合呢？這個形象是做給自己人看的呢？還是純粹指向外人？國民認同這個新形象嗎？又有甚麼程序去保證這點？誰有資格去負責這項重要的計劃呢？就是吳友富教授嗎？

梁文道：距離的消失

【成報-秘學筆記】我有一個朋友，他不用手機，甚至不接電話。找他永遠只能找到電話錄音機，而他還有一個規矩，那就是回電總在一天之後。為什麼？他的解釋是「我和所有人的溝通至少得間隔一日的距離」。原來在實時通訊的年代，他想勉力守護時間的神聖，哪怕只是一天。

往日的愛情因為時間的間隔，總是充滿了猜疑，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也因此需要人付出更大的信心與耐心。你想要的答案不能立刻得到，所以你只好相信，否則就會陷入惶惑之中，難以自拔。

但是現在，我有任何疑問，直接撥一個電話甚至發個短信就行了。假如一個小時以內沒有回音，我便坐立不安；假如是一天，我便能確定沒有回答就是他的回答。

於是我們看不懂老電影，讀不懂老情詩，我們不再懂得愛情了；因為時間不再長遠古老，過去消失，存在的只是不同地點上的同時現在。

喜造生詞的維瑞里奧在談及生態危機的時候提醒讀者，不能只是顧及大氣層的污染，還要注意「速度層」的破壞。「速度層」，dromospheric，來自希臘文的dromos，速度和奔跑的意思。所謂「速度層」，指的是人類運輸與溝通的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存在的場域。而速度層的破壞，維瑞里奧要說的就是「路徑」的消亡。

前人要從某地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或發出一則信息，總要經過一段路徑，在空間上呈現了兩地的距離，在時間上表現了通達兩地之間所需的度量。我族人類無論是認知世界、瞭解自我，還是建立關係，意識裡都有這麼一個外在世界的速度層，明白時空之龐大與限制。

然而實時通訊卻取消了這個物理世界的限制，就像廣告常說的，「這是一個沒有距離」的世界。沒有距離，就沒有路徑；沒有路徑，也就沒有出發點和目的地。我和他，沒有距離沒有分別，所以他消失了，我也是。

梁文道：大國崛起，和氣生財？

【南方都市報-知道分子】中國是不是一個大國?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了嗎?這不只是中國人自己關起門來熱烈討論的話題，還是許多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正當中央電視台《大國崛起》掀起國民一片回響之際，《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等重要的西方傳媒也紛紛發布文章討論中國崛起對世界秩序的影響。誇張一點的，甚至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強獨霸的日子已經正式告終，各國要盡早適應中美主導的二元世界。但這「二元世界」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世界?中國的大國身份又如何改變了世界秩序，為這個秩序注入了哪些新的元素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所謂的國際秩序並不只是一連串的利益交換和競爭賽事，外交也不只是一盤又一盤的棋局；它們還是一種觀念上的結構，具有主導力量的大國，往往會投射出一幅世界圖景，把各國分別放入不同位階，再據之分別對待分別處理。簡單地說，相對客觀的結構以外，國際秩序還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層面。

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冷戰時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美蘇之間的競爭絕不限於軍事與經濟實力的較量，還是兩套意識形態的比賽。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壘，共同形成了當時的國際秩序。

自此之後，就展開了美國這個超級強權主導國際形勢的時代了。在美國投射出來的世界觀里，全球各國大致可以按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民主與不民主等兩道軸區分成不同的陣營。布什政府上台以後，美國更是以輸出民主為己任，與各國交往的同時不忘宣揚它所認同的價值觀。例如經援落後國家，它開列出來的條件就包括了受援國要改革自身的政治體製，加快民主化的步伐。你可以說這是偽善，一切不過都是鞏固自身利益的口實；你也可以說這是實際的，因為如果沒有民主高效而廉潔的政府，再多的援助往往也是泥牛入海，毫無實效。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美國的確擁有一套言之成理而且邏輯融貫的價值觀去配合它的外交動作。

現在的問題是，當中國日漸意識到自己的大國地位，而且連外界也都如此看待中國時，中國有沒有提出一種不同於美國的價值觀，有沒有一套自己的國際秩序圖像呢?當美國仍然致力於推銷民主政治與自由主義的時候，中國又拿出了什麼來和世界各國打交道，界定彼此的關系呢?近來有不少英語傳媒開始注意中國在外交場合常提及的「和諧」一詞，這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概念。

然而，所謂「和諧」又是一個容易流於空泛的模糊的詞語，大家應該怎樣確定它的內涵呢?關於這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柯亨(RogerCohen)的看法在英語傳媒之中很有代表性。在早前一篇論及APEC年會的評論里，他認為擺在與會各國面前的，是兩條不同的通路，一條是美國力主的民主外交，另一條就是中國式的「和諧」了。後者的特點就是比市場經濟先進國更強調做買賣的優先地位，大家最好少談政製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多做實質互利的交往。

另一個常被引用的案例就是中國和蘇丹等非洲國家的關系了。美國援助這些不發達國家往往有一系列附帶條件，要求它們改善人權狀況，加速民主改革。中國對待它們的方法卻截然不同，慷慨相助之余又不過問內政。兩者比較起來，當然是中國式的「和諧」更受歡迎。因此許多評論家驚呼中國這個市場經濟「後進國比起傳統西方國家還要‘資本主義’」，還要實際，與它們的傳統對手蘇聯完全是兩回事。

換句話說，中國在外交上提出的「和諧發展」基本上被解讀為「和氣生財」。可是，這真是中國人認同的價值觀嗎?中國投射出來的國際秩序是否就僅止於一個全球市場，而不涉及任何普世價值呢?大家近一兩年來誇談「軟實力」，認為輸出文化工業產品和做做廣告公關等表面功夫就是了，其實真正的核心還是一個國家有沒有一套自己相信又足以服人的價值理念。

梁文道：砍掉最後一棵樹的時候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復活節島的巨人石像總是讓人驚嘆疑惑。這個小島是真真正正的孤島，離它最近的陸地是西邊二千公里的皮特凱恩島，離它最近的大陸則是東方三千七百多公里外的南美洲。它地勢平緩，沒有三米以上的樹木，放眼望去盡是一片草地。但就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復活節島擁有三百九十七個著名的石人，其中最高的可達二十公尺，最重的有二百四十四公噸。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這些石像大都建造於公元一○○○年到一六○○年，當時的島民不要說現代起重機了，甚至連輪子和木材都沒有。他們到底是怎麼雕鑿、運送和豎起這些石像的呢？這個問題困擾了三百年來所有見過這些石像的人。

加大洛杉磯分校的教授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來到復活節島，也被眼前的景像震撼，陷入沉思。但他想的問題不是這些石像的由來，也不是傳說中的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而是那個擁有複雜結構，足以組織人力物力去設立巨石的社會為什麼消失得無影無蹤？為什麼今日的復活節島原居民不再製造石像，反而住在看起來相當原始的茅舍裏呢？

賈德．戴蒙是個博學的全才，他的前著《第三種猩猩》與《槍炮、病菌與鋼鐵》都很難得地跨越了學術和通俗的出版市場，既叫好又叫座。更難的是他一向喜歡寫大題目，動不動就從人類的源起說到現代世界的危機，以環境的條件和限制推論出帝國的興起與種族的滅亡。其中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之雜叫人嘆為觀止，本行地理學的他在古生物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生理學等多門學科之間縱橫穿梭，信手拈來都是最新的研究報告，真不知道他的學問是怎麼做的。

近著《大崩壞》是他至今為止野心最大的一本書，因為他要探討的是人類社會崩潰滅亡的規律和持續發展的出路。為了得到結論，他找來古今的好幾個案例當模型，例如格陵蘭維京人社區與馬雅文明的消失，日本與新幾內亞的生機不斷，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和現代中國的環境危機……。幾百頁讀下來真是驚心動魄，目不暇給。

通常這種大書的毛病是流於玄理空談，取證不足，推理不嚴，長於歸納短於分析。尤其一個自然科學出身的人談起歷史文化，很容易就會被社科學者詬病為「環境決定論」，也就是說把一切文化現象和歷史變化都還原到自然環境的作用。戴蒙從來也避免不了這類懷疑和批評，但是他一直盡力掌握更多的材料去支持他的推論。然後在他這部體制最宏大的著作裏，他試圖告訴大家，他絕對不是一個天真的環境決定論者，人不能勝天，但人可以自殺。

回到復活節島。戴蒙發現那些巨大石人的作用原來和後世獨裁國家的偉人紀念碑一樣，是種權力和榮譽的誇耀。小島上不同氏族的酋長在幾百年間競爭比較，看誰的石像更巨大更壯觀。你有一個高聳的人像，那我就在人像的頭上加個大石冠；你有五個平排巨像，我就弄足十個。要在原始的條件下單以人力完成這麼浩大的工程可不簡單，要砍伐無數巨木當搬運工具，還得拚命造田養活勞動人民。數百年下來，原本蒼鬱茂盛的森林竟然就此成了一片禿地。沒有樹木，不只少了獨木舟的材料，使居民沒有出海捕魚的機會；更會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貧瘠。接下來的飢饑荒、搶奪、內戰、殺嬰也就不難預見。人口銳減、信仰消失，一度複雜的社會滅亡了。

戴蒙的一個學生問得好：「當那些島民砍下最後一棵樹的時候，他們在想些什麼呢？」難道人能蠢到這個地步，可以眼睜睜地看自己的行為把自己推到滅絕的邊緣嗎？戴蒙的答案是可以的，他有好幾個解釋，其中一個叫做「景觀失憶」（landscape amnesia），意思是處在環境變化之中的人往往會忘記原來環境的樣子。比方說美國蒙大拿州的居民絲毫不覺山上出了什麼事，只有外來的遊客才會問：「五十年前的那些雪峰和冰河都哪裏去了呢？」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忘記香港有冬天，以為二十多度是十二月的正常氣溫。

梁文道：時間裡的愛情

【成報-秘學筆記】收到短信，「我們還是不要見面了」。三十秒後，我回覆「但我誠懇等待」。大概五秒之後，他就會看到這七個字了。如果是直接在電話裡談，或者再網上對話，我們還能多省三十五秒，幾近實時。實時的愛情是種怎麼樣的愛情呢？

從步行道馬車，從馬車到鐵道，從鐵道到飛行器，再從飛行器來到實物電傳的前夕，我們的空間壓縮了，世界似乎再也沒有遙遠的角落，各種位置都在同一個位置。其實技術壓縮了的又何止空間，難道時間沒有被各種傳輸技術與溝通方法壓縮為同時嗎？

時間壓縮，指的不只是我們交通聯繫的所需時間短了，比如說從過去寄信到美國的一個星期到如今傳出一封電郵的五秒鐘。不止如此，時間壓縮更是整個生活時態的改變，沒有了過去，只剩下現在。再以傳統書信為例，往日我們展讀一封信，其實是在跨越兩個時間上的點，一個是寄信人寫信的那一刻，另一個則是我正在讀信的這一刻。一封信如此橫亙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但是實時通訊技術卻取消了時間的差異，甚至弭平了時區之間的溝渠。

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的社會，因為它既沒有空間的外延也沒有時間的伸展，這是一個此處和彼方密集地同時呈現的社會——換句話說，一個在電子傳訊中整個世界的社會」。當代法國技術思想家維瑞里奧（Paul Virilio）如是說。

而愛情，本是一種時間現象，情書就是它最好的表徵。既然時間的延伸狀態消失了，愛情還會存在麼？

梁文道：追逐

【成報-秘學筆記】曾經，所有溝通都是延滯的，都是過去的殘響。交通愈不發達，技術愈不昌明，我們的溝通就離眼前愈遠。因此一切情書都是不確定的，即使裏頭的山盟海誓被重申保證了千遍萬遍，我們仍有理由懷疑這一刻的他已經變了，盟誓已然棄毀。

於是情書不但不能叫人心安，反而更惹人猜疑，我們害怕當下真相與信上所記的往昔相去甚遠。難怪看前人的情書，它們的作者總是要不斷起誓，再三保證自己的情意久恒，似乎不這麼寫就無法釋除對方的疑慮。然而它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再濃重再大量的文字也無法突破書信溝通的時空限制。有了時間這項因素，就沒有一條誓言是完全可信的。我好怕，所以我要你再說一次，每次回信的時候我都要你再告訴我一次，你是想我的。知道努力是徒然，我們只好更努力。

情書往來變成了追逐，在信與不信之間來回，在承諾與懷疑之間擺蕩；都是距離的緣故，這都是時間的隔閡。

我們寫信讀信的心態複雜，思想與神志俱在寬闊的空間中賓士，在蒼茫的時間中躊躇。這樣的愛情是不透明的，是隱晦的，耗盡心力。我每一封回信都是下注，賭你還是信裏頭的那個你。假如不是了，我寄出的這封信就會變成落空的笑話，它只證明了我的癡妄可笑。所以我的每一封信都押下了自己的信任與尊嚴，我交出了自己，由他決定我的命運。而結果如何，我永遠不知道。

在大家還寫情書的年代，我們都是冒險家。我問你是否念我如昔，但我可以預知你的答案不可能是最終（或者最即時）的答案。我們是冒險家，因為當下沒有滿足，目的地永遠還在前方。追逐，不可終止。

梁文道：不是龍的問題，而是形象的問題

【南方都市報】中國該不該繼續用龍來代表自己的形象呢?沒想到這個問題竟然成了近期的熱門話題。事件的緣起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吳友富，自稱受到委托，要研究設計的是「dragon」，而「dragon」在西方人的文化里恰巧是種窮兇極惡的怪獸，基督教傳統更以它作為魔鬼的象徵。所以，中國要是想在這個世界里樹起強大但不霸道、崛起但是友善的形象，就不能固守「龍的傳人」這個身份了，至少得把這條龍修改一下。

消息傳出之後，民間反應大極了。最可料見的，當然是種種民族主義的回響，大家紛紛痛罵這位吳教授數典忘祖，為了獻媚洋人竟可犧牲民族尊嚴，置千年傳統於不顧。另外還有人從學術角度入手，分析龍圖騰的源流，指出此龍不同彼龍，咱中國龍不僅不惡，還吉祥得很。

在我看來，這場爭論來得太急太快。它太急，急得根本還沒弄明白吳友富研究的全盤真貌；也忘了問到底是誰授權他做這項研究，以及這個研究的結果又會如何應用。它太快，快得大家沒有時間去想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什麼是更根本的問題呢?那就是在討論龍是否適合代表中國之前，我們要不要先搞清楚什麼叫做一個國家的形象代表?它的作用是什麼?產生這種形象代表的恰當程序又是如何?跳過這一連串問題，我們關於龍的種種說法都只不過是閑談溫談罷了。

自從商界開始關心品牌效應以來，企業的「身份標識」(CI)就越來越受重視了，大至企業的標志，小至一個信封，都成了商業設計師大展拳腳的地方。流風所及，連國家也變得可以當做一家企業來包裝，大家希望為整個國家和它的不同政府部門設計出一套視覺語言，以准確傳達它們的價值、文化和理念，以及它們想讓人看到的那一面。

在這股新潮之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丹麥的例子了。在二十多年前，丹麥人民常常上街示威，他們討厭政府的官僚作風，討厭政府那種高高在上與民對立的作風。於是丹麥政府開始在原有民主體製的基礎上厲行改革，一方面想要加快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想要重新拉近人民與政府的距離。在這場改革運動里面，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形象再包裝。所以丹麥政府找來了著名的設計師林內曼(BoLinnemann)，為政府和國家重新打造一個時髦而親民的形象。他和伙伴們如今遍見於丹麥的大街小巷，從政府大樓頂上的紋章到路邊郵筒都是改造的對象。

在這項龐大的計劃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丹麥那頂著名的皇冠了。皇冠一嚮是丹麥人最熟悉又最認同的象徵，其地位與中國的龍差不多。但是皇冠又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帶有太強的皇權威勢，而且過於古老土氣，所以林內曼從皇冠下手，為它設計出幾種徽調變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作出多樣的配搭，又嘗試上各種顏色，結果就是丹麥官方各部門的新標志了。

林內曼的設計令人耳目一新，它們的條充滿簡約的北歐風味，還給人時尚可親的感覺。這次改造充分突顯了丹麥想要強調的政府透明度和友善的施政作風，可以說是真正的形象工程，與中國某些地方爭建堂皇大樓的區別不可以道里計。

從丹麥的例子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身份標識」只是它的外觀，想要創造嶄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風。企業管理學告訴我們，一家企業的形象是它企業文化的面孔，這個道理放在國家的層面上也是說得通的。沒有根本文化的改變，一切外形的換裝都只不過是皮相的偽裝而已。

其次，國家的形象設計首先針對的一定是內部的國民，只有國民支持和認同，一個形象標識才能徹底地體現出國家的性格和品位。事實上，近年丹麥旅游產業和國民外交種種宣傳工作，也是建立在這套原來針對國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國家的形象設計，不只是為了給外人好印象，更是為了要凝聚本國民心。

至於什麼樣的形象才是國民認同的形象這個問題，我們早就擁有眾多的方法和工具去尋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調查。國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數專家閉門造車的結果，更不能任由官員發揮主觀意志；它必須來自由下而上的意見表達，經過公開的討論再漸漸成型於專家之手。

最後，我們發現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煥發全新的氣息，威權霸道如皇冠也能夠變成可愛的象徵。問題只在於有沒有想像力，有沒有敢於突破陳規的創造勇氣，有沒有真正的高手去執行工作。

再回到中國龍的爭論，我們的問題就很清楚了。新形象的念頭來自何處?它有沒有全新的施政風格去配合呢?這個形象是做給自己人看的呢，還是純粹指嚮外人?國民認同這個新形象嗎?又有什麼程序去保證這點?誰有資格去負責這項重要的計劃呢?就是吳友富教授嗎?

梁文道：廷滯

【成報-秘學筆記】在那沒有電話、電郵，更沒有手機的年代裏，我們寫信，並且由此感受時空的遼闊。空間的距離，時間的不測，全都體現在一封信裏了。

我曾經收過他的信，裏面有這樣一段話：「我知道你不會想起我，一點都不。但是我卻沒有停止過恨你，做夢的時候恨你，剛睜開眼的時候恨你，刷牙的時候恨你，穿衣出門的時候恨你；搭地鐵的時候希望你就躺在路軌上，在我面前被鐵輪壓過……」。

我卻想像，他其實已經不恨我了。就在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就在他寄信的一剎那，又或者在這封信飄洋過海來到我桌上的這段期間。連人都可以在一瞬間死亡，何況人的情緒？我怎知道在我讀信的那一刻，他的情緒會變到哪個地步？所以當我看到「我恨你」這三個字的時候，我知道，它指的不是他「現在」恨我，而是一段昔日的紀錄。而昔日，已經不在了。

故此所有的書信都是一種紀錄，信的讀者也都明白。郵遞需時，我們讀信的時候至少會在下意識裏把這點考慮進去，讓時間與時間之中的變化成為閱讀的背景跟脈絡。

讀信是種猜謎。信上頭的一切文字一切符號的意義全在時間和空間的距離裏浮動起來，我們邊看邊想，從他寫下這些東西的那一刻直到現在，中間發生了些甚麼？這些文字表露的情感他還堅持嗎？甚至我們會想，他還活著嗎？

如果我回信，就算我如實記述了當下的想法和反應，我回應的還是他在昔日留下的東西。等他接到了信，他看見的也不是即時的答案，而是昔日的回聲。就是如此，書信總是一種延滯與回顧，它永遠趕不上我倆的「現在」，我們看到的現在其實都是過去。

梁文道：不是龍的問題，而是形象的問題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應不應該繼續用龍來代表自己的形象呢？沒想到這個問題竟然成了近期的熱門話題，而且又觸碰到了當前中國民眾心?最軟最敏感的那根筋。

事件的緣起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吳友富自稱受到委託，要研究設計中國的新形象。結果，一研究下來不得了，他發現龍的英文是「dragon」，而「dragon」在西方人的文化?恰巧是種窮凶極惡的怪獸，基督教傳統更以它作為魔鬼的象徵。所以中國要是想在這個世紀?樹起強大但不霸道、崛起但是友善的形象，就不能固守「龍的傳人」這個身份了，至少得把這條龍修改一下。

消息傳出之後，民間反應大極了。最可料見的，當然是種民族主義的回響，大家紛紛痛罵這位吳教授數典忘祖，為了獻媚洋人竟可犧牲民族尊嚴，置千年傳統於不顧。另外還有人從學術角度入手，分析龍圖騰的源流，指出此龍不同彼龍，咱中國龍不只不惡，還吉祥得很。

在我看來，這場爭論來得太急太快。它太急，急得根本還沒弄明白吳友富研究的全盤真貌；也忘了去問到底是誰授權他這項研究，和這個研究的結果又會如何應用。它太快，快得大家沒有時間去想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甚麼是更根本的問題呢？那就是在討論龍是否適合代表中國之前，我們要不要先搞清楚甚麼叫做一個國家的形象代表？它的作用是甚麼？產生這種形象代表的恰當程序又是如何？跳過這一連串問題，我們關於龍的種種說法都只不過是閒談漫話罷了。

自從商界開始關心品牌效應以來，企業的「身份標識」(CI)就越來越受重視了。大至企業的標識，小至一個信封，都成了商業設計師大展拳腳的地方，他們務求為一家企業創造出最突出最有效也最有說服力的視覺外形。

流風所及，連國家也變得可以當作一家企業來包裝，大家希望為整個國家和她的不同政府部門設計出一套視覺語言，以準確傳達他們的價值、文化和理念，以及他們想讓人看到感到的一面。

梁文道：情書(4)

