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新聞與記憶

【am730-觀念】小時候，我聽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長大之後，我又聽說歷史總有暗角，它凡掉的東西要比記下來的還多。於是我就開始注意，今天還鬧得天翻地覆的新聞是怎樣一步步暗淡下來，逐漸失落在被人遺忘的角落裡面。

最近幾年，「歷史記憶」很流行；電視也好、報刊也好，總是有說不完的口述歷史，總是有道不盡的如煙往事。任何書籍只要觸及那曾經的傷患，就一定會成為引人注意的焦點。然而，我們又何必只是往回看呢？失憶就在當下；時間掩埋過去的歷程時時刻刻發生眼前。畢竟人要活下去，就不能甚麼都記住。法國人類學家奧日(Marc Aug)說得好︰「遺忘雕刻記憶，正如浪潮侵蝕出海岸的輪廓」。我們的存活仰賴於歷史，而這個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歷史注定要遺棄一些東西；比如說一些令人難堪，或者過度陰鬱的事件，然後我們就能帶著明亮的歷史，自足自滿地走下去了。

過去一年，我們都忘了些甚麼東西呢？

還記得07年5月的「黑磚窯」事件嗎？多大的一件事呀！有些被找回來的孩子隨即又告失蹤，他們下落如何？政府在尋找他們嗎？我搜索相關的新聞，這件事最後一次出現在傳統媒體原來是本月6日的事，《南都週刊》訪問「牛博網」負責人羅永浩，提起了3月份網友發起搜救行動的事。除此之外，我再沒有見過任何一篇跟進報道。苦命的孩子呀！現在你們究竟在哪裡呢？

今年5月，汶川地震，北川縣北川中學、北川幼兒園、都江堰市向峨鄉中學、綿竹歡歡幼兒園、什邡紅白鎮中心學校……過百家校園坍垮倒塌，死傷學子難計其數，一時間，「豆腐渣工程」的說法不脛而走，我們看見許多家長跪在瓦礫上哭天搶地，拿著橫幅攔在路上要討回公道。這事夠大了吧？果然，政府官員在鏡頭前誓言追究到底，看見他們咬牙切齒的模樣，我們也就放下了心；天地正義，到底不是誑言。接下來，我看到四川副省長魏宏在今年11月21日回答記者的提問︰「對於學生家長提出的一些學校建築質量方面的問題，政府也非常重視，也在注意聽取他們的意見」本月23日，四川德陽中級法院拒絕受理地震死難學生家長提出的索賠訴訟，其他關於災區的消息，則多半是重建有成的好消息。

我曾經以為，這個世界上令人最難承受的，就是母親的哽咽與淚水，可是這幾年來，我卻目睹一張張淚痕滿臉的臉孔逐一後退、消蝕。不可承受的，何妨忘記？新聞的海浪一波波襲來，我們歷史的華美海岸線就要在旭日之下壯麗敞現了。

梁文道：全國遍地是中央

【am730-觀念】一個人實際擁有多少權力是一回事，他以為自己擁有多少權力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一個人毫不自知，覺得自己的權力要比實際所擁有的大得多，那就一定要鬧笑話了。

近日紅遍全國的強建周只不過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區區一個宣傳部長，但他就是夠膽要學校的門衛扣留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派來採訪的記者。對於盜用學生的私人資料，並且在他們不知情的情形下為之申辦信用卡等種種劣行，他不只表現了極度貪弱的常識(他對記者辯稱︰「我們為啥要向銀行保密？銀行他是個信用單位」)，甚至還聲稱「要幹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以及佔領內地著名網上討論網站「天涯社區」。

強先生有擅自挪用學生資料給銀行辦理信用卡的權力嗎？沒有；他能夠隨意扣留任何一位來訪的記者嗎？不能；他可以讓整個天涯網上所有不合己意的聲音統統消失嗎？當然不可以。但是為甚麼他會以為自己有這麼大的能耐呢？究竟是甚麼使他目盲，令他看不見自己的真實身份與地位？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極為誇張的個案，否則也就不會變成一則笑翻全中國的新聞了。可是它卻很能代表近年許多不同地方不同領域不同層級幹部心態，那就是以為自己是個小中央。由於欠缺制衡，他們不只習慣了為所欲為的痛快，還漸漸形成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力觀；在他們的心目中，所謂有權就是像中央那樣，於是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他可以為自己興建小白宮及小天安門、替自己安排武警湊成的小閱兵，至於扣留記者，那自然也是可以的，既然政府中央是權力的頂峰，也是他們唯一看得到學得著的榜樣，難怪他們會照著他們所理解的中央去塑造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彰顯權力的風格了。

甚至連說話的腔調也很像，在《南方都市報》的後續採訪中，強建周仍然不忘指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女記者︰「應該知道穩定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視的問題，信用卡沒給學生造成實際損害……希望她不要報道信用卡一事。當時處於特殊時期，高校穩定壓倒一切。如果繼續報道信用卡一事，可能引發群體事件……」一所大學的宣傳部長能夠把話說得這麼像中宣部長，順暢自然，絕不造作，是因為他學到了權力運作模式，凡是遇到問題，就要把「大局」搬出來；凡有輿論監督，就得舉起「穩定」的王牌；最後還不忘「群體事件」的警示，儘管那個問題其實是他自己造成的。

梁文道：人活著並不是那麼孤獨的

梁文道剛剛當了九天沙彌。這是他今年皈依南傳佛教以來的第二次短期出家修行，九天裡切斷一切外界聯繫，每日聽法師講課，唸經、唱頌，打掃庭院。他的讀者則稱他為「道長」，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為「聞道夕死可矣」。

　　禪修剛一結束，他便又縱身投入到緊張忙亂的世俗生活中，主持電視節目、寫作專欄、批評時事、參與社會活動。他自稱成了「寫稿機器」，每週他在香港有五個專欄，在《南方都市報》有兩個專欄。他由此養成了在飛機上、在旅途中見縫插針的寫稿習慣。

　　四川大地震發生後不久，梁文道去了四川災區。在都江堰，一位災民認出了他，跑過來跟他打招呼，並介紹他的同伴，有的來自綿陽，有的從德陽過來。梁文道問，你們怎麼會在一起。他們回答說，「我們災民探望災民」。川人的幽默讓梁文道深為觸動，「因為這種樂天對比起現實來更令人刺痛」。

　　現實常常刺痛著梁文道的慈悲心與社會責任感，黑磚窯事件、四川地震等等，梁文道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其觀點理性客觀，議論鞭辟入裡，言辭溫和寬容，使他在大眾及知識分子中間都有著良好的口碑。

　　穿行於出世、入世之間，給梁文道帶來了深層的精神危機，他認為這也是對自己修行的考驗，「佛教絕對是可以很入世的」。

　　生於1970年的梁文道至今不會開車，不會中文打字。他總是一身黑衣，加上一成不變的黑框眼鏡，顯得很是深沉、低調，頗有些民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新舊兼容的氣質，既不失傳統的溫情、克己，又有著變革者的開放與銳氣。

　　12月6日，我給梁文道打電話約訪談地點，他先問我住在哪兒，我說住在東涌，他立刻說那就東涌吧，然後他打車從老遠的地方趕來。

　　「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的影響」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生於香港。四個月大時，他被送到台灣，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我外公是國民黨老黨員，是跟著蔣介石跑到台灣去的那一批。小時候我對蔣介石崇拜得不得了，覺得國民黨當然是好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今天八零後、九零後這些年輕人的感受和想法，他們覺得國家很好，很愛國，如果你批評我們國家，他會覺得你有病，你有問題。我為什麼從來不會罵人腦殘，是因為我也有過這種經歷，我能體會，所以我同情。」他說。

　　很小的時候他就看胡適的文章，還有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中學時看龍應台，「台灣的自由主義脈絡對我影響非常深，因為當年在台灣跟國民黨主流對抗的就是這麼一股自由知識分子。可以說，從民國時期一直到台灣，這麼一個自由主義的潛流一直都在我心裡面」。

　　當時的台灣還是一個壓抑的戒嚴社會，可對梁文道來說，「當時我太年輕了，我覺得我沒什麼壓抑呀。有點像金魚缸，魚缸裡的魚不會覺得自己被囚禁了。」

　　1986年，梁文道回到香港念高一，初回香港，「就像從魚缸被丟到海裡面了，才知道原來以前我住在魚缸裡」。好讀書的他看了很多《毛選》——在台灣這是禁書，「我想看一看我所不理解的中國的另一半到底是什麼樣子」。

　　之後他上了香港中文大學，受新儒家影響很深，「使我對中國傳統真的有一種溫情跟敬意」。

　　從高中到大學，他參加過很多示威遊行。上大學後，他很看不起搞學運的，「我那時候在思想上是很保守的學院派，覺得這幫人就是徒有行動，沒有理論」。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他對過去很學院氣的想法進行了一番自我否定，開始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他參與過對保釣運動反省的運動，積極為受傷工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

　　儘管他常常批評人，「但是我不覺得那是要毀滅性地去打擊什麼人或者罵什麼人，我不大喜歡那樣，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的影響，覺得一個人的言論和他的為人應該分開」。

　　「我必須承認我當然是精英」

　　梁文道很強調社會責任感，「我沒有把個人跟社會分得很開，人的存在本來就不能是孤立的，我常常會想我的一切都是跟別人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提到自己念大學的時候香港的大學生還不多，政府給每個大學生都補貼了相當多的錢，「那些錢是哪兒來的？是納稅人的。我就想到中學時有很多同學，也很聰明，但是為什麼他們上不了大學而我在上大學，你就感覺到你的得是別人的失。每一個人得到的某些好處都來自於別人的貢獻跟犧牲」。

　　「你開車能夠一路上那麼順暢無阻，是因為犧牲了這條公路上兩邊的農村，這些村民每天生活的路徑被你這條高速公路切斷了。當你這麼想的時候你很自然地會覺得我們大家都是關聯在一起的，我們並沒有跟別人分開，我常常會想某一個人的痛苦、他的失落、他的悲慘，在某種意義上，跟我是有關係的，他為我付出了代價。」

　　所以，哪怕「精英」這個詞已經淪為罵人詞語，梁文道卻說「我必須承認我當然是精英」，因為「我的確擁有比貧民老百姓大的言論空間，比他們大的社會影響，這就是所謂的精英」，「你必須先承認這一點，然後你才會去想到這一點帶來多麼巨大的負擔跟責任」。

　　不過在香港，知識分子雖然說話的空間很大，但影響卻很有限。近年來，梁文道頻頻往來大陸，每個月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在大陸，大陸發生的一些事，常常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覺得自己在大陸的角色有點像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到一個陌生的文化裡，他首先學習語言，他甚至要學習跟當地人用同樣的頭腦去思考，用同樣的方法去生活。可是他是不一樣的，所以他會有距離感。通過這種距離感，他會有一種批判，他會有不一樣的視角，他會看出一些本地人看不出的東西。」不一樣的是，人類學家通常是到異文化做研究，而他是在自己文化底下做研究，「我明明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一個成員，但是因為生存背景等原因又讓我跟這個國家其他人是不一樣的，人類學家寫的東西往往是給外面的人看的，但是我是寫給裡面的人看的」。

　　面對大陸同行他常常會有愧疚感，「我跟他們一樣都在做節目，都在寫文章，但是比起他們，我沒有風險，我有退路，所以就會有愧疚感。每次我看到我的同行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我那種內疚感就會很強，大家好像都在同一個空間上活動、發言，但是為什麼他們會付出一些我不必付出的代價？」

為了愛，以及慈悲

　　出身於天主教家庭，自然而然地，梁文道曾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小學六年級梁文道就開始思考哲學問題，思考人死了之後會怎樣。他曾立志做一位為世人奉獻的神父。

　　大概是在他高中畢業念大學的時候，他對天主的信仰失落了，「我覺得我在哲學上的知識使得我沒辦法再簡單地接受上帝的存在，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或者嚴格地講，上帝的存在與否對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對天主教仍然充滿了敬意」。

　　今年梁文道轉而皈依南傳佛教。南傳佛教俗稱小乘佛教。今年以來兩次短期出家，他每天用十小時坐禪、行禪。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他每天會用至少半小時坐禪。

　　身為媒體工作者，他需要經常在電視上亮相，「一些人把我當成一個偶像來崇拜，我有一些粉絲，這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一方面，「我常常覺得他們看到的我並不是真正的我」，與此同時，「我常常會想我有沒有變得不真實了，進入某個名利圈的浮華世界，會覺得那種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就會忘記了那樣的生活是不是我需要的」。這給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危機。

　　皈依佛教後，他的這一精神危機並未減輕，反而會加重，因為佛教不是心靈雞湯，而是要求人更真誠地活在當下。他甚至生出出離心，想要離開這種環境。

　　因皈依佛教而生的出離心，與身為公眾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二者似乎不可兼存，但梁文道認為，佛教並不必然是避世的，佛教甚至可以是一種社會行動、社會參與的理論基礎。「為什麼去年的時候，緬甸那些僧人會上街示威呢？」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一個暴政的存在會帶來什麼問題呢？第一，它使人們真實地活在苦難之中。第二，佛教稱最壞的東西是貪、嗔、痴，一個暴政會讓人民起嗔心，就是憤怒、仇恨，這當然不是好的制度。反過來講，這個制度也會對掌權者不好，為什麼呢？因為這會助長掌權者的貪念和痴心。所以從出家人慈悲的角度來講，反對這個暴政，是為了慈悲，為了讓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都解脫掉貪嗔痴三毒。這樣的一個示威，你注意緬甸僧侶的示威沒有叫口號，沒有很憤怒，因為他們出於愛與慈悲走出來。」

　　什麼是愛？梁文道說，「愛是分享」。他講了一個故事，「我家旁邊有一條小河，河邊的樹上有很多鳥兒，有一天我在河邊走過，看到一個小孩和媽媽在走，突然那個孩子站定，看著那些鳥，並叫住媽媽：媽，你看！他媽媽就站住問他怎麼了。然後那個孩子就對他媽媽說，你看那些鳥，好可愛。他媽媽就站著和他一塊看。這就是愛。為什麼呢？你想想看，那個小孩看到那些鳥，他覺得很值得看。他為什麼要叫他媽媽看呢？他媽媽過來和他一起看，鳥的數量會增加嗎？不會。那鳥會變得更漂亮嗎？也不會。那他為什麼想叫他媽媽看？因為他想分享，因為他覺得那是一種非常好玩的東西。」

　　「人活在世界上很孤獨，我們常常懷疑自己的感覺別人知不知道，我們受到的某種傷害別人不能理解，我的某種對事情的看法別人不能領會，這是很孤獨的。我們需要透過分享去證明，我不是一個人，這種感覺不是我一個人擁有，這種認識不是我個人的妄想。我就是很想讓別人也看到這隻鳥，那種衝動，讓我知道，或至少感覺到，人活著並不是那麼孤獨。」他說。

文：劉溜

梁文道：跑步的修行（作家的修行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假如詩人是所有藝術家的原型，那麼藝術家的生活應該都是很不健康的。例如屈原，分明就是一個大巫師，若是不服藥，他怎能寫出那些空中迴旋升降的神奇姿態，似近還遠無以名狀的漂緲香氣呢？又如柯立芝的〈忽必烈汗〉，人人都說它是一個服藥者的夢境。因為詩人通靈，所以他們的生活和一般人不一樣，晝夜顛倒，是為了堪破陰陽交替的奧秘；不事工作，是為了顛覆最常規的生產邏輯。於是我們就有了這麼一種呆滯的刻板印像，覺得文人墨客都得放浪形骸地生活，飲酒吸毒，夜裏不睡很尋常，白天跑步是有病。

可惜我所認識的絕大部份藝術家（包括詩人）都不是這個樣子，除非特別講究那種捉摸不定的「靈感」（通靈？），否則都是規規矩矩地做人做事，生活節奏穩定得很。而且像運動員，不同類型的運動講究不同的訓練方法，不同的創作形式也有不一樣的起居狀態。寫短文章交專欄的人就是短跑選手，要特別強力地集中精神在一個點上，然後爆發衝刺，馳向終點。一個能寫大書的作者跑的則是馬拉松，有耐心有毅力，不急不徐地累積出自己的能量。

文字活兒真像跑步，是一個人的事，談不上團隊（所以不是足球），甚至沒有對手（因此也不能用乒乓比喻），因為你真正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的紀錄。跑馬拉松的村上春樹說得好：「小說家這種職業──至少對我來說──沒有勝負之分。雖然也許發行冊數、文學獎、評論的好壞可以成為一種成就的指標，但那並不能算是本質上的問題。寫出來的東西能不能達到自己所設定的基準，比甚麼都重要，而且是無法隨便找藉口的事情」。

如此說來，創作其實就是一種很陽光很健康的事業囉。當然不。村上春樹也承認：「所謂的藝術行為，從成立方式開始，就內含不健全的、反社會性的要素，這點我承認。所以作家（藝術家）之中，有不少人從真實生活本身的層面開始變得頹廢，或穿上反社會的外衣」。然而，「如果希望以小說為職業的話，我們不得不建立自己足以對抗那樣危險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體內毒素的免疫系統」。所以他天天跑步，參加馬拉松，超級馬拉松（也就是全程一百公里的超級長跑），甚至還玩起了「鐵人三項」（長跑、游泳、單車）。「要處理真正不健康的東西，人必須盡量健康才行，這是我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說不健全的靈魂，也需要健全的肉體」。

為了寫好小說，村上春樹以長跑鍛煉自己的體能。可是正如任何一種長期的修練，日日不斷的跑步也必將開某種超出原定目標之外的領悟。就像某些作者用修禪平定自己紊亂的思緒，卻終於成了有成就的居士；一個不良少年學習武術好去打架，但竟漸漸養出了淡定的心境。《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並不只是一位作家獨特工作方式的剖析，還是關於跑步的沉思，村上春樹的修行自述。

跑步的時候都在想些甚麼呢？很多人會問他這個問題。就像我初學坐禪，朋友也總是好奇靜坐的時候我腦子裏的狀態。村上春樹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我一面跑，只是跑。原則上是在空白中跑。反過來說，或許是為了獲得空白而跑的」。他跑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所達致的境界更是令人羡慕：「我現在的世界，從這裏到3公尺前就結束。沒有必要想更前面的事。天空、風、草、吃草的牛群、旁觀的人、加油聲、湖、小說、真實、過去、記憶，這些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然後他跑過了75公里，「好像一下子穿過了甚麼東西。……簡直像穿過石壁那樣，身體通到另一邊去了」。疼嗎？當然會疼。如此跑步，難受的不只是雙腳；肩膀、雙臂、脖子，身體的每一部份都會疲憊、痛苦，甚至散落脫離，終於剩下最純粹的意識：「我能感受到非常安靜的幸福感。吸入空氣，吐出空氣。呼吸聲中聽不出凌亂」。「跑到最後，不只是肉體的痛苦而已，連自己是誰，現在正在做甚麼，大體上這些事都從念頭中消失了」。「我是我，我也不是我。這樣覺得。那是非常安靜的，靜悄悄的感覺。所謂意識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

在這一剎那，小說家村上春樹變了；他是修行者村上春樹。

梁文道：水果該怎麼吃

舒國治曾經對我說，世界上最擅長切水果的，就是台灣媽媽。這句話我一開始聽不大懂，不就是切水果嗎？還有甚麼擅長不擅長的，更說不上世界第幾這麼嚴重吧。後來我才開始注意，水果一物，果然大有學問。

在中式酒家吃飯，往往有最後上果盤的習慣。一般人吃到這時候早已飽脹不堪，根本不會在意那水果好不好吃，新不新鮮，只把它當做一種消滯的工具，或者必要的養分均衡補充劑。相反地，到高檔的日式料理用餐，水果卻是一種價比貴重魚料的甜品，需要食客全神以待。許多館子完全沒有雪糕一類的勞什子，只用幾粒士多啤梨或幾片蜜瓜做甜品，但就是能叫大家譁然，覺得自己正在品嚐天下奇珍。

表面上看，這是材料的關係。那些日本水果通常是來價高昂的溫室作物，等閒一顆柑橘在超市也能標上過百元的價碼；這當然值得大家慎重欣賞。但這也是日本料理的精髓（或者狡詐），一切以食材為主，怎樣最能讓它保持原味就怎麼做，只要東西好，儘量不加工地把它完整呈現出來，竟然就成一道獨立的菜餚了。相反地，在我們中國食制的習慣裡，這種手法等於「冇做過嘢」；不經任何烹調技術處理的東西又怎能算得上是菜呢？所以在吃中菜的時候，果盤絕對不能算是一種甜品，反而更像伴茶的Petit four。

法國菜在這方面也很接近中菜，廚師任何時刻都要留下他的簽名，一道生鮮的果盤一定搬不上枱面。老牌名店「大伊風」（Taillevent）就有一道水果甜湯，看起來就像泡在水裡的一碗果盤（甚至令人想起罐頭雜果），似乎沒有經過加溫等種種程序。可是不知怎的，一吃起來，它們竟比一般果盤更「果盤」。我的意思是這些切開了的水果全是水果的「理型」（ideal form），那片秋梨要比平常吃的秋梨更鮮爽，那粒葡萄要比一般的葡萄更甜也更酸；它們如此甜美，不止不失原味，反而各自呈現出自己最完美的狀態。再看那碗甜湯，淡淡的透明的粉紅色，有點玫瑰水的氣味，它本是極好喝的飲料，另一方面卻又保存了浸泡在裡面的各種水果的原味。我想這大概是我吃過的最好的「雜果」。

材料的質素就不用說了，到底廚師用了甚麼辦法去逼出它們的原味精華，又怎樣使它們共存而不互奪其真？那些水果被施了甚麼魔法嗎？那一碗水裡又有甚麼秘密？這是我想了很久都解不開的謎。（水果該怎麼吃二之一）


吃水果的純粹與不純粹

小時候我在台灣常見賣水果的會附送一小包調味料給顧客，裡頭通常是化學製造的「話梅粉」，甘甘酸酸，可以為不甚鮮美的水果添上幾許別樣的風味。道理就和吃西瓜沾鹽一樣，鹽巴的鹹味透過對比，能夠吊出西瓜的甜。到了美國，我又很驚訝地發現當地人喜歡拿士多啤梨去點忌廉，以其豐膩的奶甜緩和士多啤梨本該具有的微酸。當然啦，美國人那麼怕肥，那忌廉肯定是用低脂植物油做的；雖然他們最後還是長得很胖。

純粹主義者絕對不會欣賞這些手段，他們相信水果就該原汁原味；如果東西本身不好，就得認命；假如材料全是上品，又何必錦上添花，甚至愈多機巧愈糟糕呢？吃水果的最好辦法，就是直接到果園嘗鮮，不止不剝皮，連洗都不用。要是能把果子的裡裡外外全都利用至盡，那就是更妙了，例如吃完柑橘留下果皮曬陳皮，啖盡榴槤再用外殼盛水權作消熱涼茶。有些人甚至更極端，乾脆不吃溫室水果，因為他們相信「真味」；天然的葡萄本來就該有股酸澀味，若是把它變得甜如蜜，那還不如直接吃糖算了。

我想他們一定也不欣賞水果拼盤。可是嘗過上好的果盤之後，他們還會不會堅持自己的信念呢？

有一回我去台南，發現滿街都是冰果店，除了鉋冰，就是果盤，吃果盤的人竟比鉋冰還多。於是我也跟人打聽，找了家老字號試試，然後我才明白舒國治那切水果也有學問的道理。首先，水果是要講時令的。你去一般酒店餐廳，常見的花樣來來去去就是西瓜、蜜瓜那幾款，而且長年不變。但人家講究的，必得依季節搭配出最佳組合，不當造絕不奉客。其次，比例也很重要，哪一種水果放得多哪一种放得少都是學問，若是每種數量平均，就顯不出店家搭配的心思了。再來自然就是店家懂行，會挑。水果到處都有，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跑到店裡專門吃果盤呢？主要是因為自己認識的果農商販不如人家多，對水果的認識也不及人家深，買回來的東西一定也沒這等質素。

最後才是下刀切片的技藝。本來切水果談不上甚麼刀工，除非是為了中看不中吃的那種花式雕飾，硬要在一顆蘋果上剜出一隻蝴蝶。但是可別忘了，就和切刺身一樣，水果也有部位之分。同一枚果子，從皮到核，酸甜甘澀層層都不同；一刀下去，可以把不同層次的味道全部包涵在一大片果肉之中，也能用一小塊果肉集中呈現某一種味道。所以切水果其實就像切魚，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某些冰果店有本錢，不怕一大個西瓜只切出一小堆上桌，因為剩下的它還可以拿去榨汁。

其實這麼吃是有點「折墮」的，我家有位老長輩就是如此。民國年代他仗著家底豐厚，不事生產，過上揮霍無度的生活，還染了鴉片癮，純粹是個頹廢的公子哥兒。別人先把新疆西瓜鎮在井水裡冰了吃就已經很不錯了，他還要人把瓜剖開再挖出瓜心那一小團肉，然後只吃這一團最甜的，剩下的則棄給下人分了吃。解放之後，他沒能逃出來，到了鬥地主的那段日子，聽說他受不住飢餓，吃泥巴吃得活活撐死。（水果該怎麼吃二之二）

梁文道：愛與慈悲

【am730-觀念】日前在北京，和很多媒體人與知識分子談起最近《零八憲章》的事，有人被捕，也有人被問過話。身為一個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我時常感到慚愧和內疚。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憑甚麼我要比內地的同行能享受更大的空間？為甚麼他們要比我冒更大的風險？再看一眼這份憲章，它又說錯了甚麼？它犯法嗎？有人認為它不切實際，但世上又有哪一份理念性、規範性與指導性的憲章是立即可行的呢？再溫和的漸進改革也要有一個看得見的目標，即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還沒有完全實踐出來吧。

有時我不能理解當前中國各種簡單的二元對立和迷思，例如備受「左派」抨擊的「普世價值」。不要忘記在人類的歷史上，從普選權的擴大、女性的參政權、每日工作八小時的常規、一直到種族歧視的廢止；有哪一次少了左派的聲音和參與？在這個世界上，左派才該是最堅定的「普世價值」擁護者。同樣，這份憲章背後的精神是任何真誠的左派都不能否定的(除了其『基本主張』第14條說要讓土地盡快私有化這一點之外)憲章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被捕了，還有其他人被當局問話。一位師長順帶和我說起昔年坐政治牢的不幸往事，由於他是我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格外神傷。我理解，還有很多被迫走到絕路(例如上訪被捕)會對中共生起極大憤怒的朋友。他們的遭遇，不是我能想像得到的處境，我一直如此幸運。

然而，我始終相信愛與慈悲的力量。對一個制度有所保留不該只是因為憤怒，而是因為一個不好的制度不僅會有損眾生，使他們受苦；還會令他們生起嗔心。這個制度雖然會令少數人得益；但卻也會助長他們的貪念與癡心，甚至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這更是一種值得同情的苦。所以，出於慈悲，我們應該不帶憤怒，平靜地謀求一個令彼此雙方都得解脫於貪嗔癡三毒的方法。

事實上，政府不可能做錯了所有事；甚至，它還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好事。在我的眼中，這份憲章連批評都談不上，更何況顛覆？相反地，它只是一個價值性的建議，簽署人只是想和大夥商量，怎樣才能使大家都活得更幸福、更平安、更和諧。如果有人不同意，不妨心平氣和地講講道理，不必急著斥扣帽子。

任何良好的改變都不該變成你死我活的局面。從美國立憲群英、甘地、一直到曼德拉，他們全都企盼和解與協商，他們的對手也終於學懂了尊重。我不知道我的對手會怎麼看我，但起碼我自己要做到這點。如果一直假設對方是不會改變的壞人，則美國憲法不可出爐，印度不能獨立，種族隔離不得廢止。我們也必須先把每一個人看成是和自己一樣的人，有我的自私，也有我的理智與善良。你能把一個有父母有子女的人想像成一個比自己更壞的人嗎？也許你會笑我，但坦白講，我真的不能。

梁文道：村上春樹的另一面（作家的修行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反正我對村上春樹就是提不起勁。第一次讀他，是《遇見100%的女孩》以及《聽風的歌》，也許是因為和自己心目中的日本小說相去太遠（那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我還在如飢似渴地讀川端康成），我很難把握他那種輕飄飄軟綿綿的虛無。到了《挪威的森林》之後，我就乾脆徹底放棄了。儘管他越來越受重視，差一點就要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儘管身邊很多朋友都說：「你至少該看看《海邊的卡夫卡》，它會完全掃掉你的偏見」；可是我依然固執地保持距離，就像避免一種可能美好的癮癖。

多半是我太矯情，由於厭倦那一陣子人人都說村上春樹，人人都像引用聖經般地引用他，甚至於人人都想自己活得像他小說裏的角色一樣地無謂生活（也就是流行一時的所謂「村上風」），所以我就和躲避玉女歌手似地躲避他。一個自封為鐵杆球迷的人居然以碧咸為偶像，難道不丟人嗎？

不過，我毫不猶豫地買了他的新著《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以及它的英譯本《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並且用很快的速度讀完英譯本，然後再看中譯本。

我是應該喜歡村上春樹的；非常巧，我幾乎喜歡一切他所喜歡的東西：Charlie Parker、威士忌還有美國文學。被他翻譯成日文的幾位作者恰恰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大家，例如卡佛（Raymond Carver）、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還有費茲傑羅。村上春樹對《大亨小傳》的評價是這樣的：「年紀輕輕才二十九歲的作家，怎麼能這麼敏銳、公正，而且溫柔地讀取世界的真相呢？」說得真好。

在讀者所知村上春樹的所有嗜好裏頭，只有一種是我未能分享，卻又深深佩服的，那就是跑步。從1982年開始，他每天持續跑步至今，每年還至少跑一次全程馬拉松。這個習慣是日常生活節奏的一部份，與他身為小說家的身份緊緊連在一起。就像上班，早上五點前起來，先伏案寫作四、五個小時，然後就換上鞋子出門練跑。不是一般的晨運，而是真真正正為了賽事累積運動量，是精密的狀態調控，耐性子的計劃執行。為了甚麼？為了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的能力，如果沒有這個，甚麼重要事情都無法達成」。接是持續力，「就算能做到一天三四個小時，集中精神認真執筆，但持續一個星期就累垮，那也沒辦法寫長篇作品」。他說：「寫文章本身或許屬於頭腦的勞動，但是要寫完一本完整的書，不如說更接近體力勞動。……坐在書桌前面，精神集中在雷射光的一點之上，從虛無的地平線上升起想像力，生出故事，一一選出正確的用語，所有的流勢全部保持在該有的位置上──這樣的作業，比一般所想像的需要更大的能量，且必須長期持續」。

