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新世紀】我在台灣念小學的時候，每天放學都得全班出動打掃各自的教室；至於公用場所，則分配給高年級的學生輪流負責。這麼多年過去了，也不知道台灣是否仍然保留了這種教育習慣。

說真的，那確實是種不錯的習慣，很能調劑由早排到晚的課堂生活，我們一群男生都把它當成玩鬧的好機會。有一回，我們循例在把桌椅推到四周的教室中間練摔跤，有一位同學發起狠來不顧規則，掄起掃把打人，一不小心打飛到窗戶上，砸了玻璃。老師得到消息，趕過來視看現場，確定無人受傷之後，便開始追問是誰幹的好事。我們幾個在場的同學全都低頭盯著自己的鞋子，沒人吭聲。第二天，老師通過秘密調查，總算找到元兇。大夥全都氣得要命，決定也要展開我們自己的調查，想看看是哪個傢伙這麼不講義氣出賣了兄弟。

我們的舉動大概太過張揚，於是老師又把我們幾個叫了出去，教訓我們做人的道理：「做錯了事就該承認，如果自己不坦白，舉報你出來的人不只沒錯， 反而是幹了件好事……」聽聞了他的大道理，我忍不住反駁：「但是義氣難道不重要，友情難道不重要嗎？老師不也教過我們『桃園結義』，說那是值得傚法的好漢精神嗎？」接著，老師就語重心長地給我們上了一課，一節不在課程範圍之內但又比一般課目更加嚴肅的道德課。大意是，友情固然重要，但它並不是最最重要的價值和德目。要是不問大是大非，一切判斷只憑交情而定，那和黑社會犯罪團夥的義氣有什麼分別呢？

扯了這麼遠，是因為曼德拉逝世，中國用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說法來形容他。

什麼叫做「老朋友」？做「老朋友」又需不需要彼此認可某些在友情之上更加宏大更加深邃的價值呢？有些網民也提出了類似的疑問，想要在曆年來一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清單裡頭找出共性。

過去兩年，《南方週末》《新京報》和其他的幾份媒體都曾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做過專題報導，因為這的確是外交辭令中的常用語，很值得整理分析。結果一列出來，共有六百人之多，表面上看確實不容易看出他們共通的地方。年輕的樸槿惠，她是老朋友；已故的金大中，曾經遭到樸槿惠她爸樸正熙的政治迫害，也是我們的老朋友。胡志明那不用說，賣命的交情，當然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後來被越南軍隊擊潰的柬埔寨政權領導人，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人口的波爾布特，幾份清單都沒數到他的名字，那是因為當年我們使用另一個講法來稱呼他：「柬埔寨戰友」。

其實我們都曉得「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什麼意思，那就是對中國人民友好的人，或者至少得對中國政府友好。問題只是這些背後還有沒有一點別的什麼？一點要比一群砸了教室玻璃的小男生的友情更加了不起的什麼。

我這個比方絲毫沒有不敬的意思，因為把國際關係擬人化，恰恰是我國長年以來的習慣，很有中國人講究人情的文化特色。人家幹了對不起我們的事，我們便把全中國人比擬做一個人，說他們「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讓我想起了當年被我們喝問「是不是你告密給老師」的那位女同學，她哭了半天，應該真的很受傷害）。相反的，人家和我們建交，我們可能就會把當時做人家首腦的那位政治人物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按照現實主義的理解，國際關係乃是最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把它擬人化，鋪上一層人情色彩，也不失為一套好策略，因為利益是個大家都不願明講的事，說破就俗。但在當前國際環境的操作底下，原來只不過被人當成是修辭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卻又越來越顯得不只是掩飾實利的虛辭，而且還是真正有效的觀念。這時候單講友情，會不會不太夠用？會不會顯得好像只離實利半步，不夠高大氣壯呢？想當年，各國抵制南非白人的政權，逼著他們放下利益考量的就是價值觀。今天美國和日本在亞洲發起對中國的外交圍堵，其中一個著力點也是價值觀。當前的中國又用什麼價值觀去決定誰是我們的老朋友呢？

「冷戰」年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還多半真有些共同信仰。「冷戰」結束之後，彷彿就和中國內部的實用主義同步發展似的，老朋友只要老在一起做買賣就行了。儘管這個詞語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小了，但它留下的空缺始終不是用不著填補的。不講友誼，可不可以講價值觀呢？莫非真的只能談利，何必曰義？

梁文道：正面氣氛（好服務之二）

【飲食男女】暹粒，因為吳哥文明遺址而知名於世的旅遊城市，確實像葉一南兄所說的，是個充滿了正面氣氛的地方。遭受過滅絕人性的赤柬統治，又陷入長年的內戰，如今的柬埔寨乃是「人類發展指數」排名極後的國家之一，貪污橫行，公權不彰，街上仍可見到三五成群失學的孤兒，以及遇到地雷而殘肢跛行的受害者。在這樣的國度裏頭，我們憑甚麼說它一座城市的氣氛很「正面」呢？

原來是全球各地湧進來的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以及遊客。儘管不知真假，但暹粒街頭的大小商店都很愛強調他們的產品如何回饋窮苦的農村，一幅絲畫可能來自婦女組織的工作坊，一座木雕可能是碩果僅存的老匠人教出來的年輕學徒的習作，一碗湯粉的收益會撥回給一個贊助學校教育的基金會。就連遊客，也有不少人會在遊山玩水之後多留兩天參加讓自己心安的義務工作；真沒時間，那便挽起袖子捐血好了。

開辦沒多久，短短時間之內就長居「Tripadvisor」遊客推薦榜首的餐廳「Haven」，則是這一大群社會企業裏的明星，它的創辦人是一對來自瑞士的年輕夫婦，原本住在「全球最宜居城市」蘇黎世，各有不錯的收入和事業，幾年前收拾行囊，開始了為期兩年的世界漫遊，輾轉來到了暹粒，然後就像很多外地背包客一樣，暫住下來當了幾個月的義務教師。不過很快地，他們就發現了這個貧窮國家的一大問題；那便是這麼多的人才財力灌進學校裏頭，可是畢業出來的學生可以做甚麼呢？事實上，當地許多小孩之所以不上學，就是因為家長覺得唸完書之後反正還是回到田裏種地，與其白唸還不如趁早工作。

全國在經濟上沒有可以撑起大局的主要產業，但得天獨厚的暹粒卻有旅遊做支柱。於是這對夫婦就決定拿出積蓄，幹一件他倆都沒幹過的事：開餐廳。「Haven」是家訓練餐廳，目標是招請十六歲以上的年輕人，教導他們進廚房做樓面，邊學邊幹。這是個很好的概念，真正困難的地方在於怎樣把概念落成現實。畢竟概念是不能吃的，遊客再懷善意，也不能指望他們單憑善意就把你吃成一家好餐廳。

尤其麻煩的是，Paul和Sara這兩夫婦都不是幹這行出身的紅褲子，儘管他們原來在瑞士的工作都叫做和食品相關。然而，他們到底成功了。現在你去暹粒，不提前兩天訂位，你是進不去的。這家社企餐廳真的不只是賣慈善，而且還賣食物與服務，就像任何一家正常的餐館一樣。我覺得他們的出品說不上驚天動地，但卻實在認真，能夠讓人滿意。更難得的是，那些年輕的實習服務生叫人感動，給了我近年遇過最有印象的其中一頓飯。

梁文道：侍應的尊嚴（好服務之一）

【飲食男女】英國名廚 Michel Roux Jr.曾經在他的博客討論餐廳服務，其中有一句話說得非常準確：「比起鬆散無禮的服務，客人們更容易原諒平庸的食物」。真的，除非難吃得太過離譜，否則我們通常會自動忘掉那些出品不上不下的二流館子；但是一家態度囂張的餐廳卻真能叫你記住它一輩子。當然啦，那些以服務惡劣著稱的傳奇小館例外，光顧他們是因為自己命賤，嘴饞得甘願受氣。

Michel Roux Jr.還有一段很有道理的話，專門講給那些想進餐飲服務這一行的年輕人聽：「我確定此事關乎尊重，不只是尊重你服務的對象，更終極的是尊重你自己。如果你有更強的自我肯定，你就會提供服務（service），而非奴役（servitude）」。

在好服務與奴僕之間的那條界限，往往淺窄得十分模糊。有時候它和文化相關，也和提供服務的場合相關。好比我在大陸見過的某些高級菜館，服務生會像從前香港的日式夜總會小姐那樣，半跪下來給客人點煙。我覺得這是欺人太甚，有些豪客卻覺得這才叫做以客為尊。

更重要的是，那些場合的管理人員和侍應自己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我印象中的好服務，並不一定來自於頂級的三星殿堂，有時候可能只不過是在一家簡簡單單的好館子，那些侍應的姿勢不必優雅，知識也用不着廣博，甚至還不算周到體貼；可是不知怎的，他們就是讓你感到他們實在喜歡他們正在幹着的這份工作。他們快樂，乃至於驕傲。

這聽起來很古怪，我明白，在餐廳裏服侍客人，無非就是混口飯吃而已，頂多博點小費打賞；怎麼可能有人會真的愛上這一行，甚至以身為侍應而驕傲呢？然而，只要有些遊歷，或者放遠目光，就會發現這個世上還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現象。

例如巴黎，人人都說那裏的餐館服務糟糕，侍應常常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臭臉。而且動作遲緩（你會懷疑他們是故意的），上了菜單之後得等個半天才過來讓你點菜；要是發現你原來還沒做好準備，只不過想多問兩句，他們會回頭讓你再等個十五分鐘。不過，侍應這一行在法國可是種有身份的行業，完全不能當他們是那種會跪下來給你點煙的奴隸。有些侍應在同一家館子可能做了大半輩子，早已把餐廳當成自己的地方，以它的面子為自己的面子。你走進去，就是客人，而且還是真正的客人，應該曉得主人家的規矩與禮數。你懂得尊重人家，懂得這個國家這座城市和這家餐廳的「通關密碼」（那不必然是流利的法文），耐心一些，也體貼一些（是誰說做客就用不着體貼主人的呢？），你自然就能欣賞到他們這一行裏的專業技藝（比方說乾淨利落地為一條龍脷魚起骨），感受到他對你的友善回應。到了最後，你會知道原來人家的禮貌和幽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另一種情況，則往往發生在比較不發達的地區，一些和巴黎相去甚遠的城市。那裏的侍應自有他們的快樂與尊嚴。

梁文道：商界交白卷（港商政治的末路二之二）

【蘋果日報】上個星期，在《明報》舉辦的一場政改座談裏頭，自由黨的周梁淑怡再次老調重彈，說了一番未來立法會普選應該保留功能組別之類的老話。這麼多年了，香港變了，這班人卻始終不變，直到現在還要論證功能組別的價值。可見這群代表商界利益的政治人，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那些本地傳統富商，是如何地不思進取，是怎樣地懶惰。

從一個比較基進的角度來看，任何代議民主政治都可說是一套為了資本利益而設立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之內，即便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黨，也一樣離不開資本利益的限制甚至操控。但就讓我們退一步，以今日世界通行的政治討論框架來看好了，假設代議民主政治就是一種最公平最開放，任何人任何力量都可以下場競逐妥協的權力遊戲。即便如此，我們也還是可以看到許多老牌民主國家裏頭，依然有些被認定是代表商界利益的大型政黨，不只不需要國會保留什麼功能組別的位子，甚至還能贏得大選，風風光光堂堂正正地掌執大政。例如英國的保守黨，又如美國的共和黨。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簡單得很，那就是不能只是顧着自己那堆人的好處，還要看到整個社會不同階層的訴求和取向，然後想出一套說法一種主張，既能在最大限度之內滿足自己，又能提供一個完整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解釋，使整個社會相信這就是大家該走的康莊大道。此所以Paul Krugman罵了美國保守黨這麼久，批評他們只想漲滿自己的荷包；但後者卻依然受到那麼多人的擁戴（而且還包括不少最底層的美國人）。他們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

從李嘉誠到自由黨，他們可曾型塑過一套像樣的「真理」嗎？今天要是普選，又有多少香港底層會投自由黨的票？最可笑的是，香港乃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天堂，右翼的樂園，西方中間偏左的意識型態到了我們這裏都會被當成極左的共產主義；這個地方。本該是
親商政黨的最佳溫室。但李嘉誠為首的大地產商如今卻成了人人大罵的過街老鼠，而自由黨則仍然辯解功能組別的價值。這不是本地商人政治的失敗，是甚麼？

梁文道：我唔關心政治（港商政治的末路二之一）

【蘋果日報】梁振英就是不給自由黨面子，要他們難看。一般市民會同情自由黨嗎？李嘉誠跑到廣州媒體喊完，呼籲香港切莫走向人治，香港的老百姓會可憐他嗎？當然不會。就像許多學者所說的，本地傳統地產商和他們的政治代言人走到今天這步田地，可謂咎由自取，半點怪不得人。

當年李鵬飛毅然投身直選，儘管失敗，但仍算啟示了一條方向。然而這群人得到的啟示卻是直選之路不好走，最好還是退守在安全窩裏，死命延長立法會功能組別，以及既有的官商合謀格局。那時候，許多香港人還把李嘉誠當成超人，「地產霸權」這個名詞還未出現，仇富的情緒更遠未興起。可惜他們錯過了那段黃金歲月。

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這群香港大地產商，他們的政治觀念就是最典型的南方華裔商人文化。這種人要是活在海外，比如說東南亞，每逢政治變局，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大概就會說：「我們不關心政治，最重要是社會穩定，不要鬧得太亂。」但他們真的不關心政治嗎？當然不。為了謀利，他們會在身處其中的環境之內努力鑽營；面對官府的要求甚至榨取，則盡量「關心」迎合，有機會的話還會按着人家的遊戲規則力爭上游。久而久之，便成了建制派機器的一部份，共存共榮。所以在遇上了大部份庶民都會歡呼鼓掌的政治變革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憂心重重，惶惶不可終日，生怕民主浪潮會漽了他們口中的「穩定」。例如昂山素姫進入國會，緬甸有些華商就公開表示疑慮，「害怕未來生意難做」。又如馬來西亞臨近變天，保守華商勢力的橋頭堡「馬華公會」則唯恐奉行種族主義路線的政權倒台。

他們一點也不反對一個不民主不公義的體制，倒不是出於真正的政治信仰。（在這一點上，他們倒還真的是「不關心政治」，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政治信仰），而是因為他們已習慣了那套體制（所謂的「穩定」），並且找到了在那裏頭謀利的途徑。

梁文道：反統戰

【蘋果日報】本來，參加一個政黨的黨慶晚宴，就像吃喜酒宴一樣，是個你俾面我，我俾面你的派對遊戲，無傷大雅。所以沈旭暉搞了一個「世紀婚禮」，左中右各路人馬到齊，就算過去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來客也不妨暫泯恩仇，以大喜之名將舊事釋諸杯酒。

政治，更連小學生都曉得，是種沒有永遠敵人的「嚴肅」遊戲。只有凡事只問立場不問情理的激進派，才會昏頭蒙眼地死鬥下去。大家都曉得，今天香港社會氣氛不妙，從一個小女孩失蹤，到綜援照顧的範圍，全是「膠」來「膠」去的口水戰場，其間容不下半絲含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理應發揮療愈功效，努力縫合社會肌理的政府，卻成了「膠」中之最，比任何一派還要好鬥，比誰都還要激進地去區分敵我，而且還要連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過。

儘管衰微了不少，但自由黨好歹也還算是個有資歷的老勢力，手上更握住了立法會的關鍵五票。他們如今搞個黨慶宴會，政府卻連這點面子也不給，一個司局級官員都不准去。這樣子的鬥爭，實質意義就和網上罵戰差不多，純粹是個面子上的問題而已。

習慣把梁政府和共產黨掛勾的論者大概會以為這是土共性格的另一體現，但可千萬不要忘記，就算是共產黨，也是要講統戰的。坊間不少大大小小同鄉會，每次有什麼活動慶典，中聯辦和政府也都會派員致賀。莫非自由黨的統戰價值要比那些同鄉會還低？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小器二字可以解釋。敵我分明至一點面子都不給的局面，應該只是表象，水面底下大概還有我們一般人看不清的暗湧。是不是自由黨和傳統大地產商這一派在北京上頭對梁政府放藥放到了後者抵受不住的境地？是不是建制派的內鬥已經演變成了白熱化的戰局？若非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很難理解梁政府這種破釜沉舟與爾俱亡的氣魄。

梁文道： 不是牛肉的牛肉（合成肉的來臨之二）

【飲食男女】人類創造出來的生命算不算是「生命」？人類創造出來的肉又還算不算得上是「肉」呢？「合成生物學」，這門近十年來最受關注的生物學中的顯學總是不斷挑起類似的疑問。因為這門學科表面上幹的是在實驗室裏試着創造生物的科幻小說式的狂想計劃，實際上卻把長年以來大自然其中一個最奧妙的問題擺在了它的核心位置；那便是生命的來源。生命是怎麼從滿佈無機物的環境裏一步步演變出來？生物和非生物的區別又是甚麼？那是一個細微到無法輕易確定的界限嗎？在創造生命的同時，科學家當然要面對和解決這一連串大哉問。

對於一般只關心吃喝的食客而言，這些問題和自己的距離可能太過遙遠，他們最想瞭解的或許還是那些人造的肉究竟好不好吃。就像今年 8月，當荷蘭的學者們把他們研製出來的牛肉漢堡端上了英國 ITV的演播室，在場的美食家討論的就是它到底像不像牛肉。他們一致認為，這是歷來最接近真牛肉的代替品，儘管風味口感仍有未及，但已遠遠超出以往的豆腐產品。問題在於這塊漢堡的造價高達 33萬美金。

