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音樂工業的狂潮年代

【am730-觀念】在唱片店看見Radiohead的新唱片時，我足足花了5分鐘去思考，到底該不該買這張《In Rainbows》。不買，是因為我早在兩個月前就下載了它；買，是因為我仍擺脫不了聽CD的習慣。同時我知道，我得好好珍惜這一刻的猶豫，因為未來(或許就是明年)，我們不需再猶豫；未來，我們將向CD說再見，告別唱片店及大型唱片公司。回顧07年的流行音樂工業，最重要的事件當屬Radiohead把 4年來的首張專輯放在網上任人下載。當然，他們還是會出傳統的CD，但那是兩個多月之後的事。他們又採取了一個獨特的形式，任樂迷自行決定要付多少錢去買這張專輯；你甚至可以不花一分錢就把整張《In Rainbows》下載。

其實Issa早在幾年前就做過這種用家定價系統的事了。然而，Radiohead的聲勢地位是Issa不能相比的，難怪消息一出，業界譁然，有些人乾脆指責Radiohead「謀殺了音樂」。被謀殺的不是音樂，這是我一向的看法。除非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音樂，否則音樂又怎麼會死呢？

08年1月份的IT潮流雜誌《連》(Wired)找來另類音樂界的紅星，Talking Head主音兼主力大衛拜恩(David Byrne)去訪問Radiohead的主音兼主力湯約基(Thom Yorke)，兩頭相遇一起暢談《In Rainbows》新發行方式的來龍去脈。

大衛拜恩一向關心音樂工業的改變及藝術家的創作自由。他在訪問之後還有一篇宣稱「CD的死是件好事」的文章，總結傳統唱片公司的功能︰1. 出資錄音工作；2. 生產成品；3. 發行；4. 推廣；5. 貸款給巡迴演唱會及化妝等周邊項目；6.為藝人提供專業建議甚至生涯規劃；7. 處理財政會計事務。

清單顯示傳統唱片公司基本上是音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介人，提供一條龍式服務。可是還有誰真的需要這種完整的套餐式服務呢？一般藝人特別頭痛的第五至七項服務，已經有專門的小公司去承擔了。

至於以往需要花費大筆開支的錄音工程，現在只要一部個人電腦就行了。而唱片的生產與發行，在大家都聽MP3的年頭，意義也實在大不了，因為YouTube之類的新工具自動動員出一批免費的傳銷員。

人人都知CD必死無疑，傳統唱片公司也注定衰落，但問題是還沒有一套保證賣音樂可以維生的新方法。

如果那麼多免費音樂，為甚麼還要掏腰包？湯約基也承認，他們的實驗可以牟利是因他們出名，早有一群忠實粉絲，換了新人或許就行不通了。

2007年就是這道關口，陰雲之中有一絲光。老的正在離去，新的還未朗現，儘管我們知道它遲早會來。

梁文道：科學精神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記性不大好，年尾了，想回顧一下過去一年讀過的書，竟然印象模糊，說不出自己到底讀了些什麼。再想一想，首先浮出的卻又都是經典，或者說，是老書新讀。首先是李零的《喪家狗》，一本《論語》譯註。自從于丹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把《論語》講成了暢銷書之後，孔子在內地就一下子又偉大過來了。孰料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偏偏要說孔子是頭喪家之犬，當然就要挨罵，說他炒作，說他誣衊聖人，網上的反應熱鬧得不得了。

其實《喪家狗》真是本好書，它的內容如何我以前談過，現在就不多說了。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因它而起的話題，那些罵李零的人起碼有七成是沒看過這本書的，可是不少文章還是洋洋灑灑數千言，氣勢磅礡。再次證明了我們中國人虛構和廢話的本事。更妙的是有些人就算搞懂了李零取這書名的意思，知道了「喪家狗」是孔子他老人家形容自己的話，還是堅持要罵，因為「這種書名有故意誤導不知情讀者的嫌疑」。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人最需要的可能還不是「國學熱」，而是邏輯熱。學一點推理和論辯的基本原則，對大家都有好處。就算不學邏輯，再退一萬步，大家講講道理好不好？比如說，我曾批評一位翻譯者把一本洋書裏提到的新儒家大將徐復觀錯譯成了「徐福官」，他的回應竟然是徐復觀曾經做過國民黨軍官，所以「將他的名字變成『徐福官』，誰曰不宜？」！中國人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快歡迎了一百年了，結果德先生固然還是那位等不來的果陀，就連賽先生也都好像走錯門似的，硬是有點害羞。我今年特別留意內地出版的科普書籍，發現比起台灣，不只翻譯特別少，國人自己的作品也不夠多。最奇特的現象是幾乎沒有一本科普書打上過十大暢銷書榜，這在世界各地的圖書市場都是很少見的，莫非我們的平均科學素養已經好到了根本用不看普及書的地步？今年我最喜歡的科學書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就是那個達爾文的那本《物種起源》。其實也是趕時髦，恰巧美國著名的螞蟻專家威爾遜（Edward Wilson）和最近因為發表歧視言論惹禍的諾貝爾獎得主華生（James Watson）都不約而同地各自編選了達爾文的幾部名著，重新合訂印行，很受關注，於是我就趁機會讀一讀這本經典，湊湊熱鬧。

《物種起源》真是本奇書。一般來講，科學史的經典是不用讀的，除非你專治科學史。今天的中學生學牛頓力學，你會叫他去研究牛頓的原著嗎？人文學者會圍繞兩千年前的經典爭論，一本《論語》註完再註；但是我從未見過科學家做這樣的事。不過直到今天，還有生物學家會在論著裏煞有介事地抬出《物種起源》，說大家都誤解了達爾文，然後再示範自己的「正解」。為什麼？我想那是因為達爾文的主張在被接受的過程裏確實產生了不少誤會。例如「evolution」到底應該譯成「進化」還是「演化」呢？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很多學者認為達爾文根本沒有生物會不斷「進步」的意思，人也不比細菌「高級」，生物的發展更是不能以階梯的隱喻去形容，所以中文常用的「進化論」是個天大的錯誤。而且《物種起源》本來也就是以大眾為對象，絕對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懂。裏頭不少材料至今看來還是很有趣，譬如「苔蘚蟲」頭上的「震毛」和被旋風吹到遠方的魚。最了不起的當然還是達爾文的世界觀，隨他慎重但是自信的步伐，一頁頁地讀下來，那股曾經在一百五十年前撼動天地的力量就會漸漸朗現。直到結尾這一句：「……而且在這個行星按照既定的引力法則繼續運轉的時候，無數最美麗和最奇異的（生物）類型曾經並且正在從如此簡單的開端演化而來，這是極其壯麗的觀點」，說不定你也會忍不住喊了出來：「Eureka！」。

梁文道：在北京吃麵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不要誤會，我好像老是逆潮流而行，說北京的壞話，嫌它住的不好吃的不行。不，不是這樣子的。我是喜歡這個地方，才為它擔憂，怕它被當前浮躁功利的心態拖垮。其實除了那些名氣很大的「型人浦點」之外，還是有些躲在胡同裏的新派餐館是不錯的，正所謂酒香不怕巷子深，東西好，其實是用不著花大力氣宣傳的，食客的口碑自然會引來更多的食客。

不過要是有朋友去北京，我還是建議他們去找些傳統的地道口味，比方說炸醬麵。

不知是偏見，還是我家的口味養成，我一直覺得「北方」麵食要比我們廣東人的強（所謂『北方』，我用的是廣東人的說法，凡是在廣東以北就叫做『北方』）。我不是不喜歡廣東麵食，雲吞麵、蝦子撈麵與蒸、炒河粉皆我所愛；但你看今天香港滿街麵檔，有多少家沒有那中人欲皂的鹼水味呢？大好嶺南風味，如今都給人敗壞了。結果現在要吃一碗好麵，還是苦心搜索，舟車勞頓地特意去找，完全不是我國麵食的本色。吃麵，原來應該是件很隨意的事了，街上走著走著肚子餓了，聞到香味看見店招，就坐進去點一碗麵，趁著湯熱麵不爛的時候呼嚕呼嚕迅速吃完，然後錢一丟拍拍屁股就走，瀟灑怡然。所以這種東西就該像便利店一樣，「梗有一間喺左近」，根本用不著食經指南，它應是大部分人都不會做壞，隨便哪一家都吃得過去的民生必需品。可是，今日香港離此境界實在遠甚。

不只如此，而且我們視野狹，對廣東以外的麵食明明一知半解，卻要指指點點。例如一位雜誌食經專欄作者，平常看來識飲識食，語多挑剔，我也喜他不賣賬。但最近見他苛評一家上海開來的新麵館，就真是大跌眼鏡了。首先聲明，這家名店近年的水準確實不穩，它的香港分店我也沒試過，所以我無意為它辯護。問題是那位食家說他們把麵和料分開上，再讓客人自行把那小碗菜料倒進麵裏是「玩花臣，唔實際」，這就太過離譜了。要知道上海麵食一向如此，這本是蘇州人吃麵的方法，尋常得緊，所有麵都是清湯陽春麵，其他一切菜碼醬料皆另分小碗，叫做「澆頭」，您自己看著下。無論是鱔糊、黃魚，還是三鮮，莫不如此，有何稀奇？又有何「花臣」可言呢？

還是說回北京的炸醬麵吧，基本上大街也好，陋巷也好，真沒有一間不能吃。這就和你到了意大利，很難碰上很難吃的Pasta一樣。這才是懂吃麵的地方。要是真要找家最有名的，我推薦海淀區甘家口的「海碗居」。這家倒真是有「花臣」了，店面陳設強裝老北京風味，服務員一個個「小二」打扮，客人進門就欠身大喊：「來了，您吶！」，客人坐下來之後就有人一路呦呵「奉茶」一路用白抹布擦桌，走的時候自然是「送客！」、「走好，您吶」，熱鬧得緊。

不過他們的麵真是實在。首先麵條夠「筋斗」，有嚼勁，但又不失滑溜（再提示一點，很多人以為所有北方麵條都是拉麵，大錯特錯，炸醬麵用的就一定是切麵）。其次炸醬，黃醬雖然也是「六必居」貨色，但肉丁肥瘦勻稱，炸得很香。其他如黃瓜絲、青豆兒也都新爽口。到了最後，還送上一壺「麵湯」，也就是煮過麵的那鍋水。北方人講究「吃原湯，化原食」，吃完一碗麵後再喝麵湯，飽膩盡消、肚子受用。不信的話，下回您試試。

梁文道：市建局的「假包山」

【明報-筆陣】過去兩年，關於香港「保育」運動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所謂的「文化特色」了。很多人以為各式各樣的保育和規劃行動的目的就是保存那雖不能準確描述，但大家都能領會的老香港風情；那種陪伴你我成長，曾經包圍我們的一種氣味、聲音與景觀。而這一切加起來，就是正在消逝中的老香港了。再看世界各大城市以及過去20 年來十分興盛的文化旅遊，我們就知道原來文化特色還是種能夠吸引遊客能夠創收的無形資產。所以保留文化特色不僅僅是為了懷舊，也不僅是為了替呆板的街道帶來一點生趣，它還是一種在經濟發展上很進步的事。這，或許就是曾蔭權在施政報告裏所說的「進步發展觀」了。

市區重建局最近公布了一連串惹人注目的舊區重建方案，其中一個是把旺角的「波鞋街」變成商場式的「體育用品城」，另外三個則全都集中在灣仔；它們分別將是「喜帖街」（利東街）變成「姻園」，完全保留「藍屋」，以及部分重建灣仔街市。

同為公共機構，市建局和旅遊發展局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一向給人「門高狗惡」的感覺，不擅處理媒體關係，所以近日一旦傳出醜聞，難免遭到一沉百踩落井下石的厄運。反觀市建局，不只長期把精力投注在公關經營，而且還很懂得包裝項目博人好感。就以灣仔這三項計劃來說吧，同時推出它們的好處就是給人一種市建局已經明白了「保育」的重要，盡力做到「發展與保育」的平衡。對許多不太滿意香港市區重建方式的人來講，完整留存「藍屋」當然值得肯定；而灣仔街市在有發展商參與的情下也能勉強算是「打個和」，不過不失了；至於利東街的改造，雖然少了街坊一直要求的參與規劃的元素，也叫做有點「文化特色」。三者加起來看，再不濟也不至於要全盤否定吧。

然而，把利東街變成「姻園」，就真能算做可以接受甚至成功的重建方案嗎？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條「喜帖街」的特色固然是與婚嫁有關的請帖印刷，但它和「姻園」推銷的「傳統婚俗文化」以至於「一條龍式的婚姻服務」根本是兩碼子事。名字本來已經取得夠沒有創意夠土氣的「姻園」，與其說是擴大強化的「喜帖街」，倒不如說是另一個（淪為拍結婚照勝地的）數碼港。因為利東街以及灣仔一帶除了以印刷喜帖聞名之外，其實沒有其他任何值得誇耀的婚嫁配套服務，更不消談傳統婚姻文化的特色了。其次，利東街真正有趣的地方是許多商舖保存了前店後廠的小作坊傳統，所以不只請帖，他們還承辦各式印刷品。反觀「姻園」的構思則根本排除了小作坊小工廠的生產程序，只不過是一個以消費為主的場所罷了。

大家切莫以為「波鞋街」變身「運動城」， 「喜帖街」化作「姻園」，是什麼前所未見的新點子。可還記得遷入西港城的「花布街」與升級為「雀鳥公園」的「雀仔街」嗎？這兩個計劃當日也曾被有關部門宣傳為「傳統文化的新生」，有些論者還稱之為更現代化更有創意的設計。結果呢？今天大家走進西港城，可曾見過昔年「花布街」的盛？去問問「雀鳥公園」的商舖，是以前的生意好還是現在的生意好呢？在香港這個標榜自由經濟，尊重市場自主的地方，我們偏偏對許多自然集聚的行業視而不見，總以為可以改造它們甚至搬遷它們，總以為它們能夠在由上而下的有形之手的規劃底下復活新生。難怪政府當年可以毫不客氣地幹掉了上環的「大笪地」，然後在經濟低迷無計可施之際又人工地憑空再造一個「大笪地」出來。最後這個新「大笪地」的結局又是如何呢？

為什麼這等重建大計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原因是主事者忽略了那些行業的地緣條件；忽略了其中脆弱而敏感的連繫；忽略了小商戶不是大財團，欠缺再造新市場所需的龐大財源和組織能力。

更重要的，是利東街居民一直要求的根本不只是什麼保存「文化特色」，而是社區規劃的參與權。可是一向擅於做「騷」的市政局一直拒絕他們提出的重建方案，連打開門對話協商的機會也不給。直至近日，新上台的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落區關懷」絕食抗議中的商戶代表「May 姐」，也只不過是自說自話，完全不回應居民商戶的任何訴求。可笑的是，他表示利東街已成「死城」，再不動工重建會不利經濟發展，好像完全忘了利東街變成「死城」的兇手正正就是市建局自己。如此「落區」，如此「會見街坊」，除了是做給傳媒欣賞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實際功用。

「保育運動」所說的「文化特色」不是一件外衣，不是可堪懷舊的文化風情，而是身處社區網絡中的住民長久踐行所經營出來的可感風貌。往日「喜帖街」的艷紅色彩不是居民和商戶刻意塗抹以吸引遊人的招牌，而是他們工作方式的必然成果。今天市建局的作為不只曲解了「喜帖街」的文化特色，以為數碼港般的「姻園」就是「喜帖街」；還徹底斬斷了所謂「文化特色」與社區和行業的原有連繫，打算重走西港城與雀鳥公園的老路。

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以一般人很容易接受的「文化特色」掩蓋了利東街居民提出的重建方案的真正訴求，那就是每一個社區的住戶皆有權參與該社區的重建與再規劃。有些朋友曾經善意地提醒「保育運動」的參與者，認為「文化特色」說得太多會陷入「本質主義」的謬誤（雖然我其實不大明白「本質主義」在這裏指的到底是什麼），更容易被人反過來利用。現在看來，市建局用的恰恰就是這一點，讓大家以為它保留了利東街的「文化特色」就是保留了利東街，至於唐樓的拆與不拆，未來的商戶與居民還是不是原來那批人，統統變得無關宏旨。

不過，任何在過去數年以來關心利東街命運的朋友，任何詳閱過有關「保育運動」文章的讀者，都應該知道保留「文化特色」從來就不是我們的唯一訴求。「文化特色」是「保育運動」的耀目亮點，但「文化特色」離不開社區的存在，正如長洲的「搶包山」離不開當地的傳統信仰與地區組織。記得旅遊發展局曾經在中環搭建「包山」以吸引遊客，結果惹來「假包山」之譏。其實市區重建局現在要在利東街做的正是一座「假包山」，而且還是一具十分拙劣的「假包山」。

梁文道：等待共識

【am730-觀念】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共識」就成了一個香港輿論的常見用語了。大家在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尤其喜歡講「共識」。但是，到底何謂「共識」？甚麼是共識的前提？甚麼又是產生共識的方法呢？對於一個議題、一個方案、一個社會要有多少人認同才算是「達到共識」呢？對於這一切問題，我們都沒有細加反省，於是漸漸地，「共識」就逐漸從一個常用語變成了循辭，甚至謊言。

例如最近的政改方案討論，民建聯就提出了一個論點，他們認為2012直選不如2017，因為「社會討論2012年就實行普選還沒有足夠的共識」。這番話聽起來很客觀也很現實，因為根據政府的研究，「只有」超過一半的人贊成在2012年立刻實現普選，所以還有另外一小半人不贊同2012年普選的方案，因此社會的確還沒有形成共識。

許多意見不滿這套論點的地方，是因為他們認為過半數就已經是共識了，硬要更多人認同只不過是藉詞拖延普選的日期。可是在另一方面處想，我們也能同情地理解民建聯的說法，香港政制改變是件大事，改變的方式和日期越有共識越好。

從邏輯推論，假如今天香港有七成人贊成2012年就進行普選方案的話，他們可以說還有三成的人不贊成，假如支持2012方案的人去到了八成，他們還可以說有兩成人仍然不贊成。推演下去，我們甚至可以說要等到全香港每一個人都同意了一某個方案才叫做達到了共識，因此哪怕只要有一個人不贊成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理論上也還是叫做沒有共識。

但是我認為更好的討論方式不是去爭論達到構成共識的人權基礎，而是直接邀請雙方出來辯論，各自陳述贊成或者不贊成2012方案的理由。

那麼，誰是那一小半不認同2012方案的人呢？不正正就是民建聯和他們的支持者嗎？他們不贊成的理由又是甚麼呢？很吊詭地，他們居然說是「因為社會還沒有達成共識」！從社會沒有共識開始，兜了一個大圈之後，居然又回到了社會沒有共識。

任何人都能看出這個邏輯的荒謬，任何人也都能發現所謂「共識」只不過是他們掩飾真正理由的藉口。明明你自己就是社會仍未形成共識的原因，你怎能說自己不能和其他人形成共識的理由是「有些人還未形成共識」呢？問題是那個真正的理由，民建聯從來不願也不敢坦坦白白地說出來。

從最早把2007年實現普選列進黨綱開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後退，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自己的立場。每一次，他們都說要等待共識。這是香港版的《等待果陀》。

梁文道：為甚麼北京不是東京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每個月我起碼有一週待在北京，於是有些香港朋友就以為我是識途老馬了，旅行之前向我索要飲食的資料，盼我能當那村口的牧童，手一指哪兒就去哪兒。可是，這手指我還真不能隨便舉，用句北京人的話講，北京的餐廳太不「靠譜」了。

不是北京沒有好飯館，而是你不知道它能好多久。這也是全中國的問題，一個地方「火」了，出名了，通常就會出現兩種不幸的結局。一是店面愈開愈大，從一家街頭小店變成一座大樓，本來能坐五十人，現在卻裝得下一支軍隊。你說它廚房的能力跟得上嗎？出品能保得住水準嗎？二是猛開分店。不少成名餐館都喜歡在餐牌前很有氣勢地發張全國地圖，好讓你看見它們輻射整個中國的威風。它們大概以為分店愈多，客人愈服氣；然而我們都曉得，分店多的真正意義是水平不平均，沒一家有保證，就上連元祖本店也會變得很可疑。所以出名餐廳的這兩種結局其實是一種，那就是完蛋。

沒錯，的確有些非常高級的地方不輕易做大做多，可這也是件沒保證的事。尤其那些旅遊指南介紹的「潮人必去」之處，那些集中在工人體育館和朝陽公園附近裝修得很型很酷的地方。取價是國際標準，室內設計也是世界一流沒話講，但食物往往九流，吃得人莫名其妙。看來「潮人」和食客果然是兩種人，不能隨便走在一塊兒。

然後還有一種躲在胡同四合院裏的飯店，侍應古裝，陳設考究，而且總有名堂，不是官廚傳菜就是某家私房，說出來很嚇人。不過吃了那麼多年，真正不枉一行的卻是屈指可數。就拿私房菜老祖宗厲家菜來說吧，那可真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當然也可能是驚喜隨著熟悉降溫，缺點就漸漸暴露了）。反倒是胡同深處破爛擁擠的利群烤鴨，雖然成了LonelyPlanet友的勝地，鬼多過人，但還是很值得一去的。他家的烤鴨比起名氣極大但鴨子極瘦的大董妙多了，油脂甘香，皮脆肉嫩，是正宗掛爐的路數。

其實北京食風的現狀就是整個中國民情的結晶；一個詞：浮躁。從國營百年老店的愛幹不幹招牌虛掛，到市場經濟的突然爆發，這種情況幾乎是必然的。賺錢，大家都喜歡，可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要是愛錢遠遠多過愛食物，遲早就不能再靠食物賺錢了。為甚麼那麼多餐廳闖出名堂之後會迅速滑落呢？

一個理由是老闆的心態像賭徒，贏了一鋪就發狂下注，弄大賣場廣開分店，以為書上學來的管理技巧可以代替傳統餐飲經營的艱苦本份。另一個理由是有些投機份子，見到人家做紅了，立刻以倍數高薪挖角，照辦煮碗。於是原來那家垮掉，新的這家過不了數月一樣要垮，因為還有更新的一批投機份子加入戰場。至於那些本來身懷絕技的大廚久而久之就荒廢了廚藝，全成了待價而沽無所作為的商品。

此外也有些人學得太快，知道Fusion是潮流就搞Fusion，曉得室內設計是話題就不惜大老遠搬來一座古宅做噱頭。「品牌形象」正是近年大陸商界的關鍵詞，一時之間人人都以為品牌無非形象，彷彿LV起家靠的就是廣告，完全用不著任何手藝傳統做根底。這樣子搞下來又怎能不是形象大過內容，公關大於實質呢？

看到這種情況，我不能不想起東京那些小店裏克勤克儉的老師傅，一生一世守著一口鍋一把刀，甚麼做得好就專做甚麼。而且等閒不開分店，就算開，也要先有百年基業當靠山。比起我們的浮躁，光是那份耐性那份專注，就值得東京拿下那麼多顆米芝蓮星星，成為世界美食之都了。北京？恐怕還得等上一段日子。

梁文道：拖住世界後腿的美國（噁心的美國二之二）

【am730-觀念】美國之所以反對「歷史性原則」，不願意被它過去的廢氣排放綁住，其中一個說詞是「不知者不罪」。美國承認自己的確是歷史上溫室氣體排放得最多的國家，也不諱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經濟利益，但它認為溫室氣體會導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發現。

在工業化的早年階段，根本沒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燒會帶來這麼多問題。

用我們之前舉過的毛髮阻塞排水管的例子，這等於說當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間的時候不知道身上掉下來的毛髮塞掉去水口，甚至不曉得洗澡原來會洗掉毛髮；所以就算有一個人的毛髮脫落得特別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擔更多的水管修理費。

換句話講，美國主張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記過去那段無知的歲月。因此美國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它一起承擔責任，要減排廢氣就大家都減排，而且目標和數量也得平均攤分。

好吧，就讓我們不要追求這種「不知者不罪」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一起著眼現在。

既然要「著眼現在」，我們就要引入「分配正義」的「共時性要則」了，辦法是把廢氣排放量按人類平均地分配給全球六十億人，每一個人可以排出的溫室氣體都應該和其他人一樣，不多不少。這應該是最公平的計算方式了吧？不，美國依然反對。

根據《京都議定書》為發達國家設下的目標，分配給每人每年的排放量正好是一公噸，理論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不該享有比其他國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

然而事實卻是美國人均年度排放量高達24公噸﹗美國有任何理由要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大氣層使用權嗎？當然沒有。

美國官方和部分傳媒不斷渲染中國空氣污染的情況，強調中國已經成了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廢氣排放國，而且很快就要超越美國。

可是它們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有13億人口，相當於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人均排放量只有3.7公噸)，你怎好意思拿3億人去和13億人比較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峇里島氣候高峰會裡面，發展中國家的態度都要比美國積極，他們都願意接受一些減排指標，而美國除了要求他們作出和發達國家相同的減排承諾之外，還要事後反悔，質疑得來不易的大會共識，聲稱減排目標要按各國「國內具體情況」彈性調整。

甚麼叫做「具體情況」？具體情況就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昂貴，令地球環境付出重大代價，而且他們不願輕易改變，具體情況就是美國政府想要保障其能源產業的重大利益，不想犧牲他們的生財之道。

梁文道：為甚麼美國應負更大責任（噁心的美國二之一）

【am730-觀念】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但自從布殊政府上台之後，美國就一直高舉「氣候變化是全球責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拉下來，認為它們也該和發達國家作出相同的減排承諾。於是這就成了剛結束的峇里島氣候變化峰會的主戰了，結果雙方僵持不下(『雙方』其實就是美國與世界絕大部分其他國家)，最後弄出了一個非驢非馬，只有時間表但不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共識」。

到底是美國的講法有道理，要減排就大伙一起來；還是中、印等國的主張說得通，即是你們發達國家應該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這是一個「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也就是先假設大氣層吸收廢氣的能力乃一種有限的資源，然後再去判斷怎樣分配這項資源才最公平。

《京都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先行一步大幅減排，著眼的是一種分配正義的「歷史性原則」。意思是誰過去排放廢氣最多，消耗大氣層的吸引能力這項稀有資源最多，誰就應該先降低自己日後排放的廢氣。

舉個實例，根據一項調查，在1950到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廢氣排放總量裡面，當時佔全球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居然就貢獻了百分之三十的廢氣。反觀佔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七的印度則只排放了百分之二的積累廢氣。

倫理學家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說：「這就如同某一村落的二十個居民全都共用一間浴室，其中一個人所掉落的毛髮佔了阻塞排水口毛髮總數的百分之三十，而有三個人在使用浴室時幾乎完全沒掉過任何毛髮」。