我特別佩服這種生活極有規律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就是工作。工作不是貶義，卻是一位全職作者的自我認知和要求。一般人想像的寫作太浪漫了，是一個才子的靈氣迸發，其來無影去也無，不拘時地無法無相，典範則是斗酒詩百篇的李白。然而，對於一個深恐自己才能終有限，因而想要小心維護它養育它的作者來講，用「工作」這個字眼去命名自己的創作實在是太重要了。與一般上班族不同，寫作似乎是自由的，可以隨意支配自己的作息時間；但這正是作家的最大陷阱，這種狀態很容易使你喪失焦點，精神散亂成一堆昏暗的碎片。欠缺規劃、節奏與紀律，不只寫不了宏篇鉅製，可能連短小的東西也沒法一直保在該有的水準上。「工作」，就是要鎖定自己；它不是沒有靈魂的程序的匠技，卻是種類近於修行的養氣之道。所以豪邁奔放如海明威，也一樣極有規律地工作。

尤其在這個寫作不太像是種職業的時空裏，自己更要清楚地用工作的態度去界定自己的生活，別人上班我也「上班」，別人下班我也「下班」。否則原來就有漂浮傾向的這種自由行當就會變得更離落更無根，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幹甚麼的。假如一個作家不能很無愧於心很踏實地告訴別人「我的工作就是寫作」，他多半不會是個好作家。

梁文道：告密培養不出君子

【南方周末-思想遊牧】在外人面前，我乖得不得了；在他人背後，我滿肚密圈。我們不做虧心事的前提只是怕別人知道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WimWenders)和小說家彼得·漢克(PeterHandke)合作的《慾望之翼》,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戲里的天使無處不在，人類看不見他，他卻聽得見人心裡的每一句話，瞭解每一個人的歡樂與憂愁，到了你臨終的那一刻，他會溫柔地陪伴在你的身邊，傾聽你的恐懼、絕望、無奈與遺憾；他總愛摸你的頭髮，但你絲毫感覺不到，他靜默無聲。天使，原來是世上最孤獨的存有。

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的「守護天使」。幾乎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小孩都相信自己擁有一位專屬的天使，他保護我不受邪靈侵擾，是我與上帝之間的信使，還時時刻刻監看我督促我，使我不致埋沒良知走上歧途。很多人甚至相信他就是那顆珍貴的良心，每當在道德抉擇的難關前躊躇猶豫時，他就會在我腦海里吹響警號。他還是一個旁觀者、一個記錄者，我的功過對錯全在他眼中；哪怕是一丁點的邪惡，也難逃他敏感的耳朵。而這一切，都是將來我進入天國或墮落地獄的憑證。

山東某高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靈感，公開在自己的官方網頁招募「小天使」，邀請一些學生埋伏在同學之間，監察他們的言行，看他們學習用不用功、操守純不純正。如果出了紕漏，就向校方通報(莫非學校以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時幫助同學改邪歸正。

「小天使」是個很有創意的名字，但它的實質卻很古老。這種學生，過去叫做「信息員」，在台灣則稱為「職業學生」。一般而言，大家對這類同學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為他們就像特務，隱沒身份，隨時「告密」。大家尤其害怕的，是自己會不會不小心犯了什麼「錯誤」，會惹來種種不測。換句話說，「信息員」不只是校方的工具，還是國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學身旁的靈敏觸角。

不管這些「天使」監察的範圍是學業，是品行，還是別的，它都侵擾了學校環境自主產生的人際關係，讓同學之間失去信任。這就和「文革」年代夫妻彼此監視、兒子告發父親的情況一樣，體制的道德吞沒了其他領域的規則。

同學、同事、鄰居乃至家庭，內部全都有自己的往來方式，都有由此產生的交往規範與價值判斷。出了問題，會有自己的解決方式；有人犯錯，也會有自己的處理手段。要是某個同學人品很糟，其他人會自動疏遠排斥他；要是有老師說了很不中聽的話，大家就該在課堂上據理力爭。假如把這些事情都交給界外的體制，那就等於自動交出了校園的相對自主，甚至拆毀尋常價值規範的基礎。難怪有人會認為就是那個人人都是潛在告密者的年代，造成了今日信任道德崩潰的局面。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進一步分辨這些學校「小天使」與西方「守衛天使」的區別，以及它所帶來的不同後果。

熟悉思想史的朋友都曉得，「守衛天使」不全是猶太人的原創，而是源自古希臘的「靈」(daimon)。蘇格拉底就曾說過他有這麼一個「靈」，常常在他面對抉擇的時候提點他、引導他，令他不致犯下錯誤。後來的「守衛天使」繼承了「靈」的地位，是每個人的最佳顧問、最私密的朋友。不管是「靈」，還是「守衛天使」，它們都是外人不可感知的，就像一個人自己內在的良心聲音。無論何時何處，它都一直在你的腦海裡頭。仿佛在我之外還有另一個自我在省視著自己，判斷自己的一切行動是否合乎價值的真理。

相反地，「校園」天使這一類的告密者卻是外在的。埋伏得深，偽裝得巧，我們或許還看不見他們，可我們總有機會為自己安排最「安全」的出路。假如要幹什麼壞事，我們可以想辦法避人耳目，暗自籌劃，使「天使」們防不勝防。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人的是非取捨往往是「他律」的，做或不做，靠的不是自己的良知，而是他人的目光。久而久之，甚至還會發展出種種虛偽的機巧詭詐：在外人面前，我乖得不得了；在他人背後，我滿肚密圈。君子慎獨，我們今天卻更相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做虧心事的前提只是怕別人知道。

一般的小學老師最怕孩子互相告狀，那種全班舉手打報告，課後還死纏著你不放的場面，真是想起來都煩。當老師教訓過之後，孩子們會漸漸摸出一套互動的規則，甚至意外地養成內在的價值觀。假如學校不只不壓抑小孩喜歡告狀的本能，反而鼓勵他們用更聰明更隱匿的方法一路告到大學，我們的下一代會變成什麼人呢?

梁文道：米芝蓮是用時間煉成的

米芝蓮來臨之前，大家翹首以盼；等到它真的出現了，卻又幾乎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讓我想起葉公好龍的故事。我們香港人就像那愛龍愛得發瘋的葉公，天天想着它盼着它。好，龍被感動了，真的飛下來會一會你，你竟嚇得東躲西藏，避之則吉。

難道不是嗎？請回想多年以前，那時米芝蓮在本地的威名還不太盛，一般香港人對之也不甚了了，於是市面上出現了好幾家「米芝蓮星級食府」。明明米芝蓮那時還沒推出港澳版，怎麼香港就已經有了戴星的餐館呢？原來是裏頭的大廚曾經在歐洲的星級餐館待過。我很記得那時有些不知就裏的記者最容易上當，也不管那些師傅是真正主政過星級食肆的大廚，還是在廚房裏批過三個月薯仔，總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尊稱他們為星級大廚。假如那人幹過一星餐館，他就是一星廚師；假如他曾任職於三星名店，即他就是三星廚神了。大家好像都忘了一個最根本的原則：米芝蓮那顆矜貴的星星給的不是廚師，而是餐廳。

去年米芝蓮東京版面世，我們也曾跟着起哄，呼朋引伴拉大隊到這個香港後院去試試米芝蓮的品味，同時盼望香港版早日出爐，想像那該是何等榮光。結果，現在我們發現過江龍原來只不過是條蛇。富臨、陸羽、崩牙成、國金軒和褔臨門都及不上四季大酒店裏的龍景軒！而那麼多家日本菜、加起來連一粒星仔都沒有；相反地，一些古靈精怪的地方能越過Gaddi's，成功摘星。另一邊廂，澳門的Robuchon a Galera奪得三星雖是實至名歸，但星榜上連一家澳葡菜也沒有就實在是叫人摸不著頭腦了……

儘管法國版的米芝蓮一直都是爭議核心，但起碼也叫做一言九鼎，它說一個地方值三星就值三星，絕少有人批它名不副實。怎麼一離開歐美到了亞洲，它就變得如此可笑呢？我想這就是「美食旅遊」全球化的副作用了。

由於地球上多了一批遊客以美食為目的，他們很自然就要一根到那裏都可靠的盲公竹。猶如窮困的背囊友，無論身在何處，麥當勞那個口大大的「M」字招牌都是保證，你知道裏頭的魚柳包一定就是那種標準口味，絕對不會突然變成兩片Nann夾着一塊咖喱魚。米芝蓮提供的正是這麼一套標準，它試圖告訴用家，不管你是在英國還是在洛杉磯，那顆星的亮度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都是依照相同的程序和方法評出來的，所以我一定是信得過的。

這是一盤生意，換了誰都會打一樣的主意。如果你覺得自己做的買賣很成功，你大概會以為那是自己管理有方，這套方法必定放諸四海皆準，所以你的事業絕對可以開到世上任何一個角落。米芝蓮本來就是法國和歐洲的旅遊指南，在老家撈到風生水起，如今眼見美食旅遊是個全球市場，它又怎能不奮起雄心，劍指東亞呢？

它太自信了，覺得只要沿用過去的成功方程式，甚麼雲吞麵的文化修養，鮑魚烹調的細緻口味，全都不是問題。就像大陸那些做紅了的食肆，一旦做到晚晚爆滿的程度，立刻就要擴大面積，從十五桌變成一百五十桌；才剛開一家分店，馬上就想把招牌掛滿全中國。所以每一家曾經叫人吃過之後回味再三的風味小館後來都成了超大型的「飲食集團」。

說起來，米芝蓮又像它的同鄉Robuchon，十幾年間分號跨越全球。只不過它大概忘了，一家餐廳長年得星靠的是異常穩定的高水準，不飄浮不起伏，於是才能贏得最難贏得的獎牌——信譽。同樣地，一本飲食指南的信譽也不是一天功夫就可以自動生出來的，它和它評介的餐館一樣，要靠日積月累的小心經營；米芝蓮的江湖地位不是從它誕生那天就站穩的。Joel Robuchon要窮數十年之功，這才厚積薄發，帶出一批不論送到那裏都不丟人的徒弟。而一本飲食指南，它要跨越國界和文化的難度遠比一家法國餐廳在港開分店大多了，它真能憑幾個月的訓練就叫一群老外分得出廣東鹼水麵的高下嗎？

梁文道：文理分家的結果（談科學最終篇）

【am730-觀念】就拿今天的中國來說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會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預警，這一切都是大家關注的日常話題，可是在介入和討論之前，我們有沒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期間最基本的事實？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思考方式夠不夠嚴謹？過不過關？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礎教育無法獨立完成的；畢竟，我們很難想像中學課程會詳細教導學生三聚氰胺的化學式子和檢測方式。因此，科普的工作就變得格外重要。從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最了不起的傑作，也是近代中國規模最龐大的系列出版物。

王雲五先生當年策劃這套文庫是為了普及國民知識，替方興未艾的大小圖書館建立基礎館藏，所以《萬有文庫》裡的每一本書都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廣泛接觸各門新知。在這四千多冊一千多種的叢書裡面，光是「自然科學」就佔去了一百九十一種（即百分之十八左右，這還不算「工業科技」、「農業科學」、「醫藥衛生」、「交通運輸」等幾個類別)，乃所有項目中最大型的一個，也是王先生最引以為傲的手筆之一。

這就是民國文人和出版界的識見了，在他們看來，「賽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號，還是必須認真對待的貴客。反觀今日中國書市，不僅沒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團會以同樣的眼光規劃自己的出版品，科普書在市場的佔有率上也遠遠不及史地等人文類書。莫非現在的中國人都已經很懂科學了？連假雞蛋都造得出來，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甚麼科普書？

我常常懷疑作者是問題的根源之一。不是讀者對自然科學失去了興趣，而是能夠引發興趣的作者太少。我長年訂閱《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雖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總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橫生的文筆打動。身為一個專業媒體人，我有時甚至覺得他們說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強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

為甚麼這麼一幫理科出身的傢伙能夠寫得出如此生動的文章呢？且先撇開那些職業寫作的「科學記者」不提（這是外國許多主流大報都會開設的職位，專門請一些擁有高等學位的記者報道科技新聞），許多科學家自己就是文化素養相當高的人，能用巴哈的平均律為例輕易說明數學的歷史演變，以文學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論」的爭議，信手拈來，毫不勉強。

如果有時間，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理分途一定是個很有趣的研究課題。我們的文人和科學家似乎太過禮讓，文人把科學常識全讓專業人士操心；科學家往往更狠，乾脆一股腦把掌握文字的能力也統統推給對方。於是就出現了我在書評雜誌上找不到人談科學的窘況了。慣見的作者群根本不大看科普書，學院裡的專家則不大懂得使用常人的語言寫字。終於，我們就這樣繼續活在一個科學文盲的時代。

梁文道：科學要怎麼普及？（中）

【am730-觀念】正是在公眾對自然科學漸感不滿的背景底下，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也開始大幅削減高等?育科研機構的資助，於是英國的科學家人人自危，擔心他們和一般人的距離會損及科學的長遠發展。所以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英國興起了一股「公眾瞭解科學」運動(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牛津大學更破天荒地設立教席去推動這場科普潮，請了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及科普作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擔任首屆「西蒙伊公眾科學瞭解講座教授」(Simongi Professorship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直到今年10月才被專研「群論」的數學家Marcus du Sautoy接替。

回看道金斯十幾年來在這教席上的工作，很多人都覺得他太過偏執地鼓吹無神論，把一個普及科學為宗旨的講席變成了宗教辯論的戰場。然而這也正正說明了公眾瞭解科學運動的性質變化，因為道金斯對宗教的攻擊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見於各種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怎樣造成了日益加劇的社會衝突。其實看看我們今天面對的種種重大爭議，從核能的運用與濫用，人類生命的複製，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現像，藥物研製與行銷的爭議，互聯網上道德議題……一直到墮胎算不算殺人，幾乎每一樣都和科學與科技拉上了關係。要是少了相應的知識準備，公眾以及決策階層不只無法明智地判斷，甚至根本不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問題在於當大家一如既往乞靈於專家的意見時，我們往往會發現各種不同乃至於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眾需要認識科學，但是他們該怎麼認識，只要認識到甚麼程度呢？我們又有甚麼方法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整體科學知識水平？傳統上，學術界有許多量化手段可以幫助我們檢測一個國家的國民科學知識水平。方法不外乎設定問卷，列出一系列由淺至深的問題，然後讓受訪者作答，再結集分析，打一個綜合的分數。這種方法把科學知識假定為一個穩定的水庫，相信有些知識是確定無誤的，而且人人都該對它們擁有某種基本的認識。所以我們才能在基礎教育裡面設置課程，把這些知識教給學生，覺得那就是現代公民合理的科學知識水平了。

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類未來的重大的爭論裡，我們才知道這種假設下的科學教育根本不足夠；也沒有一套百分之百準備性無疑的知識可教。所以「公眾瞭解科學」運動總結出了另一種知識觀，把重點放在每一個構成公眾的行動者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預設一大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儲備，而要看關注某一個課題的公民有沒有相關的知識和判斷的能力。例如一個預要興建大型化工設備的社區，當地居民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術，卻不能不知道化學污染的成因與解決它的方式。

梁文道：時空錯亂（老革命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假如今天的日本年輕人都能對號入座，把自己想像成《蟹工船》裏的苦勞；那麼我們中國人──這個世上僅存的「共產主義」大國的國民，又該情何以堪呢？

小說裏的工人天天在海上過沒有明天的日子，不僅要面對海洋上那深不可測的摧毀力量，還得受到監工的奴役，活的時候沒有尊嚴，死了之後更連螃蟹都不如。例如一個二十七歲的東京人，害了腳氣，臨終遺言是一句「我不願死在堪察加」；可他畢竟死在堪察加海上了。清理遺體的工友幫他「將衣服解開來，發出一股令人嘔噁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虱子慌慌張張地爬出來。長魚鱗似的泥垢的身體，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樹。胸口露出一條條的肋骨。自從腳氣病厲害以後，自己不能行動，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上拉，床鋪裏臭得要命。襯衫褲都變了赭黑色，用手一提，就像洒過硝鏘水一樣，變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臍眼都填得瞧不見了。肛門旁邊像乾土一般黏乾結的糞便」。

對日本讀者而言，這是個隱喻；對我們來說，它卻是個類比。類比那黑磚裏的奴工，他們甚至比這個死者更年輕，遭到更嚴重的毒打，而且有的至今下落不明。又像那煤礦裏的礦工，一個個黃土上的坑就如北洋上的船隊，裏頭同樣有污黑腐朽的軀幹。和日本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蟹工船》是昔年日本的禁書，作者小林多喜二死獄中；這一類「革命文學」卻是我們的正統，它們的作家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鬥士。

《蟹工船》裏還真有中國人，出現在一段奇異的場景中。話說其中一艘離開母船出海作業的小漁艇遇上風暴，飄流到蘇聯岸邊，當地村民和日本官方的宣傳完全不同，他們不是甚麼「赤化」了的妖魔禽獸，也不在意日俄戰爭的失敗恥辱，反而非常急切地湧出來救人。有一晚，樸實的俄羅斯人和獲救的日本船工圍在火爐邊談心，居中翻譯的就是一個中國人。他們談甚麼呢？原來是社會主義的道理。那中國人結結巴巴地把俄文譯出來：「有的人，不幹活，發財。無產階級，永遠，這個（學扼脖子的樣子）」。

這就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那個年代最喜歡和外國人「勾結」的不是右派，而是左派；那年代最喜歡談「普世價值」的不是甚麼「自由主義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幹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在那個已經被今天大陸「左派」遺忘了的年代裏，日本人不必然都是壞蛋，人類的情感連結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所以當小林多喜二遇難，中國的左翼作家才會那麼憤怒，因為大家的感情是「階級兄弟」的感情。也許，這就是一些學者所說的那個曾經存在過的「東亞視角」了。

船工被「赤化」了，他們回到母船，心裏頭有一片前所未聞的新天地；「羅宋」原來不像官方宣傳的那麼壞。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愛國。日日無情壓迫他們的公司監督淺川最喜歡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他告訴工人，大家現在的痛苦是為了國家而犧牲：「一句話，咱們為了日本帝國的重大使命，要拼命衝到北海的大浪裏去。正因為這樣，所以咱們到那裏去，帝國的艦隊就來保護咱們。如果有人想學現在流行的羅宋人的辦法，煽動大家幹無法無天的事，這種人，一點不錯，正是出賣日本帝國的賣國賊」。他甚至還把這個問題連繫到性別上了：「咱們日本帝國臣民強呢，還是羅宋人強，這是一場戰爭，萬一，萬一，當然這是絕對不會的，萬一咱們打敗了，兩條大腿間盪卵袋的日本男兒就只能切腹跳堪察加的大海」。套一句流行話，這個監工竟然是個「有血性的愛國者」。

執筆前，我正好聽到一些工人集會示威消息，據說警察來了之後，不由分說就用武力驅散群眾，於是我又想起《蟹工船》的結局。那些工人不堪折磨，終於起而造反，打倒了淺川監督，控制住了漁船。然後，替日本漁船護航的海軍驅逐艦駛了過來。平常受慣愛國教育的船工好不興奮，他們認為帝國的軍艦當然是來保護老百姓的，站在甲板上喝采叫好。「一聲吆喝，水兵一齊在槍頭上了刺刀！把帽帶扣在頦下」。這些水兵「跟衝上海盜船一樣，氣焰洶洶地衝上來，把漁工、水手、火夫們包圍住了」；並且痛罵：「搗亂份子」、「叛賊」、「學羅宋人樣的賣國賊」。這時候，工人們才明白「帝國軍艦，叫得倒好聽，原來是資本家的走狗，幫助老百姓？真可笑，見他媽的鬼」。

梁文道：科學文盲（上）

【am730-觀念】多年以來，輾轉做過多份雜誌的編輯，也曾替不同的報刊策劃過各種版面，其中最苦惱的一件事是找不到人去寫科學題材的文章。有時候明明出了一件震撼全球的大新聞(例如瑞士的CERN建造了可以做出小黑洞的對撞機)，但就是找不到恰當的人選去談它。又有些時候，市面出了一本人人叫好的科普書，可是每個寫手聽到卻都搖頭擺手，避之則吉，結果顯得我們的書評版很偏食。這個情況到了某些「年度好書」選出的活動就變得更嚴重了，幾十本候選書目竟沒有一本科學書，而且各個評審都不覺得這是問題。

五十年前，英國學者斯諾(C.P.Snow)曾經用「兩種文化」去形容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鴻溝；這個有名的說法在今天的學術界裡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大家嫌它太過粗疏。但甩開「兩種文化」的框架不管，斯諾所描述的那種現象卻是我們至今都能痛切體會得到的日常現實。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讀書人不懂科學是正常的，一份書評雜誌幾個月不介紹一本科學書籍是不用辯解的。就算越出狹義的文化圈，我們主流媒體的科學素養也是十分貧血，在同一篇報道裡面往往會出現前言不對後語的邏輯謬誤。為了省事，許多編輯記者乾脆照譯外電，對於任何帶點技術性的名稱則略過不理，又或者不作解釋，給人的感覺是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換句話說，我所見的現象，已經不只是唸人文科學的同道不懂自然科學，更是大眾媒體在自然科學面前的媒體失語。

偏偏我們正處在一個科學發展史上的奇異拐點；比起五十年前，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豐富了；比起五十年前，我們治療疾病的能力增加了；比起五十年前，科技應用對生活的影響變得更廣泛更深入；然而，比起五十年前，社會大眾對科學與科技的懷疑卻也越來越強。這是自從啟蒙運動以來從未見過的現象，科技的進展居然與對它的不信任同時增長。

本來大家懷疑甚至否定的只是那種盲目的樂觀情緒，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把人類推向了高度風險處境，環境的危機使全球面臨末日的恐慌，沒有人再能天真地相信科學的進步必定能夠帶來更好的明天。可是，這種懷疑竟然深入到對所有科學(更準確地說，是對所有科學家)身上。

我推介的一本科學新書《The Black Hole War》。

梁文道：將香港插在世界地圖上

「香港有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西餐」。我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來的，但我知道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一時的說法。那時候我太年輕，也太窮，根本無能印證它的真假。到了我稍有能力出門旅行，有辦法偶爾上上好一點的館子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句老話了。是香港的西餐水準退步了？還是別的地方進步太多（比如說東京）？抑或這句話從來都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呢？然而，無論如何，從今天開始，我們終於又可以再次自豪地肯定，香港（加上澳門）的確是蘇彝士運河以東其中一個西餐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因為米芝蓮指南的港澳版面世了。

米芝蓮指南當然不可能只介紹西餐，但這的確是它的傳統強項，一旦越出這個範圍，就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議與疑問。許多東京老饕根本就不能認同它在日本料理上的品味，我們中國人也很難明白倫敦最好的一家中菜為甚麼會是一家並不怎樣客家的客家館子。可以想見，這本嶄新的港澳米芝蓮也一定會令許多本地食家掉眼鏡。

不要把米芝蓮當做食壇的無上聖經，它原來就是法國的產物，它的成功是法國美食文化的勝利。縱然聖巴斯蒂安成了世上最多星星的地方，但它那群星閃耀的場面也離不開法式料理席捲全球的歷史大潮。無論那顆難得的星星出現在世界地圖上的哪一個角落，界定它的各種條件也還是法國人寫下來的。從用餐的環境設計，服務的方式與態度，一直到菜式的相貌與口味，法國人的傳統都已經變成了西餐的標準了。與其批評他們不懂得我們中國人這一套，還不如長點志氣，弄個「中華標準」出來，跑去法國出本中國人的飲食指南，告訴他們在我們的眼裏，甚麼才算上道的法國菜。

米芝蓮的成功，法式美食文化的成功，其實是過去二十年來「美食旅遊」（gastronomy tourism）興起的側面。我曾經在此說過，以前的旅行和現在是不同的：從前，吃喝是我們旅遊過程必不可少的維生手段；為了趕景點，我們可以犧牲用餐的時間與質素。後來，飲食成為體驗所謂「當地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港式旅行團去了蒙古也一定要來頓全羊「風味」大餐。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卻會為了吃喝而出門；到了巴塞隆那，可以不進宏偉詭奇的聖家教堂，但不能不多花兩小時車程趕去一個風景不甚突出的小鎮吃飯。

而米芝蓮提供的，便是如此一份世界美食旅行地圖（可別忘了，它原本就是個汽車旅行指南）。在這幅地圖上，一個地點的必遊性決定於它擁有多少顆星；某一個具體「景點」的重要性則決定於它的星光級數，三星最高，二星次之，一星再次之。雖然它的繪圖方式是法國式的，但是它的標準卻很一致，同等程度的星光不會因地有異。所以理論上講，你在東京吃到的三粒星不應該比巴黎的三粒星暗淡。

於是對於某些有錢又有閒的人而言，「獵星」成了一種時尚運動。他們旅行就像我們小時候玩過的某種遊戲，去一個地方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摘星，旅遊的成果不在於人生體會的豐富，而在於累積下來的星星數目。換句話說，自從米芝蓮流行之後，美食旅行變得可以量化了，類似積分競賽，大家可以比較「你儲咗幾多粒星」。至於到底吃過了甚麼，吃的東西和當地風土人情的關係是甚麼，反而不及得星星數目的紀錄重要。

飲食一向是顯示社會地位的儀式。對於收入一般的中產階級而言，這種遊戲的代價太過高昂。但是我們都明白，旅行的目的之一就在暫時放棄自己沉悶陳腐的日常生活，暫時換個不一樣的人生。假如我們願意日夜趕工，省吃儉用大半年，再去南太平洋某個小島上過幾天極盡奢華的富豪生活；又怎麼不可以用同樣的心態去偶爾過過那種摘星的癮呢？所以又有些人到了法國能夠天天以麵包充飢，猶如當年「勤工儉學」的鄧小平；再把省下來的盤纏全部豪擲在一間半年前就訂好位子的三星餐，做一晚的有錢人。

終於，香港和澳門這對美食旅遊上的雙子城也出現在米芝蓮的世界地圖上了。雖然它們的星星總數未必及得上東京，但是在漆黑的地球夜空之上，珠江河口的這兩個小點起碼亮起來了。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摘星之旅不妨由此開始。我突然想起半島酒店推出過的那種專益香港人的套裝優惠，不花時間，只要付出稍低於布吉旅遊套裝的價錢，你就能坐上它那綠色的勞斯萊斯，去半島住一晚。現在，我們也能用類似的方法去獲取我們自己的星星印章了。

梁文道：只在互聯網

【am730-觀念】藝術的世界充滿意外。比如說教學電影，絕大部分都是按本宣章，沉悶無趣。但是電影導演杜維威爾(Eric Duvivier)和超現實主義詩人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就曾在1964年合作過一部《Image du monde visionnaire》。它被認為是前衛電影史上的力作，奇詭幻麗，影像的邏輯取代了事的常規，如夢一般地不可思議。雖然很多學者都曾談過這部作品，可是真正看過它的人卻極少極少，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拍給一般電影觀眾看的。《Image du monde visionnaire》的製作單位是瑞士山度士(Sandoz)藥廠的電影部(迷幻藥LSD就是由這家藥廠首先合成)，它的對像是醫學界的專業人士，目的是讓他們透過這部電影感受服用者的幻覺世界。

今天，任何一個人都能在網上極其方便地欣賞這部罕見的作品，因為我們有了「烏布網」(www.ubu.com)。我不是一個太喜歡在網上看電影聽音樂的人，倒不是為了道德和法律的理由，而是很難忍受那些粗糙的影音質素和不太穩定的傳輸效果。除非是要追看最新的電視連續劇，否則我不會在可憐的電腦屏幕上觀看任何市面可得的商業製作。當然，我們都知道許多最新最有趣的藝術實驗正在互聯網上熱烈爆發，所以偶爾在裡頭沖浪碰撞，說不定能遇上甚麼好東西。

去年，我就很意外地在Youtube上看了實驗電影先驅瑪雅．戴蓮(Maya Deren)的好幾部作品：要是從海外訂購光碟，那可得花上好幾百塊錢呀！心喜之下，再接再厲，竟還讓我找出一大串歷史鉅著邊鋒經典。可以想像，上傳者一定都是同好。奇怪，怎麼他們就不怕給人控告侵權？Youtube又怎會放著這些材料不管呢？原來這裡頭有的東西太老，一早就過了版權保存的年限，有的則根本是版權擁有者主動釋放出來的(反正這些作品也賺不了錢，還不如讓更多人分享)。儘管Youtube有這麼多寶貝，但你必需先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甚麼，要不然搜尋起來就如大海撈針，很不方便。然後，我就找到烏布網了。

這大概是網上最大最好的前衛影音資源庫了，從古老的《一條安德魯犬》到當紅新媒體藝術家的最新作品，從約翰．凱基(John Cage)的現場演出紀錄到莫莫無聞的年輕音樂人，從第一期《達達》雜誌的封面一直到拉美新晉藝術家的訪談，簡直是包羅萬有目不暇給。最美妙的還不是它不收取任何費用，而是它的整個運作根本就建立在禮物經濟的概念上；佔用的頻寬是別人多餘出來的，管理和編輯都是義務人員，一切資料檔案則來自全球各地的藝術家和文化機構。換句話說，一個收藏如此強大，編排如此清晰的藝術網站，靠的就是同人互享。最近半年，當有人問我看了甚麼好電影，聽了甚麼好音樂，我都不大答得出來；我幾乎天天泡在烏布裡，闖進眼睛和耳朵的全是一些陌生名字，實不足為外人道。活在當下還真是幸福，以往不知要費多少光陰和金錢才能得見的作品，如今盡在彈指之間。於是，我開始認真考慮一套網絡影音設備的必要了。