何苦費那麼大的勁去製造人工牛肉，為甚麼不乾脆吃真正的牛肉呢？因為吃素的人愈來愈多，其中一批素食生力軍最關心的就是環保議題。少吃點肉，少圈養點動物，不止可以減少資源的耗費，留下更多糧食餵飽全球人口；還能減緩氣候的異變（大家都知道吧，牛放的屁也是溫室效應的元兇之一，真的）。

但是對於出於宗教信仰而茹素，和道德關懷而戒肉的善人來講，人造牛肉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灰色疑題了。

因為這些合成的牛肉雖然用不着殺牛，但它卻真的來自活牛。主要的原理是從牛肩上取下一小點肌肉，再從中分離出肌肉幹細胞和脂肪細胞，然後將幹細胞培育成萬億計的細胞，讓它們聚合生長，於是便有了一條條小肉絲，一根根牛肌肉，乃至於一塊塊牛肉了。原來那丁點牛肉，理論上可以做出無數頭牛的肉。

因為，這的的確確是肉；但它又環保又不殺生。那麼素食者就能因此放心食用了嗎？未必。因為他們或許始終難以抹去心裏的陰影。跟牛幾乎沒有多大關係，至少不是從牛身上切下來的「牛肉」；那到底是個甚麼東西呢？它違反了人類自古以來對於「肉」這個概念的理解，且想像人造的人肉，你願意去嘗它一口嗎？

類似的道理，藝術家 Minsu Kim那三道動得活似器官的「 Living food」之所以叫人忍不住浮起噁心的感覺，也正是因為它們混淆了我們對於生物和食物的既定觀念。那三道會動的菜全都來自動物細胞，但又好像不能算是「真」的動物、「真」的生命。一個生吃八爪魚的人很清楚自己在吃甚麼，但一個試吃這頓藝術大餐的人曉得嘴裏活蹦亂跳的東西是怎麼回事嗎？

說到底，這不是科學的問題，而是傳統和觀念的困惑。

梁文道：誰在搞政治？（搞政治之三）

【蘋果日報】在我看來，免費電視牌照風波最好笑的就是最後竟然鬧到了「行會保密」制度到底要不要堅守的地步。想當年，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可是顛覆行會制度的頭號旗手，三不五時就站出來劃清自己和政府的界限，一有興致就把開會的內容放風給媒體廣佈。怎麼到了今天，他卻反而成了這套體制的忠實護衛呢？想當年，許多保守派媒體也很愛拿行會制度開刀，幾乎要把它說成是港英殖民的利器，怎麼現在卻又轉過身來，攻擊反對派是想「搞政治」呢？其實電視牌照事件之所以引起這麼多香港人的反感，正是因為它違反了港人和政府形成已久的社會共識，違反了那套大家都覺得有效公平的理性程序。按照這套共識，如果一家機構照足要求申請某項公共事務的開辦權，政府是不能在申請期結束之後才忽然改變遊戲規則的。香港人生氣，也是因為這件事改變了我們的營商環境。放在從前，這麼重要的公共事業投資，申辦者一定是在取得和政府的默契之後，才肯投入大筆資金去讓它接近現實的，而非盲目下注賭博。香港人憤怒，更因為大家都受夠了無綫電視一台獨大的局面，想為香港江河日下的創意產業找到一條生路。換句話說，香港人的憤怒可以說和政治沒有半點關係。是梁班子一個基於政治的決定，激起了香港人的怒火。是一群想看好電視劇的觀眾，和一群信任往昔政府行事程序的市民，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佔領中環」的潛在生力軍。

事到如今，政府和它的輿論盟友居然還倒過來反咬一口，說那些要求行政會議公開會議內容的人「想要衝擊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說他們「別有用心」，「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硬把一件本來很不政治的事情變成政治。更甚的是，還要沿用一貫的鬥爭抹黑手法，揭露站出來反駁政府的專業顧問的家庭狀況，說她和她的老公與民主派暗通款曲云云。至少在這件事情上頭，大部份市民都沒有預期它和政治相關，是梁班子以政治理由促成了事情的爆發。等到局面不可收拾之後，他們的盟友卻又要說大家在「搞政治」了。如此荒謬，如此愚笨，這便是當前香港政局的寫照。

梁文道：假裝不是政治（搞政治之二）

【蘋果日報】新聞來得又急又快，今天再說香港電視的發牌事件，便如執着早已凋謝的黃花，大概不會引起太多人的興趣了。不過，我以為這件事情和它的後續發展，卻又真能彰顯出今天香港政府「搞政治」的辦法，是個認識今日香港極佳的樣本。

為什麼王維基拿不到那張看來似是唾手可得的免費電視牌照？經過兩個月以來的探討，坊間輿論的分析大概不出如下三種可能：首先是中央政府有人不信任王維基，深怕他日養成另一個如黎智英般的心腹大患（但請注意，我們實在不曉得這裏所說的『中央政府有人』究竟指的是誰？也不知道是那個層級的人）。其次，那是梁班子的核心與部份中央駐港人員太過害怕傳媒，就算王維基今天沒有貳心，也不願多具香爐多隻鬼，惟恐日後失控。最後，則是不願無綫和亞視受到衝擊。前者有李家背景，而且不敢過度放肆，後者則向來都是長年合作的好伙伴，更是全港唯一一個緊跟官方路線的電子傳媒。

三種可能皆是政治考慮，但也都相當正常。因為大氣電波事關重大，政府本來就會用「公眾利益」的名義干涉它的分配運用。問題在於梁班子不像其他更加成熟老練的政府那樣，以一個更加動聽的說辭掩護過關。相反地，這時候他們卻祭出了一連串的程序理由，試圖用那套他們很想否定的老規矩去遮蓋自己真正的政治目的。

我們如何曉得前述三項推測才是真相，又如何知道他們後來給出的一堆解釋都是虛言呢？很簡單，因為那些解釋通通都站不住腳。就說顧問報告好了，這是英治時代以來的香港政府最擅長使用的花招，任何出於政治考慮的決策都推到所謂的獨立顧問身上，似乎自己真的相信科學相信專業，結果如何都不關自己的事。梁班子拒發牌照給香港電視，仍然試圖襲用這手老棋，沒想到盤算不周溝通不足，竟然一下子就被顧問公司刺破了謊言。

等到被人逼急了之後，這個最痛恨港英留下來的行事機制，最想革除舊習的大有為政府，也就只好抱住那套舊制度的最後大腿了：行政會議保密制。

梁文道：香港營（搞政治之一）

【蘋果日報】曾幾何時，香港政府和保守派最喜歡用「政治化」和「搞政治」一類的詞語來攻擊反對派，似乎立法會議員都不是選出來從政的，又似乎政府真的只是一具超脫於政治之外的中性行政機器。這種想法背後的假設，乃是英殖後期漸漸被型塑而成的一種社會「共識」：那就是社會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傾向不一，政府應該試着把自己偽裝成一個沒有立場的協調者，甚至是一個凌駕於一切力量之上的仲裁者。而政府做到這一點的辦法就是把大量隱含了政治考慮的判斷，納進一套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實際也十分合理的流程之內；用劉兆佳和金耀基當年的話講，這叫做「行政吸納政治」。

後來的學者告訴我們，所謂的「行政吸納政治」，只不過是個唬人的表演，當不得真。然而，大部份香港市民到底還是相信了這套表演，並且奉之為香港所以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覺得政府辦事不能太搞政治，反而得遵從一組既定的程序。就像一個自動生產食物的機器，原料從機器的這一邊放進去，按下按鈕，叮一聲，煮好的菜式就會自動出現在機器的另一端。流水生產，乾乾淨淨。

梁振英的班子很可能是英殖後期以來第一個公開違背這套原則，撕毀這份共識的政府。就像我之前曾在這裏說過的，這或許是個以改革者自居的班子。在他們看來，以往所謂「行之有效」的做事辦法，都有嚴重的傾向問題，不能再奉之為金科玉律。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刻，讓政治回復它的真實面目，把到手的權力用到極處。

由於不想再偽裝下去，所以各種親疏有別的姿態都可以做得更加徹底。舉一個最瑣碎但又最鮮明的例子，每年七一的升旗儀式和慶祝酒會。上一屆的曾蔭權政府雖然最早提出「親疏有別」，但在七一慶祝這種表面工夫上頭也還是懂得做點表面工夫，廣發請帖，就像沈旭暉大婚一樣，來者不拒。可是梁振英上台之後，從前年年收到邀請的人，卻再也沒有了這種參演和諧團結大戲的機會。這些「非我族類」的家伙，儘管本來也就「其心必異」，難得梁班子裝也不裝，就是要用這張薄薄的請柬告訴你，你不屬於我的「香港營」。

梁文道：會動的食物（合成肉的來臨之一）

【飲食男女】小學二年級那一年，老師在課堂上教我們動物與植物的分別，他說：「動物是會動的生物，植物是不會動的生物；會不會動就是區別動物與植物的標準」。於是我馬上舉手提問：「可是植物也會動呀，它們生芽成長，開花結果，這難道不都是動作嗎？只是它們動得太慢，所以我們注意不到。所以會不會動恐怕並不是個可靠的標準，一定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區別，對不對」？老師聽完我的問題之後，馬上臉色大變，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要我別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帶着自以為是的態度來上課，是不可能學到任何東西的。然而，當年的我竟然不捨地追問：「老師，請問甚麼叫做『自以為是』」？氣得幾乎昏過去的老師拍桌大吼，把我趕到教室外頭罰站。剩下那半節課時間，我就在教室外頭一邊晃悠悠地裝站，一邊繼續困惑動植物之分的疑題。

忽然想起這事，是因為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位住在英國的韓裔藝術家Minsu Kim的作品，那件創作叫做《Living Food》。它是一頓三道菜的套餐，每一道菜從照片上看都像是後分子料理時代的搞怪食物，三尖八角，紅藍橙紫，樣子大概要比味道吸引。但一看視頻，就會發現它們簡直怪到了嚇人的地步，因為這三道菜居然全都會動！頭盤是段像海參一樣的白色管狀物，蠕動得跟腸子似的。主菜長得像堆紅菜泥，只是上頭長出了七、八條帶着黏液的枝爪，有如電影裏異形怪獸的口器，不斷開合運動。最後的甜品則是一個透明的圓球，收縮膨脹，收縮膨脹，其律動令人想起心臟，怎麼看都是一個正在呼吸的動物。

根據Minsu Kim的說明，這個作品是想結合美食與科技，探索人類口腔感受的可能性。為了表示他的認真，不止真人示範吃掉這頓怪得叫人恐懼的大餐，他還煞有介事地列出圖表說明口腔之內不同區域的感官反應。

上回我們談到生吃動物（還有活動能力的動物），很多人大概以為那些生吞八爪魚之類的不尋常吃法，是出於心理動機，多於口腹上的實際感覺；是想彰顯自己的勇敢和氣概，想要把人類對於新鮮「生猛」的嗜好推至極致，多於真的覺得這麼吃最有味道。然而，隨着飲食科學的進展，我們所得除了當做這門科學副產品的分子料理之外，還包括更多更深入的對於人類飲食過程的科學認識。例如「口感」，Minsu Kim就是利用了這方面的研究，示範會動的食物如何帶來真正獨特的感官經驗。簡單地講，那就是食物和你口腔的「互動」。它的動作會刺激你的唇舌，你咬噬它則會引發它的「反抗」，那種刺激確實是一般不會動的食物所弄不出來的。

好了，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那三道菜究竟是甚麼東西？它們是某種我們辨別不出來的動物嗎？還是運動得過於迅速乃至於我們全都能在瞬間見到它們的動作的植物呢？答案是兩者皆非，這三道《Living Food》甚至很難稱得上「living」，因為它們全是「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的產品。

梁文道：你估我唔到（不言而喻之三）

【蘋果日報】從「別有用心」、「不可告人」到「心中有數」這一連串詞語及相關的語言操作，最早並不是用在如今常見的外交場合，和各種公開的輿論攻防戰上的。它們很可能起源於政治運動中的內部審訊，是種用來對付自己人的手段。因為只有在對着自己人的時候，大家才能產生默契般的相互瞭解，知道那些東西不用說破、不能說破。

然而，這是一場建立在「你知我知」的默契之上，卻又超乎其外的詭異遊戲，重點完全圍繞着至為玄妙又至為虛幻的「心」。主政的一方會擺出一副「幹了什麼，你自己最清楚」的姿態，要你不斷去推敲他到底在講什麼，又知道些什麼，終於逼到你完全坦白徹底交心的地步。

沿着這種軌跡，在公開和半公開的政治討論之中，主攻方也是如此做出一種「關於那不必說的事情，我懂得比你還多」的態度，好讓對手屈居於只能不斷發問猜測的守勢。最理想的情況是久而久之，使社會上普遍接受了這種有些事情不必說穿的共識。如此一來，對於那些事情的定義，對於那些事情的範圍之寬窄，就全部可以很有彈性地操縱在主攻者的手上了。進而言之，這套表述是種拒絕言說的言說，說了等於沒說，以「不可告人」之類的詞彙去標示沉默的領域。而那塊沉默的領域裏頭究竟藏了些什麼，則完全掌握在對方那裏。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心領神會，不斷揣度對方深不可測的「天意」；甚至把自己訓練成對方潛在意圖的迎合者詮釋者。至於你迎合得到不到位，詮釋得對不對，則全憑對方心意而定。既然「愛國愛港」是中共和官方媒體主動提出的特首候選人條件，並且申之再三。為什麼代表官方主事政改工程的林鄭月娥現在又說這事「不言而喻」，用不着清楚界說呢？我擔心這是中共式政治文化正式步入講程序講公開的香港社會之啟始。有些事情很重要，乃至於是唯一重要的事，但又不必多談；因為那是我說了算的東西，你們只要乖乖地負責去配合去體會就可以了。

梁文道：心中有數（不言而喻之二）

【蘋果日報】在香港聽到一個本地公務員體系培養出來的高官說出「不言而喻」這四個字，之所以叫人格外不適，是因為它讓我想起了大陸的政治文化，一種大部份香港人都很陌生的文化。

自從我對現代中國政治裏頭的語言表達開始感到興趣以來，其中一組相互關聯的詞彙就叫我覺得特別着迷。因為這組詞彙好像說了很多事情，其實卻什麼也沒說。不只沒說什麼，它們甚至被設定為就是某些不能說得清楚的事情的代替。換句話講，這組詞彙全是暗示。至於它們暗示什麼，則要靠聽者或讀者去心領神會了。

例如「別有用心」，最常用來批評所謂的「敵對勢力」或者「一小撮壞份子」。無論是日本極右翼，或者香港的民主派，官方媒體或者保守派都曾大量使用「別有用心」去形容他們的作為。那個「用心」指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用心呢？說的人就很少去試着澄清了。

如果堅持追問，說不定會問出另一個常常也被拿來替換「別有用心」的詞語：「不可告人」。比方說，「他們懷着不可告人的企圖」。有什麼企圖低賤卑鄙得那麼不可告人？懷抱着這種企圖的人自有充足理由不去告人，但批評這些人的發言者總能把它揭露出來了吧。不，通常指責他人企圖和用心「不可告人」者，也會很配合地「不可告人」；不管你怎麼問，他就是不願直言。有時候，他會告訴大家：「什麼樣的企圖，就用不着我多說了吧。大家心中有數」。

又有一種情況，發言者會直白地揭批那些很險惡的用心，很不可告人的企圖，偏就拒絕坦白到底他罵的是誰。要是查詢那些人這麼可惡，他很可能就會說「大家心中有數」，或者任何意思相同的表述。還有些時候，覺得自己正在被他攻擊的人心生不忿，但又因為他沒說明罵的就是自己，所以欲辯無從；故此逼他講清楚到底是誰的用心企圖有問題。他會淡然一笑。高高在上但又帶着「別有用心」的神色回答：「不用急着對號入座，反正大家心中有數。你如此緊張，難道你心中有鬼？」

梁文道：不言則不喻（不言而喻之一）

【蘋果日報】萬眾期待的政改諮詢文件終於出籠，守在電視旁邊，看完整場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上那乏善可陳的答問，只有一個詞能夠打醒我的精神，那就是「不言而喻」這四個字了。

人家問她整份文件為甚麼沒有提到「愛國愛港」，她的回答是《基本法》早已列明特首的憲制責任，其中明確指出了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言而喻」，毋須多談。這個答案難道不是奇怪得很嗎？全香港人都曉得，擾攘多時的政改爭論的主要節點就在於要不要為特首選舉設限，說穿了就是如何防止中央不願意看到的人馬上任，以及種種為了達到這個結果的手段究竟合不合理等問題。而一直以來，官方和保守派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最喜歡的講法就是，那個人必須「愛國愛港」，並且還在這個講法上作了不少文章。為甚麼到了如此關鍵的文件裏頭，「愛國愛港」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呢？難道它忽然變得不再重要了嗎？

圍繞着「愛國愛港」的爭論之所以予人有理說不清，越講越糊塗的感覺，並不在於港人不認同愛國愛港的大道理，更不在於許多港人真想找出一個既不愛國還不愛港的特首。真正的麻煩是它難以定義，更難成為一套在程序上合理的標準。着重程序，有理要說得清，卻是大部份香港人長年信守的公共價值。在我們看，你要是想找一個愛國愛港的特首，你當然要說清楚它指的到底是甚麼，更要為它設計一套可以將它公正而合理地體現出來的程序。簡單地講，我們的習慣是但凡涉及制度的事情，都要唔該你講清楚。

