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金牌拿到手軟之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肯定中國的奧運金牌總數會超過美國之後，內地網絡居然出現了這個情況到底好不好的討論。當香港乒乓球手高禮澤戰勝了冕世界冠軍，挺進八強對上國家隊成員時，更有網民呼籲：「中國隊的金牌夠多了，乾脆留一面給香港同胞吧。」這真是一個小小的，奇怪的心理轉折。回想賽前，國人最期盼的就是「奪金」，而且越多越妙，最好能一舉越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金牌大戶。但真等到目標達成，鬆了一口大氣，大家卻開始回頭反省金牌的價值，甚至體育的意義了。

自從劉長春那「一個人的奧林匹克」開始，中國在體育強國夢的路上到底走了多遠呢？起初，能夠參加就不錯了；後來就想拿獎，拿金牌；再來則開始計較金牌的數目……。到了現在，也確實是個重新思考體育的好時機。

旅美學者徐國琦（Xu Guoqi）在今年及時推出他的力作《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這不是一部現代中國體育史，而是在國際關係的大棋盤上，逐步解釋體育對中國人而言到底意味什麼的回省之書。

自從嚴復把中國人稱作「病夫」以來，這兩個字就成了必需克服的夢魘，流行一時的「軍國民教育」和各式各樣的「尚武」主張就是為了擺脫這個印記。當時的有識之士大多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覺得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機；若要在國際叢林的劇烈競爭下存活求勝，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強種」。禁纏小腳其實不全是為了解放婦女，更是為了讓她們身體健全，好生出壯健的未來新一代。反對煙毒，不用說，自然也是強種工程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比體育更好的強種法門呢？所以新成立的學校都要教體育。徐國琦還提醒讀者，就連毛澤東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談的也是體育。

坦白講，幾乎每一本中國體育史都是這麼開頭的，徐國琦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首先是材料，他掌握的檔案之多，搜尋的文獻之廣，實在叫人嘆為觀止。而且他很敏銳，常能在細節中讀出時代的氣味。例如1932年柏林奧運，國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團鎩羽而歸；當時《大公報》就有社論主張與其參加奧運，依從西方標準，還不如自己搞一些很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競賽。這個說法看來和今人動不動就要拒絕「西方價值觀的霸權」一樣，十分搞笑。但徐國琦卻看到它背後的急切；中國人是如此地需要勝利，乃至於現代體育才在中國方興未艾，就想要在二次亮相奧運會的機會中摘金取銀。

我們渴望金牌，因為每一場勝利都是在離開「病夫」咀咒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然而體育又不只是重建自尊煥發愛國精神的工具，它還是一個國際舞台。什麼領域都可以搞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出來，體育不行，因為它是全球公認的平台，誰能登場誰就被世界接受，誰最耀目誰就最有國際地位。告別閉關鎖國的腐朽歲月，是中國加入世界體壇的一大動力。

成為地球大家庭的一份子，與自強求勝本來是不矛盾的；但在某些特殊時刻，當局實在不得不取捨。現在的年輕人大概沒聽過「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句老話，在體育乃唯一外交手段的年代，它曾是中國體壇的無上信條。1971年的乒乓球世界錦標賽在日本舉行，中美兩國打算藉此推出他們著名的乒乓外交。為了營造友好氣氛，中國鼓勵小老弟北韓一起去日本玩玩，還保證它能得到一兩場勝仗，好叫日本韓僑見識一下社會主義的成就。計劃本來是中國隊放水給北韓，孰料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們的教練極有體育精神，竟然叫隊員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下可好，中國「一不小心」贏了北韓。回到北京，勝軍之師沒有凱旋班師的慶典，反而還挨了周恩來總理一頓痛。

2008年，中國主辦奧運，是世界地位的象徵；金牌數目排行第一，是強國的證據。不過，徐國琦有點掃興地指出：「中國青年的身體條件從1965年開始就不斷下滑，他們變得越來越胖，不好動，整體地不健康」。因為「學校和老師都不鼓勵學生參加運動」。政府「為了金牌，雖然鉅資挹注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卻沒有足夠地資助一般百姓的體育生活」。中國女子曲棍球今年得到了亞軍，但你平常見過有人打曲棍球嗎？

體育是種世界語，但要是大家對「體育」這個概念的理解不一樣，相互溝通就有點困難了，而溝通，從來都不容易。1972年1月6日，周恩來正在籌劃中國乒乓隊回訪美國，他告訴時任美國助理國安顧問的海格（Alexander Haig）：「等到明年春暖花開，我們想來回訪貴國」。等待中國敲定計劃的美國官員一聽全傻了，其中一人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們實在不知道花到底什麼時候開，究竟是指緬因州花開的時候？還是加州花開的時候呢？所以我們對於他們過來這裏的時間仍然是一點概念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