梁文道：假如一個外國人做了中國的部長

比起新加坡，美國更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的制度和土壤的開放；假如一個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當總統，那還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呢？雖然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很多人都感到美國的大門正在日漸收窄，但是又要看看它各行各業高端階層人才分布的那種族群紛雜膚色參差的景象，便能發現美國始終是一個移民傳統深厚的國家。畢竟，能夠使它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躍居世界領袖之位的本錢，就是一群群渡海而來的移民。

美國也是諾貝爾獎的大贏家，它生產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數目乃世界之冠，這裡頭起碼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來說吧，在得獎的時候他們全都擁有美國國籍，其中有最後給予他們良好研究環境和資源的，卻是這片大洋彼岸的「僑居地」。

為甚麼是美國──而非中國，能讓這些中國人摘取學界桂冠？何時我們才能見到一位在中國本土的學術機構做研究的中國學者得到殊榮呢？這是很多愛國心切的中國人都曾問起的老問題。可是在我看來，我們還可以從一個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個問題：甚麼時候我們才能見到一位任教於中國大學的日本學者、英國學者，甚至一位美國學者贏得諾貝爾獎呢？

假如我們的學術體制和環境非常優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國名家來這裡過半退休的講學生活，還能引來一群正處黃金歲月的青壯學者到此鑽研學問，那麼我們也一定能孵育出頂尖的中國籍學者。

只不過到了那時候，「代表」中國去領諾貝爾獎的人在人種上是不是中國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土壤豐美，社會開放，真真正正不負大國之名。

面對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現實，要思考的課題不只是他們愛不愛國，也不只是怎麼留住他們，更是如何不讓中國成為全球人才競爭的淨出口國。同時我們也許要調整一下心態，換掉那種常見的種族性愛國主義；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個長得像外國人的人說著一口流利普通話，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播台上，甚至當上了國務院的部長；我們是不是承受得了？

說起大國，我們時時想起唐朝。的確，唐是當時世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首都長安的規模在很多年後才被後來者超越。不過，它還是這樣的一個帝國：商人巨賈不乏碧眼白膚，政府官員有日本和新羅的留學生；最受朝野歡迎的詩人則出生自國界西陲，身上可能還有胡人血統……

梁文道：素叉燒的困惑

我知道有一些素食者喜歡「鬼佬齋」多於「中國齋」，因為他們認為西洋素菜的感覺比較清淡、「真實」，且「自然」。「清淡」也就吧了，傳統中國齋菜（尤其廣東齋）的確是夠油的；但西洋齋菜又為甚麼會比較「自然」而「真實」呢？

理由是西洋素食多取蔬果等自然材料，很少或者幾乎不用齋魚齋肉等豆製人工食品。如果要補充蛋白質的話，西菜就用芝士代替，雖然做不到肉食的質感，但也別具香味。

說得也是，有沒有麵筋素肉，的確構成了中西齋菜料理的極大分別。我們使用素肉的習慣使得中國齋菜比較容易保留一般中菜的傳統做法；無論是百合炒素牛肉，還是糖醋素魚，烹調的技藝與調味的香料都不會和真肉原版有太大分別。相反地，西方齋菜則不會為了讓素食者繼續享受鵝肝的美味，而特別創作一些齋鵝肝出來。因此，他們只好另闢蹊徑，想辦法弄出完全不模仿肉食的素菜；同時又要保留豐富飽滿的味覺層次，不下於一般帶肉的菜式。

於是西洋素菜就要在蔬果的食材組合與處理方式上搞創意下功夫了。

米芝蓮三星名廚亞倫．帕薩（Alain Passard）曾經以龍蝦和烤乳鴿名震江湖，但是自從九十年代末開始，他就逐步取消掉菜單上的肉食了。他宣佈：「我做了好幾年的素食者，現在更完全喪失了烹調肉類的興趣」。即使如此，他的「L'Arpege」仍然令很多人大跌眼鏡地年年穩坐三星之位，秘訣就在於用料的講究和創意十足的手法。例如他最有名的蔬菜盒，表面上看是個盛在酥皮麵包盒裡的燉菜，其實這裡頭可能有多達二十種以上的蔬菜，每一種都按各自火候需要，用不同的小鍋分開煮好，煮出來的菜液會另外做成複雜但又和諧的醬汁；其工序之繁複比起他過往賴以成名的肉品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你近期沒有去法國的打算，又捨得花錢吃菜，可以到香港的 Spoon嘗到原理相近的版本；亞倫．帕薩的素菜革命早已帶動了法國食壇的新潮。

不過，我們不可能天天這樣子吃，所以面對現實吧，要是吃齋，你還得光顧本地的傳統齋菜館。

單從口味來講，我完全可以理解一般人對市面廣東齋菜的批評。然而在宗教的層面上，我卻發現很多人的批評其實是出於誤解。例如，有人會懷疑出家人怎能吃得那麼油膩，似乎有違佛門清淨本色。各位，請用腦子想想，嘴裡的清和心裡的清是兩回事呀！人是雜食動物，不能沒有油脂。漢傳佛教的僧人們已經不吃肉了，你想他們得從甚麼地方獲取油分呢？

更常見的指責就是所謂的「齋口不齋心」；雖然口中無肉，但是面對一桌子素鴨素羊素叉燒，說不定還有一整隻素乳豬；這能算是「不殺生」嗎？廢話！當然算。佛教徒不殺生是不想動物受苦，但這並不表示他們連吃類似於肉的豆製品的權利都沒有；吃齋牛會害死一頭牛嗎？換句話說，「齋口」才是最根本最絕對的；至於「齋心」，難道你吃齋燒鵝就意味著你很想宰殺一頭鵝嗎？「齋口不齋心」的說法聽起來很玄妙很有道理，其實與佛法相去甚遠。我發現說這種話的人往往是自己捨不得肉食之慾，但又要求一個捨不得令動物經受囚禁屠宰之苦的人應該毫無道理地齋得更徹底。不止荒謬，這甚至還有點虛偽吧？下回批評一個因為宗教理由而素食的人「齋口不齋心」，你最好自己先把肉給戒掉。

梁文道：日共回來了？（老革命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後的一個月裏，《資本論》在德國的銷量就上升了三百倍！不過十幾年前，我們聽說歷史已經終結了，人人都將在美好的自由市場經濟裏幸福地生活下去。怎麼才一轉眼，馬克思又回來了呢？當然，德國那驚人的數字做不得準，因為我們不曉得原來的基數是多少。假如《資本論》之前一個月只能賣出一本，那麼現在就算多了幾百人讀它也算不了什麼。日本的情況就不同了。據聞自從去年開始，日本共產黨每個月都以過千人的速度不斷膨脹成長；這可不是讀書那麼簡單，而是實實在在地加入共黨。更奇怪的，是新入黨者多為年輕男女。就日共總書記的說法，造就這場奇跡的是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老書，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熟讀近代中國左翼文學史的人都該聽過小林多喜二。他也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日本頭號革命作家，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當他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警察捉捕入獄，凌虐至死時，魯迅等著名中國作家都曾為他鳴不平。如今看他的作品，也有一種很奇特的感受，彷彿回到從前，資本家都在無情壓榨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全部處在水深火熱的苦境之中；而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則展現出了刻苦卓絕的革命意志……。這一切對上年紀的中國讀者來講一定不陌生，問題是為什麼今天的日本青年會突然「發現」了它，使它復活過來，狂銷數十萬冊呢？照潮流雜誌的推介，日本的年輕人應該喜歡村上隆那種輕飄飄的藝術商品才對呀，怎麼會忽然迷上這種老古董，還要受它感召加入共產黨呢？大部份的觀察家都說這是日本「下流社會」的側面，許多青年打工族發現自己可能一輩子也爬不上去，看不見明天是不是會變得更好。而且貧富差距日見懸殊，那頭有米其林三星指南登陸東京，這頭人人工時過長收入縮水；那頭有名牌旗艦店越開越大，另一邊則有人要打三份兼職來養家糊口。仔細一想，這不正是《蟹工船》裏的處境嗎？一群生活無著的人被迫上船，飄洋過海，在狂風巨浪裏頭，冒死勞動，掙扎求存。至於那些下了班還要用手機和電郵通緝我的管理人員，豈不就像捕蟹船上的監督，不讓我有一刻的喘息時間（雖然他們還沒出到用棍子毒打我這一招）？他們越看越覺得擠得跟罐頭似的通勤電車其實是條堪察加海上的破漁船。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理解不究竟，就算小林多喜二的小說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當年的現實也和今天的情況相去太遠。也就是說，昔年的慘酷並沒有完整重臨，而是透過現今讀者的詮釋聯想，成了一種感知現實的隱喻。例如小說裏的大反派，船上的公司監督淺川，當他知道同行漁船「秩父丸」快要沉沒，其反應竟然是命令自己的船繞道而行，置對方發出的求救急電於不顧。因為「秩父丸保了很高的險，一條爛船，沉掉了反而有利」，結果「秩父丸」全船四百二十五人通通葬身大海。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事會發生在今天，除非你把那個淺川看成是今日某家大企業的老總，雖然公司有盈利，但為了更對得起股東，只好降低成本，把幾百個員工丟到失業的人海，讓他們自求多福。

梁文道：人才是怎麼來的?

【am730-觀念】如果一種公共議題反覆被人拿出來探討辯論，那麼理論上大家都應該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進步，發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學習到更豐富的認知方式。可是一種議題的循環再現，有時候更也是病理性的，恍如童年的不幸遭遇，一再以不同的形狀重現於午夜的噩夢，或者任何杯弓蛇影的幻覺聯想之中。例如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這件事，大陸網民迅速把它變成又一場關於愛國的避辯論。

啊！這是我們多麼熟悉的話題呀！每年起碼要談個三四次，每年我們都能找出幾個「漢奸」的嫌疑犯。為甚麼這個國家有那麼多人想當「漢奸」？大家又為甚麼如此關切愛國這個課題？這種議論方式的重複乃至於壟斷，很容易就會阻礙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許會更有趣也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比方說人才的競爭。

沒有一個國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來源則不外乎自己培育與對外引入兩種。我不知道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算不算是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上從來就處在一個主動出擊的位置上。它固然也著力於培養自己的年輕人，但它更擅長把握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去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內不可能製造得出來的生產力。與它本是同根生的馬來西亞自從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就一直在教育和就職創業的機會上排擠掉不少優秀的華人精英；而新加坡則近水樓台，很方便地就把這些無法在祖國大展拳腳的精英吸納了過去，成為這個彈丸地的發展動力。近年中國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標鎖定在中國身上，不只用獎學金吸引中國學子，還讓他們不用費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資格，變成前進中國拓展新市場的先鋒部隊。它的策略如此大膽激進，乃至於本國老百姓開始心生不滿，屢有怨言。

這也許是一個島國的生存之道；對他們的政府來講，問題不單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人，還是能不能把這個最優異的人也變成新加坡人。相對而言，中國人口龐大，人才的儲備層次也遠較新加坡豐富多樣，似乎用不著學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獵頭狠招。可是我們不妨再看一下美國的情況。

今天的美國已不是當年那塊有待拓殖的新大陸了，它的人口數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屬世界前列，可以說是要用甚麼人就用甚麼人；為甚麼它還要持續拉攏移民？甚至出到網上「綠卡」(The Green Card Lottery)這種怪招？其實在對待國民身份這個問題上，美國的策略可說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華，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甚麼地方，我都歡迎你。

梁文道：齋口不齋心？

如果按照正常的標準來看，我大概很快就要喪失撰寫飲食文章的資格；因為我素食的傾向愈來愈強，搞不好那天就要開始守齋戒了。

然而，我又很能體會蔡瀾先生「未能食素」的心境。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種經歷，如果一桌人坐下來點菜，其中一個事先聲明吃齋的話，鄰座可能會覺得自己被人冒犯了。為甚麼？因為素食者總給人一種異樣的道德優越感，總是使人以為他的倫理標準比較高，自律能力比較強。而大夥吃飯本來是件很愉快甚至很縱慾的一件事，突然旁邊多了一個禁慾主義者，豈能不叫人掃興？這就有點像一堆黑社會的小流氓正在肆無忌憚地粗口橫飛，大佬身邊的「阿嫂」忽然冷冷地道一句：「我本人唔係咁鍾意講粗口」。

其實我是有親身體會的。很多年前，和一個後來出了家的同學在大排檔吃飯敍舊，正當弟兄們興高采烈地要叫幾瓶冰凍啤酒時，他卻平靜和緩地說：「其實我已經吃齋了」。我們很愕然，一起轉頭看著他那彷彿散發著天使光采的慈善面容，他又接著說：「沒關係！不用理我，你們儘管叫儘管吃，我要碗粥就行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野蠻的食人族遇上了從文明社會過來傳教的牧師，羞愧難當。我是不是該把他也煮來吃了呢？

看一些鼓吹素食的書，裡頭常常列舉歷史上吃素的名人故事，似乎是想叫大家傚法偶像，找到楷模。不過，他們往往（也許是故意地）忽略了一個著名的素食者：希特拉。人稱「希魔」的希特拉是個素食主義的信徒，常常對軍人和學童宣揚吃素的好處，因為當年有一位法西斯思想家認為素食不止可以提升人的精神狀態，還能促進日耳曼人種的進化。也有另一種版本，他們說希特拉私底下溫良和善，不止不吃肉；連看到動物紀錄片裡弱肉強食的場面，他都會不忍地別過頭去。在他的晚年，其食譜更是日益單純，天天吃來吃去都是那幾道蔬菜；儘管如此，他還是要煞有介事地在每頓飯之後客氣又熱情地當面歌頌他的廚娘：「太好吃了！你做的飯永遠都是那麼好！我太感謝您了」。

後來有很多學者爭論這個問題，不少人懷疑希特拉究竟是不是個百分百的素食者，有人認為他吃素吃得不徹底（因為他吃蛋），有人發現他其實很喜歡一道用鴿肉做的菜，也有人找到證據證明他只是儘量少吃肉而不是完全不吃肉。不管怎樣，這些討論都隱隱帶著一股難捺的情緒，否認希特拉是素食者的人總想努力確認他真不是一個好東西。例如一個學者寫到最後，乾脆有點動氣地說：「無論如何，就算他偶而吃素，也絕對不是為了道德理由」。

為甚麼這批學者要這麼努力地揭發希特拉的素食者面具呢？那是因為怕別人用他詆毀素食者的形象，更怕有人因此開始對「希魔」多了半分人性的同情與理解。其實客觀地看，素食者的品格就一定比較高尚嗎？人類可以為了某種倫理信念吃齋，但並不能由此反過來推出素食者都很道德的結論。在我看來，一個不忍殘殺小動物的希特拉要比一個沉溺在酒池肉林裡的希特拉更可怕。想想看，一個害怕參觀牲畜屠房的人（據說他曾經被烏克蘭的一座屠場嚇儍了），同時卻下令「解決」幾百萬人的生命，這不是非常非常地變態嗎？

梁文道：陳水扁葬送了台獨運動

也許中國政府應該頒一個獎章給陳水扁，因為他幾乎以一個人的力量，就糟蹋掉了台獨運動累積了數十年的道德權威。

不管它的訴求是否合乎理法，又是否符應公認的政治原則，任何一場社會政治運動都不可能在沒有道德權威的情況底下發揚壯大。甘地在推動印度獨立的時候，他個人的禁欲生活與絕對的非暴力主張就是那場運動最大的道德本錢。這份重要的無形資產不只在他的追隨者頭上增添了聖潔的光環，還使得許多英國人為自家殖民地軍警的暴力行動羞慚得無地自容。印度獨立運動的目的固然是「道德」的，現在看來也完全用不著爭論，但當年它卻不能不倚靠這個目標以外的道德資源去證成它的主張。

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一群善人帶領一場立意良好的社會運動，所以有些政府就會想辦法謀殺反對運動領袖的人格，希望達到轉移視線的效果。例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他的立場無懈可擊，他的夢想難以拒絕；而且他還頂著牧師的頭銜，身具無窮的魅力。當年的美國政府為了消除他的影響，刻意張揚他在召妓之後被埋伏於汽車旅館外的槍手所刺殺的事實，目的就是要防止他在支持者心目中上升到一個殉道聖者的地位。

還有另一種情形，是一群「好人」帶頭干一些令人髮指的壞事。遠如納粹興起前的歐洲反猶運動，那時有一批人把自己樹立為樸實的農工代表，指控猶太裔的商人和銀行家狡詐貪婪。近如阿爾蓋達等激進伊斯蘭組織，其領導人往往以純潔忠貞的面目示人，使得他們對西方社會道德墜落的譴責顯得更為有力。

台獨運動也有它的道德遺產，來自於國民黨威權時代的高壓統治。那年頭的台灣不僅不民主；不僅沒有言論、出版，以及集會游行的自由；還有一個「警備總部」的陰雲籠罩在所有潛在異見者的頭上。嚴格來講，當年震撼全台的「美麗島事件」並不能只用「統獨」框架定性，它根本是一次威權政府與民間反對力量的正面交鋒。雖然國民黨政府贏得一時的勝利，但卻因為暴力鎮壓和不公的審判而輸光了所有的道德力量；再加上「林家滅門」等不明不白的慘案，它更為對手造出了「聖人」林義雄，與「為正義而辯護」的律師陳水扁。

隨著民進黨的成立，台灣的種種反抗力量要不是漸漸被綠營吸納，就是被政黨鬥爭邊緣化，而這一切以血淚換回的道德遺產，後來就都自動轉入台獨運動的戶口了，再經過政治運作加持於「台灣之子」陳水扁的身上。所以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仍然有狂熱的追隨者站在台北看守所外面高喊「台灣大總統陳水扁！」，相信他真的受到了政治迫害。

可憐這種聲音是多麼的孤獨，這種人是多麼的稀少，陳水扁一家的荒誕醜陋已經敗壞掉那份得來不易的資產了。他的海外賬戶每被查出一筆錢，那個歷史戶口裡的貨幣就少掉了一筆；他越是死命抱住台獨的名義，台獨的「純潔」就越是可疑。將來仍然有人會支持台獨，也仍將有人出面領導這場運動；不過，若是要想要恢復它失去了的道德光環，卻或許是很多年之後的事了。

梁文道：一個北國讀者的感想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近年，我和馬來西亞的關係越來越深。我認識了很多朋友，有的在朝當部長，有的在野搞運動，有的還坐過政治獄。有一個朋友誠懇實在地做他自家的小買賣，也有一個為了左翼理念奮鬥了大半生。我在主流的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但我也有許多朋友浪跡於獨立的網路媒體。甚至連我的授戒師也是一位馬來西亞的法師。這是什麼因緣？

我喜歡馬來西亞的食物，色彩斑斕氣味濃豔，喜歡這裏不同的文字和口音，眾多的神祇與節日，構造成繁複如迷宮的文化脈絡。以一個中國人的標準而言，我甚至不尋常地想念這裏的天氣，天天炎熱得讓人汗流浹背，卻又總有一場大雨傾覆如洗。當然，我還迷上了馬華文學。可是，我仍然不知道這片土地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的好友林悅已成為馬來西亞當紅的旅行作家了，她和夥伴走過大半個地球之後，才說要去走一趟自己的祖國。最初不清楚她的目的，還以為將會看到一本正常的遊記，裏頭有各地風土人情，有許多的味道和聲音。然後我在《榴槤國度》讀到了一個支持回教黨的華人，一個獨自發掘馬六甲遺產的文史工作者，一個放棄搖滾回到家鄉繼承祖業的小老闆，一個在柔佛巴魯和新加坡之間躊躇的專業人士，一個心向中國的首代移民，一個獻身未來的愛國（當然是馬來西亞）青年……他們全都有殊異的路徑、節奏與步調，卻又或多或少地運行在相近的軌道上，流亡、遷徙；交織且撞擊出一張記憶地圖。

這是張用華語標記的地圖，上頭每個紅點對我而言都似曾相識。透過林悅的筆端，那些人物的語氣、神態和手勢都躍然紙上。我覺得自己應該認識他們；但又有一種奇怪的距離隔在中間，彷彿發生了難以掌握的方向位移。這張地圖和平常的不同，它好像是張南北顛倒的地圖。林悅在序言和結尾問過自己兩次：「我愛國嗎？」這就是那個挪移了我視點的座標。不只因為她所說的國家不是我的國家，更因為兩種愛國方式的不同。

在我成長的那片北方國度，不管是大陸、台灣，還是港澳，我們一直都被教育成歷史的忠實讀者。認識自己的父祖和來處，就是認識自己的國家。國家與個人之間有一條抽象的血脈，個人的系譜可以接上整個國家的歷史，你忠於自己的過去，就是忠於自己的國家。在中國「同文同種」的神話底下，那些宏觀的歷史和自家的宗譜必須要用中文來解讀；「中文」、「中國史」與「中國人」是連接在一起的神聖紐帶，是愛國者必須走完的朝聖之路。假如我們也有像林悅一樣的作者，行遍半壁江山，記下同胞移動的路線，刻畫他們與鄉土的聯繫，追溯他們和母語的關係，他一定會被認為是一個愛國的人，因為這個舉動是鼓動愛國情緒的壯舉。

然而，在林悅的國家，情況卻可能完全相反。一個華人使用華語去尋找其他華人的故事，而且故事裏還有數不清的空白與挫折；這能叫做愛國嗎？我懷疑。因為在這個國家，華人的處境是與眾不同的，當其他國家的國民要用記憶去喚醒自己愛國的情緒時，馬來西亞華人的愛國卻要以失憶為前提。其他地方的人用歷史去確認自己的身份，在這裏，確認身份的辦法卻是抹除歷史。其他地方的人以母語去構築自己在世界上的起點，這些人竟然要用失語來證明自己。

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在《榴槤國度》讀出林悅原來並不愛國的答案，因為任何一個人如此用心於自己的土地，尋找自己和這片土地間所發生的種種故事（不論那是怎樣的故事），她都很難不帶愛，不對斯土產生休戚與共福禍同當的感情。可是由於上述的獨特處境，說自己愛或不愛這個國家都是困難的，所有不假思索的回答都是廉價的。

我，身為一個外國讀者，用我能瞭解的文字閱讀這份方位倒轉的地圖，於是得到了一個顛覆性的世界觀。他們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歷史，雖然這同一段歷史區隔了彼此；他們的語言也是我們的語言，雖然這同一種語言生產了差異。儘管我依然不能確切地說明自己的複雜感受，不過我想這份地圖起碼能讓雙方達到一個共識：一個國家不必然建立在同一個種族、共同的語言以及相連的歷史之上。「同文同種」的，不一定是「同國」；「同國」的，也不一定就要「同文同種」。

梁文道：不要議會，我要專家（香港的理性二之二）

【明報-筆陣】文化評論人

香港立法會終於援引了《特權法》，成立委員會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誠如許多評論家所說的，這個舉動不一定能幫助受害的市民盡早得到賠償。可是比起「證監會」和「金管局」這兩個部門的工作，立法會的調查卻有很不一樣的意義，因為它將曝光許多銀行界的運作內幕。所以，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銀行界裏頭的人，都很擔心此舉「會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看法和信心」。

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議會，都曾傳召包括銀行在內的商營機構，迫使他們向民意代表全盤托出自己公司和行業的運作方式與資料；為什麼他們就不擔心自己的營商環境會受到影響？不害怕國際投資者對本國失去信心呢？又為什麼同樣的事件發生在香港時，卻有不少人覺得這種擔憂很合理，甚至認為「立法會的介入會破壞了香港建立的原則」呢？香港做事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再看政府為了應對金融海嘯而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這個高層次會議的任務是為香港在逆境中謀求經濟的出路，替政府出謀獻策，視野要求極寬，肩上擔子極重。可是除了小部分人曾經質疑其成員構成的代表性之外，大多數人的目光卻眼於那些獲委任者的資歷及專業背景，看他們「懂不懂經濟」， 「夠不夠專業」；彷彿沒人覺得把香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交到這幾個人手上是有問題的。

政府成立的各種大大小小委員會，歷年不知凡幾。它們一向被認為是建制吸納人才，形成社會共識與和諧的利器；也是在官僚機器和「公民社會」中間搭起「手臂距離」的不二法門。雖然其中也有純粹用作裝飾的花瓶，但又的確不乏權責實在影響深遠的機構。假如大家都覺得未經普選產生的香港政府是不民主的，我們又憑什麼相信這個政府成立的這些委員會？憑什麼以為它們要比政府更「民主」更有效呢？

如果把雖有民選成分但權力範圍重重受限的立法會，與這一大堆由政府派生的諮詢架構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香港果然很不民主。

先別管個別議員的「素質問題」，有趣的是，很多人竟然還要嫌真正能夠代表市民意見的立法會太過多事，認為民意代表不該什麼都插上一手；最好把東西全交給那些不知如何產生，又不太用得向議會和市民負責的「專家」去處理。莫非這就是香港做事的原則？就是香港人熱中標榜的「理性」？

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非常右傾，我常和朋友開玩笑說，如果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和德我肯（Ronald Dworkin）等當代自由主義健將生在香港，他們一定會被人當成極左派。儘管有不少學者都曾指出，以香港對公共房屋和醫療的投入看來，這塊地方實在算不上是「大市場，小政府」的典範。可是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卻還是以幾近自由放任的「積極不干預」為圭臬，看重「傳統基金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多於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標。從政府、學界，一直到輿論談論政策的框架與標準，都不難令人看到「政府不應干預市場」和「能者自付」等種種說法確實是香港社會的「共識」。

由於已經有人做過深入的歷史分析，我不打算追溯香港右傾主流思想的形成過程；可是源自殖民地時期的這套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政治效應，卻很值得一談。與一般人所想的相反，對於「大市場，小政府」原則的信仰不只沒有構成香港民主化和去殖化的動力，反而還意外地產生了阻礙民主解殖的作用。我們今天之所以那麼害怕立法會裏那所謂的「民粹主義」，那麼不質疑諮詢架構的權力來源，其實是和香港的自我理解有關的。

梁文道：麥凱恩憑甚麼認輸？

【am730-觀念】足球也許不是英國人發明的，但他們的確創造了現代足球的形式與規則，例如把一場球賽分成上下半場。十九世紀初葉，從哈羅公學到伊頓公學，從牛津到劍橋，幾乎沒有一家學校的學生不玩足球。問題是他們不只沒有共通的玩法，甚至連足球和橄欖球的區別也還沒開始區分清楚。於是一遇到校際比賽，你用腳踢，我用手接，大家鬧得不可開交，混亂非常。所以他們想到了一個臨時的解決方法，那就是將球賽劃成上下兩截，上半場依你的規矩，下半場就按我的來。

在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裡頭，除了奧巴馬那動人的勝選演說之外，我覺得麥凱恩的認輸演講也絕對不容忽視，那可能是近年同類講辭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麥凱恩告訴他的支持者，這次失敗「是我的錯，而非你們的」；還壓制倒采，極度寬宏地呼籲大家要支持奧巴馬，說「他是美國總統，我的總統」。他沒有否認雙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對手勝出的意義與民主的真諦，認為這一次選舉證明了每一個公民都不該忽視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響力。最令人動容的，是麥凱恩到了這個時候仍然不忘慰問剛剛失去外祖母的奧巴馬。為他的演講加上了一個格外有人情味的註腳。

麥凱恩的演講固然表現出一位政治家的格調(『格調』，在今天的政治世界裡，這是多麼陌生的字眼呀！)，但這種個人風格的美善其實來自於背後一個客觀習慣的存在，那就是要尊重遊戲規則。既然大家都下場參與了民主普選，就該明白「願賭服輸」的道理；只要雙方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對規則本身提出異議，而且跟著它一路玩下來，便要接受這場競技的最終結果，絕對不能輸打贏要。

為甚麼出來的結果明明不合己意，卻還不能表達不滿甚至反悔覆盤呢？原因絕不僅止於風度尊嚴等人格因素，還包括了更深層也更真實的願望，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足球規則制定和普及的歷史中得到啟示。假如當年那些學生只想關起校門自己跟自己踢球，他們用得著發明上下半場這種點子嗎？假如那些不同的學校只想辦一次校際比賽，以後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話；他們還用得著約束自己去服從規則接受賽果嗎？

民主選舉其中一個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遊戲規則：參與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須和其他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還得一起生活下去。於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覺得還算公平的規矩，然後按規矩辦事。在這意義上講，選舉乃至於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遊戲方式，其實都是為了解決人我共存的問題，都是為了達到社會團結的目的。

梁文道：賤骨頭

每次帶外地朋友去陸羽，我都會重複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你們知道嗎？當年英女皇訪港，也想去陸羽來一趟正宗的廣式飲茶。可是陸羽卻說位子早都訂滿了，沒空招呼女皇她老人家。其實呀，陸羽根本沒甚麼訂位不訂位的問題，它的位子全都留給熟客，有時候明明看到它有剩餘的桌子，他們卻偏說滿了滿了，把你打發出去」。雖然今天的陸羽老早就不是這個態度，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這個傳說再說一遍。

為甚麼？大概是為了讓它聽起來好像好吃一點吧。「夠寸」，似乎是我們用來判斷一間餐館夠不夠好的標準之一。雖然大家都喜歡無微不至、賓至如歸的招待；可是我們華人身上好像就是有一塊骨頭比較賤，總覺得現在那些禮數週周的地方很可疑(例如從美國學來的那套侍應對答，老是在你點完菜之後讚嘆一句：『真是明智的選擇！』)總是認為口味比服務重要一百倍(還記得倪匡評論 Nobu的那句名言嗎？『一百分！服務九十九分、食物一分』)。而好口味的表徵，竟然就是店家很「寸」。

真的，你去比較一下其他地方，便會發現華人的飲食文化確實多了這麼一根骨頭。

去歐美的名牌餐廳，最難過的那一關就是訂位那一關，一間館子的聲譽往往建立在訂位的困難程度。我常常懷疑，像French Laundry和El Bulli這些地方的名聲之所以如此響亮，其實是因為大家故意在訂座的方式上耍花招。近年威震紐約的韓裔大廚David Chang開了一家高級小餐館Momofuku Ko，只接納網上預訂，人數卻只限一位、二位、以及四位等三種組合。每天早上十點，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湧上它的網頁查看還有沒有空檔，爭著訂座，手指動作稍為慢一點，你就會接到「抱歉」的訊息。這個搶位遊戲通常在兩秒內就結束了。