如今不談「愛國愛港」，最富善意的理解是林鄭月娥終於守住了香港的價值，也守住了香港公務系統的行事文件，避開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玄虛概念，擋掉了無法規劃成合理公平的程序的要求。然而，她並沒有這麼表示。她只留下一句「不言而喻」。

梁文道：生猛

【飲食男女】大部分的食材都是愈新鮮愈好，植物最好剛剛摘取；動物呢？就要在最接近牠死亡的那一刻，品嘗牠肉質裏頭生命殘餘的種種軌迹。所以大家喜歡到農場吃生鮮的蔬菜，去海港吃最生猛的海鮮。所謂生猛，還是真得看到那條活蹦亂跳的魚。

為免店家造假，有時候你不能只是在魚缸裏頭挑選自己看中的獵物，還得讓他們連網帶魚地送上桌來給你看清楚牠最後的躍動，好記住牠身體上的特徵，以便稍後做好送上桌的時候，辨認得出牠生前食後始終不變的記號。就像認屍，沒有人會想錯領親人的遺體吧？說到「親」，我們和這些動物的關係確實親近。之前我們相忘於江湖，毫無聯繫，但在牠死了之後卻反而達到了一切生靈中最親密的結合方式；那便是將牠吞進自己的身體之內。自此我中有你，忒煞情多。

魚生固然很接近海產原有的狀態，但經過烹調的海鮮也可以用另一種途徑縮短這從生物到食物的過程，那就是直接跳過那殺戮的手續，或者把殺戮吸納進烹調之中。比如說眼前蟹季，我們蒸大閘蟹的標準辦法豈不就是將牠活活蒸熟，看着鍋蓋的開合漸漸微弱，聽那腳爪爬撕鍋身的聲響終於靜止。又如曾經流行的活醉蝦，仍然劇烈扭動的蝦子丟進一鍋酒裏，沒多久就能安心享用了。就算酒醉也叫烹飪，我也始終不太肯定這叫不叫做宰殺。那蝦是醉死的嗎？還是我的牙齒和胃液才是真正讓牠致命的兇器呢？

醉蝦是道模糊的邊界，再往外走，我們就來到一塊陌生而原始的領域了。我們的祖先，可能也和其他食肉的動物一樣，不止不懂得用火烹調，甚至乾脆把進食和殺戮直接統一起來，殺害獵物的同時開始吞食消化，每咬一口都在把牠送向生命的終點，每咬一口也都在將牠變成自己維持生命的材料。一般相信，火和烹調是文明的界限，經過這道關口，文明才告展開。那麼今天要是不烹煮，甚至不在事先宰殺，而是生吞一個活物又該怎麼看呢？所以我才說這是已經離我們大部分人很遠很遠的原始領域；非但因罕見而陌生，亦因記憶之不復流傳而陌生。

韓國人的生吃八爪魚也許是這類稀有飲食裏頭最有名的一種。我從來沒有試過，將來也不可能會試；但聽試過的人說，那其實是種非常有趣的體驗。首先要搞清楚，並非任何八爪魚都能生吞，那必須是細爪的品種才行，否則不好進食，容易惹出災禍。每年韓國都會發生幾起因為吞食八爪魚導致窒息身亡的案子，看某些人那從口中延展出來的足爪吸黐在嘴唇邊上甚至下巴臉頰的情景（我懷疑《異型》那些電影大概受過這種場面的啟發，只不過一者是異物進入體內，另一者是異物從體內爬出而已，單看這一剎那是看不出分別的），我不覺得這些意外有多意外。可是，吸盤貼在口腔的感覺，魚爪纏繞抖動的感覺，以及你的牙齒咬下去之後那黏膩柔軟又不乏韌勁的感覺；他們說，才是生吃八爪魚的快感所在。現在大家吃東西不是都喜歡講「口感」嗎？這或者便是極致的「口感」了，來自於還活着的生物的最後掙扎，牠本能的抵抗翻騰，遇上了你嘴齒雖然艱難但又充滿決心的咬合與撕裂。那種快感是否還潛藏了一絲因殺戮而來的原始血腥，一種刺下一刀之後便乾脆兩刀、三刀地砍下去直到對方動也不動的意志之慣性呢？我也不能肯定。但見食客好不容易地完結了一隻本來纏捆在筷箸上的小八爪魚之後，常常不自覺地一聲嘆息，緊縮的肩膀這時也終於輕鬆地軟垂放緩。這倒真叫我想起了電影之中那些殺人鏡頭，一番纏鬥，然後壓在受害者身上，幾乎是不自控到連番刺戮；再無生命迹象，困乏地結果了受害者之後，兇手的表情與姿態，也是這種模樣。

梁文道：兩端之間

【蘋果日報】如果中國媒體總是很難避免要把國際時事當成國內爭論的延伸戰場，那麼發生在埃及的事情大概就是最好的樣版了。想當初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的時候，便有不少自由派藉此提醒，經濟利益換不來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就像我的記者朋友在當地所看到的：「如果經濟真的是定海神針，怎麼解釋，最樂見『穩定』的中產階級，偏偏是突尼斯，埃及抗議示威的主力？埃及企業主艾哈邁德．法塔赫舉起左手，給我看綳帶。他在示威中受傷：『這不是為了麵包的鬥爭，而是為了自由』」。

我還記得，那時候朋友們真心替埃及和突尼斯人高興，就像一九八九年我們也曾真心祝福東歐的百姓一樣。然而，兩年之後，埃及卻變了官方言論警告中國人別想太多的範例。因為局勢並沒有因為老獨裁者的入獄而好轉；相反地，一個民選的政府卻被另一批沒有選擇它的人民推倒，而且還要和軍方合謀，以自由的名義。

良序的民主真是一場漫長的學習。朋友再次回到廣場，看到似曾相識的場景，也忍不住自問：「總之你的遊戲不公平，我們就不按照規則解決問題。我們的法寶是──街頭，無數張『不被欺負的臉』一聽說『有人要搞獨裁』，立即回到廣場，撿起曾經擲向穆巴拉克的石塊──廣場革命成為解決問題的常規手段，國家無法正常運轉。無畏的大眾，真能做出最好的選擇嗎？」

就連香港的保守派也利用埃及恐嚇「佔領中環」，完全不辨其中錯綜複雜的條件差異，也不顧民主，民粹和自由、人權之間的巧妙關係，直接以失序的焦慮來嚇唬大家，難道埃及的社會發展水準真的能跟香港相比嗎？

我最記掛的，還是一些發生在百姓尋常生活裏的瑣事。例如朋友認識的兩位青年，一個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另一位則是世俗自由派的支持者，原本風馬牛不及，意識形態的立場南轅北轍。但在反抗穆巴拉克的行動之中，大家卻能不分彼此地相互支援。穿着牛仔褲的少女急忙搶救中彈受傷的兄弟會成員，在當時這並不是罕見的事。那兩位青年終於發現大家的差別並非不可容忍，成了不錯的朋友。

現在，兄弟會成了非法組織，要不躲藏，就是抵抗，兩造之爭已至你死我活的境地。我一直在想那兩個青年，他們現在身處何方？他們還是朋友嗎？我沒敢向朋友提起他們的事，恐怕答案叫人難過。

梁文道：民主和民粹

【蘋果日報】不方便的事實細節，例如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幾十年來，土耳其官方都不願承認歷史上發生過的民族滅絕。直到今天，膽敢揭開這段陳年瘡疤的作家還會被人辱罵，甚至以不愛國的罪名告上法庭。所以說，堅持要還他們民族一個清白，想要爭取更大自主以至於獨立的庫爾德政黨，就一定是站在正義那邊的雞蛋囉？然而，我的朋友在當地採訪的時候發現，這個政黨居然也會拒絕政府推行的民生改善計劃。因為「害怕失去庫爾德人對他們的擁戴」。

更不好說的，要數那些關於民主的事。朋友在書中引了一位美國外交官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回憶：「假設選舉公正、公開，選出來的卻都是種族主義者、法西斯和分裂份子……這是個難題。」朋友接着評述：「米洛舍維奇是人民選出來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選票都把好戰者送進總統府。戰爭不可避免。」

按照現時中港政治討論的水準，這段話大概可以直接打做反動保守的維穩言論，有點喉舌媒體對「所謂西方民主」的置疑的調調。我這位朋友還要接着介紹普京和查維斯，這兩個過去十年國際政壇最有名的民粹領袖，他們難道不也是民主選舉的產物嗎（儘管是受控的「民主」）？電視裏的普京可以在空中視察火災的時候直接坐進駕駛艙，不只親身駕機，還要用最精準專業的方式取水救火，每一發水彈都能正中目標。到了拖欠工資的工廠，普京又把鉛筆丟到老闆頭上，痛斥他的無良，嚇得他趕緊簽字發錢。就是這種水平的表演，便能討好單純的選民。

然而，民粹又何必止於民選，當了一輩子偉大領袖的卡達菲豈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民粹主義最大的特點是結合了兩頭看似矛盾的極端：一方面是對「人民」和「基層」的無比推崇，另一面卻又離不開絕對正確的教主和首領，兩端之間是一條神妙而虛玄的紅線。民選的普京也好，非民選的卡達菲也好，他們都能詭異地代表全體人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反對他們就是反對大多數人的真正利益，就是出賣人民的叛賊。

而民主卻不一定需要偉大光明的領袖。所以我的朋友初訪瑞士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它的首都竟然沒有「總統府」，因為總統都住在自己家裏。這個世上最民主的國家，沒人記得清楚誰是它的總統。因為理論上講，它有七個最高民選首長，輪流出任總統，任期則只有一年。

梁文道：聯想

【蘋果日報】每回去到台灣，住進旅館打開電視，我都會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奇怪感覺。頻道雖然接近百數，但要是不找到BBC、CNN或者NHK的話，你真可以完全不知天下事。走到樓下便利店買報紙，情況也不會好得到哪裏。曾經在海外屯駐大批記者的傳統老報，現在主要也是靠電訊翻譯來介紹國際時事了。而大部份主流媒體的國際新聞，比較搶眼的幾乎還都是些軟性一點，容易消化一點的奇事趣聞。為甚麼台灣的傳統媒體會走到這樣的地步呢？這是困擾我很多年的問題。

通常我說給自己聽的解釋（也是我告訴給其他人聽的解釋）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了，再也不用藉着人家的事情來折射自己，也不必以所謂的「國際視野」來澆心中塊壘；現在他們盡可以暢所欲言，把招呼全都招到自己身上。

是不是這樣子呢？我不肯定。但見今日大陸國際新聞之蓬勃，國人議論世界大事之熱情，卻又能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說俄羅斯的普京，他大概是在大陸知名度最高的外國政壇領袖之一，一言一行莫不能在此間迴響。瞧大家談論他的取向之差異，還真能看出中國人自己的立場分殊。稱讚他堅毅果決，敢於對美國說不者，或許就是一般人口中的「左派」；他們期盼這麼一位男子氣概充盈鏡頭的強人領袖。斥責他是民選沙皇，獨裁霸道者，可能便是所謂的「自由派」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開民主倒車的民粹領袖。類似的例子，我還能不斷舉列下去。於是同樣的政治光譜斷裂便能從外而內，由世局一直爭持到國情之上。有時難免就要懷疑，帶着這既定的格局，老舊的色鏡，豈不看見的每一個世界之角落都是自己而已？而那些不能被簡單納入這二元對立的框架之內的元素，那些難以藉着巨大概念去歸納的細微人事又該拿它們如何是好？

最近讀到一位記者老友的書稿，其中滿佈大大小小類似的不方便細節，恰足以擾亂這僵固的視界，反而又讓我想到了更多關於香港和大陸的事情，全是些不見容於當下爭議兩造的難言問題。

在觀看世界的時候先把過於龐大的自我放在一邊，並不是為了如其所是的「客觀」，而是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聯想。那些聯想，對自己說不定才因此變得有教益。

梁文道：不懂用叉的後果（餐桌上的文明三之三）

【飲食男女】哈佛大學教授，舉世知名的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原來是個不太懂得正確使用餐具的人。按照他幼年所受的家教，一個人是不能用餐刀把碟子裏的食物推到叉子裏的。然而，就和今天許多不習慣刀叉的人一樣，平克教授就是沒辦法光以叉子去撈起薯蓉和青豆之類的東西；沒有了刀子的輔助，你該如何叉起那些多汁柔軟又或者顆粒細微的食物呢？成年之後，他依然無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餐桌禮儀背後的原則。的確，像喝英式下午茶的時候，持杯手的尾指究竟該不該向外翹伸；吃握壽司的時候，又是否不能拿筷箸去夾；圍繞着這些規矩的爭論根本沒有甚麼可信的解釋，怎麼看都像是偶然而隨意的瞎鬧。

直到有一天，平克教授讀到了埃利亞斯的《文明的進程》，才終於發現刀叉上的講究並非胡搞。茲事體大，餐桌禮儀竟然與西方歷史上的兇殺事件之多寡相關：餐桌禮儀發展得愈是細緻，謀殺案的發生比率就愈是下降！

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不妨耐住性子讀完《文明的進程》與平克自己的《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兩部加起來過千頁的大書，足夠讓你消耗掉整個冬天。

我們先別在這裏介紹如此複雜精密的學術論證，還是回到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就好。

回顧整段西歐餐桌禮儀史的發展，在那一大堆瑣碎無聊的規則背後，埃利亞斯看出了一個趨勢。這個趨勢與衞生無關，雖然不同時代的禮儀倡導者都喜歡以清潔衞生的理由來支持他們的建議。例如骯髒的手應該用甚麼來抹拭的問題，一開始大家是直接把油污擦到身上的，後來則很順便地利用桌布（這本來就是桌布的功用之一）；可如今我們還有誰會這麼不文明地拿桌布的一角來擦手呢？理論上講，以桌布淨手並沒有甚麼不衞生，反正我們又不會舔它或者拿它擦臉。我們之所以不這麼幹的真正原因是它很「難看」，使人難堪、丟臉。

同樣地，一切餐桌禮儀的變化也都牽涉到了「難堪」的感受。喝湯的時候呼嚕作響，嚼東西的時候張大嘴巴，這都不會令你吃得更不健康，也不會傳染甚麼病菌給你身邊的人。我們鄙夷這些行為，就只是因為它們不雅觀，甚至使人覺得噁心。簡單地講，餐桌禮儀的演化就是一段人類（至少是西歐人）覺得噁心的事情愈來愈多，忍受範圍愈來愈窄的歷史。在這段歷史裏頭，他們日益明顯地彼此分離，開始講究私隱（於是湯得一人一份地上，而非三百年前那樣，所有人共用一個大湯碗，甚至共用一根湯匙）；他們漸漸關注身體各部位的仔細調控，嚴格區劃所有身體自然反應的恰當場合和時機（所以在飯桌前放屁變得不可容忍，後來連打飽嗝也不行了）；他們還要更精確地操控雙手的動作乃至於身體姿勢的擺放（所以不能用刀子把食物撥到叉子上面，手肘也不可以立在桌面）。

在這逐步森嚴的規定之下，人類會變得更加自制，自制到了一個連生理反應都能壓抑的地步。與此同時，我們也學懂了更加深切地觀察他人，看人家懂不懂規矩；而且學懂了隔開一段距離地觀察自我，怕自己丟人現眼。凡是做不到這些規定的人，我們就會瞧他不起；凡是遇到違反規定的情況，我們的情感就要接受不了（比如說對面那傢伙用叉尖剔牙，你就噁心到吃不下飯了）。這明明都是社會演變的結果，但我們難堪與噁心的情緒卻告訴我們，它們已經「內化」了，成了我們的「本能」。

甚麼叫做「文明」？埃利亞斯宣稱，這就是「文明」了。所謂的「文明化」，便是人類愈來愈能自制，能從他人的目光觀察自己，能夠細緻區分開人我距離漫長過程。而幾百年來餐桌禮儀的更迭，則是這段歷程的側面。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在吃飯的時候胡鬧瞎搞的人，他要不是個還沒受到恰當教養的小孩，便是一個視禮儀如無物的「野蠻人」。按照埃利亞斯和平克的說法，這種人是很危險的。因為他連在餐桌上都管不住自己，又怎能期許他在其他場合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衝動，又怎能盼望他會在乎其他人的感受以至於世俗禮法的束縛呢？

梁文道：小生活（說「小」之三）

【蘋果日報】在大陸一和人家談起台灣文化，他們馬上就會想起「小清新」這三個字。「小清新」加上「小日子」，以及從日本傳來的「小確幸」，大抵就概括了不少人對台灣文化氣氛和環境的印象了，正正也是大陸和香港這麼多年輕人逐漸迷上台灣的理由。

我也覺得台灣真好。華人世界之中，你確實找不到比台灣更民主、更開放、更加尊重人權的社會；也不會有比它更能讓人住得舒適，活得安心的地方。只是說到文化，我便不能理解，台灣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那麼「小」的呢？唐諾形容從前的台灣是個把大靈魂裝進小軀體裏的國家，明明一座島嶼，卻要承擔整片神州以至於整個世界的思考與憂慮。後來它認清了腳下的本土，不再背上多餘的負擔，卻漸漸連一切的厚重宏大也一併抖落乾淨。

