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歷史的狡詐——「防民」政制的惡果

【明報-筆陣】自從特首曾蔭權把「反對派」3個字送給泛民主派之後，各種各樣把「泛民」重新定位為反對派的言論就陸續出籠了。可以想見這是政改方案被否決以後，要在未來一屆議會選舉打擊泛民的第一步工程；先把它固在這個位置上，迫使他們採取守勢。這種言文攻勢當然是想將香港民主進程受阻的責任完全推給「泛民」，但是保守派乃至於中央政府難道不應該反躬自問，看看事情演變到如今這個地步，自己是否也有責任？所謂的「反對派」究竟是怎麼形成的？保守派眼中不代表主流民意的24席反對派議員又為什麼可以否決掉一個「十分理想」、「廣孚眾望」的方案呢？

從《基本法》的草擬階段開始，主導香港政制設計的思路就是「防止失控」。所謂「失控」，具體地講，就是讓一些不是自己人的民主派坐大，影響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掌控。強調行政主導，不立《政黨法》，在區議會重新安設委任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舉立法會直選議席，除掉兩個握有資源及實權的市政局，用800人組成的選委會選出特首等等，全都是為了防止失控，又或者乾脆說是「防民」(提防民主派)。這等既違背民主政治潮流，也不符現代政治公平參與規則的設計，雖然影響廣泛又深遠，但服務的卻是一時的政治目的，就是要限制民主派勢力的增長。

有意思的是這些設計背後其實假設了民主派的聲勢必然會日益強大，似乎只要政權的民選成分增加，必定就有益於非自己人的民主派，而自己扶持的代理人是怎麼樣都鬥不過他們的。然而政治是活生生的動態過程，其中總是充滿機遇和意外，原先為了「防民」的設計到最後說不定會事與願違，變成縛住自己的繭。

就以政改方案被否決一事來說，為什麼這等議案需要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呢？如果它只需要一半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豈不早就順利功成了嗎？當然，世界各國但凡牽涉重大憲制改革的議案，都會要求格外嚴謹的程序審定議決，但在草擬這類憲法的時候，立法者還是會抱有一定的政治想法。在香港這個例子裏面，當初的想法大概就是怕民主派會佔去立法會的一半席次，可以方便地左右香港政制的變革。問題是從前做此設計時，草委們可能料不到幾年下來民建聯才是立法會第一大黨，而泛民主派極其量也又不過佔據了25席。這個對中央政府來講本來最保守最安全的裝置現在居然絆了自己的腳。

再看泛民主派在兩個多月間的態度演變，從最初不強烈反對政府方案，只要求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到最後非要普選時間表不可。各派人馬之所以愈來愈硬，愈走愈團結，原因正正在於他們不是一個黨派，而是很多個分支。假設25個泛民主派議員都是一個大黨的成員，他們為了自身組織的壯大，為了第二、三梯隊謀出路，極可能會接受一個妥協方案，而且也不用擔心支持政府方案會有什麼嚴重後果。但現實是民主黨只不過是稍大的一個山頭，此外，還有很多沒什麼組織負擔但彼此競爭的小黨派和個體戶。在民主理念的大旗下，誰都怕自己要背上出賣民主的罪名，誰都負不起「轉」的責任，於是互相以刀架頸共赴梁山，一起強硬地否決了政改方案。

為什麼民主派形不成一個剛性組織？何以民主黨搞了幾年愈搞愈沉？除去內在的原因之外，外在的制度環境也相當重要。大家都知道以政黨為從政途徑，在香港是很沒前途的。首先《基本法》就規定了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排斥了政黨染指行政權力的機會。然後在行政主導的前提下權力不多的立法會，還要用不利於大黨發展卻有助於小派分枝的比例代表制選出地方直選議席。試問民主黨怎能壯大？泛民主派又怎樣形成一支政黨？

又正因為政黨勢弱，陳日君主教、報社老闆黎智英和普通市民陳方安生等有政治影響力，但不用付出實質政治成本的人物，才會成為牽真正政治人物鼻子走的大老。他們3人「企硬」，贏的是清譽；民主黨和45條關注組「企硬」，卻要面對組織內部的壓力和選票流失的危機。為什麼領導泛民主派的不是正式下場參與遊戲的政黨，而是宗教和媒體的領袖呢？如果政府要找談判對象，想影響博弈對手，是找專業政客容易？還是找主教與大亨容易呢？如今這個局面，難道不是我們的政制對政黨百般打壓重重設限的必然結果嗎？

假如香港政制的設計對政黨更友善，今天政府的主要對手就是必須顧及現實的專業政黨，而非它把握不住的高人了。假如我們有《政黨法》和對政黨的補貼，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又是由單議席單票制的方法產生，今天政府在立法會裏面對的或許就是一個較少後顧之憂的大黨，而非互相牽制的個人了。為了防止失控，為了遏阻民主黨的坐大而設計出來的遊戲規則，終於催生了自己口中的「反對派」，終於打斷了自己的計劃。世事難料，莫過於此。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