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其實是個文人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才剛坐下，馬家輝就向我討了一根煙，然後拿出他那有三百萬像素的全新攝像手機，請餐廳經理為我們拍一張照片。他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在餐廳裏抽煙了，再過兩天此情不再，要好好留念」。

我想起十年前，拿到博士學位沒多久的馬家輝自美赴台，教書教不到半年就回香港參與《明報》「世紀版」的籌辦工作。當時他約我出來，也是兩個人這樣子坐在餐廳，一人一根煙隔桌對坐。有一天晚上我們跑去看電影《古惑仔》，散場之後又是抽煙聚會，他說：「不如找『牛佬』（《古惑仔》原著漫畫的作者）談談，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出鏡」。

其實馬家輝長得還挺上鏡，我們常笑他是「師奶殺手」（意思是他殺不了少女）。他也很有鏡頭癮，前年他接過大導演陳可辛助理的電話，想請他客串一個學者的角色，和舒淇（是那個女演員舒淇！）來一場對手戲。他開玩笑地說：「這通電話我等了四十年了」。可惜舒小姐唯一有空檔的那個晚上，馬家輝要去主持龍應台的講座。龍應台比舒淇還要有吸引力嗎？不愧是文化人。

說起文化人，我總覺得馬家輝的身份很尷尬。他在台灣大學本科畢業，在芝加哥大學的碩士論文拿了當年全校最佳碩士論文獎，後來到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師事重量級左翼學者賴特（Erik Wright），和Joe Roberts，分明是塊做學問的料子。可是他現在的職務卻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幹的是學術行政。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該如何介紹他才好，叫他「馬教授」當然不對，稱他「馬博士」又好像難盡其身份，於是用上一個很含混又很包容的銜頭：「文化人」。

不少文化人一見「文化人」三字就耍手擰頭，敬謝不敏。但是馬家輝卻覺得這種稱呼很合身：「『教授』是種工作，我的工作不是教授；『博士』則是人人努力就能得到的一種資歷罷了；而『文化人』卻是一種榮譽，是自己修養化育（Cultivate）的成果，沒有人可以拿得走」。「如果可能的話，我甚至想拿掉那個『化』字，乾脆就做個文人」。肯坦然承認自己是文化人的，已是鳳毛麟角；而「文人」，更是一種久違的說法了。

為什麼當今很多被指認為文化人的都害怕這個稱呼呢？那是因為無論是文人還是文化人，都隱含了一種對於文化品味的要求，他對文字有要求，對藝術和各種文化的修養要堅持一套標準。而文化修養和審美標準在今天都是髒字，代表精英，不親民，甚至政治不正確。如今的文化人，最好就像我們當日那樣，看完《古惑仔》不算，還要找機會扮演戲裏頭給刀劈死的角色，這才叫打破雅俗界限。

然而到底是文人，馬家輝就算寫時事評論，也有一股文人氣，不只喜好引詩詞典故，而且格外重修辭技巧，最近他甚至用擬人法從鐘樓的角度去談天星碼頭的保育問題。難怪沒人說他是「時事評論員」。

「我也做不成學者，正所謂『量才適性』，以才而論，我不可能是第一流的社會學家；以性格來說，我也玩不了那種學術遊戲，做一點survey（調查）就說是research（研究）」。那麼文人和知識份子有什麼分別呢？「文人也有文人的角色和責任。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知識份子應該更進取更有耐性，願意在很多事情上耗下去，比如說那些開不完的活動會議，搞不完的社會行動。我沒有這份耐心，總想回到書房多幹點自己最有興趣的事，何況我也不小了」。

說起來，不熟悉馬家輝的人大概會以為這個很想上電影的文人，應該是那種交遊廣闊飯局不斷的典型專欄作家。這正是他的另一重尷尬，因為他不是這樣的人，正正相反，他其實很內向，多數時候寧願躲在家裏看書，出門多數是為了看戲。可是工作需要，人在江湖，他又的確要認識很多人，也確實認識了不少。所以我老是在他身上感到一重更深的尷尬，明明是個不喜交際的人，卻要在不同的場合裏穿梭，就像扮演一個極端的角色。或許只有看他寫電影的文字，才能看到他逃了出來，任情縱性地沉溺。

文人的養成是困難的，如果家學淵源，自小在琴棋書畫中成長，那當然好；可是若像馬家輝這般，少年時代流連灣仔街頭，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斗室裏，又該如何自我化育呢？「我看電影，看很多的電影。當年看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徐克拿了最佳導演，我立誓要做第二個徐克」。

結果他沒做成。但是感謝現代科技，這個早在一九九八年就用html語言編寫網上報紙的cyber文人，如今可以盡興地驅使電腦。他把現代虛擬影像文化看作化育自己和展現趣味的場域，猶如古代文人的書畫。「我想自己有幸生為享受文字文明的最後一代，但又不至於老得進入不了多元和便利的cyber culture」。我想，我們最後一次一起抽煙的那張照片，大概有機會登上他那圖文並茂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