比起今天變成商場的「誠品」，我更懷念最早的「誠品書店」，甚至重慶南路。回顧那時期的報刊雜誌，便可以清楚認出今天的特徵；那特徵就在於「生活」二字。如今的讀書雜誌不太好意思叫自己做讀書雜誌了，它們比較喜歡自稱「閱讀生活誌」；如今的音樂雜誌也得悄悄整容，變成了「音樂生活誌」。意思大概是少一點閱讀，少一點音樂，但要多一點生活。不能只是介紹一本書，還要得談談和這本書有關的生活。比方一個單車騎手遊遍全球的故事，可以延伸出幾張台灣騎士的圖片加說明，幾個最適合單車旅遊的地點，幾種單車旅遊必備在身的小物件……。總之就是要稀釋書籍，稀釋文字，於是才能更加「貼近生活」。而那些實在稀釋不了的東西，那些和飲食、空間、旅遊、攝影、設計、時尚及「心靈」（請注意引號）無關的東西，最好可免則免，因為它們不算「生活」。

這裏所謂的「生活」，指的其實就是（Life Style）。用Life Style去修飾閱讀、音樂與電影，則是要把它們轉化成一種Style。讀書不再只是讀書，而且還是一種 Style，一種有情調的姿態。那些沒辦法變成Style的道具與背景的書；所有那些沒辦法生出情調生活的殘餘部份，例如悲傷、狂亂、殘酷、荒涼、絕望與勇氣，人類處境底層最厚最寬的那一部份，人類以文學、藝術及思想最賣力去面對的那一部份，就忽然統統不再屬於生活了。假裝看不見它們，才能過好你的小日子，掌握你的小確幸。就像一個不會舉起中華民國國情，也不會跟你談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只想讓你（have fun）的張懸。

梁文道：大小鄉巴佬（說「小」之二）

【蘋果日報】美國大概是昆德拉所說的「大國族的鄉佬氣」的典範。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你都能發現「世界最好的漢堡」或者「世界最好的香腸」之類的宣傳標語。那些餐廳和小吃攤如何能夠肯定自己的出品是「世界最好」？他們走遍了全世界，吃遍了地球上的香腸嗎？我還想起很多年前洛杉磯一家大型電器行買插頭轉換器的經驗，讓我吃驚的不是他們沒有這種東西，而是接待我的那位店員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這玩意，他以為全世界電器的插頭都和美國一樣。

既然你這麼巨大，這麼豐富，又如何去認識所謂的世界呢？

大陸有趣的地方正在於它一方面很大，另一方面卻很小，奇異地結合了「大國族的鄉巴佬氣」與小國族的過度防衛於一身。有些人不讀外國出版品，或者出國旅遊的時候對人家的百年古跡不屑一顧，那是因為中國自己的書都讀不完了，中國的古跡都多到可以隨便拆的地步了；他們又為什麼要垂顧你那點可憐兮兮的「文化」呢？

然而，又像許多小地方一樣，有些人又太過在乎外人對自己的看法。遇到白人上電視說相聲，或者隨便那個國家的人跑來學書法，他們就要驕傲自豪。等到外國傳媒批評自己了；不分青紅皂白，情緒上的第一反應便是你在「醜化中國」。

受不得外人批評，甚至自己人的批評（批評自己國族的人多半就是被外國洗腦，或者不夠自愛），動輒反應過度，這原是小地方的特點。因為自己不大，活在他人巨大身影的籠罩之下，便只好像刺猬一樣緊張，一遇草動就得馬上豎起渾身毛刺。

台灣的朋友告訴我，近年我對台灣的一些看法讓當地友人很不高興，甚至懷疑我這「半個台灣人」是否不愛台灣，想要討好其他人（比如大陸讀者）。我並不打算說明自己是什麼愛什麼，正如我也不喜歡討論自己是不是香港人又愛不愛中國之類的資格問題。面對批評，卻要先追溯批評者的身份和資格，我覺得這太小太噁心了。要怎麼做才能剖白你的真心真愛呢？我想起了連戰，幾年前當眾下跪親吻土地，好證明他真愛台灣愛到不行。這種舉動噁心，孕育出這種舉動的社會氣氛也一樣噁心。

梁文道：台灣之光（說「小」之一）

【蘋果日報】在我認識的所有朋友當中，台灣作家唐諾一定是最出色的讀者。所謂出色，指的是他讀得那麼細緻、用心，有耐性，而且居然還能保持敏銳，於是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之中不斷讀出會心的新見。所以每次看他引述一些我也讀過的作品時，我總會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讀過那篇文章那本書；為甚麼那麼有意思的一句話，我好像從來沒見過似的？這麼有味道，值得咀嚼再三的一段話，我怎麼可能沒印象呢？

例如米蘭．昆德拉的《帷幕》，原來提出過這麼一對好玩的概念：「大國族的鄉巴佬氣和小國族的鄉巴佬氣」。昆德拉解釋道：「大國族常常會排斥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別文學在他們看起來已足夠豐富，所以對於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品提不起興趣。」「小國族對於『大背景』視而不見的理由正好相反：他們對世界文化相當尊崇，可是這個文化在他們看來是個陌生的東西，像頭上的天一樣遙遠，一樣不可接近，是個與國族文學沒有太大關聯的理想現實。小國族常會訓誨他的作家，說他們只隸屬於自己的國族。……又因為小國族經常遭遇攸關存亡的險境，所以這些國族很容易便能推銷自己的態度，好像在倫理道義上絕對站得住腳」。

我在唐諾的〈那位從紐約找上門來的NBA迷〉裏重新發現了昆德拉這段話，而這段話對今天的香港、台灣和大陸而言，又是多麼地現實呀。

還記得林書豪嗎？唐諾摘錄昆德拉，其實是要談林書豪以及台灣的林書豪熱。「林書豪的神級表現」，當時的報刊網站評論最愛如此形容他去年在紐約那幾場爆發（當然，『神級』已經是個被當代中文用到完全失去神級意義的詞彙）。問題是林書豪到底有沒有那麼神呢？且不看他今日在火箭隊的浮沉，資深且冷靜的NBA球迷唐諾早在去年便指出了，那得看你把他放在甚麼背景下來衡量。如果抬出張伯倫、「小鳥」、「魔術」甚至佐敦，未免太過尷尬。但假如不管世界，單看小背景，那就可以暢快地驕傲了。

因為「小背景依循的是國族歷史而非真正的籃球技藝籃球成就，他們靠歷史記憶過活，卻同時是記憶的重度偏食者，依每天三餐的時間頻率挑揀記憶、修改記憶並加熱烹調記憶。」這種任意扭曲記憶的球迷，唐諾稱之為「籃球的國族主義者」，一種小國的鄉巴佬。

梁文道：有叉用（餐桌上的文明之二）

【飲食男女】今天許多去法國遊玩的旅客，可能會不太習慣許多小館原來不提供麵包碟。要吃的時候就直接從籃子裏拿出麵包，既然掰開之後沒有盛具可用，便只好學身邊的本地人那樣，直接把剩下的麵包放在桌面上。這麼講究飲食藝術的法國人怎能如此粗鄙，至今仍不跟上其他國家的潮流，統一供應麵包碟呢？把麵包放在桌子上，然後又拿起來咬一口，難道不嫌骯髒？

其實這是中古歐洲餐桌風俗的活化石，你看那個年代描繪吃飯情景的圖畫，很難看到每人面前都有一個盤子，那是因為大家常把麵包當做盤子，有甚麼菜餚分給自己，便將它們裝在面前那份麵包片上就行了。這種權充餐盤麵包片叫做「quadra」，法文則是「tranchoir」。那個年代，沒人在乎這張桌子是否乾淨，那塊包片人人甘之如飴。

伴隨這種風俗的，則是以手進食的習慣。由於不用餐具，所以人人都是從大菜盤裏直接動手，該拿多少拿多少；不管是雞鴨魚羊，還是果菜菇穀，都是手到擒來直接放進嘴裏。用麵包片這麼放它一會兒，已經算是很講究的吃法了。

要不是讀到《文明的進程》，我還不知道偉大的人文主義之父伊拉斯穆（Erasmus of Rotterdam）原來寫過一本叫做《男孩禮貌教育》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裏，他仔細說明了各種好家庭男孩應當學曉的宮廷禮儀，其中便包括了麵包片和手指的用法：

「不能用手拿的東西，便用你的麵包片來接。如果有人用匙遞過來一塊蛋糕或者餡餅，就用包片接住。」「把咬過的麵包放在醬汁裏蘸是粗野的舉動，把放在嘴裏嚼過的東西吐在包片上也不是優雅的舉止。」「手指沾上了油膩，用嘴去舔，或者把手上的油擦在衣服上都是不禮貌的。」（不准舔手指，是因為它還要用來取菜；不能用衣服擦手則是因為有桌布可用）「上流社會的人不會把雙手同時伸進盤裏。最講究的人只用三根手指進餐。這便是上流社會區別於下層社會的高雅標誌之一。」

三百年後，一本在倫敦流行的《上流社會的風俗習慣》卻告訴讀者：「毫無疑問，是先有了手指然後才發明了叉子。因為我們並不是野蠻人，所以我認為叉子是件好東西」。的確，用手還是用刀叉，真是當年英國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重大界碑。那時候許多英國老百姓證明印度人要比他們野蠻，所以值得被他們殖民管治的理由之一，就是印度人用手吃飯。反過來看，當英國人的祖先仍未侵入英格蘭，還在被人當成蠻族看待的年代，印度文明就已經發達了三千多年這一點，反而比不上一根叉子重要了。然而，想當初意大利人跟着土耳其人學用叉子的時候，許多歐洲人還對它嗤之以鼻，覺得那要不是東方蠻人的惡俗，就是裝模做樣太過扮嘢，甚至引用《聖經》來說明好基督徒為甚麼不該使用叉子。

從十六世紀還在教人怎麼善用三根手指的伊拉斯穆，一直到十九世紀開始把拿手當餐具的印度人看成異類的英國貴人，這三百年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搞清楚這段歷史的變化，並不只是為了證明餐桌禮儀全是時間的產物，並不永恆，所以也沒有那麼神聖；更是為了理清人類看待自己要求自己的標準是怎麼變得愈來愈嚴格。

梁文道：誰打落了衛星（國安二之二）

【蘋果日報】二○○七年，中國擊落了一具已經報廢的氣象衛星，世界各地的媒體議論紛紛，都在推測中國到底是用什麼武器打下那顆衛星，是反衛星導彈？還是某些網友狂想的激光武器？中國官方的反應則一如以往，姍姍來遲，隔了十多天才總算有了一個模糊的回應，最神奇的事情是當美國試着透過外交渠道瞭解內情的時候，中國外交部門表現得十分茫然；不是裝儍，而是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最誇張的時候甚至連國家主席都好像不曉得軍方在做什麼試驗。這種種情狀加起來，正好讓大家發現中國在國防和國安問題上的一大漏洞，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的外交系統和軍事系統之間似乎沒有一個穩定而暢順的溝通管線。萬一將來發生什麼意外，以中國這麼遲緩的外交反應，真的很容易導致擦槍走火的危機。

所以如此，全因為中國把外交和軍事分置在兩個系統之內，國防軍事的最高決策單位是屬於黨建制的「中央軍委」，而日常外交事務則是政府部門國務院的管轄範圍（雖然也要讓『外事小組』領導）。常言道，軍事是外交的延伸。中國這種把外交和軍事割裂開來的體制，當然會出問題。遠遠不止如此，內部保安和對外防略在中國也是理論上劃了開來的兩件事，比諸「九一一」之後的美國「國土安全」的規劃，這也是跟不上時代演變的表現。

從那時候起，很多人就建議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成立一個把外交、國防和內部安全一籃子統籌起來的「國安會」，從根上解決現存體制的缺陷。它不僅可以改善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加速對外反應；還能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外交、國防與國安領域的相關事務。但這麼明顯的出路，為什麼他們就一直邁不開這一步呢？答案可能就是我們前天介紹過的黨政體制。如果用一個「國安會」之類的機構涵攝全局，把政府部門的外交和黨部門的軍事都丟進去，那這個機構究竟是黨的還是國家的呢？假如按照其他國家的常例，將它設定成國家機構，那中國又還能不能算是「黨指揮槍」呢？在我看來，這才是現在中國推出「國安委」這個新部門最值得大家關注的要點。正好這陣子官方喉舌又莫名其妙地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說法，這裏頭到底有何玄機？

梁文道：黨政常識（國安之一）

【蘋果日報】雖然大家都在議論「國安委」（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我很懷疑直到目前為止，有多少人瞭解它到底是個什麼機構。並非論者不用功，而是材料根本不夠。因為這個新一屆中共「三中全會」的產物除了名號和寥寥幾句介紹之外，根本還沒什麼相關文件走漏出來。在這個情況底下臆測它是打壓公民社會和維權運動的新一代集權工具，只不過是在年內不斷升高的整肅趨勢下的推想罷了（儘管是合理的推想）。至於說到是要對付香港「佔中」，不妨借用林行止先生在專欄裏的話：「整治香港不必勞煩『國安委』」，因為「香港的『安全問題』早為中共『高度關注』且早已在其牢牢掌握中」。

由於大家都是在沒有足夠資料的情況下想像「國安委」，我也只好跟着想像一下了。首先從名稱來看，這個冠上了「國家」二字的機構很可能是個「國家機構」，這是最最值得注意的一點。說到這裏，許多不太瞭解中國黨政體制的港人或許會覺得這是句廢話，中國有什麼部門不是國家的呢？

事實上還真有，而且很多，例如香港人比較熟悉的「中宣部」，這就不是一個國家政府級別的部門。又如掌握軍權的「中央軍委」，它也不在政府機構的體制之內。不在政府體制底下，那它們到底是屬於誰的呢？答案自是中國共產黨。把意識形態工具和槍桿子牢牢握在手中，乃是共產黨控制政權的不二法門。所以你去翻翻中國黨政體制的架構表，便會發現這兩大部門都和日常執行政務的國務院無關。它們是黨的部門，而非國家政府機構的一部份。

可能還會有些香港讀者好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整個國家機器都是共產黨的，這種黨政之間的區分有意思嗎？當然有。因為中國理論上是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多黨」聯合體制，國務院各部委要人可以不必是黨員，名義上也和黨部有些區別；但黨的領導則必須具體體現在對軍隊和意識形態的把握之上。例如文化部歸屬國務院，係政府部門之一；可它施政的大方針則必須跟着黨體制內的中宣部走。

對外人而言，這大概有些混亂；但對內部自己人而言，卻半點模糊不得。否則就不會鬧出當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汶川訓斥軍隊，被人視為越權的事了。

梁文道：豪宴與貴族（餐桌的文明之一）

【飲食男女】那天，適逢國際級的三星名廚來訪，我一個人坐在靠窗的位子，身子的另一邊則是一座稍具隔離功能的半透屏風，正好讓我安靜專心，細品這位大廚的手藝。只不過屏風之外，卻有一桌開心的男女。男的全是本地人，可能最後會埋單的那幾位中年人尤其豪邁，完全不忌旁人聽到他們說話的內容。那他們都在說些甚麼呢？

由於那一桌有幾個台灣來的青春少艾，所以大家很自然地交流起了台港文化。那幾個港男要求台妹教他們台灣話的粗口怎麼說，於是可愛台妹又羞又嬌地小聲唸誦：「幹你娘啦」。港男聞之大樂，遂一遍遍又笑又鬧地跟着練習「幹你娘」，足足幹了兩分鐘，幹到半間餐廳都聽得到的地步。沒多久，餐廳的外籍經理過來跟我道歉，問我要不要再換一個清靜點的位子。我便笑答：「沒關係，我是香港人，很習慣這種場面。你還沒適應香港嗎」？其實我反正是一個人，也樂得有人現場伴奏助興。他們談笑得這麼肆無忌憚，我也不算失禮偷聽人家說話吧？

的確，在香港人還沒把「文明」當成區別自己和其他人（主要是大陸人）之前，在大陸客還未遍佈全球之前，香港人是以吵鬧而聞名於世的。以前有些外國旅遊指南還特別把我們茶樓的嘈雜當成富有異域情調的特色來介紹呢。只不過我們就算出門在外，也一樣把全世界的餐飲場合當成茶樓來辦。到了巴黎，雖然是騙遊客的觀光餐廳，可好歹也有點裝模作樣的氣派；但我們團友一到，就有本事把它弄成熟食街市大牌檔，氣氛很是熱鬧。那時候，唯一和我們有得拼的，大概就是今天人人都說他們溫柔有禮的台灣客了。久而久之，現在歐美一些見慣世面的老侍應也就不覺得大陸客奇怪了；反正都是華人，幾十年來就是這個樣子，眨眨眼皮便可當做甚麼事都沒發生過。

話說回來，現在還會在星級餐廳聞到這種程度的港人，其實已經很少了。那晚我算是有幸奇遇，所以才值得記下一筆。可是這頓飯我一邊吃又一邊忍不住在想，這幾十年來我們到底走過了甚麼樣的道路，使得我們開始在餐廳等公眾場合調低音量，愈來愈注意自己的餐桌禮儀，愈來愈在乎自己的表現是否文明合宜？

已故德國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às），是位晚年才受到重視的大師級人物。他的名著《文明的進程》，乃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文社會經典之一。其中一章「關於就餐行為」更開啟了現代飲食研究的新領域，很值得拿來介紹。