如果要請工人清理這條淤塞的排水管道，這一大筆費用又該如何攤分呢？依據歷史性原則，那個毛髮掉得最多的人就應該按比例交出整筆費用的百分之三十了。

雖然《京都議定書》大體上依循了歷史性原則，但它對發達國家相當寬容，並沒有按照大家過去的排放總量嚴格要求它們的廢氣減排量。

即使如此，美國還是不願意，還是退出了溫和妥協的《京都議定書》。

梁文道：大多數的玩笑

【am730-觀念】曾蔭權與董建華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懂得玩弄民意，或者民意的招牌。因為他知道自己未經民選，只有八百名選委做後盾，天生認受性不足，所以他更要關注自己推出的政策是否能討百姓歡心。且看他的連任競選，明明是個小圈子遊戲，偏偏要大賣廣告甚至上街洗樓，弄得跟真正的直選似的。我稱這做「幻象直選」，目的就是要讓沒有選票的一般草民覺得自己好像有份投票，而且還要支持他。

曾蔭權驗收成果的方法，當然不是選票，而是民調。在這個沒有普選的發達社會，民調代替了選舉，成為政府取得合法性的唯一工具。

2012年有沒有普選，任誰都知道決定權在中央手上。但是盡忠職守的曾蔭權可不能叫老闆尷尬，不能讓大家看到中央政府奪取了700萬人民主的權利，於是他又要訴諸民意了。可是，在政府自己做的政改方案報告裡面，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市民贊成2012年實施普選，曾蔭權又如何解脫？怎樣一方面不讓中央難堪，另一方面又不用背上違反民意的惡名呢？

辦法就是玩文字遊戲，根據政府收回來的意見書，支持2012年就實行普選的其實佔了百分之六十九。嚴格講，這叫做三分之二，而不是「超過一半」。但政府偏偏用了「超過一半」這種狡猾的說法去掩蓋三分之二市民希望2012年有普選的事實。情況相當於一個學生考試考了九十多分，討厭他的老師卻要說他剛好及格。

第二，就是拿出一個「大多數市民接受2017年舉行普選」的意見，以此模糊焦點。

我們要搞清楚贊成2017年實行普選的人，之所以會比2012年的支持者多，是因為有相當於三分之一的人並不贊成2012年的方案，把他們加上那些支持2012年方案的三分之二人，自然就是大多數了。

問題是為甚麼2012方案的支持者多會接受2017實現普選的主張呢？這就像一群飢民很想吃飯，你去問他們想今天晚上就有飯吃還是等到明天早上，他們當然要今晚就開餐，但你要是再加一個問題，說今天晚上如果沒有飯吃，明天的早餐還吃嗎？他們絕對不會說那就乾脆不吃了吧？

出了這兩招，曾蔭權就可以向中央報告，原來絕大部分香港人都贊成「最快於2017年實行普選」(請注意「最快於」這三字，它和「2017年就有普選」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然後不只中央用不著獨自負擔否決2012方案的責任，連那少於三分之一的2012方案反對者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放在「絕大多數民意」那一邊了。

本來是「阻住地球轉」的少數派，在這堆文字遊戲裡竟成了「大多數」，甚至還能反過來指責多數派不顧民意，這真是天底下的一件大怪事！

梁文道：搖滾不怕老

【am730-觀念】看過我在這裏談「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重組的消息之後，有一個朋友傳來短訊：「原來你也喜歡這些老鬼，你不覺得他們只是一幫狂撈一筆退休金的老不死嗎？」。我懂他的意思，正如那句著名諺語所說的，搖滾從來都沒認為是種年輕人的專利，對「齊柏林飛船」這三個六十歲的傢伙來講，他們不只太老，甚至還過了「去死又嫌早」(Too young to die)的年紀。然而，事實一：他們在倫敦的這場演唱會雖然掀起了極大的熱潮和宣傳效應(五六百萬人在網上訂票，進場的不過兩萬)，但它是個慈善演唱會，目的是滿足「亞特蘭大」唱片公司創辦人的遺願，設立一個音樂教育基金。

事實二：兄弟，「齊柏林飛船」可不是甚麼搖滾樂隊，他們根本就是搖滾樂。正如一個評論者在聽完那場沒人不拍手掌的音樂會之後所說的：「我們在這天晚上全都想起來了，正是『齊柏林飛船』把『重』加進『重金屬』裏的。」他們和後來一切重金屬與重型搖滾最不同的地方不在於速度，他不在那些炫技式的表演(例如Jimmy Page的雙把結他和他那專門用來拉結他的弓，又叫John Paul Jones用腳玩貝斯(bass)的能力)，而在那種深深的藍調功底。且聽聽他們最新精選《母船》(Mothership)裏的每一首歌，有哪一隊樂隊擁有這麼多充滿味道而且令人難忘的結他riff？那全是藍調的正統嫡傳。

事實三：搖滾樂隊會老，但搖滾是永生的。拜手機和互聯網的功德，我看到這場轟動世界演唱會的一些片段。他們是慢了，但他們沒有像其他老人樂團那樣，故意玩得更快以掩飾自己的衰老。他們很有自信地放慢速度，把三十年前的經典演奏得更沉穩更紮實。他們依然充滿力量，看那場上粉絲手中無數的「空氣結他」就知道了。

搖滾的問題從來不是太老，而是太有錢。大家都覺得有錢人是配不上搖滾的，而成名的搖滾樂手多半都又老又有錢；所以他們要是還不肯離開舞台，那就說明他們很愛錢，因此也很不適合搖滾了(比方說絕大部分的搖滾樂迷現在都很鄙視的「滾石」)。

可悲的是，搖滾竟然成了過去幾年中國流行樂壇招徠消費者的旗幟，恨得許多人要死命區分真搖滾和偽搖滾。於是去年又開始流行punk了，似乎只有換個名堂才能徹底告別偽搖滾，保住反叛而且堅持貧窮的搖滾精神。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向迷倒萬千少女也一向是偽搖滾的「五月天」樂隊最近也趁勢改行，說自己是「朋克(punk)」。他們甚至宣稱：「朋克顛覆了流行樂，我們比朋克更顛覆，因為我們流行」。坦白講，我並不介意他們說自己搖滾，更不介意他們名成利就，只要他們有「齊柏林飛船」一半的水平。否則他們的存在只是證明了搖滾未必不適合老人，年輕更不一定是好搖滾的充份條件。

梁文道：經典是新書（書之不讀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沒讀過《戰爭與和平》到底有多丟人呢？再無恥點說，沒讀過《戰爭與和平》卻還要談論它，難道就真是一件十惡不赦的事嗎？恐怕未必，因為關於經典的最經典的定義是「那些沒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談的書」。我覺得這個明顯是嘲諷的說法其實隱約說出了真相，經典確實是用來讓人說事的，而說它也確實比讀它更重要。道理很簡單，就看看我們身邊的人吧，有誰不知道什麼叫「三顧茅廬」？有誰不明白「桃園三結義」？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第八年，還有多少人真正讀過《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又暢銷的名著呢？我很懷疑。儘管如此，我們卻還是樂此不疲地引用那些典出《三國演義》的故事和段子，甚至把它們濃縮成四個字的成語，用它們形容看見的事，以它們表達心裏的想法，彷彿人人都讀過三國都通曉裏頭的內容似的。

我曾見過一個廣告大剌剌地印上「我思故我在」五個大字，我不敢肯定它的創作者是否看過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思錄》，但我相當肯定他假設了大家都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即便那很可能是誤解。經典的文化價值正正在於你不用讀它，但它的隻言片語它的零散觀念會自動包圍你，成為你日常用語的一部份，成為你觀察世界思考事物的背景。這裏頭當然不能排除以訛傳訛的成份，於是經典的第二重定義就出現了：經典就是總會被人誤會的那些書。而最大的誤會莫過於人人都以為自己讀過它們，其實根本沒有。比如《聖經》，比如《論語》，作為思考背景和日用語言的來源，它們或許很陳舊。可是當你真正把它們當成書，以讀者的身份第一次好好地打開它們細讀下來，你卻會發現「世界是如此地新，所有的東西都還沒有名字」（你看，我又在援引經典了）。因此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這篇文章裏才會說：「經典是，我們越是透過道聽塗說而自以為了解它們，當我們實際閱讀時，越會發現它們是具有原創性，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所以你不能因為某些經典的名字常被人掛在嘴上，就假定它們早已為人讀爛；正如我們都會說話，但人類言語能力的原理對大部份人來講還是陌生的，有關它的研究永遠令人驚訝永遠叫人神往。我原本以為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讀《戰爭與和平》但依然大言不慚地談論它，繞了一圈，我才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戰爭與和平》是本新書，讀它不是為了一盡文化的義務（若單從文化角度來說，它其實是不用讀的），而是因為它應該是本很有趣的新書。大部份經典都是有趣的，因為傳說和真實往往差得太遠，發現這個強烈的對比自然是種趣味盎然的旅程；這是段只有你一個人走的旅程。問題是稱得上經典的書實在不少，我們該從何處手？我沒讀過《戰爭與和平》，也很想讀它，可是我為什麼要把有限的時間先花在它的身上呢？我一直不能體會可讀之書的數目會隨年歲增長而漸漸減少的說法，它的前提是經典有限，人壽更有限，所以在活的日子已經不多的階段更該集中精力攻讀經典。我的經驗卻不是這樣子的，先別說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西方經典》裏那些我可能連書名都沒聽過的長篇經典目錄；其實只要看過的書越多越雜，就一定會發現一些聞所未聞的經典守在遠方。例如神學，外行人只知道《神學大全》；可一旦涉足，你就會知道還有《羅馬書釋義》、《神學美學》……。又如演化論，以前我只曉得達爾文，後來才知道不可不讀的還有古爾德跟道金斯。經典絕非有限的水池，它是大海，每游出一尺，你就發現前面還有一尺，無窮無盡，足可在不知不覺間溺死不懂疲倦的好奇讀者。怕累，或許也是不讀經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們一般更怕死。所以還是讀書好，起碼讀讀不知老之將至。

梁文道：當廚師變成科學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曾幾何時，外科醫生在西方的地位就和一個理髮師一樣，是等而下之的低級工作。事實上，替人施行外科手術和替人理髮的，往往就是同一個人。當時的外科大夫流行放血，遇到各種大小病症，一律穿孔放血，好讓病人的壞血流失，減輕症狀。他們必備的工具之一是根木棍，作用是纏著一塊白布以絞緊病人放血處附近的肢體，以防病人失血過多。今天的理髮店總愛以一管會轉動的紅白條紋燈做標誌，它的原形正是那根棍子，白色代表纏繞在棍子與病人身上的白布，紅色則是噴灑在上頭的血跡。

在那個久遠的年代裏頭，廚師與理髮師/外科醫生的等級是差不多的，都屬於為人服務的技師，比石匠木匠還有所不如。可是到了現在，外科醫生早已脫穎而出，成了可敬的專業人士，那麼廚師呢？

自從十九世紀開始，廚師界的有心人就一直想拉高他們這行的身價。大家都覺得幹這行的是低下階層，滿口粗言，喜好賭博；他們就要求自己穿戴乾淨，態度溫文，最好還能舞文弄墨。許多專業的廚藝學院嚴禁學員賭錢，規管他們的言行，目的就是想把「廚房佬」變成體面的上等人。在這一百多年的廚師演化當中，這股上進的力量總是試圖把廚師從「匠人」（artison）推向「藝術家」（artist），讓大家覺得廚藝真是門藝術。難怪如今的三星大廚總是一派藝術家風範，談吐不凡，外形清雅，偶爾還要在餐牌上秀一手書法，甚至在食譜裏展露畫功。

有些學者認為「分子美食學」的流行，乃是廚師地位上升運動的新一波嘗試。因為他們研究的是科學，是物質變化的原理，是人類進食方式的根本改變，所以他們現在變得更像科學家了。而科學，絕對是這個社會裏頭比藝術更叫人覺得像是專業的東西。當年拉高了外科大夫身份的，正是一套系統而艱深的科學知識。你不懂醫學，沒有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就不可能做得成外科手術。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想像，或許未來有一天，你沒有學過生理學與化學，不知道溫度對感官的影響機制，不曉得苦味的構成方式，你就沒有資格入廚做菜。

我們都市人的生活出現了兩股看似相反的趨勢。一方面越來越少在家自己做菜，因此更加感到廚藝的神秘和廚師技法的高深莫測。就像會彈琴自娛的人少了，所以更加佩服專業鋼琴家的能耐。另一方面，卻有不少人開始把下廚當作休閒嗜好，而非必要的生存技能，於是學習對象從老媽子轉到在食譜和電視節目裏亮相的名廚身上。經過耳濡目染，很多人都試圖把自家廚房的設備弄得更專業長期的，同時也變得更加遵崇廚師的專業指導。在這兩種趨勢裏頭，獲益的都是廚師這門行業。

難怪好些廚藝學院開始把「分子美食學」納入教程，它的原理是一般人不會懂的，它的技法是一般人不會用的，甚至連它所需要的設備也不是一般廚房可以輕易擁有。廚房快要變成實驗室了，裏面穿白袍的人不再是粗魯無文的技工，甚至也不是滿身污跡的藝術家，他們是科學家。

梁文道：大學的本質

【am730-觀念】大學的畢業典禮不一定總是平靜的，尤其在頒發榮譽學位的時候，更尤其是在頒發榮譽學位給政治人物的時候。2001年，美國總統布殊回到母校耶魯大學，預備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當時的場面真是熱鬧，不只一幫學生舉著標語高叫口號，還有一些教授憤然離場以示抗議。他絕對不是第一個在畢業典禮上被喝倒采的政壇領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因為政客的一生總是處在爭議中，總會有人不滿他的政策他的政績，甚至總是有人會憎惡地敵視他。對於關心社會和政治的學者和學生來講，還有比記者雲集的畢業典禮更好的示威時機嗎？所以在大學畢業典禮上對付政客，早已成了司空見慣的小傳統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般的「聖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正好在波士頓趕上了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席上的焦點正是才出獄沒多久的曼德拉。結果也有學生舉標語，但那是歡迎他的標語。他一站起來，台下立刻響起如雷掌聲，全場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個曼德拉呢？難道我們應該期盼董建華會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嗎？

就算沒有可被針對的人物在場，大學的畢業典禮還是可以變得很「熱鬧」，還是可以容許學生趁機表達不同意見的。英國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OAS)向以激進著稱，本來是家協助帝國認識第三世界的名校，卻被說成盛產反殖鬥士與左翼政治人的溫床。它的畢業典禮堪稱一絕，歷屆學生代表上台致詞時總是不忘開火。

我有一個老友，前年在「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就曾親眼目睹學生會主席從大學校政開始罵起，一路說到英國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為不顧貧苦學生的無良財主，將當時的英國首相貝里雅批成殘忍嗜血的劊子手。結果台下師生一致叫好，紛紛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罵了半天的校長也沒甚麼，致詞的時候還不忘讚美那位同學的聰明，歌頌學院光榮的自由傳統。

我的母校中文大學絕對沒有「亞非學院」這麼激進，但是我以為任何大學在其本義上都應該是「宇宙性」的，都應該是包容天下的，能夠讓普世各種意見各種聲音自由並現。一家大學的畢業典禮要是有人鬧事，不只不是一件醜聞，反而是它校風開放的證據。

梁文道：大學之大

【am730-觀念】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再次登上了報紙頭版。原因是一群學生「大鬧」畢業典禮，他們要抗議校方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前特首董建華的決定，他們要求校政應該更民主(包括頒發榮譽學位時該考慮學生訴求和感受)。結果場面亂得屢次打斷了董建華的發言，迫得他要請求學生「給我說話的自由」。除了董建華，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學生的家長了，他們說自己很窮，辛辛苦苦養大孩子等的就是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給破壞了。然後傳媒也說話了，輕則呼籲學生要包容不同意見，尊重他人感受；重則翻起老帳，把中大歷年的「醜聞」全挖出來(比如說當年的學生小報和近日的學生雜誌『宣揚色情』)，證明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問題學府。

我真為母校感到驕傲，這是一所充滿抗議精神，深具反叛傳統的好學校。想當年，我們之所以瞧不起香港大學，還不是因為他們是殖民地精英的搖籃，而是因為比起我們這家一開始就高舉「中文」盛產反殖豪傑的大學，他們的學生實在太乖，並且越來越乖。就拿校長得到的待遇來說吧，現任的劉遵義只不過是被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喝罵罷了。

前任校長李國章甚至試過差點進不了會場，因為有學生睡在路上阻擋他的座駕前進。再前一任校長高錕就更慘了，他在畢業典禮上接到的抗議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甚麼動作，學生就一定奉陪「反動」；近年你要蓋新房子，學生就貼大字報；你要砍樹修路，學生就在樹上綁黃絲帶以示「保樹育人」的決心。

八十年代，為了抗議政府的教育政策，還有全校學生罷課的光榮紀錄。所以校園核心地帶的平台廣場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學會集會誓師的聖地。

出了校門，碰到各種社會政治問題，還上各種示威集會，中大的校友和學生更是無役不與(雖然情況往往是屢戰屢敗，但很多人更願意倒過來說，稱之為『屢敗屢戰』的勇敢精神)。　那些覺得中大學生負面新聞特多的傳媒可不知道，對我們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學生而言，這叫做戰績彪炳。至於那些先是嚇傻了眼，後是氣憤莫名的家長，我只能告訴他們，這就是貴子弟唸的大學了。與其不能改變現實地窮生氣，何不換個心情轉個角度，欣賞眼前所見。這，就是大學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學。

梁文道：只有戰爭沒有和平（書之不讀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近我幹過兩件十分無恥的事，我要懺悔，然後我將試圖為自己開脫罪行。

第一，儘管今年為了一個每天介紹一本書的節目忙得不可開交，但我還是在年中一點一滴地讀完了瓦西里．葛羅斯曼（Vasily Grossman）那本厚達八百多頁的《生命與命運》（Life and Fate），實在是部驚人的鉅構，然後我激動地到處和朋友說它有多厲害。每當有人要我形容，我就說：「嘿！它簡直就是史達林時期的《戰爭與和平》，俄羅斯偉大小說傳統的封關之作。你能想像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有人會寫《戰爭與和平》那種全景式小說嗎」？聞者莫不肅然起敬，紛紛表示要弄一本回家苦讀。可是，我根本就沒看過《戰爭與和平》。

第二，今年英語出版界的其中一樁盛事，是《戰爭與和平》的全新英譯本出爐了。和那部號稱是「原始版本」實則為托爾斯泰初稿的《戰爭與和平》譯本不同，由Richard Pevear及Larissa Volokhonsky夫婦翻譯的這個本子是真真正正的全譯。它不只把托爾斯泰喜歡的重複修辭完整無缺地搬到英語去，讓短短數百字裏的七次「哭泣」照樣「哭泣」，不圖任何加工美化，不把它變成七個不同的同義詞。這個譯本連原著裏的法文段落也留了下來，只隨托翁以腳註形式將之譯成英文。我在雜誌上看到這些評論之後，就用在近日的演講裏面，以說明譯事之難。然而，還是那個老問題，我既然不諳俄文，又沒讀過《戰爭與和平》，憑什麼資格去拿它的翻譯說事呢？

枉被人視作「文化人」甚至「書評人」，沒有讀過《戰爭與和平》難道不是一件十分可恥的事嗎？更可恥的是我還有意無意地散佈一種「其實我讀過」的感覺，讓別人以為整部《戰爭與和平》我已了然在胸。

既然我沒看過它，我又怎麼可能談論它呢？說起來，這也是小時候讀壞書的結果。童年時期，我也曾看過不少什麼「世界經典名著大全」和「死前必讀的百本名著」之類的雞精書。一開始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先圖個概觀，知道什麼年代什麼地方有些什麼書，再像做功課一樣好好地讀下來。可是你也知道，世上有多少人能在死前真正遍讀那百本名著？又有多少人真會為了讀不完它們而死不瞑目呢？再加上我心野，連學校課業都從不按時完成，又怎麼會乖乖地按名單把那些嚇人的經典看完？通常的情況是看過一本書之後，興趣就從此轉到旁枝的題目上了。比如說讀罷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就趕緊跑去找《高盧戰記》和奧古斯都的傳記，於是原訂的《暴風雨》就給擱下了。

這種雞精書看多了，會有一個很大的害處，就是它能產生幻覺，讓你以為自己看了很多名著，其實你只不過是知道了一點皮毛。當然，這幻覺也不真是幻覺，欺得了別人，可騙不了自己，不知為不知，沒看過就是沒看過。然後心裏就難免因外表與內容，幻象與真實之間巨大的割裂而生出令人痛苦的虛無和罪疚。何以致此？大概就和一個天天吃大量維他命藥丸的人差不多，一粒小紅丸就「能提供每日人體所需」，他慢慢就會覺得日常飲食裏的蔬果是不必要的了，甚至忘記了小黃瓜的香脆，豆苗的甜嫩。當幾百頁的內容被濃縮為兩三頁的大要，每一本書看起來都會變得很像，面目模糊，所以看與不看的分別就不重要了。

我當年就是如此，知道了《戰爭與和平》的梗概，也知道了屠格夫《父與子》的主要情節（另一本未曾讀過的經典），但竟然無法具體描繪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它們全都成了一團模模糊糊的「俄羅斯小說」，就像那粒工業生產的紅色小藥丸一樣。書單代替了書，維他命代替了食物；我以為自己得到了和平，暫時止住了虛榮心發動的求知慾，換回的卻是更多的戰爭，究竟無知所導致的空無和衝突。

梁文道：外在威脅（任何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二之一）

【明報-筆陣】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布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為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秋生涼：〈皇后清場顯露政府團隊精神〉， 《信報》，2007.08.10）。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既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 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 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Stonor Sauders 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在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

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梁文道：是科學，不是科幻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分子美食學」（Molecular Gastronomy）是近兩年來中華食壇的熱門字眼，元祖級大師固然在香港開設分店示範經典版本，本地也不乏老魔和新秀出來試試自己的身手與客人的耐性。一時間，各種泡沫和啫喱成了許多潮人趨之若鶩的美食；甚麼臘味飯雪糕、大閘蟹果凍，所有名字聽起來是「查理朱古力工廠」產品的小孩狂想都變做餐牌上的現實。

然而，分子美食派的大將，有「全球最佳餐館」之稱的「肥鴨」主廚Heston Blumenthal，卻早在去年就宣佈了「分子美食已死」。原來如今新一代廚師都迷上了那些針筒狀的科幻電影式儀器，紛紛使用它們大展拳腳，製造出一大堆很有創意但是也很倒胃口的「食物」，結果食評家就把責任推到Blumenthal這幫前輩的身上，譴責他們敗壞了人類萬年以來的飲食傳統。難怪Heston Blumentbal、Ferran Adria和Thomas Keller等三位名廚要在去年十二月聯手發表宣言，告訴大家他們其實是很尊重傳統的，就算創新，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穩穩地建立在固有的廚藝之上。他們特別強調「正直」，自言：「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以正直為最高標準，我們的信念和承擔是真誠的，我們並不追隨最新的潮流」。換句話說，這三位分子美食的始作俑者要和時下流行的分子美食劃清界限。情形就和「融合菜」（fusion）最早的實踐者總是要否認自己做的是fusion一樣，「分子美食」與「融合」都從潮流墮落為貶義詞了，避之則吉。

其實打從匈牙利物理學家Nicholas Kurti和法國化學家Herve This首創分子美食學以來，它就不是一樣為了求新而求新的奇怪玩意，而是種理解傳統的科學。它的首要目的是搞清楚人類飲食和味覺感受的科學原理，弄明白古老廚藝的背後規律。一切的創新，皆來自基本的科學發現。比如說「肥膩」，我們人人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可它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又該如何在科學上準確地定義和量度肥膩呢？最近的研究發現，肥膩極可能是種味道，是舌頭上的味蕾所能感知的特殊現象。假如肥膩真是一種味道，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透過某些技術把原來很肥的食物變得清爽可口，或者令一些不肥的東西帶出油滑飽滿的感覺了。

因此分子美食學是種關心「為何」（Why）多於「如何」（how）的科學。它想知道為甚麼糖是甜的；為甚麼做湯的時候要先把水煮開才放材料。它追求的不是一般的廚房智慧（例如煲湯要等水滾，是為了讓材料『出味』），而是科學的解釋。可惜很多人棄Herve This的《Molecular Gastronomy: Exploring the Science of Flavor》於不顧，專門研究Ferran Adria的食譜；他們不想知道「為甚麼」的問題，只想在「如何」的層面上耍花招。難怪分子美食會異化為一堆完全違反人類味覺原理的怪物了。

梁文道：比真實還好

【am730-觀念】我不相信有哪一個真正的搖滾樂迷沒有玩過空氣結他，正如一個古典樂迷不可能沒試過在家裏裝指揮，隨著音樂舞動雙手一樣。只不過我們大部分都只不過是躲起來玩，覺得是件很私人的事，就像淋浴的時候唱歌，公開示範肯定要笑掉人家大牙。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不只有人會當眾「演奏」空氣結他，而且還會把它當成一門表演藝術，辦起了世界大賽，要在全球芸芸空氣結他好手中挑出佼佼者。他們完全不以之為恥，還引以為榮，覺得空氣結他比真結他更有搖滾精神。

芬蘭的奧路(Oulu)是每年「空氣結他世界錦標賽」的主辦地，從1996年至今，它已經產生了十二位世界冠軍了。看這些冠軍的表演，你會很驚訝他們的表演並不準確。也就是說，他們的動作不像真的在彈結他，那些指法，那些撥弦，實在離現實太遠，太過誇張。難道這個比賽比的不是像真？比的不是誰能把空氣結他舞弄得像一把真結他嗎？根據這個比賽的官方網站，原來準確只是其中最基本的標準，只有不懂行情的初哥才會汲汲於真確，最高境界講究的是空氣感(airness)。

甚麼叫做「空氣感」？這就很難說了，它主要是種難以形容的舞台魅力。表演者的動作、姿態和表情不一定要百分百地配合現場播放的音樂，但要能夠點燃台下觀眾的熱情，讓他們感到這把看不見的空氣結他帶出了那首歌的真實感情。

空氣結他的愛好者認為，上乘的演出甚至要比真實的結他手更能表現出搖滾的內心力量。換句話說，這叫做「比真實還真實」。難怪美國空氣結他大賽的網站會在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去世的時候特別出段訃聞了，因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正是布希亞發掘了虛擬的「美德」，指出了虛擬在後現代世界裏頭已經徹底吞噬所謂的真實。

這也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戲劇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學，他有一套訓練演技的方法，直到今日還是很多演員的必修課，叫做「無實物動作練習」。

舉個例子，一個學員可以假想自己正在數鈔票，儘管手中沒有真鈔，但還是得從看見鈔票開始，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地邏輯做起來，盡量達到手中無鈔心中有鈔的地步。這種練習的好處在於拿掉了真正的鈔票之後，我們反而會更加注意數錢這個日常行為裏的每一個細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認為：「假想物(那疊虛擬的鈔票)使我們徹底地意識到了在實際生活中是無意識、機械化作出來的那些動作。」這種「無實物動作練習」的目的本來是為了讓演員觀察日常生活，做甚麼像甚麼。但是慢慢地，它卻能以動作喚起真實的信念，用外表的姿態引發內在的感受；使得很多默劇演員令觀眾發現他雖然開的是道不存在的門，但卻比真實的開門動作更有說服力。空氣結他或許也該作如是觀，原來是樂迷受到音樂鼓動而生的模仿，最後卻比真實樂器更能配合心裏的激情。沒有了結他，手與心之間的連繫反而更不受到阻礙。