再看日本，有不少頂級食肆神神秘秘地躲在窄巷橫街，門口招牌似有若無，好像深怕被人發現。訂座？你得道出介紹人的名字，就跟見工面試似的，推薦人要是夠份量，或者是他們的老主顧，你才有機會走進去飽餐一頓。

但是，所有這些外國佬都只會在你進門之前為難你，一旦你坐了進來，他們便換張臉孔待你如上賓。等到你走出去之後，就不免要感慨天堂的門果然是很窄的。只有我們中國人，喜歡在你坐定之後還要繼續折磨你，彷彿是要用擠迫的座椅與惡劣的態度逼你忘記週遭的環境，全神貫注在食物上；啊，地獄裡一滴清涼的露水是何等地甘甜呀！

我住在大埔的時候，附近有家遠近馳名的麵檔。每逢中午，都有幾十人搭枱坐滿四、五張大圓桌，而桌外則團團圍著三圈等著入坐的食客。好不容易輪到自己，剛要拿出手巾擦乾臉上的汗，老闆娘便會走過來快而狠地問一句：「粉定麵？」。假如你夠膽問她「有冇牛腩河？」，她就會冷冷地指著遠方：「過隔籬啦！呢度淨係食魚蛋」。總算吃完，滿足地手執牙籤，正打算回味片刻；老闆娘又過來了：「食完仲唔走？」

最近到馬來西亞的新山演講，當地的朋友知道我對巴生肉骨茶讚不絕口，頗有點默默不樂的樣子。聽完我那巴生肉骨茶店不准客人加湯的故事之後，其中一人說：「那算甚麼？XXX更厲害，每天定時收鋪。有一天他們正要關門，這時，郭鶴年卻正好走了進來，雖是舊客，但老闆還是連連揮手趕他出去，這位超級富豪也只能垂頭喪氣地離開」。另一人不甘示弱，也提供了一則傳說：「你去過XXX嗎？我親眼見過它的老闆給一桌客人激怒了，不只破口大罵，還把整鍋肉骨茶倒進河裡，立刻收檔趕客」。結果舉座為之神往，人人都問這家店到底在甚麼地方？

梁文道：再談美國的自信

【am730-觀念】在奧巴馬反覆強調的「改革」與克里特切利解析出來的「共和體」之間，那個連結的關鍵其實就是巴馬自己：一個在外島出身的黑白混血兒(所以他是美國夢的具體化身)，一個《哈佛法學評論》的前主編(所以他是精英)，一個芝加哥的社區工作者(所以他心懷基層)，一個四年前才進入國會的新人(所以他說的『改革』要比希拉莉有感官上的說服力)，一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國會異見者(所以他能受到國際歡迎)，一個主張公平稅制和全民保健的溫和左派(所以他能令選民想起對抗大蕭條的羅斯福)，一個用人唯才的跨黨派領袖( 他找前聯儲局主席沃爾克當顧問，所以又讓右翼稍稍放心)。

換句話說，他的形象本身就是以改革邁向共同體的那道橋樑。我仍然不能忘記美國那可怕的背面，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這個國家自我修復的能力與速度。不久之前，歐洲人還在取笑它的頑固保守，覺得這個國家還有那麼多人相信「我們的祖先曾與恐龍和平共處」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可是11月4日之後，幾乎歐洲各地的主要報章都在問同一條問題：「我們甚麼時候才會擁有一個奧巴馬？」。至於亞洲，則有一向以種族岐視的政策知名於世的馬來西亞，他們的馬來人首相在第二天也要被迫回應這道令人難堪的問題，他尷尷尬尬地解釋：「任何人都能當首相，這要看人民的選擇」。而我們中國，更多年輕人關心的是，甚麼時候他們也能投票選出自己的領袖。一夜之間，美國竟然又成了那個領先全球的先行者，激勵世界各國無數弱勢群體的「機會之地」。奧巴馬勝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個美國朋友發來的電郵：「從前我總是為自己身為美國人而慚愧，彷彿去到哪裡都會聽到美國的壞話，美國護照甚至成了最不安全的旅行文件。但是今天我要驕傲地告訴你：「我是美國人！」。

聽說那一晚，連一些共和黨員也被巴馬的勝選演講感動得默默流淚，因為正如他所說的，有些投票的老人真的見證了一場奇跡。六十年前，還有不少三K黨徒把黑人吊在樹上處死；四十年前，還有黑人為了在密西西比州爭取投票權利而被捕；二十多年前，民主黨還不敢提名黑人牧師傑西．傑克遜當副總統候選人。那一夜，很多有幾十年資歷的記者都說，是他們見過最令人激動的大選之夜。我明白了，使奧巴馬贏得勝利的真正原因，使那多美國人歡呼落淚的真正動力，是他們終於可以再一次地肯定自己了。起碼在這一晚，他們發現小學教科書上所說的美國故事，是真的。

梁文道：美國的自信（甚麼是美國二之二）

【am730-觀念】且先撇開膚色不談，奧巴馬只用了短短四年，就從一個初登全國政治舞台的新人，變成了美國總統。光是這個點就夠嚇人了；到底他憑甚麼呢？起初，我以為他憑籍的只是極為出色的表達能力，以及一套純熟自足的修辭體系。但是在後來的競選運動裡頭，我們看到他的政綱日益充實；在與對手不斷交鋒的過程之中，他的各項政策提案變得越來越具體可信。

然而，能夠讓華盛頓陷入徹夜狂歡，令芝加哥街頭的車輛鳴聲長響的，還是他那些演說表達出來的主題：「變革」。

仔細地閱讀奧巴馬的講稿，我們會發現他所講的「變革」，就和美國史上每一位偉大領袖所提出的改革一樣，其實都是種返根溯源的「復古」。

例如馬丁．路德．金，當他向著幾十萬人宣布他的夢想時，他不是在說一番沒人聽過的白日夢，而是一個建國者未完成的理想藍圖。換句說話，他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種美國夢的再詮釋；唯有訴諸每一個美國人自小聽到大的那套理念，一場改革運動才能真正發揮出龐大的能量。

美國左翼哲學家克里特齊利(Simon Critchley)在他最近一篇發表於《哈潑》(Harper's Bazaar)雜誌的講稿裡指出，除了變革、奧巴馬還很喜歡「共同體」的觀念，時常提醒美國人不要再糾纏在「藍州」與「紅州」、「保守派」與「自由派」、「異性戀」對「同性戀」、以及「白」對「黑」的種種分歧之中；卻要記住「這裡只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可是足以團結這個共同體的理念到底是甚麼呢？克里特齊利認為奧巴馬的態度是疏離的，在哲學角度上說，他的答案只是「空洞的能指」。

我本來也很懷疑奧巴馬的言辭沒有甚麼實質的內涵，可是後來我才發現除了政綱的充實之外，他其實還非常巧妙地把「改革」與「共同體」聯結起來了。

他所謂的同一個美國，其實是相對於共和黨右翼的另一種真正美國人，這種美國人不執著於性取向的問題，不在意膚色的分別，不強調個別宗?價值的優次；這種美國人就是「建國之父」所許諾的夢想追隨者，是「獨立宣言」與憲法等「聖書」所建構出來的公民。

他口中的「改革」不是突破性的創新，而是矯正過去八年來的扭曲，回到經典美國夢的正軌，讓美國人變回「真正的美國人」。

梁文道：蓋茲逛酒吧（瓜，這是政治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一回我在一家賣影音光碟的小店閒逛等人，一股消費的慾望莫名生起，於是站在一小排紀錄片前猶豫了一會，不知該買張《與CEO對話》，還是《香港UFO實錄》；最後我挑了後者。請不要誤會，我對CEO沒有任何意見，只是UFO實在比較有趣。

過去幾年，「CEO」這頭銜實在太過威風，乃至於不少只有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也要創出一個CEO的職位，讓有志者過過英才癮。那些在電視上「高對話」之類的節目真是好玩，假如亮相的是外國大企業的高層，他們就喜歡說些其實你我都懂得說的人生大道理，但台下觀眾還是如癡如醉，彷彿在聽先知的示；假如是國內的富豪與「執行官」，則愛談一些很宏大的戰略分析，可是很神奇，後來你聽說其中有幾個戰略家居然進了大牢。

坦白講，我們如此愛聽這些人說話，不是因為他們說出來的話字字珠璣，而是因為他們很有錢。克魯曼查閱美國聯儲局的研究，發現1970年代美國102家大公司的CEO的平均薪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20萬美金，是當時全美平均勞工所得的四十倍。到了公元兩千年，CEO的平均年薪已經到了九百萬美金以上，是平均勞工薪水的三百六十七倍。克魯曼認為這個變化其實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主管的品質與品質的重要性，都無法以明確的數字呈現」。而且就算「企業董事會能正確判斷主管的品質， ……他們實際支付高階主管的薪資也有一大部份取決於其他公司的作法」。甚至「金融市場會質疑一家支付執行長薪資不大方的公司」。

為什麼今天的一般勞工並沒有比幾十年前賺多了幾倍（照克魯曼引用的數字，他們的實質所得甚至還比從前低了），而高層主管的所得卻像火箭一般直線上升呢？主要是「過去可能譴責主管領太高薪資的新聞媒體，現在卻歌功頌德他們的經營天才；過去領導平民控訴企業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現在卻奉承巴結政治捐獻的金主」。這是幾代人心態變化的結果，從前要是聽說有人的薪水是其他員工的幾百倍，不只一般人會生疑，連股東也會感到不解甚至憤怒。但是現在，我們只會羨慕他們，看他們平常吃些什麼，好奇他們的家居裝潢。我們早已不再覺得「公平」是種重要的「倫理情感」（ethos）了。很多評論家也注意到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傾向，但是除了再三保證「滴漏效應」必將出現之外，他們只會告訴你「至少人人最終都比以前過得好了」，甚至坦白承認「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

然而，每個人的日子都比以前過得好了嗎？資本主義就要無可避免地拉大收入的鴻溝嗎？克魯曼說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寓言：「如果蓋茲（Bill Gates）走進一家酒吧，酒吧裏顧客的平均財富將直線上升，但跟他同在酒吧的其他人並沒有比以前富裕。所以經濟學家想描述一群人的典型成員生活的情形──不是少數過得特別好或特別差的人──時，通常不說平均所得，而會說中位數所得，也就是一個比半數人口有錢，但比半數人口窮的所得。那家酒吧的顧客中位數所得在蓋茲走進去時，不會像平均所得那樣直線上升」。

現在的美國就像比爾．蓋茲走進一家平民酒吧，一方面多了不少超級鉅富；另一面，「2005年全職工作男性的中位數通脹調整薪資，略低於1973年的男性」。身為「新凱恩斯主義者」，克魯曼特別懷念美國從「新政」到「大社會」那一段貧富差距大壓縮的日子。當年的美國以薪資控制大幅縮短薪資的差幅，對富人大舉加稅，工會的勢力大為擴張；按照標準經濟理論，這種違反供需法則的政策會使得投資萎縮，阻礙生產力提升，從而摧毀經濟。不過克魯曼認為歷史實況恰好相反，「那段平等時期正好是一段史無前例的繁榮期，且後來一直未曾重現」；即便是眾口稱譽的列根時代，也遠有不及。

相對於注重個人謀利自由的傾向，克魯曼比較關心平等的價值，這是傳統左右光譜之分的兩端。對富人加稅，重新恢復工會的活力，以及擴大政府福利開支這些建議當然會引來不少非議；但是這個世界的鐘擺的確在回擺，從右翼向左翼搖盪。無論你站在什麼立場，起碼也要看到克魯曼政治經濟學的一點提醒：加稅和擴大福利開支固然是用「政治干預經濟」；不過減稅和縮減福利措施也不見得是不「干預」，它同樣也是種政治行為。經濟從來不曾運作在一個真空的政治背景之上。

梁文道：奧巴馬的「黑」（甚麼是美國二之一）

【am730-觀念】這真是奇妙的一天。看見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我也不由自主地興奮起來，尤其在麥凱恩發表那段大方而優雅的敗選感言之後，更是讓人不禁感慨：美國始終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然而，我又知道，這一切可能只是幻影。畢竟，對於奧巴馬那驚人魅力，我始終都有幾分很大的保留。從小我就聽過，美國是不一樣的。他們說，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憑理念建立起來的國家；「人人生而平等……」。

只要你認同，無論你來自何方，無論你是甚麼膚色，也不管你的出身與階級；你都可以在這片新天地找到屬於你的位置與機會。今天一談起美國就滿腔怒火的中國青年大概不知道，六十多年前的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是很不一樣的。當年的美國派出大量的青年到兩個遙遠的戰場上去為其他國家而犧牲，為甚麼這個國家要去打一場本來和它無關的戰爭呢？雖然後來的學者給出了許多更現實也更合理的解釋，但是當我在讀「飛虎隊」的往事時，我知道那些黑白照片裡的年輕臉孔背後真有一種天真信仰。不管美國政府的高層當時在打甚麼算盤，那些正當盛年的小伙子在美國軍方的支持下，的確是自願來到中國。彼時仍未發生「珍珠港事變」，他們就開著飛機穿行在險峻的深谷之中；其中有許多人就此留落異鄉，再也回不去了。為甚麼？這些人要為他們所不認識的中國而送命？

年紀漸長，見識多了，我逐漸瞭解到美國的陰暗。在它理想的背面，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帝國計劃。為了完成這個計劃，它可以違背自己對民主的誓言去推翻一個民選政府，也可以假借這個理念去侵入另一個國家。在外國移民不斷湧入去尋找謀生機會這兩百年裡，它沒有停止過它的對外戰爭；例如「美西戰爭」就不知斷送多少墨西哥農民的生計。我還知道，這個號稱「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家並不真的完美。例如奧巴馬，人人都說他是「第一個黑人總統」。可是為甚麼他會是個黑人呢？明明他是個混血兒，對自己的黑人父親所知不多，從小被白人母親與外祖母撫養長大，為甚麼我們不說他其實是個「白人」？難道有一半的血液來自父親，就注定他是黑人嗎？想想看，在美國有不少白人和亞裔所生的後代，他們並不會因此被認做是亞洲人。

一直以來，在美國的法院，在政府保障黑人入學權益的矯正政策裡頭，在白人至上主學者選擇攻擊目標的時候，都有這麼一條似乎不證自明的規則去辨別誰是黑人，那就是惡名昭彰的「一滴法則」(One-drop rule)。所謂「一滴法則」，來自黑奴時代的美國南方；它的定義是只要你身上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了，哪怕那滴血來自你從未見過的曾祖父。這條規則隱含的文化假設是白人的血液無比純潔，不容染污。一盆白水，只要不小心滴了一點黑血進去，它就不再乾淨了。所以奧巴馬當然是個黑人。

梁文道：好日子結束了

有時候我會想起童年吃西餐的往事。那年頭，一般人所謂的吃西餐，往往就是去紅寶石、波士頓和車釐哥夫一類的地方，叫一客鐵板牛扒，有一塊餐包，還有一碗忌廉湯，最後還送一小杯啫喱與咖啡。就是如此，我們已經覺得是場盛事了。我懷念這樣的年代。

現在呢？有點自尊的中產階級恐怕都不會再吃這種「西餐」了。你得說清楚自己到底想吃北意大利菜，還是南意大利菜，它們是不一樣的。生蠔也不再是自助餐裡用來計算「性價比」的單位，你必須搞明白甚麼月份南半球的蠔會比較肥美，Belon又分成哪幾種等級。

我已經不記得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討論飲食成為一種時尚，一種身份的象徵，一種能夠賺錢能夠出名的行業。也許就是飯桌上的每個男人都開始不斷晃動葡萄酒杯的那一刻吧；最初我還以為這是種新興的腕部運動。

我也一直不大明白，為甚麼身邊會有那麼多高級食材的資訊。白松露、越光米、初榨特級橄欖油、西班牙黑豬火腿……香港人就真的都這麼有錢嗎？前陣子和著名的台灣「食家」舒國治談起（其實他寧願別人叫他作家），他說台灣也有這種現象，「美食」二字氾濫成災。以前一個賣牛肉麵的人就是個老老實實的麵師傅，現在他會告訴記者自己做的是種「美食」。

又比如說漢堡，我從來都不嫌棄這種美食家曾經很嫌棄的快餐食品；相反地，我還挺喜歡吃漢堡。弄得好的話，它真是一頓飽滿實在的平民晚餐。然而，在最近的漢堡熱潮裡，我卻看見許多用和牛肉做的漢堡。假如吃得起和牛，又為甚麼要把它打成免治肉餅？還有那些下了鵝肝的漢堡，不是不好，只是有這個必要嗎？或許是我粗鄙，在我看來，一客龍蝦漢堡就和LV出的狗繩一樣，實在是種暴富的品味。給英國人統治了那麼久，為甚麼我們就學不到一點英式的低調？身為中國人，我們更把溫良恭儉的傳統美德全部丟光了。

說到富人，近年還有一種特別的現象。許多有點身家的第二代從海外歸來，不大願意繼承祖業，覺得跑去東莞做「廠佬」既辛苦又「冇型」，於是紛紛投身餐飲業，花幾百萬請人設計豪裝，開了一家又一家品味一流味道九流的餐館酒吧。訪問他們開店的理由，十有六七會說：「反正天天要和朋友吃飯，不如自己搞一間店，讓大家有個聚腳的地方。」做餐飲，再也沒有比這更惡劣的態度了。自古以來，一個人如果要幹這行，不是為了找條謀生的活路，就是真心喜愛食物。在那些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日日蝸身於火熱廚房裡辛勤勞動敬業樂業的「廚房佬」聽來，這幫公子說的還算是人話嗎？搞飲食就是為了「有型」，這盤生意焉能長久？果然，這些「創意產業」倒閉的速度往往比它裝修還快。難得父執輩一生刻苦經營，我寧願看到他們的子女玩遊艇。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我很能體會這行的艱難危境。中午去中環逛逛，翠華茶餐廳人滿為患，Soho蘭桂坊好些小店則門可羅雀。但是換個角度想想，這也是個機會，讓大家重新想想食物的意義，學懂尊重餐飲這一行。

梁文道：理性與感性（香港的理性二之一）

【明報-筆陣】曾蔭權在宣布收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措施時，他不承認自己原來的建議太過草率，更不以為其中有什麼原則上的錯誤。相反地，他仍然堅持在增加「生果金」的同時附設資產審查的做法是「理性」的；如今，他只不過是屈服於民間「感性」的壓力罷了。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評論家那麼多的學者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論點，他卻仍然堅持那都是「感性」的聲音？

為什麼他和他的下屬沒有正面回應那些論點的態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蔭權所說的「理性」是什麼意思呢？

「理性」是這樣子的：如果一個人要接受政府給予的好處，那麼他就先得證明自己確實值得領取這點好處。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綜援」討論的老話，這叫做「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這不只是「綜援」的原則，還是一種近年漸漸形成的共識，幾乎適用於一切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這種「理性」的觀點，數額雖遠遠不足，但性質庶幾近於全民退休保障金的「生果金」當然很不理性，因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敵國的老人。

本來， 「把福利交給最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種理論，設立種種涵蓋全民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種理論。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前者卻成了不證自明的「理性」，是種唯一正確的原則。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這類不必證明毋庸再議的「理性」、「共識」，甚至「真理」。

上星期我在一個時事評論節目裏看見一位主張自由放任經濟的評論家正在大力反對最低工資的建議，他強調自力更生自謀出路的重要，擔心最低工資只會讓更多人失業。然後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很深情地憶述那種母親住在徙置區一步步拼出活局的「香港故事」……接下來同場另一位立場不同的嘉賓以數據鋪陳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這位評論家則再次以自己的「香港故事」回應，說明人還是要靠自己的道理。下一回合，對手先用數字表達香港在職貧窮的險已經是結構性的了，指出許多人就算受過再多的再培訓也還是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然後這位評論家又從自己的母親說起， 「自力更生才是出路……」，彷彿一部壞了的錄音機。

「芝加哥男孩」智利闖大禍這讓我想起1970 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 「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他一方面盛讚以鎮壓異己聞名的皮諾切特是「極有智慧」的領袖，另一方面則認為智利的問題出在改革得還不夠徹底，應該要在6 個月內再把政府開支減掉25％，同時以各項政策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然後他向皮諾切特預言： 「你將能在幾個月內終止通貨膨脹」，失業的問題是「短暫的，頂多幾個月，接下來的復蘇會十分急速」（請參見佛利民夫婦合著的《兩個幸運的人》）。

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 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 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 私有化； 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 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 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新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

比起英國和美國，智利才是最早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比起號稱「資本主義天堂」的香港，智利的「自由化」走得更遠更徹底。可是很奇怪，如此一個問題重重的個案卻被許多人吹捧為「奇蹟」，造成嚴重貧富差距的決策路線卻被不少學者視做振興了智利經濟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包括佛利民本人在內的那幫「芝加哥男孩」總是在保證，但沒有一項保證得到兌現；他們總是在預言，但沒有一次預言不落空。不過，他們到最後還是認為自己沒錯，起碼原則沒錯。

近30 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雖然它們的立場如此不同，雖然它們的論點南轅北轍，可是它們的措辭與取態卻是很相似的。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常常批評共產主義迷信一套死板的歷史規律，穿著科學的外衣，其實罔顧現實。可是新自由主義自己那一套難道不也是種脫離現實的科學幻想嗎？市場對他們而言，就像天體的運行，純粹、規律，而且優美。假如在實行的時候出了問題，那一定不是這套理論的錯，而是它實行得還不夠完整。假如一個國家跟它走卻走不出預期中的結果，那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沒有跟一塊走的緣故。假如貧富差距擴大了，假如有很多人的日子變壞了；那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而且是短暫的。遲早有一天，好處會「滴漏」下去，大家都會比現在更好。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來為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辯解。假如有人要流血，那是邁向未來的必要犧牲；遲早有一天，我們都會活在天堂裏。

有人失業嗎？有人掙回來的工資養不活自己？這是結構轉型的陣痛，政府實在愛莫能助，雖然我們不知道那股陣痛要痛多久。要怎樣幫助這些可憐人？答案是他們得發憤圖強靠自己，政府最多就是培訓他們掌握新技能。如果受了培訓還是不靈，而且就職貧窮的人愈來愈多，那一定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個世界無難事，怕就只怕有心人。這種理性的精神，毛主席有篇文章講得最是透徹，它的題目叫做〈愚公移山〉。

梁文道：記一位知識份子

【am730-觀念】唸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學長是異常活躍的學運份子，十分激進，對甚麼事情都看不順眼，對甚麼事情都有意見，一天到晚都在對著學妺學弟宣揚革命理念。但是後來他竟考上了政務官，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他就解釋這是要從內部改革建制。再過幾年，重遇這位學長，人已經變得非常犬儒了，他喜歡帶著一種略嫌誇張的冷笑去談自己的工作，似乎是為了自我解嘲。假如你和他提起昔年的豪言，他就會搖搖頭，笑道：「那只是說說而已，你還記得那麼久？」陳偉群本來也可以是這種人。七十年代港大精英，懷抱一腔熱血，立意要為社會做點事。後來在劍橋攻讀博士，研究香港的政商關係；再加入香港總商會，成為自己曾經批評過的對象的一分子，十幾年間結識無數政商名流，廣植人脈。還被政府委以多項公職，從古物古蹟委員會，一直到掌握規劃大權的「城規會」。他本來可以是個有份管治香港的權貴精英；再不濟，也至少能像我那位學長一樣，養尊處優，偶爾嘲諷舊日的夥伴，勸他們不要太天真。但他沒有。

他在西班牙病逝的消息傳出之後，每一個認識他的人反應都很像：「他真是一個好人，為甚麼會走得這麼早？」陳偉群總是溫和，總是斯文，總是微笑；以他的獨特處境而言，這麼一貫的態度其實是很難維持的。這是一種兩難處境，因為我們習慣簡易的二分法，你要不是反建制，當個永久的反對派；就是加入建制，背叛甚或出賣體制外的朋友。所以，一個寫時事評論抨擊過政府組織運動對抗過政府的人要是接受委任，成為甚麼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甚至當官，他就一定會被認定是個沒有誠信的人，遭到記者的白眼，為社運份子所不齒。但這只能怪誰呢？那條本來就難以把握，進退得失全在方寸之間；體制內外的立場南轅北轍，你常常要做出艱難的決定。

人生不同階段要演不同的戲，沒有理由要求兩個角色要有一致的個性。陳偉群太過清楚建制內的遊戲規則，他很少硬碰，但更不會放棄自己一貫的信念。這麼多年以來，從環境保護到古蹟保存，從城市規劃到公民社會的發展，他一直都站在民間社會那一邊，向大家分享他那內行人的經驗與知識，所以每個朋友都從他身上學懂甚麼叫做「裡應外合」。面對所謂的「上層精英」時，他則毫不掩飾自己的獨立態度，更不會搬出另一副面孔說一番話。因此，那些權責就算不同意他，也不能不尊重他。他見過許多激進派，不反對他們做出最激烈的行動；他不常站在前頭，喜歡默默為一些公眾人物提供後援支持。當激情冷卻，當其他人都離開了；他還在那裡，不灰心不沮喪，更不轉；他繼續溫柔地微笑，說理。

梁文道：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瓜，這是政治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老實說，最近十年讀張五常的文章常常會覺得頭疼，因為這位據說極有可能要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寫自傳的興趣似乎比寫經濟還大。在談經濟問題時，他會說出「中國已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好制度」之類的怪話；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卻能細緻地描述舊作掀起重大影響的過程，不厭其煩地重覆佛利民與貝克如何欣賞他佩服他的實例。

好在除了張五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家寫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夠讓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諾貝爾獎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獲獎消息傳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話：「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經很厭倦再談我自己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面對此生中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然後一如既往，繼續用他那尖銳的筆鋒抨擊美國政府的錯誤。

要判斷一個學者是不是正處於學術上的黃金階段，就要看他有多愛談論自己。而克魯曼不只正值學術壯年，還是個異常高產的大眾作家；別只看他在《紐約時報》開的專欄，還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幾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東西貼上去，並且附兩句評語感想，風格十分地「E世代」，難怪特別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有不少人批評克魯曼的黨派性格太強，似乎在他眼中，從列根到布殊，共和黨政府沒有一件事是做得對的。可是換個角度想想，不也有許多經濟學家與評論家覺得列根甚至布殊做對了所有事情嗎？我們常常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來，以為經濟是一個科學得如天體運行的自然律則，而觀測這個天體現象的經濟學家是不應該被「政治偏見」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試圖把政治立場帶進經濟學的聖殿，那麼他多半是個左派，因為左派最喜歡叫政府干預經濟。反過來說，右派就不是一種政治偏見了，因為他們的一切皆得自經濟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種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別笑，如此層級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於今天你對某些人一說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這五個字，他們就會懷疑你是個左派。

克魯曼新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黨派性格變得更強烈，書名就是幾十年前美國右翼議員高華德那本《一個保守派的良心》的回應，這是他首次旗幟鮮明地舉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向對手開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國的自由派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溫和左翼）。如果要用一個字去總結這本書和他近年的評論，那就是簡單的一個「稅」字；他反對共和黨政府頻頻減稅，贊成「新政」時期那套更公平的稅制，多向富人開刀，好把資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本地一些評論家的邏輯，加稅（不管是加誰的稅）就是擴大政府規模，大政府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就等於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麼克魯曼是個共產主義信徒嗎？當然不是。他和絕大部份的經濟學家一樣，贊成自由貿易，支持市場機制；只不過他在政治光譜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們這裏彷彿就只剩下極左的共產主義，好像大家都忘了歷史上還有凱恩斯這號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還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

克魯曼被人稱做「新凱恩斯主義者」，他也從不諱言自己的偶像是凱恩斯。他的博士學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與哈佛這兩家大學的經濟學系則是當代美國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與芝加哥頗有不同。如果香港讀者不瞭解這點，以為凱恩斯主義早就死得乾乾淨淨了，那是因為芝加哥學派近年風頭太健，不單實際影響了英美等國決策的基本路線，還在諾貝爾獎等學界舞台上獨綻光芒。

說起來，芝加哥大學也真是家古怪的學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輩出的學海旗艦，但也特別盛產一些近乎中世紀秘密會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築的校園環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奧．史特勞斯，經濟學上則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門人弟子捧成至高無上的一代宗師。而且除了老師開出來的這條康莊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東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為法。他們的內聚力特別強，好像存心要避開校園週邊的貧民區，然後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懷，傳承學問的風格就像傳教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們喜歡討論他們自己，猶如一個武林門派，常常關起門來評比誰是本門第一，誰是第二。假如香港讀者以為二十世紀經濟學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幾個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為我們都讀張五常。

梁文道：素菜大翻身

翻看法國史上名廚留下的菜單，你會很驚訝他們上菜的順序。例如十九世紀末那些大師，常把沙律放在主菜之後，吃過素菜才上芝士和甜品。直到艾斯高菲耶的年代也還是如此，有時甚至在冷盤的沙律後頭多加一道熱蔬菜。這是甚麼道理？為甚麼口味比較清爽的東西反而要排在烤肉和野味這些濃腴的菜餚後頭呢？它一點也不符合由淡轉濃的上菜法則，而且還壞了食客品味蔬菜之生鮮的感覺，不是嗎？

據說這種安排其實是把沙律當成了調劑口味的緩衝，用它洗刷主菜留下來的強烈感受，好迎接甜品的到來。也就是說，在那一代法國大廚的眼中，沙律的作用與雪葩無異，沒有甚麼獨立欣賞的理由，也不值得大家太過注意。

這讓我想起許多中式酒宴也有類近的做法，總是把「時蔬」留在可有可無的位置，先讓人客飽嘗乳豬、魚蝦及其他各式山珍海味，才用一道煮得不甚用心的素菜，叫你覺得自己至少也吃了點綠葉。

「特級校對」（前輩食家陳夢因先生的筆名）在〈上菜的秩序〉一文裡說：「據古老傳說，先上好的菜是往昔官場上酬酢的習慣。因達官貴人一定是忙人，要請他吃飯，不易吃到席終即起身告退，一桌濃淡都處理得很好的菜，忙人的達官貴人吃不到兩三個就離席了，做主人的為表示對這些太忙的賓客表示崇敬，於是把所有好的菜都擺在前頭，後來就成了習慣。不管濃淡，儘量把好的擺在前頭」。 證之於當今的喜酒壽宴，道理也是一樣，不少客人都要中途離席，所以熱蔬不宜開場。

但是在聞紅肉之氣而色變，見油光之彩而心驚的今天，西廚早已把沙律挪到前菜了，中餐是否還要抱殘守缺地將素菜丟到靠後的地方呢？現在「去飲」，我們常常會看見前頭的魚呀肉呀之類的「好東西」吃剩了半盤，人人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裡呆呆互望，就是不願下箸，就算侍者再三催促，大家也是你推我讓十分客氣。好不容易等到一碟通常顏色弄得很瞹眛的「時菜」上桌，客人卻才稍見精神，一副救兵駕到的模樣。

從淡到濃，固然是古今食家心目中理想的上菜秩序，但其中的變化也實在因文化口味的轉移而不同。例如湯到底該當做頭盤，還是用來埋尾呢？不止中西有別，光是廣東人和北方人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異了。這種秩序的轉變還牽涉到對每一類食材價值的認知，在人人都吃菜過日子的時代裡，蔬菜的地位當然不如海鮮牛羊。自助餐提供的一切菜色之中，熱的素菜往往最乏人問津，這不是因為大家不愛吃菜，而是它們做得最差。我們現在是不是該正眼瞧瞧蔬菜的價值了呢？

梁文道：一條吞掉自己的大蛇

【南方周末-自由談】芬蘭的義務教育是一個奇跡。從2000年開始，芬蘭總是在「國際學生評量計劃」裡頭名列前茅；更令人吃驚、豔羨甚至恐懼的，是他們的學生還在不斷進步，評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說其他項目，光看閱讀；據統計，41%的芬蘭中學生最常幹的休閒活動是閱讀。這些孩子的閱讀能力又怎能不高呢?為什麼芬蘭的教育這麼厲害?