【成報-秘學筆記】影藝戲院結業，我當然會想起那些曾經轟動一時的舊電影，一上畫就是六七個月。只有影藝這麼小型的電影院才做得到這種古怪的安排。

岩井俊二的《情書》，感動過一整個年代的年輕人；但是當它去年趁著十周年重新放映，卻聽說已經有些更年輕的新觀眾看不懂了。看不懂？他們看不懂甚麼？又想看懂甚麼呢？

難道是渡邊博子在高山雪地上放聲大喊的那一幕嗎？當年很多人就是在那場戲撐不下去，哭紅了眼。它是如此煽情：一片冰天雪地，美麗溫柔的女主角對著遠方的峻嶺，她的未婚夫藤井樹魂斷之處，一遍又一遍地喊道：「你好嗎？我很好！」你好嗎？我很好。既然如此，再見吧，我要忘卻和你的過去了；我很好，而且我要更好地活下去。

假如有相隔十年依然能叫人心痛的電影場面，這就是了。再年輕十年也不會看不懂的。

我猜想而且擔心，年青一代真正看不懂的其實正是電影的主題，情書。情書為什麼要用信紙寫，又要請郵差傳遞呢？這可是連鬼都會發電郵的年代呀。
在大家用手機就能傳情說愛的世代裡，寄信是怎麼一回事呢？

讓我來解釋，它是這樣子的。你先拿出一張紙，再用筆寫上一句「你好嗎？我很好」，然後折進信封，貼上郵票，第二天早上把它投進郵筒。接下來的幾天甚至幾周，你思量對方是否已經收到你的信？他有什麼反應？他回信了嗎？他會回信嗎？有時候，你會後悔之前的信太短，言不及義，於是隔天又補上一封；又有些時候，你等得太久，所以痛省自己的愚蠢，為什麼還要寄信給他呢？

不懂，是因為十年以前，那還是個戀愛需要時間的年代。

梁文道：和諧發大財？

【都市日報-兵器譜】現在的問題是，當中國日漸意識到自己的大國地位，而且連外界也都如此看待中國的時候；中國有沒有提出一種不同於美國的價值觀，有沒有一套自己的國際秩序圖像呢？

當美國仍然著力於推銷民主政治與自由主義的時候，中國又拿出了甚麼來和世界各國打交道，界定彼此的關係呢？

近來有不少英語世界的媒體開始重視胡錦濤常常在外交場合提出的「和諧」(harmony)一詞，覺得這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概念，甚至足以和美國的「民主」分庭抗禮。

然而，所謂「和諧」又是一個容易流於空泛的模糊名詞，大家應該怎樣確定它的內涵呢？關於這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柯亨(Roger Cohen)的看法在英語傳媒之中很有代表性。在早前一篇論及APEC年會的評論裏，他認為在與會各國面前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是美國力主的民主外交，另一條就是中國式的「和諧」了。

後者的特點就是比市場經濟先進國更強調做買賣的優先地位，大家最好少談政製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不要強逼緬甸這樣的國家放棄軍事獨裁，多做實質互利的交往。

另一個常被引用的案例就是中國和蘇丹等非洲國家的關係了。美國援助這些不發達國家往往有一系列附帶條件，要求她們改善人權狀況，加強民主改革。中國對待她們的方法卻截然不同，慷慨相助之餘又不過問內政。因此許多評論驚呼中國這個市場經濟後進國比起傳統西方國家還要「資本主義」，還要實際，與她們的傳統對手蘇聯完全是兩回事。

換句話說，中國在外交上提出的「和諧發展」基本上被解讀為「和氣生財」。可是，這真是中國人認同的價值觀嗎？中國投射出來的國際秩序是否就僅只於一個全球市場，而不涉及任何「普世價值」呢？這樣的立場在道德上和觀念上有沒有足夠的說服力，還是它只不過是一時之間的權宜之計呢？

大家近一兩年來誇談「軟實力」，以為輸出文化工業產品和做做廣告公關等表面工夫就是了，其實真正的核心還是一個國家有沒有一套自己相信又足以服人的價值理念。

梁文道：教宗的考驗歐洲的試煉

【明報-筆陣】11 月30 日，在伊斯坦堡的地標「藍色清真寺」裏，有一個身著白袍的老人，雙手交叉放在腹部，以「安寧的姿勢」這個傳統動作面向聖城麥加祈禱。這個人的禱告第二天成了土耳其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因為他是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他曾經懷疑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其他宗教的領袖共同祈禱的做法；他曾經堅決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他甚至曾在兩個多月前的一次演講裏引用一位拜占庭皇帝的話，把伊斯蘭教和暴力聯繫在一起。可是現在，他不只公開支持土耳其成為歐盟新成員；不只沒有像很多觀察家所預料的，再次以神學家的角度暢談宗教差異；他居然還和土耳其的伊斯蘭教領袖賈里奇一起祈禱。

本篤十六世的這趟旅程是過去一個星期的全球焦點之一，大家都想知道這位以強硬保守著稱的教宗在9 月掀起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爭端之後，還會不會為近年愈演愈烈的宗教對立與文化衝突添多一碗油。結果他雖然沒有為之前所說的話正式道歉，但卻以象徵性的行動表示友好，像個穆斯林似地祈禱。

土耳其傳媒大都以非常正面的態度看待教宗這次訪問的結果，覺得他的表現出奇友善出奇好。而教宗呢？回到梵蒂岡之後還不忘補一句「這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我的一部分已經留在土耳其了」。可是在土耳其之外的「伊斯蘭世界」，還是有很多教長感到不足，他們認為教宗仍然沒有徹底更正和澄清之前有關伊斯蘭教的言論，行動不足以彌補言語帶來的傷害。

的確，關於本篤十六世，大家實在還有太多疑問。問題不單是他對伊斯蘭教的真正看法，還有他對歐洲身分的定義。9 月12 日， 「911」5 周年之後的那一天，他在里根斯堡（Regensburg）大學的那場著名演講一方面固然有損伊斯蘭的嫌疑；同時更重申了他的一貫看法，那就是基督信仰乃希臘羅馬文明傳統的一部分，繼承了古希臘人注重理性的精神。也就是說基督信仰乃一種理性的宗教，與一般令人盲目的信仰不同。

當本篤十六世還是拉青格樞機的時候，他屢次強調基督信仰是歐洲身分不可或缺的基石，即使是傳統信徒漸漸減少的今天，許多西方文明的根本元素還是離不開這個偉大的宗教傳統。而且現代世界的精神虛無與道德上相對主義的氾濫，也只有回到基督信仰這個源頭活水方能對治。正因如此，他才加入反對土耳其成為歐盟成員的合唱團；一個伊斯蘭國家又怎能參與團結在天主之下的大家庭呢？

自古以來，伊斯蘭教與基督信仰的區別就被許多人用來界定「東方」和「西方」的身分差異。「西方」的歐洲是信耶穌的，是理性的；而跟隨阿拉的「東方」則是可疑的他者，二者之間不容混淆。土耳其的地位正好是這組傳統對立是否仍然有效的試金石。首先，它地跨兩洲，傳統上也是希臘文明和早期基督教的重鎮。其次，自從國父凱末爾革除帝國舊習，力求歐化以來，它還是伊斯蘭世界裏面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乃至於到了一個令許多保守穆斯林憤恨不滿的地步。最後，它一直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忠實成員，冷戰時期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替西方盟國就近監控蘇聯黑海艦隊的一舉一動。饒是如此，歐盟諸國還是以塞浦路斯的爭議為由拒絕了它。不要忘記，土耳其早在1959 年就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比起一向有疑歐傳統的英國，比起傾向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甚至比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更早認同歐洲統一的理念。然而，歐洲還是那個十字架底下的歐洲，容不得異教徒為主的國家。這不僅是許多政客的偏見，也是拉青格樞機的主張。

其實歐洲何曾只是基督教的歐洲呢？且莫論摩爾人統治伊比利亞半島數百年的輝煌果實，且不談巴爾幹半島上茂盛的伊斯蘭社群，今天的歐洲有哪一國沒有為數可觀的伊斯蘭教徒呢？堅持單一宗教身分的歐洲認同不只是抹煞歷史，更是罔顧現實，它的後果就是不斷茁壯的極端右翼與隔絕孤立的穆斯林群體在歐洲大地上漸趨激化的彼此猜忌和衝突。

歐盟的理念之所以值得世人重視，是因為它經歷了千年的戰爭與內耗之後，終於邁向了長久和平的道路（儘管未必現實）；更是因為它乃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第一次開宗明義地以放棄民族身分去謀劃政治單位建設的嘗試。

用批判的眼光反省過去，用包容的胸襟接受差異，正是歐洲統一的實驗意義。土耳其的問題是這場實驗可以走多遠的終極測驗，歐洲能夠放棄千年以來的偏見嗎？歐洲可以不用宗教信仰當做最重要的一種身分認同，繼續它得來不易且能（相對於美國）引以自豪的俗世化進程嗎？今天，本篤十六世改變了他的立場，支持土耳其成為歐洲一員。但是大家確實有理由期盼他說得更多更清楚，讓我們看到宗教不必是政治分歧的根據。

梁文道：獅子(3)

【成報-秘學筆記】以前讀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很是感動，心想若能見一摯友出家，那真是比參加婚宴還要欣喜。後來看過古蒼梧寫香港一代才子陳輝陽五台山上剃度的經過，又感慨其中的悲欣交集，朋友終了大願是欣，吾等凡夫再也見不著他在俗世功業上的造詣則難免有憾，此後兩人間的情緣變化就更是不知從何說起了。

到底凡俗，夏丏尊當年曾以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要吃苦頭，所以一直為李叔同的離去難過。何況弘一法師曾當眾人說：「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他就更覺得自己「罪責」重大。

看來能出家的人，真得有果斷單純的意志才行。夏丏尊與李叔同是老同事，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一起教書，李教藝術，夏則是舍監兼修身指導。有一回，宿舍裏失了財物，大家懷疑是某個學生幹的，卻苦於沒有證據，於是夏丏尊來找李叔同想辦法。怎料李叔同竟然說：「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張布告，說作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

夏丏尊回憶當時李叔同說這話全然「是真心的流露，並無虛偽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謝，他當然也不責備我」。

弘一法師乃一代律學宗師，面相有若深山古木，然其性格又是何等地溫文自在，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在他看來幾乎沒一件是不好的。觀其墨寶，不卑不亢，和藹可親，淡而有味。究其實，原來卻是一頭獅子。

想來吾友亦是如此，多年苦修，最後有緣走到今天這一步，與我的差別大概就是這顆獅子心。

梁文道：大國崛起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是不是一個大國？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了嗎？

這不只是中國人自己關起門來熱烈討論的話題，還是許多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正當中央電視台深討近代九個「大國」興起與衰落的歷史紀錄片《大國崛起》掀起國民一片迴響之際，《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等重要的西方傳媒也紛紛發布文章討論中國崛起對世界秩序的影響。誇張一點的，甚至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強獨霸的日子已經正式告終，各國要盡早適應中美主導的二元世界。但這「二元世界」，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世界？中國的大國身份又如何改變了世界秩序，為這個秩序注入了哪些新的元素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所謂的「國際秩序」並不只是一連串的利益交換和競爭賽事，外交也不只是一盤又一盤的棋局；它們還是一種觀念上的結構，具有主導力量的大國往往會投射出一幅世界圖景，按自己的價值觀把各國分別放入不同的位階，再據之分別對待分別處理。簡單地說，在相對客觀的結構以外，國際秩序還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層面。

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冷戰時期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美蘇之間的競爭決不限於軍事與經濟實力的較量，還是兩套意識形態的比賽。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壘，共同形塑了當時的國際秩序。因此很多論者把冷戰的結束解讀為西方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下民主體制之勝利，甚至由此推出「歷史終結」的講法。

自此之後，就展開了美國這個超級強權主導國際情勢的時代了。在美國投射出來的世界觀裏，全球各國大致可以按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和民主不民主這兩道軸線區分成不同的陣營。

布殊政府上台以後，美國更是以輸出民主為己任，與各國交往的同時不忘宣揚她所認同的價值觀。例如經援非洲國家，它開列出來的條件就包括了受援國要改革自身的政治體制，加快民主化的步伐。

你可以說這是偽善，一切不過都是鞏固自身利益的口實；你也可以說這是實際的，因為如果沒有民主高效而廉潔的政府，再多的援助往往也是泥牛入海，毫無實效。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美國的確擁有一套言之成理而且邏輯融貫的價值觀去配合她的外交動作。

梁文道：落髮(二)(2)

【成報-秘學筆記】他終於剪短了頭髮，我曾告訴他，喜歡他短髮的模樣，並不比長髮差。可是當時他不能剪，「嘿！我會少掉很多機會」。莫非現下時機已過？還是他心意已決？

頭髮總被認為是心的延伸；一縷情人青絲，恰比紅豆，常是相思寄意的信物。今天的和尚，昔日的修士，也要剃髮明志，彷彿髮在則俗情不卻。

入冬以前，他恰巧換上短髮的新裝，大概是經歷了一番抉擇吧。二十年來，兜兜轉轉，我又回到了這道關口之前，也要面臨自己的抉擇，冥冥中總是擺不開它。

當年曾目睹三位學長晉鐸的儀式，始終難忘。在主教座前，三人先是跪地，進而全身俯地，雙臂張開，成一十字架的形狀。我知道這是完全服從的意思；當然不是服從主教，而是服從世上那唯一擁有權柄者。這個儀式也是宣示自己徹底棄絕的過程。棄絕，我做得到嗎？

少年時代看過一部聖方濟傳，電影拍得並不怎麼樣，但他的故事無論怎麼處理都是震撼的。聖方濟棄絕了，棄絕萬貫家財，棄絕錦衣華服，棄絕任何世間功業的想望，棄絕叫人心迷魂醉的愛情；他在高貴的主教面前脫下身上最後一塊布，而眾人震驚，無言以對。這個人，因為這個人以赤裸將謙遜推到了極致。此後他一身粗麻，赤足漫步於鄉野之間。「主啊，我不求被人原諒，但求原諒他人；我不求被人同情，但求同情他人；我不求被人理解，只求理解他人；我不求為人所愛，只求能愛所有的人」，他如是祈禱。後來，他竟能通獸語，知道鳥兒在他肩上的鳴叫。

禮成，三人起身，兩旁上百位神父逐一趨前和他們擁抱，其中有的甚至忍不住熱淚滿面。「你剛做的，我也做過，如今我們是兄弟了。我們同是棄絕一切之人，隨時等候呼召派遣到地上任何一個角落，永不回頭」。

長亭外，古道邊，我送別我的朋友。你走的是一條棄絕一切，永不回頭的路。而我，還在路口猶豫，思索那一縷斷髮的意義。

梁文道：落髮(一)(1)

【成報-秘學筆記】專放冷門片的灣仔影藝戲院結業，我沒有趕去為它送行，因為不忍。我好久沒去過那裏了，其實我離開泡戲院的日子已經很久很久。十年以前，當我還老是留連影藝的時候，其中一個看戲的伴侶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最近，他要剃度了。

我這個朋友，是我見過最溫柔靜謐的一個男人，高高瘦瘦，永遠掛著令人喜悅的笑容。和他在一起，我們可以良久無語，依然自在。最近幾年沒見，但只要想起他，我仍然會由心裏無聲地微笑出來。我知道，我們還是最好的朋友。

記得他說，他在這家戲院認識了一個女孩，就這麼交往起來。當時我嚇了一跳，沒想到內向如他，竟也可以如此大膽，敢去主動問一個陌生人取電話。可是回頭一想，沒錯，他就是這樣的人，果敢專志。

後來那名女子去了一趟遠遊，沒有回來。同行的旅伴才剛在電話裏哭著說了第一句話：「她死了」。他就掛斷電話，然後鎮夜思索她到底是怎麼死的。第二天早上，他看見一地頭髮，才發現自己竟已禿頂。

我原以為這只是小說裏才有的情節，沒想到竟然發生在自己最好的朋友身上。大家聽了，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只能用笑話解圍，說他是情聖。

我曾以為他不會再愛上其他女人，那頭上的創傷別說他自己，恐怕任何一個女孩也不能忘記無法釋懷。可是多年之後，他還是戀愛了。我感到欣慰，又不免擔心，因為他在不知不覺間早已走上了一條沒有多少人選擇的道路，身邊更有誰還可以同行呢？終於再一次的傷心，終於在數年之後的今天成就了他本該成就的。幾個月後，我將旁觀他落髮出家。

梁文道：舊書哪裏去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早前赴深圳演講，有聽眾起立建議在座的政府官員出手，幫忙弄個舊書市場，好激活這個新城市的文化靈魂。身為外人，當時我很不客氣地指出其中難度：「舊書市不是說有就有的，非有兩代以上的積累不為功。深圳是個很年輕的移民城市，平均人口年齡低，在此出生的還都在二十以下。老者不多，散書的人自然就少。即便勉強生造一個舊書市場，賣的恐怕也都是月前上市的新書，珍品恐怕不多。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挺雅致的舊書店，就在丹下健三設計的那個新書城一角。書城大抵都是一副模樣，闊大得叫人迷失，不宜久留。但開在這間全球最大的書城裏的二十四小時書店卻令人意外，賣的不全是暢銷新書，反而有不少坊間少見的人文社科精品，尤其好的是滿滿兩櫃書話書史和書目。我知道店主必是同好。果然，主管孫經理出來相認，身上素樸的直條襯衫一股書蟲味十米外都嗅得到。

談得高興，孫經理引我去隔壁一家酷似中式家具店的酒吧，居然兼營舊書買賣。書量不大，但也有許多好東西，例如一匣精美的一九四○年代德國印中國畫論線裝書；更有「中國營造學社」三十年代有關五台山佛光寺調查報告的初版，可惜這是非賣品。孫經理原意是伴我過來淘書，沒想到竟自己一頭栽了進去不理我，才不多時他手上已抱住幾冊。他在隔壁打工賣書，掙的薪水大概都花到這裏來了；我想這裏的買賣倒好做，自己成了一套循環不已不假外求的生態系。

舊書買賣，確實是個生態系統，要有進有出。沒了源頭活水，再清澈的池子很快也就成了霉臭的枯井。香港舊書業，曾經興旺過一段日子；但等到南來的老人走得差不多，地價舖租又隨大樓不斷高升，現在只能剩下一片頹垣敗象了。所以我現在不大逛香港那僅餘幾家的舊書店，怕見了難過。可是老友陳智德有不同的意見，他今年主持的「牛棚書展」還特地開了一團「香港舊書店之旅」，團友之中有專程來書展演講的台北傅月庵與北京謝其章，兩位著名的書癡。

傅月庵著有一冊《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我以為是愛舊書者不可不看的好書。這本書不只附上了感覺很妹尾河童的插畫，逐一分解台北的舊書店；居然還有淘書的「攻略」。這「攻略」包括了逛書店的裝備圖解，比方夏天的雨傘，冬天的保暖帽，還有四時皆備的大書包和水壺！其癡狂可愛，我輩書迷看了一定會打從心裏笑出來。

可惜台北的舊書業也和香港一樣，自從牯嶺街的老店給遷去光華商場之後，就盛況不再，甚至一蹶不振。照傅月庵的說法，這似乎也是大陸遷台那一代人之後，源頭乾枯的結果。今天年輕一代的文藝青年，你要是跟他說起牯嶺街，他頂多只能聯想到少年殺人事件吧。真是奇怪，香港讀書風氣再弱，也總有人買書呀，台灣的情況應該更好才是，舊書都哪裏去了呢？莫非我們都要學謝其章，住到北京，才能在潘家園和琉璃廠找到東西？

梁文道：動物兇猛——令人髮指的青春

整理：鄧小樺
（原文刊於《中大四十年》）

94崇基哲學系畢業的梁文道，素以奇行怪事聞名中大。即便如此，在牛棚書院裡他開始敘說的那一刻，還是沒有任何跡象暗示他大學的青春，如何令人髮指。

我是90年入大學的，在學時並非積極的社會運動份子。那時我們比較接近港大所謂的逍遙派——但我們的逍遙並不是去舞會那種。我們是一班唸哲學的人，自覺很與別不同。一方面看不起別系，給他們改花名（例如GPA＝豬標A）；又不滿自己系內一些認真唸書的乖同學，覺得他們可笑，有些教授明明不好還這樣讀法，不是做學問。一方面又覺得做學問很神聖，但做學問不是考試考得好、功課做得好這麼簡單的。我們倚賴的是與師姐師兄師弟師妹一起搞的讀書會，像新馬克思主義、詮釋學、後現代主義、或者笛卡兒之類，覺得「咁樣先係波」。我們又不喜歡搞學生會的人，常常嘲笑和玩弄他們（見後文）。（問：為什麼不喜歡學生會的人？）因為覺得他們很無謂：我不否認學生會要關心社會，但問題是學生會和整體大學生的距離很遠，作為代表大學的學生組織，卻從未認真搞好過認受性的問題。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覺得好像在大學裡，做什麼都不是。於是就幾個焗埋一齊玩。

學問，神聖得像《龍虎豹》

上Being and Time時，我們覺得那些書很神聖很寶貴，要包好。有些同學很嚴肅地用包書膠包，我和一些朋友則用《龍虎豹》的內頁包《存在與時間》，持之上課，以示嘲弄。

那時我們上課很求其，因為覺得那些課無聊，就玩花樣，包括躲到課室最後一排去玩火機。後來發現這樣太無聊了，還上什麼課呢，不如不上。後來發展到，連其實挺好的課都不想去上了，唔知點解。但其實又很想上，於是一班人約好一起上。但班友又衰格，成日放飛機。最後演變成幾乎完全不上課。後來有人說你不應該常常不上課，我說不是不想上，是不記得。他說寫下不就可以了，我就把每天的時間表寫在白T恤上，「T 3-4 Lady Shaw」這樣，不記得就查看件衫，大家看見又會提醒我，每日換一件T恤，真是很方便。