梁文道：反對派往何處去

【am730-觀念】陳方安生贏了，但是贏得並不清脆；她的得票率和葉劉淑儀之間有一段距離，可那是在她「告急」之後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反對派與保守派支持者的六四之比，與投票率越高對反對派越有利這兩項傳統智慧，都在最近兩次選舉中失效了。反對派真的要小心了。他們抬出了陳方安生，「香港的良心」，「民主派的共主」，本應氣勢如虹漂漂亮亮地擊倒對手，那個惹起了五十萬人怒火，引爆了03年七一大遊行的「掃把頭」葉劉淑儀。結果卻是要經過一番苦戰，歷盡艱辛地才在區議會選舉挫敗之後，贏得了這個得來不易的立法會議席。假如這次任期只有區區八個月的港島區立法會議席補選，真的是場「民主VS非民主」公投的話，現在的局面是否表明了選民已經日漸離棄民主，漸漸被曾蔭權的「強政勵治」收買了呢？

我以為真實的情況不是香港人更注重經濟忘記了民主，而是民主的招牌已不再專屬於反對派了。

回看過去兩年的政治討論，其中一個甚為有趣的變化，是許多傳統「老左」都不敢再公然批評民主政制，懷疑雙普選的必要，至少面上一政治人物很少再談甚麼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之類的鬼東西。相反地，像葉劉淑儀這般曾經說出民主會產生希特拉的前鋒悍將，如今也要支持2012雙普選了。在不知不覺的情況底下，用以劃分保守派和反對派的民主標誌漸漸被模糊化了。當反對派仍被稱做「泛民主派」的時候，民主的稱號真真正正地氾濫起來，一氾三千里。

對反對派來說，其實這也算得上是一項勝利。起碼在二十多年的運動和論戰之後，再也沒有任何人敢蔑視民主，貶抑普選；也不再有人拿得出任何像樣的反民主的論據，大言不慚地放言民主並不重要。可是，這種人人都是民主派的新現象也打擊了反對派的根本基礎。沒錯，你可以指出對手普選方案的細節有鬼，可以批判他們的民主是假民主。不過在許多不求甚解不扮高深的市民眼中，這個真民主對假民主的分別確實不如民主對反民主那麼大。執持此等路，從高舉民主大旗到捍衛真民主，反對派的戰場只會越玩越小，它的立論根基只能越縮越窄。

放眼全球，雖有不少反對派也會以爭取真民主為己任。可是在劃分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時候，多半還會有其他可供採用的光譜，例如傳統的左右二分法，大致還能區別開英國工黨與保守黨，德國的社民黨與基民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儘管很多學者認為在這全球政壇往中間靠攏的年代裏頭，傳統的政黨路已經不再鮮明。但這並不表示各對立黨派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上都已達成一致，沒有了任何意識型態的分別。

回到香港反對派面對的困境，長遠而言，他們需要思考萬一香港實現了雙普選，該當採取何種新定位的問題；短期來講，他們則要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前找到民主之外的新招牌。香港政壇光譜的重劃，已經是件迫在眉睫的事了。

梁文道：日本不只流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一直想好好研究「可愛」這個題目，但自從十年多年前寫過一篇短小的評論之後，這個計劃就被我擱在箱子裏頭沒再碰過了，想來有點可惜，因為「可愛」實在是塊美學上低度開發的領域。關於悲愴，前人寫過無數論述；關於崇高，則有康德立下了不可動搖的里程碑；甚至抽象如淡泊與幽玄，也有汗牛充棟的文獻可考。可是到底什麼叫做可愛呢？我們常常說小貓小狗很可愛，還把台灣女歌手楊丞琳封做「可愛教主」，但偏偏沒有人去釐清可愛的定義，探究一樣事物或者一個人可愛的原因。究竟它是個審美判斷的範疇；還是和「Camp」一樣，是種特殊的表達風格呢？直到看見湯禎兆的《整形日本》，我才知道原來早就有一位叫四方田犬彥的日本學者寫過專著研究「Kawaii」了。當然，日文的「Kawaii」與英文的「Cute」還是不大一樣的，雖然他們都可以譯作「可愛」。根據湯禎兆的說法，「Kawaii」比起「Cute」要多了一分孩子氣。上溯「枕草子」，他找到了最古老的Kawaii；「三歲左右的幼兒急忙地爬了起來，路上有極小的塵埃，給他很細緻地發現了，用很可愛的小指頭撮起來給大人看，實在是很可愛的。留沙彌髮的幼兒，頭髮披到眼睛上邊來了也並不拂開，只是微微地側頭去看東西，也是很可愛的。」

但是湯禎兆並不止步於古典名著，他還請出了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松田聖子，瞧這女子「歌藝一般、身材欠佳、天生O形腿，但就是憑堅定的毅力意志，在一眾嘲罵聲中執持她的個人風格──以接近二十歲的『高齡』，硬裝成十二歲在熒幕上蹦蹦跳跳、咯咯笑」。可見「Kawaii」不只是幼童的專利，不只是天然的品質，還是一項可以造作出來的格調。結合了他的閱讀心得與廣泛觀察，湯禎兆熟練地從一群日本少女稱讚裕仁天皇「意外地很Kawaii」，歌舞伎專門尋找未變聲美少男的傳統，一直談到自助拍照的攝影機（print club，也就是曾經遍佈各個商場的『貼紙照片』），與無人不知的Hello Kitty，把「Kawaii」座落在日本審美傳統，與大眾流行文化工業之中。借用他新著的書名，這就是「命名日本」了。在《整形日本》和《命名日本》這一系列日本文化研究散記裏頭，湯禎兆這位港產日本通為我們介紹了一連串名詞的來龍去脈。「Kawaii」只是其一，此外還有「御宅族」、「腐女子」、「Cosplay」、「純愛」、「萌」等數之不盡的古怪現象。是誰發明這些名詞？是誰在使用它們去總結紛雜多端的社會趨勢？那就是日本大眾文化與學術界的功夫了，他們總是不懈地觀察自己身處的社會，描述自己看到的現象，然後發明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詞彙。

這很符合一般外人對日本文化的印象，那就是任何玩意都有人研究，而且除了學者的旁觀探討之外，就連那些大眾文化的參與者也會在自己的圈子裏努力建立起一套標準一個系統。所以漫畫的愛好者也有自己的分類，色情錄像也有自己的流派。簡單地說，即便是玩，他們也玩得很認真，所有流行文化都有它的「道」。日本在經濟泡沫爆破之後，意外地浴火重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力量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勃興。過去它輸出汽車和電視，現在它輸出漫畫與玩偶。而日本帶動的時尚風潮與「韓流」的最大不同，在於它不只推出產品，還推出了對外人而言嶄新的感官形式，例如Hello Kitty身上的「Kawaii」，於是日本開拓了屬於它的市場，它的「藍海」，那是一片沒有人搶得過它的領域，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格調，自己的品味。更厲害的，是背後一連串的「命名」工作，它不只打造了媒體渴望的新現象新名詞，還為流行文化產品拓深基礎，使得流行不單是流行，更是可堪咀嚼的學問。它不只短暫地掏了你的腰包，還要把你誘向更深的洞穴。

梁文道：頭等艙的真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羅蘭．巴特曾經把火車的豪華餐卡比擬為偽裝的餐廳，明明是移動中的車廂，卻要扮成不動的餐廳。家人一旦走進那深色木板裝飾的車卡，看見一張張臨窗的桌子，桌上那盞眼熟的小枱燈和燙得平滑的白色亞麻桌布，與制服筆挺的服務生跟放置烈酒的小推車；他大概就會忘記這裏本來是一列火車，他大概以為自己其實進入了一家正常的，不移動的高級餐廳。這移動中的不動，將使他的旅程生出一種幻覺，覺得這不是一段沉悶的單向過程，而是恍如日常的豐富體驗。從自己的廂座走向餐卡，再從餐卡走回廂座，就像他平時在家裏和餐館之間來回一樣。

飛機的可悲就在於它根本不偽裝，它不會在你吃飯的時候突然變身，化成一間怡人的餐室。如果說火車餐卡是在行進的列車中營造出不動的空間，那麼機艙則是一種根本不動的交通工具。飛機當然是會動的，而且還動得很厲害，但是坐在裏面的乘客卻很難感覺到它的移動。火車的車窗能讓你看見外頭的景色飛快倒退，因此再穩定的火車也還會帶給你交通工具纔有的行進感。而飛機的監獄式小窗又能夠讓你看到甚麼呢？雲，一層又一層的雲，不斷的雲，除了雲還是雲。固定的景象產生固定的錯覺。

更可憐的是機艙根本沒有容納餐室的空間，你只需要坐在原位，就像呆在床上一整天的病人，吃飯的時間到了，自然有人會把食物推到你的面前。換句話說，坐在機艙裏，你既沒有走向餐廳的過程也不會擁有餐廳般的環境；而用餐前的行程與餐廳的環境又是多麼重要的事呀，它們乃是我們在外進餐的經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濟艙、商務艙和頭等艙的分別，就像醫院把送給病人吃的食物分成三個等級一樣；你值得為了這頓坐在病床上的伙食的好壞多花兩倍甚至三倍的住房費嗎？

根據近年大受歡迎的經濟學入門書《卧底經濟學家》，機艙分等的原理其實是商人慣用的定價技巧。你認為頭等艙的膳食服務果然值得花一大筆錢，是因為經濟艙確實太糟。而經濟艙之所以這麼糟，是因為航空公司不想它太好，如此方能突顯商務艙與頭等艙的優秀。這種比較序列困住了你的理智，這像讓你在一個售價一萬元的名牌皮袋和售價一千元的普通皮袋之間做選擇，使你忘記計算貴價貨的真實成本。頭等艙的膳食就是一種名牌病房伙食。

再拉遠一點看，就算你再有錢，總也不可能天天吃好的唱好的吧，總也有用一個飯盒打發午飯的機會吧。為甚麼偏偏在坐飛機的這一天，你就變得突然不能忍受微波爐食品呢？為甚麼偏偏要在坐飛機的時候堅持把錢花在吃上呢？

梁文道：更多和平還是更多侮辱

【am730-觀念】來自五十個國家和組織的代表專程奔赴美國馬里蘭州的安納皮里斯市開會，但他們這一趟注定是要白跑了，因為這場會議的目標是中東和平(一種幾乎不可能達成的目標)，主角是宣稱自己很有決心要締造和平的以色列總理阿爾默特(每一任以色列總理都說過這種話)，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一個實際上只能控制半塊巴勒斯坦的領袖)。為甚麼這個備受矚目的會議注定要失敗呢？因為主辦國美國沒有邀請哈馬斯參加，而哈馬斯領導人哈尼耶經已表明：「這場和會達成的任何協議對於巴勒斯坦人民來說沒有任何約束力」。不幸的是，哈馬斯控制了整個加沙地帶。為甚麼這個會議要把哈馬斯排除在外？因為美國和以色列都認為哈馬斯是個極端的恐怖主義組織，就像過去的法塔赫一樣。所以當哈馬斯在2006年贏得巴勒斯坦議會大選，並且組成政府之後，美英這些「民主國家」都拒絕接受巴勒斯坦人民主選擇的結果。他們不只和以色列聯手實施更嚴酷的經濟制裁與禁運措施，甚至還提供武器給阿巴斯所屬的法塔赫，協助他們去和哈馬斯打一場兩敗俱傷的內戰。

為甚麼巴勒斯坦人民要支持態度強硬，不承認以色列有權立國，「專搞恐怖襲擊」的哈馬斯呢？難道他們不喜歡和平的來臨嗎？除了因為過去的法塔赫政府貪腐無能，而哈馬斯則廣設醫院與學校惠及百姓之外；最重要的是因為法塔赫已經被許多人看成是叛徒了。自從被譽為是劃時代的「奧斯陸協定」簽署之後，十多年來，每一張以巴和解路圖都成了巴勒斯坦真正獨立建國的路障，每一次和平的停火協議都是新一輪暴力衝突的預告。在把巴勒斯坦切割成以色列境內互不相連的小島的「奧斯陸協定」裏面，法塔赫是喪權辱國的簽署者；在以色列每一次暴力攻擊之後呼籲巴勒斯坦人不要報復的，都是日趨軟弱(有人說是「務實」)的法塔赫。

2001年7月，以色列暗殺了兩名哈馬斯領袖，終結了短短兩個月的停火協定。2002年7月，以色列在法塔赫正要與它簽下新一輪停火聲明之前的幾個小時，空襲一座加沙地帶的公寓大樓，殺死了十一個兒童。幾乎所有哈馬斯策劃的自殺式恐怖襲擊都是為了報復以色列主動挑起的戰端，而法塔赫則負責去維持那淪為一紙具文的和平協議。巴勒斯坦人如何能不支持哈馬斯？又如何能不更加貶視投降的法塔赫？如今甚至連哈馬斯也有投降的嫌疑了，因為它放棄了堅持作戰的立場，跑去參加美國和法塔赫主催的選舉，走一條溫和妥協的道路。孰料美國輸打贏要，竟然拒絕承認願意放下身段的哈馬斯。

在哈馬斯協助以色列殖民離開加沙地帶之後，換來的是以色列對這個地區更嚴密的封鎖。於是一些更激進的小力量出現了，他們認為哈馬斯正在步法塔赫的後塵，以妥協換來更大的傷害和侮辱。在哈馬斯仍然可以影響激進力量，仍然控制半個巴勒斯坦，仍然得到大部分人民支持的今天，安納波里斯會談卻對它關上大門。它怎麼會是一次有前途的和平會議呢？

梁文道：身份認同的慾求不滿

【am730-觀念】今年兩次拜訪馬來西亞，其中一個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現像，是不少華人對中國政治所表現出來的熱情。讀到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的漢奸爭論，有些華人也義憤填膺地跟著罵他漢奸；看見中國的和平崛起，很多華人也覺得與有榮焉；發現「紅衫軍」包圍台灣總統府，有人甚至專程搭飛機趕去台北加入集會。假如這裏是美國和加拿大，假如這種情況發生在那些北美「新移民」身上，那就絕對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不過，這裏是馬來西亞，自從建國以來，馬來西亞政府就很擔心華人的身份論屬問題。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曾批評一位華人領袖：「你既是馬來亞國民，就要效忠馬來西亞，絕對不能談外國政治，只准談馬來亞政治」。就連周恩來也勸告過南洋華人：「一個國民不能同時效忠兩個國家。」學者何國忠指出，到了本世紀初，大部分土生土長的一群，對中國政治已經完全不感興趣了。然而，就在過去幾年，情形又有變化，誇張點說，某種「再中國化」的趨勢似乎正在悄悄出現。有朋友說，這全拜近年大量中國媒體資訊的湧入所賜，使得不少人對中國高層的認識要比對馬來西亞領導層的了解更深。

這讓我想起了人類學家阿帕杜來(Arjun Appadurai)在討論全球化時提出的「媒介地景」(mediascape)，即是由各種影像，聲音和文字等媒體構成的環境，它包圍我們，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時深刻地塑造著我們的身份認同。問題是，在全球化的年代，「媒介地景」是變動不居的，各種資訊的流動無可阻擋，於是出現了北美印裔人士關注「寶萊塢」電影，歐陸穆斯林收看半島電視台的情況；進而複雜化了原本為國介封鎖的身份意識，造成了多種認同衝突並存的詭異局面。

從表面上看，今日馬華對中國政局的關懷亦可作如是觀，也是一種全球化媒介流動形成的新現象。

可是再細探下去，我們就知道人的身份認同向來就是多元分裂的，不只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可以分途並進，甚至任何想把身份認同壟斷於一尊的國家大計也往往徒然。部分馬華表層上「再中國化」反映的其實更是他們無法進入政治主流的無奈，「媒介地景」的拉力只是一個觸媒罷了。假如他們在馬來西亞感到重重限制，假如他們發現自己在社會上的流動渠道因為種族的原因而淤塞不通，假如他們自覺享有的公民權利不夠完整；那麼他們當然很難徹底鞏固自己的政治身份認同。

在這種情感結構的基礎之上，隨著媒介流動而來的中國，就不難成為精神分析大師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的「幻像認同」了。那些跑去台北加入「紅衫軍的馬華是戀慕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在國家認同上受到了創傷。如此「再中國化」，是種慾求不滿的病徵。

梁文道：馬華為甚麼反台獨（上）

【am730-觀念】直到今天，我偶爾還會在香港的報攤上看見台灣新聞局出版的《光華》，一份編得很認真，印刷也算不錯 ，但是銷情不佳的雜誌。現在的香港人大概很難想像，它曾經也是很有市場的刊物，在九七回歸之前，在那個所謂親台「右派」仍然活躍的久遠年代。

再往南走，到了擁有數百萬華人的馬來西亞，它更是許多老一輩華僑的精神食糧。因為《光華》總是有許多關於「祖國」(『中華民國』)的圖文並茂的介紹，它向海外華人提供了一個想像中的中國。

可是最近幾年，它的影響力日漸下降，就連它的英文刊名也悄悄地從「Sinorama」改成了「Panorama」，明顯是台灣去中國化的其中一環。既然台灣當局不再自認是「正統」的中國了，它又何必費力經營海外「華僑」的認同與向心力呢？正如它不再需要再為海外「僑生」大開方便之門一樣。簡單地說，台灣政府已經放棄了整塊東南亞華人地區的宣傳工作。自此之後，台灣是台灣，「華僑」是華人，二者互不相干。

或許，這就是為甚麼今日馬來西亞華人普遍反對台獨的原因之一了。在馬來西亞和華人聊天，七成以上的人反對台獨，八成以上人不滿民進黨，九成以上的人厭惡陳水扁。

這真是一個很奇獨的現像，明明他們是另一個國家的人，明明他們已經穩穩地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國民，明明連中國政府也放棄了「華僑」的概念，轉以「海外華人」這個名詞去稱呼他們；為甚麼馬來西亞華人會關心台灣的統獨問題？又為甚麼他們會反對台灣的「華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這是否表示馬華在確立自己馬來西亞國民身份之餘，仍然隱約保有一份中華民族主義的情緒，使得他們不願見到祖邦的分裂呢？

我問過好幾位熟悉大馬政局民情的當地朋友，都得不到一個肯定的、有說服力的答案。也許我們用不著太過抽象，也不用想得太複雜，單從媒體形勢的演變，大概就能看出一點蛛絲馬跡。

梁文道：新聞人的良知

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舊事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任務，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宣佈評論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臺灣的記者節)和11月8日(邊疆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由於我很期望把本人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自豪的行列；它該當是的，它原本是的。

往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利策舊事獎得主任務坊」，請來幾位普利策獎得主與先生交換。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導失掉了本年度的「國際報導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反面」題目，例如環境的凈化與趕建場館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於是有些邊疆先生就提出疑問了：身具華人血緣，你會不會為難？更間接點就痛快問她如此在外揭發中國的暗淡面，怕不怕毀壞中國抽象。

假設方鳳美不是華人，大約就不會有這些題目了。還好方鳳美只是馬亞西亞華人，假設她生在中國，而且依然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題目還會變得更尖利更尖利。由於我們一般假定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考察她的報導都不該當損及國度的利益。可是什麼叫做國度的利益？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導何時才算有損國度的利益呢？

當代最巨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是以色列《疆土報》的專欄作家，常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域，報導外地人的生活相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首領交冤家。她是以色列人，往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幾乎是深化龍潭，不只需當心游擊隊「誤傷」本人，更要規避以軍無區別的子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愛拿以色列和施行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榨以至屠殺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而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合營裡輔佐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誹謗以色列殖民」。最最蹩腳的，是她居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災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損傷公之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威嚴與榮耀。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性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送之間，她挑選了前者。但是，她又是一位最愛祖國的記者，由於她不能忍耐本人的國度出錯，不能忍耐本人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是偉人但在品德上卻是個偉人。看著本人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過失的路途，於是奮起孤筆一士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舊事人的知己嗎？

一個記者報導大約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把握政治權利的人就必定更聰慧，更瞭解什麼是國民該當曉得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益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置信答案是一定的，而任何記者都該當疑心。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仰的考察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暗淡角落，用憐憫的目光凝視被遺忘的人群，特地揭出令大國權貴為難的現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回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領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需消聲的樂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局部變成喉舌工具，眾口一詞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舊事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提高人士，成為伊戰時期最受矚手段反戰行動基地，掩飾有數謊話。

本國的月亮一定特地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固執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舞行動監視，以收閉目塞聽之效。但是經過臨時的環境歪曲，有些舊事人曾經遺忘了令他們自豪的基本價值了。在理想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期望，自己能夠憐憫能夠瞭解；但是本人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自動投合阿諛，那就真實對不起記者和舊事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擊一些人號稱是做考察報導，卻在受訪地處處承受該中央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款待指引，不但不因而煩躁，反而為本人的貴賓級待遇感到高興。我還想起很多同行長輩的教導，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判的批判；政府做得不好，雖然要批判；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譽」。我瞭解他們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清楚客觀中肯的主要。但是，我還是沒方法去讚譽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歷來都錯；而是由於這句勸說真實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曉得不能總是叱罵，還要過度地褒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軟弱到稀奇掌聲的境地吧。

梁文道：空中飲食定理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曾經在雜誌上看到一個大型網上書店的廣告，它為了標榜自己海納百川，甚麼古靈精怪的書都有，故意找來一些異書的封面做招徠。其中有一本叫做《空中用餐》，副題是「全球飛機餐指南」，乃評比世界各地各種航班各級檔次飛機餐的參考書，同時也是指導乘客如何清潔身上的酒漬和如何自己帶食物上機再請空中小姐加熱的工具書。當我傻傻地登入網站搜索一番之後，才發現它根本是部不存在的書，純係廣告人的玩笑。

然而，這又是本多麼應該出現的書呀，因為飛機餐對大部分人來講都是一場災難。我等平民搭飛機多半坐的是經濟艙，而經濟艙的飲食最是嚇人；所謂牛扒，其實是煮熟了的牛肉；所謂Pasta，其實是一團濕水麵粉泥。用餐空間的窄就更不消提了，隨便一揮手都會導致意外的發生，不是把刀子插進鄰座的臉蛋（還好現在都用膠叉），就是將果汁汽水變成滋潤自己大腿的乳液。所以我一直主張飛機是教導小孩子用餐禮儀的其中一個理想教室，誰要是喜歡在吃飯的時候撐開兩肘做出振翅欲飛的無禮姿態，就該罰他搭一程飛機受罪。

空中用餐，本來可以是一件十分美妙十分浪漫的事。假如你坐得靠窗，那就可以一邊欣賞雲海的起伏變化，地面想像不到的清朗月輝，一邊享用地表上最高的廚房準備的食物。可惜事與願違，因為這裏有一條黃金規律，那就是飛得愈高吃得愈糟。坐熱氣球，你還可以悠閒地享受點藤籃野餐的趣味。再高一點，就是磨人的飛機餐。到了大氣層之外，太空人吃的更是牙膏筒裏擠出來的魚肉和鋁袋裝的水果凍了。

最近英國一家專走高檔路線的小型航空公司「Silverjet」宣佈這條定律很快就要被打破了。因為他們和倫敦其中一家最著名的餐廳「LeCaprice」合作，還請來他們的前任行政總廚當飲食主管，要把頂尖美食體驗帶到天上。從此以後「Silverjet」的空中小姐空中少爺都要到「LeCaprice」受訓，學習最專業的侍應技巧。更令人關心的，當然是實際的食物。看看餐牌，頭盤有炭烤墨魚配紅椒，主菜則有燒羊柳……，且慢，「炭烤」墨魚？「燒」羊柳？雖然這幫人宣稱每班機上都有大廚在廚房裡炮製食品，但你會相信那些東西都是在飛機上明火現烤出來的嗎？

其實以前早就有人試過把廚師弄到機上的噱頭了，可是在那麼狹小又限制重量的「廚房」裡頭，一個大廚又有何用武之地呢？例如大陸某家航空公司也出了空中大廚這一招，聽行內人說他的職責就是「指導空姐加熱食物的時間和順序」。

就算到了頭等艙，情況也不會好多少，只有凍肉和煙魚一類的冷盤尚可一試。在我累積飛行哩數過多，因而有機會搭越洋頭等艙的那段日子裡，我曾自以為聰明地點過以生魚片和壽司為主的「松花堂便當」之類名頭響亮的特餐。結果？我可以很負責地向大家報告，還是迴轉壽司好吃一點。

想在飛機上吃好東西，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坐在「阿一鮑魚」楊貫一的隔壁。一個朋友曾經在機上巧遇一哥，坐正他的身旁，當空姐推出飛機餐的時候，只見他好整以暇地取出了一個裝了兩枚煮好了的鮑魚的盒子，吩附空姐拿去加熱，後來還分了一些給我的朋友。

梁文道：三角地

【am730-觀念】我第一次去北大，心裏的頭號景點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來一般香港人是不會太在意這塊小地方的，說不定連聽都還沒聽過呢。但是只要一提起八九民運，很多人的記憶大概就會漸漸喚起了，因為這裏正是當年北大學生集會的重地。

多少思想界精英(如剛逝世的包遵信先生)，多少學生領袖曾經在此慷慨陳辭；自從七十年代以來，又有多少激盪思潮的標語和文章在此張貼，多少猛烈的辯論在此發生呢？

「三角地」，是北京大學遷入燕園，展開它現代旅程之後最重要的象徵之一，它代表了一座大學應該具有的自由、開放和觀念交鋒的本色。又由於這裏是北大，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震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國的。其意義相當於加大柏克萊分校的「人民公園」，值得保留下來，成為一座文化的紀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卻以它太過雜亂太過商業化的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響學校的形像，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先進的電子布告板。

所謂雜亂，根本不是甚麼問題。既然是學生與周邊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間，表面的無序是必然的。國外大學不知有多少類似的角落，柱子和牆上貼滿了一層又一層的大海報小廣告，但它們非但不會破壞大學的形像，反而成了大學風格的一部分。至於「商業化」一說，就更是可笑了。

大學向商業靠攏，不只是北大獨有的問題，而是蔓延全球的現象(也有人認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業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掛上了企業名號的建築，「學企合作」的計劃，在外掛職賺大錢的教授，與無心向學專業打工的學生，到處貼滿了商業廣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徵。校方不只無力阻止商業浪潮的大勢，甚至還主動構思種種「創收」方案，如今卻指責三角地「銅臭」味太濃，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說網絡論壇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舊角色，本來也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難道就不能是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標嗎？倫敦的海德公園也早就不再是個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論壇了，倫敦市政當局怎麼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進去發表演說呢？

拆了「三角地」，換上電子布告版，這個行動最大的象徵意義，就是用一個由上而下的校方宣傳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學生發聲平台。也許，這就是北大想要昭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都說三個女人一台戲，三個男人有時候也能成就螢屏上的熱鬧。梁文道、竇文濤和許子東，一個伶牙俐齒，一個拍案驚奇，一個書生意氣，除了太過強勢的王朔 來攪局的那一出，其它的幾乎期期都能見到「三國鼎立」的好戲。《鏘鏘三人行》每天都有，在網絡提供下載服務之後在觀眾中迅速傳播。這檔節目一個月錄十集， 現在在北京錄製，所以梁文道現在常常北京、香港兩地跑，每天只睡5個小時。

