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傾聽深圳卡門的聲音

【明報-世紀．Intellectual】編按：在中國處身經濟一體化的巨變時代，一部研究這時代衍生之「打工妹」民族志專著，訴說在這矛盾與衝突的時代中有關打工妹主體性、權力、欲望與對抗的故事。本地學者潘毅走入一家港資電子廠，以細緻的觀察、慎密的研究、以及大膽的「社會學想像力」（梁文道語）——嘗試令她們早被各方淹沒、扭曲、挪用的聲音終被依稀聽見。這部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形態研究的重要著作，奪得社會科學界舉足輕重的「美國Ｃ.Wright Mills2005 年最佳書籍」獎，潘毅成為首位亞洲得獎者。在此選刊此書由梁文道所撰的代序，由遠在古巴的捲煙女工卡門，談到潘毅書寫的「深圳卡門」。

當我在這本書裏讀到一群打工妹為了爭取收聽電台廣播的權利，而發起無言的抗爭這一段時，我想起了《卡門》，另一個打工妹的故事。

卡門的故事．女工的故事傳說古巴雪茄是少女在自己的大腿上捲出來的，因此曾有好事之徒堅稱能在未點燃的雪茄上聞到女子的體香。其實用不真的在一根雪茄上嗅到少女大腿的味道，光是念及那些煙葉在一群膚色健康的女人身上搓捲成形的場景，就足以讓雪茄客在吞雲吐霧之間燃起充滿情色氣味的想像了。雪茄，一種向來被認為是最具男性性慾特質的奢侈品，竟然是這樣子在女子身上做出來的；多麼地巧合，又是多麼地完整。如果古巴的傳說是虛構的話（我見過一名男作家在實地參觀過雪茄工廠之後大表失望： 「那些工人原來是趴在一行行的桌子上工作，而且他們全是男的！」），別怕，西班牙在十九世紀還真有女子捲煙廠。當時的廠東嫌男人手指笨拙，而且薪水要求高，於是轉聘乖巧聽話又能忍受低薪的超時單身女工。那些在捲煙廠裏工作的女孩多半是受人歧視的吉卜賽人，她們在工作上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機會，於是紛紛來到城裏的煙廠。

西維爾的夏天是很熱的，一大堆女工擠在不透風的廠房裏實在難受，所以常常只穿內衣工作，有時甚至乾脆赤裸上身，這類工廠還有一套從當時的監獄學回來的娛樂技術，就是請人在一個講台上對大家朗讀小說和故事，好讓女工們沉浸在浪漫的想像中，暫時忘卻工作上的種種不如意，增進效率。這種娛樂有個名堂，叫做「煙廠宣講」（lector de tabaqueria）。直到今天，古巴的部分雪茄廠還保留了這個習慣，只不過他們在宣講內容裏加進了不少卡斯特羅的講辭。

著名的卡門就是在這種煙廠裏工作的女人了，她的形象代表了當時歐洲男性作家對捲煙女工的想像： 「她總是穿一條超短的紅裙，走路的時候屁股左搖右擺……。在我住的地方要是有一個女人穿成這個樣子，大家一定會胸前劃十字；但是在西維爾，大伙們卻用下流的形容詞來誇讚她。」大家都認為一幫懷春少女成天關在一個集體工廠裏肯定慾火難耐。這種煙廠，用潘毅所引述的一些「打工文學」的話來講，簡直是男人夢想的「桃花源」。這些女工因為工作條件差劣形成的裸露習慣，在文學和音樂裏則成了放蕩的表現。

她們捲出來的雪茄即使在當年，也是種昂貴的消費品，只有佔領當地的法國軍官和商人才抽得起。而她們自己，只抽papelots，也就是今天的紙卷香煙了，一種用紙張去捲起切碎了的剩餘煙葉的劣品。香煙未必是她們發明的，但肯定是隨她們的「豔名」才傳遍了全歐洲。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她們當時的生活情，她們留下來的，只有香煙，與危險、卑鄙卻誘人的卡門了。而卡門是一個只忠於自己因而害死了男英雄的「壞女人」，竟然就是這一群資本主義發達史上最早一代「打工妹」的唯一代表。