我試過去考試，如果覺得試題出得不好，就在答題卷上質疑試題，把試題修改，再回答，答又是答我自己的答案。當然不合格。大二曾差點因為成績太差而被踢出去。當時我最討厭一科崇基的「大學修學指導」，教人怎樣讀大學，每個一年級生都要上。郭少棠等就會教你什麼是大學理念、怎樣寫論文等等。我很討厭這科，重修了三年。第三年是張燦輝教，他對我說：「唔該你啦，你今年再唔合格就畢唔到業o架喇，唔可以咁o架，你都第三年了，呢個係一年級既 course，suppose你讀完呢個course先知點樣讀大學o架。」

當時我常泡圖書館，用螢光筆間圖書館的書。我一年級時還很天真，說這樣不太好吧，但有個助教卻說，這樣才好，給別人指示重點。我想想也有道理。有段時間很多人偷書，我們覺得偷書很無良，我們就送書給圖書館。送的是《龍虎豹》，自己出錢釘裝，硬皮，燙金，譯成英文「Dragon Tiger Leopard」，放在哲學書堆裡。還幫它做了圖書咭，讓它可以被查到。

當時我們很討厭學校的大學書店，將它賣的一些渣書，放到沒人找得到的角落；也藏一些好的，一年級時藏的書到三年級還能找到並買回。那時沒有 barcode，英文書的價錢都是用鉛筆寫在書後面，我們就用擦膠——當然是店裡的擦膠——改個便宜的價錢，才去買，好多書都是這樣買回來的。

春風化雨念師恩

當時校長、院長都對我們很好，尤其崇基院長沈宣仁。我記得崇基校慶時我們玩一些無聊幼稚的遊戲，例如在水槍裡放入一些會褪色的遊墨水，見到沈宣仁便大叫：「喂院長，睇野呀！小心呀！」就射佢。他穿白襯衣。[1]

[1]
崇基同學與院方之權力關係似乎常有拉鋸。99年3月崇基畢業拍照日，校方與各系會約法三章，不可放炮仗，否則會扣起搞手們的學生證。但有工程系搞手就鋌而走險，在近兩百人面前大放七呎長炮仗，然後四散。事後，據聞校方扣起所有搞手的學生證，希望尋出兇手，但亦不果。

我們夜晚也會潛入教授的房間，看有什麼好東西。（問：有沒有拿走？）我們不作興拿東西，我們喜歡放東西，送東西。譬如喝了一半的牛奶瓶。

馮景禧的電梯口都有一排排的水牌，標明教授的姓名和辦公室房號。我們討厭某些教授，會把他的水牌弄斷，又或者乾脆抽出來讓它消失；等到換上了新水牌，再把舊水牌插回去，那樣上面就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水牌。總之要讓大家知道呢條友有D古怪。[2]

[2]
新亞人文館九九年裝修，新的水牌將「人文館」寫為「人民館」，比梁文道所為更具顛覆性。錢唐牟諸位新儒家學者，因反對大陸赤化而徙居香港，致有新亞書院之創立。想其之於泉下，對「人文」變為「人民」，亦難免不能釋然。

那時赤坭坪很多人養狗，有些狗會在馮景禧樓下等自己的主人——我是那時認識盧思騁、施鵬翔他們，我們常拐帶他們的狗上四樓。狗常和中文系、哲學系的老師一起坐電梯，他們一臉驚疑。我們給牠水喝，帶牠逐層散步。牠自己跑到樓梯間拉屎，我們也不知道，看見時說：「呀，拉屎呀？由它吧。」

上郭少棠的課時，我們像中學一樣，最壞的學生都坐到最後一排，看見頭幾行有個英文系的女孩挺漂亮，便用紙仔扔她，大叫「喂靚女！陣間睇戲o岩唔o岩呀？」然後郭少棠就會站在我們後面，說：「好o勒下！呢幾位哲學系既同學唔該你地出去o勒下！唔好入黎喇。」

有些教授是傳媒明星，常接受傳媒訪問。我們又很不喜歡，於是扮傳媒去訪問他。有次玩電話訪問打到一名教授家，指南丫島發現了一條村，姓藍的，還處於明朝的世界，不知有現代社會，女人還在紮腳，問他有什麼意見。那是凌晨三點多。該教授怒道：「沒什麼意見！」就掛了線。我們把過程錄了音，第二天在他課上播。

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當時我們的生活習慣大概如此：以宿舍為核心，沒宿舍的人就屈蛇。我住過神學樓和文林，其實兩座宿舍都是以清靜聞名的，[3]宿生都乖乖讀書，但我入住之後環境就很大變化了。我住文林的時候，當時和舍監（已故的心理學系梁展鵬教授）很唔妥，[4]就搞很多花樣，例如在門口貼裸女海報，適逢開放日家長要來參觀。舍監來叫我們不要這樣做，我們不肯，於是他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把海報撕掉，我們當然再貼。他敲門叫我把它撕掉，我說你不喜歡它什麼呢，他說有傷風化，我就說咩係風化先。他辯不過我們，說「總之我唔鍾意佢露三點」，結果我和同學拿枝箱頭筆，在裸女身上畫上胸圍底褲（問：空心還是實心的？答：實心。），「咁樣得唔得呀？」

[3]
有關宿舍的寧靜與否，大家可以遙想98年某夜：一班應林堂男生就抬了擴音器及咪到宿舍天台，狂嗌粗口十多分鐘，直至有人投訴才逃走。

[4]
每年崇基的傅元國盃完結後，某崇基宿舍的舍監都會很豪爽地邀請宿生食宵夜，筵開五圍——即使每檯吃幾百元，也是千多元找數。但有一年，一班波友出現，大叫鮑魚仔、賴尿蝦、炒牛柳之類貴價食物，單是一檯人便吃了千多元。舍監找數時面都黑晒，一聲不響。翌年這位舍監再請食宵夜時，就改為資助每檯二百元，餘數由食者自付。據說，這位舍監平日也不太得人心，有一次他房門的匙孔被人填滿萬能膠，被迫要破門才可入屋。舍監與宿生間之關係可謂耐人尋味。

保安組也認得我們，因為我們常常破壞公物。有一次慶祝我生日，燒野食，就去當時建造中的海洋生物中心地盤，托了一部鏟泥車回來，到神學樓天台燒烤。有時走到海邊，剪開人家的鐵絲網，破壞人家的艇，又試過弄斷一棵樹。那時保安組常常抓我們，查我們的學生證，後來熟了，遠遠的就招呼：「喂哲學系的！」據說當時的系主任劉述先也覺得很尷尬，怎麼會有這樣的學生。那時我們的助教也是這樣，都抽煙，馮景禧四樓整層一股煙味。石元康先生最疼我們了，我們常到他房去煲煙吹水。[5]那時日間就叼著口煙，在走廊上走來走去。晚上就在走廊踢球，打破玻璃。還射飛標。放置一個裝滿啤酒的雪櫃隊啤。

[5]
現在石元康先生還會打開門抽煙。

那時我們一班人都抽煙，會在大學所有不准抽煙的地方抽煙，例如canteen。（問：怎麼可以不趕你們出去？）我們多人，又粗口爛舌，別人很驚。有人走過來說這裡不准抽煙，我們就啤住佢，照食，接著他就會很驚慌地走開。

我們也試過晚上去荷花池游泳。有些同學比較好「呢味」，我們就去「捕」佢，見他差不多游回岸邊時，我們一班人就向著他撒尿。後來也有人晚上改去中大泳池裸泳。[6]

[6]
九九年夏，中大學生會有兩名幹事，開完會後因心煩氣悶，亦跳下泳池暢泳。一人不理其女性朋友於岸上喝罵，只著內褲下水；另一人較為靦腆，不脫外衣褲。其後半裸泳者大呼「好正」，全副衣裝者則幾乎溺水。可見梁文道等人裸泳之高瞻遠矚。

夜晚我們又很作興到大埔道走，因為那裡沒什麼人，就在路邊扮睡覺。聽說有人真的拿了被子枕頭在大埔道的馬路上睡覺，差點被車輾死。大埔道馬路旁的山邊有些鐵梯，我們試過爬上去上面，有巴士駛過時便馬上對著它撒尿，看能不能淋上巴士頂，有時風向對了，是可以的。（問：那時冷氣巴士不多，坐上層開窗的人大概多得你們不少。）想起來真是很賤。

我是流氓我怕誰

我們有些人，根本就是從中學開始慣了欺負同學的，上來大學後繼續蝦蝦霸霸。我們曾經思考過，中學不是有人在校門口「捕」人令人很害怕的嗎，為什麼大學就沒有這文化呢，應否把它延續呢。試過有次，聽說聯合伯宿有個人很討厭——其實我們完全不認識他——我們就去伯宿找他晦氣。他可能聞風躲起來了，我們就逐間房拍門，要摷佢。最後還是找不到，就在伯宿的壁報板上釘了張紙：「xxx，小心D呀！係中大見到你，見鑊打鑊呀！」（問：那即是最後也沒有發生真正的暴力？）也試過真的打人，唸研究院的時候。那人在小橋流水被我截住，浸佢個頭落水，打佢。好暴力。

我在神學樓住的時候，房門口掛了一把刀。也有人在宿舍裡打沙包練拳。有次一個師弟，他的咸書借了給人，但對方不還，他就來找我。那些咸書是我借給他的，唔還即係落我面o者！於是我用報紙將牛肉刀捲了，插在腰後，就去應林堂找那人。後來一見，原來是認識的，不過不知名字而已，當下一切沒事，大家坐下玩樂。我師弟尾隨而至，被我訓斥：「借D書俾你都睇唔住，唔好同人講跟我呀！食屎啦！」

我們又認識過黑社會。那人是我同房（亦讀哲學）的一個朋友，常旁聽哲學系的課，又認識很多沙田馬鞍山的大佬。那時他面對一個很大的掙扎，就來問我們這些讀哲學的，看能不能幫他解決這些人生問題。那時廉署說想聘請他，因為他熟悉社區關係；另一方面，馬鞍山有個大佬話俾成條村佢睇。到底係去馬鞍山睇條村好定係入ICAC好？（問：你們叫他去睇村吧？）那當然。他很打得，很多大佬都是他師弟。試過晚上在荷花池畔，我們會練爆樽，將canteen外的空樽整箱整箱拿去爆。弄傷要去clinic，去多兩次之後，clinic中人也全認得我：「又是你！又是碎玻璃黐在傷口上。」（問：為何不能制止你們？）大學沒有訓導。頂多把我踢出校。我試過明明是左手弄傷了，跑去問劉創楚說他那科考試能不能延後，我騙他自己是左撇子。

學生會剋星

我們喜歡玩弄學生會的人。那時要在火車站旁那條走廊貼海報宣傳活動，必須蓋上學生會印。我們就趁晚上無人，開了學生會的門鎖，用他們的資源。例如用學生會的筆，在一些海報上寫一些無聊句子，（問：例如？）「萬寶路，醇和好煙味」或「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之類，蓋上會印就拿去火車站貼。[7]別人會想這是什麼呢，為什麼常常貼這些東西呢。學生會當然發現不妥，那時譚駿賢（92學生會會長）來問我「做咩呀」，我話「冇呀，做咩呀，問咁多做咩呀！」現在譚駿賢和我挺要好，但當時我想他很不喜歡我們。（問：他們已經知道是你們做的了？）知道啦，還有誰呢，這麼無聊。真是很無聊。

[7]
94年中大學生報有報導〈二百多同學被作弄，海報惡作劇惹公憤〉：校園中曾見有「性愛心理學講座」的海報，嘉賓乃顧修全與鍾淑慧。二百餘同學受到吸引，前往出席，苦候良久，不見半個人影。不知這張海報與梁文道等人有否關係。

後來我們終於想不如玩大佢，就召合志同道合的別系別院同學——那時經濟系有些人也很壞，後來最壞的都去了當差，不知何解——93年組莊參選學生會。我們政綱的第一點是：若成功上莊，就全民投票解散學生會，我們已算好了每位同學可以分回多少會費，很筍的，贏梗啦。正經參選的那班人就很驚，想來找我們共商國是。

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流行小報，我們覺得自己是吟遊詩人，也出了一份《吟遊詩刊》，當然是晚上潛入學生會用他們的影印機大量複印的。譬如有一個「邊塞詩專輯」，是歌頌中大保安組的，說他們「一出四條柱無故人」之類。

鱷魚淚（又名：小動物之愛）

我當神樓樓主時，還讓大家養小動物。例如我在街上撿隻貓回來養，後來很多人都養貓。有人養魚，一位哲學系同學連床也拆掉，整個房間都是魚缸，他睡地上。據說隔一兩個月，清晨三四點他會到花墟賣魚苗。（問：此人名字？）林仕恒。有人養雞。雞在走廊上走來走去。（問：大雞還是小雞？）小雞養成大雞。後來因為雞太吵了，便放牠到小橋流水處，據說後來讓工友捉回家去，吃了。（問：有沒有不開心？）都有啊，於是便再養，說算了在下面養幾隻給大家吃吧。有人還曾收養過一隻剛出生的小鷹，從巢上掉下來的。唸研究院時我自己收養過幼鴿，大家一起在學校裡，教牠飛。還真有人大叫「我示範給你看！」然後張開兩手扮撲翅。

神怪集團哲學系（或：集體的弔詭）

我們有隊band。唱Led Zeppelin，也唱Eagles。崇基不是有校慶、歌唱比賽嗎，別人都正經地唱，我們就只有一個人在前面唱優客李林，後面的人就走來走去、踢波、拖地，還戴著金色假髮。在Chapel，別人唱混音聖詩，我們就唱國際歌，有成隊band，有結他。後面有個大十字架，我們唱到「從來都沒有什麼救世主」，就脫下上衣拋向十字架（但不夠力丟不上去），露出肥肉，拔出皮鞭（皮帶？）大力揮舞。（問：怎樣可以及時脫掉上衣？）差不多時間大家就已開始準備。當時連沈宣仁都話「好o野」也有一年全哲學系正正經經唱歌，唱的是綠寶橙汁的廣告歌（「綠寶橙汁解渴順喉／綠寶橙汁清新感受」），全曲不足15秒，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短的一首參賽歌曲，別人還未聽清楚我們已經下台了。

當時我們哲學系學生都有很多奇怪志願，因為唸哲學都不知將來可以做什麼。我自己就曾在大埔酒吧認識一位大佬，他力邀我去幫他睇住盤數。聽說有一位師兄，他副修法文，有一天突然不讀了，留下一封信給教授，說他要到非洲某個講法文的地區，替當地土著和講法文的人翻譯。但是，他既不懂法文，又不懂當地土著的話……不過，據說過幾年他真的去了。又有一位師兄，很想做牛仔（cowboy），畢業之後寫了很多求職信到美國的牧場，現在不知怎樣了。我有一次在火車上遇到一個當年的同學，問佢呢排撈緊乜，他拿了一疊相片出來給我看：「正野呀！」我一看，是那些廟街賣的假金撈、假伯爵錶，嘩呢D真係罪犯黎既。還有一個數學系的朋友，常來旁聽哲學系的課，他現在牛棚附近做保安員。他最喜歡維根斯坦，在網上開了個維根斯坦討論組。（問：哲學系94年畢業的一位女學生，好像是全港第一位賽馬女記者？）我知，那是師姐O仔嘛，好friend架，一年級時她常帶我們出去飲酒。她在大學時已賭得很勁。崇基近嘛，也有同學早上去看晨操。有個同學，書架上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本本的剪貼簿、筆記本，全是他的心得和剪報。後來他住到青衣，在青衣教中學，聽說他三年沒有離開過青衣島，每天只去馬會和學校。

賭馬有很多派別，晨操派、往績派、血統論、內幕消息派，我們系裡什麼派別的都有。有些同學喜歡看西報（英文報紙），因為西報科學，講血統和往績。但我這種間中玩o下的，就喜歡玩內幕消息，比較有趣。馬經裡有「舞小姐手記」，聲稱是一個夜總會的大班寫的，內容完全不提賽馬，只寫「woo今晚保羅少又來了，唉呀買起了翠妹同小河幾粒鐘了」，那你就知是叫你買翠河，某場某金額。（問：準否？）一時時啦，準起來很離奇。喜歡賭馬的人賭到發癲，發夢都會夢到，好像報夢一樣。一次有個同學說有仙人向他報夢，某隻馬頭場就要落重鎚，獨贏。但仙人所說的那隻馬是不存在的，香港根本沒有這隻馬。但一個月後，那隻馬真的來了香港，名字一模一樣，你話堅唔堅先？買唔買先？梗係老x都買啦！就中。

有同學喜歡晚上坐小巴到旺角雀館打麻將賺錢。我們個個都想賺錢，有很多外快。有位哲學系師姐的姐夫做傢俬廠，便找我們一班師兄弟去做咕喱搬傢俬。當時有個師兄在德國讀博士，他說有個德國朋友經過香港，想打打工賺錢，叫我地俾條路佢行。我們便帶這位也是讀哲學的德國朋友去做咕喱。你想像一下，街邊一班人赤著上身，露出肥膏，叼著口煙，搬傢俬上酒樓，但講英文。而且那時很開心，因為可以講粗口；最喜歡發窮惡，例如有阿嬸阻著樓梯，就喝道「X你行X開D啦阿嬸，撞X死你呀！」搬運非常好賺，做得晚了還有老闆請吃宵夜。又有體力勞動，覺得自己很無產階級。

有個同學，他在canteen只吃菜不吃飯，我們路過，問他何解，他說他很懷疑那些飯的存在。我心想你又不懷疑那些菜的存在？但也沒有和他爭辯。有個朋友是一名詩人，又很大隻。他常常站在新亞山頭，望著吐露港，一站7小時。路過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構思一首新作。（問：那為何要練大隻？）我們也問過，他說：「我的詩也在我的肌肉裡面。」其實滾下新亞斜坡並非我首創，而是聽說以前有位師兄做過，覺得好玩，便試試。那時用兩條棉被裹著自己，綁好，我宿友在旁支援，見我大叫「喂就黎撞埋去勒！」就衝上來踢過去。沒滾幾步已經暈得要命，太辛苦了，不會再做。

我們討厭集體，校慶時大家為自己所屬的團體高叫各種口號，什麼「應林大哂」、「何宿大哂」，我們總是叫「十三苑大哂」。十三苑是教職員宿舍。

我們重視「傳承」，為什麼之後會有這麼多師弟跟著我們一起做這些事呢，就是因為我們熱心參加細O'camp，向他們灌輸我們的傳統和精神，然後就會帶他們出去搞。我自己一年級的大O'camp反而沒有去，因為那時我寄住在赤坭坪，認識很多人。後來則是夜晚回赤記，日間去玩O'camp，今天玩崇基，明天玩新亞。別人問：「咦昨天你怎麼沒來？」我說「係囉！我今日先黎join呀！哎呀，點呀？」去遍四書院O'camp，看看有什麼靚女，到處問人拿電話。[8]

[8]
每年的大O'Camp，崇基的迎新營搞手都會在火車站出口擺起多個攤位，公然大玩新生。當新生步出火車站，就會有搞手問你是否崇基人，答「是」者將獲貼一張貼紙。走過馬路旁兩則的攤位時，身上有貼紙的新生便會被人帶去排隊驗尿和申請圖書證。他們大都怕執輸，所以眼見人龍很長，也會照樣排隊。據親身經歷者稱，有一傻仔驗尿後從屏風走出來，手上拿著一杯極品，大家都彈開。又有搞手會叫你做一張問卷，問你幾多歲？拍了拖未？有沒有性伴侶？多少個？一週做多少次？是否時常手淫？另外，有搞手會扮成死飛仔，專門截停較文靜的新生，仲話入大學一定要有人照，所以要交360元入會費，迫你跟大佬，駁咀者就交3600元。當然，飛仔收了的錢會在迎新營完結前發還給新生。而大會亦會鼓勵新生們，說「大學生要學習獨立面對問題」。

那時因為不上課，我們睡到兩三點才起來，去CC canteen吃我們的早餐。我們不喜歡坐對著荷花池那邊，喜歡坐到山邊，好抽煙。那時崇基還有啤酒賣。我們每人手持一枝青島、生力，與清潔組、渠務組的阿叔們混得極熟，大家一起飲酒刨馬經，分析賽果。黃昏時我們會各自修行，我多半是去圖書館。晚上再吃點東西，大家就去吹水、打牌、操啤、睇鹹書、在宿舍煲煙（問：怎樣可以在宿舍煲煙而不被警告？）。我三年級時回到神學樓住，很受歡迎，被選為樓主。我便宣佈，大家可以抽煙。

那時晚上的主要活動是到大埔食宵夜，飲酒。到凌晨三四點左右，便一起從大埔回中大，步行。邊走邊唱，什麼都唱。有時一起將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哼出來，每人扮不同樂器，有時唱張學友。難得六、七點回到學校，便吃過早餐上早堂。教授都會很驚，成個學期都未見過我o地，點解會上早堂呢。

那時我很喜歡看漫畫，像《古惑仔》，現在還在追。床底下是一箱箱的漫畫書，還會常常拿出來回味。到畢業的時候，看著幾萬本漫畫，拿不走了，唯有送給後人吧，我們萬幾本的青春啊。

問：畢業的時候，有沒有覺得「以後都不能過這種生活了」，以致很傷感的感覺？
答：我不知別人怎麼樣，我自己就不怎麼傷感，因為當時在外面已經有很多搞作，覺得一定可以有類似或更好玩的事。

梁文道：風箏(3)

【成報-秘學筆記】我在一夜之內傳出數不盡的信息，直到他回覆，叫我不要再問下去了。誠然，我應該學懂等待的藝術，培養一種叫做耐心的植物。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你不能主動，你不能做任何事，你只能等他心血來潮問候幾句的時候平淡和緩地應答，你不該成為逼迫的力量，你是一株等待季節性陣雨的沙漠植物。