這麼受人重視的一章，其實幾乎全是資料的收集和羅列，取材自歐洲中世紀以來林林總總的禮儀手冊。它們並不枯燥，反而相當好玩，足可供人茶餘飯後當作談資取樂。比方說：

「人家在吃着飯，而你卻在嘔吐。朋友呀，切記這是最壞的舉動。」

又如：

「千萬不要學其他人那樣用餐刀剔牙。這是個很不好的壞習慣」。

這兩條關於餐桌禮儀的教訓來自十三世紀的一組詩，那組詩的目的是要教導年輕貴族合乎身份的宮廷禮儀。從這些詩句來看，當時歐洲貴族的用餐習慣簡直是粗鄙得令人難以想像。叫人家不要在吃飯時嘔吐，大概是因為那時候真有人會當着滿桌食伴面前嘔吐。叫人家不要養成拿餐刀當牙籤的習慣，可見這還真是一種常見的習慣。原來吃飯時不嘔吐，不用餐刀剔牙縫，就已經是有教養的貴族了。我們今天豈不滿街貴族？

梁文道：港式精英（無知精英之三）

【蘋果日報】堂堂香港芭蕾舞團的董事，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見解怎能拿來和一群沒有受過高深教育的戲院帶位阿叔相比呢？這不是故意駡人的文字矯飾，因為我從不喜歡用言語輕侮別人，而是我真的相信這種可能。

怎麼說呢？那大概就像幾個月前當另一樁藝術遇上政治審查的鬧劇。一家大型發展商立意突顯自己的文化形像，找來一批藝術家展覽作品，以示它對「城鄉發展」的情懷。結果有些藝術家的作品只不過是稍稍觸及了鄉郊失落的議題，便碰到了主辦者的心理紅線，覺得他們在「搞政治」，最後便把一個文化包裝商業的溫情活動變成了為富不仁的發展商氣量狹小的又一明證。後來不少論者都把矛頭指向操控其事的企業公關，認為他們可能是這些蠢事背後的大腦。

在這兩件事的後頭，我都能在腦海之中想像出一組人物的影像。這些人平常打扮得身光頸靚，多半還泡過鹹水，講起英文真係誇啦啦。他們手持名牌袋包，出入高級場合，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副精英的模樣。有趣的是，他們文化素養的成分卻有嚴重失衡的問題，一方面懂得字正腔圓地唸出所有名牌及酒莊的原文發音，並且以此為身份標記；另一面則和你我一樣，以暢銷八卦週刊當作日用精神食糧。就算他們會看《金融時報》，看得最熟的多半卻是那份每周隨報附贈的《How to spend it》。如果這裏頭居然有人會翻優皮高級扮嘢雜誌《Monocle》，並且還能耐住性子讀完幾篇豆腐膶咁大的國際時事報道，那簡直就是精英中的知識份子了。

這類人我們都曾見過，其中當然不乏真有文化的貴族，學過好幾年鋼琴，還能欣賞芭蕾，甚至會去俄羅斯出錢坐最貴的包廂。然而，他們最大的盲點卻是政治，尤其是中國政治。可別看是大企業的公關，就以為他們見多識廣，一看到藝術家關心菜園村，他就馬上嚇得不知所措，叫你「唔好搞政治」。可別以為更高級的那些權貴和不少中國大員吃過飯，好像很內行的樣子；你一跟他提起文革，他立刻就要反應「哇！呢啲咁敏感嘅嘢最好都係唔好掂啦」，雖然他可能連四人幫的名字都數不全。

這種精英遍佈各個領域，掌握了不少資源。他們的無知，以及由無知而生的恐懼和自我審查，往往正是香港自由淪喪的終南捷徑。北大人什麼都不必說，他們自己就能把自己嚇垮，還要以為自己很識大體，出得場面。

梁文道：阿太與阿伯（無知精英之二）

【蘋果日報】練乙錚先生在他的專欄文章〈赤色芭蕾〉裏頭分析得好，香港芭蕾舞團的「文革禁忌」多半離不開它的董事局構成。他認為那群富太太貴千金和中共交往的「錢權格局」，特別容易形成港芭被「赤化」的路徑。既然路徑已在，鬧出如此一樁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想追問的則是更加具體的「赤化」機制：那到底是董事局受命行事呢？還是他們主動避忌（或者獻媚）？如果昨天我的推論沒錯的話，那多半不是中聯辦主任主動要求刪戲，因為文革實在沒什麼大不了，越是內地官員越是見怪不怪。於是合理的猜想便只剩下董事局太太團自我審查這一條了。然而正如昨日所言，在大陸談文革甚至反文革都不算犯禁，一幫港澳同胞又怎麼會怕那些紅彤彤的文革影像氣壞了內地貴客呢？

恰好港芭董事局成員之中有澳門首富家族的成員，這就讓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了。

那年澳門一個半官方主辦的文化活動邀我過去演講，我也如常用功準備了一番。怎料到了快要接近演講的那一天，對方來了一通急電，很不好意思的告訴我這場演講去不成了。支支吾吾地，他們說這是因為「上頭」有人覺得我是大陸當局眼中的敏感人物，而那個「上頭」正正就是澳門首富家族的一員。許多駡我「投共」的朋友都知道我一年裏頭起碼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泡在大陸，公開演講的場合從黨性最強的學校一直去到官方主辦的文化節。為什麼他們都不怕我「敏感」，反而一個澳門權貴要擔憂我在澳門演說會讓內地難看呢？

於是我又想起九七年前更老的一件舊事。當年灣仔一家半藝術影院決定公映名震一時的紀錄片《天安門》，結果卻引得院中一些帶位人員的不滿，甚至辭職避禍。他們對記者表示，那是怕這部片子太過敏感，將來秋後算賬算到自己頭上。明明九七未到，明明片商和院線的高層都不害怕，一群小小帶位員居然就要恐懼自己的政治災禍了。正當大家都在恥笑這些中老年人的時候，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先生的一句話點醒了我：「越是有知識的人，越能掌握分寸，所以就越不害怕。相反地，越是無知無權的底層，才越會憂慮那些他們搞不懂也掌握不了的宏大政治」。

簡單地講，這些坐在文化機構頂層的掌權貴人，他們的知識水平（至少是政治知識水平），並不比當年那群因為害怕為一套敏感電影帶位而遭殃的阿伯高明。

梁文道：文革是禁忌？（無知精英之一）

【蘋果日報】好端端一齣芭蕾舞劇，居然也能釀成一樁再度證明本地表達自由漸漸淪喪的政治事件，這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了。這台可大可小的鬧劇，的確足以充當範本，折射出香港社會的一個側面；而且還是個很重要的側面。

香港芭蕾舞團為什麼要些從德國華人編舞家的那齣創作裏頭拿掉涉及文革的片段呢？它給出的理由要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什麼來不及製作字幕；或者就是藝術判斷的抉擇，所謂的「擔心觀眾看不懂」。總之沒有一個站得住腳，也沒有一條能讓專業人士信服，甚至便連從來不看舞蹈演出的外行人也都會覺得可笑。由於他們的說辭如此脆弱，又由於那些被弄掉的東西和文革有關，所以我們就只能往政治上頭聯想了。

偏巧中聯辦主任又曾大駕光臨，欣賞過這台演出；偏巧又有人聽見舞團董事局成員為了那些「問題」大發雷霆，於是這件事的政治疑點就更加怎麼吹都吹不掉了。

問題在於那段，它到底在講甚麼？又說了些甚麼關於文革的禁忌呢？老實講我沒看過。但從新聞所得，再加上現代芭蕾的抽象表達，那段讓某些人覺得非去之而後快的環節，實在也不會刺激到哪裏去。再放大點看，文革真的算是禁忌嗎？要知道過去三十年來，光是大陸生產出來的文革的文化產品，就已多如恒河沙數了。即便是官方支持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寫過太多太多追憶文革的故事，甚至還相當辛辣。更不必提那些能夠開列成一冊書目的電影、劇作，以及大大小小的史述、傳記、散文和小說了。為什麼？因為文革是連政府自己都帶頭否定過的「過激運動」。直到今天，許多反對中國走上西式民主「邪路」的真心保守派，他們懷疑民主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還在害怕當年文革所謂的「大民主」。

換句話說，文革根本不是個禁忌。儘管有部份人今天想為它平反，儘管還有部份試着從文革挖斷共產黨老根的作品被禁；但那段觸及文革的芭蕾演出也不太可能讓保守派感到礙眼，說不定它還能在內地上演呢（且先撇開原作者背景不論）。所以，身為內地駐港最高代表的中聯辦主任，不太可能會為了麼一件小事動氣。尤其這還是個發生在香港的演出；一個所有眼睛都在盯着你的地方。那麼，究竟是誰？又為了什麼理由去下這個荒謬的決定呢？

梁文道：榮念曾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天天向上》序）

誰是榮念曾？答案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複雜。簡單地說，他是過去三十年來香港文化界裡最有影響力的人。通過劇場、文字、視覺藝術，乃至於社會與政治上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實踐介入，他不只成就了數不清的作品，改變和創建出諸多極為要緊的觀念和制度，甚至還扭轉了某些社會趨向。當然，他也教出了我等徒子徒孫。

誰是榮念曾？複雜地說，我們必須從「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本身說起。在正面回答之前，我們應該搞清楚發問的人是誰，被問的人是誰，他們處在何等的環境與條件底下，雙方的關係又是如何等種種問題。因為這一切因素的變動都會影響到這個問題的含義，和它可能取得的答案。一個員警在偵訊案裡追問疑犯「誰是榮念曾」與一個記者在新書發佈會上訪問出版商「誰是榮念曾」，它們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還可以想得更複雜一些，假設那個員警原來是個戲劇發燒友，而疑犯恰巧是個劇評家，他倆在一場戲劇座談會遇上了，這時身為戲劇愛好者的員警要是再問「誰是榮念曾」，就肯定和當初在警察局裡的情況大不相同了。可見同一組人只要換上不同的身份，處在不同的環境，他們的問答就算字面上完全一致，得出來的效果也肯定有很大的差別。更有趣的是，這兩個人分別以兩種身份在兩個場合裡先後談過「誰是榮念曾」的話題，他們應該都還記得上一次談話的經驗，那個劇評家嫌疑犯會不會覺得這個員警觀眾是想故意刁難他，和他開玩笑呢？只要加入時間的向度，把不同的處境按時排列起來，我們就會發現「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被重複了，而重複自會帶來另一重變化的力量。

在正常的情形底下，「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我們一定想也不想地就直接作答了，比如說介紹他的職業，他的作品和他的過往經歷。其實提出問題的人與我自己的身份，我倆的關係，提問者的語氣與姿態，我們身處的環境和空間（比如說我們是在電話裡談呢？還是在一家餐館？若是後者，同桌又有沒有其他人呢？），甚至於我們以前是否已經討論過這個話題，這一切一切都會影響到我的答案；儘管我們自己並不會意識到這些條件的存在，但它們的作用當然是不可忽視的，這些條件哪怕只要有一點小變動，我們的問答都可能會隨之產生巨變。

繞完一個大圈，讓我們回到「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吧。各位陌生的讀者，假如你真的不認識榮念曾，甚至沒聽過這個人，那麼身為他的朋友，他的學生，我想到的最為方便的答案就是「榮念曾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那是種在回答各類問題之前，首先關注前述各項隱性條件的態度。如果說「誰是榮念曾」這條問題和它引來的一切答案都是「內容」的話，那麼圍繞著它的身份、關係和環境這等隱性條件就是包裹、承托、限制與決定著「內容」的「形式」了。而榮念曾就是種把焦點放在形式，看它和內容怎樣互動的思考方法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榮念曾的談話和文章裡總是充斥著「框框」、「反思」、「評議」和「辯證」這一類字眼的原因了。身為一個藝術家，榮念曾當然不會甘於平靜地發掘種種隱性形式的存在；他還會把它們從飽滿的日常生活裡抽離出來，把它們丟在劇場裡面，放入文字裡面，畫進漫畫裡面，看看它們還能變出什麼新花樣，調戲它們、舞弄它們。所以看榮念曾的作品，我們往往會發現那些躲在我們日常言行背後但又制約著我們的形式無比清澈地呈現眼前。這時我們不只和它們有了距離感，而且和自己的生活也拉開了距離。通過距離，我們審視、反思，於是有了解放的空間（「空間」，榮念曾的另一個關鍵字）。

再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找到變化的出路了。因為當那些原本頑固地躲藏起來，拴住我們手腳遮住我們視野的形式被曝露在藝術裡的時候，它們就顯得沒那麼蒼老陰暗了，甚至還變得十分有趣，能夠拿來任人撥弄玩耍。假如我們可以在藝術裡把沉重的形式變成輕盈的形象，那麼我們能不能活化自己意識裡僵硬的信條？挪移社會上那些似乎搬不動的界碑呢？對榮念曾來說，藝術永遠都是實驗的。但他的藝術又不盡是一般意義上的「實驗藝術」，不只是那種在藝術上搞實驗創新的藝術，而是把藝術當成實驗室，生活、社會以及政治的實驗室。

在這樣的實驗室裡頭，我們研究從日常生活裡擷取出來的形式樣本，找出它們還有什麼「可能性」（所有親近榮念曾的人都跟他學會了這個詞彙，我懷疑我們是全香港最早大規模地使用它的一群人）。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們移植回原來的土壤之中，讓它觸發藝術以外的社會變革了。所以榮念曾的實驗藝術是一座社會的實驗室。

當然榮念曾還是會繼續追問下去，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在哪裡？是什麼形式、條件和「框框」把藝術隔開了，使得藝術變成了一種被供養在瓶子裡的花飾？是舞臺的邊嗎？是紙張的面積？還是政府的政策，市場的規律和社會分類的範疇？這些形式是怎麼運作的？它們的機制是什麼？我們能不能把它們也拿來做實驗呢？我們能不能使它們也生髮出意想之外的變化呢？答案或許是可以的。故此榮念曾一路實驗下去，很多老觀眾覺得他現「已經不再搞藝術了」，他辦學、議政、奔走各國各地推動文化交流，組織出一個又一個的民間團體，就是不大搞劇場「本業」。但我們這些人都知道，他還是那個榮念曾，那個不斷問問題的實驗家。

說到劇場，當榮念曾在1970年代末剛開始他的劇場創作，以及後來創辦「進念·二十面體」這個香港最重要的實驗藝術團體的時候， 許多評論家都說他的作品是「後現代主義」的。因為那些既沒有劇情也沒有一般「臺詞」的表演，和大家熟習的易蔔生 (Henrik Johan Ibsen) 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Constantin Stanislavsky) 一向的現代話劇是如此的不同。可是我們也知道，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不同藝術門類的發展軌跡是不同的。從單純戲劇史的分期方式來說，我們或許可以勉強把榮念曾的作品都歸納入「後現代」的陣營；但若從創作出發點的角度看，我則一向認為榮念曾其實是很徹底的「現代主義者」。套用視覺藝術中的現代主義理論闡述者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 的說法，現代藝術的目標就是探索自身媒介的必要本質 (modern art aims to explore and present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its own medium) ，所以現代主義的作品常有自我指涉的「後設傾向」，而這種傾向往往就體現於對形式的高度自覺。無論在榮念曾的劇場創作、近乎觀念藝術的問卷遊戲，還是你現在看到的漫畫，我們都不難發覺他在有意識地探討形式的作用。

其實用不著我多說，大家都能憑自己的雙眼看到榮念曾怎樣把玩漫畫分格的基本格式，承載角色說話的「語雲」（或曰「氣泡」），以及其中的節奏與韻律。通過現代藝術裡並不罕見的重複手法挪用到漫畫上面，他呈現了漫畫基本形式條件的決定作用，畫對著自身發問，也讓讀者不斷地反省自己和漫畫之間那看與被看的複雜關係。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榮念曾的藝術實驗不僅是試驗藝術形式本身的「實驗藝術」，還是一個測試與研究日常生活中隱伏形式的「藝術實驗室」。故此這批漫畫又有了超乎形式遊戲之外的豐富意蘊，不時指涉著日常語言、人際互動，知識份子習性和政治意識形態中的種種盲點。換句話說，這批漫畫和榮念曾的其他作品一樣，一方面是後設的「實驗藝術」，另一方面則是榮念曾問問題的方法的具體示範。對於看不到他的劇場創作，也無法親身體會其社會實踐的讀者來說，這本漫畫集就是「誰是榮念曾」的一個答案了。

梁文道：當政府也要開食堂的時候（軟實力三之三）

【飲食男女】 韓國政府想在紐約曼克頓開一家韓食餐廳，這個消息已經傳了好幾年，早就不是甚麼秘密。但一直只聞樓梯響，卻不見任何實質進展，據說是因為找不到恰當的民間合作夥伴。紐約那些韓食業者，個個都不願輕易下水，覺得這是個很糟的主意。為甚麼呢？政府深度涉入企業活動，豈不一向是韓國經濟蓬勃的秘訣嗎？

出口佔去全國經濟一半份額的大韓民國，本來就把出口當成它的國策，2008年更推出了名為「擴大出口總體戰」宏觀政策。在政府的協助底下，幾個被選定出來的龍頭企業得以花上比任何對手更加龐大的經費，拿去研究各個市場的特性。出來的結果十分驚人，那就是「LG」在中東地區販賣的電視機，裏頭已經內置了可蘭經的Apps；它在印度賣的雪櫃還裝了電子鎖，以防女傭偷吃東西。說到印度，「現代」和「KIA」甚至推出了拆掉車外倒後鏡的小汽車，好適應當地路窄的狀況；而且車廂內櫳特別高，因為很多人有包頭巾的習俗。