梁文道的身份有點複雜，在鳳凰衛視成名之前首先是一位文化 人。他任何時間都看書，每天六小時看書，然後在各種報刊上發表評論。他辦了一份讀書雜誌叫《讀書好》，名字有點大白話。這是一份很薄的讀書雜誌，雙月刊， 他說明年一月會改成月刊，每期6萬份，因為是免費贈送，如果不加限制一天就發完了，所以要限制，一個月分成三次來發。香港看書人並不多。他想出應付的辦 法：一要免費、二要很薄、三要內容輕鬆，適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誘惑」讀者。比如農曆年，就專做一期曆法，藉著人們對迷信的好奇來介紹曆法的歷史。

他還是「進念·二十面體」成員。2000年他和「進念」的同仁辦了一個民間講座，地點在牛棚，不是文革的牛棚，而是香港原來的一處宰牛場，名字真叫牛 棚，於是他們干脆給它取了個名字叫牛棚書院。找不同的人來講課，每個季度有十門左右的課程。但因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負盈虧，學費就變得很貴，成了富 人才能夠享受的奢侈。香港經濟蕭條的時候，學生他就收半價，失業人士拿社會救濟金我就全部收錢，結果有一半的人跟他說沒錢，結果自然是虧損嚴重。他們自己 掏腰包給講課人。

牛棚書院停了兩年，沒錢，賠本賠光了。現在他在籌款，籌到一定的基金會重新辦牛棚書院。

他對香 港的感情可以說又愛又恨。這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香港，嚴肅的文學刊物完全沒市場，《香港文學》過於老化，年輕的讀者不看也不會去投稿，《字 花》這樣的新銳文化刊物只能銷售到兩千本。他自己最喜歡的電視節目，除了《鏘鏘三人行》，還有《開卷八分鐘》，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走。於是他抱 怨說「香港商人太實際，沒有長遠眼光，美國的研發投資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要去學習。」

對於自己的身份和這座城市的身份，他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

保守的香港

河西：國內的一批學者，在八十年代是新潮人物，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後，卻紛紛返本求源，治起古典學來了，您怎麼看？

梁文道：治古典學沒有問題，但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治古典學，所以在政治上也同時保守。

河西：就好像康有為，戊戌變法的時候他是個新潮人物，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時，他就成了個老古董。但劉小楓在中山大學研究基督教也還可以理解，甘陽在香港這樣一個開放的學術環境中，他的立場就有些奇怪。

梁文道：你不覺得奇怪嗎？很多在香港做學問的人都特別保守。比如說我念的香港中文大學，那些前輩，像牟宗三、錢穆這些南來文人，都是以堅守儒家文化傳統 而著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批南來文人的狀態。他們的情況是他們到了香港這個他們心目中的殖民地，這個「化外之地」，才開創出「文化中國」的講 法。「文化中國」的意思是現實中國很不如意，兩岸都不是當年的中國，一邊是獨裁的國民黨，另一邊也敗壞了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風氣道德。他們心目中理想化的 美好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他們都想往過去尋找。為什麼要回頭尋找？因為現實中沒有。香港是一個西式的社會，他們也覺得很有問題。孤懸於海外，他們就開始 設想理想中的中國。

後來香港有一批海歸知識分子。王紹光、甘陽、劉小楓等人，他們在香港都有不如意的經驗。劉小楓並沒有在香港獲得正 式的教職，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學院裡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問。他們這批人的共同點就是他們是不被香港所需要的人物。這不是一個特別對學術有興趣的社會，不會關心 你在做什麼。

像劉小楓在大陸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掀起年輕人的追捧，演講一場能坐滿幾百人上千人，但在香港完全沒有這回事，可能只有十幾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他所想像的，必然是往傳統回歸的社會圖景。

河西：您覺得這種保守是一種歷史的原因嗎？

梁文道：在香港是一種現實。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人會變得保守。當然香港本身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河西：從電影就能看得出來，比如《黃飛鴻》系列，拋開它的藝術成就暫且不談，它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非常明顯非常強烈。

梁文道：對，我一直就說，香港人很愛國。香港人有種原罪。比如說我這樣的，我在鳳凰衛視也好，在報紙也好，寫了批評中國的文章，說了批評中國的話，如果 換了一個內地的作家來寫，人家會覺得沒什麼，但是從我的口中說出來，就會有讀者反映說你這個香港人，老是帶著外國人的眼光來看中國，你們根本就是洋奴。這 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是不能批評中國的，一批評人家就說你是漢奸。

香港向來就是民族主義很強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龍、金 庸，他們的民族主義是達到身體層面的。香港武打電視劇，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就是中日決戰。那些導演很喜歡找些東洋的浪人、劍客，他們試圖統一中國武林，結 果被中國的志士一一打敗，常有這種情節設置，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很值得琢磨。

河西：但97回歸時，仍有相當多的人移民於國外，是因為恐懼？

梁文道：文化中國這個概念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很愛國，但他愛的國是民族主義的中國，文化的中國，而不是那個政權。因為香港是個難民社會，香港絕大多數人 口都是49年後才來到香港，或者是他們的第二代，這些人為什麼要來香港？49年來一批，62年大逃亡來一批，文革來一批，文革結束後又來一大批，他們是逃 難。他們沒有國家的政治認同，他認同的是血脈和種族。

河西：97之前，還是英國統治時期，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否還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梁文道：他會認同香港人和中國人。他對香港這個城市的認同很強，但他們還沒有達到像台灣要搞「港獨」的地步。這是因為香港從來不具備「港獨」的條件。為 什麼？台獨是怎麼搞起來的呢？台灣的人口，絕大多數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居民，49年去台灣的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的兩三成。台灣的原住民和大陸隔離了很長的時 間，而香港是不斷有人從大陸來。我們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這種城市認同很像上海，上海人很認同上海，很愛上海，但不會出現「上海獨」。

香港人在民族上一直認同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以前說外國，常常會說「那幫鬼佬其實沒什麼本事，中學畢業就來當官，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就不 一樣……」對著外國人，他們會說「中國人有多優秀，我們的優勢在什麼地方」等等，以此與外國殖民者對抗的情緒非常明顯。對著大陸人，他們則會說自己是「香 港人」。

河西：這是否有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存在？

梁文道：那當然。70年代之後，港英政府的統治才逐漸好起來。 70年代之前，這個政府是很糟糕的。有了異族的壓迫，這種民族認同才會那麼強烈，就像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面對列強的凌辱，才會生出那樣的民族主義革 命，是受害者的產物。以前中國的天下主義，和晚清的民族主義是兩回事。

河西：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台灣的大中華意識形態，和大陸其實是蠻接近的。

梁文道：台灣以前是，但現在肯定不是了。以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學校裡天天喊的就是「反共復國」、「解救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但現在台灣是徹底本土化了。

河西：國民黨的勢力是完全崩潰了，還是仍然有其實力？

梁文道：它仍然有一定的勢力，但沒辦法凝聚得很強。現在是這樣，在台灣，真正支持兩岸統一、一國兩制，希望馬上統一的，不到1/20；覺得自己是中國 人，但未必急著統一的，大概在1/10，這些人是國民黨的鐵桿支持者。如果國民黨說自己很認同中國的話，就會只剩下1/10的人來支持它。還有3－4 /10的人認同台灣人要多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他們反對民進黨。

台灣社會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如果在沒有民族身份認同問題的國家（比 如美國、法國、意大利），反對黨就是反對執政黨的路線、政策。台灣不一樣，國民黨老是反對民進黨搞經濟搞得一塌糊塗，如果放在別的國家都很對，今天民進黨 執政的成果放在別的國家早倒台了。但是台灣有個民族認同的問題，所以使得它可以一直撐著，而國民黨就一直幹不掉它。國民黨的性質就變得很曖昧，固然是反對 黨，可以吸引一批對現政府不滿的人，但是那些反對黨的人覺得你這麼認同中國，又會和你有距離。所以國民黨基本的支持者會動搖。

佛教與左翼運動

河西：關於宗教問題，改革開放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文革宗教式的狂熱偶像崇拜徹底被顛覆，在促成經濟大發展和思想開放的同時，也造成了信仰的缺失，孔方兄第一就成為普通人的基本價值取向。

梁文道：對。佛教這兩年這麼受重視已經說明了問題。但我認為，現在中國佛教的現狀很糟糕。不只體制化，而且徹底商業化了。什麼手機號碼開光，怎麼能搞到 這種地步？錢文忠說玄奘是個學者，這是對的。佛教自古有學問的傳統，特別是幾個中古的宗派，比如天台、華嚴，整套學派的傳統在現代中國是幾盡斷絕。現在的 佛教徒真正懂佛學的，其實是很少的。傳統被割裂，佛學都是大學裡的學者在研究，和尚本身真正懂學問的其實很少。所以外國人喜歡藏傳佛教，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的原因。

人間佛教很曖昧，固然說要關懷世間，但入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正確呢？沒辦法衡量。

河西：太虛本身也有非 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面對列強瓜分中國的現狀非常痛心，不想置身事外四大皆空，想要用佛教來救中國，但是佛教本身無法為其提供一個理論依據。在中國能不 能出現一個佛教徒甘地，這是很可疑的。所以他曾經試圖組織政黨，還去西方傳法，試圖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

梁文道：太虛之後，印順可以說是中國佛教最後一個大學者。你說的很對，太虛本身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當時的佛教很腐朽，腐朽到什麼地步，乃至於日本佛教徒到中國來之後很囂張，日本侵華時，日本佛教也大舉入侵，他們很看不起中國和尚。

日本佛教也出過問題，明治維新後，日本重新抬出神道教，神道成為國教，佛教就被邊緣化了，又遇到現代化的挑戰。所以他們中有的和尚就提出向西方學習，大 量地派人留學歐洲，研究語言學，做原典研究－－我們現在看日本的佛學，最擅長的就是精密的考證，這就是那時的遺風。這樣他們就覺得，日本佛學比中國佛學更 紮實。

日本來華的主要是律宗。弘一法師當時想復興律宗，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律宗這一脈也是危機重重，禮崩樂壞不僅是儒家的問題，也是佛教的問題。

太虛有趣的地方在於，他所說的人間佛教很接近南傳佛教的左翼。當時的東南亞佛教，有左翼的傾向，這一地區最早的共產黨員，很多都是佛教徒。緬共最早的民 間支持者是和尚。他們抱持兩種目的。第一，最早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他們，比如越南、緬甸、老撾。同時，他們的佛教運動也是抗殖運動，也是左翼運動，抱著救 國的目的，跟太虛很接近，都是強調走入人間的，但東南亞的佛教走的是更激進的道路。

整個南傳佛教都在左翼化。越戰時有一張僧侶自焚抗 議美軍入侵的照片很出名。泰國最早的民主化運動都是佛教僧侶在推動的，反對軍人集團的獨裁也是僧侶在抗議，緬甸不用講，看近期的這次政治危機就可以看出來 了。印度還有少數佛教徒，他們致力於階級平等，種姓平等。我們以前看不起南傳佛教，說它是「小乘」，只關注自身，不關注社會，實際在20世紀之後完全不是 這樣。小乘也是講現世解脫、現世涅槃、內觀禪修的。內觀禪修本身是審視自身，但它同時也很講究現實生活中的任何東西都成為我觀賞的材料，以及對現實生活的 關心反而也是很強烈的。慢慢慢慢就會發展出一種左翼傳統。他們對整個社會、政治、結構改變的關心多於個人的解脫，所以他們很投入於民族解放運動，乃至於今 天的環境保護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

最妙的是，這一脈的佛教到了歐洲之後衍變出來的一派，會去支持同性戀。佛教是對同性戀最寬容的宗 教，你看泰國，那邊有很多變性人、中性人和人妖，佛教對他們都很寬容。對佛教而言，性別沒有意義。西方許多反抗意識強的知識分子，佛教對他們很有吸引力， 甚至變成佛教徒。天主教是個階層化的宗教、伊斯蘭教很好戰，只有佛教，第一沒有嚴密的組織，第二真正愛好和平，第三對性別的態度很開放，關心環境問題，又 講社會正義和眾生平等。在中國之外的佛教，幾乎都被認為是最前衛最激進最有反抗資源的思想，你看垮掉的一代和搖滾樂手就知道了。

河西：佛教和共產主義本身很接近，除了有神論和一些細節問題。

梁文道：對，釋迦牟尼能和奴隸、賤民在一塊。《聖經》說上帝把世間動物都賜給亞當，歸人管，但佛教不會。

河西：但看一下西藏，問題就出來，它的農奴制度、達賴對人民的統治就是皇權式的。

梁文道：你說的沒錯。剛剛我們講的是佛教理念，但現實上，佛教在不同的國家都會本地化，會適應當地的政治現實。大乘佛教就發展出了法王這樣的概念。第一 個法王是阿育王，法王就是世間有一個國王，轉輪法王，推動佛法。武則天也認為自己是法王。這都是適應政治現實推出的說法。

原始佛教不吃素，中國和尚為什麼吃素？是因為中國和尚有自己的莊園，可以種地，他們就不需要殺生了。可是南傳佛教要靠施捨化緣，你不能去選擇人家給你的食物，所以可以不吃素。中國和尚的莊園當然是政府賜予的，目的是為了換取你的合作。

達賴到了印度後，特別是他最近二、三十年，他也覺得農奴制度不行，所以他就提出解放農奴。

河西：在中國歷史上，中央對西藏的干預也有先例，比如金瓶掣簽，中央政權對佛教西藏的政權建制影響大不大？

梁文道：金瓶掣簽並不長期使用，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設置。而這三任的達賴都不是金瓶掣簽。金瓶掣簽很妙，其實都是按照西藏的規矩找出來，然後再由政府承認。是一種不喪失清朝王室的面子，又不損害傳統的方法。

清朝統治其它民族的技巧是漢族不瞭解的。現在中國的版圖是由清朝打下的。大家都罵清朝怎麼腐敗，怎麼禍國殃民，但大家都忘記了，我們整個遺產是清朝來 的。沒有清朝，中國今天的領土不是這樣。如果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那為什麼要叫新疆？新疆是直到清朝才正式確立進入中國版圖，過去西域那片 地方是很不穩定的。滿人和漢人不同，滿人懂得對付他們，漢人不懂，滿人本身是遊牧民族，滿人在入關前征服了蒙古，甚至征服了新疆一部分民族。他很知道他們 的矛盾，可以分而治之。最後平定準噶爾，也只有滿清。苗人徹底征服也是在清朝的時候。今天大家對滿清太不公平。

河西：清朝皇帝的英明能幹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特別你要是將他們與明朝的那幾個皇帝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了。

梁文道：對呀。清朝對待西方的軟弱無力，並不是清朝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很無辜的。那是中國的問題。這兩年這麼流行講明朝，這是對的。就像黃仁宇講的，鴉片戰爭的問題，可以從明朝那裡找到病因。因為清朝整個制度都是沿襲明朝，清朝的問題是他們沒有改變。

香港在萎縮

河西：講了那麼多佛教，您是佛教徒嗎？頭髮也這麼短。

梁文道：我是天主教徒。這是我的家庭背景造成的。我中學時候還想做神父。我現在沒怎麼回教堂了，但我對天主教有特別的好感。我受過他們很深的恩惠。

河西：鳳凰衛視是否是一個言論無禁區的電視台？

梁文道：看什麼節目，像《鏘鏘三人行》，閒談，帶過一筆這麼講就沒事，官員也不會認真看。我正兒八經的要做評論了，耳朵豎起來聽了，你就不能講這些敏感話題。鳳凰也有它的底線。

反而我在大陸寫的文章，有時候會很接近異端的地步，但是會寫得比較溫和。

河西：您當時是怎麼進入鳳凰衛視的？

梁文道：1998年底，我的好朋友馬家輝正在做《鏘鏘三人行》，他把我介紹給竇文濤，就開始做這檔節目。一開始是嘉賓，做了兩集之後，他們覺得還可以， 於是叫我長期做下去。到2002年，我才正式簽約。之前，我還幫鳳凰做過幾檔節目，但都是獨立身份。2003年我離開鳳凰，到香港一個電台當台長。當了一 年多，然後又回到鳳凰，一直到現在。

河西：電台和電視台還是有很大區別，您覺得哪個更合適您的性格？

梁文道：我覺得還不是電台和電視台的分別，而是工作崗位的不同。我在電台是管理。我在電視台是內容提供者，我還是喜歡後者。因為管理是很煩的。

河西：現在還有幾檔節目？

梁文道：我每個星期要回去當一天班，然後我做《開卷八分鐘》、《時事開講》、《快文快語》等等。

河西：在香港很少書店，文化類的期刊也很少，在我看來說，香港說它是文化沙漠還是沒有錯的。

梁文道：是，應該這樣講，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並不是它沒有文化。不只有，而且很厲害。榮念曾是實驗藝術的祖師爺。香港有兩岸三地最早的實驗劇場、獨立錄 像、新媒體、行為藝術。裝置藝術這個詞是香港人翻譯的，「同志」這個名詞是林奕華翻譯的。在香港，有很多人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被大眾認同。饒宗 頤也在香港，但他們很孤獨。

文化沙漠是這樣一種狀態：一片沙子，但其中有寶石，拿起來看，很漂亮，但是沙形成不了土壤，不會長出樹來。

香港是個典型的大眾社會。700萬人，跟一個北歐的國家差不多，說這個地方是彈丸之地所以搞不了文化是錯誤的。之所以藝術在香港成不了氣候，主要還是因 為他們都是一類人，他們的生活習慣、趣味都相差無幾。香港是個主流社會。主流的港劇、港片、香港流行音樂，打進主流一定很紅，打不進主流一定完蛋。

從廣義上來說，流行文化當然也是文化。文化雅俗的區分在後現代時期已經被顛覆。我們今天面對的情況是，大家都很同情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特別是在文化研 究興起之後，大家都認為雅俗的區分是一種霸權的產物，我們不應該瞧不起流行文化。但現在有這樣一種傾向，反過來流行文化成為一種霸權了。任何人一搞小眾的 高雅的藝術就被人批評你是精英，你是古代的恐龍，會被人罵，脫離社會脫離大眾。我認為你可以不歧視大眾文化，但不能反過來就可以說精英文化是毫無價值的。 大眾文化我感興趣的不是它的審美價值，而是他的工業運作。真正良性的運作，大眾文化是會促進非主流文化的生存的。比如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大學畢業生一開始 只能做獨立電影，搞這樣的電影是賺不到錢的，那麼怎麼辦？你會發現會有一些基金會願意投資，他們這樣做是希望有一天你不會那麼另類，你會變成大導演，他覺 得這個投資是值得的。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感覺。因為好萊塢有這樣一個隱形的樓梯，從獨立電影起步，然後去聖丹斯這樣的電影節參展，電影界的大亨就在那兒看 片，看到有潛質的導演，就會給他機會。但香港不是這樣，它沒有階梯。

河西：但黃耀明他們在香港流行音樂還是能被大眾所接受。

梁文道：黃耀明他們是因為出道早，香港剛剛有流行文化，他們實驗的空間很多，沒有人知道電視該怎麼做，電影該怎麼拍，怎麼樣的流行音樂會得到人們的喜 愛，於是你怎麼搞都行。但後來人們知道什麼樣的可以暢銷之後，他們就把所有非主流的都給擠走了。所以你看港劇港片千篇一律在重複，為什麼？他贏過一次就不 斷拷貝，就導致香港被自己所搞垮了。

偶爾有幾個特立獨行的導演，但那是例外。還有幾個很懂商業片，又能保持獨立風格的，比如杜琪峰。

河西：97之後，香港娛樂工業的衰退特別明顯，您覺得主要原因在何處？

梁文道：97是雙重的時代變化。第一是97本身的回歸，但這個變化還不太大。另一個問題是90年代末全球化的產業結構調整，香港面對金融風暴的襲擊。金 融風暴後，香港富豪的閒錢就不敢亂放，電影熱是很多人抱著玩一玩的心態去投資，這也是香港沒有工業化的一個原因。香港電影賺了錢，錢不會用電影基本工業的 建設，而是給了明星和老闆。

另外，90年代末，全球媒體工業大整合，幾家財團壟斷和跨媒體已經成為風氣，比如時代華納這樣的大財團， 香港沒辦法和它競爭。現在娛樂工業的成本很高，成本這麼高，風險這麼大時，就必須要分散風險，就要跨媒體合作。美國已經不講大片，他講的是一個綜合性的跨 媒體項目，不僅有電影，圖書、漫畫、遊戲、玩具，全面發展。電影到了後來會成為促銷周邊產品的工具。

中國經濟在97後正在騰飛的階 段，整個香港正在吸進去。你要進大陸市場你要做很多東西。比如《色·戒》要剪，很多導演在拍片的時候一開始他就在想大陸市場，對他的創作是很大的限制。大 陸規定，合作拍片要有大陸人員，這也是限制。90年代港星是很威風的，但現在開始不行，因為大陸已經知道怎麼來生產明星。

香港在萎縮，越是萎縮，越是要跑到大陸來，裡面良莠不齊。很多人的心態是香港過氣了，就到大陸來混。大陸市場大，做得爛也會有人會買，這是香港商人的根本問題所在，他們很短視，只要我能生存下來，我就無意去改變自己，就像珠三角的港商，製造業做了三十年都是這麼做。

香港人太短視，他們看到什麼能賺錢就去做，所以香港最有錢的就是地產商，但地產商對人類貢獻了什麼？比爾·蓋茨能改變全世界，地產商能改變什麼？

河西：這是一方面，但像鄭裕玲這樣的「鄭八組」在香港也是很多，香港人是個特別勤奮的人群。

梁文道：沒錯。我常說香港人是難民，難民是什麼？就是海上飄浮，看到一塊木板趕緊抓住，恨不得有八隻手抓八個，撈到什麼是什麼，沒辦法讓你閒下來。但這 個狀態在於幾個原因。第一，總是擔心這件事情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你必須在有機會的時候儘量掌握。難民是你不知道未來會是怎麼樣，為什麼拍戲要拍八組？她想 的是我今天有這麼多人請我，我應該儘量爭取，未來或許沒人要我，對不對？

另外像我這樣做文化的，做一份工是養不活自己的。香港這種地方，靠寫作是維持不了生活的，你必須要做很多份工作，香港生活成本太高了，錢都給地產商賺了，整個城市的樓價物價就很高，我寫文章怎麼賺錢？

到了現在我在鳳凰衛視有了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我倒是可以為了理想，盡一切努力去達成我的終極目標。

2007.11.22

梁文道：期待泛民主派的維新運動

【明報-筆陣】區議會選舉結束，民主派大敗已是公認的事實。它的原因是什麼？又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點開始思索：一、血管淤塞區議會本是有志從政者的入門途徑，但是自從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雙雙廢棄，它已淪為道地的地區諮詢組織。一般區議員限於知名度和工作範圍，很難越級挑戰立法會層次的競選，所以有實力有企圖的精英多半不願參與這種以服務街坊為主的議會工作。這是事實，也是泛民主派（尤其民主黨）同情者常常拿出來的說詞；然而，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龐愛蘭和梁美芬的參選及獲勝呢？這兩位都是親建制派的星級人物，時常在媒體曝光，何以情願「紆尊降貴」，下降到地區參選呢？她們之前可沒做過多少修理漏水冷氣機之類的「地區工作」呀。而且一般相信，她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立法會的議席。再看公民黨的陳淑莊，她不也是顆眾人注目的新星，不也是下屆立法會的熱門人選嗎？可見在重重局限底下，區議會依然保有輸送政壇新血的部分功能，依然可以吸引有能力的精英參加，只是民主黨沒有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比起民建聯這回有21 個新人當選，民主黨有沒有21個新人參選呢？民建聯固然財雄勢大，固然有機會染指即將開設的副局長及局長助理，但是民主黨真的就只能束手就擒，全無還手之力嗎？我已不只一次在此批評過民主派的「大老文化」了，找陳方安生代替甘乃威出戰港島區立法會議席補選，等於是另一次證實了民主黨區議員永無出頭之日的命運。上層的大老永遠佔上層，甚至情願尋找外援也不眷顧兄弟，那批40 過外的「少壯派」和「第二梯隊」眼睜睜瞧20 多歲的對手一個個爬頭，心中是何滋味？有興趣參政的外人看在眼裏，又怎會願意加入民主黨，以之為自己晉身政壇的台階呢？

二、「地區工作」所謂的「地區工作」是區議會選舉裏頭的最大迷思。

什麼是區議員的「地區工作」呢？無非就是集傳統「三團三宴」一類的地區康樂總主任、協助街坊解決生活問題的超級社工，和改善地區建設的政府顧問等3 種角色於一身的大雜燴。前面兩種角色都需要龐大的財政資源和人力網絡，都不是區議會的小量預算與區議員的微薄收入可以應付的。泛民主派要在這兩個領域裏和以本傷人的民建聯纏鬥，敗陣乃意料中事。至於和政府部門協調，要求他們替街坊弄好點小工程之類的工作，泛民主派恐也不是親政府的民建聯的對手。但這並不表示泛民主派的大敗乃非戰之罪，全無值得檢討之處。

且以民協在深水的淪落為例，身為該區的地頭老龍，深根厚植的民協就算在財力上不如人，又怎會輕易失卻這麼多的議席呢？對手精密部署的選舉策略自然該記一功，可是民協自己也沒有抓住轉型的機遇。市區重建是近年新興的熱門議題，深水正是受到市區重建影響的重災區，當地居民為此自發形成社區組織，力抗拆遷，主張參與規劃。他們曾經向民協求援，得到的卻是冷淡的回應。比起灣仔區的黃英琦和金佩瑋，民協更有興趣的似乎還是和市區重建當局妥協，頂多替居民商量一個好價碼，無意於推展新型的社區規劃。如此作風，又怎能不叫懷抱新思維的老街坊心寒？

很多人以為部分區議員、評論人與學者提倡的新型地區工作（如近年灣仔區議會推出的社區保育與公共文化活動）是務虛不務實，不如保守派喜好的老式手法來得紮實。但是當保守派在財源、人力與政府關係這三樣本錢上都要勝過你的時候，你還要跟他們鬥那種「務實地區工作」，豈不是自取滅亡嗎？灣仔區的經驗限於當地的居民背景，或許不能複製於其他地區；但要是不能在「地區工作」上拓展新思維，泛民主派是永遠鬥不過保守派的。

三、面目模糊上一屆的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挾七一效應大獲全勝。可是一來，支持盡早施行雙普選的政治議題本來就和區議會選舉拉不上多大關係。二來香港早已進入我曾在此說過的「人人都是民主派」的時代了，當對手也掛「獨立參選」的招牌聲稱自己支持2012 雙普選，你就只能批評對手「假民主」標榜自己「真民主」，把競選議題玩得愈來愈窄。第三，民主的旗號在區議會選舉的層面上有時反而會引起負面效果，讓對手輕鬆地將彼此的分別打成「務實對口號」的對壘，徒惹實際的選民反感。

