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文化難民新一代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早前董橋先生放假，編輯命我填空，還出了道題，要訪問一些香港文化人給讀者看。我想他或許以為我交遊廣闊，做的東西又雜，應該認識不少文化人。的確我是認識很多人，但深交不多，連常見面茶的朋友也很少。為什麼？因為太忙，總是同時做很多不同的事，很多看起來毫不搭邊的事。在擬定採訪名單的時候，我發現其實香港這個小小的文化圈裏，不少人都是這種狀態，東跑西摸，不像大陸和台灣那樣，寫詩的就專心寫詩，做音樂的就專心做自己的音樂。

羅貴祥曾經把這類文化人比喻為遭遇海難的難民，在水上載浮載沉，見一塊木浮過就抓一塊木，有一張椅子飄來就抱住不放，深怕漏了一樣東西就會葬身大海。我想他說的除了是經濟的原因之外，還是一種根本的心態。

永遠哈哈大笑，看來極為開朗外向的鄧小樺也是難民之一。她現在要教寫作班，編輯叫好叫座的新進文學雜誌《字花》，寫報紙專欄，經營自己的博客（她認為這也是種工作），還要兼職編書和校對，此外偶而也參與展覽一類的文化活動，同時又是一些社會運動的散兵游勇（例如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召開期間，她就是積極的示威者之一）。除了這些她數得出來的東西之外，我還在許多不同的事件和媒體上看見她的名字。用個通俗的說法，這叫做行情開始走俏了。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事呢？我換一個問法問她：「如果要妳只能用一個身份來界定自己，妳會選哪一樣？」她一貫地反應激昂，連聲呼叫：「唔得，唔得！好難想像！好恐怖！」什麼原因？「因為那些東西都是有連繫的」。

我想起我自己，當被人問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我也是這樣回答。然而那是種什麼連繫呢？鄧小樺的答案和我的答案也很接近：「那大概是種責任。我讀書，但那些書其實不是我自己的，對社會總該有點回饋。」難道編文學雜誌和在電台主持文化節目就是回饋和盡責嗎？「我希望把不同的聲音，一些平常沒人聽見的聲音表達出來；同時令聽眾和讀者看到另外一種感知世界的方法，給大家留一點觀察的空間。」

說起來文學還真是一種平常沒人聽見的聲音。向來從事文學藝術工作就和「推廣」文學藝術是同一回事，香港尤其如此，所有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都是文化推銷員。故此你編一本文學雜誌絕不能只是追求質素，還得令「大眾」接受。比起過往某些本地文學雜誌每期發行幾十本的慘況，《字花》一期賣上千多本的數字實在值得開香檳了（所以我說它「叫座」）。「我們的辦法就是注重行銷，搞好發行之餘還要透過媒體大賣廣告，硬說它有多好有多妙」。

雖然《字花》的內容不能算是通俗，但文化人總有這點信念（還是迷信？），覺得「大眾」不一定不能接受看起來陌生難懂的東西，問題只是他們沒機會接觸。所以重點在於找出接觸大眾的辦法，而不是放棄自己堅守的東西。

想當初我也如此相信，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所謂「大眾」是舉得起來的。我沒有告訴鄧小樺，剛開始做電台節目的時候，也有人擔心她知名度不高，怕她新人登場做不到電台的要求。我那些朋友今天看見我，卻紛紛讚好，說她是塊料子。如今鄧小樺手上有幾個點了，只看她怎樣連點成線，織線成面。

「連結」是鄧小樺的一個關鍵詞。我不說她「寫」而是「經營」一個博客，指的是她花很多時間在網上流竄，回應別人、轉貼文章、製造鏈接。「這樣才算博客，博客的本質就是鋪網，不能光把日記貼上去就算」。難怪她把博客也當成一種「工作」。

假如「文化人」這個稱呼太空泛，沒法令人抓住重點。那麼我必須鄭重地說，鄧小樺首先是個詩人。自大學年代公開發表詩作，她的作品就被人看好。只讀她的詩，你會以為她是另一個人，像她的語言，平靜、和緩、清明，但是低沉；例如：「秋天最危險：每天與認識的人談話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不想再說下去夢裏來回乘車打一萬個電話想找的人已經走了」。（〈港口與岸邊〉收錄於《不曾移動瓶子》）。有種情緒在裏頭，不易抒解。

所以她的「連結」又有了另一層目的：「做這許多事，是因為它們都能宣洩情緒，把自己投向外在，換一個方法感受世界和自己。寫詩也好，參加遊行也好，都能煥發感受的能力；然後再從外在的世界看回自己，認識自己」。我同意，這可能是我類文化人的利益，雜多的業務是瞭解自己甚至創造自己的雜多渠道。

曾經有異地友人問我和胡恩威：「你們香港的文化人都是這樣，要做這麼多的事嗎？」後來我倆自己聊起，不禁有點太看得起自己地說：「這些事我們不幹，還有誰做呢？」莫非難民太少，浮木太多，所以不多撈一點就對不起社會？看見鄧小樺，我想自己可以少抱一塊墜落海中的門板了。我問她：「累嗎？」「很累很累，但不做不行。」才28歲，累的日子還長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