不止如此，韓國政府甚至免去了企業海外宣傳經費的稅務，所以我們熟悉的那些韓國名牌可以放手賣廣告，一家公司用在宣傳上的開銷就是日本同行的好幾倍。

它學習日本，所以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第一」的經驗裏頭學到了教訓。在迅速擴大海外市場佔有率的時候，也千萬不能忘了它的反效果，尤其不可讓當年美國車廠工人砸壞日本車的歷史重演在今天的韓國產品身上。於是它把「軟實力」的增長當成了產品出口的最佳潤滑劑，因為只要先讓人家愛上你這個國家，人家也就比較不會討厭你的產品。相比之下，當年日本企業的氣勢就未免過於囂張；而它在軟實力上的擴大和形象的改善，卻是經濟開始走下坡之後才有的事，其間出現了不幸的時間錯位。

「軟實力」是甚麼？這麼軟的東西，當然也會顯得比較玄虛。政府懂得做的，無非就是先從源頭放水，每年把百分之一的國家預算搬進文化上頭，同時扶持「韓流」的出口。等到韓流氣候已成，他們就開始盤算飲食了。前任總統李明博的妻子金潤玉偏好高層路線，她要求所有韓國五星級酒店都該開一家高級韓食，還把韓食帶進一切外交場合。大概是參考了當年LG把電視機推銷給巴西總統盧拉，引得他公開稱讚LG技術天下無敵的例子。他們以為吃喝一事也能由上而下，讓百姓跟着權貴走。又或者反過來做，讓民間的「第一夫人」也跑出來為韓食站台。有沒有聽過「Wonder Girls」的一首英文歌曲《K-Food Party》？它hard sell到了這樣的地步：「Wanna be healthy? Then you know we got the best…… keep the skin so beautiful……」。

提起健康，很多人都會想起「正官庄韓國高麗蔘」。的確，它的後期製造工藝是一流的；但曾幾何時，韓國參就和長白山人參差不多，既不特別優勝，東亞之外更沒有太多人曉得它的好處。可韓國政府就懂得藉着所謂的「科學研究」和「國際學術會議」去證明人參的效果，特別是要證明高麗參高人一等。有了成功的先例，他們現在照辦煮碗，再度使用「科學研究」去證明韓國泡菜與辣醬拌飯「可以增加精子數量與男性荷爾蒙」。

一切都能依着行之有效的老路，所以韓國政府便花心思精選了差不多十家國內餐飲業界的大哥，要幫他們開設海外分店，就像過去協助家電產業一樣。這所有行動，加上「韓食財團」的全球推廣計劃，到底要花掉多少納稅人的錢呢？韓國百姓就有話要講了。大家的共同意見是飲食業不同於家電汽車，不是幾個大財閥和官僚關起門來說了算的事。你要帶着國內企業出外打天下，那原來就在當地拼搏了幾十年的小餐館該怎麼辦？

最大的問題還是官僚的自信，好比從前日本「通產省」，贏過幾回就覺得自己是宇宙艦隊，戰無不勝。結果「韓食財團」鉅資投注的世界宣傳工程，落得一片惡評的下場。看看它的網站，幾乎全是自說自話，沒有互動沒有交流，更沒有一點協調業界的努力。有時候它在介紹海外某家韓食餐廳，人家還根本不知道，完全做不出呼應配合的推廣活動。太多部門，太多「跨部門小組」。又是另一個官僚機構習見的毛病。外交部、「知識經濟部」，乃至於「韓國貿易投資推廣署」，全都有份參與韓食遠征全球的大計。有一個業內人士的評論說得妙：「這就像是好幾個廚師在煮同一碗湯」。

紐約那家餐廳沒有開成，主要的理由就是政府真的外行，潛在的業界合作對象都怕了官僚外行指導內行的作風。明明韓國政府的指導經濟那麼強大，明明他們也有不錯的往績；為甚麼來到飲食這一行，他們就變得又儍又臃腫，一下子忽然不懂得怎樣針對現有市場的狀況，不懂得尊重企業的需求呢？這到底是飲食試出了政府能力的極限，還是韓國政府的市場角色已經走到了頭？

梁文道：韓流背後（軟實力之二）

【飲食男女】試過好幾次了，在不同的印度城市，路上被人誤以為我來自韓國。一開始，我還以為自己的樣子真的很韓國（我真的那麼像Rain嗎？）。後來才曉得，原來許多如我這般膚色稍淡的東亞來客都會被印度人誤以為是韓國人。其實印度的韓國遊客不見得特別多，韓國和印度的關係也不一定特別緊；那些印度人錯把日本人中國人都當成韓國人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對韓國產品的印象最親切。

真的，你去幾個大城市看看，韓國家電汽車的廣告簡直無處不在，很多人都把Samsung和LG當成了高品質的同義詞。我聽說Samsung甚至在印度推出過一款洗衣機，專門適應當地經常停電的問題，它上頭有個旋轉把手，就算斷電，也能用手攪出很不錯的效果。所以韓國家電征服全球，徹底打垮日本幾家老大哥，還是有道理的。你能想像那班凡事追求完美原則的半澤直樹會設計一款停電時還能人肉發動的洗衣機嗎？

韓國的崛起，是個分析國家軟實力的好案例。今天世界各地有那麼多人認識韓國甚至喜歡韓國，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外交官做對了甚麼，而是因為Samsung太過厲害，是因為「韓流」太過猛烈，江南style太過騎呢，韓劇劇情太過慘情，韓國整容醫生太似上帝。這一切民間產業力量的總合，要遠遠勝過任何國家官僚機構的自我宣傳，替這個半島國家打下了一整座花花江山。

然而，就像日本一樣，我們也都知道韓國政府最喜歡「指導」經濟，與業界「充分合作」。幾乎在一切得以茁壯得以輸出的韓國產業背後，都有一隻看得見的大手在替它開道擋禍。而且這隻手介入其中的深度，便連當年日本的通產省都比不上。那麼，這是不是說明了積極干預果然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呢？

大概是看準了全球都在迷戀口腹之慾，電視飲食節目要比色情電影更易讓人上癮的契機；又參考過泰國政府用泰國菜作創意產業輸出隊前鋒的經驗；韓國官方遂決定要在飲食業上大展拳腳。繼「Hallyu」（韓流）之後，他們隆重推介「Hansik」（韓食）。並且不搞則已，一搞就是大手筆，完全把「美食外交」當回正事，讓派駐各地大使館出面，請來華盛頓國會議員這種級別的政治人物，共赴《大長今》式的宮廷晚宴。重頭戲則是牽頭成立一個叫做「韓食財團」（Korean Food Foundation）的基金會，一年投下接近兩千萬美金的經費去向全世界介紹韓食。這個中文官方名字很奇怪地叫做「財團」的機構到底做了些甚麼呢？大家不妨上它的網站看看（http://www.hansik.org）。

這還不止，韓國官方甚至幹了一件全世界政府都不會想要去幹的事：自己跑到紐約去開餐廳。前兩年消息一出來的時候，大家就抱着等看好戲的心態，尤其是紐約一大幫已經在這行幹了很多年的韓國僑民。他們很期盼嗎？不，他們等着睇佢點死。

梁文道：膠少一陣（騎劫之三）

【蘋果日報】假如每一個參加同一場運動的人都各懷不同的目標，都有自己的理由與訴求；那麼最後是什麼在決定哪一種主張會成為最響亮最耀眼的主題呢？坦白講，我不知道。因為在不斷流動的時勢之中，在不停變換的環境裏頭，群眾裏的動態難以預料。粗糙地說，那是在場大多數人的決定，有時候它甚至是種不自覺的決定。也許某一句口號在特定時刻格外地動人，扣準了當時氣氛的脈動，於是大家跟着喊的時候也就份外賣力，並且讓它成了持續不斷的主題曲。

看到眼前這場為了免費電視牌照而起的集會，自然會想起去年的反國教運動。今天有些論者認為這場集會應以香港電視員工為主（因為他們是『苦主』），它的議題應該更單純，不能被什麼「檢討行政會議制度」等高遠的政治訴求「騎劫」。有意思的是，這幾位論者當中，正好也有去年反對國教集會「提前」解散，認為它應該以打倒梁振英政府為終極目標的朋友。為什麼去年認為反國教集會不該只以反國教為宗旨就不叫「騎劫」，而今年在支持發牌上頭不該只以發牌為要鵠就叫做「騎劫」呢？

我並不想藉此攻訐他們的矛盾不一，更不可能把它上升到人格問題的判斷。因為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件很正常的事。此一時，彼一時，在不同的情況底下自有不同的判斷。要緊的是，不能放下某種更深更基礎的原則。

更加要緊的，是能明白許多不同立場的存在，而這些立場在某一點上未必有那麼大的衝突。今天王維基仍然努力追求他心目中的公道，但他叫「年青人要有中國心」。那些極力切割香港和中國的論者，要不要因此放棄自己對香港電視「主體性」的尊重呢？如果香港電視的員工不想「搞政治」，那些要求重檢整個香港行政體制的論者又會不會放棄對他們的聲援呢？當然不，因為最起碼在發牌涉及的公義問題上，這麼多看似相去甚遠的立場，其實是能找到串連點的。

不管你是哪一種「膠」，也不管你以為對手有多「膠」。在這一刻，有些東西要比互斥為「膠」還重要。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無法放下既有的成見與意氣，那還談什麼運動呢？

梁文道：光譜（騎劫之二）

【蘋果日報】還記得當年司徒華先生在世的時候，他主導的支聯會遊行曾經是香港少有的較具規模的街頭示威。那時有不少團體在認同主辦者大前提的情況底下，也帶着自己的目標加入遊行隊伍，試圖在統一的口號聲中發出另類的聲音。可是後來被不少人駡作「司徒老狗」的華叔，卻是一個很不願意看到運動被「騎劫」的人，他喜歡更單純的指向和更統一的態度。於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糾紛在所難免，許多人指責他太過獨裁，他則批評那些人搞亂了他心目中的純正神聖。這些經驗對後來的「民間人權陣線」與其他大型集會都有很大的教益。

什麼教益？那就是社運理論上的「構連」（articulation）與「光譜」，越來越受到新一代活躍份子的重視。沒錯，並不是每一個參加七一遊行的人都會認同其他同行者的訴求。有些基督徒真的接受不了同志組織的口號，有些市民就是搞不懂那幾個揮舞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人在想什麼，還有些人看到「法輪大法好」的標語走在前面就想加速越過。不過，沒有太多人會覺得這些差異真能大到叫他離開遊行，甚或叫他忍不住跑過去挑起駡戰的地步。因為在這寬泛的光譜之中，在這多樣的雜音裏頭，始終存在着一些能夠讓所有人站在一起的東西。

承認這些東西的存在，於是大家就能學會甚至實踐許多我們在民主生活和公民社會裏頭非常珍惜的價值。比如說寬容與尊重。

你或許不以為舊區重建是個多麼重要的課題，但當你聽到來自利東街的街坊上台演講的時候，你不會吝以掌聲。你可能很討厭「獅子山學會」的經濟立場，但在他們控訴政府改變港英成功路綫的時候，你也沒必要離場抗議。因為再怎麼說，聽聽不一樣的意見，也不是什麼壞事。更何況今天大家還有接近的目標，哪怕是暫時的目標。

梁文道：眾聲（騎劫之一）

【蘋果日報】每年還有這麼多人參加維園的六四紀念集會，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呢？大部份人可能會認同主辦者支聯會的主導動機，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也許還有一些純正的老共產黨員會贊成平反六四，但卻不一定肯定是否應該結束一黨專政。甚至還能想像，說不定還有些要求更低的人，他們只不過是想中共當局解開禁忌，恢復歷史真相。當然啦，一定還有不少人完全贊同支聯會與時並進的新主張，哪怕它們其實和六四沒有直接關係，比如說「支持內地維權運動」。然而，在所有人的心目當中，這個晚會的主題始終是扣在六四上頭的。

我想說的就是任何社會運動的正常狀況，不管第一個站出來呼召行動的人說了些什麼，不管集會「主辦單位」的訴求是什麼，我們都無法保證所有最後參與進去的個體會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好比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引爆它的點火線自然是當年政府力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但那五十萬人裏頭卻有法輪功成員高呼清算江澤民，有同志團體籲求性取向平權，也有爭取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關注組，當然還有大家都忘不了的「董建華下台」。最後，政府終於撤回二十三條立法的程序；再過一陣子，董建華也果真下台。那麼你說，這場沒有滿足所有參與者願望的行動到底是成是敗？

再看眼前這次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含冤受屈的香港電視員工自是捲進運動的首要「苦主」。至於那些跑來集會的市民呢？這事和他們有關係嗎？那就得看他自己怎樣理解這個關係了。有人認為這是行政會議的制度出了問題，他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人覺得大氣電波是全民公產，他不能沒有說話的權利。有人討厭TVB的霸道無聊，ATV的庸碌無為，他很希望見到更多有趣的選擇。有人身在影視產業，他想替自己多謀一條出路，最起碼還他多少未來議價的機會。有人覺得這是另一次高舉「香港主體性」，打倒中共派港專員梁振英的機會，所以必須帶着「獅虎旗」到場揮揚。最後，或者還有人只是看了第一集《警界線》，實在不忍這部劇集無疾而終，所以他也來到添馬艦政府總部。

於是加起來便有這十二萬人的集會。如果一開始就計較誰騎劫了誰，一開始就要肅清唯一純正的目標和主角，它還會有這麼大的聲勢嗎？

梁文道：美食外交（軟實力之一）

【飲食男女】前陣子看到一本旅遊雜誌專題介紹一個以陽光海灘聞名於世的旅遊勝地，逐一評介那裏新開的度假酒店。我覺得這個專題做得十分實用，因為它居然把「強國遊客」的多寡也納入評論的指標之內，大陸人多的自然不好，大陸人少的則不妨一試。這個地方我心嚮往，但從未去過，近年就更加不敢去了，因為大家都說那片水域已經成了中國旅客的遊樂場。一座島嶼一間酒店，只要十個中國客人裏頭有兩個不文明，天天困處一島就會叫人難受得彷彿鞋子裏頭進了沙。

然後我又看到這個專題選用的青春少艾模特兒如是形容一家酒店裏的餐廳：「好似去咗食人族」，只是因為那家餐廳賣的是東非菜，沙地上面搭了幾間天然茅頂房子，晚上還要在地面插上幾根火把照明。就是這樣，茅草火把非洲菜，便讓一個可愛港女想到了「食人族」。

我怕大陸遊客太密集的地方，因為大陸人多，不文明遊客的總量也大，而不文明是會影響其他人的（比方說在浮潛珊瑚礁的時候發現一包中華煙）。相比之下，我不怕香港遊客，因為香港遊客頂多只是沒文化，影響不到其他人（例如在阿姆斯特丹重開的國家博物館裏細賞林布蘭《夜巡》的時候，聽見有人很小聲地說：好悶呀，都唔知有乜好睇，不如去museum shop睇吓有乜得意嘢囉）。不過，身為港人，我還是覺得那種「食人族」式的聯想未免也太……，太「TVB」了。

對着這樣的香港遊客，對着我們這些從電視旅遊節目裏頭學到國際文化視野的人來說，關於秘魯，你能介紹它的甚麼呢？首先當然是「天空之城」馬丘比丘，接下來談印加帝國就開始有點深度了，要是再接下去說羊駝毛披肩還好；如果談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用台灣人的說法，那就「太超過了」。

放心，我們並不孤單，全世界還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出門在外「食買玩」，認識其他國家也還是「食買玩」。所以近年才會在「公民外交」的潮流之中演化出一道新分支：「美食外交」（gastrodiplomacy），用美食去征服世界，因為胃部是通往人心的陽關大道。現在不是流行講「軟實力」嗎？除了音樂和電影，還有甚麼東西要比食物更容易打動陌生人？它甚至要比音樂和電影還好，因為它還摸得到吃得着，實實在在冇花冇假。

秘魯的美食爆炸也就順理成章，變成認識這個國家的新門徑。Gaston Acurio這位被譽為「全球五十佳」之一的廚界超新星，在他祖國的地位就像天皇一樣，從高級餐廳，秘魯式中菜館，一直到秘魯式漢堡包連鎖店，開了幾十個地盤，把上中下一網打盡。這五、六年更用一年兩、三間的速度把他的企業帝國推向全球，後頭還有一家學生近千人的廚藝學校替他訓練源源不絕生力軍。更別說他的食譜和電視節目有多受歡迎了。全靠這批野心勃勃的民間美食大使，很多人才重新瞭解到秘魯這片有意思的土地。不管是旅遊和美食雜誌的介紹，還是在他旗下的海外「領事館」裏拿到的單張，大家都能發現秘魯的政局原來很穩定（他們的民主普選是強制的，每一個18歲到70歲之間的公民都一定要去投票），秘魯經濟的發展也是欣欣向榮的，到處都有新開張的商號企業（即使它是個貧窮人口還不少的發展中國家）。簡單地講，秘魯正在崛起，正如它食物文化的聲譽一樣。

既是外交，又怎少得了官方的角色。有人形容食物就像外交麵包上的牛油，而最早實踐這套道理的，就是我以前也在這裏談過的日本和泰國。他們的政府不把美食只當做是吸引遊客的觀光事業，還將它轉化成一套綜合外交手段，一方面對外宣傳國家文化，另一方面對內拉抬自己的相關產業。相對於十多年前西班牙畢爾包和今天中國各地用美術館大劇院等硬件來推銷形象的做法，美食外交式的軟實力推廣顯得更有彈性，也更加親和。可是，甚麼事情只要一有政府介入，就一定會引發不少問題。下個星期，我們就來看看韓國的案例。