當民主標籤失效，當對手和自己的區別日漸模糊，泛民主派是否應該放棄民主的大旗呢？不，他們應該把民主的精神更徹底地推展到地區層面。「民網」學者群和我等一批不同立場的評論人都曾提議改造區議會，一方面大幅度重組區議會結構，配合立法會選區形成五大區議會，效仿內地及世界各大城市，推出區域行政概念；另一方面爭取擴大區議會資源權能，使政府下放最關乎地區民生的權力給地區議會。可惜此議提出經年，政府和泛民主派的態度一樣平淡。

即使現在做不了大規模的改革，泛民主派的成員一樣可以在目前的格局底下推動社區民主的概念。例如在規劃和社區工程的問題上，他們一樣有能力成立各式各樣的工作坊和區民大會，讓持份街坊加入。只有把民主精神貫徹到地區層面，他們才能與在給定的範圍內「提供服務」的對手區隔開來，成為真正的民主派。

黃毓民兄在此次選舉之後，慨言泛民主派日後唯一的出路就是當個真正的反對派。不知道他曉不曉得，如今部分泛民主派的區議員平常不只不是反對派，反而做了官方的好幫手好朋友。有的在市區重建的爭論中站在當局那一邊，和官方人士稱兄道弟；有的在開會前要地區民政主任告訴自己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什麼；更有一些人在紀錄公開的會上要求政府委任自己加入諮詢組織甚或派發勳章！如此民主派，就算支持爭取「2012 雙普選」，又怎能叫人相信他的理想和志願呢？

總結以上3 點，泛民主派與其學習根本學不來的對手，抱怨對方「幕後勢力」龐大，倒不如深刻反省自己的過失，追求區議會和區議員的維新運動。

梁文道：人民公園

【am730-觀念】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園」(People’s Park)朝聖。那時的「人民公園」已經和電影與照片裏所見不同了，一片綠草就與一般的北美公園無異，除了有幾個不知是老嬉皮還是流浪漢的男子躺在上頭。路燈的柱身上貼滿各式各樣的布告，固然有學生活動的宣傳海報，也不乏租房家教的一類的小廣告。「人民公園」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也見不著當年風起雲湧的盛況。

這塊地方本屬學校當局擁有，打算用作停車場。但是到了1969年的4月20日，幾百個學生和當地市民響應一份地下小報的呼籲，自己帶來了草皮、花朵和樹苗，要把它變成「人民的公園」。那是全球青年反抗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高潮歲月，對柏克萊加大的學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座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維持，可以在裏面睡覺、閒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說和集會的自由交流空間，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車場有趣得多。正當學校當局終於籌夠資金，可以開始工程之際，「人民公園」已經成了天天有活動的世間小樂園了。

時任加州州長的列根(也就是後來的那個總統列根)要比溫吞的大學校長硬多了，他認定這是一群佔領公地的暴民，並且指責加大柏克萊分校是「共產黨同路人與性變態」的避風塘。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後來的美國學運史稱作「血腥星期四」的這一天，列根下令軍警開入校園，驅趕「暴徒」，結果有一百多人受傷送院，一個並非示威的學生中槍死亡，一位無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來的幾天之內，列根更宣布柏克萊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宵禁。5月30日，只有十萬人口的柏克萊有三萬人不理當局警告，參加了殉難學生的紀念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讓千座公園綻放」……

「人民公園」終於還是保留下來了，和加大柏克萊分校一起載入美國自由派的史冊，成為火紅年代象徵。儘管新一代的學生已經不再覺得它有甚麼了不起，儘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間的實際價值(雖然還有零星的演講和集會)；但不論是如今負責管理它的市政當局，還是校方，都不會想到要毀棄它，更不可能搬走後來市民自發擺放的紀念碑。因為「人民公園」不只是個具體的公園，還是代表學校自由精神與當地社群象徵空間。

梁文道：官員脆弱得比小孩更稀罕掌聲嗎？

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新聞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工作，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發表評論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灣的記者節)和11月8日(內地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因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行列；它應該是的，它本來是的。

今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工作坊」，請來幾位普利策獎得主與學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導得到了本年度的「國際報導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負面」問題，例如環境的污染與趕建場館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於是有些內地學生就提出疑問了：身具華人血統，你會不會尷尬？更直接點就乾脆問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國的陰暗面，怕不怕破壞中國形象。

假如方鳳美不是華人，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還好方鳳美只是馬亞西亞華人，如果她生在中國，而且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問題還會變得更尖銳更鋒利。因為我們通常假設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調查她的報導都不應該損及國家的利益。可是什麼叫做國家的利益？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導何時才算有損國家的利益呢？

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是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長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區，報導當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領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簡直是深入龍潭，不只要小心游擊隊「誤傷」自己，更要躲避以軍無區別的槍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歡拿以色列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迫甚至屠殺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中營裡協助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詆毀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傷害公之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尊嚴與光榮。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道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迎之間，她選擇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愛國的記者，因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國家犯錯，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卻是個侏儒。看著自己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於是奮起孤筆一士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新聞人的良知嗎？

一個記者報導或許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就一定更聰明，更瞭解什麼是國民應該知道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利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記者都應該懷疑。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佩的調查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陰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被遺忘的人群，專門揭出令大國權貴尷尬的事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拒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腦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須消聲的噪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全部變成喉舌工具，異口同聲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新聞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成為伊戰期間最受注目的反戰言論基地，拆穿無數謊言。

外國的月亮未必特別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執著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勵輿論監督，以收廣開言路之效。但是經過長期的環境扭曲，有些新聞人已經忘記了令他們驕傲的根本價值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願，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主動迎合奉承，那就實在對不起記者和新聞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號稱是做調查報導，卻在受訪地處處接受該地方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為自己的貴賓級待遇感到慶幸。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讚」。我瞭解他們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讚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梁文道：書皮學（「書皮學」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以貌取人」，英文的說法叫做「憑封面判斷一本書」，無論中西，都不是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人非聖賢，有誰不好美貌呢？再說，要是不從封面判斷書的好壞，不憑封面去吸引客人在書海之中拿起一本書，封面又有何用處？在古騰堡印刷術發明之後很長一段的日子裏，洋書是沒有封面的，甚至不裝釘，就是一堆紙零零散散地送到書店去。那時候書還不多，顧客上門都早有目標，知道有什麼新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麼。客人們挑好了書，再選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連上頭印的字款也隨自己喜好，叫書店師傅替你完成裝書的最後手續，結果就是你的私家藏書了。那是買書不靠封面的年代，如今每日推出市面的新書數以萬計，還有那家書店能夠擔起這種手工作坊的細活？還有誰能不「憑封面判斷一本書」呢？書皮最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書皮學」。以貌取書只不過是這門學問的幼稚園階段，它真正的內涵是讓人單靠書皮就「讀懂」了一本書。「書皮學」本是大學時代我們拿來嘲笑人的話。一個家伙平日看起來是個博覽群書的鴻儒，談什麼書他都能侃上兩句，似乎無所不觀。但再一追問，卻又顧左右而言他，從一本書扯到另一本書，表面上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實則絕不深入，永遠在表相上徘徊。遇上這種人，我們就稱讚他「精通書皮學」。

「書皮學」所以可能，是因為現代出版業提供了充份的條件，總是想盡辦法讓讀者不用真箇看書。例如封底，一定會用最簡明扼要的文字介紹，一定會有誇張的名人推介以及書評精句，至於作者介紹更是絕不可少（假如附上作者玉照，你還能對這本書產生最直觀的實感）。若是學術書籍，那麼書皮學的依據就更豐富了，比如索引和參考書目，內行人只消翻它一翻，便能知道作者的功力和受這本書的虛實。一部自稱卓有創見的《文心雕龍》註釋竟然只列了十來項參考書，連人家說過的東西都看得不多，你說它能多有創見呢？一本陶淵明論要是附有日文書目，這就說明作者對日本漢學的研究成果不致於一無所知了。懂得這種種竅門，懂得從封底的有限訊息由小觀大見微知著，「書皮學」的門徑就算是開了。今天治「書皮學」又比我們當年幸福得多，全拜互聯網的誕生。就拿「亞馬遜」來說吧，上頭起碼有一半的書可以讓人飽覽封面封底。看完這最表層的「書皮」，你還可以翻看目錄，要是在目錄遇上有趣的關鍵詞，你更能鍵入那個詞，搜索有它出現的頁數，速讀幾頁。原來是吸引人買書的技術，落在「書皮學」行家手中，就成了「讀通」一本書的利器了。

再說那本《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據知作者皮爾．巴雅（Pierre Bayard）是個有功底的教授，寫作的態度很認真，而且這本書也不是真正的指南，其實它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不讀書但又要談書」的現象和歷史。巴雅發現文化史上有一大串搞過書皮學的家伙，其中更不乏歌德這等級數的名人。問題是為什麼他們要去談一些他們根本沒看過的書，甚至批評它們呢？這是不是種文化圈的社交技巧呢？還有許多作家學者喜歡公開表示自己從未讀過某本書，同時還保證以後也絕對不會碰它，然而又能洋洋灑灑數千言地陳述自己不看它的理由。這是種最理直氣壯最坦白的「書皮學」，據說皮雅也有他的分析。這本《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我連見都沒見過，又怎麼知道它的內容梗概呢？這就叫做「書皮學」了，你上網查查就懂了。

梁文道：食具不宜珍貴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日本料理講究季節，不止食材要依照時序，不時不食，連盤飾和餐具也要反映季節的變化。比如說秋天的燒魚最好就能配一枚乾枯的葉脈，而貝殼形的小盤就最適合春天的魚獲了。如果一個廚師弄錯了節氣，在盛暑用上了不當時的花朵或不合宜的碗盤，那就說明他還沒掌握到料理藝術的魂魄。

由於日本料理必須配合時節的變化，又要分食上菜，一人一份，所以一家店要準備的碗盤數目自然不少。於是問題就來了，那就是店家使用的餐具應該好到甚麼程度呢？一家用心的餐廳是不是該不計成本，想盡辦法搜羅北大路魯山人和浜田莊司的陶藝，好用來奉客呢？那又未必。如今說起日本工藝，一般人想起的大概是個戴著眼鏡的老匠人佝僂著身子，就著燈火，手上一把銼刀對準木頭死命來回地磨削，克勤克勞地守住傳了三代的百年祖業，而做出來的東西不止價昂，並且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可是，日本並不從來都是這樣子的。明治維新之後，受到現代工業影響，許多傳統手工藝也曾被人棄之如敝屣，也曾被認為是不可與「純美術」（FineArt）相提並論的下等匠活。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柳宗悅大力宣導「民藝運動」，傳統的手工藝品和民間的工匠藝人才漸漸得到日本人的重新肯定。

柳宗悅的理論和現代設計風尚的想法很接近，他認為要讓生活充滿美感就不能光是教育大家看畫聽音樂，還得在日用品的層面下功夫。即使一個人再有美學修養，但是平常使用的卻都是粗陋的大規模工業製品的話，他就還不算真正懂得美。只有把每日的起居作息徹底包圍在美好的用具之中，一個人的生命才能被美感浸潤。所以吃飯用的筷子、碗盤、茶杯和酒壺都不可以隨便苟且，既然飲食是生命之本，那麼餐具當然也就是生活美的重要根源了。

可是柳宗悅又和今天滿街跑的設計名家不同，他不喜歡強調個人風格的作品，更不喜歡署上作者大名的東西，他根本就反對西方的「作品」概念。在他看來，現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太著重表現自我，太拿自己當回事反而因此喪失了「自由」。相反地，好工匠則不勉強自己創新，甚至也不想表達甚麼，他只是一個碗一個碗地燒，一塊布一塊布地織，完全把「創作」當成勞動，把「作品」當成實用的器具。由於「無我」，由於沒有自我的意識，這麼日日夜夜做出來的東西才會因為日積月累的熟練技巧而達至最完美最自然的境界。所謂「創意」，反而會在這種最不顯眼的日常勞動裏自然流露，如行雲如流水，毫不勉強，渾然天成。

按照這位日本現代工藝學之父的意見，一家餐館當然要注重餐具視覺上的怡人觸覺上的可親，但又不至於刻意到一切用品盡皆名作的地步。因為最「藝術」最名貴的陶瓷根本就失去了物用的日常美感，而最珍稀最罕見的古董則早已結束了它作為用具的生命，只適合供在玻璃櫃子裏讓人欣賞。有些頂級日本料亭會標榜一個酒壺的年歲，一個陶盤的身世，在柳宗悅看來，這就叫做走火入魔。對著這些東西，只會叫食客心驚膽跳，又哪還有體會自然美感的悠然心情呢？除非店家和客人都有平常心，不把它當回事，更不以物役人，打爛了就打爛了，這才配得上使用名作名器。

梁文道：記者無國界（上）

【am730-觀念】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新聞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採工作，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發表評論的人；但是每逢九月一日(香港和台灣的記者節)和十一月八日(內地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因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行列；它應該是的，它本來是的。

今年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請來幾位普立茲獎得主與學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國際報道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負面」問題，例如環境的污染與趕建場館但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

於是有些內地學生就提出疑問了：身負華人血統，你會不會尷尬？更直接點，就乾脆問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國的陰暗面，怕不怕破壞中國形象。假如方鳳美不是華人，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還好方鳳美「只是」華人，如果她生在中國，而且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問題還會變得更尖銳更鋒利。因為我們通常假設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調查她的報道都不應該損及國家的利益。可是甚麼叫做國家的利益呢？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道何時才算有損國家的利益呢？

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a Hass)，是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長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區，報道當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領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簡直是深入龍潭，不只要小心游擊隊的「誤傷」自己，更要躲避以軍無區別的槍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人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歡拿以色列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迫甚至屠戮巴勒斯坦人。

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中營裏協助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詆毀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傷害公諸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尊嚴與光榮。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道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迎之間，她選擇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愛國的記者，因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國家犯錯，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卻是個侏儒。

看著自己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於是奮起孤筆一仕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新聞記者的良知嗎？

梁文道：點解泰迪羅賓

【am730-觀念】聽著泰迪羅賓二十三年來首張新作《點解泰迪羅賓》的時候，正好英國那邊也傳來了「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的Jimmy Page和Robert Plant要重出江湖搞演唱會的消息。自從鼓手John Bonham死了之後，這兩人雖然也各自出過不錯的作品，甚至偶爾以客串的形式一起在其他人的音樂會上亮相；但是少了Bonham，Led Zeppelin就不可能是Led Zeppelin，那個搖滾史上最偉大的樂隊。直到最近，他們找到了Jason Bonham，John Bonham的兒子，「當我們第一次排練時，Jason就說：『Ok，我們現在要玩《Kashmir》，你們想要1974,1975還是1976年的版本呢？』他不只熟悉我們的歷史，他簡直和他老爸一模一樣」。

泰迪羅賓的兒子Jonathan不是職業樂手，但他也為老爸跨刀，在《點解泰迪羅賓》裏秀了一手漂亮的吉他獨奏。到底他玩得像不像當年的泰迪羅賓和他的隊友？我不知道。只不過，既然是翻奏老歌，又何必追求復古呢？

《點解泰迪羅賓》十二首歌全是泰迪羅賓的舊作，可是音樂的編排和樂手的陣容都與昔日大有不同。樂曲夾雜了Jazz、Bossa Nova和純正藍調搖滾多種不同的風格，比從前更適合口味成熟的聽眾。這類老歌新編說易行難，它固然很考編曲者的功夫，但真正受到考驗的則是被改編的原作，歌曲本身要是沒有深厚的潛能，你再怎麼改也改不出趣味，所以近年不少舊曲新唱的?語唱片都不一定盡如人意。《點解泰迪羅賓》就不同了，無論是《點指兵兵》的中板搖擺還是《這是愛》的爵士韻味，都在在說明了經典的意義。經典的流行歌曲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有一股內在的生命韻律，你可以調低它的音高，放慢它的拍子，但那股生命是變不了的。

據說這張唱片很受音響發燒友的歡迎，錄音的水準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恐怕是一群頂尖樂手的表演。Donald Ashley, Albert Young、恭碩良和包以正都是香港圈子裏一流的角色，幾位海外過江龍如Laurence Juber的結他，更是叫人嘆為觀止。

然而最吸引我的，反而是泰迪羅賓的聲音。許多人覺得泰迪羅賓的歌喉古怪，發聲較「扁」，又不像受過專業訓練，但就是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現在重聽這批老歌，經過嶄新的配器和演奏，我才發現那是因為泰迪羅賓很懂得藍調搖滾的箇中三味。他的吐字、呼吸和節奏感，完全是正統藍調搖滾的風範。例如《氣》，我覺得泰迪羅賓自己的唱法比起從前肥媽的版本更奔放更「對味」，因為這才是這歌本來面目。

記得泰迪羅賓說過，當年香港樂壇只有他才唱得到Led Zeppelin的歌，因為他唱得很像。可是他的歌喉和Robert Plant的高亢狂野是那麼地不同，這怎麼可能呢？如今我明白了，關鍵就在骨子裏的藍調精神，那大概是他在歐美浪遊多年修煉回來，一旦擁有，不再失去。

梁文道：你讀過《紅樓夢》嗎？（「書皮學」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篇幅不是那麼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史密斯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美國錢鍾書」大洛奇（Daiv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為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越經典誰就越無恥，誰越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裏真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一本你從未看過的書》，終於在萬眾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麼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為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的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羨慕法國人民的文化質素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傅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偽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伙。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傅柯的新書，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一定要拿本傅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麼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麼，這是不是因為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為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麼？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至於我們香港人，那叫做坦白誠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根本就不會帶書上街，我不讀書我怕誰？

梁文道：非關道德，這是法律的問題

【am730-觀念】很多人批評「住好啲」，說他們不應該在T恤上印著「拾肆K」的字樣，因為這等於替黑社會賣廣告，甚至是「美化」黑社會。所以呢，這些人也就是很邏輯地為警方拍手叫好了，覺得他們拘捕「住好啲」的創作團隊也沒甚麼不對。先讓我們把那件T恤到底有多「美化」黑社會，又是不是宣傳黑社問題擺在一邊，且將焦點放在警方行動所依據的那條《社團條例》上頭。

根據《社團條例》，任何人只要管有「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的物品就算犯法了。我們的問題很簡單，那就是「住好啲」的T恤是不是「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的東西呢？這個問題與它有沒有宣傳美化黑社會根本是兩回事，如果它不是「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的物品，那麼就和以前常見的「英雄電影」一樣，就算它再怎麼美化了黑道大哥鼓吹了江湖生活，你也不能說它犯法。

首先，那件T恤既然是「住好啲」設計團隊的原創作品，那麼它當然就不能和社團印記一樣被列進「屬於」黑社會物品的範疇。除非警方能夠證明T恤是社團訂做，專為黑社會成員生產製造，成為「拾肆K」成員的制服。而且就我們所知，全港也沒有那一個社團會把自己的「字頭」印在T恤上。

著我們再來探討「關於」這個範疇。甚麼叫做「關於」黑社會的物品呢？《社團條例》並沒有註明，一切有待於法庭上的詮釋和「黑社會專家證人」的供辭。而警方在採取行動的時候，想必也有一套自己的解釋。可怕的是這個「關於」大可一關三千里，理論上就算你自己用手寫下「拾肆K」三個字，這張字也有被詮釋為「關於」黑社會的可能。如果一件T恤印了一個社團的名字就叫做「關於」黑社會，那麼市面上的漫畫和電影裡面大量的社團術語(如白紙扇、紅棍)與社團別稱(如條肆和水彥)又怎能不是「關於」黑社會？警方又怎能不把漫畫和電影的創作者捉回去調查呢？非「屬於」黑社會的物品，也未必是「關於」黑社會的物品，那些批評者是否還要贊同警方的行動，包括叫買了那件衣服的市民自動把它交回給警署呢？我們不知道警方把這件T恤列為「屬於或關於黑社會物品」的確切理由；但是我們知道按照《社團條例》，他們確實擁有莫大權力。

《社團條例》源自殖民時代，當年的黑社會固然比現在猖狂得多；可是條例的背後還有很深的政治意圖，那就是要嚴密監管任何民間組織了。根據《社團條例》市民自己組織結社全都要到警方那裡登記，否則可能會面對最高十年的有期徒刑。任何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都不可能把這麼大的權力交給警方，否則它就是「警政社會」了。與其不著邊際地爭論一件T恤是不是敗壞社會風氣，我們是否應該把精力用在檢討又過時又違反人權的《社團條例》呢？

梁文道：這是正事，不是喜事

【am730-觀念】最近大陸網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江蘇省邳州市的李連玉書記開完十七大返鄉，全市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的盛況了。光是看照片，就知道百姓們真是高興得不行了，不只鋪上了平常明星專用的紅地氈，掛上了寫著「熱烈歡迎李書記載譽歸來」的標語條幅，更有腰鼓秧歌陣加上舞獅舞龍。至於公安交警的立正敬禮，醫院護士的掌聲花朵，那就更不用談了。

網友們追查下去，才發現除了這煙花處處飛的歡迎儀式，原來李書記進京開會之前，當地也傾全市之力搞了一個極莊嚴熱鬧的「歡送儀式」。於是一時之間，「土皇帝」和「勞民傷財」這些字眼就紛紛往這位照片裏總是笑咪咪的書記身上招呼去了。

要批評這位地方官的政治文明意識不強很容易，說他肆無忌憚地過足領導癮就更簡單了。但是我以為這個個案折射出了一個更普遍的現像，而要認識這個現像，就得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聽起來或許不是那麼「政治正確」的問題。那就是為甚麼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是件「喜事」了？

沒錯，為了把這些迎送活動弄得喜氣洋洋，的確要花不少錢要耗不少力，但它的前提是開十七大果然是件值得慶賀的大好事。若不是碰上了普天同慶的大喜日子，又那值得搞那多花樣吧？我想沒人會相信李書記平常外訪也得這般大事鋪張吧。

的確，十七大召開之前，社會上的負面和意外事件都少了很多，頗有天與人歸的吉祥氣象。看代表們投票的場面，也循例有歡樂的音樂當背景，與一般國家的國會要不喧嘩鬧騰，要不鴉雀無聲的情況大異其趣。可是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十七大作為中國執政黨最重要的決策會議應該是件正事，而不是結婚生小孩一類的喜事。

十七大是影響中國未來路向的重大會議，大家盡可以為新登場的一代拍手道喜，但這個會議本身卻是莊重嚴肅的，用「喜事」二字形容只會貶低了它的真正意義。

像李連玉書記這樣的代表去參加會議，本是他份內的責任，屬平常不過的事，又有甚麼值得熱烈歡送的呢？一個學生上學，一個工人上班，皆是應有之義，他們的家人用得著天天在門口點鞭炮恭賀上學成功上班勝利嗎？

十七大再怎麼重要，也是一個政黨的正常工作會議；無論開會的代表再怎麼背負了沉重的使命，也是在盡應盡的義務；我們重視它，卻大可不必恭喜它的順利凱旋結束。

李書記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好大喜功，也不在勞民傷財；他的根本問題在忘記了自己是個代表主人的公僕。我們何時見過有主人因為僕從做對了他該做的事，就興奮地又放煙火又奏樂的呢？

梁文道：連主人也嚇了一跳（下）

【am730-觀念】上周提到RCAVictor唱片公司那張小狗聽唱片的著名廣告，其實早在1937年，就已經有中國人意識到它潛在的殖民意識了。美國歷史學家瓊斯(AndrewF.Jones)的名著《留聲中國》裡頭有一張當年上海「新華電影公司」的宣傳照，相片中是群中國人圍一個正在操作留聲機的洋人，著名演員韓蘭根則彎腰俯身，把頭湊近留聲機的喇叭，他的姿態表情就和那只被唱片迷惑的小狗一樣。這家左翼電影公司唯恐觀眾不解其中的嘲諷，把RCAVictor的那個商標放在照片正下方，好讓大家一眼看穿「華人與狗」的聯繫。在高等科技文明面前，華人和狗都需要西方人的教養和指導。

人類學界的怪才陶西格(MchaelTaussig)曾經非常敏銳地指出：「為什麼西方人總是對‘他人’會迷上電影、照相機和留聲機一類的東西這麼迷呢」?理由就是那些第三世界百姓的困惑和不解正好反映了西方人的優越，有什麼技術比能夠傳真地复製聲音和影像更能叫一般人折服?又有什麼能夠比這種人類想要了幾千年而不得的發明更能證明西方人文明的先進?所以西方人才樂此不疲地記錄其他人被照片、電影和唱片嚇到的情形。

可是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大概忘了自己也曾有過驚嚇的「初體驗」。電影發明人盧米耶兄弟最有名的事跡，就是在咖啡館播放一段火車進站的影片時，嚇得觀眾離座逃跑，大呼小叫，因為他們以為對鏡頭駛來的火車就快要衝出銀幕撞嚮自己了。這是電影史的著名開端，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為什麼後來的西方人好像全都忘記了這一段鬧劇，卻只記得印第安人被電影嚇哭的愚昧呢?