新海誠的《星之聲》，男主角昇無法再等，他知道下一次收到遠在天狼星系的美加子的訊息，將是八年後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八年和永恒是沒有分別的。明知道這門是不會再開的了，又何必再敲？為了不再等待不會傳來的訊息，我的心要更堅硬、冰冷、堅強……」。

可是世上雖千年，山中不過一日。地球上的八年，對超越光速的美加子而言，才是一瞬間的事而已。終於八年之後，昇的手機接到了美加子在八年前發的短信：「給二十四歲的昇，我是十五歲的美加子，我還是愛你」。可惜昇這時大概不知道，美加子已經永遠留在另一個世界，回不來了。收到這條訊息，昇會不會又重燃希望，覺得等待還是有意義的，值得再試一次呢？

用一個土氣但又實在的比喻，我就像只風箏，高空之上不知地面的他在想些甚麼做些甚麼。我只依稀感到他還在看我，於是我以為自已在氣流中抖動的身軀還會透過那一條幾近隱形的絲線傳到他的掌心。萬一這條線斷了，又或者萬一我掙脫了線的束縛呢？你會不會等待一只再也看不見的風箏，風箏又會不會在空中等待不可能的會合呢？

等待這種東西並不如我們所想，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有等到的那一天。這種植物執迷不悟地生長，等待就是它本身的目的。不一定等到甚麼，只要等，連繫就在。美加子與昇再也聯絡不上了，唯一聯結住他們的，只有等待。

梁文道：光年(2)

【成報-秘學筆記】我願意花多久的時間去等待一通或許得到也或許收不到的手機短訊呢？我又應該用多少時間去等它呢？日本動畫家新海誠（Makoto Shinkai）的答案是八年又兩百二十四天十八小時。

新海誠是近幾年日本動畫的奇才，《星之聲》是他的成名作，除了音樂之外，全片的劇本、繪畫、配音、導演和製作竟然全是他一手包辦。表面看來，這部短片沿用了日本科幻動畫的外殼，有外星人、機器人和未來的太空探險；但是片中的地球生活卻和今天相去不遠，便利店、有軌火車，和滿街的電線杆；幻想的未來與現實的今日共冶一爐，相當奇幻。

重重包裝之下，《星之聲》要說的其實是個古老的故事，戀人間那遙遠至不可能的通訊。美加子和昇是中學同學，本該一起升學，但是美加子被選進一個太空搜索隊，給派去地球之外受訓然後執行任務。選十幾歲的小女孩從事這種工作，就是因為她年輕，可以去光年以外的距離，將來回到地球還不會太老。

幸好，即使到了那麼遠的地方，手機還是通的，科技昌明。只不過你只能發短訊，不能打電話。因為這女孩離開家鄉，離開日本和大氣層，飛過月球、火星、土星、木星，到達了冥王星。這時發一通電話要一年之後才到得了地球，我們如何可能拿著電話靜待戀人一年後的那一句「你好嗎」？

離得愈遠，美君子與昇的短訊往來就愈漫長。終於在音信隔絕接近一年之後，昇在一個下雨天收到了美加子的信息：「我們剛剛經過超光速飛行，來到太陽系的邊緣，你收到這封短信應該已是一年後的事了。對不起。很快我們就要到天狼星系追趕達路斯人，下次通信將是八年兩百二十四天十八個小時之後，到時你一定已經忘記了我。我覺得我們是被地球和宇宙拆散的第一代戀人」。

梁文道：只要做愛 不要吸煙

【都市日報-兵器譜】不久的將來，香煙必將在電影中徹底絕跡。到時候電影人還能用甚麼來取代煙的位置呢？難道是口香糖嗎？

我們可不可以想像，如果在占士甸那張經典黑白照片裏面，雨中縮著肩膀裹住大衣於街頭漫步的他，唇邊叨的不是一根煙，而是一截啃咬得變了形的口香糖？又假如《花樣年華》裏頭的梁朝偉，深宵趕稿時伴隨他的不是一縷迷霧般的輕煙，而是一地的瓜子殼？

煙草曾經是電視和電影的常用道具，透過它，導演可以使一位牛仔的粗獷添上幾許抑鬱，可以令一位神探沉思出智慧的火光，更可以讓一個滿身泥巴的士兵在槍林彈雨之後戰壕裏的片刻寧靜中，重重呼出一口人類的荒謬。沒有了香煙，這一切塑造角色性格與遭遇的細節，該由誰來完成呢？

或許我們用不著太過擔心，因為人類曾經在現實生活中克服過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紳士指南裏，香煙曾被認為是一種令人免於尷尬的工具。「如果你不知道手該放在哪裏，就執一根煙吧。」煙斗、雪茄和香煙，不僅在形態上可以表達一個人的身份性格，運用它們的方法也能突顯一個人的禮儀和風範。比方說見到一位女士走過來了，紳士應該把嘴上的煙拿下來，道理和摘帽點頭相同。如今的男人都不戴帽子了，沒有再用脫帽這招表露紳士的風度。可是，難道我們要重新恢復戴帽的習慣，才能當個有禮貌的人嗎？同樣地，不抽煙也不可能令我們每一個人在聚會之大不知如何是好，雙手亂擺亂揮。

早年的荷里活是個很講究道德規範的地方，片子稍有不慎露骨的場面，就會遭到刪剪禁制的下場。所以當時的導演把煙當成了性愛的暗示，一個女角要是向男人討煙抽，意思就是「官人我要」。要是一個男角為女角點煙的方法是把一根煙放在自己的唇間，點燃之後再將它轉遞給她，這就等於激烈的濕吻和愛撫了。

電影裏的女人抽起煙來就和十九世紀末主流大眾的想像一樣，是種誇張的性表態，且不說唇部的吞吐動作，光是呼吸時的胸腹收放，就能叫男人們看得血脈賁張。當年的大明星比提．戴維斯 (Bette Davis) 永遠煙不離手，這表示她性慾強盛；瑪蓮．德烈治 (Marlene Dietrich) 一副冷豔臉孔總是在指間那斜斜的一根長煙燒出的雲霧中睥睨眾生，活生生地演繹了甚麼叫做煙視媚行。

今天的荷里活不怕你做愛，只怕你不脫，香煙這種代替品又何來用武之地？想要一個性感女神表演飢渴的狀態嗎？別叫她點煙，脫褲子就是了 (還得是男人的褲子)。按照這個邏輯，就算占士甸再生，梁朝偉重拍《花樣年華》，他們也一定想得出別的東西來取代香煙；只不過效果是否雷同，就很成疑問了。至少對我而言，看瑪蓮．德烈治在昏暗酒館一角吸煙，絕對比見到她赤條條地滿屋跑要好。

梁文道：再見火柴盒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文華酒店重新開幕，頂樓的Vong換上了一家全新的法國餐廳Pierre，聽說現在訂位起碼要等一個月，所以還沒機會去試，也不知有這家餐廳用的是自家火柴盒，還是酒店的通用火柴。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反正一個月之後，大概所有餐廳都不會再提供火柴盒。因為到了明年一月一日，香港餐廳的室內範圍就要全面禁煙了。

這讓我想起十多年前，文華酒店頂樓的法國餐廳Pierrot（小丑）。這家餐廳得名自畢加索的名作Pierrot的火柴盒上面好像就印了這幅畫。可惜那個火柴盒早給我弄丟了，和我曾經擁有的火柴盒收藏，煙消雲散。

收集火柴盒這種嗜好，有個專有名詞，叫做Phillumeny。嚴格地講，它指的還不是收集整個火柴盒，而是火柴盒上的商標和貼畫，也就是中文裏的「火花」。往昔的火柴盒是木製的，廠家或餐廳就把「火花」貼上去，這種火花要取下來比較容易，質量相對而言也比較高。後來的火柴盒都是紙盒，要不是上頭的火花不大講究，就是乾脆沒有火花，所有的圖案與文字都直接印在盒子上面。因此收藏家們也開始收集火柴盒，甚至連裏面放的火柴也一併存留。

「火花」及火柴盒，曾與郵票和錢幣一齊被人並稱為世界上三大收藏品，收集的人多，就有它的市場。有專門買賣火柴盒的公司，有專門拍賣火柴盒的拍賣會，還有不少研究火柴盒的愛好者協會。世上其中一個最有名最老牌的火柴愛好者協會就是「英國火花會社」（British Matchbox Label and Booklet Society）了，香港也有它的分會。

曾幾何時，幾乎所有機構都會出品自己的火柴，火車、輪船甚至銀行，都有火柴給客人。可是火柴這回事總離不開香煙，除此之外還要用火柴點火的機會可謂少之又少。隨禁煙潮流的興起，就只剩下酒店和餐館才會推出印有自家商標的火柴盒了。從前只有部分餐廳會特別聲明自己有非吸煙區，為的是方便不吸煙的人；現在一間餐廳要是沒說明自己有非吸煙區，意思就是煙民最好別來，因為全店禁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還把心思放在火柴盒圖案與形狀的餐廳當然不多。

評價一家餐廳，細節是很重要的。桌上擺設的鮮花，牆上懸掛的畫作與侍者介紹菜式的手勢，雖然無法挽救失敗的廚藝；可是當服務與食物的水平都達到一定水平，這些細節的優劣就能決定一間餐廳是否值得多給一顆星了。因為細節往往是在潛意識的層面上發揮作用，影響客人的感受；所以一間餐廳要是能在最不顯眼的角落上都下足功夫，就表示它當然精益求精用心非常。

細節是一家餐廳的調味品，火柴盒曾經就是這樣的調味品之一。許多餐廳都在火柴盒上爭妍鬥秀各出奇謀，有的玩圖案設計，美得像幅迷你畫作；有的在形狀尺寸上別出新栽，三角形圓形不一而足。更常見的是美式作風，利用火柴盒做廣告，上頭全是「全芝加哥仰望的扒房」或者「世界上最好的漢堡」之類的誇大言詞。最差勁的要數內地某些大型連鎖名店，以廉價的塑膠打火機代替火柴，通常都印上了店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好代替名片讓人帶回家。

火柴盒確實有名片的效果，令人一看就會回憶起一次用餐的經驗。通常我們吃完飯之後，帶走的除了感官上的記憶，就沒有甚麼具體可感的東西。火柴盒是個例外，它是餐廳留給顧客少有的紀念品之一，故此有極少數的地方會把客人姓名印在火柴盒上，讓餐廳無微不至的細心跟客人回家。

有時候一個人長大了，嗜好便會漸漸減少，所以從小到大都堅持集郵的人絕對不多。我很後悔沒有堅持收集火柴盒，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在Pierrot到底吃過些甚麼，好像都忘了一半了；更不用說那些隨我的火柴盒一併消失的地方。當年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餐館竟然不再準備火柴。

梁文道：音訊(1)

【成報-秘學筆記】你願意花多久時間去等待一通或許收得到也或許收不到的手機短訊呢？你又應該花多久時間去等？

據說文學力量亙古常新，多久以前的偉大作品，今人讀來依然動人心魄。有時是的。比方說古巴比倫史詩《吉爾加馬什》裏的這一句：「喜樂將因哀病而佝僂，當汝返歸塵土，吾將為汝披髮，吾將披上獅皮漂泊曠野。」隔了三千年，從兩河之間的平原來到這南太平洋的海濱，我依然能在這裏頭讀到無盡的哀傷。

可是我也必須承認現實。生活環境變了，古人的情緒由來，我們未必可以完全體會。比方說舊詩裏常見的相思之苦，往往來自音訊難通，關山阻隔。修書一封，往往得耗個一年半載，才能跨江渡海，去到意中人的手中。再接到回信，或許已是一兩年後的事了。滄海桑田，只在一瞬間；這兩年裏世情之變，誰可料計？我怎知道展讀家書之際，發信人是生是沒？

在我們這個「實時霸權」（real time hegemony, Paul virilio語）的時代裏，一個人要是失去聯絡一天，大概就能當作失蹤人口了。我們太習慣一個手機短訊要即時見到回覆，太習慣打出的電話一定要有人接。這是手機的年代，連接全球十億部手機的電波網絡無遠弗屆，幾乎覆蓋整個地表，每一個人都能在這巨網裏找到另一點上的人。

我們要怎樣去想像人的脫網？你發出的訊息沒有回頭，你按下號碼之後只聽見一聲長鳴？

梁文道：選委會其實是場港交會

【明報-筆陣】大部分香港人都以為香港的政制要比大陸來得民主、開放、平等和自由。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裏的功能組別呢？尤其是號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其構成除了少數組別之外，大多傾向於不同領域的商家和專業。雖然有漁農界和飲食界等看似包羅萬有的分類，但是你以為選得進去的會是一個普通漁民和酒店服務生，還是這等行業的老闆及高階主管呢？在僱主階層已經掌握了多數席次的情下，選委會的設計者還要畫蛇添足邏輯不明地加上「香港僱主聯合會」等莫名其妙的組別，唯恐香港一眾權貴之中仍有漏選遺珠。

今天的大陸就算貧富差距再怎麼嚴重，官商勾結再怎麼惡劣，也不致於出現任由已經佔有巨額財富和極高社會地位的精英階層左右領導人產生辦法的局面。的確有些富可敵國的商人可以用錢疏通，干涉政務；也的確有許多貪官賣官賺錢，貪贓枉法；但是這叫做潛規則，這叫做貪腐。

對一般老百姓而言，《福布斯》榜單上的富豪至少在政治上，至少在面上，是和自己分別不大的。大家都無能選舉地方幹部，無法影響國家領導人的人選，不管你是個坐擁百億家財的商人，還是苦守半畝荒田的農民。

然而，就在這麼一個號稱是全中國最現代最先進的大城市裏，我們的專業精英，我們的商人地主，可以公然地、合法地、名正而言順地比起一般市民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更多的政治資源。而他們之所以擁有這等資格，居然就是因為他們的身分、職業、階級和財富。社會本來已經夠不平等了，香港卻還要把這不平等進一步表現在政治上。單單從政治平等這一點看來，香港要比大陸糟糕得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荒謬的狀也還有學者為之塗脂抹粉，說是「賢能政治」的樣辦！

對我們一般市民大眾來講，選委會固然是種令人厭惡的小圈子精英遊戲；但是對於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它難道就不可能是個令人頭痛的麻煩包袱嗎？

如果曾蔭權真要全力封殺梁家傑，讓他連100 張提名都拿不到，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

絕大部分的評論都以為選委會成員只是橡皮圖章，只要上頭有壓力，就莫不噤聲景從，紛紛放棄梁家傑。這種想法實在太過單純，忽略了選委會的交易本質。假如選委會只是一群待命行動的兵蟻，那麼多的上流精英為什麼要費神費力擠進去任人指揮呢？其實選委會是個做買賣的地方，不同的人帶不同的目的和利益關懷而來，每一個界別每一個成員都希望曾蔭權像個有求必應的城隍地主，滿足他們開出的條件，以換取那張八百分之一的寶貴提名。

假如曾蔭權躊躇滿志，心中早有一幅治港藍圖，預備連任之後大展拳腳。你猜他和他的團隊在向選委會諸公拉票的時候，是他拿這份大計去勸服大家；還是反過來傾聽他們的要求呢？萬一他們的要求和他的計劃有矛盾，是哪一方讓步呢？一場選委會拉票馬拉松下來，曾蔭權原有的大計七折八扣之後，還能剩下多少？更要命的是這38 個組別開出的條件和要求往往有矛盾衝突之處，例如勞工界的訴求可能正好就牴觸了商界的利場，特首候選人滿足得了誰？還是各向雙方開出更多支票來換取妥協？

等到選舉完畢， 「新的特首」正式上任，就是他兌現承諾的時候了。當然這個承諾不是來自市民大眾，而是這800 人和他們代表的階層利益。假如屆時曾蔭權覺得輕舟已過萬重山，往日種種皆可不顧，這幫精英會不會讓他輕易有好日子過呢？又假設他打算要實現之前答應下來的要求，這又會不會成為民主派狙擊他以至於整個政治制度的鏢靶呢？在這種情底下，特區政府根本從一開始就處處受制於人，成了跛了半隻腳的家禽，所謂「強政勵治」又從何談起？

進而言之，中央政府也不是毫無付出的。對於好些「鐵票」和巨富，它多少得有點「表示」，或者在一些涉及內地商務田土的問題上方便酬庸，或者在未來香港的事務上讓他們享有更大的發言空間。對於某些本來不必然要俯首聽命的少數派和部分專業界別，為了爭取支持，中央政府也要「認真考慮」他們的要求，在特定行業上開放門戶，好讓他們的生意能夠進一步打進內地，中港融合。

所以選委會這種制度根本就是一個既不透明同時又赤裸坦蕩的賣場，專供精英權貴交易利益。借用我一位朋友的說法，選委會選舉其實是一場交易會，香港最重要最高層的交易會。它的結果是讓一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精英階層得到匹配其身分地位的政治權力，再透過這政治權力進一步鞏固甚至延伸他們的既得利益。明乎此，我們還能說香港的政制絕對要比大陸還公平嗎？

梁文道：無煙電視

【都市日報-兵器譜】大部分的「文明」國家和地區都已訂了嚴格的規定，限制電影和電視裏抽煙鏡頭的出現。

原因不難理解，這是一種老派傳媒理論的作用，以為觀眾都是被動的訊息接收者，你把甚麼東西灌進傳媒裏面，他們就會收到甚麼；你在傳媒裏讚賞一種行為，觀眾就會跟著肯定。由於大家都不覺得抽煙是種正確甚至正常的習慣，所以我們當然不能任由傳媒裏的吸煙者教壞了善良的人民群眾。

這種老派理論在過去20多年間備受挑戰，除了最不願意動腦的主流傳媒和許多官方機構之外，已經沒有人能夠百分百相信這套簡單的說法了 (中國官方的態度是最明顯的，從它至今仍有「宣傳部」這個單位看來，就知道他們依然以為只要用大眾傳媒宣傳「八榮八恥」之類的正確觀念，全國百姓就有變成堯舜的機會)。因為它對傳媒受眾的認識太過片面太過簡單，以為他們的腦子是塊白板，印甚麼上去就會留下甚麼痕跡。

事實上，同一段訊息，很難有兩個人在接收之後會產生百分百一致的印象、觀感與認識。一個人的性別、階層、種族、教育背景、家庭環境和工作性質全都會影響到他怎麼接收和認知傳媒中的資訊。就以抽煙為例，如果一個煙民看了以前辛康納利主演的占士邦，或許感到深刻的認同，覺得自己其實也有成為占士邦的潛質。但一個嫉煙如仇的觀眾看了當年煙不離手的老占士邦，說不定就會在腦海中浮起一嘴煙屎牙和口臭，於是看到他和美貌女特務接吻就不禁一陣噁心。我們的性格、趣味和身份都參與決定了我們怎樣看待媒體的訊息。誇張點講，一部電影只要有一百個觀眾，可能就會看出了一百個相異的版本。

既是如此，我們為甚麼還要把吸煙看作洪水猛獸，將它驅逐出影像的世界呢？如果一個演員在畫面上噴口煙就能把人教成煙民的話，那麼警匪片和江湖片又會不會使得殺人犯和黑社會的人數翻了幾番呢？

有時候我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會被人要求移開桌上的煙灰缸和各類煙具，以免不慎在鏡頭上露出煙草存在的證據。那些電視台如此謹慎，力求趕盡殺絕煙草的形象，主要就是相信了那種過時的傳媒理論。

可是基於這種老土傳媒理論作出的種種政策與規定，又的確吊詭地起到了遏制煙草的功用。因為只要在圍繞著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這些電子影像裏再也看不到有人吸煙，我們就能漸漸接受一個沒有煙味的想像世界了。回憶當年，不只虛構的電影劇情裏有煙霧繚繞，紀實片裏的受訪者手上有煙，甚至連新聞節目主持人也是邊吸煙邊說話；那是一個符合現實的媒體環境，人人都以為吸煙是正常的。我們如今在媒體上既然看不見煙，可能就會覺得煙的真實出現是異常的現象了。

梁文道：不再抽煙的占士邦

【都市日報-兵器譜】「007」系列電影的最新作品《皇家賭場》其實改編自原著小說的第一部。1953年這本小說剛剛推出，立刻就得到了巨大的反響。當時的《泰晤士報》如此評價初次登場的占士邦：「每一個男人都希望自己是他，每一個女人都想讓他上自己的床。」

過了半個多世紀，我相信所有拍「007」電影的人仍然希望占士邦保有這種形象，仍然希望占士邦是一個將危險的男性魅力發揮至極致的性感偶像。雖然我還沒看過剛剛推出的《皇家賭場》，但是我肯定有一回是今非昔比的，那就是香煙了。

當年的占士邦是個超級煙槍，不只指定要吸一家英國老牌煙草商為他特別訂製的香煙，而且一天起碼得幹掉六十根煙。占士邦在賭桌上固然要抽煙，就算在開跑車追逐壞蛋的時候仍可好整以暇地夾著根煙，與美女春宵一度之後更是不忘來一支事後煙。

占士邦的魅力來源之一就是他的煙。但是他和大部分電影呈現出來的正面抽煙英雄不同 (例如《北非諜影》裏的堪富利．保嘉)，他不只是靠抽煙抽得很有型來吸引人，他還有別的特點。一般而言，那些影像裏把煙抽得很帥的人物從不會強調吸煙有害健康，因為這將使人想起他們漆黑的肺部。可是占士邦卻反其道而行，小說固然用去了許多篇幅細緻地描繪他取煙吐煙的動作姿態，但更令人矚目的是作者毫不避諱地談及香煙可能會損害占士邦的身體。