梁文道：自宮群英（市民的錯之三）

【蘋果日報】改革從來不易，更何況是要改掉長年積累的習慣與信念？例如「大市場、小政府」的意識形態，例如香港公務員體系缺乏遠見與理念的痼疾，例如七百萬香港市民國家認同之不「純正」。梁振英和他的核心隊伍想要改變這一切，打從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已經知道困難，就已經曉得對手兵多將廣。所以他們做足了心理準備，把所有局面都瞭解為敵我鬥爭。不交朋友，也用不着交朋友；一來那是選舉的事，而選戰已完；二來就怕交友會帶來太多的妥協與讓步，破壞了路線的純正。

在他們的眼中，包括大商家和官僚在內的「原建制派」本來就不可能走在一起。套句當年黃毓民告別泛民午餐派的話講，這叫做「建制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換句話說，這個團隊是在用一種少數激進反對派的心態來執政的。這樣子怎麼可能執政呢？

可以的，因為背後有的是靠山。

由於阿爺照住，天賦王權，所以就能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了。泛民主派本來就親疏有別，不管他。原建制派中的很多舊勢力則是既得利益集團，也不要管他。至於市民，他們則是還未啟蒙，又或者受到了洗腦蠱惑，故此也不能怕了得罪他們。再說吧，我們也有市民支持，只不過他們是沉默大多數，一直沒有站出來而已。如今一加動員，不就出來「愛港」和「為港發聲」了嗎？

然而，對抗大多數也得有對抗大多數人的能耐。這個班子和少數支持他們的人有嗎？至少他們以為自己有，而且感覺十分良好。

陳啟宗當然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問題是他似乎覺得只有他的頭腦很清楚，於是從不放過到處放砲的機會，四處樹敵。邵善波也不是儍蛋，問題是他好像覺得大部份和他不一樣的人都是儍蛋。羅范椒芬更是一個為了「教育理念」，得罪光全港教師和家長的鐵娘子。我還可以再數下去，但限於篇幅，不妨直接跳到剛剛加進這個班底的馮煒光。先不說他有多厲害的政治公關手腕，但他就有這份自信，當大家都在嘲笑他說話結巴「不予置評」的時候，猶能比喻自己的工作像是「白宮發言人」。

對着一幫如此優秀的精英，而我們居然還要不滿，那一定是我們的錯了。

梁文道：艱險他奮進（市民的錯之二）

【蘋果日報】問題是梁振英和他的班子難道就不怕市民的憤怒嗎？打從一開始，王維基打的就是一場輿論戰。放在大家對無箎的煮麵壟斷與亞視的騎呢良心越來越不滿的背景之下，這甚至還演變成了一場人民戰爭。梁振英有接下這場戰事的本錢嗎？假如他很強勢，假如這屆政府廣孚眾望，他走到哪裏都有人自發灑花、跪謝道旁，那他或許還有泰山壓頂欺負王維基的資本。可惜他沒有。

有人說「市民的反應超乎政府估計」，假如行政會議真的全是笨蛋，那也就罷了，是我們香港風水不好。但以一個常人的智商衡量，在出了那麼多的問題之後，在民望低到這種程度的當兒，尤其是才在菲律賓摔了一大跤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怎麼可能會幹得出這種明知等於趕着送死的公佈呢？莫非真是學懂了政治公關的絕技，用一個新問題去轉移大家對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注意？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能明白這屆政府危機不斷的理由了，那都是他們自己弄出來打救自己的妙方。

他們沒錯是害怕傳媒，特別是未來立場不確定的傳媒。但那到底是未來的問題。比起仍然遠在前方的危機，是不是更應該避免當下的災難呢？更何况香港傳媒很可以不是敵人。在傳媒圈舉目無親的梁振英要是醒目一點，應該盡早在剛剛接下曾蔭權這個包袱的時候，就一方面極力爭取商人本色的王維基，另一方面則和比他還要怕傳媒的阿爺打點疏通，越快放行越好，至少表現得比㷛呔友善。就算最後多不了一個陪他上刀山下火海的朋友，也用不着像現在這樣多了一群敵人，若是他們真的如此憂懼傳媒，到了一個寧願馬上重創流血的地步，那其他的事又該怎麼辦。一家電視台就能讓他們嚇得喪失最基本的政治理智，何况普選？

且讓我們再次大膽假設，他們真的沒瘋，而是一群有邏輯講政治的人；那又為什麼會做得出這種人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政治決策呢？這就只得說到這個班底的基本特色了。

梁振英和他這個班子並非沒有理念，恰恰相反，以他們多年的言論來看，甚至可以說是個很有抱負很有想法的團隊，這些人的最大問題就在於他們把自己看成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改革者，同時還有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的共同性格。於是人家的反對，正好證明了我的正確；人家越是反對，我越是要正確地走下去。如果對方冥頑不靈，那一定是他們背後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和支撐。等着瞧吧，沒多久就會有人放風說王維基後頭有英美勢力了。

梁文道：傳媒如鬼（市民的錯之一）

【蘋果日報】這是一個政治決定嗎？廣播事務管理局在兩年前就建議讓三家申請者都得到牌照，政府委任的顧問報告也認同這個建議，想必這是出自專業的角度。三位司長覺得三家申請者都有開辦免費電視的資格，這後頭大概也包含了技術官僚的考慮。可是到了行政會議那裏，卻獨獨踢出了最多聲氣的香港電視，你說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呢？

大氣電波是異常珍貴的公共資源，要不要開放它，又該開放多少，以及開放給誰，撇除了專業和技術的因素之外，剩下要想的自然就只能是政治了。蘇錦樑反覆背誦的「循序漸進」，便和我們聽了二十年的「普選要循序漸進」一樣，純係搪塞唬人的廢話。所謂「消息人士」放風出來的「電視行業不是一般行業，外國也有法例規管，只怕頻道太多，任由市場決定，將來會影響行業生態，甚至導致某些公司倒閉。」便更是低級的藉口。且不說香港奉行市場經濟，相信自由競爭的原則；就是那些有法例規管頻道數量的地方，也大可在發牌條件裏頭限制每張牌照底下的頻道數量。

如果真要參考外地（這裏指的外地不包括朝鮮和中國），那就應該學習人家做這種決定時的方法。例如台灣當局，它當年留難「壹電視」的主要問題在於動畫片究竟算不算是新聞。贊成也好，反對也好，最起碼它公開了這個考慮，讓國民一起思辯這個非常實質的課題。我們的行政會議卻以「資料保密」為藉口，硬給全港製造出一個人人競猜陰謀論的環境。

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只能為這個政治決定構想出一個比較可靠的猜測了。觀諸梁振英上台以來對待傳媒的態度，以及市民寄諸王維基的期望，我以為他們是恐懼的，大概就是會不會多了一隻惹鬼的香爐了。雖然王維基再三保證自己不看重新聞，專攻劇集，可是見了傳媒就怕的梁班子實在沒有再走夜路的勇氣。三個申請者，我們最關注王維基，是因為他是個未知數。比起另外兩個早在經營收費電視的對手，香港電視最有突破創新的機會。正因如此，梁班子才最怕這個「魔童」攪局。更何況他是唯一一個沒在內地投資的商人，就和黎智英一樣，將來手上沒有制他的金箍咒。所以市民最想要的，偏偏就是他們最不想見到的。結果，就只能是另一輪的與民為敵了。

梁文道：當一切都成了潮流（秘魯潮流之二）

【飲食男女】為甚麼秘魯菜會變得那麼紅呢？我們當然可以從它的「內容」下手。先談談它採用的食材是何等地豐富多樣，由高山、沙漠一直到海洋，要甚麼有甚麼，就連你從來沒聽過沒想過的東西都有；再說說它的技法風格之雜糅混搭，從古印加食譜、西班牙特色，一直到日本和中國移民帶來的各式刺激，幾乎任何人都能在裏頭找到自己熟悉的元素。我們甚至還可以說它輕盈健康，符合今天的飲食趨向。然而，我比較關心的，卻是這股潮流的「結構」。

不久之前，家具就只是家具而已，一張床一把椅子放在那裏，沒有人會太過在意它們的風格是否上乘，也沒有太多人會把它們當成可以展示「自我品味」的道具。有些時候，它甚至是種祖傳的遺產，從爺爺奶奶一路傳到孫子手中，照樣可睡照樣可坐，不是甚麼見不得人的東西。當然，家具也有好壞高下的分別，造工和材料的差異足以道里計。不過，笨重的它們究竟和潮流無關。就算一時有一時的流行，大家也不會感到必須與時俱進的壓力。但是過去十多二十年來，情況漸漸起了變化，米蘭家具展忽然從業內人士的專業展覽變成了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生活指標，就像米蘭、倫敦，與巴黎的時裝秀一樣。許多人開始以看待時裝的眼光來看待家居設計，覺得潮流是種很重要的考慮，甚至要比傳統的家具評斷標準還重要。就算做不到服裝換季般地來為梳化和飯桌換季，起碼也要把家庭用品與室內設計當成「真我」風格的表達。從前，你穿甚麼樣的衣服，你就是甚麼樣的人；現在，那便你睡甚麼樣的床，點甚麼樣的燈，也是一個涉及你的身份認同的大問題。

這自然是晚期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結果，把一切可以消費的東西都變成關乎身份定位的關鍵因素，把一切可以拿來交易的商品都變成會隨着潮流起落的風格。於是我們才能不斷地買不斷地追，貪新厭舊，丟棄老掉牙的過時古董，買入最新最in的時尚焦點。據說經濟就是這樣子才發展起來的，與垃圾堆填區的擴張速度成正比例。

既然吃喝花錢，那它當然也躲不過這隻足以吞沒一切的巨獸。仔細對比今日和往日的所謂飲食潮流（尤其是比較高檔的飲食），當中最大的區別就是一整套潮流機器的運作，不完全等同於服裝產業，但也相去不遠。飲食界沒有換季show，可它也有了指引風向的各種年度大會。大會上面則有像Ferran Adria這樣的老佛爺站出來預告來年新趨勢（他去年的預言正是「秘魯菜即將走紅」。現在的餐飲業者也和從前不太一樣，有些人開餐館想的不是永續經營，而是「食正條水」，好比今年興乜就買乜的時裝買手。fusion流行的時候開fusion餐廳，就算做得不錯，生意還好，兩年之後也可能要它關門結業，因為更新的「概念」來了。難怪好些的飲食集團標榜自己賣的是「概念」，而非食物。也別忘了我們媒體這一行。你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吃你的叉燒飯雲吞麵，我們卻不能每個禮拜每個月都在分析叉燒飯與雲吞麵；我們要的是故事，更多更新的故事。終於，飲食媒體變得愈來愈像時裝雜誌，負責告訴大家吃喝飲食裏的in and out。

到了最後，要角登場，那就是開啟潮流的廚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懂得宣傳懂得營銷的飲食設計師。秘魯菜的流行，怎能不提Gastón Acurio？以他為主的幾位秘魯廚師，就好比當年的安特衞普六君子，把一個大家陌生的異邦旗幟插在了飲食世界的地圖上。

梁文道：推理總在晚飯後

【蘋果日報】那天下午，他們一直要我簡單說點村上春樹的事情。據說他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大熱門，所以記者都想早點準備，儘管我一再告訴他們，今年還輪不到村上先生。

本來我並是太喜歡村上春樹，大概是一開頭看的就是「挪威的森林」的緣故罷，倒足了胃口，不只看不完就放到一邊去了，此後還有十多年的絕緣。但是漸漸地，我再度拾起他的作品，並且發現一位真正在經營一個大小說家生涯的好作者。「挪威的森林」裏頭那種文藝青年棉花糖式的情調已然遠去，反而有了盯住一個對象死不眨眼的那種實在和執着。不過，我仍然不以為他會在今年得獎。

猜測每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歸屬，是種圈子裏的遊戲，就好比過年難免打三圈，年年都得玩一回。它考較的首先就是見識，村上春樹大熱，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家都聽過他的名字，所以在英國賭博公司下注的時候便下得格外親切。可是除了鄭樹森教授之外，我還沒見過有誰有那麼大的本錢，居然能連一些名字都不曉得該怎麼唸的作家都曉得。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文學成就，它指的到底是什麼呢？有多少種標準？就算真的只有一種標準，又怎麼去為天下作家定高下呢？正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既然如此，接下來就只好走棋戲推演式的路子，去計算一下「外緣」條件了。這也才是這個遊戲真正好玩的地方，飯桌上頭假擬瑞典那幫老人家的想法，就和推理中南海海底埋藏的陰謀一樣，很有幫助消化的作用。

類於賭徒，我一向輸多贏少，沒猜中過幾回，但依然不捨死跟。終於到了今年，居然對着一個發現我對村上春樹沒太多話可說，卻又還有點閒裕願意叫我說幾個熱門出來的記者，我福至心靈地押對了寶。這回真是該還神了，雖然是個沒有任何獎品的局。

梁文道：指標中國（指標二之二）

【蘋果日報】今天的中國大抵不會再有毛澤東在位那時的瘋狂舉動了，先想像出一個「反革命份子」的人口比例，然後要求各個地方按照指標殺完足夠的人數。不過，儘管意識形態換了，政策制訂的方式也不可了，可同樣的官僚邏輯卻依然存在。所以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那種在現實之上的空想模式，還是那麼地頑固而僵化。

最新的例子就是近日吵得鬧哄哄的「精神病指標事件」。河南鄭州市衛生局要求底下各個社區部門努力尋找精神病人，並且還為他們設下百分之二的人口指標。若以全鄭州九百萬的人口來算，也就是每一千人裏頭至少要有兩個精神病患。當地社區工作人員便向記者抱怨，說要是真的沒有那麼多精神病人，那又怎麼辦呢？怎麼辦？這個一千人內找出兩個精神病患的指標，可是個與「考核」掛鈎的硬指標，能夠影響那些公務員的升遷和收入。所以，你找不着也得找，真沒辦法，說不定就要編造數字，硬把健康正常的市民指定成精神病患。

這麼荒誕的舉動，背後竟有良善用意。因為學界近年估算中國重度精神病患的人數可能達到一千六百多萬，其中很多人是未被發現也未受到治療的。偏偏自從1993年之後，中國就沒再做過大規模的系統調查。所以中國「衛計委」就頒佈了一套方案，要整個國家的社區部門篩查重度精神病患，以便建立足夠的醫療準備。這個方案按照學界現有的評估，確實是為各個省份制定了病患數字的指標，但它也只是個大概的參考而已。可到了像鄭州這樣的地方政府那裏，數字居然就成了表現政績的硬指標了。

如此一個小小例子，足使大家窺見中國公務機構的運作方式。先是知道下屬會偷懶，於是給他們定下莫名其妙的指標，以防他們賴着不幹事。然後為了爭取表現博好處，人人奮勇，以各式手段弄出一套完全脫離實情的結果。最後，下頭順利達標，上頭受到表揚，皆大歡喜，一次偉大光榮的任務又告完工。大概就是為什麼會有兩個中國的理由了，一個是現實裏的中國，另一個是指標和數字裏頭的中國。

梁文道：數字殺人（指標二之一）

【蘋果日報】年輕的時候讀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十分喜歡他見微知著的史家眼光。雖然後來也開始懷疑他那些從細節處導出來的大命題（或者反過來說，那些套在史實細節上的宏觀概念）是否站得住腳；可是他好些膾炙人口的說法，卻還是叫人難以忘懷，久久放在心上琢磨，比如說「數目字管理」。

在他看來，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大難題就是不能掌握社會經濟甚至軍事上的實際情況，無法做到精確的數字管理，往往只能由上而下地架設一套理想的模型，然後荒謬地要整個國家削足適履地套進那個空想出來的模子裏去。但我一直在想，假如確有這種情況，那是真的因為如他所言，是傳統意識形態太過僵化，是國家機器的能力不夠，還是別有一些其他動力使得政府各層對現實視而不見呢？

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例，解放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數目字管理的極端反例，那便是死亡人數超過七十萬的「鎮反運動」了。當時的共產黨政權剛剛站穩陣腳。很擔心各地還埋藏了不少心懷異志的「反革命份子」，所以決定要好好地鎮壓他們一下。而鎮壓手段裏頭最殘酷的一種，自然就是殺掉他們，問題是怎樣尋找和鑑別那些埋藏起來的反革命份子？他們的人數共有多少？又該如何判定他們的「罪行」是否到了該殺的地步呢？毛澤東給下頭的指示是要「大殺幾批」，於是下面的人就在這麼含混的狀態底下去找人來殺了。不只如此，毛澤東還為此定下數字：「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所謂「情形」，並非查出來的「反革命份子」的具體人數，而是他一拍腦門想出來的情形。針對上海這種「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老巢，他就要求「六百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三千人」；「國民黨腐朽政權」的首都南京有五十萬人，就應該殺不止兩百人。

有些地方的幹部無法完成這些指標，因為他們真的沒法找到這麼多的「反革命份子」，結果遭到斥罵。另一些地方的幹部為了讓上頭滿意，「大力推進革命事業」，結果超額達標，殺了的人比中央原訂數字還高。

讓上頭滿意，或許就是中國官僚政治裏頭最能阻礙「數目字管理」的力量之一。

梁文道：食飯當時裝（秘魯潮流二之一）

【飲食男女】很多年前，在電視上看過一個關於秘魯旅遊的紀錄片，由於主持人和導遊都是廚師，於是便在亞馬遜河的上游表演現釣現做的秘魯水產名菜。當時沒記住菜名，只記得他們處理那條魚的方式。

