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梁家傑的選擇

【明報-陣筆】如無意外，曾蔭權今天就要正式宣布參選特首了。在這場結果早定的選戰裏，曾蔭權實在擁有太多優勢，其中一項比較為人忽略的，就是他沒有解釋參選理由的包袱。雖然他一定會宣布一套堂皇的說法，告訴大家他如何「身流香港血」，又怎樣「心中有家國」；但大家都只會把這些言辭當作必要的形式，過一過場就算了。畢竟有誰會去認真計較一個政治人物出來參選的理由呢？

但梁家傑的處境就截然不同了，因為他是泛民主派推舉出來的候選人，所以他背負了先天的原罪，他需要面對質疑，他需要承擔後果。

20 多年來，激進與溫和這兩種路線的選擇一直左右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是該打入建制呢？還是在建制以外衝擊它？是該參與遊戲以求漸進改變遊戲規則呢？還是拒絕遊戲好等待它自己走向終局？這是一個始終沒有定論的兩難選擇。主張溫和路線的，害怕要是不趁早加入遊戲，遲早會給人拋得愈來愈遠，永遠也改變不了現狀，所以寧願做一點「策略調整」，暫時讓步（這就是民協當年決定參選臨時立法會的理由）。主張激進路線的，則認為追求民主公義不能光談策略，忘記原則，手段要是有問題，那就全盤皆輸了。所以不能隨便參與建制的設局，而要在建制之外「累積市民追求民主的力量」（這就是泛民主派議員當時否決曾蔭權政改方案的主要理由）。

20 多年了，香港仍然見不到全面普選的一天。溫和派可以據此指摘激進派不夠明智，沒有趁早加入遊戲，厚植實力；而激進派也能夠反駁，抨擊溫和派投降妥協，否則早就逼得政府完全喪失統治的合法性了。有趣的是，在這種討論裏面，通常被視為「不務實」的激進派往往能夠佔取道德高地，說話理直氣壯，逼得溫和派必須被動地解釋自己行動的意義。

梁家傑現在背的就是這種包袱了，他必須向王岸然等評論家解釋自己參選特首的理由，他必須向黃毓民、梁國雄等民主派同道證明自己的做法是對的。他要對付自己人的懷疑。大家應該記得，梁家傑當初向泛民激進路線解釋的時候，最強調的一點是要透過參選特首去「突顯現存制度的荒謬」。換句話說，在人人都知現存政制很荒謬的情底下，梁家傑還要以行動進一步暴露它的荒謬。假如這就是他參選的目的，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該問要怎麼做才能暴露這個制度的荒謬了。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他必須在民意調查或者全民公投裏戰勝曾蔭權，卻在選委會投票中落敗。一個數百萬人眾望所歸的人物卻輸在只有800 個人的小圈子手上，難道這還不叫荒謬嗎？

問題是梁家傑要怎麼做才能輸了選舉卻贏了民意呢？以現時的情來看，梁家傑似乎正和曾蔭權拼政綱鬥宣傳，一方面在抨擊政府錯失的同時提出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則不停落區並且公開挑戰搞論壇。這是一個最正常的選舉工程，也因此應驗了梁家傑陣營用以打動中間派選委的那句話： 「搞一次有競爭的選舉」。不錯，這是最正當的選舉工程，也的確博得了許多政治取向不鮮明的中間派；但這麼做就能戰勝曾蔭權嗎？

恐怕很難。因為曾蔭權為官30 多年，熟悉各項政策與政府部門的運作方式；又擁有龐大的行政資源，能夠動用手下集思廣益，雕琢出漏洞較少的可行政綱。而這一切正好是梁家傑的弱項。別的不說，光看曾蔭權陣營最近提出的空中交通擠迫問題，梁家傑可能就連想都沒想過，更談不上如何招架。雖然梁家傑也有一些像要求城規會獨立於政府架構之外這類獨到的見解，但是在經濟政策等多方面重要範疇，他一時之間還是難以正面迎戰曾蔭權。這麼搞下去，他可能不只做不到贏取民意，突顯制度不公的目標；反而會讓曾蔭權在小圈內外都大獲全勝，徒然替對手和整個制度增加了認受性，令人覺得選委會選出來的特首其實也不太壞。

所以梁家傑最該打的還是政治牌，專注而持續地高舉普選旗幟，鞏固民主派支持者的基本盤。換句話說，他不該把力量消耗在所謂的「務實」路線，讓對手從容地在具體政策上與之周旋；反而要回歸泛民主派的原點，把整場選舉定位為「民主對寡頭」與「進步對保守」；將對手打成既得利益階層的護航人，使自己變成爭取民權的先鋒隊。這才是唯一可能在民意戰上獲勝的正道。然而，自從曾蔭權屢次針對性地拋出「務實」的說法之後，梁家傑陣營似乎就陷入了被動的陷阱，不只沒有大力提倡當選之後立刻實施雙普選之類的宏大願景，反而想處處證明自己其實也很務實。結果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不是一個民主派領袖如何挑戰現有建制，而是兩個候選人正在認認真真地競選。這個結局又怎能叫社民連等激進民主派滿意呢？你出馬的原意是要指出這場選舉從頭到尾就不是一場有競爭的選舉，怎麼現在卻變相地把它變成一場似模似樣的真正選舉，還要讓對手光榮勝出呢？

不過，民主派激進路線眼中的壞事或許卻是溫和派的美事。因為透過這種正常的選舉運作，他們可以趁機學習整個政府機器運作的方式與邏輯，逐步培養一個全方位的政策視野，接觸更多以前沒有觸及的界別團體，挖掘未曾有過的資源網絡，建立更廣闊的人脈甚至班底，更不用說整個團隊組織的操練強化了。也就是說，這場選舉可以增加泛民主派的能量，厚植其資本，為它帶來更大的影響力，甚至做好未來執政的準備工作（如果有這麼一天的話）。

於是梁家傑就掉進了兩難的處境。想回應激進派的質疑，想暴露現存政制的荒謬，他就要清脆地在民意戰場上擊敗曾蔭權。如果他想形象鮮明地剋敵制勝，他就不該和曾蔭權糾纏在政策實務上，反而要專心地打民主牌。可是這麼做的代價則是鞏固了民主派只懂反對只懂叫口號的固有印象，嚇走了持觀望態度的中間派與不同界別的利益群體。假如他認真地去和曾蔭權比務實，他多半會間接地幫助了曾蔭權得到本不該有的認受性，違背了「突顯制度不公」的原意。不過整個民主派則因此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和經驗，並且有機會改變中間派對他們的偏見。到底是要衝擊現有制度，還是先配合它再圖謀將來呢？看來梁家傑陣營選擇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