在原著小說裏面，弗萊明 (Ian Fleming) 屢次提到占士邦那強壯的身軀有朝一日可能會被煙草拖垮。甚至有一幕，占士邦去做例行身體檢查，醫生的報告指出他若改不掉一天抽六十根煙的習慣，遲早會破壞了自己的身體。

這是為甚麼呢？理由就是要從反面塑造占士邦無懼的性格。他抽煙就和他孤身深入敵人基地一樣，是件冒險犯難的勇敢行為。占士邦的獨特魅力就在於他對自己和敵人的生命都毫不在乎，男人想變成他，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心底想像自己其實是個冒險家；女人喜歡他，是因為每個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被致命的誘惑吸引。

所以占士邦或許是歷史上第一個從吸煙危險這個角度反過來突出自己吸引力的抽煙英雄。有趣的是，事隔50多年，占士邦不怕的東西成了所有人避之尤恐不及的禍源。所以今天任何電影和電視都不敢再把一個煙民拍得有型有格，甚至避免拍到任何有煙出現的場面。《皇家賭場》這部2006年的出品大概也不例外，萬一有人抽煙，應該都是壞蛋。而在占士邦抽煙的老好年代，不抽煙的大多都是反派角色。

梁文道：懷念鐘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從來不知道香港人可以如斯多情。在中環老天星碼頭停用的那一夜，有成千上萬的市民站在碼頭邊上。待得運作了四十八年的鐘樓響過最後一遍報時聲，很多人對它舉起了手，輕輕揮動；我還聽見電視里傳來的聲音，他們竟然對這座建築說「拜拜」。一座建築，本應沒有生命，不懂得應答；但是在這一刻，卻是活的。至少對那些專程趕來揮手道別的老百姓來說，這座鐘樓是個活物。

許多人懷緬中環的天星碼頭，是因為這座建築可見可觸的實體；不過到底有人注意到了，它還是一座會發聲的建築。第二天政府一手策劃的新碼頭開張了，也有鐘樓，只不過里頭的鐘是電子鐘。有市民接受記者的采訪，評論新鐘樓的「聲音不好聽，很死板，沒有老機械鐘敲動時的余韻」。

我喜歡鐘的聲音。鐘響的時候，仿佛可以在空氣中忽然開啟另一面空間。它不暴烈，只是在天空里開一條縫，然後緩緩地震動，另一個世界就在這和緩的震動之中漸漸敞現，讓聽者從此也發現彼世的存在。難怪那麼多的宗教音樂都喜歡使用鐘，它的聲音就像一個啟示，告訴我們神聖世界的存在。傳統歐洲教堂的鐘就不用說了，印尼甘美麗音樂里那種如銅鈸的鐘也有類似的美妙效果。古代中國的編鐘就算不是用在純宗教性質的場合，也能營造出王家儀典那非同凡俗的莊嚴聖境。而在這個眾神退隱、宗教色淡的年代里，像梅湘(OliverMessiaen)或更晚近的帕特(ArvoPart)這些偉大的現代作曲家，也喜歡為鐘譜寫贊歌，甚至模仿它的發言模式，以營造崇高靈性的氛圍。

然而，鐘又不單單是一種樂器，它還是一具發布信號的大型裝置。不論中外，鐘都因為它的渾厚、綿長與遠古的聲響，而被人類用作報時的器具。就像老天星碼頭的這座鐘樓，雖然能夠發出樂聲，但基本上它是個時「鐘」。

說到時鐘的聲音，老天星碼頭這座鐘樓敲出來的樂音大概是世界上最耳熟能詳的一首曲子，那就是著名的《西敏寺鐘聲》(WestminsterQuarters或者WestminsterChimes)。它的旋律簡單極了，來來去去就是G、C、D和E中等四個音的置換，無人不知，也無人哼不出來。但是關於它的作者，卻有不同的說法。比較光輝的一種，是說它乃韓德不朽名作《彌賽亞》其中一段的改寫和變奏。至於這首小曲之所以叫做《西敏寺鐘聲》，是因為最早使用它的正是英國國會所在地——西敏寺宮的那座「大笨鐘」(BigBen)。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西敏寺鐘聲》是可以配詞的，傳統上還流傳了好幾個版本呢。例如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這樣的：噢!主啊，我們的神/你是我們的嚮導/有你扶助/沒有人會失足，(OLordourGod/BeThouourguide/Thatbythyhelp/Nofootmayslide)其它幾種配詞也是如此，充滿了宗教意味。鐘聲，本來就是溝通人神的聲音橋梁。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十九世紀前的歐洲城鎮，那是一個還沒有飛機、汽車以及蒸汽發動機的時代，因此也沒有太多的噪音，於是全城最響亮的聲音就是鐘聲了。而這種鐘聲一定來自教堂，教堂又一定處在市鎮的中心，所以鐘聲是整個城市的中心聲音。當時有不少城市就因為鐘體龐大，鐘聲宏亮，被人冠上「會說話的城市」或「會唱歌的城市」的美稱。

教堂的鐘樓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築物，它還是整個城市日常生活的總指揮與宗信信仰的軸心。市民們起居作息的時間要靠鐘聲規範調節；什麼時候做早課，什麼時候進教堂禮拜，更是要靠鐘聲的召喚。在那個沒有手表的年代，時間因教堂的大鐘而神聖，屬於神的時間與俗世的時間是分不開的，敲鐘通報大家早禱的時間往往也是該准備一天工作的時候了。鐘樓與鐘聲，統一了整個市鎮居民的生活節奏、生命目標，是宗教信仰中心位置的象徵。

法國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Corbrn)在《大地的鐘聲》這本書里曾經詳盡分析十九世紀法國鄉村頻繁發生的「奪鐘事件」。話說當時新成立的共和國急於推翻教會的權威，想要建立一個徹底世俗化的理性世界，所以派人到各個城鎮拆卸教堂的大鐘。他們太清楚鐘的威力了。可是這個急躁的舉動卻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抗命的不是教堂里的神父，而是地方上的平民百姓。

不是那些百姓特別敬神，存心要和無神論的革命派作對；而是他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沒有鐘聲的日子。不少地標性的建築和自然地貌都會成為人民集體記憶的儲存庫；如果說有哪一種聲音也能成為集體情感與歷史回憶所系的象徵，那一定就是鐘聲了。還有哪一種聲音像鐘聲這樣，能同時讓那麼多人共同聽到，又毫不間斷地規律作響，潛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呢?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不是一個基督信仰社會，更不是一個清靜得只能聽到一把聲音的地方。但是就在中環天星碼頭這麼一個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鬧區，香港人都聽過那響了四十八年、風雨無阻、沉實和緩的鐘聲。就像雨果描繪的巴黎聖母院大鐘一樣，鐘聲最是懷古，因為它讓我們不用離開現實就能沉入歷史。

梁文道：佈置書房的學問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說到窺探書房的書，這許多年來，我最喜歡的還是《At Home with Books》，因為它打開的書房叫人有意外之喜，並不總是文人作家那麼沉悶。

例如老牌樂隊「滾石」（Rolling Stone）的吉他手奇夫．理察（Keith Richards）的書房。想不到吧？這位搖滾巨星居然是個書蟲。書裏的訪問一開頭也是這麼寫：「一個『滾石』怎可能擁有一座藏書室？一個『滾石』何時會跑去買書呢？他一年到頭巡迴演唱，總是同時住在好幾個地方，總是被他的吉他佔據。然而，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書室的沙發上埋首書堆，更要令奇夫．理察感到心滿意足的了」。

原來奇夫．理察不只愛書，還收集了不少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小說。他讀書一來是因為巡迴演出的路程很沉悶，不讀書，何遣永日？其次，他是為了瞭解自己這一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要在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工作，他們永遠尖叫永遠擺動。這和一個獨裁者擁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興趣知道人們為什麼會拜倒在獨裁者跟前，又是什麼刺激起了這種群眾心理。……我覺得一個人在舞台上的轉化是很神奇的，你會變成大眾狂熱的一部份，在那一刻你會遺忘自己，這是否也是希特勒經驗過的事呢？」所以他喜歡看有關納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看他那古典風格的書架，這方面的藏書確實不少。不知道華人流行音樂圈裏有誰能分享這種嗜好呢？

《At Home with Books》由擅長美術圖冊的Thames & Hudson出版，當然少不了精美照片和設計的元素。他們特別造訪了七位建築師和設計師，看看這些關注視覺形像的人怎樣處理令人頭痛的書堆。例如曾經設計過許多著名圖書館的後現代建築大師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他的觀點十分特別。一般建築師喜歡把狹小的空間弄得看起來比實際上要寬大，以避免書籍造成的壓迫感；可是格雷夫斯卻反其道而行，刻意使自己本來挺寬敞的藏書間變得像條窄街。他的理由是要將兩壁屋頂的書架看成一條路上的迷你建築群，走進去就像逛智慧的大城，沿路每一座樓房裏都存放專屬的知識。

這本書還有一個好處，它實用，提供了一些書迷們喜聞樂見的訣竅和資料，比方說書房裏的燈光應該如何安排，書架又該怎樣整理。假如你是書毒重症患者，手頭寬裕，家住複式洋房，還可以按照它的介紹，去紐約幫襯「普特曼滑動樓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這家百年老店專長手工打造圖書館與藏書室用的樓梯，花樣繁多，木質精良。買一把放在家裏，肯定比廉價鋁製摺梯雅觀多了。記得兩年前曾聽林行止先生說，他也想找人做一具可以在書架前左右滑動的梯子；當時我答應給他這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結果回頭就忘了，真抱歉。只好現在抄下來以饗同好：32 Howard Street, New York, NY10013。電話：1-212-226 5147。

如果你只是有錢，但不如林先生這般愛書懂書，偏偏又想弄間壯觀的書室以添風雅，那該如何是好？不怕，你可以找這本書裏介紹的湯美茲（Kurt Thometz），他有家顧問公司叫做「私人圖書室」（The Private Library），專門提供收集和整理藏書的服務。就算你是超級書迷，不屑他人代勞，但若擁書過萬，有時要找書難免也會有望洋興嘆，此時你就知道專人服務的好處了。

我請不起專家為我服務，只好努力鑽研，盼有那麼一天自己成了專家，能替文化富人效勞，亦不枉一生讀書矣。 （書房之二）

梁文道：與狗同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為了保護這個地方，我不會說出它的名字，也不會指出它所在的位置。總之，它是一家我常去的茶餐廳。

這家茶餐廳門外總是兩頭母狗，一頭黃的打從我幾年前第一次來的時候就在這裏了，另一頭黑的則是我看牠從小長大。我喜歡狗，所以每次我來，都會先摸摸牠們的頭。很明顯這是兩隻見慣世面的狗，不怕生疏也不抗拒人類的撫摸，但是也不會太過熱情，似乎事情合該如此，食客用餐前先摸狗是應有之義。

街上的狗有種特殊的氣味，淋過水之後尤其如是。這種氣味很奇怪，有點像午餐肉雞蛋三文治，所以我有時會把所有街狗都稱作「餐蛋治」。這兩頭狗的家其實在茶餐廳的對面，我不時看見牠們的主人拿一根塑膠水管給牠們洗澡，因此牠們也會散發一股「餐蛋治」的氣味。摸過牠們，我在這家餐廳從來不點「餐蛋治」，一來覺得手上雙重的「餐蛋治」氣味濃得叫人噁心，二來我會聯想起自己吃的其實是狗肉。

可是，我依然撫弄牠們。事實上，餐廳裏每個人都喜歡牠們。每當客人不算太多的時候，夥計就會開門放牠倆進來。一進屋來，牠們就爽了，搖頭擺尾，逐討吃。而客人也都盡量滿足牠們，雞翼火腿和麵包，牠們全都嘗過。這場表演的高潮是廚房的哥哥拿出一個盛了碎肉的膠袋，把它交給黃狗，黃狗就會乖巧地叼住它的提手，再走回對街主人那裏。幹甚麼呢？不是主人吃，是主人打開袋子把裏頭的東西倒出來賞給牠吃。多麼懂事自律的一條狗呀！

有時候附近其他的狗也會過來閒逛，例如一頭叫做「啤牌」的花狗，牠最近才令伴侶「阿寶」懷孕，生了九隻狗寶寶，所以大家都稱讚牠「有出息」、「叻仔」。啤牌懂得直立，所以食客會故意把吃的東西提得很高，讓牠站起來吃，然後我們又稱讚牠「好」、「叻仔」。

看見人狗其樂融融的場面，我會以為自己到了法國或者加拿大的蒙特利爾（被選作去年全球對狗最親善的城市）。在那些地方，有許多商店和餐廳是准許狗進去的，政府也不介入。

香港的狗就慘了，和香煙的命運差不多，甚至比煙更早遭到禁絕。不止不能進食肆，連公園和所有康文署管理的海灘也都是禁區。電視上看到的那種洋人和金毛尋回犬快活地在海濱逐浪的畫面，對我們而言只是一種電影虛構，和哥斯拉推倒東京鐵塔一樣不真實。在狗之外，同樣不能與人同時出現在飯館裏的還有其他動物，比如雞。只不過我們都知道茶餐廳養貓其實是個半公開的秘密，因為牠可以用來對付另一種更可惡的動物——老鼠。

其實人類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曾經而且現在在許多地方，人與其他動物能夠和平共享許多空間許多地方。空間上的人獸分化是很晚近的事，我們越來越專斷地獨佔了本來不只是屬於我們的地方（尤其城市），非我族類一概排斥在外，即使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

純粹是衛生的原因嗎？未必。我不認為香港食肆的平均衛生水平要比一些准許貓狗活動的歐洲食肆高。我想我們這麼怕狗，理由不全是怕牠們髒，會害得我們吃飯之後拉肚子（否則一般人家就不要養狗了），還是一種文化的作用。而香港文化的特性就是不寬容。只要你見過小孩在火車裏拼命追不慎飛進來的昆蟲又踩又打，而家長默許甚至驚慌地鼓勵；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梁文道、董啟章：為了確認那不再可能實現的美麗圖景

【明報-筆陣】如果看報紙的報道，大家或許會以為灣仔利東街的居民抗爭運動業已告終，市區重建局終於排除萬難，取得了全部業權，可以開始手拆樓，準備轉手出售。事實上，整場運動的核心「H15關注組」仍然沒有泄氣，他們仍在等待他們的規劃方案在城規會12月6日上訴審議的結果。

你可以說這次上訴的結果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所有街坊都已同意出售業權，就算城規會最後認可了街坊的規劃案，那也是個無法實現的夢想了。然而，正是「夢想」二字依然保有它的神聖價值，街坊都想要證明的，就是曾經有這麼一個夢想可以成真；他們想要證明的，就是市區重建局錯了。

但是在市建局多年來的公關經營與香港主流社會中「親發展」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大部分市民在重建案例中得到的印象卻恰好相反：錯的是一兩個「阻住地球轉」的街坊，而不是以「更新市容」為己任的市建局。那一兩個面目模糊的街坊，他們想要什麼，他們又說了些什麼，很容易就被淹沒在市建局派發的精美海報與措辭動人的宣傳稿中，難以辨認。

在利東街規劃案裏其中一把堅定但是溫雅的微弱聲音就是甘太，最後一個被迫售出業權的業主。

她在辦公室門外出現的時候，臉色蒼白，高瘦的個子走起路來有點前傾，一晃一晃。我們看過利東街重建始末的錄影帶，3年前的甘太精神飽滿，1年前的甘太為了重建的事瘦了30磅。眼前的甘太的身體和精神狀之惡劣，讓人大吃一驚。她剛才在大廈入口大堂差點暈倒，訪問後還要去看醫生。但甘太依然是那麼的溫文，氣若游絲提出上訴的材料。

2005年2月，由居民組成的「H15關注組」在熱心的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向城規會提交了利東街發展的規劃方案。這是全港破天荒的由下而上，由居民創造的重建方案。當中包含利東街部分樓宇的保存、居民原地安置，以及保存喜帖印刷行業和社區網絡的具體安排。同年3月和7月，方案被城規會兩度否決，理由是技術上有困難。可是，城規會卻認同方案的目標和意向，也即「以人為本」和「保留社區網絡」。街坊認為，既然城規會完全認同方案的目標和意念，就不應該只以技術問題全盤拒絕。後來這個方案還在香港規劃師的比賽中獲得銀獎，證明了它的專業水平。這次向城規上訴委員會上訴，為的就是再次申述方案的內容，作出更深入的闡釋，讓方案得到公平的裁決。

可笑的是，最近許多報道都說市建局將採納「H15關注組」提出的「啞鈴」重建方案，予人一個市建局從善如流的印象。我們以前曾在此多次論述，近年香港保留文物與地標之風漸盛，使得市建局等手握市區建築重建大權的機構也不敢隨便違逆潮流。但是他們往往魚目混珠地提出一些所謂「重現昔日小區風貌」的說法，試圖掩人耳目，令人以為他們真的很尊重「市區重建策略」裏明列的「保存社區網絡」等基本目標。其實市建局的真正做法是拆除利東街現有建築，遷走所有居民，然後在硬件設計上仿造出一條「有味道」的新街道。他們保存的壓根不是什麼社區網絡，而是一種硬體為主的社區幻象，一種吸引中產新住客新買家的賣點。

且聽另一位利東街老街坊釗哥的說法。釗哥在城規會的上訴審議中負責講述利東街建築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以及舊唐樓如何跟新建築融合。他說，灣仔是香港史最悠久的區域之一，見證了香港的城市發展。利東街經過幾次內部重建，發展出一致的6層樓高的建築，天台相連，居民關係親密，整條街可以說是一項文化遺產。「街坊互相認識、關懷，有安全感，有歸屬感，人情味濃厚。近年談的社會和諧，本來就存在。而利東街的喜帖行業，是民間自發生成的，也即是現在常常說的本土經濟的代表作。市建局不考慮這些價值，完全是以推倒的方式，沒有花心思去保存。這次上訴，為的也不單是利東街本身。市區重建將會是香港未來幾十年的主要問題。以地產主導重建，是有問題的。重建不應只是讓地產商增長財富的機會。」

甘太和釗哥反對的不是重建，而是重建的手法與缺乏選擇。甘太說：「現在香港做重建，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用錢解決問題。但最重要的其實是街坊的意向有沒有得到尊重。如果對居住地有感情，不是錢可以取代的。除了錢之外，可不可以提供另類選擇？」釗哥則說：「市建局用不平均的價錢進行收購，又設置所謂保密協議，是用金錢分化街坊。鄰里關係被破壞，人與人互信出現問題，互相不敢再溝通，陷入痛苦狀態，結果變成陌路人。」

置業安居幾乎是每個香港人的夢想，尊重私有產權和處置它的自由也是所有香港人的信條。可是許多言必稱市場經濟的專欄作者在論及重建問題的時候，卻從不質疑何以獲得政府注資100億，可以免補地價的市建局能夠動用土地收回條例去強制收樓；反而嘲笑不願搬離的居民只是想謀求「個人利益」(奇怪，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假設的人性本質嗎？)。市建局擁有這麼好的條件，服務的難道不是舊區居民的意願，卻是地產商的利益嗎？當大家高高興興地把畢生積蓄放在一個物業上，以為自此安樂的時候，又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或許要被迫賣出，搬到自己未必喜歡的地方終老呢？

甘太還指出：「佔用情經常被錯估，所謂業主唯一居所的界定也是市建局自訂的政策。」為什麼要被收回的物業不是唯一居所的話就要接

受低於市價的賠償呢？在遊戲規則幾乎都是市建局自己制訂自己詮釋的情形下，有不少街坊都只能被迫離開。幾年下來，一直和龐大公權力對抗的甘太可說是心身俱疲：「被圈中重建，其實好悲哀、無奈、被動。我覺得自己好渺小，對自己的前景沒有把握。我們一直強調，每一戶每一個人也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對於那些想搬走的人，我當然替他們高興，但對於想安安穩穩地原區生活下去的人，卻完全沒有出路，這過程令人傷感。重建的日子不是輕易捱過的，一日也嫌多。而事實上，並不是沒有其他可能的安排和選擇。」

我們花這許多篇幅去訪問甘太和釗哥，就是想讓大家聽到他們的聲音；尤其是想讓市建局行政總裁林中麟聽到，與其花時間在飯桌上向傳媒中人和公關寫手解釋自己的理念，為什麼不多去幾場居民諮詢大會直接聽聽他們的想法，在他們的面前為自己的方案辯護呢？

就像甘太所說的，我們籲請讀者關注未來的城規會上訴決議，是想告訴大家這裏曾經有其他的可能和選擇。是的，這曾經是一幅美麗的圖景。在我們城市的歷史中，第一次，住在同一條街上的人，一群小市民，為了創建大家的共同生活環境而努力，以理性，以智慧，以熱情，提出了屬於他們的規劃方案。我們只有盼望，這不是唯一的、最後的一次。

梁文道：驕傲

【成報-秘學筆記】有一段時間我迷上了前蘇聯小提琴家柯崗（Leonid Kegan），盡力收集他的全部錄音，夜夜細聽。同時，我思考自己本來可以是個甚麼樣的人。

很多樂評人認為柯崗的巴哈拉得不怎麼樣，但是我以為除了溫暖如歌的葛羅米歐（Arthur Grumiaux）之外，就數柯崗最叫人難忘。例如第2號變奏曲（Partita）的「夏康」（Chaconne）舞曲，他的演奏是那麼地蒼勁，從第一粒音符開始就完全樹立了自己的性格，其右手的力度始終渾厚有力但又平穩無瑕。他奏出了別人沒有想過的巴哈，一個悲劇性的巴哈。