先拿類似青檸的水果擠榨，再加上洋葱和辣椒等幾種不同的材料混合成一種透白的醬汁，然後淋在切成塊狀的魚肉上頭。不用多久，那些魚肉就被醃得半「熟」。雖然隔着屏幕，但舌頭也能酸出一陣口水，我猜這應該是種很不錯的治魚妙法。再隔一會兒，我才恍然醒悟，這不正是Nobu的名菜「Yellowtail Sashimi with Jalapeno」嗎（也是Nobu唯一令我記得住的菜）？沒錯，松久信幸（Matsuhisa Nobuyki）本來就是個在秘魯工作過好幾年的日本廚師，他這招「Sashimi」大概就是從秘魯人那裏學回來的吧。

自此之後，我就開始留意秘魯菜了。雖然沒去過秘魯，但在別的地方只要有機會，就一定要去試試當地的秘魯餐廳。然後，我就知道那種醃魚的方法叫做「Ceviche」，醃料則是可以拿來喝的「Leche de Tigre」（意思是「虎之奶」）。漸漸地，許多餐館的菜牌上也都有了「Ceviche」，而秘魯菜館更是逐步登上全球各大城市的飲食地圖，從紐約、邁阿密、巴黎、倫敦，一直到我們的香港、上海，甚至北京。終於，幾乎所有傳媒都在這兩年宣佈：「秘魯菜就是下一個飲食時尚的焦點！」

秘魯菜吃些甚麼？它為甚麼走紅？已經有太多人試過說過，用不着我在這裏贅言。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股潮流背後的東西。

我不太能肯定，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飲食也變成一種類似時裝的產品，能夠談得上「潮流」。當然，飲食從來都有潮流。上至高級料理，法國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便有所謂的「新廚藝運動」；下至街頭小吃，我們也都經歷過滿街都是葡撻、珍珠奶茶，以及韓式燒魷魚，然後再一一消失的日子。但是秘魯菜的流行卻是另一回事，它是當代消費文化裏頭各種環節一發展成熟之後的產物。

好比十幾年前的「Fusion」，十年前的「分子料理」，五年前的「新北歐料理」，它真的就像時裝一樣，要有一批當紅設計師般的名廚開疆拓土，有一群像「穿Prada的惡魔」似的權威食評人，有一些像Joyce Ma這樣的人物在做跨國買賣，還有一整隊渴望新故事的媒體大軍在煽風點火；以及最重要的，一大堆貪新厭舊、追求最新時尚的消費者。在這一切條件盡皆具備之後，飲食工業的潮流就能開上快車道了，而且愈來愈快，幾乎就像時裝換季那麼快。前年才告訴大家「新北歐料理」最有型的國際性雜誌，今年便以同樣的熱情公佈「The next big thing: Peruvian Cuisine」。

梁文道：鬼佬搵食

【蘋果日報】我不知道誰是馬斐森，我不知道盧寵茂和程介明反對他接任港大校長的確切理由，我也不知道那些支持他就位的原因說不說得過去，因為我就和大部份人一樣，只能在新聞裏頭看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沒有更多足以做出合理判斷的充份憑據。然而，我可以大膽地評論其他人的評論，尤其是那些集中在他族裔身份上的評論。

劉細良兄在《主場新聞》上頭確切肯定「港大揀對了人」，因為「一個抱住『做好呢份工』心態嘅洋人校長，比熟悉國情，希望將港大貢獻俾祖國嘅華人校長強得多」。表面上看，這話說得沒錯，華人的身份確實容易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就算外籍華人，只要懂點中文，有一丁點「血濃於水」的族裔情感，人家肯定就會搬出一套套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類的說詞來弄得你暈頭轉向。在普洱茶與茅台酒的交替灌溉之下，讓你更深切地體認到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做人藝術，比方說國家領導人應該坐在台上的什麼位置。

但話說回來，難道一個只想「做好呢份工」嘅鬼佬就一定不會被我們的「特殊國情」同化嗎？我的經驗判斷，有些老外恰恰是因為太想做好呢份工，最後反而變得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我們自己人都看不過眼的人權問題、政治壓迫，乃至於無孔不入的後門關係，他們全都可以當成是不同文化的特殊習慣，不只寬容尊重，還要學習活用。說到底，他們又不是同你有親，只不過是到此一遊搵真銀罷了。什麼原則價值，全都得讓位給靈活多變的謀利手段。

先別說上海外灘天台酒吧上頭那些樂不思蜀的叩頭洋人，只要看看知識界學術界的狀況，便能明白天朝的厲害。有些跑遍全球一場演講幾十萬的知名學者何以出書唱好中國模式？不妨瞧瞧他們攜眷來回搭頭等艙幾十次的費用是誰出的。為什麼有些國際第一流大學的中國碩士生連英文都寫不好？不妨看看他們就讀的系所是誰來出錢資助？更別忘記薄瓜瓜，吃喝玩樂成績差，你說他的牛津哈佛是怎麼混進去的呢？

可見非我族類未必就不能學會我族的政治菁華，鍾逸傑豈不就是最佳人辦？

梁文道：萬一它認真

【蘋果日報】好幾年前，廣州一家電視台派記者採訪小學，找來幾個小學生要他們各言其志，結果其中一個小孩童言無忌地對着鏡頭吐露心聲：「長大之後，我要當貪官」。記者追問理由，然後他說：「因為會有很多錢」。

雖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始終念念難忘，因為這場意外很能說明貪官致富這個想法是何等地深入民心（那條訪問只播了一回就被拿下），就連小兒都明白它是宇宙的真理。

「無官不貪」是許多中國人的共識，儘管本着科學客觀的原則，我很難驗證它到底有多真實。不過大部份人還是會同意當官好處多的事實，否則投考公務員就不會是畢業大學生的首要選擇了。從這個角度來看，近日中國官場掀起的反貪風暴和節約浪潮，很有可能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後果。先不討論這場運動到底有多徹底多認真，就讓我們假設習近平和王岐山是來真的，想想它會產生什麼效應。

首先，年輕人可能不會再把公職當成職業首選，因為它約束太嚴，好處太少。就拿出差住宿的標準來說好了，過去隨便一個芝麻官到了外地，都能住上五星級酒店套房。如今要是嚴格執行規定，每天不過五百人民幣的費用，你能住上什麼好地方呢？其他的吃喝玩樂也就不必提了。即使人家送上名貴手錶，你也不能輕易戴着出門，以免被人拍照存證。做官做得這麼窩囊，做來還有什麼意思呢？

萬一廉政是認真的，那麼不只還沒當官的青年會覺得當官沒意思，就連已經在做官的人也會覺得沒意思了。不准大吃大喝，不准包養二奶，不准再坐Audi，不准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還不准家人子女隨意出國移民；人生還有什麼意義？難道真得為人民服務不成？

萬一這一切都是真的。恐怕報名當公務員的人數會減少，恐怕還會引發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官員下海潮。要是從精簡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或許還算好事。但若從政權保衛的角度來看，再發展下去可能就要變成大問題了。跟大佬搵食，點知冇啖好食，收返嚟嘅街數全部交番俾阿公，自己冇得落袋，於是大家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集體怠工，忠誠淪喪；二是串連密謀，再選一個新大佬。

所以，這不太可能是真的。

梁文道：精英造反

【蘋果日報】薛蠻子是個俗稱的微博「大V」，粉絲過千萬，常常在網上發言議政，也參加過好幾個以微博為基礎的社會活動。王功權的追隨者沒有薛蠻子那麼多，但粉絲逾百萬的他，無論如何也算是個顯赫的「大V」了。至於潘石屹，這位在香港也十分知名的發展商，更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他也很喜歡透過微博表達他對今日中國時局的看法。薛蠻子被抓了，因為他「聚眾淫亂」。王功權也被抓了，因為他「聚眾擾亂公眾秩序」。潘石屹還好，只不過是被送上中央電視台「接受採訪」，緊張到口吃的地步，結結巴巴地認同政府打擊網絡謠言的舉措：「我我覺得作為大V吧，粉粉粉粉絲量比較高的人，他應該更嚴格的要求自己……不能特別的隨隨意。」

這三個人在政治涉入程度上的分別看來很大。潘石屹儘管也有許多不合「主旋律」的言論，但大體上還保持在光說不練的程度。薛蠻子則不只說話說得比較狠，還試着把微博變成一種公民行動的工具。至於粉絲量最少的王功權，他根本就是中國「新公民行動」的要角，乃「公盟」（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最主要的骨幹之一。但這三個人又都有些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皆非傳統意義上的「異見份子」。他們都不是學院裏頭桀驁不馴的硬派學者，也不是本來就喜歡打擦邊球的媒體公眾知識份子，更不是受到壓迫而被迫站出來替自己維權的底層草根。不，他們不是那種政府早就習慣了的老對手。正好相反，他們本來該被歸類為「既得利益階層」，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都是能在中國賺到好幾桶金的商人。

問題恰恰在於他們的新穎。一些應該安份守己，悶聲發大財的上流精英，跑出來在網絡上月旦時政，甚至在網下實際介入了變革中國社會的嘗試。這才是當局最害怕最頭痛的事。按照至為傳統的理論，有效的運動政治總是得跨階層跨領域的，而民主化則總是少不了中產階級以至於資本家的介入。這三人是否代表了一種新苗頭呢？對付他們，就是要阻止這股趨勢的蔓延，切斷中國公民社會互通聲氣橫向團結的機會。

梁文道：具體與抽象（初識溫哥華之三）

【飲食男女】好吧，我們知道了加拿大人的開放和友善，也曉得了溫哥華飲食的倫理傾向；他們保容各種技巧和調味的風格，身體力行地關注環保與本地農畜業的健康。但，對許多把享受當成飲食生活最大要素的老饕而言，重點始終在於味道。那些不傷害生態環境，不製造多餘碳排放，又可以使本地社群更緊密，讓地方經濟更活躍的食材；它們真的好吃嗎？

那天在卑詩省最重要產酒區Okanagan的一個農莊裏，我一邊嚼着本地製造的火腿，一邊思索這個問題的意義。因為同行的友人叫我比較這些火腿，以及舉世知名的西班牙黑毛豬火腿，他想瞭解當地農民引以自傲的產品是否真有他們所說的那麼棒。這個比較的前提自然是把號稱「天下第一」的西班牙火腿當成了黃金標準，以之衡量天下同類。然而，這樣的比較公平嗎？不同地方的火腿，豈不該有不同的風格？你如何能拿蜜汁烹煮過的金華火腿去和配酒生吃的西班牙火腿比較？又如何在相對淡雅的巴馬火腿與鹹香嚼勁的西班牙火腿之間分出高下呢？

更重要的是，一切這種比較，以及隨之伴生的種種「天下第一」，其實皆係我們城市人觀點的產物。在我們這種不事生產的現代都會裏頭，全球各地的食材都能藉着四通八達的運輸網絡達到你的餐桌；在那些花得起錢常坐飛機的旅客眼裏，甚至整個地球就是他的飯桌。只有在這種情況底下，見多識廣的食客才能輕易評比甚麼叫做天下第一。就像葡萄酒，在海運物流不如今天這麼便利的時代裏頭，是出不了Robert Parker這種人的；即使真有這麼一個儍子為了飲酒走遍世界，他的評論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

從前，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被迫「慢食」，吃自家附近的食材，喝自己家鄉的茶酒，而且就在自家天候與地理為背景的環境之下吃喝。就像我們那天，坐在Okanagan一座農莊中間的木造小舍門外，上頭是北美西岸的夏末艷陽，四周吹來乾燥而涼爽的微風。我們吃到了剛從田裏拔下來的本地「祖傳番茄」（Heirloom Tomato），它們不能久藏，所以也很難運得出去。我們還開懷大嚼自己親手摘回的玉米，不經烹調，甜美多汁，要是在日本高級餐廳，大概就會被切成小段珍而重之地墊在和紙上頭奉客。我們喝到了冰得正好的白酒；就像所有年輕的酒區，這裏的葡萄品種多得叫人眼花繚亂，連瑞士特有的葡萄也種，因為他們還在實驗哪一個品種最適合本地的風土。

然後你問，這些東西到底有多好？我想了一會兒，聽到蜜蜂在耳邊嗡嗡，又聽到一隻白頭鵰鷹掠過右側崖壁時的鳴叫。我想我實在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此刻，我不在香港，沒有一家高級的飯館當背景，也沒有羅列了世界各地名字的餐牌和酒單。只有在這種現代的、全球化的抽象環境之內，我們才能盲試各國產酒，才能抽象但又絕對地評比全世界的火腿、番茄與玉米。但在這樣一個地方的、具體的農地之中，我一點也不關心桌上這些東西是不是「天下第一」這樣的問題。因為這一切剛好，恰如其份地好，我享受這種具體的好。就像從前在流浮山吃蠔，在元朗吃到了新鮮的苦瓜；那時候，你會無聊地想起法國的貝隆生蠔嗎？

所謂「在地最好」，原就是這種具體的享受。我們今天在飲食上的享受，卻更多地是種抽象的享受。

梁文道：愛港力量TVB

【蘋果日報】我們很難用TVB的劇集扮嘢，除非是政客，想用一兩句台詞來扮親民。但無論如何，有些劇集你還是要看的，例如《天與地》，或者剛剛結束的《衝上雲霄》，因為這些劇集成了社會現象，就算對TVB的成見再深，我們也很應該為了一種社會學的興趣來觀察它們，看看香港人這麼喜歡討論它們的理由。有些社會學家的精力特別旺盛，例如呂大樂、趙永佳、和梁款，以我所知，他們真是連一部TVB劇集都不放過，幾乎到了汁都撈埋的地步。使我十分懷疑他們到底是真的愛上了TVB，還是太過熱愛香港（因為香港人很愛TVB，為了瞭解香港人，所以不得不愛屋及烏，連帶地愛上TVB）。

不是開玩笑，有些TVB劇集還真的成了你對香港有多忠誠的試金石，特別是《天與地》。那一陣子，當人人都把「This city is dying」掛在嘴邊的時候，就有朋友指責我說：「未睇過《天與地》，你仲係香港人嚟嘅？」嚇得我趕緊追了幾集。不過回頭再想，我為什麼要用一部電視劇來證明自己和這座垂死城市的關係有多親密呢？更何況它的收視率這麼低，我大可以辯稱自己就是那沒看過《天與地》的大多數香港人中的一份子。哦？This city is dying？我哋班「沉默大多數」一啲都唔覺噃。

號稱是近年最有創意最好看的TVB劇集，居然得到了這麼一個叫好不叫座的下場。這是個什麼城市？思過半矣。好在我們這個時代花樣夠多，受夠了TVB劇集的罐頭音樂和不動大腦的場面調度，你大可以在網上尋找外援。

當然還可以為TVB抱冤，他們天天趕製的低成本流水線產品，又怎能拿去和HBO這樣的美帝國主義比拼呢？人家用不着每天播出，人家耗資鉅大，人家佔有全球市場，我們呢？沒錯；可是我憑什麼體諒TVB？我只是想看電視而已，又唔係同佢有親，又不是社會學家。就好比你支持本地足球，我很尊重你對本地足運的熱情，但你也沒有理由阻止我迷上巴塞吧？

還有人說，TVB的工廠製作再爛，也能磨煉出一個演員的演技。從梁朝偉到張家輝，哪一個不是天天演爛戲演出來的本領呢？但請相信我，他們全都想用今天的成就來讓你忘記他們在TVB的不堪過去。張曼玉也不會希望你只記得她演過《開心鬼撞鬼》。

梁文道：睇電視扮嘢

【蘋果日報】十月號英國版《Esquire》的封面專題是電視，主編Alex Bilmes需要特意在編者前言解釋他的理由，因為不拿和電視劇相關的任何人物做封面，曾經是時尚生活雜誌這一行的金科玉律。據說這個規矩最早是由安迪．華荷定下的：「只要年輕，只要漂亮。電影最好，但音樂、時裝和社交圈也不錯。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領域，即使是政治，也要比電視好」。

因為電視實在太過老土，尤其是電視劇。任何有格調扮晒嘢的社交聚會場合都不應該提起任何一部電視劇。你能想像在佳士得的拍賣會場，衣香鬢影，華光流彩，當大家在會前小酌雞尾酒和香檳的時候，一個長得很像鄧永鏘爵士的男人走過來問「你有看昨天晚上的《神槍狙擊》嗎」？

相反地，偶而不經意地，語帶歉意地向人透露自己從來不看電視，才是品味的保證（最好是連電視機都沒有，以免它破壞了清水混凝土牆的簡約。萬一有人問起你如何打發無聊的週末，你就說自己喜歡陽光透過窗戶打在牆上的投影）。

我就是這麼對人家說的。我不看電視；要看的話，就只看新聞，再加上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和BBC Knowledge。

但天可憐見，其實我真的很愛電視劇。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翻牆」進大陸的網站追看幾乎與美國英國同步播出的最新劇集。從《Game of Thrones》到《House of Cards》，從《Downton Abbey》一直到最新的《Peaky Blinders》，我一部都沒有放過。為什麼？因為正如Alex Bilmes所說的，看電視劇已經重新變成一件很cool的事了。

在我小的時候，活地阿倫是最好的扮嘢工具，因為他的電影讓人覺得很高級，但又不至於高級到看不懂。尤其台詞，總是一語雙關，帶着不少指涉文化和一點點不太深的文化典故。你一邊笑會一邊讚賞他的聰明，同時也讚賞自己的聰明（因為自己聽得懂那些意有所指的笑話和有教養的諷刺）。如今我卻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電視劇都是這麼地聰明。不必回顧從前的《是的，首相》與《白宮群英》，今天隨手挑起一部非常大眾化的劇集如《國土安全》，也都能找到一段寫得十分漂亮的對白。而它們居然是電視劇，一種本來最不能用來扮嘢的文化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