更有意思的是，在盧米耶兄弟播過那條影片的短短八個月之後，上海的徐園茶樓就來了一次中國歷史上首回電影示範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留聲機身上。十九世紀末，法國「百代」和美國「哥倫比亞」等唱片公司才成立了沒多久，一個法國人就已經在上海擺路攤播唱片賺錢了。換句話說，電影和留聲機的技術幾乎是同步出現在歐美和中國的。再放大點看，世界各地的情形其實也差不多，這些影音复製技術趕上了現代全球化的第一班列車，誕生不久，就立刻傳遍全世界了。所以那幫探險家，人類學家和商人就像剛學會了腳踏車的小孩，雖然自己也是初哥，但就是忍不住騎它四處炫耀。

所以當我們在談中國電影史和中國唱片史時，一定要很小心，千萬別說什麼「古來的中國文化碰上了現代科技」一類的濫調。因為對西方人而言，電影和唱片同樣是「古老的歐洲文化碰上了現代科技」。電影與留聲機確實是西方的產品，但大家使用它們的歷史其實相去不遠，幾近站在同一起步點上。下回你要是聽到一個電影人說自己的東西不如人，因為「電影到底是西方人發明的」，你就知道這是藉口了。

梁文道：古書展廣告（天堂近了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出版了科學史上的經典，真正鬧革命的論著《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可是如此一本撼動宇宙，推翻了日心說的鉅著竟然得了一個與其名氣全不相稱的綽號：「沒人讀過的書」。理由是許多科學史家認為當年真的讀過它的人其實少之又少。為什麼？我想這是因為它太貴了，一部初版的《天體運行論》如今索價一百五十萬美金。但是很多人看過的書也未必不貴，例如弗雷明（Ian Fleming）的「○○七系列」，大家就算沒讀過原著，至少也看過電影吧？你知道一套十四冊附帶原始書衣的第一版「○○七」要多少錢嗎？港幣六十萬！

到底誰會買這些書？到底又是誰在賣這些書呢？鍾芳玲在《書天堂》裏提到一次外國古書商的飯局，她在席前談起驚慄小說大家史提芬．京那年剛出的一部新著，只有網上版供人下載，別無紙本發售。一堆書商聽了之後，沒什麼反應，只是抬頭問了一句：「哦，那麼要如何決定它的初版呢？難道第一個被人下載的版本就是初版嗎？」然後迅速回到自己的話頭，繼續熱烈討論誰誰又得到了一部珍稀異典之類的行內故事。在很多人眼中，書癡已經是一群不可理喻的人了；而舉止恬定談吐高雅，幹「紳士的買賣」（gentleman's business）的古書商，就更是另一個世界的生物。鍾芳玲在《書店風景》和《書天堂》裏做的，就是把這些活在書世界裏的人稍稍拉回俗世，舉凡專門打造書梯的工匠，專門複製書衣的設計師，還有把整個小鎮變成書市再自封為王宣佈獨立的狂人，原來都不過是常人。他們都幹過「正常」的職業，有的是會計師，有的是工程師。究竟是什麼東西驅使他們走上了這道通向天堂的階梯呢？

鍾芳玲決定把答案帶到香港，讓中國讀者自己去發掘。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香港的「辰衝書店」和日本澳洲的兩家古書店合作，竟然想到要在香港辦一次「香港國際古書展」（International Antiquarion Bookfair in Hong Kong 2007），時間是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二日，地點是太古廣場，而鍾芳玲就是那個穿針引的帶路人了。看她傳來的資料，真真不得了，包括開業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夸瑞奇古書店」（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在內的六十四家環球巨頭都要駕臨香江。除了《天體運行論》和初版全套「○○七」，他們還帶來了初版《物種源起》，一頁古騰堡聖經、日本龜寶元年（公元七七○年）的《百萬塔陀羅尼經》，莎翁的「Second Folio」，明朝的《職方外紀》……。我問芳玲：「你們真的瘋了嗎？這裏是香港呀！」董橋先生知道了，也開玩笑說：「恐怕那幾天就只有我一人去幫襯」。意思大概是這個浩大的書展很可能是為他一個人辦的。我知道中國崛起了，全世界各行各業的商人都在盯這塊肥肉，這個書展多少是為了試試中國的水溫。可是先不說中國本來就自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古籍市場，大伙未必瞧得上也未必能欣賞你那價堪比擬宋朝善本的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就算是那些嚮往西洋奢侈品的億萬新貴，他們要的也是鑲滿鑽石的手機和快能飛天的Maybach，「Second Folio」？沒聽過。更何況舉辦地點是香港，你不要以為樓下的連卡佛人頭湧湧，「香港書展」大破七十萬人次入場紀錄，這批不知電子書為何物的淑女紳士就能滿載而歸！

芳玲當然明白，所以說嘛，「出外靠朋友」，於是我就幫他們在這裏賣廣告了。老實講，那一頁古騰堡聖經也要四十五萬港幣（搭一乘A380首航頭等艙的價錢），我只有在十來歲發育未成熟的時候幻想過能捧它翻翻，這個天堂的確不是我們的。可是各位書迷千萬別被我誤導，古書展豐儉由人，一百塊也大有交易餘地，正是「埋睇，埋揀；手快有，手慢冇」。我們買書不是投資，說不定遇上一部幾百元的貨色，正是足令此生不悔祖上添光的心頭至愛，對不對？而且芳玲在書裏也說了，看到書價能夠開出新高，我們也應該感到驕傲，因為它表示在這個萬事以金錢衡量的世界裏，我們的愛好是有意義的。

梁文道：李柱銘是個漢奸嗎？（愛國的偏見與民主的盲點之一）

【明報-筆陣】李柱銘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評論被翻譯和詮釋為呼籲美國藉奧運的機會向中國施壓，以改善中國的人權狀，結果引起了「李柱銘是不是漢奸」的政治爭論。其實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議題，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簡化成了大是大非的問題，似乎李柱銘要不是個真心愛國的人權鬥士，就是賣國媚外的漢奸。然而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嗎？恐怕未必。在我看來，猛烈抨擊他是漢奸的人固然無理；但李柱銘的識見也絕非沒有可以反省的地方。這不是故意模糊立場，好作騎牆之舉，而是這件事牽涉了很多不同層面的問題，根本不容我們簡單粗暴地下個一定錯不了的定論。

為了彰顯此事的複雜，且容我把涉及的議題一一展開如下：首先，我們要問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可不可以批評自己的國家（包括它的人權狀）。假如答案是可以的話，那麼他又能不能在外國發表這種評論呢？同樣是批評自己的國家，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會有什麼不同嗎？

國界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起到一個道德規範的作用呢？

其次，我們要問的是一個國家有沒有權利「介入」他國的人權問題（所謂「介入」，乃是一個很寬泛的說法，從兩國官式會談時提出討論，一直到發動武裝部隊去「解放」另一國的人民，都可以囊括在內）。贊成的人有可能認為人權乃普世價值，而且先於國家主權，所以在人權問題面前，根本沒有國家「內部事務」可言。

反對者則通常以為主權高於人權，人權是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他國沒有介入的正當理由。他們甚至也會主張人權沒有通行的定義和標準，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國家自有自己的人權觀，沒有人可以把自己那一套強加於他人身上。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一個人能不能呼籲外國「介入」自己國家，以改善本國的人權狀。認為可以的，也許是贊同人權高於主權的主張；也可能是覺得促進同胞福祉才是最愛國的行為，所以採取任何手段都是對的，哪怕是要求他國的干預。認為不可以的，則可能是認同主權高於人權的說法，覺得任何國家都不能踩進主權的禁區。假如一個人一方面同意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另一方面卻反對國民向外「求援」以改善本國人權的話，就需要提出一些很特別又很有說服力的理由了。

請注意以上談的問題都是原則問題，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見過任何批評李柱銘的人正面回應過這些問題。

相反地，他們要不是先假設了大家已有隱藏的共識，毋庸再談；就是以其他經驗事實上狀取代這些問題的探討。比如說，很多人會指出美國自己也不尊重人權，甚至犯了戰爭罪行，你憑什麼叫它向中國「施壓」呢？也有人從動機的角度出發，推測老美「亡我之心不死」，李柱銘又怎能加入他們的陣營妄圖「和平演變中國」呢？這類指摘不是沒有道理，但都不能代替原理上的嚴肅討論。且讓我們假想一下，如果李柱銘不是在美國的報刊發表那篇文章，而是在舉世公認最愛好和平、人權狀最好的挪威，又或者是在和中國一向友好的地方如巴基斯坦甚至緬甸說這番言論的話，大家是不是就不會罵他是漢奸了呢？

此外，也有不少人認為北京奧運是國家在辦喜事，你怎能趁這時機叫別人不做人情，甚至幫倒忙趕客？這種說法也和李柱銘的行為在道德上正不正確無關。難道李柱銘呼籲外國在中國出喪事的時候出手干預就是對的了嗎？如果他國以人權名義介入本國內政是不對的，又如果一個國民要求他國干預本國事務是不對的，那麼不管北京是不是要主辦奧運，李柱銘的做法都不可能是正確的。

回到前述原則問題，要詳細回答它們當然很困難，所以我們不妨舉出一些例子讓攻擊李柱銘的人自己做場思想實驗。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穆克前年曾經在瑞士的媒體上抨擊土耳其帝國當年屠殺境內的亞美尼亞人，結果觸碰了土國政府的痛處，打算引用一條不准國民對外侮蔑本國的法例控告他。我想請問，這條法例合不合理呢？帕穆克的言論是不是在醜化國家形象呢？

昂山素姬一直呼籲外國遊客不要到緬甸旅遊，以免軍政府從中牟利。曼德拉當年更大力主張國際社會制裁南非，好壓迫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政府。當然中國的人權狀再糟也差不過緬甸和昔時的南非，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原則的角度去問一句，昂山素姬和曼德拉算不算是「緬奸」和「南奸」呢？

梁文道：主人的聲音（上）

【am730-觀念】老牌唱片公司RCA Victor有一張非常著名的宣傳畫，畫裡是一隻小狗正在低頭傾聽一部老式留聲機喇叭傳出來的聲音，這幅廣告的標題是「他主人的聲音」。小狗聽到了主人的聲音，但主人卻明明不在現場，更不可能變成那部古怪的機器；那麼主人在哪裡呢？這個樣貌奇特的東西又怎麼會像主人一樣說話或者唱歌呢？

這大概是現代音樂工業史上最成功的一個廣告了，甚至一度成為整個唱片業的象徵。它用可愛的小狗的疑惑點出了唱片的奇妙，也就是留聲。人類史上第一次擁有這種非凡的技術，可以準確記錄任何東西發出的聲音，再帶到一個時空將它傳真地放送出來。面對這種現代技術的偉大發明，天真無知的小狗又怎能不疑惑？怎能不驚訝呢？

同樣的疑惑，也曾出現在1930年代的新畿內亞，當時有人拍下了一個小男孩第一次遭遇留聲機的場面，那個小男孩露出的表情要比小狗誇張多了，他完全不能理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更早的時候，還有人拍過北美的因紐特人(亦即俗稱的愛斯基摩人)不知就裡地把一張唱片放進嘴巴裏嚼的可笑場面。

這一類例子，我們幾乎能夠無窮無盡地列舉下去。因為電影發明了沒多久，西方人就到處扛著攝影機，遠征異國，上山下海，用他們得到的新玩具去把「剩餘的世界」(rest of the world)製成影像，好讓自己的老鄉開開眼界。

有趣的是，唱片留聲機與電影攝影機，一個複製聲音，一個複製影像，它們幾乎是同時在二十世紀的頭三十年裡幾乎崛起和流行的。所以今天才會保存了那麼多的紀錄片，裡面全是少數民族或者第三世界的落後百姓初次遭遇唱片和留聲機的錯愕和困惑；因為那些拍片的人不只帶了鏡頭，還帶了留聲機。

為甚麼那批早期的電影工作者，探險家和人類學家要樂此不疲地描繪這種題材？為甚麼當年的歐美觀眾又這麼喜歡觀賞和討論第三世界人民碰到現代複製技術時的情形呢？從前的學者用比較文化的角度說這是為了瞭解不同民族的世界觀。例如更早的攝影術，分明是現代科技的產物，但很多人硬是將它當作魔法和妖術。當時有些中國人就很怕照像，覺得這是「攝魂術」，拍了自己樣子的同時也就奪走了七魂六魄其中一魄。也就是說，大部分人都覺得洋鬼子發明的影音複製技術是種令人畏懼的魔法，而西方的學者就可循此瞭解魔法的意義，以及它和西方文明的分別了。

但是對大多數歐美觀眾來講，這種場面好看在它拍出了落後地區的可愛甚至可笑，那些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就像小狗一樣天真，竟以為高度文明的結晶是種超自然妖法。這類場面充份證明白人果然是世界的主人，有責任把文明推向全世界，讓大家都聽到主人的聲音。

梁文道：筷子之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

筷子

我一直拿不好筷子，小時還因此被大人責罵，我很不服氣，覺得會用就好，何必講究姿勢正不正確呢？後來大概見我屢勸不聽，而且錯有錯着，這不端正的手法竟也相當靈便，家人也就不再囉唆了。所以從小我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食具絕不只是單純的工具這麼簡單，它還有許多功用，甚至能夠透露一個人的出身教養。筷子用得對，總被認為是種美德。

關於筷子的禁忌可多了，最明顯的莫過於不可把筷子插在一碗飯上頭，因為這就和祭拜死者時把香插在米飯上一樣，很觸霉頭。此外，你也不能在說話的時候以箸代指，隨意地指來舞去，因為這是很不禮貌的。其它不禮貌的行為還包括了拿筷子的時候突出拇指，因為這根拇指也有點用筷子指人的意思。每一個中國人總在吃飯的時候學懂甚麼叫做禮貌，筷子則是我們習得文化習俗與傳統禁忌的重要工具。

由於我不懂使用筷子的正確手法，因此我對這種食具的起源一直很感興趣。想想看，比起刀叉匙，筷子是種多麼講究技巧，又多麼違反本能直覺的工具呀！從前招呼洋人的中餐館總會在裝筷子的紙套外印上筷子用法的簡明圖解，好讓那些願意暫時放下刀叉的老外更徹底地感受古老東方的異國體驗，以中國人的方法吃中國菜。那些圖印得十分簡單，但我從來沒見過有哪一個老外是光看它們就能學懂用筷子的。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第一次吃西餐就容易多了，動刀動叉全無難度可言，真正的問題在於刀叉太多，不該用哪一刀那一叉罷了。

根據近年的考古發現，筷子的起源當在六千到五千五百年前。證據是江蘇高郵龍虬庄附近的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裏頭有四十二件出於墓葬的骨製筷子。考古學家怎麼知道它們是筷子呢？理由是它們和碗盆等其它食具放在一起，顯然是配套使用的。假如六千年前的有錢人擁有骨箸（有墓葬品的多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推測中國人在更早的時候就懂得用木材或竹子做筷子呢？

有趣的是，中國人原來也用過叉，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就出土過一些三齒形的長柄叉子。而刀子就更是普遍了，它大概是人類最早使用的食具，因為它很方便，除了可以切可以叉，更兼具其它各種功能，所以刀並不是專門的人食具，而是就手的多用途工具。歐洲人一開始也只是用刀，只是到了後來才發現叉的妙用，一手刀一手叉既能更穩定地切割食物，也能安全地把食物送進口中。

為甚麼叉子在中國流行不起來？為甚麼中國人偏偏要用需要更高技巧的筷子呢？這真是個令人費解的難題。


用筷子吃牛扒

有很多人認為筷子的發明是中國人比較聰明的另一個證據，因為要使用筷子必需涉及到三十多個關節和五十多條肌肉，比起刀叉要複雜得多，更不要說那兩根竹條之間複雜敏銳的槓桿原理了。但是在我看來，這種講法就和說印度人用手吃飯證明了他們果然都很耐熱一樣無趣（凡是用手吃過印度菜的人都知道，不怕飯菜燙手是首先要突破的難關），都是一種意義不大的簡化推論。而且這也無助於我們探尋筷子起源的目的，你總不能說我們的祖先捨刀叉而就筷子是為了挑戰高難度吧，倒立走路豈不是更難？

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那本極有詩意，但也充滿了刻板東方主義色彩的名著《符號帝國》裏曾經對着筷子大發感慨：「它的姿態如此輕柔，有一種陰性氣質，這種準確、細緻的動作正如母親抱小孩般的小心翼翼」。而且使用筷子可以使得「食物不必承受比夾起它所需要的力氣更大的壓力」，「不像我們西方人的餐具那樣切割和刺扎；它從不蹂躪食物，不是慢慢挑開（如對待青菜），就是輕輕分離（如對待魚類），因而重新發現食材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縫隙」。

雖然羅蘭．巴特這本書講的是日本，但中國人看了這個片段也一定深引為知己，覺得這個法國佬不簡單，就是懂得咱東方文明「天人合一」的道理，就算對付食物也絕不粗暴，才不像他們洋人那樣動刀動叉，又刺又撕地那麼凶狠。

再數下去，你還可以說筷子靈活隨意，就像羅蘭．巴特所說的，愛指向哪裏就指向哪裏，不用像吃一塊牛扒那樣總得從左下角開始順序切起。而且筷子還體現了我們「以不變應萬變」的做人原則，無論是一碗清湯素麵還是滿漢全席，我們全是用一雙筷子搞定，絕對不用像法國人那麼繁雜，換一道菜就要再上一副專用的食具。

不錯，這種種說法都很美麗迷人，但它們全都經不起嚴謹的學術推敲。首先，西方人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那麼麻煩，那些五花八門的切魚用的刀，吃蝸牛用的小夾，魚子醬專用皫貝殼小匙子，莫不都是這兩百年來的新發明，從前他們也是一雙刀叉走天下的。其次，東方人用筷子也不見得有多溫柔，沒錯我們是不會用筷子撕扯食物，但那並不是因為我們尊重「食物的天然縫隙」，而是因為那些材料早在廚房裏就被人工地破壞過了。

使用筷子的前提，正正在於所有食材都已經被事先處理過了。一大塊牛肉早被分解成條狀、塊狀甚至顆粒，所以用不着我們在餐桌上再行分割。如果認真地比較起來，沙律和牛扒其實要比中國人的炒菜炒肉更「自然」，更不傷食材的原有型態。

因此筷子和刀叉的分別不只是兩種工具的差異，更是兩種煮食方式的不同。使用刀叉的烹調方式，從原則上講是不用在廚房裏把食物切分得太過仔細的；而使用筷子的烹調方法，就要廚師對食材事先做好精密的處理了。畢竟，我們很難用筷子去對付一塊帶骨的羊架甚至一隻完整的燒雞吧。所以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不是中國人為甚麼會用筷子，而是中國人為甚麼會把食材切分得那麼細。那麼，原因到底是甚麼呢？你問我，我問誰？

我的渡輪終會回航 專訪陳智德

陳智德是個詩人，我很早就知道了。我們是中六的同班同學。

由於學校就在旺角附近，所以放學之後我們常常結伴去逛二樓書店，後來更連午飯那 短短的一小時也不放過，有時我乾脆逃掉下午的課；但陳智德不會這麼做，他比較守規矩。不過，陳智德的規矩其實只有表面那一層罷了，他的身子裏總像有一團 火，再沈默、再孤僻的外形也擋它不住 (『孤僻』是一些同學對他的印象)。

他愛讀書多於男孩子間無謂的遊樂，但他讀的是多於自己的書，一 個課業以外的世界。閑時他彈吉他，也和別的同學組過樂隊，但他最擅長的其實是古典吉他。當然，他還寫詩，而且寫得非常好，我到現在還記得那一年他抄在手稿 上的一首詩，長長的句子有向晚的漸沉暗色，完全不像十幾歲的少年。

畢業之後，我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去台灣升學，後來返港做過一陣子文 獻研究，又取得了博士學位，專攻香港新詩史。他的興趣似乎總在過去，搜集舊書、舊雜誌，挖掘已為今人遺忘的從前，可是他卻活躍世間，四處開班授業，教出一 批更年輕的作家，還辦過一份很有特色的詩刊。如今的他，以我們對職業的標準而言，正處於一種失業的狀態。但換上另一副眼鏡來看，他其實正在攀上寫作生涯的 新高點，不論是詩作還是評論，都顯得範疇日漸寬廣，思路越益精深。

我只唸過一年的那間學校出過不少名人，校友會不時發出通訊向大家報喜，不知又有那一位舊生進了顯貴校友名人堂。我不知道陳智德能不能列進那張由諾貝爾獎得主、商界精英和演藝鉅子組成的名單裏，但是在我心目中，實在沒有比曾經和一個詩人做過同學更令我自豪的事了。

我的渡輪哲學

梁：今天我在報刊上讀到你的詩，又是以渡輪為主題，我覺得你快可以出版一本關於渡海小輪的詩集了。

陳：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感覺，就是一種離開了一個很實在的地方，不再站在一塊土地上，而是在海中心載浮載沉；又由於很快便要上岸了，令人格外珍惜那五、六分鐘，那很快就要消失的時間。彷彿有一種離開了一個城市但又馬上重返的感覺。

梁：那個空間彷彿不是這個城市應該有的空間？

陳：對！而且坐船也很不實際，如果你趕時間是不會坐渡輪的。可能有一點兒懷舊的想法，但最主要還是那種暫時離開的感覺。

梁：你對渡輪的沉迷和執着已經總結了我對你的印象。你常逛舊書店，你喜歡看書、寫詩，這都是剛才我們描述的渡輪狀態。我的意思是，寫詩本來就是一件不實際的事，而寫詩的狀態更加離開了城市的日常節奏及時間感。

陳： 可以這樣說……其實除了離開，這可能也是一種逃避，你不想再這樣下去了。逛舊書店也是如此，回到舊書的世界，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熟悉的世界。首先，這個行 為跟過去沒有太大分別，因為我以前也一直逛舊書店，而且舊書店也沒有太大轉變，它們不會突然間變得很乾淨，裝修得很豪華，所以那是一種不變的感覺，現在很 難找到這樣的一個空間了。

梁：它也不屬於現在的香港……你逛了舊書店二十多年，你覺得它們一直都沒有變化？
陳：總會有一些，但它們的門面似乎真的沒有甚麼轉變，你不會找到一家裝修得特別好的舊書店，一般都是很簡單的店加幾支光管。

心頭好，可遇不可求

梁：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逛舊書店的呢？

陳： 開始於八十年代讀中學時開始的，那時候最常去的就是新亞書店。當旺角還有好幾家舊書店，例如波文和染布房街的復興書店。這家復興書店的前身是奶路臣街的小 攤檔，我小時候已見過老闆的兒子幫忙看鋪，年紀跟我差不多，到了九十年代他就自立門戶在豉油街又開了另一間鋪。老爸專賣文史哲，曹聚仁的書就是他介紹給我 看的；而兒子則專賣漫畫和舊的色情雜誌。

梁：厲害！最近幾年又有甚麼新開的舊書店？

陳：梅馨書店是其中之一，其實很多賣 二手教科書的店也有其他種類的舊書，有時候要靠運氣，那些舊書不一定是五四珍本，但卻有很多、很好看的舊小說，例如八十年代流行袋裝書。其實好的舊書不一 定是很舊的版本，或越古老越好，而是看那本書對讀書的人的價值。例如陳少琪、林夕、陳冠中那時出的袋裝書，對我而言就很有意義，只是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梁：元朗或大埔的舊商場有一些出租漫畫和小說的店鋪，有時可能會將以前用來租借的書賣出去騰空位置，一大堆放在店鋪門口賤賣，我試過在這些地方找到一些當年友禾跟博益出的袋裝書。

陳：可見書是很難特別跑去找的，一定要遇。

梁：以前逛舊書店的目的，是要遇上那些在新書店沒法遇上的書；但現在很多人已經在網上找書，例如大陸的孔夫子網。而找尋跟偶遇是兩種很不一樣的狀態；由於互聯網的普及，這種「遇書」的狀態已在消失之中。既然現在找書這樣方便，為甚麼還需要舊書店呢？

陳：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上網bid(競投)書跟逛舊書店是完全不同的，後者一定有趣得多。逛舊書店，你沒有固定目的，也不用競爭；上網找書，你彷彿無時無刻在 跟別人競爭，而且有一個固定目標。逛舊書店是很隨意的，彷彿像喝一杯咖啡或飯後的散步，我在台灣讀書的時候就是這樣，記得在學校附近有幾家舊書店，每天吃 過飯後我就會外出走走，不一定要找甚麼，只是喜歡去那裏蕩，逛完之後就覺得彷彿消化了一些東西。

梁：如果恰巧遇上了一本好書，就是很大的驚喜了。

陳：簡直會高興到彈起！有時候還會跟看店的人聊天，也會交上朋友，其實書店是一處建立人際關係的好地方。

梁： 記得去年我在深圳演講，有觀眾說深圳沒有舊書店，建議該搞一個舊書市集，這樣才有文化氣息。我當時的回應是機會不大，因為深圳是一個很年輕的城市，而舊書 市場自有它的生態，要累積了幾代的讀書人，才有不斷的舊書流到市場。深圳的歷史才不過二十年，人均年齡只有三十多歲，他們怎會散書？散書的人大多是老了， 書看不完就送人，或者是去世了，後人便將書送出去。話說回頭，其實香港應該有足夠的舊書，但那些書都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陳：那是貨源的問 題。以前資源較多，除了因為有人丟書，還有收垃圾的人會將舊書分類，賣給舊書攤，很環保。現在即使將舊書送到舊書攤，也換不了多少錢，於是隨便把舊書當垃 圾丟掉算了。他們不把舊書當作舊書來賣，而是當廢紙般處理，以磅或斤計算價值，然後棄掉，跟舊報紙一樣。如果我死了，我相信我這些書的命運也是這樣。

梁： 你可以先立遺囑，如果我們比你長命，我們會來幫你處理，嘿嘿。唉！其實現在的舊書店都很困難，沒有貨源，相對來說，逛書店的樂趣也少了，因為每天都是看到 同樣的書。一間舊書店的書如果不流動，就會變成一池死水。不過我也見過一些盛況，例如新亞，偶而會看到有人把幾十箱書送過去。

陳：那就真的要靠運氣了。

梁：但他們會否像別的書店一樣，先在當中挑一些價值較高的舊書放到網上賣呢？

陳： 新亞很少這樣做，到現在為止，它算是一間殷實的書店，而且還很開放，有多少書都會拿出來賣。不過現在內地有一些舊書幫，會跑到香港來專門買舊書。他們不是 自己收藏的，很多時更不知道自己買了甚麼，他們是職業的收書人，買了書再拿到內地賣，很多時甚至會炒高幾倍價錢。如果你不快他們一步，好書很快就會被他們 買掉。

梁：當初你為甚麼會去淘舊書，而不光顧那些賣新書的店子呢？

陳：只是有一種想知多一點點的想法，那時覺得學校教的 知識很淺薄，總嫌課本教的東西太少，於是開始逛書店找材料，無論新、舊書店都去。當時仍有很多在地上擺賣的攤檔，有一些是手推車，像小販一樣；還有一些是 半邊戶，埋伏在樓梯底。那些老闆都還是懂書的，例如廟街就有一間生存書店，以前由一個阿伯和他的太太經營，現已交給他們的兒子了。那位阿伯介紹給我不少好 書，我也在他店裏買了很多，都是香港三育出版的絕版書。那間書店仍在，不過現在主要賣的是二手色情刊物，令進去的讀者很尷尬。好在他有分類，左邊是色情刊 物，右邊還是文史哲，而且擺放得很高，算是給了最大的尊重。想起以前，老伯還會以很低的價錢賣書給我。

閱讀舊書，閱讀別人

梁：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逛舊書店的呢？

梁：這的確是買舊書最現實的理由。你覺得逛舊書店的人都是些甚麼人呢？想去尋寶？還是貪便宜？

陳： 甚麼人都有，但我想最多的仍是喜歡書的人。書對於喜歡文史哲的人來說，是豐富的資源，是一種接觸知識的具體事物。搞社會科學的人會做田野調查，研究自然科 學的人會利用儀器做具體的實驗；但研究文史哲的人並沒甚麼儀器輔助，書就是田野，就是現場。我們靠舊書認識書的歷史，舊書是文史哲知識的載體。

梁：那它跟重新出版的書又有甚麼分別？例如內地最近就有一批重新再版的曹聚仁，和你當年買的老本子有何不同？

陳： 從實用角度來講，再版書可能加進了新的東西，更加有用；但閱讀起來的趣味就不同了，包括封面、版式的設計，還有很多細微的地方都不一樣，例如再版可能會刪 掉了原有的註釋資料，所以讀原版書是重要的，因為一些用字和輔助材料可能在再版的時候修訂了。而且當你讀原版書時，你會覺得那就是當時的作者或讀者所看見 的模樣，彷彿重返作者新書發布時的面貌。

梁：舊書和舊書店有趣的地方，就是讓我們進入了另一個時間。又不同於一般古董，我們對於書都會有一個假設，那是一個人花了許多時間和功夫去讀過的，絕不只是個觀賞用的裝飾品，價值很不一樣。對了，那時你買舊書就不怕被同學覺得你古怪嗎？