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謎題，所以每年都有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湧至芬蘭取經。然後他們發現，原來芬蘭的秘訣之一在於教師。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區難以想象的，據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老師，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尤勝于國家元首。而且他們的老師都像學者，幾乎全部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暑假的時候還要上大學繼續進修。如果一個老師幹了幾年就辭職，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於老師自己就是喜好學習並且擅長學習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教出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後來進了企業，變身成為高薪人士。芬蘭的大公司最喜歡聘請教師，理由是能當老師的年輕人一定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如果一個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奮發學習的人，就是未來知識時代最需要的精英，那麼中國一定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我們也有一大批好學之士。和注重基礎教育的芬蘭模式不同，「中國模式」強調「學習型官僚」。你現在去各大專院校的研究所點名，會發現登記簿里沒有幾個中小學老師，倒是有不少在職官員，他們全都很踴躍地攻讀著碩士博士，頗有學政合一的古風。

芬蘭教育以國際視野聞名，小學開始學英語，中學再加一門第二外語。他們還把全球的信息與知識自然地融入課程，例如在小學的數學課里要孩子計算各國摩天大樓的高度，在初中社會科學的課堂上請孩子模擬演出聯合國的工作情況，使他們懂得從不同國家的視角瞭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教育部有種特別補助，儘量讓年輕人有出國遊學的機會。當地一位官員解釋，其實「在北歐，你已經找不到沒出過國的中學生了」。相對地，在我們的「中國模式」底下，你則很難找到沒出過國的官員。1999年，「兩會」代表開始關注中國幹部公費出國何以花了2000億元人民幣；到了2007年，「兩會」代表持續關注幹部出國的總開支怎麼會漸漸跳到3000億元。財政部的數字顯示，2007年中國政府的教育經費大約是6000多億人民幣，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4.1%。我手上一時沒有2007年中國公務員吃喝、公車和出國的開銷統計，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時候，這筆錢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7000億元人民幣。如果把這個賬目也看成是種教育開支，那麼我們的學習風氣就算贏不過芬蘭，至少也叫做各擅勝場。

不少地方的教師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個喪失尊嚴的地步，甚至連糊口也很困難。本來依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該不低於當地公務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憤怒的教師一個月卻只有一千甚至幾百元的收入，難道這就是當地公務員的薪資水平嗎?抑或這是學習型社會之「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證呢?

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很奇怪，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當寶，但為什麼今年各個事件都顯示出了相反的訊息呢?先有一場震垮太多學校的地震，接著是一堆讓嬰兒患上腎結石的奶粉；莫非我們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們自己的長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傳說中的那條「銜尾蛇」(ouroboros)，它太過飢餓，不惜從尾端開始吞吃自己；嘴巴叼著尾巴，形成了一個圓圈，乃西方秘學的著名符號。這個符號有很多層意思，其中一層是：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慾望。

梁文道：天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陳之藩先生在〈看雲聽雨〉提起四十年前參與美國太空計劃的經歷，原來那時候大家最喜歡討論的問題是「該把什麼人送上太空？」。「太空中心的人在參加工作，與有榮焉之餘，老是覺得太空人回來後，並說不出什麼來。天空是黑的，地球是藍的。」盡是這些事實的述。結果有人認為應該派個詩人上去，因為只有詩人才能說出他們的感覺。

前蘇聯小說大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有一個叫做《狗》的短篇，談的是隻被蘇聯送上軌道的太空狗。雖然是替人類冒險的實驗動物，前途未卜，但是科學家們都很喜歡這頭乖巧的小狗，尤其負責訓練的喬治維奇。終於，火箭上天了，大家在地面等待牠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有人告訴喬治維奇：「牠在嚎叫，叫了好長的時間」，然後又靜靜地補充：「很可怕，一隻孤獨的狗，獨自在宇宙中嚎叫」。幾天之後，太空艙返航，喬治維奇立刻趕到陸點。甩開助手，他要親自抱出他的狗。場面真令人高興，小狗尾巴猛搖，同時不斷舔他的手。過了一陣子，喬治維奇「才注意到那雙見過宇宙的眼睛」。

這個故事的靈感當然來自「萊卡」（Laika），第一頭進入太空的動物。那是1957年，冷戰的戰場無處不在，蘇聯才成功派出第一艘太空船，赫魯曉夫就下令要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再送一艘上去，當做革命四十週年的賀禮。為了鞏固蘇聯在太空上的優勢，這趟匆忙的旅程還得和上一次不同，所以他們決定這回該帶個乘客。由於時間太趕，來不及設計安全返航的裝備，大家都曉得這位乘客有去無回。

萊卡被當局宣傳成共產主義的勝利，蘇維埃的英雄。他們說牠在軌道上平安地航行了七天，一直到重返大氣層的時候才壯烈犧牲。事實是升空不過幾小時，牠就在巨大的壓力和不斷升高的溫度下痛苦死去。後來，不管是蘇聯的太空狗，還是美國的太空猿猴，都有官方為牠們樹立紀念碑，都有人為牠們寫歌，寫詩，和小說。中國？在楊利偉之前，有誰上去過呢？我在網上搜索了一會兒，什麼都找不到。

英國漫畫家阿巴底斯（Nick Abadzis）依據真實的資料和實地的採訪，創作了漫畫小說《萊卡》（Laika），一部讓人心碎，而且多年之後也不會忘記的傑作。

萊卡是頭有棕色斑塊的混種小獵犬，兩隻耳朵的尖端稍稍下折，小尾巴彎曲得可笑。性喜親人，看到誰牠都想把頭迎上去讓人撫摸；而且聰明，似乎懂得人類在說什麼。可是牠的命運很坎坷，曾經被人關在雜物間，被人扔進冰冷的河裏，然後流落在下雪的城市街頭，目睹同伴被捕狗隊活活踩死。被送進太空中心交到葉蓮那的手上之後，牠才終於有了一塊溫暖穩定的小籠子。在那裏，牠要學吃軟膠狀的食物，適應升空的壓力，以及無重的狀態。但牠很乖，很信任真心愛護牠的葉蓮那。每當模擬艙的旋轉速度加快，壓力大得令牠嘔吐，牠就會想起葉蓮那對牠說：「乖狗狗，你可以信任我」。

每一個讀者都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阿巴底斯沒有把萊卡畫得太過卡通，他只是不動聲色地讓你覺得這真是隻有表情的狗。別人摸牠誇牠乖的時候，牠的樣子看起來就是那麼地高興。情節在季節的轉換中不急不緩地推展，一格格畫面下來，我們看到萊卡偶而會在院子裏快活地奔跑，看到葉蓮那和其他科學家疼牠餵牠，那不可避免的悲劇感就變得更加濃厚了，好比西伯利亞上空看不透的陰雲。然而，阿巴底斯溫柔的畫外音又會不時響起，「當你瞭解到沒有事情是永久不變的，你就放心了」，像是撫慰萊卡，也像是撫慰葉蓮那，更像是在預示讀者結局的到來。

直到火箭升空，直到萊卡癱在極度狹小的艙房裏吐出舌頭，牠還想葉蓮那的那句話：「乖狗狗，你可以信任我」，畢竟是她給了自己一個安穩的歸宿，使自己擺脫了顛沛艱苦的日子。舉頭便是無盡黑暗的太空，葉蓮那在地上垂首痛哭。這是一個關於信任的故事；萊卡獲選，正是因為牠特別信任人類，特別地乖巧；而信任是如此地美麗，宛如一只脆弱的瓷器。

也許是不忍，後來有很多藝術家為萊卡鋪排了不同的未來。例如英國小說家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重量》（Weight: The Myth of Atlas and Heracles），她重新述說阿特拉斯的神話，那位希臘傳說中屈膝跪在地上肩頭扛起地球的巨人，讓他敲碎載萊卡的太空艙，「以無限的愛意將牠小心翼翼地鬆了綁，把牠安全地放了下來，喂牠水喝」。阿特拉斯是個被懲罰的罪人，在無垠的星空之中忘卻了時間的意義。寂寞的他早已感覺不到這個世界的重量，「但他卻感受到了這個小動物的毛髮和骨肉。現在，他終於擁有了一樣他想去珍惜的東西」。狗與巨人，神話真好。

梁文道：殺了他！（真正美國人二之二）

【am730-觀念】使得「非美」這個說法聲名大噪的，當然是麥卡錫。當年他在國會設立「非美」調查委員會，以揭發共黨同路人為己任，不只無辜牽連了許多思想左傾同情基層的各方人物，還成功地將「社會主義」和「非美國」劃上了等號。雖然麥卡錫版的白色恐怖業已破產，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美國人的頭號大敵，可是那種社會主義絕非本性的印象卻已深深種在他們的意識深層了。因此，麥凱恩才會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奧巴馬稱作「社會主義者」的辦法。

在這樣的情勢底下，總統選舉選的其實不是甚麼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針對奧巴馬提出的種種措施，麥凱恩不去正面回應在富人身上加稅會有甚麼後果，也不去討論醫療健保政策的改變能不能造福一般大眾；而是把這些建議全都放進「大政府」的帽子裡，再依據右翼的一貫邏輯，從加稅和擴大公營業務的規模推導出社會主義的結論。於是提出這一連串建議的奧巴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者」，一個「非美」的美國人。

雖然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謬得令人發笑；雖然美國在布殊政府政治下已經走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這種曾經有的招數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們不能忽略它的社會基礎其實是多麼地深廣，它激起的恐懼又有多真實。回頭想想，儘管美國大部分傳媒都覺得麥凱恩找佩林當夥伴是愚蠢的錯誤，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選民心目中的美國人的話，又何必在那麼倉促的時間裡挑出如此一位政壇新丁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黨舉辦的選舉集會裡面，已經先後有二十三次人們在聽到奧巴馬的名字時喊出「殺了他」的事件。對這些人來說，「非美」的奧巴馬如果真的當上美國總統，那就是美國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國人」的爭議不單單是一個競選手段，還是一個讓人看清某種「真正美國人」的透鏡。

每逢演說，都可以看到演說者背後的美國國旗。可是證明不了其內心是「真正美國人」還是「非美國人」。

梁文道：餐牌的藝術

為甚麼艾斯高菲耶（Auguste Escoffier）要在倫敦推出他的試味套餐呢？理由是他嫌當時的英國人不會點法國菜。直到如今，許多食家也告誡讀者要是碰上陌生的食制，最好就是點人家安排好的現成套餐。所謂「不懂點菜」，指的不止是不瞭解菜名的真義，也不止是無法在芸芸菜餚中明智地決斷，更是不懂得把好幾道菜組合成理想的一餐。

在艾斯高菲耶這位廚皇的眼中，二十世紀初的英國人真是土得可以，居然可以點上兩三道烤肉，卻沒有任何沙律素菜。就算現在的餐牌都把前菜、湯、主菜和甜品欄目分明地列得清清楚楚，就算每一個食客都能按照這個順序無誤地選擇，也不表示點菜不再是個問題了。和朋友聚餐，一定要找一個會點菜的人出來主持大局，否則很有可能頭盤上來的全是濃腴的肉類，主菜卻是清淡的魚類和蔬菜，結局變得十分災難。

為一頓飯寫一份菜單真是種不容易的藝術。我看電視飲食節目，教人做飯也好，介紹餐館也好，注意力多在個別的菜式身上，很少有人強調一道菜與另一道菜之間的關係。好比音樂製作，寫一首好歌只是基本合格，能把幾首歌的順序安排得引人入勝才叫做上乘。在音樂單曲下載還不流行的年代，一張專輯的製作人要有了不起的全局觀點，他的工作絕不止是把每一道歌都弄好，再把它們排成一個很規矩的隊伍。他就和一個廚師一樣，要先想好整體的效果，這張唱片的主題是甚麼，這頓飯的主要感覺又該是甚麼模樣；然後為每一首歌每一道菜分配不同的任務不同的作用，讓它們在線性的時間中產生韻律的起伏，節奏的變化，把聽眾或客人帶進一趟美妙的旅程。換句話說，同樣是設計菜單，庸匠是從一道菜想起，大師則是從整餐飯著手；前者是沒有藍圖地施工，後者則是成竹在胸高屋建。所以到了一家真正的好菜館，信任大師傅一定比自己動手妥當。

可惜在大部分人都只聽暢銷單曲的近視年代，懂得設計菜單的廚師和懂得點菜的食客一樣罕有。不知有多少回了，我在香港許多相當高檔的日本菜館都試過一來就上吞拿魚腩刺身的場面，這是歧視香港人嗎？還是為了先聲奪人，好掩飾其他魚料的不濟呢？由淡轉濃是菜單設計的根本原理之一，為甚麼我們要把錢花在連原則都沒握好的地方呢？

另一個原理是不重複，前面用過的材料，後頭就儘量別再讓它出現。除非這是個主題宴，全晚都要使用同一種食材。不過主題宴可不是人人幹得了的，它很考究廚師對材料的認識，要能恰當使用一頭羊的每一個部分；它也是想像力的測驗，要能為一顆松露想出不同的料理方法。

我曾經在外地一家以分子料理著稱的地方吃過一頓鵝肝宴，頭盤就是一份焦糖處理過的煎鵝肝；接下來有道清鮮的慢煮魚，旁邊又伴了一小塊焦糖鵝肝。然後呢，它居然每一道菜都有同樣的鵝肝。直到最後的雪糕，上頭還是一片焦糖鵝肝！我實在忍不住要把大廚叫出來盤問，他的解釋是「故意用同一種手法處理同一種材料，再用其他的食材配搭出截然不同的對比效果」。

「對比」就是設計菜單的第三原則了，一道菜要和下一道菜產生對比的效果，猶如音樂的由慢轉快，再從快轉慢。至於那位年輕的創意大廚所說的話，的確有道理，也的確有人做過這種驚人之舉；可惜膽大的前提是藝高，明明只有小學程度，偏偏要製造核子反應堆，這難道不是一種恐怖襲擊嗎？

梁文道：佩林版的美國(真正美國人二之一)

【am730-觀念】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米雪．巴赫曼(Michele Bachman)在10月17日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把奧巴馬形容成非「美國人」。這當然不是孤例，早在兩個星期之前，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就已經公開指控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有關，還說：「這個男人看待美國，不像你我看美國一樣，我們的對手是個認為美國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擊自己國家的恐怖分子廝混」。

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美國選戰中，共和黨右派一直喜歡拿「真正美國人」的定義出來說事，將對手打成「非美國人」或「假美國人」，使選戰的主題從實質的政策辯論變成一次捍衛美國甚至定義美國的抉擇。早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開始，列根就在加州州長選舉的拉票活動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抉擇的時刻」，試圖引導選民把注意力放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之上，令他們相信對手其實是紅色陰影的先頭部隊。如今佩林走的只是這種恐懼政治的老路，他們想努力喚起美國人心中那種虛幻不實但又揮之不去的夢魘。

冷戰早已結束，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已是舊日的廢墟。他們現在怕的是恐怖襲擊，所以佩林一夥才會將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塊，並且積極操作那種恐怖主義總和伊斯蘭有關的偏見，硬把身為虔誠基督徒的奧巴馬講成是個隱性的穆斯林。

這種恐懼政治的基礎就是美國人的身份問題。麥凱恩選擇佩林當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人格和主張簡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國人」。這種美國人應該是個非常忠誠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創造論」多於演化論；她很注重家庭價值，堅定不移地反對墮胎；她贊成人有擁槍自衛的自由，不屑於環保的主張(佩林最有名的行動之一就是在電視鏡頭前表演如何射殺麋鹿)；她很愛國，從不懷疑戰爭的理由，願意把親生兒子送上戰場。最後，她還要視政府為必要之惡，把一切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都當成邁向社會主義的踏腳石。

梁文道：沒有寂寞的年代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兩個月前，很多人都在擔心瑞士那座世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是一動，會不會弄個黑洞出來，一不小心把地球給吞了。這可是個有娛樂性的大消息，所有報章都專版報道，很多從來不怎麼關心自然科學的作家也都加入討論。可是搞了半天，大家都談了些什麼呢？那個宇宙創世的實驗會對霍金的說法造成什麼影響？越來越惹人懷疑的「弦理論」可以藉此找到新支持嗎？不知道，我們還是不知道。這時候我就會想起陳之藩先生，如果他沒生病，如果他在持續寫作，他一定會為我們講一個好故事。

留學生書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小門類。幾十年來，中國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學生，每一代都會有人記下他那一代的海外見聞，讓本地的讀者透過那裏頭的日常瑣事體會不同國度的水土。而且留學生不是一般的移民，他們是去上學。多少外國名校的風氣和傳說，就是他們寫回來的，然後成了中國士林的傳說。於是他們人雖未歸，就已經先影響到我們對學府、學術乃至於社會和政治的看法了。他們還有傳承，上一代人寫的東西總會吊起下一代人的胃口，於是下一代人又跟出去繼承這條脈絡，香火不絕。馬家輝的成名專欄寫的就是十多年前他在威斯康辛唸博士的經歷，據說有些年輕人看了之後也立志要去「陌地生」（Madison）攻讀馬克思。苦寒之地呀，他們不會覺得上當吧？

沒有人會當一輩子的留學生作家，那是種年青人的寫作；假如小說有「成長小說」，那麼這就是「成長散文」了。他們來自老舊的土地，帶一大堆疑問，好比唐僧取經，孤身在西行路上歷經困惑之發現與解決，獨自遭遇頓挫復又升起；那些問題往往不單純，是學術的，是個人的，甚至還是中國的。問題這麼大，有時竟是一生一世的事，直到學成歸來，他仍然是個學生。

陳之藩先生早年膾炙人口的《旅美小簡》與《劍河倒影》便是留學生寫作的經典，港台學界的中年學者人人都看過。其最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常談科學，最近從頭讀一遍陳先生的書，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好像揮之不去地纏繞他，那就是「李約瑟難題」了。四十年前，他對中國「那麼多發明，卻沒有導出幾百年的科學發展」的回答是「好奇」。四十年後，他在《思與花開》裏頭重新提起這個話題，重點卻變成「學術只有自由研究才是學術，什麼大膽的假設都無不可。一旦不自由了，就是學術變成了宗教」。四十年前，陳先生刻意經營文體，他好奇的事情常常埋伏在苦心鍛煉的文句之中。四十年後，年紀大了，那廣雜的好奇反而更直接，更淺白，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帶「我想問」三個字。學生年代的好奇心不只沒有減退，反而蔓延勃發自由生長。也許「李約瑟難題」不再是個難題，還可能根本是個問錯了的問題，但是對於陳先生而言，也許這個問題背後的情緒是擺脫不了的，中國還需要些什麼的情結是抹不去的。到底中國還需要什麼呢？人有好奇的自由。

自由與否，不純是政治的問題，還與識見有關。雖然斯諾「兩個文化」的提法早已過時，雖然「跨科際研究」是現在的主流，但凡是幹過書評刊物編輯的都曉得，要找一個人好好寫一篇科普書的書評有多難。幾次參與內地的好書評選活動，我也要提醒大家忽略了自然科學。在報刊雜誌上舞文弄墨得很漂亮的文友，十之七八是科學文盲；在學院裏頭術業有專精的教授，卻多半寫不出一手老嫗能解的好文章。因此那部粒子加速器開了又停了，我們還是沒弄懂他們究竟要找什麼粒子，只要世界沒毀就好。

陳先生的散文卻可以放任人的好奇，從「龐加萊猜想」到節氣的「相」，由錢德拉塞卡說到巴壺天的詩，因為他是做科學的散文家，寫散文的科學家。看前賢事跡，學通兩界似乎是往昔的常性，傅斯年轉攻文史之前最感興趣的其實是量子力學。翻讀外國報刊，不少名牌學者不只習慣面對大眾，並且引以為豪，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現在在牛津的講席就叫做「公眾科學瞭解」教授。為什麼反而到了今天，在華文世界裏真能夠把這種工夫耍得得心應手的人卻是寥寥無幾呢？陳先生在〈老嫗能解？〉引述了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納斯（Paul Nurse）的話：「科學家的語言要淺白到像與老祖母談天，這是科學家的責任！」。

儘管陳先生覺得大數學家陳省身的舊詩「不能表達於萬一」，但起碼「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不論中外，幾乎每個人都有藝術的嗜好」。尤其中國出去唸科學的留學生，常把故園之思寄託在舊詩之上，好排遣雙重的寂寞；一重是身在異地的寂寞，一重是專業的寂寞。現在呢？或許大家都不寂寞了。

梁文道：Degustation

第一次去一家正式的高級法國菜館吃飯，難免會有些緊張，怕自己不懂得如何點菜，又怕價錢會高得離譜，超出了預算。尤其是到了法國，菜牌全是法文，侍應則不懂英文（或者裝做不懂），這該如何是好呢？幸好，絕大部分的地方都有「Degustation menu」，菜式不少，份量不大，而且價錢固定。更重要的是這份菜牌上的東西幾乎全是餐廳的招牌菜，他們就是想你集中地試試大廚的手藝和能耐。所以「Degustation menu」可以中譯成「試味套餐」，通俗點的英譯是「tasting menu」。

「試味套餐」源起於何時呢？有人說它是艾斯高菲耶（Auguste Escoffier）的發明。艾斯高菲耶有「廚皇」之稱，楊貫一和甘健成都是會員的那個「法國國際廚皇會」（Les Amis D'Escoffier Society），就是他的弟子們成立的。艾斯高菲耶和後來的很多「廚皇」「食神」不同，他這個「廚皇」的頭銜可不是自己隨意加上去，而是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親自「冊封」。有一回，他對艾斯高菲耶說：「我是德國的皇帝，而你則是廚師的皇帝」。這點材料，大家都可以在有「廚房聖經」之稱的《The Concise Larousse Gastronomsque》裡找到。

話說一八九零年，他和老拍檔麗茲（Cesar Ritz，也就是後來麗池酒店的那個Ritz）一起從瑞士去到倫敦新開的「沙威酒店」（Savoy Hotel）打天下，他那一連串影響了全球西廚的改革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了。當時他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題，原來許多英國貴客都不會點菜，而且就算為法文菜單附上英文翻譯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從菜單裡明智地下決定的能力，不是烤肉叫得太多，就是搞錯了先後濃淡的秩序。再這樣子下去，不止客人欣賞不到高級法國菜的精華，而且還會糟蹋了他的天才廚藝。

這時候他就想到了「Table d'hote」（套餐）的傳統。其實這是最古老的供菜方式，早在讓客人從菜單上自行選擇之前，所有的法國餐廳做的都是套餐。那個時代的菜館是中下階層才去的地方，環境很簡陋，每天定時在一張特大的木桌上把食物擺開，客人坐下來吃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到了艾斯高菲耶的年代，餐館高檔了，自選的菜牌變厚了，「Table d'hote」也漸漸成了今天的「Prix Fixe」（定價套餐），專門讓不想費神的客人在款式有限的定價小餐單裡挑出自己喜歡的菜（比如說前菜三選一，主菜三選一等等）。艾斯高菲耶更進一步地把還有點客人自主空間的定價套餐變成了主廚拍板。

只要每桌來賓達到四人之數，經理就會在訂位時用一張小卡片詳細記錄來者何人及他們的特殊要求，然後艾斯高菲耶就會親自為他們設計一套盛宴。從餐前小點到最後上場的糖果，完全不用客人操心。這套系統大受歡迎，沙威酒店的生意固然大盛，艾斯高菲耶也因此更能掌握客人的口味，逐步修正和收窄餐廳提供的菜餚種類。當年許多地方都有本厚得跟字典似的菜單，前菜到甜品加起來一共有好幾百樣；可是等到你真正要點的時候，卻會發現情景有如麥兜幫襯茶餐廳，甚麼都沒有。與其如此，還不如貴精不貴多，艾斯高菲耶的最大功勞之一就是把原來的字典變成一兩張紙，主廚做自己擅長的，客人試到的則全是美饌，真真正正賓主盡歡。

於是他的改革變成了風潮，所有餐廳都濃縮了自己的菜單，也都試著提供主廚特製的服務。再過十多年，主廚也不用為賓客設計特定的菜單了，他乾脆出一套精選，任何人來都可以叫這套精選；並且每道菜的份量都不大，一個人點也行。這就是Degustation了，當時是二十世紀初。

梁文道：諾貝爾獎不是中國人的錯

從理論上講，中國人有沒有得過諾貝爾獎，和中國的人的智力好不好應該是兩回事。就和奧運會金牌的數量不一定能夠證明中國國民的平均體能一樣，諾貝爾獎也不是中國人智商足夠的資格試。可是我們都知道，中國人依然需要這枚小金章，正如中國人需要奧運金牌，向世界證明自己，要世界認同自己，始終是我們百來年揮之不去的心理負擔。

諾貝爾獎的頒授有沒有政治因素？諾貝爾獎的選擇有沒有文化偏向？當然有，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除了文學獎與和平獎外，其他四種學術獎項基本上和狹義的政治之爭無甚關聯，也與所謂的「西方文化霸權」拉不上真接的聯繫。而且越是往後，這些學術獎項的頒授就越見是得到相關專業領域的認同。原因很簡單，物理、化學、醫學和經濟學等學門已經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學科形成了一個跨國社群，自有其內部標準去衡量各成員的表現。一個人行不行，行內皆有默契；一個人的學術貢獻大不大，行內也自有公論。

雖然中國輿論界一直比較關心文學獎的問題，覺得這些學術獎項太過專業，難以置喙。可是在我看來，那四個學術獎反而更能說明中國學術體制的水平達到甚麼境界，甚至也能夠說明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因為文學或者還牽涉到更多語言翻譯和文化傳統的問題；但像化學這樣的學科，不只成員多半以英語為「世界語」（Lingua Franca），而且它生產出來的知識本身也是一種「世界語」，所以我們比較可以同一條水平線上衡量各國的成就。中國在奧運會上用舉國體制勝過了美國，但在諾貝爾獎上頭，我們和美國的差距卻是0比309﹗為甚麼兩國的分別會這麼大呢？歷史上的往事姑且不談，就看今日中國的學院吧，它可以弄出一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嗎？

其實中國有沒有人拿到諾貝爾獎從來就不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崔琦是中國人，楊振寧也是中國人，但他們得獎時的身份全是「美籍華人」。反過來看，美國那一長串得獎者裏頭竟然接近三分一是海外出生的移民。假如真有志氣的話，我們的目標不該是擁有一位在中國做研究的華人得獎者，而是產生許多非華裔的得獎者。

坦白講，就連文學獎的「空白」也不是「中國人」的錯。例如以中文為主要創作語言的高行健，全世界都把他當成是中國人，只有中國硬要把他推給法國；法國自然也不好推卻，恭敬地將他列作法國第十四位文學獎得主了。

梁文道：人人都是作家，但卻沒有一個讀者

【南方周末】很多人以為一個電台或電視的清談節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原來這個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談節目靠的是參與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說，懂得聽有時要比懂得說更要緊。因為談話不是獨白，你說的任何一段話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對話者的言詞之中，它構成了你的背景，發展了你的言論。假如你只是抱著滿腹的宏論，卻完全聽不到別人在講什麼，就算你說得再有道理，也難免予人一種格格不入的錯亂感。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許有錯，也許需要檢視自己的信念；除非我們堅持自以為是的正確要比共認的真理還偉大，否則帶著耳朵去參與對話就是一次檢驗自我的好機會了。詮譯學宗師伽達默爾在他的經典《真理與方法》里如是說：「……必須從一開始就對文本的異己性保持敏感。但這種敏感既不涉及所謂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為自己的先存之見與固有理解容讓出一塊空地。對自己偏見的覺察是件重要的事，因為這樣，文本才能呈現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對於讀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讀文本固如是，與他人對話恐怕更當如是。

因為在央視上講清史而聞名的閻崇年先生前幾天被人摑了兩巴掌。那是一場作品簽售會，一位年輕男子排隊走向正在為讀者簽名的閻先生，然後發難出手。據目擊者說，當時還有人在現場大叫「漢奸」，看來是針對閻先生種種為滿清辯護的言論。那位年輕人的朋友後來解釋他揍人的理由是因為他沒有和閻崇年平等辯論的機會。