每次聽柯崗的「夏康」，我都會問自己，如果我沒有放棄，如果我好好地把琴學下去，會不會有一天我也做得到呢？

當然不能，我不願意在這一點上自欺欺人。可是我們就是喜歡回首來時路，以為自己原該變成另一個人；不一定比現在好，也不一定比現在壞，但總之是個不一樣的人。

我曾經為了一些自以為重要甚至偉大的諾言放棄了自己心愛的物事與技藝，然後沾沾自喜，享受虛榮帶來的片刻快感（所以我不應該再說那都是些甚麼諾言，又是些甚麼物事，否則我只能重蹈覆轍），卻還以為自己莊重誠實，殊不知罪惡之蛇早在暗處一角無聲吐信。

那天我跟他說起琴的故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十分慎重，只是坦白道出過去的事。然而卻令他留下了印像。從頭回想，我怎知道自己的心是純淨的呢？魔鬼總在名聲顯著的善人心中埋下誘惑的種子。

人不應該為自己擁有的東西驕傲，更不應該為自己未曾有過的東西狂妄，因為那是虛幻的。無論我是那種人，又可以變成甚麼人，豈不皆是血肉之軀，地上的灰塵？

梁文道：文化難民新一代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早前董橋先生放假，編輯命我填空，還出了道題，要訪問一些香港文化人給讀者看。我想他或許以為我交遊廣闊，做的東西又雜，應該認識不少文化人。的確我是認識很多人，但深交不多，連常見面茶的朋友也很少。為什麼？因為太忙，總是同時做很多不同的事，很多看起來毫不搭邊的事。在擬定採訪名單的時候，我發現其實香港這個小小的文化圈裏，不少人都是這種狀態，東跑西摸，不像大陸和台灣那樣，寫詩的就專心寫詩，做音樂的就專心做自己的音樂。

羅貴祥曾經把這類文化人比喻為遭遇海難的難民，在水上載浮載沉，見一塊木浮過就抓一塊木，有一張椅子飄來就抱住不放，深怕漏了一樣東西就會葬身大海。我想他說的除了是經濟的原因之外，還是一種根本的心態。

永遠哈哈大笑，看來極為開朗外向的鄧小樺也是難民之一。她現在要教寫作班，編輯叫好叫座的新進文學雜誌《字花》，寫報紙專欄，經營自己的博客（她認為這也是種工作），還要兼職編書和校對，此外偶而也參與展覽一類的文化活動，同時又是一些社會運動的散兵游勇（例如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召開期間，她就是積極的示威者之一）。除了這些她數得出來的東西之外，我還在許多不同的事件和媒體上看見她的名字。用個通俗的說法，這叫做行情開始走俏了。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事呢？我換一個問法問她：「如果要妳只能用一個身份來界定自己，妳會選哪一樣？」她一貫地反應激昂，連聲呼叫：「唔得，唔得！好難想像！好恐怖！」什麼原因？「因為那些東西都是有連繫的」。

我想起我自己，當被人問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我也是這樣回答。然而那是種什麼連繫呢？鄧小樺的答案和我的答案也很接近：「那大概是種責任。我讀書，但那些書其實不是我自己的，對社會總該有點回饋。」難道編文學雜誌和在電台主持文化節目就是回饋和盡責嗎？「我希望把不同的聲音，一些平常沒人聽見的聲音表達出來；同時令聽眾和讀者看到另外一種感知世界的方法，給大家留一點觀察的空間。」

說起來文學還真是一種平常沒人聽見的聲音。向來從事文學藝術工作就和「推廣」文學藝術是同一回事，香港尤其如此，所有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都是文化推銷員。故此你編一本文學雜誌絕不能只是追求質素，還得令「大眾」接受。比起過往某些本地文學雜誌每期發行幾十本的慘況，《字花》一期賣上千多本的數字實在值得開香檳了（所以我說它「叫座」）。「我們的辦法就是注重行銷，搞好發行之餘還要透過媒體大賣廣告，硬說它有多好有多妙」。

雖然《字花》的內容不能算是通俗，但文化人總有這點信念（還是迷信？），覺得「大眾」不一定不能接受看起來陌生難懂的東西，問題只是他們沒機會接觸。所以重點在於找出接觸大眾的辦法，而不是放棄自己堅守的東西。

想當初我也如此相信，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所謂「大眾」是舉得起來的。我沒有告訴鄧小樺，剛開始做電台節目的時候，也有人擔心她知名度不高，怕她新人登場做不到電台的要求。我那些朋友今天看見我，卻紛紛讚好，說她是塊料子。如今鄧小樺手上有幾個點了，只看她怎樣連點成線，織線成面。

「連結」是鄧小樺的一個關鍵詞。我不說她「寫」而是「經營」一個博客，指的是她花很多時間在網上流竄，回應別人、轉貼文章、製造鏈接。「這樣才算博客，博客的本質就是鋪網，不能光把日記貼上去就算」。難怪她把博客也當成一種「工作」。

假如「文化人」這個稱呼太空泛，沒法令人抓住重點。那麼我必須鄭重地說，鄧小樺首先是個詩人。自大學年代公開發表詩作，她的作品就被人看好。只讀她的詩，你會以為她是另一個人，像她的語言，平靜、和緩、清明，但是低沉；例如：「秋天最危險：每天與認識的人談話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不想再說下去夢裏來回乘車打一萬個電話想找的人已經走了」。（〈港口與岸邊〉收錄於《不曾移動瓶子》）。有種情緒在裏頭，不易抒解。

所以她的「連結」又有了另一層目的：「做這許多事，是因為它們都能宣洩情緒，把自己投向外在，換一個方法感受世界和自己。寫詩也好，參加遊行也好，都能煥發感受的能力；然後再從外在的世界看回自己，認識自己」。我同意，這可能是我類文化人的利益，雜多的業務是瞭解自己甚至創造自己的雜多渠道。

曾經有異地友人問我和胡恩威：「你們香港的文化人都是這樣，要做這麼多的事嗎？」後來我倆自己聊起，不禁有點太看得起自己地說：「這些事我們不幹，還有誰做呢？」莫非難民太少，浮木太多，所以不多撈一點就對不起社會？看見鄧小樺，我想自己可以少抱一塊墜落海中的門板了。我問她：「累嗎？」「很累很累，但不做不行。」才28歲，累的日子還長得很呢。

梁文道：窺探靈魂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一本香港的流行雜誌都會定期刊登名人或者設計別致的家居採訪，告訴讀者屋主的品味愛好，設計師的巧意匠心；然後我們歎服，甚至效仿。可是，我幾乎沒怎麼看見過有一個家庭是有書房的。就算有，也多是虛有其名的書房，除了一張桌子放了文件和電腦之外，往往就是一兩座架子空空洞洞（或者簡約？）；書呢？往往連一櫃都裝不滿。假如這家人有小孩，情況可能好一點，課本和參考書總是要的。這也說明了香港的主流想法，讀書是學生的事，長大就不必讀了；正如鋼琴是孩子必須面對的刑具，進了大學就可以放下這苦杯了。

常言道：「書是一間屋子的靈魂。」為什麼如此華貴如此耀目的居家環境可以沒有靈魂呢？讓記者來拍照這樣的房子，在我看來，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裏頭沒有活人的氣息。

如果這話說重了，那就再說一則我百聽不厭也很樂意到處散佈的真實故事。話說一個剛進哈佛的大學生很不幸地選了一門中古英語文學課，授課的老教授是個悶蛋，和課程的內容搭配得天衣無縫。好不容易暑假來了，於是這年輕人興奮地開始他在舊書店的暑期工，每天開車去不同地點搬運人家不要的舊書，忙得不亦樂乎。有一天他應召前去市郊一幢有漂亮小花園的老房子收書，女主人開門引他入內，這才發現要收的就是那悶蛋教授的書，他死了，這年輕人是他教過的最後一批學生。

年輕人在教授的房子裏巡視，看見一整櫃的偵探小說，想不到老人有這麼有趣的嗜好，他微笑。再看，通向花園的後門旁是兩櫃園藝書，寡婦說：「他喜歡種花」，然後年輕人注意到玻璃門外陽光下的草地上猶有剛灑過的水珠發亮，恰巧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正是園藝。接他下了一個決定，他要自己買下教授的所有藏書。

為什麼？他後來對人解釋：「自我看見教授的書，才知道他在課堂以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那些書是他的完整靈魂。如果我把它們運回書店，這些書就會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書架上，那就等於他的徹底消亡了」。為了讓教授不死，直到畢業他還在替舊書店老闆打工還債，好在這老闆也是個有情人，給了他五折。

書是一個人的靈魂，藏書是一間房子的靈魂所在。為了窺探且公開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書去訪問我最好奇的讀書人，看看他們的家，請他們介紹自己的藏書。後來我發現台灣的邊城出版社出了本《逛書架》，幹的就是這等勾當，裏面有楊澤、張大春和陳建銘等人壯觀的書屋，比起平常在雜誌上見到的那些樣辦房，實在富足。後來他們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讀書人，編製出《逛逛書架》一集，我只好嘆息自己的動作太慢。

還好我又找到了機會，替香港電台客串一個讀書節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裏看書（到底是電視節目嘛）。可惜部份愛書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橋先生，平常對我等後輩總是很親切；但這回他還沒聽完我的話，就立刻笑打斷：「不行不行，這種事怎麼可以？可不能讓那麼多人看」。（書房之一）

梁文道：偶像

【成報-秘學筆記】我不嫉妒甚麼。在複雜多變，即起即滅的各種情緒之中，我唯一缺少，或者找不到其對應物的，就是嫉妒。不嫉妒是因為富足，很多人都會這麼說。可是在我，卻是因為貧乏，不曾擁有，不可擁有，因此也就沒有嫉妒的基礎與權利。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羅歇克（Chris Rojek）在《名人》（Celebrity）一書的開頭寫道：「雖然神性的質素常被歸諸于名人身上，可是『名人』的現代意義實際上卻來自眾神的墜落，和民主政府及世俗社會的興起」。既然宗教信仰不再是人人必備，貴族與皇家也都成了歷史的裝飾，那麼還有誰來填補那空虛的祭壇與蒙塵的王座呢？恐怕就得是名人和明星了。

所以那些崇拜明星偶像的粉絲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信徒。他們以鑽研聖典的耐心細讀偶像的材料與訪談，他們用儲存聖地泉水的態度搜集偶像的肖像。

可是我聽說有的粉絲會嫉妒。他們或許會因為偶像不幸地與一個錯誤的人在一起而扼腕慨歎，憤恨自己何以無力挽救其於水火；他們也可能因為偶像的生活美滿，因而自慚形穢，覺得自己卑下得不配崇拜他。這，都是嫉妒的表現。

我不嫉妒是因為我對他的崇拜還不夠徹底？抑或正好相反，是這些粉絲的崇拜心志還不夠高尚呢？

聽說他被挺拔的人物與寶石包圍，聽說他總是在思念一種緣分巧妙的遭遇。可是這又與我何干？前赴德爾菲求卜的忠實信徒會嫉妒阿波羅的豔遇嗎？人為甚麼會蠢到要嫉妒神呢？

然後我看見摩西下山，憤怒得擲碎了戒版，因為以色列人啊，借上主的大能離開埃及，此刻竟然在跪拜金牛。

梁文道：明星的小孩

【成報-秘學筆記】他生來就是一顆明星，所以他的分裂比任何人都來得早，也都來的嚴重。

20世紀中葉的美國社會學大師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認為人的處境就是一分為二，一個是他人眼中的我，另一個是本真的自我。在社會活動中，在人群中往來，我們都像站在舞台上的演員，呈現不同的面貌。可是，我們常常自省以及抱怨，那並不是真正的我。

大明星加里·格蘭特（Cary Grant）曾經調侃地說道：「我也和觀眾們一樣，希望自己是『加里·格蘭特』。」我偶爾看見一些電視主持人在節目裡「真情流露」，對著即將離去的同事依依不捨，幾乎快要落淚。但我十分困擾，這是「真」的嗎？現代電子傳媒使得明星和我們無比親近，當他對著鏡頭說話的時候，我會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在聽，當鏡頭對準他的面頰的時候，我可以看到上面的凹陷，比他自己所知的還要真切。可是，這都是真的嗎？

或許他也有這種困惑，就像加里·格蘭特一樣，感到那個表演裡的我正在混淆和威脅自己，使自己迷失在一片大量複製的聲音的光線裡。更何況他活在一個美麗的軀體裡面，習慣被人仰視膜拜，乃至於反過來認為任何一個真正愛他的人都不應該像其他一樣從這個神殿的門口攀升，小心翼翼地接近自己。

於是我曾以自己久經訓練的技術矇住了肉眼，並且看見他在人群的簇擁之中忽然縮忽然失落，恍如一個遺失了什麼東西的小孩。在那一刻，我以為我找到了他的真名。

然而又有哪一個明星的本質不是一個永遠渴望的小孩呢？因為身前堆滿的珠寶和鮮花都不能滿足他的渴望。所以我一定不是唯一一個看見他本質的人，我不可能是獨特的。於是他仍然是那個在表演裡真情流露的明星。

梁文道：皇帝越好司法越糟

【都市日報-兵器譜】按照台灣史學家盧建榮的說法，唐朝司法制度裏的「廷議」固然是非常上訴的最終審判，讓文武百官共同研討案情，再以投票的方法斷案；但這個看來十分公平謹慎的做法往往也是帝王威權和獨立司法精神決戰的場域。

尤其遇到了皇帝最害怕最擔心的謀反案件，皇帝本人多半傾向寧枉勿縱，殺錯一千也不放過一個。滿朝官員為了避免禍延己身，通常就不敢違迕上意，結果冤枉了不少無辜被告。

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在沒有體制上根本獨立的司法權的年代，中國還是有一些法官堅守專業立場，排眾而出不從流俗，比如說之前我們提過的徐有功。

有一回，一個叫做顏餘慶的人只不過因為當過一個叛亂親王的部屬，就給人告他是叛亂魁首。證據之一是顏氏在主子被審的時候還給他寫信，平常又替他處理過私人債務 (這被理解為籌募叛變經費)，甚至還為主人買過幾把弓箭 (不消說，這被理解為叛變用的兵器)。這宗案子一直打到了廷議的階段，當時武則天當著百官的面先行宣布顏餘慶就是叛變集團的首腦，看來是不用再審了。可是徐有功此時又忍不住站了出來，按照《唐典》條文逐點反駁武則天，先是釐清「首腦」的定義，再指出沒有證據證明顏氏買弓箭的意圖就是為了幫主人準備叛亂武器。結果強悍如武則天也不得不讓步，顏氏得保一命。

自此之後， 徐有功就和今天台灣的陳瑞仁檢控官一樣，成為時人心目中的正義化身。後來好幾次廷議謀反案件，只要徐有功指出了疑點，就算武則天百般恐嚇，官員們就勇氣倍增，敢於站到他那一邊，平反了分明就是冤枉的被告。

可是我們要注意這是因為當時的皇帝是武則天，她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就很成疑問，所以不敢在法庭上太過胡來。換了另一人，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結果或許就很不一樣了。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不過是說說而已，中國歷代皇帝的行政權力其實從未停止過干預司法程序，尤其是牽涉到與利益與之相關的謀反案。而大家心目中越好的皇帝，干預司法的結果就越成功，因為他們的聲望權威夠大，對自己的判斷又充滿信心，所以廷議之上沒有人敢抗御意。唐太宗這麼好的皇帝，就屢次不顧少數司法官員的反對，硬是處死了好幾個無辜被告。由此可見，沒有制度上的徹底分權，再好的領導人都會變得十分危險。

梁文道：燒牛肉之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多久沒吃過燒牛肉了？或許我應該換人問法：還有甚麼地方能夠供應好吃的燒牛肉？自從尖沙咀凱悅酒店關門，沒有了Hugo餐廳，我就想不起有甚麼館子的燒牛肉弄得特別對。當然我知道幾乎所有自助餐都有「銀車燒牛肉」，但它們大都呈現出一副顏色死灰啖如硬柴的淒慘狀態，再三證明了越是簡單烹調越做不好的道理。

所以知道Lawry's在香港開了分店之後，我就找了一個機會去重溫舊味。這家專賣燒牛肉的餐廳老巢設在洛杉磯比華利山，大概是當地名店之中取價最廉宜的，因為燒牛肉再貴也賣不出天價。即使如此，它各家分店的裝潢還是挺雅致舒適的，有點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高級餐館的氣派。

至於牛肉，他們會用一個特製的爐車直接推到客人面前，隨你的喜好決定厚度和火候，當場切下來奉客。分量主要有四種，喜歡嫩滑口感的可以要最薄的 English Cut；喜歡大口嚼肉，最好能把整顆門牙埋進去仍深不見底的，當取最厚的Diamond Jim Brady Cut。這一餐我吃得相當滿意，真夠時間的頂級美國牛，其豐厚肉味是和牛怎麼比也比不上的，難得他們把肉燒得柔嫩多汁，與本地常見的肉乾截然不同。

我問家人意見，他們竟然認為香港這家分店的出品要比比華利山本店還好。怎麼可能？分枝不如主榦豈非連鎖餐館的定律嗎？然後我就醒悟過來了，發明燒牛肉的是英國人，但誰能保證英國人燒牛肉就一定比澳洲、紐西蘭和美國等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強呢？

曾幾何時，牛肉可是英國人的同義詞。莎士比亞在《亨利五世》裏就藉法國王公的口，把英軍形容為「只要給他們一頓好牛肉，他們就會噬咬如狼，戰鬥如虎」的 beef-eater。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還拍過桌子罵人：「別理那些混帳營養專家的鬼話，我們的士兵就是愛牛肉，給他們吃牛肉！」

士兵愛牛，國王亦然。英國人最喜歡的牛肉傳說是詹姆斯八世曾經在群臣面前讚嘆桌上的燒牛肉，當場把它舉起來大聲封爵：「牛腰爵士！」（Sir Loin）。這就是「西冷」（Sirloin）的由來了。

可惜事實往往沒有傳說那麼浪漫，「西冷」一詞其實來自法文Sur loin，意思只是「腰部以上」。這真是諷刺，英國人的最愛竟然是宿敵法國人命名的。要知道英法之間曾有「百年戰爭」，兩國王室誓不兩立的歷史更是久遠。英國人崇拜牛肉乃至於把它當做國家象徵正是起源於這段時期，他們認為法國人是一群愛吃田雞的小氣鬼，而喜歡壯牛的英國人則是英勇豪邁的男子漢；法國菜的華麗多彩說明了他們的虛浮造作，英式燒牛肉則顯示出坦蕩直接的性格……

當時的英國甚至出現了一首流傳至今的愛國歌曲叫做《老英格蘭的燒牛肉》，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的：「好了，不列顛人，遠離所有那些使得意大利、法蘭西和西班牙變成娘兒們的挑食鬼。偉大的燒牛肉必將統御一切。噢！英格蘭的燒牛肉！老英格蘭的燒牛肉啊！」

如果政府想要推動愛國主義，除了每天在電視播放國歌，不妨也法前殖民宗主國，編一首歌歌頌「噢！偉大的北京填鴨！老北京的填鴨啊！」

梁文道：流星

【成報-秘學筆記】流星來的時候，有人問我為甚麼不許願。

這些流星，這些隕石，大都是星系的標本。構成它們的成份非常原始，因為它們在太陽系還處於宇宙塵埃的階段就凝聚成形了。所以別看它小，其實它有太陽那麼老。因此學者憑隕石可以推斷出太陽系的年紀——四十六億歲。

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歷遍洪荒，它們曾在黑暗中浮行，見過人類出現之旳星空。如今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在接近地球軋道的時候，一頭札進大氣層，摩擦出劇烈的火焰，發出我們看見的光芒。這麼蒼老的星體，何堪人間虛幻願望的重負？尤其在它這最後一段的航程，我們又何忍為之加上不必要的枷鎖？

所以我悲憫微笑，看它或者早在墜地之前就燃燒殆盡；或者思考它將落在某處我所不知的角落，再被樹葉與灰塵埋沒，遙望月球與天上繁星，那它所來處猶靜靜高懸，清冷，發亮。

在我的想像裏，他也是這般古老，屬於另一個界域，只容我見上一面，然後迅即消失，在我去不了的地方結束星途。總之不是我的地方。

關於流星，有一個謎團是暫時無解的（說它『暫時』，是假設科學總是不停進步，終有一日可以說明萬物的來由）。那就是流星的聲音了。

許多觀察流星的人都說自己在看見流星掠過的時候聽到了物體爆炸，或者超音速飛機發出的嘶聲。1998獅子座流星雨規模最大的那一年，有一組科學家專程跑到蒙古草原觀察和紀錄流星的聲音，發現流星和它們的聲音確實同步飛行。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和打雷一樣，我們應該在看到火光之後才聽到聲音。為甚麼流星下墜的聲音會和光同時飛抵地球呢？

梁文道：明星

【成報-秘學筆記】其實所有戀人都會想像自己就是那個愛上了明星的常人。我沒有接近他的機會，也沒有接近他的權利，因為我們的世界差的那麼遠。我在泥地上苦苦掙扎，他的生活卻有一團神秘不透的光暈。他的形象在電影海報上出現，我卻在塵埃飛揚的街上，或者行速緩慢的計算機裡凝視這張海報。

儘管這張海報如此俗氣，俗到了一個你幾乎不能接受這是他該拍的電影的地步；儘管電影的情節如此無聊，無聊到了一個你幾乎不願他在其中出現的程度。但還是感激，感激這些電影可以滿足自己最狂妄的想像，平凡難看如己，居然也能一親偶像芳澤。最低限度，我們應該感激他到底在這些電影和海報裡面，否則我們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見面，我的意思就是，在一條貨車與巴士不停飛馳而過、空氣污濁的路旁，你和笑容停滯的他相對。他正在海報裡，對著你笑。