陳：哈！我想除了你之外，其他同學都不知道我這個癖好。也許我喜歡躲起來，覺得這不是可以公開的事情，不會有很多人喜歡，其他人會覺得沒有意思，又不能增值，又殘舊。但我就是喜歡它的霉，越殘舊越好。

梁：在逛舊書店與買舊書的這些年間，有甚麼難忘的經歷？

陳：的確有很多，對了，有一次在新亞書店，剛好有百多箱書送來，我便逐箱書打開來看。

梁：那可能是有人離世了。

陳： 對，都是屬於同一個人的書，然後你可以從書中的蛛絲馬跡，追尋他的興趣和研究。記得有一次遇上一批書，屬於中文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前輩，他後來教書去了，那 些書裏面有很多學生送給他的書簽。有時候你還會在其他舊書中發現相片、剪報、書簽、郵票甚至鈔票，一個活過的人留下的痕跡。

梁：很有趣，透過舊書，發現另一個讀者的存在。

陳：你會發現一位跟你一樣喜歡同一本書的前輩，有一種傳承的感覺，我彷彿在繼承他的閱讀，他們會在書裏面寫上評語、筆記，我剛才提到的那位前輩，他的書裏面就有很多他上課時做的筆記。

梁：彷彿連當時上課的情景都一併記錄下來了。

陳：我還在台灣找到了一些紀念冊，是台灣日治時期後一個讀書人的紀念冊，所以還有很多內容以日文書寫。裏面又提到「聖子降臨」等字眼。你看，這裏還有一本是《雅歌》(《聖經》的其中一章)的手抄本。

梁：就像佛教徒抄經，真沒見過這種東西。

陳：該是那個人去世以後，他的後人隨便把他所有的書都丟掉，也不管裏面有甚麼，所以連日記也有，這也是我另一個收藏的系列，我有好幾本六十年代的日記本，例如這本上海書局出版的《我的日記》，每年更新出版，設計非常精美。現在已很少人寫日記了。

梁：你研究過香港的文化刊物史，一定也收藏了不少吧？

陳：是的，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收藏是《七十年代》全套。

梁：哇！你看這些文章的題目：「不斷革命」、「日本激進學生訪問」……你怎麼找到的？

陳：當年在波文找到的。《七十年代》在1970年創刊後，辦了幾期，曾停辦幾年，之後在1978年再出復刊號，裏面的作者都是我們熟悉的。

梁：的確如此。昌明、阮志雄、黑鳥樂隊、羅卡……你看這個題目「香港經濟─為誰繁榮，為誰安定？」、「經濟與政治，誰人的利益？」真的很厲害！多有前瞻性！

陳：還有現在商務出版社阿頭關永圻在拍電影的照片呢。

梁：那時候的一班文化青年全聚在一起了，還在皇后碼頭取景……而且你看它的設計多前衞！現在讀起來仍是很耐讀。哈哈，「去你的政治」，他們的文章題目真有力。哦，原來每一期還一定包含幾篇英文文章。

陳： 但下頭卻註明了「一切皆以中文為準」。當時正在搞中文運動嘛。這就是香港的經典，當年內地絕對沒有這麼前衞的東西。除了《七十年代》，我還有一批電影週 報，那時候亦舒、羅卡等人都寫很多影評，從內容亦可看到作者風格的變化。這裏還有《大拇指》、《工人週報》、《年青人週報》等，甚至香港工人學生聯合陣線 出版反越戰的刊物。

梁：文化刊物果然是你其中一個重點收藏。

無怨無悔的讀書生命

梁： 相對於書來說，雜誌更能體現一個時代的氣氛，因為雜誌跟時代的關係比較緊密；另一方面，我讀舊雜誌的時候會有特別強烈的幻滅感，尤其是對自己正在做的事。 例如我們現在辦《讀書好》，或不停在報紙雜誌撰稿，有時候我會想寫來幹甚麼？現在你可能會覺得你在寫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十年後，就像我們現在翻舊雜誌一 樣，後來的讀者只會說：「啊！原來他曾寫過這樣的文章。」到底現在我們在做甚麼呢？要不是有你這樣的人在收藏整理，這些文章討論過的東西很快就會被淹沒 了。

陳：那時你做的《打開》現在也很少人知道了。

梁：你辦的《呼吸》詩刊也不是這樣嗎？

陳：搞文化刊物，就是你參與創辦、編輯和撰寫，如果你想在自己寫作的趣味以外多想一些，那會很失落的，有一種把石頭丟進海裏的感覺，它會一直沉下去直到你看不見，還會有很多人覺得你很傻。

梁：我看你做的文學研究、香港新詩史的研究，你收藏的舊雜誌，那種情緒、價值取向和出發點，是否都跟這個想法有關？你不忍心看見前人被淹沒，或不想容讓那種無力感浮現？甚至有一種拯救過去的意味？

陳：的確有這麼一種心態，希望可以繼承別人的東西，希望將他們曾經做過的，告訴後來的人，不希望這些努力就這樣被淹沒，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是彷彿我欠了他們甚麼似的。

梁：為甚麼？因為你是讀這些刊物長大的？

陳：我感受到他們當時所做的，我理解。

梁：像剛才在《七十年代》所讀到的熱情與委身？

陳：我也會進一步想，為甚麼現在沒有這股熱情？我們其實也有這個需要。如果我將他們介紹給讀者，會否也讓大家有一些新的體會，新的轉化？所以並非只是懷舊，而是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且存有一線希望，覺得會有一定影響力。說到底，其實是一種信念。我相信，所以我去做。

梁：我又想起你寫的詩，有一陣子你寫過一個叫做《抗世詩話》的專欄，是否也有同樣的意思？

陳： 「食得鹹魚抵得渴」，雖說是「抗世」，你不會真正覺得要這樣子跟社會對抗，因為你該理解這兩件事本身就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我選擇了這個身份，選擇了寫詩， 換來的當然包含了一種滿足感，何況我真心相信它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它亦會給我帶來寂寞、非常低的經濟回報。到現在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覺得應該是這樣 的。就是說，我們搞文化的，是不會，也不應該發達的，不像搞金融、搞地產的。我不會羨慕別人，我覺得我現在的情況是應該的，心甘情願。我不覺得自己很慘、 很卑下，不會！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且還會繼續下去。

梁：你收集舊書和舊雜誌，以剛才的邏輯來說，是在收集前輩曾經有的熱情、理想、承擔， 以及復活一整代人於失落和淹沒之中。而你自己所做的事，難道不也正在不斷加入他們的陣容嗎？你寫的詩，你出版的《呼吸》本身也成為被收集的對象，成為舊 書，成為快要被遺忘的事物。你有甚麼感覺？

陳：這是自己的選擇，不得抱怨。就算將來淪為用自己的書換個飯盒，我都有心理準備。

梁：我們在第三期《讀書好》訪問了王貽興，他提到海辛的故事，他的想法和選擇跟你很不一樣，他會覺得不甘心，為甚麼從事寫作的會有這樣的下場？為甚麼得了中文文學雙年獎，但書還是賣不過五百本。你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陳：我當然不會覺得很高興，但我的心態已經轉變，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我會接受並覺得似乎應該是這樣，因為你所做的事情本身並非高收入的事業，憑甚麼出一本書可以賣上幾百萬？

梁：你不希望有更多人讀到你寫的作品，或者有更多人知道這些雜誌的存在嗎？

陳： 當然希望，所以我一直不斷地撰寫、不斷介紹，但我不會想到回報這個問題。我關注的是能否讓更多人知道，將影響擴大；如果真的有不滿或覺得不舒服，也許就是 出版了一本書而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讀，沒有地方可以寄賣。對於這個情況，我們可以責備、吵鬧，但卻不能改變甚麼，也不能令銷量增加。

梁：這也許亦跟性格有關。

陳：對，也許我就是不喜歡做別的事情。我有一種想法，就是甚麼都不管，繼續做自己的事，終有一天會累積到某一個階段，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了解的。

梁：很少人會像你這樣，一開始寫詩，然後越寫越覺得有希望；一般都是開始的時候充滿年輕人的熱情，然後越做越悲觀，就像那些舊雜誌的前輩們，曾經一腔熱情，但有人會隨着年紀的增長而放棄。到底有甚麼因素令你越來越樂觀？

陳：我倒是沒想過這個問題。

梁：你又不是工作順利，賺很多錢。

陳：對，已經失業一年半了。

梁：那麼你的樂觀從何而來？

陳： 你說得對，我現實的情況是越來越差，但我反而更覺得要堅持下去。可能是想通了吧，像剛才說的是自己的選擇，這樣才是對的；我沒幻想過追求財富，更不會覺得 受到迫害或傷害。這就是我的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生存的價值。另外，在介紹和追尋過往的同時，會覺得那個責任越來越沉重，越來越不希望這些文化傳統 就這麼斷掉，也越來越發掘到更多值得撰寫和介紹的資料，寫不完，也講不完。

梁：你寫詩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歷史的負擔？

陳： 當然有，跟我做的收集和研究也有相通的地方，是某種斷裂的傳統，或被忽視的傳統，但它本身卻擁有豐富的價值，而你亦相信它的價值，你不希望對它置諸不理。 另外，前人寫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一方面想繼承他們的寫法，另一方面，寫詩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可以繼續發掘下去，令新詩繼續傳承下去。

梁文道：再談僧人上街

【am730-觀念】緬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擁有十分完整的「左翼佛教」的社會理論，而且他們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傳佛教大師為哈希禪師的內觀禪修。在中國佛教徒眼中，這是典型的小乘佛學；根據由來已久但卻很粗糙的簡化偏見，又有大乘佛教才會教人普渡眾生，小乘佛教祈求的則是個人的涅槃；為甚麼一群天天靜坐尋求智慧的和尚卻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眾生的名義走上街頭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要理解南傳小乘開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絕對不是一兩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但是我們可以列舉一點來說明。所謂「內觀」，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於對現世涅槃的強調。修習內觀，靜坐冥想，為的不是「積累功德」，然後擺脫下一輩子的輪迴苦業，它的根本目的在於覺悟，且是此世的覺悟，因此參與政治行動的僧侶都很關注此時此刻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禪修不是脫離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他們內觀的材料和對象。

貪念、憤怒與愚昧都是他們應該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礙。假如這些障礙正是來自政府的作為，政治的結構和社會的體制，那麼他們是應該好好地繼續清修，還是設法改變現實呢？很明顯，「激進」的僧侶走上了後面那條道路。

在他們看來，參與社會行動就是一種布施，因為這得耗去個人的精力、時間甚至生命；參與社會行動更是一種修行，因為它是從現實世界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的方法。所以，從靜態的內觀禪法到非暴力的政治遊行之間，實在有一以貫之的邏輯。

介紹這些南傳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揚他們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的廣大多樣，絕非一般媒體呈現出來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權和不和平，卻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我們覺得緬甸僧侶的行徑奇怪，是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少。

梁文道：政治人的年紀

【am730-觀念】看日本、英國和美國幾份大報的社論，他們對於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七大的印象似乎就是「平淡」二字，覺得這場世人矚目的盛會沒有出現甚麼驚天動地的結果。相反地，香港傳媒則注意到了一個重點，那就是胡錦濤在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時特別介紹了「兩位比較年輕的同志」。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確是中國政壇的下一代，兩人都不過五十多歲的年紀，可是大家在這年紀的問題上看到的更是中共高層接替的常規化。正是六十八歲的上限得到了尊重和延續，年富力強的新人才得以登場。這本來應該是國際傳媒應該格外注意的，因為中國政壇曾被人冠以「老人政治」的稱號。如今的安排則充份體現了權隨人在的時代經已過去，未來的中國政治應該會變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規可循，而且更注重權力來自職位而非個人威望的正常原則。

既然如此，為甚麼許多慣用懷疑眼光看中國的外國傳媒仍然不為當前的局面所動？仍然奮於給點掌聲呢？

說到年紀的問題，這可真是當今世界政壇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認同張愛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覺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羅斯總統普京固然年輕到了退任後還要再當國會議員的地步，英國前首相貝里雅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過早退休」之後更是展開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這些領袖級人物的經歷似乎證明了越年輕就越有活力越有創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信任的說法。難怪法國和英國內閣班子裏也不乏四十出頭甚至三十多歲的「小伙子」，而下屆英國首相的熱門人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更是剛到四十。

在這平均壽命拉長，人口漸老化的時代，許多人呼籲延遲退休年限，世界政壇卻出現了年輕化的異像，這是為甚麼呢？再看一下這些國家的政治環境，就會發現其背後的動力可能是年輕選民普遍的政治冷漠。所以許多政黨為了得到青年認同，爭取他們的選票，就紛紛推出了年齡和他們相去不遠的新星，好把他們拉進票站。

其實一個政治人物的能耐與他的年紀實在沒有甚麼必然關係，日本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安倍晉三的短命任期就是個反面示範。年輕確實是賣點，但它不一定就是優點。縱觀這些產生了不少青年領袖的民主國家，它們和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對從政者的年齡往往不設上限，反而只有下限。例如美國，你要到了三十五歲才能競選總統；如果你有辦法贏得人民的信任，甚至可以如傳奇性的參議員特爾曼(Strom Thurmond)那樣一幹幹到一百歲。選戰之中，年齡或許有作用；但在制度的層面，只有民意才是一切。或許這就是許多外國傳媒看不到十七大人事布局「亮點」的原因了。

梁文道：書房不可無書梯（天堂近了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林行止先生不只是擅寫評論的「香江第一健筆」，他更是個愛讀閒書的讀書人。幾年前和他午飯，正好是他要重新裝修房子的時候。他最關心的，自然是藏書的問題。聽林太太說，林先生想造一副爬梯，就像圖書館裏用的那種，既方便在書架的高層取書，又可以在整面書牆前左右滑移。恰巧我剛在書上看到紐約有家專造書梯的「普特南滑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於是立刻介紹給林先生，希望他真能從這家老字號訂到一座優雅實用又牢靠的梯子。我家可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樓底又不高，實在不需要這種專門又氣派的梯子。但慾望就是如此，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想要合適的配襯，接下來就該要個寬敞的衣帽間了。小時候渴盼坐擁書城雖南面王不易的樂趣，真到了家裏頭書滿為患的地步，就開始思慕一架很有圖書館味道的爬梯了。尤其自我知道這個世界上竟有普特南公司這種專造書梯的店子之後，就更是覺得生活裏好像少了點什麼。好在我是那種書迷，就是自己沒有的東西固然想要，若是人家得了也不妒忌，反而替別人高興，覺得自己喜歡的事物有同好欣賞，吾道果然不孤。

這就是我看鍾芳玲《書天堂》的感覺了。鍾芳玲本行和我一樣唸的是哲學，但她比我強的是起碼讀到了博士才半途而廢。照她的自述，那是因為「在寫博士論文時，發現自己喜愛古騰堡更甚於亞里斯多德」，「自此拋棄哲學，投身與書相關的行業」。雖然我知道她是個勤快的作家，做過出版社總編輯；但和大部份讀者一樣，我總以為她真正的職業是逛書店，而且是逛遍全世界的書店。她的第一本書《書店風景》就是份書店閱讀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她怎樣尋幽探秘，然後登堂入室地逐一拜訪歐美的著名書店。到了《書天堂》，她走得更遠，連普特南都去過了。看她的描述和照片，那些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書梯簡直變成了必需品。西塞羅有一句名言：「沒有書籍的房間，就像沒有靈魂的肉體」。鍾芳玲則以為「一個充滿書籍的房間，還必得包括一個普特南打造的書梯，才真正稱得上完美無憾」。說得真好，假如滿屋子的書就是人類文明的靈魂，又怎能沒有一座梯子去測量它的深度呢？這架書梯的作用不是炫耀藏書的數量，也不是為了彰顯書房的氣派，它不是勞斯萊斯車頭上的那隻小飛人；相反地，它是提醒我們的工具，告訴我們天堂總在上方，一面書牆前的書梯就像把過於迷你的尺子，始終無法量度出智慧的無邊極限。唉！你看，我還只是在奢望一把梯子的幻想階段，就已經開始為擁有它而辯解了。好在鍾芳玲也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我目前的書房雖已有一整面書牆，礙於地形之限，書架高度僅二米左右，兩腳一蹬、手一伸，就可觸及書架最上層，根本不需要書梯」。更好的是，書迷都有寬大博厚的胸懷：「在這個夢想成真之前（擁有普特南書梯的夢想），所幸我還是能在一些書店、圖書館中，不時與普特南的書梯相遇」。

梁文道：左翼佛教

【am730-觀念】除了漢傳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實自從推廣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開始，各地的佛教都已經逐步找到了自己政權之間緊張關係的調解辦法了。例如武俠小說裏頭常見的法王，它指的絕非甚麼武功高強的番邦國師，而是以護教傳法為己任的國王本人。原始佛教本來沒有這種概念，它純粹是大乘佛教興起之後，為了適應政治現實才發展出來的說法。直到今日，中南半島一帶的南傳佛教在政治上還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國和緬甸固然以佛教為國教，尤其前者更有備受禮遇尊貴非常的所謂「僧王」。可是就在這塊佛教傳統最穩固，政府對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卻發展出了一種關懷弱勢社群，與社會運動，甚至不惜抗衡當權者的「左翼佛教」。「左翼佛教」乃「Engaged Buddhism」的漢譯，「Engaged Buddhism」一般又被譯作「人間佛教」，以強調佛教入世人間的性格。

可是在中國佛學界裏，「人間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虛大師開啟，當今的星雲法師所推動的那種佛教傳統。這種「人間佛教」或許會教導生意人修心為善，甚至透過靜坐修持來增進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會參與太過對抗性的激進活動。所以復旦大學的劉宇光教授主張把南傳佛教與歐美流行的那種「Engaged Buddhism」譯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傾向截然不同的「人間佛教」做個區別。

早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從對抗殖民地政府開始，南傳的「左翼佛教」就已經發展得很興盛了。著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禪師曾經領導過反戰和平運動，泰國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過牢的反軍政府運動領袖，印度的安培德卡爾則是印度賤民解放運動的旗手，這些著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條不與當權者輕易為善，反而站在受壓迫者那一方的激進道路。就和我們最近看到的緬甸僧侶一樣，他們的表達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且他們採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會政治運動不同，他們強調人心的解放與社會解放一樣重要，要改變社會的不公就不能忘記深藏在人類意識之中的偏見與執著。所以他們雖然也是一種反抗運動，但卻是很有特色的反抗運動。

根據劉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共同特點，那就是認為我們不能再按傳統觀點，把貪、嗔、癡等三毒單純地放在個體層面，因此也不能以為個體的解脫就必然能導致集體的解脫。相反地，在現代世界裏面，「無明」(delusion)已經制度化，成了整個社會一部分。舉凡市場經濟帶來的階級剝削，種族偏見導致的社會隔離甚至屠殺，專制政府的壓迫，甚至工業化引起的環境破壞，都不再是個人修行所能解決的問題，真誠的佛教徒更不能輕忽他們對世間解脫的束縛。

梁文道：害怕人民

【明報-筆陣】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 年10 月23 日）一文中指出： 「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 「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 「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 「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

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 「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驗」。

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 「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 「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

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沙門豈可不敬王者？

【am730-觀念】前一陣子緬甸的僧侶上街遊行，抗議軍政府的獨裁惡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後覺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這麼關心世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出家為僧侶就是要遠離俗世，靜心修行，政治這等骯髒的事情更是連碰都不該碰。和尚要是扯進政治，那就不夠清淨了。這種說法反映了大家對佛教的誤會，以為佛教是徹底出世的一種宗教，最好全部躲在山裏，就算在世間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求解脫，追求心靈上的寧和。如果真是這樣，佛教為何還要搞慈善事業，又為何還要辦學做教育呢？

再說政治，今天香港就有一些僧人當上了政協委員，甚至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成員，這算不算搞政治？中國的佛教全在國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邊呢？為甚麼做政協委員，或者善頌善禱地與高官同場敲鐘賀回歸不是搞政治，而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們都愛說佛教是個講和諧的宗教，最近還有一群高僧大德辦了一場以和諧為主題的大會，與胡錦濤主張和諧社會十分配合，和諧得不得了。

而這和諧二字在很多人看來也的確就是佛教與政治之關係的恰當描述，比起老是喜歡談政治甚至發動遊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與政權的關係要好得多了。－所以我們總是看到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人會拜訪佛寺，甚至參加佛像的開光大典，但卻從未見過他們去教堂參觀。

其實佛教和政府的關係也不是自古就和氣友好的，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偉大的護教者慧遠就曾和東晉的獨裁者桓玄展開過一場著名的辯論。

慧遠主張沙門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侶乃徹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為模式，因此不只不該和世俗的權威沾上邊，甚至見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禮。他甚至認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們供奉起來，因為比起他們帶給俗世的好處，王者的區區供養根本算不了甚麼，正所謂「濡沫」之惡復，焉足語哉。

不過這段維持了數十年的辯論很快就有了結論，因為對向來尊重天子權威的中國人來講，一批不守世俗禮法，不結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納稅服役因此不忠的傢伙實在是不能忍受。現在你竟然還想見了皇帝不下拜？這豈不是目無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權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國好好地生存下去，實在不能不屈服。接下來就有了一千多年的「和諧」。

梁文道：田北俊夠坦白

【am730-觀念】為甚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一定要廢除？我想田北俊近日那番驚人的言論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只因為地鐵公司行政總裁周松崗支持公民黨的陳淑莊參選區議會，田大少就公開放話，聲言自由黨日後在立法會不讓地鐵有舒服日子過。大家都說田北俊放肆張狂，恍如黑道大哥；可是大家卻又想忽略了，到底是怎麼樣的環境氣氛使田北俊膽敢公然「兇」人？全世界的議會都充滿了利益的交易，香港也不例外，只不過這等事通常心照不宣，就算說也不至於如此坦蕩公開，為甚麼田北俊可以視忌諱如無物，理直氣壯地失言呢？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因為香港政圈的利益交換根本已經公開到了一個制度化的地步了。比如說特首選舉，那八百人的選委會是甚麼？那不就擺明了是一個凌駕了全體市民公眾利益的小圈子嗎？立法會功能組別是甚麼？那豈不就是一群專業精英以界別利益的名義平衡和「干擾」民意的機制嗎？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是甚麼？那更是政府換取某些黨派支持的小小禮物。

在過往多年的政治爭議裏頭，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我們總是能看到一些功能界別的議會代表說要照顧各界別業內人士的意見，以他們的取向為自己的指引。請注意，他們不是從全港市民的角度著眼，甚至也不是憑自己的良心與知識判斷某條法例該不該通過，而是以某個行業的利益凌駕一切公共決策的基本原則，而他們竟然還覺得理所當然。

你幫我，我幫你；你俾面我，我俾返面你；你給我甜頭，我一定回報；這種私相授受的精神已經成為香港政制的正式邏輯了。田北俊的表現只不過再次證明了它完全不是「潛規則」而已。

田北俊何許人也？自由黨之首。自由黨是甚麼黨？它乃是全港三大政黨之中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員最少，功能組別議員最多；區議會裏直選議員比例最低，委任議員比例最高的一個黨，一個幾乎全靠政治點心支撐起來的黨。它的黨魁說出這番話，又有甚麼好奇怪的呢？我們不應生氣，反而要慶幸。

最起碼在討論香港雙普選進程的時候，他們還要裝模作樣的說甚麼要「注意香港社會穩定」，要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等看似大公無私的話。

最起碼他們還不敢說政制改革要注意小圈子利益的平衡穩定，要「有利於資本家的發展」。最起碼他們不會說：「普選？咁我仲邊有位企呀」！

梁文道：萊辛「偉大的失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再好的廚師也有失手的時候，作家亦然。只不過好廚師要力求水準穩定，同一道菜你吃兩回可不該有太大的分別；而好作家則被容許犯錯，只要他至少有一部足以挽回他所有聲譽的驚世鉅著就行了。如果你以為凡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出品就必屬佳作，那你也未免太天真了。絕大部份的諾獎得主都有過失敗的作品，只不過那些用來界定他們一生的扛鼎之作實在太耀眼了，遮掩了一切的缺陷與暗角。

有些傳媒形容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爆出冷門」，居然落在八十七歲的多麗斯．萊辛手上。我真不知道他們所謂的「冷門」是什麼意思？按照什麼標準？是賭博公司開出的盤口嗎？沒錯，事先是沒有多少人猜到這個結果，但萊辛的得獎絕對不能稱作爆冷門，這叫「終於」。誰是熱門？村上春樹？假如真讓這個名過其實的紅人得獎，那麼我就不會再相信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眼光了，雖然本來我就很懷疑憑什麼一幫瑞典人就是天下第一流的文學評論家（恕我孤陋寡聞，瑞典今天出過什麼文學批評大家嗎？）

說回萊辛，她可說是近幾年來最實至名歸的諾獎得主之一，在這位教母級作家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當中，單是一本《金色筆記》就不知能夠壓過多少人了。說她是冷門黑馬的人大概根本沒看過這部超越時代的經典，就算看了多半也沒看懂。不過，正如三星級大廚也會生病，萊辛也有她的低潮。

萊辛今年推出的《裂縫》（The Cleft）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她的低潮了。有些論者把它批得一無是處，例如我十分敬佩的科幻小說大師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Le Guin）就認為這本書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解剖學就是命運，性別絕對二分。女人被動、不好奇、膽小，只為生育而存在；沒有男人，他們很難脫離動物般的無知。男人則聰明、有創意、大膽、魯莽、獨立，他們只需要女人去釋放自己的慾望和養育更多的男人」。這簡直完全背叛了萊辛早年在《金色筆記》裏表現出來的複雜思考。即使是最客氣的論者，也說《裂縫》是場「偉大的失敗」，意圖偉大但是下場慘淡。

究竟《裂縫》是本怎麼樣的書呢？簡單地說，這是個寓言，人類起源的寓言。萊辛根據她讀到的科學發現，構想出一群介於人與海象之間的遠古人類，她們全是單性繁殖的母獸，定居在一座島嶼的海岸崖壁之間。這群早的「女人」（如果她們算是人的話）自稱「裂縫」，一方面是因為她們住的地方有一道巨大的裂口和孔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們的生理特徵。這些女人鎮日徜泳在海水之中，以水草和魚類維生；要不就躺在岩石上頭，無所事事。可是她們偶而會生下一些「怪獸」，身上長了「管子」的變種，於是驚慌失措的她們就會把這些怪胎從懸崖推到裂縫裏頭消災解難。後來她們才發現，有些怪獸被巨鷹叨走，活了下來，開始成群地活在內陸的林子裏。人類的歷史就在這兩群人註定的相遇、對抗、謀殺、強姦和各種疑惑之中誕生了……。

這麼類似母神傳說的遠古記憶被保存在一份殘缺的口述檔案裏頭，而整理和研究它們的就是這本小說的述者了，一個尼祿皇帝時代的羅馬老參議員。整本書就在原始檔案的複述和這位參議員的評註之間來回跳動，平行前進。