我不想參與評價清廷的史學爭論，也暫且不談這件事情的後續處理對不對(那位青年後來遭到當局重罰)，我甚至很能體會那種由於欠缺交流機會而生起的沮喪與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與言談對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假如我說了一番駁斥對手的話，而對方不能完滿響應甚至不理睬我，於是我動手給他一巴掌；這是否表示我這一巴掌其實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續和表達?一個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話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種辯論的方法，我是否也該預期對方將以拳腳回報?因為對話和辯論總是有來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閻教授總不願「正面響應」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沒有時間，還是他的響應被人覺得不夠正面?)。我只知道這是一個急躁而喧囂的時代，我們就像住在一個鬧騰騰的房子里，每一個人都放大了喉嚨喊叫。為了讓他們聽到我說的話，我只好比他們還大聲。於是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別人到底在講什麼。

也許我們乖得太久了，不想再當個只能聽話的傻孩子，所以我們現在都有話要說。周遭如此喧嘩，我必須用盡心思把文章的標題起得聳動一點，讓我發言的姿態張狂一點。也許我說得沒有什麼道理，但起碼我被人聽到了；也許別人沒聽懂我到底說的是什麼，可是說話的語調和姿態要比說出來的內容還重要；因為正是那些語調與姿態讓我被人看見。被人看見，所以我存在。於是每個讀者其實都是作家。在一篇一萬字的文章里看見一句令我不滿的話，忘記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寫一篇兩萬字的回應來批判它。我為什麼要耐著性子看完那篇東西呢?我為什麼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會它的真正含義呢?它只不過是我用來表達自己的機會和借口罷了。

個性被壓抑夠了，因此「個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聽別人說話不算個性，讓別人聽見我說話才算是個性。所以這是每個人都要說話，但卻沒有人想聽的年代。在這樣的年代里，清談節目或許是不必要的；我想。

梁文道：一家書店被海明威解放了（莎士比亞書店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莎士比亞書店》不是雪維兒．畢奇的自傳，它的結尾也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尾聲。可是就算到了末日，它仍然是傳奇。

二戰爆發，德軍入城，畢奇那些說英語的朋友多半遊回老家，而說法語的那幫則全部成了地下反抗軍。一開始書店還在營業，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國軍官走進來指名要買喬埃斯的《芬尼根守靈記》（多高的品味呀，就和我們印象中的納粹一樣，就算滿手血腥照樣可以彈一手漂亮的貝多芬）。可是畢奇不賣，她說店裏只剩一本了。於是這位軍官火了，聲言要帶人來充公整家店的東西。最後畢奇進了集中營。

一九四四年八月尾，盟軍快要打進巴黎，畢奇也早被釋放，那陣子她還回到了劇院街。二十六號那天，一輛吉普車停在書店門口，畢奇「聽見一個低沉的聲音叫喊：『雪維兒──』那聲音傳遍了整條街道」，原來是海明威﹗「我衝下樓去，撞上了迎面而來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來轉圈圈，一邊親吻我，而街道窗邊的人們都發出歡呼聲」。然後海明威問她還有什麼可以做，她就請他解決仍在劇院街屋頂放冷槍的納粹狙擊手。一生以好鬥的男子氣自豪的海明威二話不說，招呼了幾個同行的大兵上樓，「接傳來的是劇院街最後一次槍響。海明威和他的人馬下來後又開吉普車走掉了──海明威說，接下來要去解放麗池（Ritz）飯店的酒窖」。這一天，史稱「海明威解放劇院街的那一天」。

就是這樣，巴黎光復了，莎士比亞書店的故事也結束了。心灰意冷的畢奇沒有再把店子辦下去，二十年後，她把這個神聖的名字交託給喬治．惠特曼，讓他延續一家巴黎英文書店的血脈。雖然後者也是群賢畢至，聲名大噪，但始終及不上第一代的光采。書店憑讀者留名，畢奇的莎士比亞以紀德為第一批會員，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終；一般書店往來無白丁，它卻是往來盡名家，恐怕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書業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撇開店子辦得好，店主有魅力這些難以深究的理由不談，我想主要還是時代使然。回想二戰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語世界有點志氣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兒混一陣。當他們到埠之後，這家罕有的英文書店自然成了會館。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與自信。讀《莎士比亞書店》，你會發現許多法國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們不像最近妄言美國沒文學的那位諾貝爾獎評審那麼自大，以歐陸為中心；相反地，他們對愛爾蘭人和正在崛起發亮的美國文學充滿好奇心。

有時候那種好奇心甚至熱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來逛的地步。例如詩人列昂──保羅．法格，他來書店不是看書，而是為了碰那幫包括英語作家在內的「好傢伙」。其中一個住在樓上的「好傢伙」因為工作不願開門，一抬頭竟發現法格從窗外盯他瞧；原來他弄來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窗口！

老世界的英語書店既然聚一群新世界的新銳，它自己的英傑也就自然跟過來湊熱鬧了。這是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大戰一過，歐洲盡成廢墟，美國趁勢而起，紐約漸漸取代巴黎，曼．雷等人也都到了大洋彼岸定居，莎士比亞的故事就很難繼續說下去。

一個老外開書局，我們當然會聯想起在上海賣日文書的內山書店。雪維兒．畢奇替喬埃斯出了《尤力西斯》，內山完造也幫魯迅出版了不少東西；喬埃斯把莎士比亞書店當辦公室，魯迅也用內山書店來會客。一部英文小說要在巴黎出版，是因為當時的英語世界太封閉；魯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這個「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個日本友人協助，則是那年頭中國政治情勢的悲劇。保守的英語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趕到了巴黎；比較新潮的日本卻用它的出版品引來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有人把這兩家幾乎同代的書店放在一起，為它們寫一個既平行又相異的故事，那該有多好看呀。

梁文道：雞肉不等於雞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對大部分在都市裡成長的小孩來說，陪媽媽去街市可能就是他們最早的一次生命教育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曾經目睹小雞孵化的整個過程。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同學們要分組認養小雞，看著牠們漸漸長大；嫩黃的絨毛裹著一顆蛋似的胖胖身軀，整天吱吱喳喳，可愛得不得了。後來呢？不知道為甚麼，我就是想不起來那些雞結果都到哪裡去了。我對那些雞的最後印象，就是牠們開始生出雞毛掃子般的羽毛了，叫聲也愈來愈像街市雞籠裡的那些雞……

母親至今不吃兔肉，因為她小時曾在市場見過肉販扭斷兔脖子的景象。我很明白她的心情；我也曾無數次站在雞檔之前定睛看著檔主用刀利落地割開雞頸，再把牠丟進熱水桶裡的情形。一瞬間，本來還在驚慌尖叫的雞一下子就變成了斷線的玩偶，只餘輕微的掙扎抖動。當牠從熱水桶裡被提出來的時候，牠已經徹底地沉默了；一地飛落的羽毛。

我沒有因此戒掉吃雞，就和其他見過屠雞卻依然吃雞的小孩一樣，我們都長大了。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未必能讓所有人變成素食者；可是那短暫的矛盾卻教給了我們重要的一課；我們的生，靠的原是無數生靈的死。這一課如此殘酷，如此真實。乃致於後來有些人懂得感恩，有人知道要珍惜食物；大部分人則變得對一切冷淡漠然，因為生命本來無奈，並且荒涼，每一個去過街市的人至少都學到了一些事情。所以後來當我們吃雞的時候，我們會很清楚自己吃的不止是一種肉，而且是一種叫做雞的禽鳥，因為大家都曾見過雞變成雞肉的過程。

很快地，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會再在市場裡看到這麼血淋淋的場面了。香港不准雞場繼續存在，也不想街市雞檔繼續自行宰雞。以後我們吃的雞要不是經過中央屠宰室，就是超市冰櫃裡那一團團用塑膠袋包好的肉，沒有頭，也沒有毛，當然更不會啼叫。下一代是幸福的，他們在吃雞肉的時候不會聯想到雞，電視上活蹦亂跳的雞與盤子裡令人垂涎的雞腿是兩回事，二者間的連繫不見了，或者說被遮蔽了。

「泰森食品」（TysonFoods）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肉食供應商，每年生產二十億隻雞。在美國超級市場的貨架上，平均四隻雞裡就有一隻是他們的。這是家典型的現代食品公司，他們的合約供應商全部採用「工業化農場」（industrialfarming）的模式，是全世界畜牧業的典範。

一走進去，你首先感到的是一股濃烈得熏眼的阿摩尼亞味，因為在一批雞被送進來然後再推去的那短短幾十天裡，根本就沒有為牠們清理排泄物的需要。如此一家典型的製肉工廠通常可以同時容納三萬隻以上的材料雞，每隻佔去的空間不超過一張A4紙。換句話說，牠們這一輩子幾乎是不用動的，就算想動也動不了。如果這還算是動物的話，牠們的唯一動作就是進食、排泄，以及因為過度緊張而互相啄咬（同時生出一種會灌注肌肉的激素）。

到了該來的那一天，牠們終於有了生平第一次走路的機會，以每小時七千兩百隻的速度列隊，蹣跚地邁向死亡。首先是被倒進一個充電的水池，目的是為了減輕工人下刀的難度。雖然他們卻對外宣稱這可以緩解雞的痛苦。可是研究表明，在被宰的那一刻，大部分的雞都還是清醒的。甚至到了泡熱水的最後一關，居然也還有三分之一的雞活著。於是在那個巨大的燙桶裡，牠們死命抓踢桶身，爪子在鋼壁上急速刮出刺耳的聲音；眼球則因體內的壓力變化爆裂彈出，所以每次燙完一桶，水面都浮著一層眼珠。

如果市場裡現宰活雞的場面是血腥的個別謀殺，絕大部分冰鮮雞的背後就是納粹式的毒氣室了；分別在於我們看得見前者，卻目睹不了後者。

所以我們的下一代吃到的雞肉都是乾淨完全的肉，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把雞和雞肉聯繫起來，更無法想像這個轉變所需的步驟。也許，就像廣告裡的動畫一樣，那些雞都是快快樂樂，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地變成了炸雞塊。除非他們有機會看到幾年前一個動物權益組織在某家「肯德基」供應廠裡偷拍的片段：那些工人把忙亂之中沒割死的雞當成足球，踢來踩去。又或者將牠們摔到牆上，還用濺在上頭的血畫塗鴉……。

梁文道：什麼是「炒作」

【南方周末-思想遊牧】有些人總是用「宣傳」的模型來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備受關注的議題都是少部分人積極散播的結果，仿佛還有一個地下組織，老是想弄些壞消息出來，搞亂「大局」德籍猶裔維克多·克倫貝勒(Victor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里提出了一個相當經典的問題：「什麼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他和戈培爾的個別演講嗎?」與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該書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倫貝勒就極度清醒地發現了納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的講辭或文章、宣傳單張、海報與旗幟；這種影響力不是透過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而達致」，「相反地，納粹主義之所以能滲進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單詞、詞組和語句的結構，靠著廣泛、機械而又不自覺地重複使用它們達到百萬次以上」。

其實克倫貝勒的發現不只適用于納粹德國，而且還是古今中外所有國家一切社會的通性。

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雖然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

克倫貝勒增補了席勒美學的名言「被教化的語言能為你寫作和思考」，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只是簡單地為我寫作和思考，它還逐漸宰制了我的感覺，我整個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不置疑毫不自覺地把自己放棄給它。」例如「宣傳」，它本來是中性的，只不過在我們的語言習慣里，「宣傳」多半和好事拉上關係。平常一說「宣傳」，就總是意味著有些很正確很偉大的東西，不能不讓大伙知道。而「宣傳」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

從技術上講，「宣傳」和「炒作」幾乎沒有分別，都是有企圖有計劃地把一個訊息從一個小圈子擴大開去，四散傳播。但由於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說政府部門在「炒作」什麼；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懷不軌的可疑分子。

「宣傳」與「炒作」之分別，端看那條要被推廣的訊息正面與否。但在長久的使用傳統之下，于穩固的意義聯繫之中，我們再也不用先去判斷某段訊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傳」，那被宣傳的東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東西也自然就是負面，毋庸再說。

舉個淺近的例子。三鹿集團曾經在發現產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後，向政府提出報告，「請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企業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環境，避免此時炒作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翻譯成：「請政府好好管一管媒體，別讓我們的問題曝光，最好能讓我們靜悄悄地把產品弄回來。萬一媒體廣泛報道了問題產品的事，社會大以後就不再相信我們公司，那可就慘了。」為什麼如此可鄙的意圖，竟能用上這麼義正詞嚴的修辭去包裝呢?也許他們以為只要使了「協調」、「良好環境」、「炒作」和「負面影響」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術語，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溝通甚至相互認同的基礎。其實每一個中國人在媒體環境中耳濡目染，應該都能自如地說出這類冠冕堂皇的大話，而且都以為這些言辭能夠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場綁在一起。因為這一連串詞語都有價值定向的明確效果，特別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體是很喜歡「炒作」的。它們有如亞馬遜河里的食人魚，一聞血腥，立即空群而出。問題是用「炒作」去形容大傳媒的這種特性並不恰當，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麼別有居心的刻意圖謀，而是市場傾向主導的結果。為什麼大家一窩蜂地報道問題食品?那是因為讀者關心。反過來說，假如某個不太重要的官員在某個不太重要的場合作了「重要講話」，就算媒體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來，因為打哈欠的受對此不感興趣。也就是說，真正在推動炒作的不是什麼媒體，而是整個社會的民情。

有些人總是用「宣傳」的模型來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備受關注的議題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廣積極散播的結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後還有一個地下組織，老是想弄些壞消息出來，搞亂「大局」。可是包括相關部門在內的所有人其實都明白，從北到南，自西往東，全中國這麼多這麼雜的傳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威力龐大的小組織可以策動大家一起討論某件事。

雖然用「炒作」去形容傳媒的集體關注並不准確，因為它完全建立在「宣傳」概念的反面，以傳統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現代的大傳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帶有負面的價值聯想，能夠很籠統很含糊地定性不利於自己的情勢。就像三鹿集團那段報告一樣，把所有自己不願看到的新聞都說成是「炒作」，好讓政府和他們站在一起去對抗那些看不見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分子。雖然，那「一小撮人」其實是全部的消費者。

梁文道：滿街孫子，但是找不到阿爺

【明報-筆陣】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一定是中國共產黨，偏偏它是一個沒有在香港登記註冊的組織，而且就連一個可以通訊查詢的電話也沒有。如果香港社會還有什麼「深層次矛盾」的話，這就是其中一個了。

「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

梁劉柔芬等三位議員宣布退出自由黨，自由黨的泡沫化在所難免。一個曾經令某些人寄以厚望的政黨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原因當然很多，但它的導火線明顯是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失利。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曾公開聲稱「中聯辦」介入選舉，把他們的票源分配給對手，導致該黨地區直選的全面敗北。然後大家又看見據稱「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跑出去向田北俊叫陣，把一淌渾水愈搞愈濁。

「中聯辦」介入香港選舉根本不是新聞，只不過礙於香港主流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它從來不會承認罷了。可是在這一次的自由黨風波裏面，卻有一些評論家很莊重地為它辯護。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透過駐港代表支持親中央的政黨是天公地道，不只不違背「一國兩制」，而且還是光明正大的應有之義。

沒錯，在任何國家的地方選舉裏面，中央執政黨都會為它的地方黨員或盟友助選。總統也好、首相也好，往往傾力落場站台助威，務求自己人佔盡每一個角落。可是香港的情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應該分析一下「中聯辦」到底是個什麼機構。

首先，它的五大職能除了聯繫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管理中資機構、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交流，以及處理涉台事務之外，還有一項含糊得幾乎無所不包的「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協調香港議會的選舉算不算是中央交辦的事項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其實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 「中聯辦」有什麼是清楚的呢？我們只知道「西環」很有影響力，但是不知道這股影響力的運作方式，更不知道它和特區政府是什麼關係。假如特區政府的高層全是中央任命的，假如它真是中央轄下的地方政府，為什麼還要「中聯辦」去代辦中央政府的任務呢？我們不知道。難道它就像其他省市的黨委組織嗎？我們不知道。聽說它的人員編制龐大，很多場合都能遇見它的人員；但到底它有多少僱員呢？我們還是不知道。

把這麼一個對普羅百姓來說有點神秘的機構形容成正常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然後為它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競選工程辯護，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曾鈺成何須避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 「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

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這是何其荒謬的事呀！我們在電視上看見國家的執政黨召開三中全會，關心它的會議結果，並且直接受到它的影響；可是我們在香港卻竟然看不到共產黨！

假設有這麼一個年輕人，他深受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課餘苦讀馬恩列毛，覺得黨章所說的「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也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為自己的指導；然後他想入黨。他該到哪裏申請呢？是「中聯辦」還是「民建聯」？它們算是正式的黨分部嗎？上網沒有網頁，打電話到1083 沒有這個登記，原來他在香港是「找不到組織」的。

「中聯辦」很神秘，共產黨是隱形的，結果就是香港滿街一堆孫子，人人都把「阿爺」掛在嘴上。無論你幹的是政治、商業，還是媒體，你準會遇到一些自稱「同阿爺好熟」的人，他們很喜歡說自己「在中南海有條線」。別管他在中南海的「那條線」其實是不是一個清潔工，但他就是有辦法讓一堆記者圍他團團轉，讓一些「想搵路數」的人看到致富的商機，甚至令政壇老手覺得青雲有路。回歸11 年，香港出了一大批這種人物，也許其中不乏「真係有料」的角色，更多的卻是利用「阿爺」幻影般的權威來謀取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

「阿爺」無處不在只會擾亂香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卻不一定是中央政府在港的唯一代表，甚至還不是最高代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協調機構，可是我們卻不了解它究竟怎樣協調那群「在中南海有線」的人，更不要說幾個據稱「和領導人有私交」的「大孖沙」了。中國共產黨是長期掌握政權的政黨，但是礙於各種技術及法律問題，它卻不能坦蕩示人。所以香港社會就出現了「阿爺」無處不在，但又沒有人看得清它廬山真面目的詭異局面了。各種虛虛實實的傳聞取代了清晰明確的信息，各種或真或假的人際網絡架空了層次井然的權力結構；古典地說，這叫做擾亂朝綱；通俗地講，這叫做沒有了規矩。

梁文道：叫他們去聞自己的穢物（莎士比亞書店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應該有九十多歲了吧，這位巴黎「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前兩年我還在一部紀錄片裏看見他對兩個女孩示範自己理髮的方法：點燃一根蠟燭，然後把它湊近頭頂，燒一陣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頭髮上的烈焰。

他這家店已經成為巴黎的地標了，讀書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鐵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亞」。假如你是個年輕而貧窮的作家，覺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還可以去他那裏短住，就睡在二樓的書架旁邊搭起來的小床上。不用付費，只要幫他打雜（同時忍受他的怪脾氣）。此外，他還提供早餐，你則必須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許你有天會真的成名，他的書店就多了一項活見證了。

現在實際營運「莎士比亞」的，其實是他那年輕迷人的女兒畢奇（Sylvia Beach Whitman）。光看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多麼崇拜上一代的畢奇，又是多麼地希望自己創辦的這家書店能夠接得上老「莎士比亞」的榮光。

那當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結業的那一家「莎士比亞」根本就不是個賣書的地方，它是現代主義的震央，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產房。且看看當年那位老闆雪維兒．畢奇（Sylvia Beach）的顧客名單：紀德、莫杭、龐德、曼．雷、艾略特、梵樂希、拉爾博、海明威、阿拉貢、喬伊斯、安塞爾、葛楚斯坦、費茲傑羅、艾森斯坦……。他們在這裏看書、聊天、抽煙、朗誦、辦公，甚至在無聊的時候走進來看看自己今天會碰到誰。於是畢奇多了一項奇特的新業務，就是幫人收發郵件和電報，因為許多寄居巴黎的文人乾脆把「劇院街．莎士比亞書店」當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亞」名垂千古的還是出版。畢奇推卻了D.H勞倫斯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轉介給人；可是，她出版了《尤利西斯》。她怎樣全心全力地協助喬伊斯，怎樣讓這部文學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進入市場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該好好看看她的回憶錄《莎士比亞書店》。

不知道為甚麼這本出了半世紀的老書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難道是裏頭的故事不精采嗎？

看看達達主義大詩人阿拉貢，他和其他人一樣，迷上了畢奇美麗的妹妹；但是他上一個愛慕的對象是埃及艷后的木乃伊。

這本回憶錄最有意思的還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聞異行，而是它們都過度符合大家對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貢果然是這麼地超現實，薩提果然是這麼地冷靜節制，而且不論晴天雨天總要帶一把傘上街。至於費茲傑羅，就和傳說一樣地揮霍。「總是把錢放在他們住家大廳裏的盤子上，如此一來，那些要來結帳或者要小費的人就可以自己動手拿錢」。

葉慈一如既往地扶掖後進，他是最早為《尤利西斯》下訂單的顧客之一。他的愛爾蘭同鄉蕭伯納就是蕭伯納，當大家都以為一向支持言論自由的他必定也會贊助這本禁書時，他卻回信給畢奇：「當《尤利西斯》連載刊登出來的時候，我就讀過了一部份。它以令人厭惡的方式記載了一個噁心的文明階段，不過裏面寫的都是實話。我還真想派一隊人馬去包圍都柏林，特別是包圍城裏面十五到三十歲的男性，強逼他們看這本充斥髒話以及胡思亂想的嘲笑與淫穢之作。 ……我在二十歲之際拋開這一切逃到英國；四十年後的今天，我透過喬伊斯先生的書知道都柏林還是老樣子，年輕人還是跟一八七○年代一樣，滿嘴說鄉巴佬的流氓混話」。「在愛爾蘭，人們把貓弄乾淨的方式是壓牠的鼻子去聞牠自己的穢物。我想喬伊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樣的方式把人弄乾淨吧。我希望這本書能大賣」。可他自己就敬謝不敏了。

梁文道：廉租是小吃之母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每次到台北，來來去去都是住那一兩家酒店；不用走遠，街頭轉角就有不錯的小吃。

華文世界裡，最窮因此也吃得最有格調的食家「舒哥」舒國治，曾經在他的暢銷書《台北小吃札記》裡介紹過「秦家餅店」。原來就在我下榻處的附近，他認為這家小店為愛吃餅的人開了眼界，因為她的葱油餅是乾烙的：乾烙，是將麵餅鋪放在平底鐵板上，這塊鐵板最好是用生鑄鐵，它的傳熱比較慢也比較勻，餅才得以溫溫的火力慢慢烙熟，而表面不致焦黑。

按圖索驥，我找到了這家只做外賣的「秦家餅店」。看店的是一對接近六十的白髮夫妻檔，正在閒坐，原來那馳名的葱油餅早賣完了。於是秦老先生捲起衣袖便說：「你等等，我去做給你」。我有點歉意地告訴他：「可是我只要一張呀」，然後他很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說：「您要一百張，我是這麼做；你要一張，我也是這麼做。」

由於他要從搓麵開始，我得等上四十分鐘，索性就先到隔壁的麵館吃碗牛肉麵。依據舒哥的說法，好小吃是看得出來的，這家小館窗明几淨，負責下麵的大廚一臉自信，想必不差。坐下來看菜牌，也很有意思，居然有一段老氣橫秋的文字說明店子雖叫「陳園」，但老闆並不姓陳；她的麵雖是蘭州清真一路的清燉牛肉麵，但主人實乃嶺南人士……廢話少說，麵好不好才是重點。

啊，就說這湯吧，色清味純；隱隱有股番茄香，怎得湯色清如許？原來廚子是下了番茄，可又早把番茄隔渣倒掉了，怕的是久煮之後泛出酸味。

吃了一碗麵，肚子已半飽，趁著還有時間，隨意逛逛周邊巷弄。台北市容不甚壯美，但它的小街小巷頗為可親，往往在一路寧靜的平常人家裡開了幾間叫人意外的小店。就拿這一帶來講，我見到一間賣專業醫療用品的公司，然後又經過了幾家修車行；再走兩步，居然就是Agnesb了。她們出名的「店狗」小白正在屋外曬太陽！

快到大馬路迴旋處的時候，赫然發現老店「京兆尹」，這可是我童年常來吃銅爐涮羊肉的好地方呀。自從主人信佛之後，如今的「京兆尹」就只賣素食了。也好，我就進去挑幾樣她家著名的清官小點心。芸豆卷、豌豆黃，全都別來無恙，仍然是那麼地可愛小巧。打包成一個小盒，一會兒找間咖啡店坐下來伴著咖啡吃，要比甚麼甜品蛋糕還雋永。

終於，葱油餅做好了。這種乾烙葱油餅有一大妙處，那就是可以放涼了吃。它沒有一般煎（甚至炸）的油膉味，純純正正是麵香。麵扣得好，餅塊一層層甚是分明通透，別說我在路上撕著吃過癮，舒哥還會買去爬山與山友共享呢。聽說不少人一買一大疊，帶上飛機，放到海外家中的冰櫃裡，就算擱了半年依然可口。我向秦太太打聽帶餅搭飛機的秘訣，她說：「你得早點告訴我是幾點的班機。假如你十點來取，我就要八點做好，讓餅自己冷卻下來。否則帶著熱氣放進膠袋裡就不好吃了」。

隔壁街上還有家魯肉飯，店招標榜是「三十年傳承」的老字號，舒哥笑說她還排不進他那《台北小吃札記》。可是有一天中午我忍不住好奇心，試了一碗。果然不算絕妙，但是很規矩，肉是用刀一條條切出來的，肥瘦相間，不像一般連鎖店裡全用機器去絞。小老闆三十出頭的樣子，應該是第二代吧，站在灶前誠誠懇懇敬敬業業，朝氣十足，彬彬有禮；這也是好小吃的特徵。

隨便一段街區，香港出的旅遊指南完全沒有提到，怎麼就能讓人吃上兩天不嫌悶呢？我想，那是因為台北沒有李嘉誠吧。地租不貴，你才能在Agnesb的附近看見一家最是庶民的蚵仔麵線，也才不用擔心自己花的錢裡有多少成是租金。

梁文道：政治語言的運作

大指揮家克倫貝勒(Otto Klemperer)有一個成就絲毫不遜於他的弟弟，維克多．克倫貝勒(Victor Klemperer，圖)。由於長期生活在前東德，所以他在文學和語言上的許多重要研究要等到死後才為西歐學術界所發現，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第三帝國的語言》。

身為德籍猶太人，未能及時逃離的克倫貝勒苟延殘喘地捱過了那段暗無天日的慘酷歲月，也因此得到了近身觀察納粹政權運作方式的機會。他在《第三帝國的語言》裡提出了一個相當經典的問題：「甚麼是希特拉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他和戈培爾的個別演講嗎？」與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該書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倫貝勒就極度清醒地發現了納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的講辭或文章、宣傳單張、海報與旗幟；這種影響力不是透過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而達致」。「相反地，納粹主義之所以能滲進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單詞、片語和語句的結構，靠著廣泛、機械而又不自覺地重複使用它們達到百萬次以上」。

克倫貝勒的發現不只適用於納粹德國，而且還是所有國家一切社會的通性。例如白宮總喜歡把針對美國的恐怖行為形容成「對自由生活的攻擊」，聽起來很順耳很正常，因為美國人習慣於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國家與「自由」掛上等號，所以攻擊美國當然就是攻擊「自由」了。於是他們就會被遮蔽誤導，忘了恐怖主義的對象未必是「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

克倫貝勒增補了席勒美學的名言「被教化的語言能為你寫作和思考」，他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只是簡單地為我寫作和思考，它還逐漸宰制了我的感覺，我整個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無置疑毫不自覺地把自己放棄給它」。

梁文道：英國才有「特供」

【am730-觀念】很久以前，有人遞了一根煙給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趕緊嚐嚐：「這是特別做給上頭抽的，外面沒得賣」；那就是我的第一根「中華牌」了。後來「中華牌」變得一點也不稀奇，滿街都是，而我們這些「港燦」此時也早就發現，真正做給上頭的其實是一種叫「熊貓」的煙。去年開始，連機場免稅店也有「熊貓」，而且還是那種傳說中的黃色包裝。起初大伙兒還不相信，怎麼「上頭」抽的煙就能這樣到街上賣呢？果然，又有一個朋友(同樣很神秘地)提醒我：「別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這麼容易讓你見著。」「特供」，特別製造以供應上的產品簡稱。多麼奇怪的東西呀，我小時候一直以為英國才有這種事呢，因為它明是個有皇室的國家。當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歡標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還一直納悶，為甚麼我們小老百姓也能隨便買到女皇她老人家的專用貨。後來我才知道皇室御用不是皇室專用，一字之差，其異遠矣。

其實許多君主立憲國都還保有「皇室御用」的貨品，英文叫做Royal 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認證」，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語。且以英國為例，它最早起源於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種頒給商人和專門服務業的榮譽。按照「皇家商人認證委員會」的頭銜，它必須服務皇室成員至少連續五年，方可俱備入圍的基本資格。女皇、皇夫和太子看得上的，當然是好東西，所以擁有這項榮譽的商人莫不以之為質量的保證，品牌的廣告。

所以它絕對不是「特供」，不是專門做給皇家專用的物品，因為它的宣傳效力正正在於你買回去的一塊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一樣。例如「皇室認證石油產品供應商」林頓能源公司，難道它會為了皇室特製一批街上買不到的石油嗎？又如「皇室認證報刊供應商」瓊斯．雅留公司，本來就是英國最有名的報刊零售遞送行；我想他們發給女皇的《泰晤士報》該不會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這琳瑯滿目的商品服務都不是免費的，天皇老子一樣要掏出真金白銀來購買。前陣子網上流傳「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後來官方還特地出來否認有這個機構。

我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好歹我們是共和國，怎麼可能會有這類比丹麥、英國和日本這些君主立憲國還特別的「特供」呢？可那些「沒有包裝的熊貓」與「瓶底印了面小國旗的茅台」又是怎麼回事？莫非它們全是子虛烏有的民間傳統？假如這都是謠言，假如我那些說話特別小聲的朋友全在撒謊，為甚麼我們又一直願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許這說明了大家的國民意識有問題，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心裡卻總是殘留著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清貧的意義 專訪舒國治

