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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追問的則是更加具體的「赤化」機制：那到底是董事局受命行事呢？還是他們主動避忌（或者獻媚）？如果昨天我的推論沒錯的話，那多半不是中聯辦主任主動要求刪戲，因為文革實在沒什麼大不了，越是內地官員越是見怪不怪。於是合理的猜想便只剩下董事局太太團自我審查這一條了。然而正如昨日所言，在大陸談文革甚至反文革都不算犯禁，一幫港澳同胞又怎麼會怕那些紅彤彤的文革影像氣壞了內地貴客呢？
恰好港芭董事局成員之中有澳門首富家族的成員，這就讓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了。
那年澳門一個半官方主辦的文化活動邀我過去演講，我也如常用功準備了一番。怎料到了快要接近演講的那一天，對方來了一通急電，很不好意思的告訴我這場演講去不成了。支支吾吾地，他們說這是因為「上頭」有人覺得我是大陸當局眼中的敏感人物，而那個「上頭」正正就是澳門首富家族的一員。許多駡我「投共」的朋友都知道我一年裏頭起碼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泡在大陸，公開演講的場合從黨性最強的學校一直去到官方主辦的文化節。為什麼他們都不怕我「敏感」，反而一個澳門權貴要擔憂我在澳門演說會讓內地難看呢？
於是我又想起九七年前更老的一件舊事。當年灣仔一家半藝術影院決定公映名震一時的紀錄片《天安門》，結果卻引得院中一些帶位人員的不滿，甚至辭職避禍。他們對記者表示，那是怕這部片子太過敏感，將來秋後算賬算到自己頭上。明明九七未到，明明片商和院線的高層都不害怕，一群小小帶位員居然就要恐懼自己的政治災禍了。正當大家都在恥笑這些中老年人的時候，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先生的一句話點醒了我：「越是有知識的人，越能掌握分寸，所以就越不害怕。相反地，越是無知無權的底層，才越會憂慮那些他們搞不懂也掌握不了的宏大政治」。
簡單地講，這些坐在文化機構頂層的掌權貴人，他們的知識水平（至少是政治知識水平），並不比當年那群因為害怕為一套敏感電影帶位而遭殃的阿伯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