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的，那確實是種不錯的習慣，很能調劑由早排到晚的課堂生活，我們一群男生都把它當成玩鬧的好機會。有一回，我們循例在把桌椅推到四周的教室中間練摔跤，有一位同學發起狠來不顧規則，掄起掃把打人，一不小心打飛到窗戶上，砸了玻璃。老師得到消息，趕過來視看現場，確定無人受傷之後，便開始追問是誰幹的好事。我們幾個在場的同學全都低頭盯著自己的鞋子，沒人吭聲。第二天，老師通過秘密調查，總算找到元兇。大夥全都氣得要命，決定也要展開我們自己的調查，想看看是哪個傢伙這麼不講義氣出賣了兄弟。
我們的舉動大概太過張揚，於是老師又把我們幾個叫了出去，教訓我們做人的道理：「做錯了事就該承認，如果自己不坦白，舉報你出來的人不只沒錯， 反而是幹了件好事……」聽聞了他的大道理，我忍不住反駁：「但是義氣難道不重要，友情難道不重要嗎？老師不也教過我們『桃園結義』，說那是值得傚法的好漢精神嗎？」接著，老師就語重心長地給我們上了一課，一節不在課程範圍之內但又比一般課目更加嚴肅的道德課。大意是，友情固然重要，但它並不是最最重要的價值和德目。要是不問大是大非，一切判斷只憑交情而定，那和黑社會犯罪團夥的義氣有什麼分別呢？
扯了這麼遠，是因為曼德拉逝世，中國用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說法來形容他。
什麼叫做「老朋友」？做「老朋友」又需不需要彼此認可某些在友情之上更加宏大更加深邃的價值呢？有些網民也提出了類似的疑問，想要在曆年來一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清單裡頭找出共性。
過去兩年，《南方週末》《新京報》和其他的幾份媒體都曾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做過專題報導，因為這的確是外交辭令中的常用語，很值得整理分析。結果一列出來，共有六百人之多，表面上看確實不容易看出他們共通的地方。年輕的樸槿惠，她是老朋友；已故的金大中，曾經遭到樸槿惠她爸樸正熙的政治迫害，也是我們的老朋友。胡志明那不用說，賣命的交情，當然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後來被越南軍隊擊潰的柬埔寨政權領導人，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人口的波爾布特，幾份清單都沒數到他的名字，那是因為當年我們使用另一個講法來稱呼他：「柬埔寨戰友」。
其實我們都曉得「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什麼意思，那就是對中國人民友好的人，或者至少得對中國政府友好。問題只是這些背後還有沒有一點別的什麼？一點要比一群砸了教室玻璃的小男生的友情更加了不起的什麼。
我這個比方絲毫沒有不敬的意思，因為把國際關係擬人化，恰恰是我國長年以來的習慣，很有中國人講究人情的文化特色。人家幹了對不起我們的事，我們便把全中國人比擬做一個人，說他們「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讓我想起了當年被我們喝問「是不是你告密給老師」的那位女同學，她哭了半天，應該真的很受傷害）。相反的，人家和我們建交，我們可能就會把當時做人家首腦的那位政治人物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按照現實主義的理解，國際關係乃是最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把它擬人化，鋪上一層人情色彩，也不失為一套好策略，因為利益是個大家都不願明講的事，說破就俗。但在當前國際環境的操作底下，原來只不過被人當成是修辭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卻又越來越顯得不只是掩飾實利的虛辭，而且還是真正有效的觀念。這時候單講友情，會不會不太夠用？會不會顯得好像只離實利半步，不夠高大氣壯呢？想當年，各國抵制南非白人的政權，逼著他們放下利益考量的就是價值觀。今天美國和日本在亞洲發起對中國的外交圍堵，其中一個著力點也是價值觀。當前的中國又用什麼價值觀去決定誰是我們的老朋友呢？
「冷戰」年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還多半真有些共同信仰。「冷戰」結束之後，彷彿就和中國內部的實用主義同步發展似的，老朋友只要老在一起做買賣就行了。儘管這個詞語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小了，但它留下的空缺始終不是用不著填補的。不講友誼，可不可以講價值觀呢？莫非真的只能談利，何必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