舒國治，被台灣文壇公認為最會過日子的奇人(以及窮人)，本來就是一個備受期望的作家。七十年代 一篇《村人遇難記》讓許多前輩擊節讚賞，他們勸他應該好好地寫二三十篇，結集成兩三本書，變成一個小說大家。可是他跑去當兵，當兵回來，接着寫了本《讀金 庸偶得》，又有人覺得他原來是個評論家。然而，那是台灣新電影曙光初現的年頭，他不只老和那群人混，還寫了不錯的劇本，於是楊德昌他們以為他其實會是一位 導演。結果他去了美國流浪，七年之間，車子開到那裏，工就打到那裏。 我認識舒哥的時候，正是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會寫點東西出來，但東西始終還沒出來的時候。接下來的十年， 他出版了《流浪集》、《臺灣重遊》、《理想的下午》、《門外漢的京都》、《台北小吃札記》和《窮中談吃》，成為台灣第一散文高手，甚至還是許多年輕人心目 中的生活導師。認識他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他的文筆本就清簡俐落，有古人風，但又別具一種可稱之為「舒腔」的節奏和韻律。更何况他的觀點總是古老得來卻又 超前於時代，在別人還沒把極簡當時髦的時候，他家已經簡約到沒有電視沒有冷氣了；在別人還不曉得甚麼叫做慢食的時候，他就堅持不吃空運進口的超甜葡萄了， 因為它們欠缺葡萄該有的微酸。 可以想像，他寫吃也一定寫得好。只是我料不到他竟幾乎變成台灣的蔡瀾，店舖的門外會張貼他的推介，街上的遊人會以他的札記做指南。

《台北小吃札記》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皇冠 定價：$93

梁文道（梁） 舒國治（舒）

梁︰你怎麼成了一個食家呢？

舒：我本來就沒有興趣專門寫吃，以前的作家也不可能是這個樣子。梁實秋也寫點吃，只是他寫的很突出，就給人一種寫了很多的幻覺。至於唐魯孫，他在吃以外的學問也是很不錯的，只是他是老人，退休以後，用十年的光陰乾脆講他的見聞，而吃最為主要。

梁︰你在《窮中談吃》裏說中國本來就是盛產飲食書寫的大國，而寫吃總是包含回憶，這種回憶總是顛沛流離之際的回想甚至幻想，一個曾經的盛世，太平風物的景象。所以很多作家是到了一定的年歲才開始寫吃。比如李漁、唐魯孫、梁實秋。你是不是也是人過中年？

舒：絕對是人過中年，喜歡憶舊。回憶過去是一個病，但是這個病也不一定要醫。所有的事情多一點就成為重病，不然的 話，都是小病。我們是一個比較衰弱的民族，不是有那麼多的戶外活動，而且有的時候對年齡很敏感。我寫吃，當然也跟年紀有點關係了，如果我年紀輕就絕對不會 寫吃，年輕人就去寫吃，病太重了吧？有那麼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幹麼寫吃？當然，你可以好好的吃，但不用去寫啊。也許他們其實是很希望通過一種公共話題，然 後很方便的就受到大家的注意，但其實他應該鑽研別的東西。他可以吃得很好，但是不要去寫吃的。就像很多媽媽們做的菜很好，一家人也吃得很好，但全家人一個 吃也不談，不用談。談吃有時候也是病，是一種炫耀。年輕人不應該注意那麼多的細節，因為他們的火力太旺，不會太需要注意很多的細節。年輕人最重要的東西就 是欲望，他們很快就會餓了，然後「啪」的一聲就下去了，任何東西都應該好吃才對，所以不應該太有分別心。

梁︰那你當年在美國流浪的時候，講不講究吃？

舒：當然不講究吃。我真不知道那些年中我吃了甚麼，而且我都不知道那些時候我在車上是怎麼睡的，幾點睡的，怎麼睡着的；根本就沒想，因為一定都睡着了。

年輕人的心性很流放，「啪」的一下到這邊，「啪」的一下又到了那邊，不會守着一個東西不放。畢竟守着一個東西不放，是生活不好的味道。

梁︰小吃本來應該是你逛街的時候，路過甚麼地方，這家攤子看起來很有味道，就進去坐，去吃；吃完覺得好也就很舒服了。但是現在大家看你的《台北小吃札記》卻變成是按圖索驥。

舒：因為台灣的東西要挑嘛。當不能找到最好的，就要忍受普通的。現在的台灣人，當他開始有了門道……「門道」這兩 個字，就是要讓他離開原來那麼中級的生活。他要超越，所以他才會注意誰有幾億，哪個人買了一個房子是豪宅，這些東西進到了台灣人的思想裏，所以連吃他都不 甘平庸，或者被作賤。那你是吃一個便宜的，但是你是有一個門道，所以我為甚麼不很方便地經由你的導引然後找到那樣好東西，不被人家作賤。

台灣人進到了一個新的物化階段，本來每個人家裏做的都是一樣的手法，沒有甚麼秘方的，而且都按規矩做，做出來自然 都很好。就像有些人煮飯會加一瓢油，他認為這樣做出來會好看，其實你不用擔憂這個。小吃很像在家裏做菜的方式，它不能夠有太多的過程，過程做成東西最後到 了我們的嘴巴裏，讓它距離好遙遠。因為這個東西從遙遠的地方買過來，放在店子的冰箱裏，然後我們所有人晚上一起下班。第二天，這個冰箱打開，誰再管那個東 西是甚麼，放了多少天的。然後醃個甚麼醬去下油鍋，最後送到你面前。我不能照料到你，你也不能照料到我，就到這麼遙遠的地步。我找小吃已經是為了要找到台 灣人的可愛，或者找到台灣人供給別人的安全。

梁︰也就是說原來小吃就是一種不算太難做好、你只要按本份好好去做就能做得不差的東西。

舒：沒錯。我最喜歡強調沒有誰是在做美食的。就像饅頭，它本身是很美的東西，但做饅頭的師傅會說自己在搞美食嗎？ 他只是規規矩矩地把饅頭做出來。張家的饅頭跟李家的饅頭一樣都是最頂尖的，即使皇帝特別叫人家去做，也都差不了多少，因為它們本來就都是饅頭。一條剛剛抓 來的魚，規規矩矩地蒸，火候對，張氏和李氏也沒有太多分別。在大部份的情况底下，每樣東西按規矩做就是最好的。

但現在卻不是這樣。看到餐館那個XO醬一出來，我就已經頭痛。因為你會覺得你自己有些神來之筆，或者說你有一些真 正的秘方，又或者XO這兩個字的高級感很棒的話，這就已經代表你沒有資格做好東西了，因為你太崇尚那些很飄渺的東西。現在的台灣人，五星級這幾個字太棒 了，五星級，甚麼東西都五星級！他們幹嗎一定要住五星級飯店呢？因為他可能太擔憂自己不夠高級，所以他不想去低級的地方。而且他的高級是可以被騙的，只要 告訴他高級，他就高興了。所以好多人要去跟一個在法國餐廳裏頭做廚師的那個戴帽子的人合照，就覺得非常厲害！坐飛機飛那麼遠，然後也沒吃幾個菜，也不知道 那邊有甚麼風物，魚有多鮮美，哪些東西好。他就跑去拍張照，高級得太馬虎了吧。於是航空公司賺大錢，旅館也賺大錢。例如Philippe Starck，台灣人唸他的名字就好像唸哥兒們的名字一樣，熟得跟甚麼似的。你們神經病啊？

我覺得面對這種人這種時代，你要幫助他，也不用太過嘲諷他，要讓他吃得對避開了味精，不要去做那些手腳：餃子的餡 裏面要調點粉，燒一鍋飯還要加兩勺子油。不要去做那些東西，規規矩矩幹。饅頭不要有十幾種，白饃就好。黃土高原上的人能夠吃上白饃就高興，因為原來吃的只 是雜糧粗糧。所以精麵做成的饅頭，已經很好，哪管是甚麼配料，你的口水就是跟這個饅頭最好的配料。

梁︰你在寫吃的時候，有沒想到前人？他們的文章，有沒有對你產生影響？

舒：很少。雖然我看過一點點《隨園食單》，看過一點點李漁的《閒情偶記》；但是我用我自然的，在路上看任何事情的 那種方式來寫。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受誰的影響，因為我沒有多大興趣那樣大量地去看專門談飲食的書。我的興趣是喜歡廣泛的甚麼都沾到一點點，很少鑽研。而且， 我很希望讓自己表達平民也可以接受的角度，不願意太瑣碎。有時候遇上一家好店，我就不講它的歷史，因為歷史他可能會瞎掰；我也不問他秘方，因為我只是去 吃，不需探索。講太多歷史和秘訣對讀者也很不公平，一家店好吃於是就可以大談它自己味道背後的道理嗎？這背景能加強它的偉大嗎？沒有嘛。

梁︰你談的東西都是一些很正常的東西，一些本應如此的事情。可是當大家都拿着你的書當指南，豈不正好說明了這些正常的東西現在是多麼的稀少，乃至於變得不正常。所以你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必然就是一種懷舊；對於在這個時代，漸漸消失的，不存在的東西的一種回憶。

舒：所以我不敢去談那些紅葡萄酒，松露和普羅旺斯。在品德上來講，我不能允許自己這麼來講。向你那些鄙陋的國民們炫耀，這像話嗎？他們已經連一碗好飯都吃不到了！我們即使去過三五個地方，也不能太過誇耀。

《漫話：閑情偶寄》 作者：李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價：¥28

《臺灣重遊》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大塊文化 定價：$93

梁︰可是你也寫過台灣以外的地方，比如說大陸的鄉野，是不是因為那裏還有「真味」存在？我尤其記得你在武當山吃的素飯。

舒：這當然。我覺得任何人去吃都會感到太過震撼了。連很多西洋人也到那裏去吃，其實到武當山去的洋人非常少，因為那裏不方便，也不知誰介紹他們去，一個人六塊錢他們吃得多高興啊。

梁︰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到底是怎樣回事，因為你寫得很誇張，說是二十年來吃過最震撼的一頓。

舒：那是武當山山腳下的一個地方。他們用大灶，所以每一樣菜炒的量很大，互相孕育在整個鍋裏面。它的水土不錯，所以就地取材就特別好，像他們做的長幹豆， 這個長幹豆可能是曬乾過的，豆卻很鮮嫩。青椒就燒到剛剛好的火候；藕絲很黏，吃起來很下飯；白菜湯的白菜燉得爛。做這些菜的人，或者是那些火工，也或者是 道士，沒有用甚麼調醬，甚至有些東西上面我根本沒看到顏色，一點醬油都不用，我不知道是不是做這些菜的一個很規矩的心意。這個心意使這些菜產生了一種化學 的美感，產生了一種愛，所以這個菜出來就那麼好吃。而且不像一般齋菜為了怕大家吃不飽而做得很油。一個人就是6塊人民幣，其實完全可以收你20塊錢。但他 不用，這只是商業上20塊和6塊的區別，可他寧取真實。又是平民又是真實的，這是最了不起的。

梁︰我們往往特別懷念平民化的家常小店。可現在的家常小店又做不到原來該做的東西，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在台 灣，很多店子都會做鹵海帶，這個海帶本來它是可以在你要的時候他才切，可是現在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先切好了一盤，擱在那個地方。這是快餐的做法，分明不是快 餐，為甚麼要模仿快餐的做法？

舒：連家庭主婦有時候都會墮落。明明她應該每天買菜，但是她想，我為甚麼不學美國的家庭主婦，因為她們會開汽車出 去，就可以把一個禮拜的菜給買好放在冰箱裏。所以當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時候，我們家的冰箱要變大，因為我有很多的東西要放，所以就產生了她自己就有快餐效率 化的壞問題。這個陋習本來是小技倆的陋習；但她會想，我今天好不容易用了這麼多的材料做這鍋高湯，那我要做多一點濃一點，然後再放進冰箱，以後我每次拿一 點，熱一下。

台灣人就是學這個東西。這就好比冷氣害人，使得現在的小孩無精打采。

梁︰墮落是因為大家貪圖方便嗎？
舒：不能過度的獲得方便。如果全部都要方便，台灣又是小國家，那最後很多東西都享受不到。現在的小孩子以為看電影就是到網上抓一下，看個片段就可以。那你 根本不是看電影，那叫故事大綱就可以了。台灣也最快放棄黑膠唱片，為了方便，一有CD，就把唱盤放棄了。它接受方便，它很高興，以為憂鬱症就晾一邊去了。 我只希望阻礙這個事情，讓它不那麼快發生，它的錢可能會很多，可是它的生活就沒有細節，也沒有中間的過程了，太方便了嘛。

梁︰以前的家庭，不流行冰箱或者冰箱的使用不那麼廣泛，常把剩菜合起來燉成另一個東西，要麼就在桌上放一個很簡單 的蒼蠅罩，現在都沒有了，對不對﹖罩着的東西雖然會變涼，但菜變涼之後也不一定不好吃。我看到你在書裏寫變涼的綠豆稀飯，或者是餃子都很好吃。其實我也喜 歡涼餃子，家裏包好做好放涼了吃，跟放在冰箱是完金不一樣的。現在又有很多館子喜歡在菜的下面放一個小火爐，讓它保持溫度，我就覺得很不必要。

舒：這只會毀壞菜式的本身，就好像有些人泡一壺茶，還在下面點個蠟蠋。又像我們進泰國餐館，檸檬魚下面一定要燒個火。這很煩嘛，哪需要這樣子﹖馬上要吃的東西，你要這樣幹嗎﹖

梁︰你剛才說，吃東西要講求煮菜的人有沒有愛。前幾年不是很流行那種日本的飲食漫畫，說吃壽司時怎樣感覺到壽司師傅的那種愛啊，那種情緒。這種抽象的感情，是吃得出來的嗎？煮食不是一種技術性的東西嗎？

舒：媽媽愛她的小孩。當小孩身體不舒服，因為還在襁褓中，他只知道哭，媽媽就抱着他，慢慢的這種氣場就能讓小孩感 受到她的溫暖，最後這個小孩睡着了，安定了，過一下微微出汗，再去摸，竟就不燒了。你有那麼多的苦痛，你有那麼多背後經過的千山萬水，來到了一個廟前。和 尚看到你，你抬頭看到他，這是得道高僧，你的困境當下就停止了，多好。做菜也是如此，做菜的人的能量可以是良性的，也是一種氣場。你看一個大媽做的餐館很 賺錢，每天開門的時候人家就來排隊，「張媽媽我要這個」，「張媽媽我要那個」，你可以看到這個張媽媽是很明亮的，很開心的，她的菜必然也是規規矩矩的。

梁︰你在《在城市中野餐》有這麼一段：「館子裏的東西有時更遜。粗裏粗氣的盤上配列，肉呢是野得不得了；菜呢又是 梗子該切短的，不短；葉子該留長些的，不長。教人一頓飯吃下來，一點疲勞也不復元外，反而更多沾染了轟轟隆隆的喧騰。」這是一般飲食書寫上不容易見到的寫 法，因為常見的都是寫這菜怎麼做，很精細地描寫它的味道，可是你會寫這麼一種類似於精神跟氣質的東西。

舒：你的觀察很精細，我是很注意我們所進入的那個狀態，那個當下的小宇宙，它的各面各樣融合在一起，而不純粹是 吃。例如表面上我是坐上這趟公共汽車，我只是從這裏到那裏，可是沒想到這趟公共汽車上為甚麼有個人，他這麼不在乎別人，我會感覺到的，我會注意到大家的精 神狀態。或者大家為甚麼要往某個地方下那麼多的投注，包括他的貪，或者他的恨。有很多人表面上是醫生，他要寫一本書，希望大家努力變好，不要去吃不應該吃 的藥，可憐他的行文都帶有現代廣告或者是眩惑人心的某些說不出來的習氣。

寫東西最重要的是以不同角度來呈現全面的真實，不能不真實，我不希望只會寫美文或者妙文。所以我不去看太多別的 書，因為那會使我不注意平常碰上的事。都去看書，好像離開世界太遠了吧。大家都在鑽研一些背後的事情，有些事其實不要講背後，眼前就是它的背後。東西鑽研 太多會過頭的，好比你從禮拜一就開始化這個結婚的新娘妝，化一下然後看一下，禮拜二就化另外一個，化一個換一個，就這樣化了一個禮拜，最後選一個妝，我跟 你說，這個新娘不對頭了，不管她哪一個妝，在照相那一天，你就是覺得她好怪。你也不能在牛肉上想那麼多，因為人會離開它的，你的神跑開了，你知道嗎？不要 想得太多。

梁︰我發現你剛才講的自然和真實還牽涉到另一些東西，那就是選擇。冷氣這個東西在東南亞家家戶戶都有，但是你選擇不裝；或者說吃飯，我們去肥前屋吃鰻魚飯，大家都還會叫甚麼烤鰻肝、蛋捲，甚至剌身。但是你就是只吃鰻魚飯。

舒：你的眼光要像閱人無數你很想請個人幫你做點電腦的工作，你一看，你知道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你要訓練出看 得懂這個世界的一雙眼，你就看得出除了鰻魚飯，其他東西不用非得要吃。我覺得我們這些在慌亂的時代出來的人，就像一個軍官，要守着一個堡壘，要等無線電呼 叫援軍過來；如果他們不過來，你就要自己想辦法，要趕快做決定。我生於困窘的年代，我們看事情有我們一種乾澀感，不必再錦上添花；我的選擇是，太多事情， 太多可能，那還要再加花嗎？他們說我這種週刊的專欄應該寫下去，因為現在好多人只看這個東西，好多人本來不看文學的，因為你，他看了這些，所以他也想知道 怎麼樣把人生寫得好。我說我很感激，但是，寫了一年半，我想可以了。就說我兩年多前，戶口裏常常只有一千多塊台幣，我現在能夠一年賺兩萬多美金的年薪，已 經太厲害了，那我要怎麼辦？我要一下變成二十萬嗎？不用，差別非常少。

梁︰寫吃的人通常有兩種︰第一種，他小時候家裏很有錢，吃的都很 好，他懂得很多，去過很多地方，見過很多好菜；第二種就是，他現在很有錢，所以他可以專門花錢，要訂到半年後才能訂得到的餐館位置。要不是那麼有錢，他就 接受很多的招待。出名以後，航空公司給你一個頭等艙商務艙，飛到甚麼地方，然後當地旅遊局怎麼來接待一下。

舒：從小我家裏都吃得很好，只是我不會講，因為說出來就好像在炫耀了。你幹嘛要說你家好？怎麼又是你的血統純正？你又是貴族了喔？這個是最不好的。你們家 吃得好，其他很多家都吃得很好，都是普通家庭，因為以前都是在家裏吃嘛！你說那些媽媽都要上過廚藝學校啊？把所有餐具都準備好，說︰「哎，兒子們，我們今 天做一個甚麼。」以前不是這樣，她們就是知道真實是甚麼，去買了菜做了就吃。

《窮中談吃》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聯合 定價：$87

《門外漢的京都》 作者：舒國治 出版社：遠流出版 定價：$87

梁文道：還是老實好（在歷史裏學不到教訓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第一次知道「南海公司」這個名字，是許多年前在藍姆散文裏頭看到的，當時只曉得那是家引致巨大泡沫，而且在爆破之後動蕩了整個英國經濟的公司，並不瞭解其中的來龍去脈。麥凱在《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裏頭專闢一章，把這樁大事的始末說得相當清楚。

原來這家公司最初是為了替政府償還陸軍和海軍的債務而成立的，它不只獲得保證能在那些國債裏取到百分之六的利息，還讓議會立法通過壟斷了南海貿易的專營權。自從成立，種種不切實際的樂觀期望就圍它打轉，許多夢幻般的傳聞更是不知從何處飛來。例如說南美的黃金白銀不只取之不盡，而且控制該地的西班牙還願意讓出四大港口，使南海公司能夠把財寶源源不絕地灌進英倫。中間種種發行新股的計劃和看似複雜的操盤手法就不多說了。我們只需要知道它的股價最後居然上漲了1000%就夠了。

那是十八世紀初葉，市場的分工不如今日精細專業，投資者也不比今天理性成熟，於是隨南海公司的神話還生出了無數受人追捧的空殼公司。根據麥凱的研究，「泡沫公司」（Bubbles）這個名詞就是那時候誕生的。「一些公司只存在一星期，或者兩星期，然後再也聽不到它們的消息；還有一些公司，甚至撐不到一星期」。當然，它們全是騙局。在那種人人殺紅了眼，錢都不知往那裏丟才好的氣氛裏，任何誇張、空洞得脫離常理的計劃都能受人追捧。比如說「一個專案是製造永遠滾動的輪子」，募集資金一百萬英鎊；另一個專案是：「促進英國的養馬事業，改善教會的土地，修葺和重建牧師的住房」。還有還有「一家公司由不知名的冒險者所發起，標榜為『一家承擔偉大的冒險事業，但是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事業的公司』」！更絕的是這個計劃竟然也在上市前被認購了一千股，每股一百英鎊！

覺得當年的英國人都是蛋嗎？請回想一下我們親眼見過甚至參與過的IT狂潮吧。那時任何一家公司似乎只要加上了.com這個字樣，都能莫名其妙地招發新股；許多不見經傳的小友只要打出「內容為王」的免死金牌，就能在一夜間豎子成名，都當上了甚麼總監或者C甚麼O，可是，大家那時候可曾問過「利潤從哪裏來」嗎？沒有。很在烈陽之下排隊的老先生老太太就只憑一句話：「單係李家搞」。

這種情況或許和正在發生的金融海嘯不大相似，但是最起碼在一點上，它們的背景是一樣的。那就是許多小投資者都相信了魔術的力，認為一塊錢可以變出十塊，十塊還可以無窮無盡地滾下去。麥凱在紀法國的「密西西比計劃」時，很生動地描繪了發財夢的美麗：「有一個持有很多股票的人，因為生病，就命令他的僕人賣出250股，售價是每股8000里拉，那是當時的報價。僕人到了蘇伊森花園，發現那裏的價格已經是每股1萬里拉。每股2000里拉的差價，一共是250股，差價總額就等於50萬里拉，相當於2萬英鎊。他很鎮定地將這筆差價放入自己的口袋，剩餘的交給他的主人，當天晚上就出發去了另一個國家」。就是如此，「許多在社會底層的人，早上起床的時候還是窮人，晚上睡覺的時候已經是富人」。

不過十年之前，香港有些中學生發現讀書考試很不實際，他們炒球鞋炒「閃卡」，就能賺那麼多錢，誰還需要學位呢？到了前兩年，報上常見幾位天賦異稟的大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專攻手機上的報價表，結果都賺到了他們的第一桶金。去年，我又聽聞有中學與企業合作，為學生開辦以理財為名投資為實的課外活動；他們說這是建立良好人生觀的通識教育。

整整十年，我目睹一代人裏最優秀最精明的頭腦都湧進了投資銀行。他們出入中環，以這個地名當做身份的表徵，就像那些說自己「在華爾街待過」的人一樣，非常自豪。也對，瞧我的幾位朋友，衣光鮮得體，週末晚飯則在兩瓶身價過萬的葡萄酒之間猶豫躊躇，比起其他還在學院裏埋首實驗，或者奔波珠三角工廠的舊識，實在是值得驕傲的。

然後，在短短幾天之內，投資銀行成了歷史名詞。像林行止先生這般的大評論家都說這未必是壞事，因為未來的人才將會在其他對人類社會更有建設性的領域裏綻放光彩。可是我很懷疑歷史不會重演，因為同樣的事情早就發生過好幾次了。後來出掌「首席財政大臣」，第一個入主唐寧街十號的華普（Robert Walpole），在南海泡沫的最高潮曾經警告過他議會的同僚：「南海公司的計劃鼓勵危險股票交易，將國家的人才從貿易和工業中吸走」。

梁文道：香港還有小吃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很多人去台灣旅遊都愛逛夜市，依照旅行指南找出那幾家人龍最長聲名最盛的店家，秋風掃葉般地一一征服，然後嘴裡五味紛雜，挺著碩大的肚子回酒店癱躺在床上。這，實在不是一個嘗小吃的好辦法。

甚麼叫小吃？顧名思義，就是一小碗一小碟呈上來，分量不大。幾口吃完，點心一類的吃食。不應遠圖，不須慎重準備就餐前的心情，甚至也不該專門為了幾家小吃店規劃專門的行程。它是那種住家附近隨處可見的鄰舍聚腳地，早晨讓人在上班前一邊看報一邊吃，下午讓家長接了放學的孩子來此小啖兩款點心。它也是你路過一道巷口，見炊煙從轉角處升起，湊近一瞧，路邊原來開了幾張小桌，三兩食客悠悠漫談的所在。

因此，小吃又是一種comfortfood。它太過家常，是一生記憶的節點。在每一個移民和每一個留學生的意識深處，都有幾種小吃單純渾厚的味道纏繞。於是他們一回故鄉，首先想到的就是放下行李之後，要立刻奔向回憶中的小攤，直到東西進了口，才真真正正生出一股到家的踏實感受。

在整個華人世界裡面，香港、成都、檳城、澳門與台北，是小吃文化的五大都。尤其台北，窮過，於是曉得世道之艱難，一粥一飯得之不易，故再平常再粗野的材料也要用心做出豐富的變化，小吃本色在焉；你見過用海參做的小吃嗎？富過，於是開始知衣食，不再專注於基本的溫飽，口味變得細緻了敏感了，雖小道亦有細節上的繁複講究，不同店家的風格甚至流派也就漸漸成形。

台北有的條件，香港都有；皆歷戰亂之後的移民浪潮，同為避禍偏安的停居福地，雜聚了南北各省的文化習俗，又走過了由貧至富的坎坷道路。但是香港今天的小吃文化卻呈現出一幅看似豐華實則凋蔽的景象，這是為甚麼呢？

首先，我們常見的小吃早已不能說是小吃了。最有名的例子是雲吞麵，一般店家的雲吞固然碩大得離奇，裡頭藏含了經過化學處理所以寡淡無味的整蝦，那碗麵條更是分量大到了足以令人飽滯腹脹的地步。滷味、炸品、碗仔翅等本應分門別類專業販售的小點，常常集聚於一個屋簷之下，表面上極多彩極豐富，其實沒有一樣做得出色。然而，食客們還是甘之如飴地大排長龍。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這都是一種貧窮的表現，似乎此城居民從來沒吃飽過，總是想用一碗麵食果腹；大家都為口奔馳十分勞碌，總是要在一家店裡食不知味地匆匆幹掉好幾種風味截然不同的小點。

我在台北夜市常見香港來的遊客成團出沒，每人胸上都掛著相機，每人都興奮地手舞足蹈，目中茫然失焦；而臉上，就是一種香港人苦貧飢饞的表情了。

梁文道：品牌的泡沫

【am730-觀念】溫家寶在論及「毒奶粉」事件的時候，特別提醒企業要盡社會責任。這讓我想起上個禮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評中國學院裡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會責任，人家外國的管理學院不只專科教導學生甚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甚至還把它列為必修課，確保學員將來都成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嗎？翻翻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課的教材，裡頭說的多是如何平衡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與社會公益間的矛盾，例如生產過程不污染，產品要環保，勞工權利不受損，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張等熱門課題。那些課程會教學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嗎？當然不會，因為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談不上是甚麼企業該盡的社會責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正如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會不會訓誡學生不能為了宣洩性慾而強姦他人呢？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准強姦，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道德最底失守的危機。「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歸諸於商人無良、官商勾結，也可以追溯至監管體系的缺失，行政隊伍的失效；可是歸根究柢，它仍然是個基礎道德的問題。

平心而論，全世界任何一個乳品製造商都不會好端端地為了三聚氰胺而設計一道檢驗程序，因為他們壓根就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在牛奶裏下這個東西。如果全中國所有產品的生產商都要為了各種超出想像的有害物質設置檢驗工序，那麼「中國製造」的品管成本一定會是全球最昂貴的。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實在是它後半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這許多獨霸一方，衝擊全球市場的名牌呢？許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業業地踏實工作，不是按照傳統智慧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質量；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和術語，大談市場推廣與品牌形象的建立，說穿了，就是搞公關賣廣告；捨本而逐末。我常在媒體上看見某些企業老總誇誇其談，說一堆很時髦很懾人的營商哲學、品牌理念；後來卻又聽說他們的公司出事，甚至還得為此瑯璫入獄。

這情況就和對著一批在牛奶裡添加有害物質的傢伙大談社會責任一樣，無異於告訴一幫連汽車都沒坐過的人該怎麼選擇最佳航班座位，是種無聊而虛幻的泡沫。從這個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泡沫爆破了。

它揭出的真相是：原來我們連站都還站不穩，居然就想飛了。

梁文道：我相信

【am730-觀念】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看也不看地迅速回應：「有呀，怎麼會沒有？當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細查看過以後，才發現咖啡果然倒光了，於是她沉默地為這座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其實這也不是甚麼很不尋常的奇事。我們坐計程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有點不正常，司機一定會說：「沒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腎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

這又令我想起中央電視台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後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幹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再把它高昂地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於是觀眾看見的，和他們聽見的，彷彿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這是一個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嚴重脫離的國家。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工具，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海面上突然升起的風暴形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黏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

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詞。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甚麼「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裡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都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是「尊貴」的。國營商店的牆上稱我為「親愛的顧客」，但裡頭的工作人員則用「喂」這個單詞來呼喊我。

我很難不想起哈維爾在《無數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舖裡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係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那面標語旗。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詞與事實的隔離，這個社會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然會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種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

齊澤克如此總結包括捷克在內的前東歐國家：「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型態太當真了，並且將其付諸實施」。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說我們「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說它是安全的時候，它就應該是安全的；當一個人稱自己是公僕的時候，我們就要以對待公僕的方式去要求他。天然綿線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了。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成熟的犬儒蔓延；那麼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為虛無。

梁文道：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嗎？

【am730-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就像以往的「東亞四小龍」，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證的民眾授權之上(如選舉)，而在於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基本保障。至於大家認識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其實只是一道黏合劑，讓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國家的賜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會不安，再多的愛國宣傳也挽救不了統治的危機。

難怪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為這正是官方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仍然力保政權不墜的不二法門。其中的等式是這樣的：經濟發展等如百姓生活無憂，百姓生活無憂等如政府長治久安。

明乎，便能瞭解近日「毒奶事件」的嚴重了。縱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看見的不只是商人的貪婪無良，還是各級政府各種部門的集體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費者向工商局投訴「三鹿」奶粉的品質有問題。但當局的回應竟然是要該名消費者先給兩萬塊錢人民幣，才能替他檢測相關產品！作風就和救命先繳訂金的無良醫院一樣。如果政府連它該盡的本份也要收錢才做，誰還需要政府呢？何不乾脆讓民間自行開辦產品檢試實驗室？說不定取價還能便宜點呢。