想像他是一個明星，去一些我進不去的地方，過一種我不理解的生活，常出遠門。可是他會送東西給我，例如在異國拍的照片，明星總在電視專訪裡慷慨表示：「送給大家的禮物」。

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日常習慣因他起了絕大的變化。比如說我戒了常抽的煙。因為他懂得怎樣卷出一根漂亮完整的煙，和我的手藝相去不遠。又比如我不再去常去的酒館，只是因為我和他一起去過。彷彿瘟疫，所至之處皆成禁區。

可是後來我接受了，這只是一段明星偶爾遊戲人間的小插曲。世界總有意外，人生總有奇遇，我應該珍惜。於是我抽回我的煙，再次揭起幕帘走進我常去的小店。只有一點不同，今天的我是有福的，猶如受洗,平凡的生活已被神聖侵入。在他而言是不經意的施捨,對我卻是生活的自此昇華。

梁文道：中國古代司法第一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我們說起中國古代的法官，總是會想起包公和狄公這類斷案如神的人物。

可是包公也好，狄公也好，無論在民間傳說還是電視電影裏面，呈現出來的形象與其說是一個法官，還不如說是一種類似福爾摩斯的神探；與其說像專業司法官員的典範，倒不如說像一個執法者。

那麼中國史上可有任何代表性的司法官員，既熟悉法律條文，又能秉公審案，留傳青史，成為後世楷模呢？有的，那就是唐代的徐有功了。作為一個兼任檢查官和審判官的古代法官，他屢次險破冤案，頂撞當政的武則天，並且差點因此送命。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在《通典》裏盛讚他是古往今來司法官員第一人，殊非虛言。

電視劇看得多，我們很容易以為古人查案判案，憑的全是長官個人意志，沒有法律條文可據。例如包公總是喜歡在說完一堆巧妙的推理、找出真兇之後，再以一句「罪當處斬」做結。可是那個「罪當處斬」裏的「當」字到底有何依據，如何應「當」，電視劇也沒有說明，我們就更是不甚了了。

其實中國成文法典成立的時期不算太晚，在第六世紀中葉北齊就有了一部《麟趾律》，唐朝的《唐典》即據此發展而成。而且當時的司法制度相當精細繁複，主理審訊的機構分別有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遇到牽涉死刑的重大案件，被告還可以一直上訴到最高層的「廷議」。所謂廷議，就是控辯雙方在皇帝面前辯論，然後當朝百官也可以提問和發言，最後再像用陪審團一樣用投票的方法決斷結果。

說回徐有功，當時武則天初得大位，推行特務政治，想要剷除唐朝宗室的勢力和仍然忠於李唐的大臣，所以鼓勵告密。一時之間，許多急於升官發財或復仇雪恨的小人，紛紛出來告發上級或敵人意圖謀反，其中自然少不了冤假錯案。

可是只要案子到了徐有功那裏，就有真相大白的希望了。他靠的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偵探頭腦，而是專業的司法倫理，嚴格依據法律條文詮釋案情，絕不會為了迎合主上的意思，而扭曲事實或置法律於不顧。

梁文道：政綱的理想與務實

【明報-筆陣】2006‧11‧15星期三下午參觀當地企業時間項目晚上會見峴港市委書記、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明天中午抵達河內，後天才正式出席APEC會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行程早上9時APEC投資論壇工商及科技局長王永平參加部長級非正式會議時間項目APEC今日程序美力推亞太自由貿易區擬設專組研究中方有保留

梁家傑在11月11日宣布他參選特首的政綱，第二天沒有一份報紙把它放在特別顯著的位置，也沒有一份報紙詳細羅列這份政綱的內容。這種情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在香港的選舉歷史上，政綱從來就是種不能沒有但有了也沒多少人會看的裝飾品。特別是在政治新聞流於耳語風聲，大家關心派別角力多於政策內容的今天；這份叫做「我們想要的香港」的政綱，其受注目的程度當然及不上陳方安生會不會為梁家傑助選的傳聞。

政綱一物，通常被認為不外乎空談，難以落實，所以不必認真對待。於是又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大家愈不重視它，它的寫作就愈草率，塞進去的東西就愈不邊際。而現實上，立法會議員可以發揮的空間又小之又小，因此他們的政綱往往最是誇張，彷彿像一份特首的施政大綱樣樣俱全；反正沒人會在下一輪選舉計較它到底落實了幾成。

至於特首選舉，由於結果早定，所有市民都心知肚明當選者靠的絕非一份高瞻遠矚、擲地有聲的政綱；所以它更有理由可以是篇急就章，傳媒也更用不理會上頭到底都填了些什麼字。政綱是講理想的，而香港人認知的政治只有現實。

長期接受殖民地公務員那種萬事化約至行政問題，按章管治風格的香港人，並不慣見一個有遠見談理念的政治人物；所以當初董建華甚至梁錦松登場的時候，市民皆有眼前一亮的感覺。可是用不了多久，泡沫爆破，一切又都打回原形了。

所以曾蔭權上台的主要口號「強政勵治」談的就純是政策執行與行政管理的效率，完全不提「強政」是為何而強，「勵治」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普遍認為這一招是帖解毒劑，針對的是董建華好高騖遠清談誤港的作風。於是理想對現實，遠見對執行的對立習見就更被強化鞏固了。

蔡子強兄在他的《新君王論IV》裏專門分析曾蔭權的領導哲學，精妙地將其總結為「香港仔」3字，說的就是這種「沒有那麼多visions，只想把交託給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公務員風格。果然曾蔭權今年反覆重提「務實」，似乎生怕大家忘了他超卓的執行能力，忘了過去8年各種「中心」大計帶來的幻滅。曾蔭權不厭其煩地以這樣或那樣的方法去提醒市民，他和董建華是兩類人；他是務實的，而董建華則是空有理念的。

現實與理想的對立在香港還別有一層政治意義，那就是民主派的追求總是理想的，而保守派的主張則總是現實的；要求盡快普選是講理想，顧及中央的意思或者「平衡各界利益」則是現實的。由於理想的達成總是要遇到現實的阻撓，所以一提起理想，就一定得連上「空」這個字。保守派形容民主派永遠喜歡用「空談理想」的說法，同樣地，討厭董建華的人也不斷使用這4個字去區別他和曾蔭權的差異。

理想和現實在政治思考上的對立源遠流長，到了20世紀更形激烈，原因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被認為是理想遠大的visionaryleader(邪惡版本)，他們那種執迷於烏托邦想像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使得有點理智的知識分子一談及烏托邦甚或理想就色為之變。政治思想家伯林(IsaiahBerlin)和哲學家波伯(KarlPopper)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他們再三告誡為政者必須有清醒的現實意識，切莫以為有一條簡單的律則可以推演社會的進程，有一個偉大的願景是可以不計代價也得盡力實現的。

民主派和保守派的對立，董建華與曾蔭權的區別，也被許多務實的香港人放在這樣的框架中理解。似乎理想談得太多不只無助於現實的維持和改善，而且還會釀成大禍。

然而現實與理想真能如此一刀兩斷地切割清楚嗎？務實就必然可以不談理念嗎？事情恐怕也沒那麼容易。以惹起各方反對的銷售稅為例，政府再三強調稅基過窄的問題，試圖以此說服市民接受開徵銷售稅。可是當被問及多收回來的稅款要拿來做什麼的時候，財政司長唐英年幾乎是在沒有詳細備案的情下，張口就說要把錢投在教育上面。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香港的教育投資應該擴大，但政府開徵一項新稅種，眼的就真是教育嗎？看來又不像，起碼擴大教育投資一直都不是政府宣傳銷售稅好處的理據。

這就是有沒有理念的問題了。在政治判斷裏面，理念和理想關切的是價值的選取，利益分配的決斷；而務實則傾向於解決現實發生的問題。前者是政治的範疇，後者是管理的範疇，二者缺一不可。稅基過窄也許是個問題，開徵銷售稅或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單單眼於此，不足以說服市民，也不算完整成熟的政治判斷。反過來，多了的錢該怎麼用？用在教育上為主呢？還是都放在醫療和福利上呢？這就涉及到價值選擇的層次，是該談理念和遠景的時候了，是領導人要告訴大家他將帶領社會往何方發展的時候了。

再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假設某地的交通因為道路不足而擠塞混亂，從務實管理的角度看，解決方法當然是修建一條新路。可是這條路要經過哪些地區？遇到受保護建築或天然濕地是該花多幾倍錢繞道而行，還是成本效益優先所以遇神殺神遇佛滅佛呢？這就是利益分配的問題，是測試為政者理念為何的關節了。

沒有理念與理想的支撐，所謂務實就會變成真正的空談。少了理念的點睛，一份政綱或者施政報告就算文辭寫得再動人，有更多零碎的「德政」，也不會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能起到凝聚民心指引方向的作用。今天我們回顧羅斯福的「新政」、甘迺迪的「大政府」甚至貝里雅當年的「第三條路」，或許不能同意它們的內容，或許會指摘其中有太多口水的成分；可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它們的理念而非現實，令我們記住了它們。

梁文道：奇緣

【成報-秘學筆記】為了寫一篇談電影中所呈現的書店的文章，我終於看了《摘星奇緣》（Notting Hill）這部從來沒想過要看的電影，而且果然後悔。故事簡單，一個永遠帶尷尬笑容的帥哥在倫敦諾丁山區開了家生意不好的小書店，有天巧遇住在洛杉磯比華利山的美女大明星，最後他們結婚了。

我不知道荷裏活還會拍多少部這種電影，但我知道大家會樂此不疲地看下去，因為它描述了不可能發生的遭遇。

例如這部《摘星奇緣》，一個只能在雜誌封面或銀幕上供人瞻仰的明星，不知道為甚麼，也看不出有甚麼很迫切的理由，就毫無保留地愛上了一個失婚並且生意失敗的無名中年。這是一種超級粉絲的心態，覺得自己縱使平凡，或許也能莫名其妙地得到偶像。為甚麼？可能就是因為自己平凡吧。

那些明星呀，總是住豪宅，出入有保鑣，身光頸靚；你以為他們愉快自在嗎？才不呢。他們其實羨妒我們，想跟我們一樣搭地鐵，擠茶餐廳，做個常人俗子。因此這類公主愛上乞丐的故事一定不會放過這點，強調厭棄宮廷無趣華麗的女子怎樣迷上了街頭的人情風景；離開了香檳開不停的頭等廂下到人聲鼎沸的三等艙，甚至願意為此葬身大海。《摘星奇緣》也不例外，安排了一場女主角參加男主角妹妹生日派對的戲，好顯示她在一桌的家常菜與俗人笑鬧之間其樂融融。我很平凡，但是平凡就是我最大的長處。

話說回來，其實我也不算太討厭這些電影，還開始有點同情的欣賞。如果拍得好，說不定它的藥效可以持續一段日子，讓我在每天的淩遲苦痛之中，依然能夠掛上一抹出神的微笑。

梁文道：虛榮(2)

【成報-秘學筆記】我回想自己的原初犯罪場景，竟然就是我的「初戀」（至少我如此描述）。

唸幼稚園的最後一年，我喜歡上了同學馬燕。在快要畢業的某一天，我拉著他走到校園中央的一座水泥滑梯。那座滑梯有兩條平行並排的滑道，所以小朋友們可以雙雙站在頂端同時下滑，比賽誰的速度快。那天我向她提出：「我們一人一邊，手牽著手滑下來，只要能同時到達地面就表示我們結婚了。」於是我們結婚了。

暑假之後，我以為我們會上同一所小學，可是開學快一個月了，我還是沒看見他。後來我病了，家人帶我去看醫生，恰巧那個醫生也姓馬，我就問：「馬燕是你的女兒嗎？」大家大笑，當然不是。半年之後我才放棄重遇馬燕的想法。

為甚麼這是我的原初犯罪場景呢？那是因為日後每當我向其他人述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們嘻笑之餘總會讚歎：「你那麼小就這麼浪漫，好厲害！」換句話說，這個故事可以為我帶來一種浪漫多情的形象，而浪漫與多情是我們社會肯定的正面價值，令人欣羨令人欽慕。所以我如何可以否定，在我覆述這個故事的時候不曾有一絲一毫炫耀的動機呢？難道我不曾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生起想要以此博人好感的念頭嗎？就像我對他也說過這個故事，而他的反應也一如他人，難道這不是在利用那最初純淨的感情去誘惑他人的醜惡行徑嗎？

更何況那所謂的最初純淨也是不無疑問的。我為甚麼要在同學們眾目睽睽的情況底下，用這麼誇張的方法去向一個可愛的女孩表白呢？就像富商在報紙上登廣告向女星示愛一樣，這無非也是炫耀。

而炫耀為的不就是虛榮嗎？主啊！虛榮是多麼可怕的重罪呀！光明天使路西法不就是由此墮落成為撒旦。我的罪孽如此深重，竟然五歲的時候就嚐到了虛榮的誘惑。 三

梁文道：屢敗屢戰的司法獨立

【都市日報-兵器譜】有「陳青天」之稱的台灣檢察官陳瑞仁終於在三天前首次採取強制行動，帶隊搜查一家公司以公款買鑽戒給台灣第一家庭的證據。陳水扁和吳淑珍案子發展到這個地步，形勢是越來越嚴峻了。

壯哉陳瑞仁！大家都說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個敢於指控在位領導人的司法人員，證明了台灣民主縱有千般不是，卻依然守住了司法獨立的底線。這下子不只一路以來藉著陳水扁貪污案情教訓香港人切勿「盲目」追求民主的傳媒應該收口，而且突顯了台灣還是兩岸三地在現代民主政治通道上的先導。

清末以後，司法獨立就是中國有識之士追求的目標。百多年來文章寫了不少，甚至血都流過了；可是中國現在有的卻是名義上的「獨立審判」，而非完整的司法獨立，因為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接受三權分立的想法。至於香港，雖有足以自誇的健全法制，也基本上尊重三權分立的原則；但是《基本法》固然偏重「行政主導」，行政和立法兩權也始終離民主甚遠，所以還算不上有充份現代化的政治體制。

回顧王朝時期的中國雖然沒有司法獨立的現實，但不表示沒有司法獨立的追求。近閱台灣史學家盧建榮的《鐵面急先鋒 ─ 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 (514—755)》，才知道在六至八世紀期間，中國有一批法官力抗王權干擾，以個人力量創造司法獨立的紀錄，付出生命的代價，並且前仆後繼，置死生於度外。

在那個年代，沒有審檢分立的制度，法官其實兼備了檢察官的角色，所以他不能只顧及原告的利益，還要憑著自己的良心和理智辨別案情的是非曲直，難度不可謂不高。其次，由於司法系統始終是政治架構的一環，所以政治力量介入造成的冤獄可說是層出不窮。面對上級甚至王權的壓力，許多司法人員都不得不低頭，扭曲真實，把明明無罪的判作有罪，將十惡不赦的壞人輕輕放過。

為甚麼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硬是有一支司法隊伍不只堅守自己的專業操守，臨案不亂；而且還不畏帝權，捨身取義呢？

梁文道：原初罪行(1)

【成報-秘學筆記】人生所犯的一切罪惡，皆有其源頭，那就是記憶中最原初的犯罪場景了。它未必是一個人一輩子犯下的第一宗罪，也不一定是甚麼重罪，卻是決定了他日後罪性傾向的關鍵，也是他意識根處縈繞不去的死結。

聖奧古斯丁反省的開端也就是他自己的原初犯罪場景。十六歲那年，他與一群惡友深夜時分闖入一座果園，搖下整株梨樹的果實。那些梨子並不好吃，所以大都給他們拿去餵豬了。「我們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這勾當是不允許的」。「我也不想享受所偷的東西，不過為了欣賞偷竊與罪惡」。

「當我作惡毫無目的，為作惡而作惡的時候，究竟在想甚麼？罪惡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墮落，我愛我的缺點；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我這個醜惡的靈魂，掙脫上主的扶持而自趨滅亡，不是在恥辱中追求甚麼，而是追求恥辱本身」（《懺悔錄》第二卷第四節）。

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少年時代偷點水果都不算是特別嚴重的罪行；然而聖奧古斯丁卻用了許多篇幅去描述和省思這件事，難免令一個天真的讀者疑惑不解。莫非聖奧古斯丁律己甚嚴，在懺悔內省的過程中不放過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瑣事？可是我們又會發現在其自述的罪行之中，花在偷梨這件事的篇幅比諸其他，卻又不合常理地長。這是為甚麼？

理由是這件事乃他首次感到罪惡本身的誘惑，而且屈服其下。他偷梨不是為了想要吃梨的私慾，也不是為了滿足豬群的飢餓，而是為了偷竊本身帶來的虛幻自由及其派生的快感。這是為犯罪而犯罪，純粹的罪。而且這種由罪惡自生的引誘，導向了他日後其他所有罪行的性質。這就是聖奧古斯丁的原初罪惡場景，他在此初次領略到了原罪的存在與頑固。

梁文道：忘記電影，我們去看小說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有這麼一個定則很難被打破：你喜歡一部小說，就千萬別看改編自它的電影：因為有九成九的機會，你將失望而回。但是又有一種常見的現象：你喜歡一部小說，明明知道一條定律的存在，但你還是忍不住去看它的改編電影；因為你實在太想知道那些嚮來只存在於腦海之中的面孔與風景一旦具體化成視覺上的形象，會是個什麼模樣。

我去看宮崎吾朗導演的動畫電影《地海傳說》，理由之一是他乃宮崎駿之子。正所謂虎父無犬子，雖然宮崎駿一直不想讓兒子學他走上動畫之路；但是幼承庭訓，耳濡目染，功夫想必差不到哪里吧?

更何況這部電影改編的是娥蘇拉‧勒瑰恩(UrsulaK.LeGuin)的經典名著。這一部全六冊的《地海傳說》(EarthseaCycle)和《魔戒》(LordoftheRing)、《納尼亞編年紀》(TheChroniclesofNarnia)並稱奇幻文學三大巔峰，一直是暢銷書，不只小孩愛看，更迷倒了許多口味最挑剔的文學評論家。宮崎駿一直想把它拍成電影，如今有子代父出徵，怎能不看。

可是電影才看到一半，我就明白為什麼宮崎駿觀賞試片的時候要中途離場一小時再悄悄回座，也明白何以娥蘇拉‧勒瑰恩會對宮崎吾朗說：「這不是我的小說改編，它只是你的電影，可是拍得還不錯。」(多麼言不由衷!)

很多人嫌《地海傳說》的畫面不如宮崎駿電影那麼豐富多彩，覺得兒子的筆觸也沒有父親那麼細致，魔法場面沒有奇觀，敘事結構不夠曲折。這一切我都可以原諒，畢竟拿剛出道的兒子首作去和縱橫畫壇數十年的老爸比較是不公平的。我覺得宮崎吾朗的風格與宮崎駿截然不同，例如它在繪畫上采取的是一種較為粗放的手法，喜不喜歡實是見仁見智。

我無法接受的是，很多觀眾看完之後覺得莫名其妙，不懂一個大法師怎會如此窩囊，三兩下功夫就給邪惡術士收拾得束手無策；而一個小女孩又怎麼會突然變成一條飛龍；還有更多朋友說這部電影說教，總是嘮叨什麼世界「平衡」、「有死才有生」這類大而無當的道理。在戲院里的時候，我盡量假裝自己沒看過原著，發現這些評論都說得很有道理。難怪事後我告訴朋友原著小說有多精彩，他們都不願相信，也提不起興趣去親自證實一下。我不能接受的是，宮崎吾朗就這麼用一部電影毀了一本更多人應該認識、應該欣賞的絕妙佳物。

《地海傳說》到底有多好?我願以自己的信譽嚮各位保證(如果你覺得我有的話)：它要比《魔戒》好太多，更不用提其實相當平庸只適合小孩學英文的《納尼亞編年紀》了。當今最博學也最保守的文學評論大師哈勞‧布魯姆(HaroldBloom)曾經盛贊娥蘇拉‧勒瑰恩在奇幻和科幻這兩類通俗小說的範疇上達到了無人能及的境界；又把她捧得比知名的嚴肅作家蘇列辛(DorisLessing)還高。

事實上娥蘇拉‧勒瑰恩絕不簡單，她是個道家哲學的追隨者，曾經親自英譯過一部老子《道德經》。而且早就拿過村上春樹最近獲得的「卡夫卡大獎」，這可是許多人心目中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哨站(順帶一提，村上春樹也是個勒瑰恩迷，曾經把她的作品譯成日文)。

《地海傳說》通俗易懂，但有一種獨特的道家哲學貫穿其中，後三卷又格外突出了女性主義的激進視角。娥蘇拉‧勒瑰恩憑這兩條思想索，顛覆了長期以來奇幻文學和魔法世界的許多固定元素。比方說大的法師，為什麼一定要是個手持巫杖身材高大的白發老男人呢?故事里最偉大的法師格得本來也是這種造型，但他最後卻成了一個平凡的農莊老先生，而且無怨無悔，也永不恢复那神奇的能力。因為比起用魔法呼風喚雨，日常的耕種勞動才是最自然的大道。老子不早就教大家要放棄奇技淫巧嗎?而他捨卻禁欲生活，與女子同居結伴，也是認識到了：如果男性法師如樹一樣高大耀眼，到底還得植根於大地那神秘綿長的陰性力量。

而這一切，都在高度濃縮的電影里變成了無解的謎題甚至無謂的點綴，可惜。

宮崎吾朗這部《地海傳說》唯一叫人看了覺得好玩的，是那個男主角王子犯了弒父之罪，這本是小說所無的情節，會不會也是導演自己的心路呢?宮崎駿會不會就是在這一幕很不安地離場?待他回座，說不定正好看到王子終於修成正果，返家請罪。父子之間，總有這種奇妙矛盾的情結。

