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馮振超：日本和平主義

【都市日報-兵器譜】關於中日之間的種種爭論，很容易就會出現一種簡化的二元觀點，要不是抵制日貨和全面否定日本的一切，就是要大家區分「廣大的日本人民」和「少數極右翼的軍國主義者」。

前者往往被說成是情緒化的激烈反應，後者則被認為是一種理性的思維態度。我並不贊成看見印有日文的招牌就得砸，遇上日本人就得打的非理性行為；但同時也很懷疑把日本人分成「廣大的愛好和平的日本百姓」，與「極少數極少數的日本右翼分子」這種說法是否合理。後面這種聽起來很有理性的描述，其實只是一種既符合經驗感受又配合中國人思維習慣的粗疏印象。

說它符合經驗感受，是因為我們都有可能認識一些不錯的日本人，彬彬有禮，甚至還很反對日本政府種種挑撥行為。說它配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是因為這種說法出自典型的要抓主要矛盾的「統戰思維」，總是不理現實地把對像區分成「廣大的」與「極少數的」兩部分。

至於那些「廣大的」人群裡到底有多少異質，那「極少數」分子又共享了多少的共同點﹖二者之間又有甚麼互動關係﹖我們則一概不管。換句話說，這種理性描述可能只不過是一種方便的修辭手段。

舉個例子，我們來談談日本那「廣大的，愛好和平的普通百姓」，看看戰後的日本和平主義是一種怎麼樣的意識形態。的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多次民意調查均顯示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反對派兵海外，反對美國調駐核武於日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廣大的」日本國民確實愛好和平。可是這種和平主義不必然導致日本國民普遍承認日本的戰爭責任，也不必然使得日本國民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為甚麼﹖

因為這種對和平的愛好從一開始就不是來自對於戰爭罪惡的反省，而是來自戰爭期間無數家庭喪夫喪子的悲哀，來自被美軍空襲導致的平民死傷，來自長崎廣島被原子彈摧毀的獨特經驗。所以有一些日本左翼學者指出這種普遍深植於日本百姓心目中的和平主義，其實欠缺批判自省的深度。

在面對東亞各國人民的指責時，日本和平主義的回應往往是：我們大家都是戰爭的受害者，為甚麼不能忘記過去，一起向前看呢﹖這種和平主義絕非右翼思想，卻可能是想修改歷史記憶的右翼思潮的沉默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