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越界越多，能量越大

他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縱論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業電台一台採集百姓聲音，他在「開卷八分鐘」將深奧的學問「翻譯」給大眾，他是11份報刊的專欄作家，他是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他相信，一個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17歲的專欄作家

1971年，梁文道剛出生4個月，就被抱去了台灣，在那裡一直長到初中畢業。彼時台灣很多幫派，文道14歲時，認了十八九歲的大哥，跟著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賭啊，當然也有打架。

台灣的小混混不讀課本，不等於不讀書。事實上，梁文道開始讀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薦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學，初一就開始讀殷海光，讀胡適，讀羅素。

初中畢業後，「沒有高中願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歲，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鋒青年。因為在台灣受了太多「忠黨愛國教育」，又在天主教學校唸書，回到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見到三方觀點，「你過去對『國家』的觀念、你的整個歷史觀，就崩潰了」。

於是開始讀馬克思，搞小劇場，去「歧視女性」的選美會抗議。總之，「有很多意見」。有人對他說，你那麼多意見，就自己寫點東西啊。家裡一直訂《信報》，便給《信報》投稿，反駁某位評論家的劇評，兩星期後，稿件見報。

投到第三次，編輯打電話來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謄改一遍，寫字一小心，字體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編輯打電話問我媽，請問梁文道小姐在嗎？」

母親解釋了一下，說，「他上學去了。」「教書去了？」「不，他唸書。」「哦，念大學？」「念中學。」

17歲的梁文道就此走上專欄作家之路。

香港商業電台台長

在梁文道和林奕華這樣的文化人眼裡，香港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商業社會，「(文化產品)滿盤皆贏，或者滿盤皆輸」。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業電台一台，由小眾而大眾，一年多後卻因「理念不合」，重返邊緣。

「我的朋友蔡東豪，當時商業電台的總裁，跑來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台長。我以為他開玩笑，我從來沒有一天在辦公室裡坐下來打過工，你讓我不只坐辦公室，還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還要管一個電台，不只管理一個電台，這個電台還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響力最大的電台……」

「後來他又找過我幾次，用了ultimate exposure(終極曝光)這個詞，意思是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像你這樣的文化人可以打進主流社會，在主流電台裡實踐你自己的理想。」

梁文道同意了。「非典時期，我派記者去火車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說話，問他們，你有什麼話最想告訴其他700萬人？只錄30秒，然後在新聞短訊的前後播放。一天下來，你可以聽到上百個普通市民對這個社會的想法，都是沒過濾的。

「也開了一些文化和讀書節目，找香港才子陶傑開了一個節目叫『光明頂』，想幫香港人改變一下思考方法。還有時事節目『風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會相信新自由主義嘛，我就請一些左翼知識分子談經濟政策，故意來把它弄亂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內地觀眾認識梁文道，多是通過「鏘鏘三人行」，但他的「身份」，顯然遠遠不止竇文濤身旁那個侃侃而談的「知道分子」———

11份報章的專欄作家；一家中學———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文化顧問；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負責給人家撥款搞環保」；香港兩個劇團的董事局成員；擁有一個名為「上書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簡單的小書，也編一個雜誌，我是編輯，也是社長」；香港有線電視一個周播時事評論節目的主持人，「沒有時間，就快不做了」。

當然還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攜志同道合者，進駐位於香港土瓜灣的一個被棄置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資格，只為在大學教育的專業導向之外，開闊學生眼界。

「我夢想有一天，隨便和一個雜貨店老闆攀談，發覺他喜歡研究汪精衛；或者一位中學生說，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們把追求知識當作嗜好，沒有特別理由，只為『好玩』、『過癮』。」

2005年，牛棚書院因經費原因宣告停業，最新的消息是，「我會把牛棚搬到兆基創意書院去，讓它晚上開夜課。這個暑假，牛棚就會重新復活。」

此外，梁文道還要參加各種社區運動、古籍保護運動，有時作站台講話，有時在後面出謀劃策———如何在媒體上搶到發言陣地，等等。

「我沒見過像他這樣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傳媒人潘詩韻說。

梁文道卻一點也沒有停下來或者慢下來的意思。「我覺得我會死得很早，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這些事都是我應該干而且能夠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麼能做那麼多事兒。答案是：你做的事兒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兒就越多。」

最主要的觀眾是我這樣的人

梁文道坐在北京西北三環的一家咖啡廳裡，仔細捲著煙絲，然後———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著。「很多人認為我看很多書，我想說的是，我只是達到了一個正常水平而已。」訂閱英國人文雜誌PROS-PECT，今年1月該雜誌評選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產品，參與評選的幾十位多數是媒體從業者，「你看那些人，很嚇人的。比如評選去年最被低估的書，一個BBC的記者選的是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紀》，800多頁，這表明他的閱讀範圍到了那兒。應該有一個相當廣泛的涉獵，這是我心目中一個做媒體的人，或者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人應該達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為「買辦」，要把封鎖在學術著作裡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觀念「翻譯」給普通人，「開卷八分鐘」就是他的一種嘗試。最初，台裡一度想請於丹代替他主持這個節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觀眾」，結果沒談成，已經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來兼顧。「同事告訴我，我的節目，網上下載視頻看的多過看電視的。我覺得我的觀眾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廣告商喜歡的、坐在電視機前等著節目開始的觀眾比，是兩代人。」

梁文道想像自己的觀眾，「是做媒體的人，教書的人，文化人，讀書人跟學生。對，我比較針對這些人說話。」頓了一下，又笑著「糾正」：「我最主要的觀眾是我這樣的人。」我做時事評論也是這樣。有的人做評論，像國師，都是政策建議，當局應該如何考慮，但我很少這樣。這是一個小眾群體，我在這個群體裡跟大家對話，或許我們這個群體以後會做更多的事情，改變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