以想像力，追尋她們的聲音卡門與香煙的故事和潘毅這本書有任何關係嗎？假如你讀畢全書，或許會發現一點隱密的聯繫；不過，你也可以說一百多兩百年前西班牙的捲煙女工與今日的深圳打工妹之間實在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真正的重點在於我們要怎麼去說一群女工的故事，要怎麼去「為」她們說故事。關於《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的內容，不用我在這裏複述。但是我可以大膽地說，任何關心中國民工問題的人，任何想了解中國女性的社會位置變化，任何想知道中國或市場經濟的運作，乃至於任何想認識當代中國的讀者，都不能不讀這本書。身為潘毅的朋友，我真是為她感到驕傲，因為她寫了一部坦白而有承擔的民族志，一部極富理論涵養同時明晰細緻的社會分析；最重要的，是她寫了一本充滿「社會學想像力」的書。她能夠得到社會學界裏舉足輕重的「米爾斯獎」，的確是實至名歸。

說到想像力，我們必須明白要「追尋打工妹失落的聲音」是何等艱難的一項任務。正如西維爾的捲煙女工，中國各地的打工妹也是群失語的人，往往只能夠任人形塑，卻沒有自己替自己說話的機會。尤其可怕的，是連她們最「內在」的欲望（請容我暫時使用「內在」這個不夠精確的詞語），也被人奪去，鑲嵌進一套宏大的邏輯裏面。例如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打工文學」，雖然曾經是許多打工仔打工妹自我表述的方式，也傳達過這群體的苦痛與喜悅。可是一方面「打工文學」仍被認為是種不入流的東西，許多批評家覺得它們的內容「應該更有深度，文字則要更精煉」；另一方面，它們被變異成了證明當前國家與資本運作模式合法合理的工具。許多領導幹部都能藉「打工文學」大談中國人民的上進心，把她們出城打工的動力單純地理解為追求更好生活的作用，甚至由此推出中國經濟成長前景無限的結論。最能說明這個變異的，是曾經名噪一時的打工妹作家安子。現在她不只是作協成員，還是一家專門「激勵人心」的輔導公司老總，四處演講，鼓勵後輩向她學習。

然而，我們又不可以輕易陷入另一種習見，以為打工妹就是一群徹底被動的灰色可憐蟲，受盡無良資本家的壓迫卻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潘毅再三指出，不只打工妹的欲望構成是複雜的，她們逆反體制的手段也是紛雜多樣的。比如說那些廣播電台裏的流行歌曲，你可以說是麻醉她們的鴉片，但你不能不承認它們同時更是緩解壓力與疲倦的良藥。一旦廠方為了秩序和效率要關掉車間的收音機，女工們甚至能把它轉化成集體抗爭的動力，怠工抗議。

假如媒體常見的社會紀實常常失之偏頗地將打工妹描繪成另一種有待獲救的社會底層群體；而官方宣傳機器又將她們變成推動經濟成長的美好力量，甚至不惜吸納挪用她們自己的語言；我們還能用什麼途徑去尋找她們的聲音呢？答案就是想像力了。在分析一名女工睡夢中的尖叫時，潘毅令人印象深刻地開展了她的想像力，層層深入，把個體的夢魘與社會秩序中的種種力量接連起來，寫成了她所說的「抗爭的次文體」。在「抗爭的次文體」的書寫之中，噩夢、尖叫、罷工以至於經痛，都成了一幅抗爭圖畫的點與線，散佈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在潘毅描繪這幅圖景裏，我們似乎聽到了打工妹的聲音。即便那是種前語言狀態的尖叫，也都成為意義飽滿可以辨識的聲音了。

理性壓抑底下考掘瘋狂的言語

所謂想像，當然不是虛構，也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的空想。潘毅把一名女工的噩夢解讀為反抗，與某些文化研究將青少年坐在商場門口也輕易地看成種反抗的做法大異其趣。一來她的解析是嚴謹縝密的，二來她的態度是自省而批判的。讀者們都能輕易發現，在潘毅化身女工以從事研究的這八個月裏，為了逼近真實的「現場」，她不斷反覆地質疑自己的先見與位置，甚至質疑「真實」自身的存在。由於她的大膽想像與謹慎的反省同行並進，她才可以逐步敞現打工妹那失落的聲音，就和傅柯在理性的壓抑底下考掘出瘋狂的言語一樣。

既不浪漫，也不無情，要在眾多的「主旋律」之間艱難尋路，我們才能依稀聽到卡門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