能夠預先測知並且處理牛奶問題的部門有一大串，但它們全到哪裡去了呢？至於地方政府，從石家莊市到河北省都曾接過投訴，他們的回應是甚麼？就算出動到了新西蘭政府，他們依然默不作聲。我很難想像當新西蘭總理打電話給溫家寶的情景，對他說「你們那裡的牛奶出事了，他們沒告訴你嗎？」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見了。這是不是個體制問題？當然是！但它甚至已經和民主不民主無關了。就算是在「東亞四小龍」式的威權體制之下，這種無政府狀態也很難發生。不要搞錯，就算是鄧小平式的強人統治，也不大可能出現這種整體管治失效的情況。

政府已經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還能夠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嗎？由次按風暴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必將打擊中國來年的出口貿易，我們的內需再怎麼擴大也補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機嗎？到底有沒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呢？肯定有，最起碼還要有政府部門勒令媒體不得擅自報道毒奶事件，更不能發布類似這篇文章的評論。

梁文道：貪婪的歷史（在歷史裏學不到教訓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朋友在雷曼兄弟上班，這家歷史輝煌的大行倒掉之後，他成了個失業漢。聽說他很慘，損失很嚴重。大家知道，去年的市場表現還不錯，這幫投資銀行家的收入相當可觀，花紅裏頭有一半是公司股票；可現在，這堆股票頓成廢紙，這損失難道不巨大嗎？但是另一些朋友卻表現出一副幸災樂禍的態度，他們說：「沒錯，股票是沒了。但那另一半花紅呢？這種失業恐怕根本無法與一般人的失業相比吧」。正巧報紙上也有小段報道提及華爾街精英頭上的淒風苦雨，「Prada的銷情肯定要下跌，一位美林的僱員就表示他的女友今年生日應該收不到Prada了」。

問題是我那群惡狠狠地罵人，嘴角還掛一絲冷笑的朋友也不會高興得太久。他們將會發現自己的投資、強積金，以及後半生的退休保障，也要跟跑掉一大截。而且後續的連鎖反應更可能會大到一個他們難以想像甚至難以承受的地步。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場號稱百年難見的金融危機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我的老朋友，如果你對股票一無所知的話，我不得不說你可真有點無知，這個神秘的行業，既是歐洲最公平的行業，也是歐洲最具欺騙性的行業；既是世界上最高貴的行業，也是世界上最惡名昭彰的行業；既是地球上最精緻的行業，也是地球上最粗俗的行業。它既是學術的精華，也是欺騙的典型；它既是智者的試金石，也是魯莽者的墓碑；它既是有用的寶庫，也是災難的泉源……」。

這段話出自維加（Joseph de la Vega）在1688年出版的《困惑之惑》（Confusion de Confusiones），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金融危機的反省和紀錄，也是第一本探討投機心理的奇書。在它面世之前，股票交易才剛剛出現了一百年。《困惑之惑》與蘇格蘭記者麥凱（Charles Mackey）寫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都是很古老的著作，可是直到今天，它們還是投資書籍中的經典，被許多人推介為投資人士的必讀教材。它們談的故事已成明日黃花，它們也都有不同的缺陷（維加寫得太過「文藝」，浮飾虛華；麥凱則疏於考證，弄錯了不少歷史資料）；可是他們描繪的現像，那著名的「鬱金香狂熱」、「南海公司倒閉案」與「荷屬東印度公司泡沫」，如今讀來就像發生在眼前一樣。也許人類金融交易的方式進步了，也許市場分析的工具複雜了，可是人類貪婪與狂熱盲目的本性卻沒有改變多少。

這兩本書曾經在2000年合併出過中譯本，正是大陸不少股民最瘋狂的時候，但它沒有起到清涼劑的作用。去年台灣的「財訊」出版社又出過一次新版，及時趕上了次按風暴。回頭看來，投資大師譚普頓（John Marks Templeton）不也早就呼籲過大家要從麥凱的書裏學點東西嗎？結果大家學到了甚麼呢？

次按風暴的源頭，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高明而文雅的欺詐，把一些不大可能償還得了的債務包裝成甚有獲利前景的資產。對付類似手段和想出這些技巧的人，以前的英國政客是這樣建議的：「將罪惡的南海公司計劃的策劃者和執行者看作這個國家的弒父者，只有將他們也縫在麻袋裏，扔進泰晤士河才感到滿意」。或許就是在麥凱的書裏讀到了這些駭人的言論，後來者就學懂了怎樣在輸掉了投資者的錢之後，還可以在離職的時候依約取走一大筆錢去渡假退休。

梁文道：專心聽歌的神話

【am730-觀念】坐一趟地鐵，原來也是聽一場音樂會。短短二十分鐘之內，我聽見了幾個小節的《新世界交響曲》，半首《The Girl from Ipanema》，以及Stephy唱的幾句歌。當然，全是手機播放，全是手機鈴聲。這到底算不算聽音樂呢？好像不算，因為我們總是以為音樂不該這樣聽。

人類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音樂爆炸期，不只音樂的生產極具氾濫，而且生活之中幾乎無處無音樂。看古人對音樂的態度何其慎重，遇到空氣中樂聲的振動時又是何等地興奮，何等地惶恐，乃知音樂本是極其罕有的一種遭遇，非國家重禮不可聞，非婚喪祭神不可得。

但是今天我們想在一天裡不碰到一點音樂恐怕都很難了，手機鈴聲固然是音樂，博客有音樂，餐廳商場有音樂，即使電梯裡那短短幾十秒亦是無所逃於天地間。

於是純粹派的老樂迷，就不禁要懷念音樂要坐下來聽的老好日子了。他們愛說，在貝多芬的年代，聽眾們得特別跑進演奏廳，正襟危坐地用一晚去把一首交響曲完整地由頭聽到尾，沒有零碎的片段，也沒有喧鬧的雜音，一切是那麼地純正而真實。

事實自非如此，很多人都曉得以前歐洲人聽歌劇其實就是去社交，上頭有上頭唱，下頭有下頭聊，熱鬧得不得了。就算到了至今不到一百年前的那段時期，史特拉文斯基的觀眾還會為了有爭議的樂曲內容，公然在台下分成兩派大打出手。

至於音樂章節之間，觀眾不能拍手的基本禮儀，其實也是1950年之後才漸漸形成的。可見許多古典樂迷心目中的賞樂傳統根本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傳統，正如古典音樂的「古典」也只不過是三百年歷史一樣。

最近看見音樂學者Alex Ross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原來往日音樂會的內容也絕非如此純粹。莫札特在世的時候，一晚的標準曲目常常包括某部交響曲的一個樂章，一小段鋼琴奏鳴曲，甚至觀眾臨時「點唱」的小曲。一代琴魔李斯特算是現代音樂會形式的奠基者了，往往一晚又奏某位作曲家幾組同類作品。然而，他大部分的演出其實更像是場綜藝節目。他不只接受觀眾「紙條」點唱，然後逞其才華炫技地即興變奏那些知名樂曲，甚至還會回答觀眾寫在小紙片上的問題，比如說「您覺得結婚好還是不結婚才好呢？」這麼一算，所謂專心聆聽一兩首完整曲子的賞樂方式，只是過去一百多年裡才逐漸出現的。與其說是個源遠流長的傳統，不如說是有意識的美學選擇。

梁文道：存罐不只是保鮮（平反罐頭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原子筆和原子技術一點關係也沒有，得名若此，純係當年商人見原子彈的威力震驚全球，原子二字十分時髦，於是把這種新登場的書寫工具譯作原子筆。名字的來由已經夠無厘頭，但還不及當年的市場無厘頭。話說今日賤如糞土的原子筆，那時竟然賣得比絕大部分墨水筆還貴，即使是老牌如「派克」，一時亦不得攖其鋒。

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罐頭剛面世時的轟動了。1810年，現代罐頭的先驅，法國人Nicolas Appert出版了一本書，專談他製作罐頭的心得，其主要原理是以陶罐封存食物，然後再浸到熱水裡面泡一段時間。根據這本暢銷書，幾乎任何食品都能做成罐頭，而且水果會變得更甜，肉醬會變得更香，都要比存罐之前還美好。Nicolas Appert自己製作的罐頭取價高昂，是市場上的奢侈品，只有富裕家庭或餐館才用得起。

那年頭的法國菜館並不介意用罐頭做材料，他們認為罐頭是高檔貨，而且覺得它的口味真的別具一格。換作今天，這簡直就是不可饒恕的罪。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實驗罐頭製作技巧的先驅全是廚師，因為罐頭無非也是一種保存食物的方法，而煙燻、風乾、醃泡等各種食物保存之道本來就是廚師的手藝，愈是專注，愈是有志氣，這些東西就愈不能假手於人。所以在整個十九世紀裡面，生產和販賣罐頭的小作坊主人全都以廚師自居，和今天出罐頭的老闆叫做工業家的情況大不相同。

由此可見，那時的廚師一定知道罐頭就和任何保存食物的方法一樣，絕不止是延長了食物的食用期限，同時還改變了它們的形態、質感與味道。我們現在總把罐頭看扁了，以為它只是新鮮食物的代替品，卻很少注意兩者口味的分別不全在高低上下，還在於它們根本是不同的食物。舉個鮮明的例子，義大利菜不可無番茄，但是不是一定只能使用新鮮的番茄呢？當然不是，如果沒有干番茄，也沒有罐頭番茄，大家熟悉的義大利風味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就算去到拿坡裡，披薩的原產地，你也會發現許多薄餅餐廳的廚房裡有成堆的番茄罐頭。

再看香港人熟悉的餐肉，除了罐頭午餐肉之外，你何曾見過鮮制的午餐肉呢？就和公仔面相似，午餐肉是食物保存工業的獨門絕技，它不是某種火腿或者豬肉的贋品，甚至也不是保存了它們弄成的某一道菜，它根本就是在存罐過程製作出來的另一種食品。時至今日，它竟然成了許多中國人日用飲食不可或缺的一環。且不說香港茶餐廳的早餐、午餐、常餐和速食沒有了餐肉會是多麼叫人絕望的景象，就算四川的麻辣火鍋也不能不把餐肉當成基本配備了。

如果將罐頭的製造看作是煮食的方法，那麼食材的選用，烹製的過程，罐身的原料，以及存罐的技術，就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步驟了，罐頭食品的好壞全在於此，劣品的生產商一定不把它當成烹飪的藝術，上品的主人則視自己為美食的魔法師，兩者不可相提並論，其價位往往也有雲泥之別。

很奇怪，人類搞了幾千年才發明出來的冷凍保藏本來是最高端最進步的，保鮮程度也是最高的，偏偏它卻是最與烹調無關的一種技術。別的法門都豐富了、變化了食物本身，唯獨冷藏是以儘量不改動食物的狀態為目標。若它真能完全保障新鮮食物的本來條件，那當然是好事，可是它做不到，反而往往添上了一種雪櫃裡的冰鮮味。尤其蔬果，我特別不情願用上數倍於原產地的價錢去買一些實在離不開水土的產品，因為多花了的那些錢根本得不回在冷藏和運送過程中損耗掉的天然美味。例如榴槤，凡在馬來西亞甚或檳城嘗過樹上掉下來的，又怎麼能忍受泰國金枕頭在冰櫃裡熟出來的寡澹呢？唉，可是在香港，身不由己，面對次貨，吃，還是不吃好呢？

梁文道：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

【am730-觀念】連雷曼兄弟這麼巨大，這麼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布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身邊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消息之後，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麼分析，再怎麼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打開水龍頭，要相信裡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相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盜賊的同伙。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弔詭的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築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複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後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裡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闆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的正確，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良心的傳媒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後，我們還要信賴政府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種人多少個程序的事呀，怎麼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麼我們還可以怎麼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裡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新西蘭總理，而更高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梁文道：自由黨其實是功能黨

【am730-觀念】自由黨之所以淪陷，田北俊與周梁淑怡之所以敗選，其實是一早就能預見的事。首先，這固然是他們一直以來搖擺不定的政治決定甚至投機性格所致。想當年李鵬飛目光長遠，冒險參加直選，雖然失敗，但也是好漢一條，而且立下了不錯的開局之勢。可惜田北俊接任黨主席之後，眼見以李鵬飛聲名之盛猶落得個敗北收場，遂放棄李氏在競選時鋪下的地區網絡，退守功能組別以自保。發展日後的地區選舉，自在沒有刻意經營的情況之下，全憑以小博大下注心理，又怎能僥倖呢？等到廿三條立法之際，靠著倒戈老董得來的一時聲勢，田北俊就以為將來的選戰只要有漫山遍野的廣告加上高知名度就好，何其幼稚？

自由黨之所以不注重地區工作，問題還不在這種患得患失不敢冒險的小商人格調，也不在許多所講的公子貴婦放不下身段，而在更根本的定位抉擇。他們對地區直選的準備和相關接班人的安排不夠投入，是因為他們太過偏重功能組別的小圈子遊戲。對這個工商界背景的政黨而言，功能組別不只是更容易取勝的地盤，還是爭取界別利益最直接的場所。也就是說，一個矢志代表工商界利益和看法的政黨，與功能組別的畸形設計簡直是天造地設的絕配。

問題是，自由黨可以把他們在功能組別裡代表的利益，直接翻譯成地區選民都能理解能接受的語言嗎？不能。因為一邊是少數的利益共同體，另一是跨階層的，意見分歧的大眾，你怎能期望自己的訴求和主張在兩邊都說得呢？世界各地都有親商政黨，其榮榮大者如美國的共和黨就是個好例子。但是他們從來都不及只有一套純粹說給商家聽而不及其餘的主張；相反地，在促進商界利益之餘，他們一定還要有一套完整的社會視野，方能勝得大選。自由黨對香港的整體理念是甚麼呢？人家就算是減免遺產稅之類的親富政策，也能把它改寫或包裝成一套符合部分百姓信念的述。

自由黨行嗎？自由黨往往不願效法其他地區的親商政黨，妥協精英和大眾間的矛盾，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親商但是最終卻為大眾服務」的全民政黨；它就是那麼赤裸裸的一個工商黨。然後在地區選舉裡頭不倫不類地提一些其實不合黨格的，「紓解」民困的訴求。你說，它會是一個適合直選的政黨嗎？不，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命，它甚至可能是未來幾年內力阻真正直選，想方設法替功能組別借屍還魂的一個功能黨。

梁文道：紅酒也是一種罐頭（平反罐頭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還記得很多很多年前，第一次在當時香港唯一一家高檔西式超市看見雅枝竹的情景。它那麼可憐，孤零零地被人停放在噴著白色冷霧的貨架上，就和停屍間裡的屍體一樣。沒錯，它不是雅枝竹，而是雅枝竹的死屍；嫩綠的尖角開始變黃變硬，完全喪失了蔬菜該有的鮮活生氣。然而，就是這麼一塊死氣沉沉的東西，居然要賣上一百多塊港幣。我把它拿起來瞻仰一番，結果還是恭謹地將其回置原位，然後轉身走向堆滿了入口罐頭的那條小巷，左一罐右一瓶，滿載而歸。

縱然今天那種高價超市和貴族雜貨店早已開得到處都是，縱然保鮮的技術比起十多年前又進步了許多；但是我坦白告訴你，如果要用同樣的價錢，我還是寧取一個十分精緻的罐頭，多於一份號稱「新鮮」的入口蔬菜。

為甚麼不呢？罐頭犯了甚麼錯？為甚麼大家都先入為主地把它當成一種代用品？若不是因為颱風而被迫滯留家中，或者露營而避難在外，大部分人都會覺得罐頭絕對不能當正餐，它只是不入流的垃圾。

食物當然要新鮮，在這「綠色生活」成為主流新追求，「慢食」「LOHA」變成黃金律的年代裡，食材不鮮簡直是宗罪。因此我們多麼容易忘記原來自從人類懂得煮食開始，食物的保存就是最重要的課題了。

就拿生火燒烤來說吧。人類的祖先為甚麼要烤肉那麼變態？為何他們就不能像其他動物一樣，把獵物撕開生吞活嚼，茹毛飲血呢？傳統的說法是肉烤過之後很香，古人發現這麼吃很過癮。但也有另一派學者認為那是為了保存食物，肉煮熟了之後要比生肉更耐放；對抗自然時間，盡可能地拖長食物的期限，乃是人類的偉大之處。我覺得這種理論很有說服力，證據是許多活在冰天雪地裡的部落社群都嗜生肉，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自動替他們完成了保存食物的複雜手續。中國有兩個地方的人懂得吃魚生，一是廣東順德，二是東北中俄邊境一帶。順德人敢吃魚生，是因為河塘太多，隨手一撈就有好幾條鮮魚，根本不用考慮保留的問題。東北的少數民族吃魚生，理由是那裡氣候苦寒，人們根本就活在一個大冰箱裡。

我又常在美國出版的野外求生指南上看見教人燻肉的方法，那是因為荒野之上打獵不容易，要是幸運地捕獲了一頭野鹿，但卻發現蒼蠅的動作比你還快，那可就慘了。通常在幾小時以內，你就會看見剛才還在喘著氣的獵物身上爬出了一堆白白胖胖的小肥蛆。為了避免意外身亡，宰殺獵物那一刻立刻動用煙燻的手段是很必要的。

說到煙燻，我們都曉得它是一種為食物增加風味的方法；其實它的目的本來只是想延長食物的壽命。人類還發明了大量保存食物的方法：煙燻、風乾、凍藏、鹽醃、醋泡、油浸；每一種都在保留食物的同時改變了食物的味道，使它們更甜更鹹更複雜。因此，保存食物的辦法也是一種烹調的技術。

所謂罐頭，亦應做如是觀。如果你仍然堅持新鮮就是好食物的唯一判準，請回憶一下果醬和火腿的味道；請想像一瓶葡萄酒，其實它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罐頭。你願意喝新鮮的葡萄酒嗎？

梁文道：如果旅行不自在（東亞病夫的旅遊札記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除非是個扶手椅上的旅行家，否則任何一趟旅行都必然是肉體的遷移。聽起來像是廢話，但這卻是常被遺忘的事實。在機場與車站之間來來去去，行動的基礎始終是血肉之身，而非抽象的心靈。所以，一個人的身體條件很自然地限定了他的旅行體驗；眼睛不好，你看到的花叢就像一團彩霧；腳踝受傷，每一步就都是測量地面平準與否的尺度了。這讓我想起某位新晉食評人，他很關心一間餐廳過道的寬窄問題，那是因為他長得比較壯碩。

文弱書生馬家輝雖胸懷壯志，嘗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馳車疾奔，豪言：「香港有馬，其名曰家輝，輝之志，不知其幾千里也……」；可惜一離開駕座，這批壯馬就只剩下觀賞價值了。看他寫黃鶴樓最是有趣。

如今的黃鶴樓是一九八四年重建的仿古贗品，「有點似深圳翠亨村之類的港式茶樓」。但當地的導遊還是要催促遊客登樓，領略一下「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的滋味。我們的馬博士不堪寒風折磨，這天患了感冒，就不和團友爬樓梯了。他趁別人湊熱鬧的時候去了樓底下一個人煙稀少的景點，「黃鶴樓研究中心」。「所謂研究中心原來只是照片展覽廳，幾道牆上掛大大小小黑白和彩照，從五十年代開始，什麼什麼權貴高官來過，外交部長、國家總理、西方政要，原來是用名人效應來肯定黃鶴樓的文化價值」。如果他當日不病，上了黃鶴樓，心情是會更好還是更壞呢？

中國文人遊山玩水從來不是赤裸的，看到什麼都能聯想起無數的詩詞和掌故，每一處名山勝境都承載了太多的記憶。文藝而善感如家輝者，遇上今日種種化過濃妝的景區，血脈裏的文化傳承和眼前的俗野現實，其失落甚至憤恨可想而知。不過，文人畢竟是文人，從小背起的文字可以把肉眼結構得份外浪漫。就算到了「三峽」，分明一座水壩，他還是在江面冷風如刀的夜裏想起了「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日三千里，郎行幾歲歸」。千年前的李白把詩句銘刻進今人的肉眼；縱是平湖，你也看成了水急如箭的老三峽。

不喜歡遠行，卻偏偏要搭跨時區的長途航班，於是馬家輝的挑剔就變為品味的講究了。這品味不是《GQ》裏穿什麼上飛機才不丟臉的那種品味，而是更難得更貴氣的品味；他講究進入一個陌生城市的時機。「深夜不好，因為累了，城市累了，你也累了」；「下午更不好，因為城市太熱鬧了，紅塵滾滾，你半途插入，根本沒法替自己定位」。只有清晨，「早上之好在於從容二字，這本是生命裏極難做到的一種姿勢，你因坐了一程飛機而得，就算是獎賞吧」。

讀《死在這裡也不錯》，比起其他也寫得相當好看的遊記，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是作者的諸多矛盾躍然紙上。和許多立志當專業旅行家的人不同，馬家輝不會對世界好奇寬容到放棄自己的地步。由於他的旅行往往帶一點不情願，所以他總是反覆無常，有時候好像看得很開，有時候又想躲回到自己的身體以及身體之內的溫暖習性。出入之間，總是猶豫，總是敏感。我幾乎想用「雞婆」這句台灣話來形容這位台灣女婿的旅遊書寫。

行旅於他，好比抽煙；十多年來老聽他說戒煙，但沒有一次戒得成，真正印證了馬克吐溫的那句名言：「戒煙很容易，我戒過十幾次了」。他究竟真的喜歡抽煙，還是只是受迫成癮？是真愛旅行，還是無可奈何？離開「抽煙如做賊」的美國，他發現了倫敦的好，「原來肆無忌憚可以如此過癮」。到了煙民王國，他又覺得「煙槍們分布各桌吞雲吐霧……，煙霧在暖氣的籠罩下久久不去，隔眼望去，一張張男人的臉，眉頭深鎖，眼含怨懟」，不是個好地方。也許他還在尋找，一個真正死在這裡也不錯的地方。

梁文道訪問陳雲

【明報】在我認識的朋友之中，陳雲或許是看起來最寂寞的一個了。他的為人，他的職業，他的文章，一切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地不合時宜，不符環境。在這 個社會裏面，他的存在是真真正正地被拋擲進來，像一片樹葉飄到還欠缺那最後一片紙塊的拼圖上。細看這張拼圖，無論是他，還是這個他處身其中的社會，都變得 十分獨特、怪異。

大部分不認識他的讀者，只知道他是個行文長篇大論、引經據典，又是《內經》又是《淮南子》，氣勢磅礡，觀點銳利的評論家。認識他的朋友則都曉得，他 是政府部門裏一個研究政策的公職人員。下筆不留情地狠批香港社會和政府施政，他怎能棲身在政府總部之中呢﹖他說﹕「打政府工就只是一份工作，我做了我該做 的研究，人怎麼用是人家的事了。」難道你就沒有想過要在體制內改變些什麼嗎﹖我們都以為你當初進政府是為了實踐理想。「現時的制度及政府並不適合知識分子 獻身，正所謂『君子不器』，打政府工不一定是君子，但一定是器具。古人入仕若是懷抱理想，是想混跡進去有所變化。我進政府也算是變化。只是不能說是成功。 道教最講變化，佛家亦然，仙佛阿羅漢要是為了伏魔降妖，可以變化自身成惡鬼。但現在的政府太平庸，根本不得混跡進去，強行變化會傷身傷人。」傷身是什麼意 思 ﹖「傷身是傷了自己的身分跟道行的意思。」

喜自稱「貧道」　文字風格老派

這就是陳雲，你和他談在政府工作的同時評論會不會有矛盾，他的答案不是什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一類常見說法，而是佛道修煉的原則。常常看他的文字，應不會 對此陌生，他的文章不斷流露出對道教的鍾情。以前他在文章裏甚至自稱「貧道」而非「筆者」或「我」。為什麼現在不用「貧道」二字了呢﹖「因為有些讀者反映 給編輯，說我用這兩個字太過古怪。那就算了吧。其實叫自己『貧道』不一定是道士的專利，但凡求道修煉之士都可以這麼用，而且『貧道』指的是功夫不深道術貧 乏，自謙的意思。」其實陳雲在大學開始真正求道，禪定打坐統統學過，並且至今練習不輟。

我欣賞陳雲的地方，是他非常完整。他從做人到寫文章，服膺的都是一套系統，一脈精神。不只寫文章引用道學著作，還要身體力行。只是他跟隨的這一條路 是這麼不時髦，連作文也與眾不同，有一種幾十年前「學衡」那幫國粹派的味道，在時下的媒體文字裏一眼就認得出來。「其實我連讀書也不大看現代的東西 了，90年代之後的中文書除了研究需要我不大碰的。以大陸來說，89年後的東西就太過商業化了。我現在只讀古籍和五四前後的近代作品。如今寫中文的人多數 都不認真，沒要求，不知道中文可以有更好的風格和表達方式。」

專寫老香港　交織歷史評論

其實不只文字的風格老派，他現在連寫作的題材也是已逝舊日的小東西。他在《信報》的專欄「我私故我在」連載了幾年，專門回憶兒時玩意和老香港的民間風俗。 但那又不是一般的掌故小品，卻是筆端飽蘊感情，把私己經歷和社會史交織起來的歷史評論，憶舊的同時剖析當前社會失落了什麼，提醒大家不要只被新東西迷惑。 這些文章我總覺得和他的學術背景有關，他95年在德國拿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民俗學學科史1918-1949》。「我研究的是在那段日子裡，西學如何 影響了新文化運動，使顧頡剛等人開始用現代科學方法系統地收集和整理歌謠、傳說和祭祀活動等民俗傳統。那是草根的中國文化，過去的正統士大夫並不重視，卻 非常有意義，可惜共產革命之後就戛然而止了。」「因為共產黨雖然也蒐集民歌，甚至推動秧歌舞，但目的是為了政治改造它們。這和民俗學者想保留傳統的精神大 相逕庭。」

了解亦諒解　反共旗幟鮮明

「所以我以剷除共黨專政政權為己任，他們原來只不過是一批政治流氓加上少數讀書不精的人，胡亂從西方引入馬列主義的東西，完全違反了中國傳統，所以不會得到百姓真心支持。他們數十年來的作為不知摧毀了多少中國文化裏有價值的東西。」

我最早看到陳雲文章，就是在80年代的《開放》和《香港時報》，那時他已是旗幟鮮明地反共，但沒想到他今天還是這麼毫不忌諱。而且他反共的出發點也 和如今大部分批評共產政權的人不同，是從中華文化興滅的角度出發。這會不會是與他出身自新亞書院有關呢﹖因為這種久違了的說法正是以往徐復觀等人愛談的。 「看他們的書成長，多少有間接的作用。但我在學術上比較傾向於錢穆，可能寫作風格受了點徐復觀的影響。」那你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嗎﹖

「是的，我贊成。可是另一方面，人權和自由等價值也非西方獨有，而是一種普世價值，中國傳統也有這些東西。說到自主的民間社會，中國向來有深遠的民 間結社傳統，搞祭祀的香會和濟貧民的善堂就是民間自發互助組織。香港的可貴就是保留了這些傳統，如東華三院。同時香港也有現代西方的體制和論述，我們須承 認它們可以更好地發展和保護那些普世價值。其實中國古代也有商品經濟，現代西方的文官體制甚至起源於中國。所以香港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兩方面都很有價 值。」

陳雲修道，講求變化，所以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的話也進入共黨去「混跡」一下。「因為比起平庸，共黨有成大惡的能力，也有做好事的可能。」「其實現在 的共產黨也有點不一樣了，進入了全球秩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少了浪漫，多了實際。」「其實我老是批評他們也會因了解而諒解，甚至變得像他們。這是 要小心的。」

習武練功夫　直言為了打架

古代文人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往往還要健體習武，預備有天要帶兵上戰場。我知道陳雲功夫底子不錯，打過蔡李佛和詠春，可是他當初為什麼要習武呢﹖ 「為了打架，學功夫當然是要打架。什麼健身云云是騙人的藉口，因為站樁一類的基本功其實非常傷身。我覺得最好打的是太極，所以也學過陳家太極。但是陳家太 極有很多招式也是會練傷肌肉筋骨的。」哪你現在還有練功夫嗎﹖「我現在還在練，但不多，只是簡單的動作。總得保持一定的狀態，隨時可以作戰。其實學武和寫 評論都是要保持戰鬥性，看不過眼就要出手。中國知識分子有武技傍身，又習得一身道術，才可以隨時收伏妖邪。他們這麼做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麼系統的理論支 持，但靠一股自然的正義感。」



後記﹕最老的激進派　最年輕的國粹派

說起來，陳雲這個筆名還是當初胡恩威與我一起為他改的，就是為了變化一個身分在《明報》世紀版寫稿，好開闢另一個戰場。認識他幾年，又說不上太熟，我們是 太不一樣的人了。我話多，他內向﹔我喜歡掉書袋講現代社科理論，他則沉浸在故紙堆中﹔我身體孱弱，他非常好打。但我挺喜歡陳雲，因為他跟我太不一樣了，他 是個國粹派。又因為他這麼不合時宜地傳統，所以又成了我欣賞的另一種類型﹕激進分子。

什麼人問﹖梁文道

跨媒體文化人，不時在報章撰文評彈時事及文化議題，又為電視台主持清談及諷刺時弊的節目，並曾經主持電台早晨烽煙節目。近期針對西九龍發展項目，有份發起文化界及其他界別組成聯席，為政策發展提供建議。

他現為牛棚書院院長，與陳雲認識於早期辦《打開》雜誌之時，陳當時為該雜誌撰文。

什麼人答﹖陳雲

專研民族學，愛從民間掌故及風俗出發去理解社會的人和事，以「陳雲」作筆名在報章撰文，筆鋒銳利，每每咬牙切齒。近期引起廣泛討論和注意的，是刊登於去年 11月18日《信報》副刊文化版，題為〈香港，你哪裏都不用去﹗——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以毫不客氣的文字反駁龍應台就政府西九龍計劃之批評。

他現時在政府任職，負責文化政策研究的工作，並兼職在學院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