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

梁文道:權貴開玩笑 百姓很無奈

【明報】全國政協常委何鴻燊先生一向語出驚人。回想前年董建華才辭職沒多久,他就公開表示過去種種「挺董」的言論都是違心的「大話」,其「轉數」之快實在叫人歎為觀止。不料近日他更進一步,在特首選舉即將達到終點前的「緊張時刻」( 「緊張」指的是曾蔭權得票能夠高到什麼程度),發言警告796 名選委: 「我跟你們講,你們以為投白票就無人知道?一樣知!」雖然他後來又作出澄清,指出自己的說法只不過是依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傳統智慧」;但是亡羊補牢,這番話已經為形象本來就不大好的小圈子選舉造成了更大的傷害,隱約地「證實」了許多市民心中的想法:選委會果然是個被操縱的投票機器。

首先我們大家都要搞清楚,投白票絕對不是一件不負責任的行為,相反地,如果對所有候選人都不滿意,投白票才是一個選民真正誠實和負責的做法。如今有這麼多人擔心特首選舉開出有白票的結果,只不過是怕選委藉此表示不滿,壞了曾蔭權當選的威風和榮譽罷了。比起喬曉陽的勸喻,何先生的恐嚇言論簡直可以說是放肆,無視於特首選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無視於令香港尚足以自豪的廉潔法治。為了表達忠誠,為了替曾蔭權固票,一個位高權重富可敵國的大人物就值得這麼不顧大局毫不自重嗎?

我們都知道現有的選舉方式不大可能讓人發現選民的確實抉擇,但要是真有這種方法的話,像何先生這樣的人會不會利用它呢?依照傳統智慧,只要有可能,一個社會裏的權貴必將盡其所能地維護他們的優勢與特權。假如我們的投票方法有漏洞,一定有人會想盡辦去鑽;假如某種選舉的結果能夠操縱,一定有人會想盡辦法去延續這種選舉的存在。大家都曉得,選委會選舉的最大特點正是它的選民少規模小,不容易出現意外的結果,一切盡在預料之中。所以最想延續這種選舉制度,拖延全面普選的,還不是大家常說的中央政府和「傳統親中派」,而是一群像何先生這樣的權貴精英。對他們來講,能夠順利選出自己屬意的執政者自然最妙,但能夠確定執政人選的範圍就已經夠好了。

為什麼精英權貴要比中央政府更熱中於維護現有的政治制度及選舉方式呢?答案很簡單,那是因為他們都是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尤其在香港這種以地產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底下,大地產商更是不願意見到一個更開放更民主的政制,因為它有可能為他們帶來更巨大的稅務負擔。現代政治經濟學界本就流傳一種常見的看法,認為同樣是巨富,靠土地致富的資本家要比靠人力資源致富的資本家更厭惡民主制度。2005 年克拉克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 與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James Robinson 更在其新著中給出了一個經濟模型,說明了大地主阻延民主化過程的微觀基礎(詳見Economic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第九章EconomicStructure and Democracy,劍橋大學2006 年出版)。很多人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開放,覺得一黨專政實在有違現代民主原則。也有很多人心痛於中國官場的腐敗,對官商之間的權錢交易恨之入骨。可是請注意,中國政壇就算再腐敗,也不會在制度上給予商人特殊的政治優勢,更不可能讓商人主導中央領導的人選。資本家能入黨是沒幾年的事,正式保障私有產權的《物權法》也才正要通過,如今的大陸資本家還處在一個急求政權保護的階段,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像香港的商界權貴這樣,擁有左右政局的勢力。在這個意義下,香港的政制其實比大陸還不如。

再看近年人人關注的貧富差距問題。沒錯,全國範圍內的貧富分化很嚴重,甚至已經瀕臨危險的地步。沒錯,小部分先富起來的財主也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協助他們打壓被徵地的農戶與被剝削的勞工;商人甚至還能透過賄賂腐敗的官員牟取政治利益。但一般百姓與擠進《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新富至少在明文的政治權利上是平等的,現有的政制並沒使得山西煤老闆在制度上比礦工擁有多得離譜的政治力量。反觀香港,富豪與平民的差距卻忠實地反映在政制上。少數權貴精英的財富與社會地位本來就遠遠高於一般市民,結果他們的政治權力也還要相應地比一般人大。如此荒謬的現象,全中國就只有香港才有。

香港面前有兩座大山,一是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一是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嚴重的政治權力的不平與財富分配的不均皆能導致社會失衡、經濟敗壞和民生凋敝。歷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財富與政治權力的分配失衡往往互為表裏,甚至是同一回事,結果就造成了階級的敵對,更糟的情則是動亂甚至革命。香港當然還是和平穩定的,但放眼世界,它這種愈有錢就愈有政治權力的制度安排,即使不是孤例也算罕見了。要解決隨金融中心的建設與經濟全球化所引致的貧富差距已不易;若還要任由這個差距與政制掛下去的話,恐怕何先生未來的生意也未必做得安心。

曾蔭權政府未來要怎麼解開這個結,實在是個大難題。為了要化解已經出現的階級矛盾,他必須在政治開放和社會公平兩方面同時手。假如政制改革走不遠,他就只能綁起一隻手在社會福利上多下工夫了;問題是對於像何鴻燊這樣的權貴來講,哪一條路他們更能承受得起呢?

早在20 年前,就有論者勸告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要盡快調整心態,適應現代代議政制的遊戲規則。比起資助政黨搞游說一類的手法,找出誰投白票的成本當然要小得多。可是,這種廉價午餐他們又還能吃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