梁文道：人類學的必要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曾經有一段日子，我深深迷於人類學，讀了一堆民族誌，看了許多古靈精怪的儀式紀錄與習俗報道。我喜歡人類學不是出自獵奇的趣味，而是因為透過認識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反過來發現自己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其實是多麼地特別，對其他文化來講又是多麼地奇異。換句話說，人類學不只幫助我們瞭解陌生人，還可以讓我們站遠一點，發現自己何嘗也不是一個陌生人；不只對他人而言是陌生的，我們也不完全認識自己。我們吃飯為什麼要用筷子？進屋為什麼要脫鞋？這一切看在許多外國人眼裏固然是奇特的，要我們自己解釋清楚恐怕也不容易。

10月30號逝世於普林斯頓的克里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是我最崇敬的人類學家，一手開創了「詮釋人類學」這個流派，數十年來影響了整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走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文章，是在去年某期的《紐約書評》雜誌，他評論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名著《大崩壞》，依然不脫本色，強調文化的重要遠遠超出許多科學家的想像。《大崩壞》的主旨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它崩潰的一天，這個崩潰可能是由天災引起，也可能是它的存活方式耗盡了它所需要的自然資源。總之，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早地調整自己，就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衰敗。

紀爾茲的評論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能不能配合環境的變化去調適自我，還得看它怎麼認知自然環境中的災害。比如說同樣是旱災，一個社會可能會覺得是族人犯罪冒犯了天意，一個社會可能會認為這是惡鬼作祟的結果，不同的社會因此有不同的方法去應對旱災。假如某個社會把旱災歸因於山神發怒，因此不敢再上山砍林，說不定就能因此保存水土，消災解難。為什麼簡單自然如旱災，大家的認知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呢？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了。

而文化的作用，紀爾茲在其經典《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裏有個很直接的說法：「它把意義加諸於世界，使得世界可以被理解」。那麼文化又是什麼呢？「它是一套承襲而來的概念構成的系統，這個系統以象徵的形式表達出來。人類透過這套象徵系統可以溝通、保持和發展關於生命的態度與知識」。人類學家要做的就是去把不同文化的象徵系統解讀出來，使大家可以認識不同的文化。

說易行難，今天的世界有多少問題源自於人類的互不理解呢？九一一前後，紀爾茲發現在這個所謂「文明衝突」的時代，要以對話代替對抗，用同情深入的理解取代由無知而來的偏見，人類學家可說是責無旁貸。所以近年他很努力地想要探討眾多的族群怎樣可以在現代世界共存；可惜他的工作沒有完成。

其實紀爾茲自己也明白，完全地理解異文化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這部論文集裏，紀爾茲坦白告訴我們人類學家沒有神奇的能力，不可能把自己完全變成某個部族的巫師，再回過頭來用很精確的語言去向自己的同族描述那個部族的世界觀。我們很難變成另一種人，然後再找出不同的人群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事實上，紀爾茲根本懷疑任何超文化原則與普遍社會規律的存在。我們只能在異文化之間來回跳躍，既遠且近。但是，只要我們也學會用一種遙遠的距離和新鮮的眼光看自己，我們就會明白自己不是唯一。

梁文道：忘川

【成報-秘學筆記】他也像其他人一樣，被這座城市的光華迷惑前來，住在海濱的樓房，好夜夜細賞這不變的海景。難道他就沒發現這個城市的騷動不安嗎？難道他沒看見一年之間在他家旁邊迅速生長成形的新建築嗎？這個城市並不如外人所想，它的本質就是沒有本質；它最穩定的，就是那模糊的整體表象。

然後他會發現，搬來這城的決定果然是正確的，因為他可以忘記曾經的創痛。此城居民皆善忘，猶如此城的善變。我也忘了告訴他，他天天面對的那條著名水道就是忘川。其兩岸有幾個渡輪對開的碼頭，乘客只要搭船由此岸渡至彼岸，就會忘記此岸一切；反過來，當他由彼岸回歸，就會忘記在水的那一邊上曾經經歷的故事，甚至忘記剛見過踩過的那個碼頭早就不是原來的碼頭了。

多好的一座城，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個人都是全新的人。沒有記憶、沒有負擔。「你來對了地方，很快你就甚麼都忘了」。

於是我帶他坐船，選擇一條最遠的航線。「我帶你去大島南方的市鎮吧，那是英國人最早發現的一條漁村。現在有很多高貴的房子，住了許多高貴的人」。當然，高貴的人不知漁村前生的故事。他果然喜歡這條路線，也喜歡那個市鎮，所以我說：「有一天你也應該住到這裏，高貴的人。」他微笑，但是有點勉強，大概是因為我的笑話並不好笑。

將來他離開這座城市之後，或許也會忘記我們曾經去過的地方，我們曾經跨越的水域。因為只要你住過這城，遺忘就會跟著你走，遮蓋了他在此地的記憶。離開桃源的漁夫只是不知來時路，離開此地的人卻根本不記得有這麼一個地方。

梁文道：碼頭

【成報-秘學筆記】聽說老天星碼頭的最後一班船已經開出了，我沒有去「見證」，其實我們都不需要「見證」甚麼。因為只要見過，就一定會忘記，在這個城市。

十多年前，我訪問過許多人，只問一條問題：「你還記得沒有太古廣場那些現代大樓以前，金鐘是甚麼模樣嗎」？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夠準確描述那曾經存在的綠色小山丘，那條斜曲急彎的電車軌道。就算灣仔和中環的老居民也記不起這一小塊曾經切割兩地的無名區域；事實上，只有地鐵開通之後，這個地方才有了明顯的名字：金鐘。

你也可以選一個晚近點的例子，比如說九龍塘的又一城。在這麼年輕而又龐大的商場出現之前，九龍塘火車站旁的這片區域有些甚麼呢？難道它就只是一塊空地嗎？

中環的天星碼頭亦將如是，與佐敦碼頭這些地名一起湮沒，成為紀錄。今天去搭最後一班船的人，今天去為那鐘樓拍照的人，不到十年就會忘記他們曾經憐惜曾經珍重的這個老碼頭的位置與模樣。

過去有一個外國作家帶著濫情的眼睛欣賞這座城市，形容它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所以它的居民無一不是過客。我覺得他沒有完全說錯，因為這個城市本身就是碼頭。來來往往的過客不會記得碼頭石柱上藤壺集聚的範圍有多大，因為這些人善忘；碼頭也不會記得任何一個它曾經吐納的行人，因為它自己就不停地移動，毀滅，和再生。

這座城市奇妙的地方就在於它的細節不斷變化，沒有一棟建築可以長存，沒有一條道路不曾挪移；但是整體上它卻總是對外呈現出一副矇矓卻又璀燦的顏色，彷彿自創世以來就是這個樣子。就像一個玻璃箱中的蟻巢，那些孔道明明沒有兩天是完全一樣的；可是我們只要遠遠觀看，就都一口咬定；「它還是同一個蟻巢」。

人可以消失，碼頭可以搬遷，但香港仍然是那同一個碼頭。

梁文道：民主黨贏了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布殊和他的團隊是當今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脅，比朝鮮、伊朗甚至基地組織都還要可怕。所以知道民主黨在美國中期選舉大獲全勝之後，許多媒體都額手稱慶。

例如11月9日的《金融時報》就發表了一篇叫做「美國民主非常美好的一天」的社論，同日的英國《衛報》立場更鮮明，社論標題乾脆就是「謝謝你，美國」。取得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和過半州長席位的民主黨當然更是興奮若狂，在他們聚集的華盛頓「首都凱悅」酒店會堂裏，響起一片「白宮！白宮！」的呼聲，彷彿兩年後的總統寶座手到擒來。

但是民主黨開往白宮的道路真是一片坦途，毫無障礙嗎？細看這次選舉的過程，不難發現美國選民與其說是喜歡民主黨，倒不如說是討厭共和黨；與其說是支持民主黨一眾候選人的主張，倒不如說是反對布殊團隊的策略。簡單地講，民主黨沒有真正贏得選舉，而是共和黨自己輸掉了。理由很簡單，在美國國民乃至於全球最關注的伊拉克問題上，民主黨可又拿出任何完整的策略嗎？沒有，他們最明確的主張就是開始分階段自伊撤軍。但是如今一片頹垣敗瓦瀕於內戰邊緣的伊拉克該如何善後呢？他們沒有好答案。反恐戰略應該怎樣重訂呢？除了空談「國際合作」之外，他們也沒有具體的方針。相對於態度硬朗立場明確的共和黨鷹派，民主黨是迷失的，這個迷失狀態始於六年前的911。

在當時一片盲目的愛國主義和復仇雪恨的主張底下，民主黨中的傳統「自由派」(Liberals) 完全沒有分析基地組織的性質和開戰的後果，就幾乎一面倒地支持派兵阿富汗。到了伊拉克戰爭，他們的幾個領導人又沒有勇氣堅持反對黨的角色，在不理會證據和真假的情況下，貿然隨著布殊團隊的指揮棒起舞，徹底繳械。其中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後來代表民主黨與布殊競選總統的克里，他先是贊成入侵伊拉克，後來又改口說布殊犯錯。如此首尾兩端，焉能不敗？所以有此，是因為在全世界向右轉的過去十餘年裏，民主黨越來越怕給人稱作「自由派」，一步步地遠離自己的核心價值。為了吸納中間選民，墮胎之類的議題他們盡量回避；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也有點宗教氛圍，他們甚至在這回選舉前請來一些福音派牧師出謀獻策。結果今天的民主黨越來越像共和黨，他們不要甚麼可以說得很大聲；但除了剛剛登上眾議院議長席位的佩洛西等少數幾人，他們要甚麼卻又只能含糊呢喃。

曾幾何時，出過羅斯福和甘迺迪的民主黨是個有理想的偉大政黨。在法西斯最猖狂的時候，他們帶領美國投入二次世界大戰，在大蕭條的年代他們推行「新政」 (The New Deal) 挽救無數平民於苦難生活，他們推動了男女平權和種族平等實現。幾乎二十世紀美國史上最「進步」 (progressive) 的政策背後都有民主黨，然而今天他們卻害怕任何與進步有關與左派有關的字眼 (例如「階級平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政黨贏得了兩年後的大選嗎？就算贏了又如何呢？

梁文道：本能(4)

【成報-秘學筆記】我熬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對著正在看報紙的孩子帶點歉意地說：「我想抽煙。」背向窗戶的他沒有吭聲，慢慢放下報紙，然後走過來一把將我抱起，再吃力地把我放在輪椅上；拉下兩個踏板，好讓我那失去知覺的雙腳可以架在上面。

出了樓下大門，他從外套的口袋裡拿出一包煙，替我點上一根，塞到我的唇邊。然後開始推著我沒有目的地散步，就和其它公園裡的老人一樣。

狠狠抽了一口之後，我用還能活動的左手夾住香煙，開始再次向他說明我學過的生物學知識：

「你知道嗎？其實雄性動物不負責任是有原因的。

「它們只是想傳宗接代，所以不會放過任何逢場作戲的機會。反正不缺精子，它們能夠生產無數的後代；缺的就只是機會。相反地，懷孕、生產、哺乳和看護下一代安全成長，通通和它們無關，這都是雌性動物的事。由於付出較多損耗較大，所以雌性動物在性交方面通常比較羞怯保守。

「而且雌性動物也有自己的招數，它們能夠隱藏子女真正生父的身份，甚至利用這點來詐騙。有一種雌鳥就有辦法使得三或四隻雄鳥幫它喂幼雛，因為它們都以為那是自己的孩子。

「你看，每個男人不能肯定女人懷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們天性就容易『不負責任』，轉頭便走。」

「你的意思是，你不肯定我是不是你的孩子？」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但我回答：「不，我只是想說，當時決定落掉你這個孩子，未必是我自己的意願。我有自己也控制不了的本能。」靜默片刻，他接著說：「不負責任的本能？還是繁殖的本能？」

梁文道：兒子的記憶(3)

【成報-秘學筆記】我曾經想像自己要是真有一個孩子，在我死後，他將如何記憶這樣一個人生陷落的父親。

他會記得自己在冷漠的氛圍中，爬行、直立、走路，說第一句話。他甚至會記得在他掙扎地做 這一切艱難的動作時（這一小段時間預演了他終其一生的折磨和無助，只是當時他還不知道），父親一言不發地坐在椅子上沉默，眼神透出的距離感就和他與父親那張椅子間的距離一樣長，怎麼爬都過不去。

他會記得自己到了一個振翅欲飛卻仍離不了家的年紀，開始結識情人，開始裝扮自己，想去一家廉宜但到底叫做餐館的地方吃飯；他向父親要錢，一臉不忿。而父親正從他的高峰滑落，因為長期曝光遭到觀眾厭倦，所以被電視台解約。他不再忙於寫作，只有一份銷量不佳的刊物讓他保持一個專欄，因為老闆還算照顧老相識。他很久沒有教書或者演講了，不只是反應遲緩，大家更怕他叼絮昔年發生的舊事，一些他重複了幾十年的笑話。至於那本他承諾要寫的巨著，儘管他每天關在房裡幾小時，依然停在大綱的階段。

孩子走進父親的房間，他哪裡是在工作？他只是發呆。然後孩子說：「爸，再給我一點錢好嗎」？

他記得，雖然父親從未當面直說，但父親一直懷疑這是場誤會，他根本不是父親的孩子。這個最初的錯誤導致了後來一連串更大的錯誤。就算說不上恨，但父親永遠擺脫不了對母親和自己的厭惡。這個父親自私、陰冷，充滿悔意，直到最後。

如果我把這個想像寫成小說，題目至少得有駱以軍的《我未來次子對我的回憶》那麼巧妙。但我不是小說家，正如我終於沒有這個孩子。

梁文道：政府憑甚麼包養藝術家

【都市日報-兵器譜】十多年前，當我第一次結識大陸文化人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給我的名片上印有「國家一級評論家」和「國家二級藝術家」之類的銜頭。我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人完全鬧不懂為甚麼藝術家和評論家還要國家評級論別，當時就問：「這是種榮譽嗎？」朋友笑而不答。

後來我才知道這不是榮譽虛銜，而是實實在在的身份，有了這個身份才能享有相應的待遇，是哪一級的身份就配得上哪一級的工資和褔利。原來大陸文化人都有國家養，真叫我羡慕不已。但是這幾年制度改變，許多文化人藝術家再也無法寄身於「作協」、「文聯」一類的單位機構，紛紛下海自力謀生，好日子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曾經與余華、蘇童等知名作家並稱「射鵰五虎將 」的「北丐」洪峰，近日真成了「北丐」，在瀋陽街頭行乞，目的是抗議聘用他的瀋陽市文化局停發工資。結果惹起全國輿論的注視，有人說他「做秀」，有人恥笑他竟然還指望國家包養。可見短短十餘年間，中國國民對於文藝工作者的角色的看法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這又牽涉到了整個文化藝術領域與政府關係的根本變革。

很多論者歡呼，今天中國的藝術家和作家終於脫離了國家掌握，告別了官方豢養的體制，恢復自由，回到一個由市場主導的正常生存環境了。甚實這種「正常」狀態在歐洲也只不過是近兩百年之間的事罷了，從前的藝術大師，如巴哈和達芬奇莫不託身於宮廷和教會的庇蔭，要想完全自立於市場根本是天方夜譚，因為當時根本沒有足夠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自從現代文化消費市場出現之後，政府與文藝工作者的關係就不再是不證自明的一件事了。相反地，如果政府要出錢資助文化或者供養藝術家，反而得有理據支持。常見的理據有三：一是受資助的項目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對外代表國家形象，對內團結國民認同，例如法國的羅浮宮博物館和中國的故宮博物院。二是受資助的項目和藝術家有重大的文化意義和藝術成就，但在市場上卻又無法生存；於是把資助當成一種社會投資，將受資助者當做「公用物品」。三是把受資助者看成文化產業的一環，於是資助他們就等於是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換句話說，這是將文藝資助看作一種工業政策。

回到中國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在從政府把文化當成意識形態工具，全面圈養藝術家，到完全將文化推向市場任其自生自流的這段轉軌期間；有人不分清紅皂白地主張一刀切割政府與文化的關係，有些單位則抱持「存在即合理」的態度繼續昔時做法，缺的就是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資助政策和相關討論。

與其單純指責洪峰身為作家還想吃公糧；或者慨嘆今天的政府不再重視文化，中國社會更需要的是辨明政府支持文化藝術的理據，徹底理順在文化藝術領域上政府與市場的分際和關係。

梁文道：中國可以做個沉默的援助國嗎？

【明報-陣筆】主權平等與不干涉曾經是國際法的根本原則，只要沒有戰爭，和平狀態底下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干涉他國內政的權利。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和平」的概念卻有了根本的擴充和改變。如今有這麼一種「積極的和平觀」，指的是在戰爭以外，基本人權還得受到保障，才算是完整的和平。為了達至這種和平，國際社會有權介入一國內政。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聯合國曾以「和平受到威脅」的理由制裁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當時南非政府以種族隔離政策是他們自己的內政這個傳統說法反駁指摘，但是不被理會。於是長達30年的國際譴責與制裁就此展開。

人權能不能凌駕國家主權？這是個複雜的哲學問題，你可以說人權是普世價值，也可以爭辯不同的國族文化有不同的人權觀。而在實踐上，它也可以變成一種重要的工具甚至武器，例如美國自卡特總統以來即把「人權外交」當作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元素，後來更是美國達成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在這場爭論上，中國向來堅守不干涉的立場，遠離人權外交的路線，並且以此回應和抗拒西方國家的各種指摘甚或干預。可以說中國過往在「人權Vs主權」的問題上一直處於守勢，主要是為了對抗他國對自己的批評。可是自從中國崛起，在國際上逐漸享有更大的影響力之後，這個問題就有了重大的變化。尤其剛剛結束的中非論壇，更是把「人權」與「主權」之爭帶到了一個嶄新的外交層面。

許多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慷慨援助和大手筆的商貿往來會助長部分非洲國家的獨裁政府，而且造成平民生命更大的損失。原因就是中國在提供援助之餘沒有提出任何指向受援國家內政調整的條件，使得壓迫人民和腐敗的政府可以安枕無憂地享受援助的好處。

其中一個最惹人關注的例子就是蘇丹。經過20多年的內戰，交戰雙方本已接近達成和議。但是自從2003年開始，蘇丹西部的達富爾(Darfur)又爆發了愈演愈烈的衝突，至今已造成了200萬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和數以萬計的人命損失。

英美為此曾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派兵進駐維和，但是遭到反對。許多人認為是俄羅斯和中國祭出了不干預的大旗，才使得蘇丹政府能夠保持強硬立場。尤其中國，現已成為蘇丹石油開採和發展的主要投資者，因此受到英美輿論的抨擊。說到石油，問題就更複雜了，據報蘇丹的石油藏量可能比沙特阿拉伯還要大，而英美的石油公司卻因為他們國家的制裁政策完全分不到一杯羹，對於中國的巨大存在又怎能不眼紅？難怪連曾與曼德拉一起坐牢，享譽國際的非洲人權鬥士兼詩人DennisBrutus在指摘中國為了滿足能源飢渴不顧蘇丹百姓死活之餘，也批評美國對中國立場的攻擊是「別有用心」了。

在這種牽涉多邊利益的處境之中，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是犧牲油源和外交地盤加入制裁蘇丹政府的行列？還是繼續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持續支援蘇丹政府，坐視其針對少數族裔的軍事行動呢？

其實在國際戰略格局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角度可以切入。

首先是國際援助是否有效的問題，這是近年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例如名著《白人的負擔：為何西方對世界的援助造成了這麼多的毛病和如此少的善果》的作者WilliamEasterly，就大力抨擊傳統的援助模式不只無效，反而惡化了第三世界的政經秩序與社會發展水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援助國家政府的貪腐。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某個國家就一項交通工程對外招標，中標的公司為了補償賄賂官員的代價，肯定要提高商品的價格或降低所提供服務的水平。另一方面，主事官員則往往收了錢就算，毫不理會購得的商品和服務到底有沒有用。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最貧困國家買進的東西特別昂貴，偏偏又四處充斥完全沒被用過但技術先進的器械的原因了。

更可怕的是不計條件地直接援助一些貪腐程度嚴重的政府等於是變相鼓勵政變，因為許多集團會發現只要奪取政權，就能繼承來自經援和貸款的巨大利益。關於這點，哲學家ThomasPogge有一個生動的譬喻：「這就像一個制服了門、控制了倉庫的團體能夠把一些贓物賣給他人換錢。」竊國者賊，此之謂也。

如今中國不問條件地向非洲國家提供高達50億美元的貸款和資助，又寬免了100億美元的外債，但這些錢有多少到得了最有需要的人民手中？又有多少會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呢？我們實在不能不擔心。順帶一提，在英國壓力團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近日公布的「2006年貪污認知指數」裏，蘇丹名列156，是全球倒數第六位。

可見援助發展中國家要不要有附帶條件還不只是干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問題，還是援助究竟有沒有成效，以及到底在援助誰的問題。

回到人權和主權的爭論，中國必須認識到隨自己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不干預他國內政」這個說法也不再只是由自身出發的防守性措辭，還是一套必將面對更多壓力與挑戰的外交標靶。有關蘇丹的爭論絕對不是最後一個例子。

我們或許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日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成立了專事開發援助的機構之後，短短20年間就成了經援發展金額數一數二的慈善大國。但是它一直被人詬病為「沉默的援助國」，原因是它對受援國的內部問題不置一詞，結果不只使得許多援助項目得不到預期效果，

還被認為間接資助了許多迫害國民人權的殘暴政府。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它力排眾議不願對中國擺出更硬的姿態，才開始思考和建構自己的「人權外交」與「人道干涉」的政策，並且慢慢說服與緩和了外間的壓力。

中國要是想在國際事務上負擔更大的責任，也不能只是永遠把「不干涉他國內政」放在嘴上，還要更積極地參與人權事務的全球對話，發展一套既能真正幫助受援國人民也符合自己戰略目標的人道援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