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眼前這場為了免費電視牌照而起的集會，自然會想起去年的反國教運動。今天有些論者認為這場集會應以香港電視員工為主（因為他們是『苦主』），它的議題應該更單純，不能被什麼「檢討行政會議制度」等高遠的政治訴求「騎劫」。有意思的是，這幾位論者當中，正好也有去年反對國教集會「提前」解散，認為它應該以打倒梁振英政府為終極目標的朋友。為什麼去年認為反國教集會不該只以反國教為宗旨就不叫「騎劫」，而今年在支持發牌上頭不該只以發牌為要鵠就叫做「騎劫」呢？
我並不想藉此攻訐他們的矛盾不一，更不可能把它上升到人格問題的判斷。因為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件很正常的事。此一時，彼一時，在不同的情況底下自有不同的判斷。要緊的是，不能放下某種更深更基礎的原則。
更加要緊的，是能明白許多不同立場的存在，而這些立場在某一點上未必有那麼大的衝突。今天王維基仍然努力追求他心目中的公道，但他叫「年青人要有中國心」。那些極力切割香港和中國的論者，要不要因此放棄自己對香港電視「主體性」的尊重呢？如果香港電視的員工不想「搞政治」，那些要求重檢整個香港行政體制的論者又會不會放棄對他們的聲援呢？當然不，因為最起碼在發牌涉及的公義問題上，這麼多看似相去甚遠的立場，其實是能找到串連點的。
不管你是哪一種「膠」，也不管你以為對手有多「膠」。在這一刻，有些東西要比互斥為「膠」還重要。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無法放下既有的成見與意氣，那還談什麼運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