坦白講，儘管勤瑰恩的批評不甚公允，但她的觀察是正確的。在這個傳說裏面，火的發現，房屋的建造，武器的生產，船筏的使用，幾乎全是長了「管子」的男人的功勞。女人最擅長的，似乎就是投訴男人不關心小孩，和記住所有發生過的瑣碎雜事。何以如此？萊辛沒有解釋，看來果然是「管子」和「裂縫」天然的生理區別，因為全書沒有多少心理描寫。就像有些評論所說的，既然這本書根本沒有什麼角色可言，又怎麼描寫心理呢？然而，角色的存在卻是正常讀者對一部正常小說的應有期待。

我覺得《裂縫》最了不起的地方正正在於它要說的是一個不可能被訴說的故事。請注意，那群女人是真真正正的先民，一開頭他們甚至分不開「我」與「我們」的區別，沒有完整的自我意識，所以連姓名的意義也是可疑的。在這種情況底下，「角色」又該怎麼確立呢？再說時間，另一個小說的必要元素，這群先民卻也不知其為何物。而空間，那些出海探險的勇敢男子竟然鬧不清左右遠近的概念。萊辛用羅馬參議員的聲音不斷反省述這個故事的艱難，因為故事裏的一切全在文明之前，文字之前，時空之前，感情之前。如何用文明時代的概念去理解史前的狀態呢？這群人不知時空，不知自我，不知愛恨，乃絕對的先祖。整部小說要處理的就是這些我們視作當然的事物漸次出現的過程，時間的真正開端。

萊辛的野心確實很大，寫得有點囉嗦，因為她在寫的是故事的源頭，要用一堆歷史開展以後的工具去描述歷史以及這些工具的發生，你怎能不囉嗦？怎能不在恰當文字的選擇面前進退失據？《裂縫》也許是個「偉大的失敗」，但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注意它的偉大，多於它的失敗。

梁文道：美食之都（澳門變身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澳門變了。在街上招的士是一件考驗耐力的旅遊活動，就算有幸遇見空車，你也得做好心理準備，長程還好，短程就得額外收費。酒店越來越高級，餐飲越來越昂貴，如今去一趟澳門已經不比台北或曼谷便宜多少了。

澳門的繁華有目共睹（且先讓我們忘記那些抗議貧富不均的遊行工人）。以往常去的館子，現在大排人龍。那些新開的名店更開始有點紐約的氣派，訂位起碼得提前兩週，而最好的座位則要「看情況安排」（意思是看那天有沒有臨時出現的達官貴人，或者你自己是不是達官貴人）。

在這一切不知是好還是不好的變化裏面，有一點格外搶眼，那就是許多最受注目的新餐廳都不是傳統貨色，而是馳名的舶來品：上海來的新派江浙菜，日本來的天婦羅老店，意大利來的米芝蓮名廚，名單你還可以自己延續下去。然後我又發現，很多人真的會為了這些絕非澳門土產的洋明星豪擲萬金。情況就像去東京幾天也要擠一餐給世界頂級的美式扒房，去紐約試一頓名流最愛的日本菜，去巴黎吃正宗地道的越南河粉。

為甚麼我們到了一個城市不吃它本地的特色，卻要嘗那些別的地方傳過來的東西呢？這就是「美食旅行」的第二階段了。在「美食旅行」的第一階段，旅者的目的是遍嘗聞所未聞的陌生奇珍，到不同的國家征服不同的食制，獲取一些他不曾有過的新體驗。所以他們追求的不止是美味，而且還要正宗，所謂正宗就是當地人也叫好的東西。

然而在這個「美食旅行」的第二階段，旅者要的就只剩下美味了。他不介意在紐約吃一頓法國正宗的小館菜，只要它真的好；他甚至也不介意在北京試一回平常他在香港天天吃的粵菜，只要它果然高。在前一種「美食旅行」裏面，世界是一張五顏六色但國界分明的地圖，每一塊被界限區隔開來的地方都有它獨特的色彩，都代表一種獨特的飲食傳統，值得探險值得追尋。後面這一種「美食旅行」的世界地圖卻被一道又一道的色線平均地填滿了，每一道線就代表一種食制，它不局限在某一個角落；相反地，它跨越全球仿如經緯。這些線交聚集得最繁密的地方，就是所謂的「美食之都」了，一個齊集各國風味，而且盡皆是美好優秀的城市。

新派的「美食旅行家」可以定下目標，他要吃遍世界各地的最佳法國菜，然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之間跳躍，而那些城市的本地特色他只當常是目標之外的餘興小品。

美食之都當然都是城市，只有城市才有聚集各地美食的本錢。尤其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有一批跨越國籍的專業人士、銀行家和企業高層，他們旅行得如此頻繁（乃至於他們不再知道家的意義），他們旅行得如此貧乏（很少離開城市的範圍）。地方特色？他們要不是毫不稀罕就是早已厭倦，他們只想在難得的機會裏好好休息一下享受一番。如果他們常駐某個城市，他們偶爾會去尋找老家的味道（所以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日本人落腳的餐廳）。由於這批人的擴大，由於自身中產階級的口味全球化，如今全球每座大城都會有一兩條像中環Soho和蘭桂坊這樣的街道，你不用走進去就知道裏頭一定有西班tapas，南意大利菜館、日本居酒屋和印度 tandoori。其實，這也是一種飲食的全球化，高級版的麥當勞。

澳門正在從前一代「美食旅行」的目的地邁向新一代的美食之都，就像香港一樣。不過，這也沒甚麼不好。對很多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經常去東京或巴黎，也不可能老是光顧香港本地名店的香港人來講，一個價廉物美的地區級美食之都絕對是個好鄰居。

梁文道：大學生的幼童化

【am730-觀念】十五歲以前，我在台灣唸書，每間中學皆有軍方派來的「教官」駐校，表面上教導學生上軍訓課練練步操打打槍，實則是監視師生，是一種另類的訓導主任。非常搗蛋的我乃教官辦公室的常客，有一回，教官狠狠處罰了我一頓，然後告誡我校規的神聖，他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有四種人是沒有自由的，其中一種就是學生」。另外三種是甚麼已經忘了，大概不是軍人就是罪犯吧。

帶這種學生和罪犯乃同一種人的觀念，我回到香港之後就有點不適應了。尤其當我知道有些大學的校方發公函給學生，抬頭竟然是「X先生」或者「X小姐」，我更驚訝，怎麼同學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過兩年，我才知道原來不少中學的老師也是如此稱呼學生的，他們說這叫英式傳統。自從法國史學大師埃里亞斯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發表那震動一時的兒童概念史以後，學界就漸漸形成了共識，知道兒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觀念都不只生理現象那麼簡單，它們還是一組社會文化的構成。而現代成人與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學校，仍然上學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別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學可以工作的是成人，不應再受校園保護也用不事事聽從父母。

在這樣的分界標準裏，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群體，那就是大學生。你應該當他們是小孩，還是大人呢？最近，著名的南大與浙大都頒布新命令，禁止新生自備電腦返校，據說是避免沉迷網絡遊戲，可笑是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學生的個人電腦全都看成遊戲機；另一方面則是暗示學校緊密監控校內電腦的使用情況，學生全無隱私可言。更嚴重的，是它假設了大學生都是孩子，毫無自律。回想中國百年大學史，那真是一部學生幼童化的漫長過程，以五四時的學生可以上街打軍閥，今天的大學生則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責。大學生這年紀不只可以結婚，更要依法負上完整的刑責，為甚麼一個年輕人能夠為自己的人生大事負責，為作奸犯科負上法律的責任，卻不能為自己遊戲玩得太入迷而負責呢？大學是不是也該替所有學生力爭刑法豁免權呢？

香港的大學教授不時抱怨，內地來的學生樣樣都比香港的學生強，就是性格太依賴，每逢開學介紹選科資訊，家長提的問題比學生還多。再看內地某些重點大學新生入學時家長睡滿一地的盛況，你就更能理解大學生會退化成小學生的原因。古希臘盛行同性戀，男性師生相愛很常見，但當時還是有不少爭論，許多人擔心年輕學生會在師生的尊卑關係裏習慣被動承受，將來成不了積極主動的城邦公民。

這確實是教育的基本問題，你用甚麼態度對待學生，他們就不會成為真正的主人翁。我們如此對待學生，又憑甚麼抱怨如今的年輕人不成熟，又憑甚麼指責那些青年「哨老族」呢？

梁文道：歷史的複雜 （下）

【am730-觀點】上文提到，有些人曾經協助侵華日軍指認出匿藏於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表面看來應是最罪大惡極的漢奸了，但是這種惡行卻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們免遭日軍濫殺的厄運。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為了無辜百姓，還是純粹無恥的自私呢？我們很難判定，因為我們只是看了表面的行為就定了他們的罪，沒有興趣去翻箱倒櫃查檔案深究他們的口供和心理。

或許是外國人的緣故，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還舉了很多實例說明現情況的複雜。比方說歷經屠城之後的南京就有一個典型的漢奸，城裏的洋人稱之為famous Jimmy，這個百姓漢奸在日本人手下負責分配食糧給市民，同時提供一些妓女慰勞日軍。卜正民認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難判斷其行為的好壞。一方面他極力向日軍爭取最大限度的糧食配額，使許多百姓不捱餓；但另一方面這也曲線地強化了日軍佔領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來中國女子供侵略者享樂，但同時這卻也使得日方不再有藉口任意欺凌婦女。

歷史絕不只是一堆事實的積累，它的書寫，它的構成，全賴我們從甚麼角度詮釋，而這個角度的選取就和許多價值觀至政治的立場有關了。大家都知道，中國抗戰至今仍是一塊荊棘滿布的叢林，兩岸曾經各有不同詮釋，連國民黨共產黨誰的功勞大都還是問題。不過兩黨都把抗戰當做政權的「奠基神話」之一，以領導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既然如此，雙方的官方史學就都必須以一套份外分明份外嚴格的標準辨識那混淆灰暗的年代與人物，不容半點含糊。因為歷史教育始終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責任生產一批符合標準的好國民。何謂好國民？典型在；何謂壞國民，漢奸簿上斑斑可數。

又不過這種符合國民教育目標史學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為道理教育不能只是傳授一堆抽象的原則，提供幾個完美的人物典範，還要提供一些複雜的處境，讓學生知道怎樣在現實的環境(尤其是黑白難判的異常難困的處境)下明智地行動，把道德原則應用在實踐的需要之中。多年以來，中國史學界對抗戰的歷史已經推進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沒有進入大眾的意識和教育層面，特別是漢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換上更客觀的目光重新審視他們，不是翻案，也不是單純的學術興趣，也是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別忘了，所謂的是非不分，並不是有些人不知是非為何物，而是他們雖有是非觀念但確不知怎樣實踐在具體的時空當中。漢奸的歷史不就正好說明了這點嗎？

梁文道：丈量世界的慾望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數學王子高斯八歲那一年，老師給他們班上佈置了一道習題，把一到一百的每一個數字全加起來，結果小高斯只用三分鐘就完成了其他人得花上幾個小時才做得了的計算。存心捉弄他們的老師很不可置信地看這個還流鼻涕的小子，覺得他一定使了些什麼詭計。原來高斯只是把一百零一乘以五十，得出了五千零五十的答案，理由是一加一百等於一百零一，二加九十九也等於一百零一，三加九十八還是一百零一，從一到一百的每一對數字如此相加永遠都是一百零一。

大部份人都曾在小學的時候做過這道題目，大部份人也都聽過這個傳奇；但是我敢保證，沒有人會比丹尼爾．凱曼（Daniel Kehlmann）說得更有趣更有味道。在《丈量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這本暢銷全球的小說裏面，他把天才寫得非常立體生動，而天才這種人物是很難寫的，因為他超乎常人，所以一般人往往略過他們最具體最日常的在世感受，粗疏但又集中地處理他們那些不可思議的傳奇故事，恍如神話。可是在丹尼爾．凱曼的筆下，少年高斯的天才卻以種種不適精準地傳達了出來。比如說他從小就發現身邊的人總要在回答一個問題或者反應一件事前頓一頓，他以為這是種習慣和禮貌，所以他也很艱苦地去學習這種停頓，否則別人就會覺得他很不合群了。只是到了後來，他才理解這種停頓其實是一般人的遲鈍，相比於他的遲鈍與正常。

《丈量世界》的另一個主角是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哥倫布第二」，當世界上最有名的探險家之一，發現了數以千計新物種的生物學者，推翻了水成論的地質學宗師。可別把他和他的哥哥威廉．洪堡搞混了，威廉．洪堡是當時普魯士最傑出的外交官，柏林洪堡大學的創辦人，現代研究型大學之父，現代語言哲學的奠基者。亞歷山大．洪堡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的意志力驚人，為了準備遠方的探險，他曾刻苦磨煉自己的耐力，例如把雙手反綁在背後一個星期。在大西洋上遇到海嘯，他叫人把他綁到船首，好對準如牆巨浪用六分儀仔細量度這難得的奇觀。在南美洲登上了仍然活躍的火山口，他請人用一個吊籃把他垂進裏頭觀測。他忍受蚊蟲、鱷魚與瘟疫，找到了亞馬河和奧利諾科河之間的天然運河。他用自己發明的氧氣筒登上了當時已知的最高，五千八百米高的絕壁雪嶺。

十八世紀末的德國，那是個令人神往激動的時代，康德、歌德、席勒、韋伯（物理學家韋伯）全都出現在這本書裏了。那是西方蒙精神達到高的年代，他們相信知識的力量，理性的全能，世界就像一塊未經探勘的荒地，等待科學去發現它最終的秘密。高斯與洪堡正好代表了兩條追尋真理的道路，前者相信演繹，足不出戶，以數學的語言推理出宇宙運行的模式；後者相信歸納，遠遊四方，用實驗和觀察總結出自然隱藏的系統。他們充滿自信，而且高傲。洪堡從法國奔赴西班牙尋求出洋贊助的途中，每遇到一座山都要停下來丈量其高度，他的夥伴很受不了，不明白為什麼要在歐陸花這些功夫，「我們的目的地應該是美洲呀」。洪堡的答案很簡單：「一座山，如果人們對它一無所知，不知道它有多高，這對理性是一種侮辱」。更坦白一點，就是「因為想知道，所以要知道」。

可是我們都曉得，那個時代的遺產幾乎破產了，蒙精神在很多人的眼中就算不是噩夢，至少也是笑話。高斯和洪堡就算沒有經歷如此激烈的反省，也各自在暮年遇上了理性和知識的限度，那個限度以他們衰老的面目浮現。《丈量世界》的高潮不在他們壯年時的功業，在他們的晚年。歐洲兩位最偉大的科學家終於相遇，他們為自己走的道路辯護，他們也都明白殊途同歸，對方就是知己，然後他們都知道自己老了。高斯不再感到其他人的遲鈍，甚至不明白自己剛滿二十歲那一年出版的經典《算學研究》是怎麼寫出來的。洪堡測量西伯利亞荒原上河流的寬度，正要莊重宣佈他的結果，卻發現其他人早就使用了更新的儀器得到更準確的答案；而那些人還是為他鼓掌，他們以看待活傳奇的目光看待他。假如高斯今天還在世，他在我們面前計算他八歲算的那道題，我們大概也會鼓掌，我們的目光就是這種目光。終於，天才和我們都學懂了謙。

洪堡至死都是童身，因為他前半輩子太忙了，為科學犧牲一切。後悔嗎？恐怕不。知識始終是最迷人的誘惑。

梁文道：歷史的複雜（上）

【am730-觀念】汪精衛到底是不是漢奸?這是一個令很多人感到困擾的問題。

大家都很難想像，曾經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謀刺滿清攝政王而入獄，且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好漢子，怎麼就變成了一個與日本議和，成立南京偽政權的大漢奸呢？於是坊間就有許多傳說了，其中一種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這樣的，其實汪精衛是假裝的，他早和蔣介石串通好了，待時機一至，他就會起兵反日。

其實這種美妙的民間故事依然不脫傳統忠奸二分的歷史觀，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像。大家不只希望能夠準確地把汪精衛嵌在一個簡單的範疇裏面，還很希望一個好人能夠由頭忠到尾；既然汪精衛一開始是條好漢，他就應該繼續好下去，這才符合我們既有的世界觀。

但是甚麼叫做好人呢？我們能穩當地判定一個人是真正的愛國志士嗎？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國史權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裏面指出，孤島時期的上海有不少業餘特工，他們平常可能是文員，也可能經營一家小店舖，收入不大好的時候就受僱去施襲暗殺。假如事敗被捕，說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吧。

更常見的或許是李士群和丁默等有名的漢奸，你說他們親日倒不如說他們是想謀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說的「職業革命家」，搞革命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謀生，革命於他們而言不外乎職業。

為甚麼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遊走於國、共和汪偽之間，最後又秘密地替重慶政府辦事呢？這就是因為他們全是職業的特工，誰給活幹就幫誰，處身亂世，但求苟全。加拿大著名的中國史學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暫譯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有些人曾經幫侵華日軍指認出匿藏於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

看來這位該是最罪大惡極的漢奸了，但是這種惡行卻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們免遭日軍濫殺的厄運。 (星期一續)

梁文道：遊客以食為天（澳門變身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澳門變了，香港人對旅遊和飲食的看法也變了。二十年前，我從沒聽過有人去澳門只是為了吃；然後，開始有朋友把家搬去澳門，說那裏的土生葡菜價廉物美，廣東菜傳統地道；今天，有些朋友把家搬了回來，說「澳門變得太鬧了」，同時卻有更多的中產遊客湧去澳門，因為那裏多了許多頂級的日本菜館與意大利餐廳。

二十年前，大部分香港人出門遊玩是要跟團的。例如那些十天七國歐洲地獄團，平均一個國家花去1.42天，每個景點用掉二十五分鐘，其中二十二分鐘拍照，三分鐘排隊上廁所。消費低的，晚上就睡在巴士裏，好省下住宿酒店的費用和時間；至於吃，他們吃過東西嗎？如果你有錢，當然可以報名參加收費比較高的團，酒店住宿的事就不用發愁了；吃，更是能夠保證全程中餐有米氣。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出門在外，遠赴異國，還要堅持天天吃中菜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但當年就是如此，許多人就是吃不慣外國菜，平常不試，放假也不試。對他們而言，旅行的體驗裏是不包括飲食的，身在陌生的國度，吃喝一定要安全、保守和正常。

然後，自助旅遊興起了，新一代的中產都不喜歡跟團，他們覺得被一個導遊用面小旗指揮，一群人戴滑稽的小黃帽鴨子般地挪來舞去是很沒出息的事。他們認為自己不是「遊客」（tourist），而是「旅者（traveller），所以堅決不要陷入「遊客陷阱」（toursit's trap），不去拐騙遊客的土特產免稅店，不去酒店宴會廳改裝成的旅行團專用自助飯堂。他們甚至不要接近那些迎合外國人口味的本地餐廳，他門要和當地人一樣，吃他們自己人吃的館子。

正好過去十多年，全球也興起了「美食旅行」（gastronomy tourism）的熱潮，飲食不再是旅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正常生理活動，更是旅遊經驗裏的主要角色。我有很多朋友會以在那裏用餐為核心來規劃自己的整個行程，他們可以為了一頓飯就犧牲掉不少可遊之處，只因為那些地方「唔就腳」，附近沒有甚麼好吃的地方，我懂，因為時間有限，他們都不想把寶貴的一個晚餐浪費在無聊平庸的廚子身上，免得回來一肚子氣。我懂，因為我也曾是這樣的人。

表面上這種「美食旅行」和「旅者」的自助遊是很相近的，因為二者都強調旅行一定要嘗當地的風味，抗拒麥當勞也抗拒自己的家鄉菜。但是仔細分析，就知道它們還是不同的。背囊式的「旅者」不以美味為目標，他們要的是地道。對他們來講，旅行就像旅行研究先驅麥坎尼爾（Dean MAcCannell）所說的，是為了在陌生的社會裏尋求最「本真」的（avthentic）生活，徹底沉入旅遊目的地的文化當中，過當地人的日子。而飲食正是任何社會任何文化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不和當地人吃一樣的飯喝一樣的水又怎算得上體驗了人家的生活呢？

「美食旅行」不止要正宗，還要美食。如果只求正宗地道，你去東京四天就根本不應該光顧壽司鋪，因為當地百姓絕不會幾天就吃一次壽司。美食旅行者以食為最高律令，他們會在一年前就設法訂好桌子，然後專程前赴Napa Valley尋找French Laundry，或者從巴塞隆拿開車跑到鳥不生蛋的小村鎮朝拜El Bulli。你可別告訴我French Laundry與El Bulli就是當地人平日吃午餐的地方！

二十年前，澳門的非洲雞是賭完錢後的餘興節目。後來不知怎的，大家忽然發現這座小城原來也是「美食之都」，值得為了「船屋」、「里斯本地帶」和「祥記」特地走一趟。

梁文道：陳方安生的作用

【明報-筆陣】陳方安生在泛民主派舉行的「撐遮行動」裏「愚不可及」（蔡子強語）地中途退場，固然使她失分不少，可是與其說這是一次純粹的公關災難，倒不如說它是刻意執行的策略裏頭意外的的技術錯誤。所謂的技術錯誤，就是陳方安生在離開遊行隊伍之後不避行人目光，也不躲記者鏡頭，直接跑去理髮店洗頭。假如她不是如此張揚地走去「恤髮」，而是回家休養，說不定大家就只會說她維持自己的行事習慣，再次沒有走畢遊行全程。但為什麼她參加遊行，卻又不堅持到底呢？這就是個策略的問題了。

打從一開始，陳方安生就很小心地保持自己和泛民主派的距離。雖然參加泛民主派的初選機制，但她從不承認自己是代表泛民主派的候選人；雖然和泛民主派的成員站在一起高呼爭取2012 年普選，但是她又表示還有妥協的餘地。因此問題不是她為什麼要這麼做，而是泛民主派為什麼要推舉她出來？再細看她的競選團隊和傳聞中的幕後推手，那裏頭沒有一向被認為「最有得傾」的馮檢基和劉千石，也沒有號稱「呔針」的鄭經翰，反而盡是和公民黨有關的班底，以及民主態度最硬朗的一批人（例如李柱銘和黎智英）。正是因為有這批人的影子，保守派才會死抓陳方安生不放，覺得她已背離中央，投向「敵營」。可是大家又有沒有想過，一群立場最「激」最堅定的人為什麼會支持一個公開取態溫和，連遊行都不願走到底的人呢？動機的問題不好猜測，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個古怪的組合推演出未來的效果。

首先，大家都可以從近日的消息感到2012 年就實行普選的機會已經愈來愈渺茫了。大家也都知道，香港市民再怎麼渴望普選也好，真正的決定權還是在中央手中。只要中央稍後「批註」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那麼2017 年甚至以後才實施普選的其他方案就會成為最現實的選項了。如果情真的變成這樣，那麼在泛民主派和保守派都不能獨立佔去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席的局面下，雙方僵持的狀態就一定會出現了。

我們都還記得05 年政改方案的命運，當時就是兩方面互不相讓，結果不只保守派再次揹上了拖延民主的惡名，曾蔭權付出了無法拉攏民主派的政治代價，連泛民主派也被人批評，覺得他們堅持07、08 雙普選徒使政制改革原地踏步。可是回看當年政治力量的分佈，其中實有勢所必至的原因。尤其泛民主派山頭林立，黨派眾多，任何一支都不願背上出賣民主的罪責，去和政府協商讓步，於是除了陳偉業等少數幾人，大部分人都只好靠向最硬朗的立場（儘管其中有些人心不甘情不願），譚香文更因此役一度贏得「民主女神」的雅號。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這種「05 模式」實在是三方皆輸，但是有誰能保證它不會歷史重演呢？眼下的難題是，假如政府在中央「批註」之後，提出了一個2012以外的普選方案，不可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席次的泛民主派該當如何因應？如果他們一如既往，堅定地死守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底線，那麼他們將會受到很大的壓力，甚至惹惱一批立場比較溫和的中立選民。如果他們試圖妥協，難道就不怕得罪立場最堅定的一群，說他們出賣民主，使70 多歲的老伯伯看不見普選的那一天嗎？

陳方安生和她的團隊的奇異組合或許就是答案了。我們都曉得，陳方安生可以妥協，而且她從頭開始就表明了這個立場，所以屆時極有機會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她願意讓步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儘管她無法成為真正的「泛民共主」，最起碼指揮不了劉慧卿和社民連等人；但是她和民主黨公民黨這兩大黨的關係倒是很密切的，與05年時表現最勇邁的一批人尤其親近。因此只要她帶頭讓步，向泛民諸子「曉以大義」，其他強硬派「無奈接受」的情形還是很有可能出現的。也就是說不論有意無意，也不管是主動的構想還是客觀的局勢使然，陳方安生都能成為泛民主派陷入政改僵局時的下台階。因為支持她的人本是民主旗幟最鮮明民主資歷最深厚的一群大老，如果陳方安生能夠勸服他們，進而推動泛民主派兩大政黨，那麼其餘少數再怎麼「企硬」也就無損於大局了。

除非屆時出爐的方案十分不濟，政府和中央又不肯退卻半分，否則陳方安生就是泛民主派兩手準備中的「軟手」了，在一個三方面都不想也不敢再拖下去的形勢底下，其關鍵作用不言而喻。如此一來，不僅政府和今日狠批陳方安生的保守派要把她視作游說重點；說不定連中央也要遂其心願，與她重建溝通渠道。要是事成，陳方安生自然會成為香港普選進程上的重要人物，青史留名不在話下。

梁文道：焉能辨我是忠奸

【am730-觀念】《色戒》走紅，連漢奸也重新成了熱門話題。有人說李安與張愛玲豐富了漢奸與愛國志士的形象，還他們人性的本來面目；也有人說這叫做美化漢奸，所以不只本來就很成疑問的張愛玲要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變成新漢奸了。我們中國人學歷史就像小孩看戲，任何人物一出場，首先要問他是忠臣還是奸賊，再無第三條路。這種看待歷史的方法對還是不對？只要把眼光挪向我們此刻身處的現實測試一下。你說馬英九是忠的嗎？他為甚麼也要贊成台灣「重返聯合國」？前英國首相貝里雅尾隨美國人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麼判斷他恢復英國經濟活力的政績？再看看身邊的人，誰忠誰奸誰好誰壞？你自己呢？你能肯定地說自己是甚麼樣的人嗎？

俗話常說，這個世界絕不可能非黑即白，我們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寬容一下自己的貪心和過錯。可是一轉頭，我們竟不能以同等的寬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寬大地對待漢奸，而是要歷史地對待歷史。甚麼叫做「歷史地對待歷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歷史的境況之中，看人的轉變，事件的出現。談論漢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漢奸這個概念放回歷史裏頭，審視其生成與演變。

漢奸之辨並非全然相對，沒有任何客觀的標準。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大部分漢奸在他生前是不會輕易接受漢奸這種稱號的；所謂漢奸，多半是後人的判斷，而後人的判斷則往往依據了不同的標準甚至某些個人的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陸各國也紛紛掀起了肅清通敵者的風潮(「通敵者」一般英譯為Collaborator，他們似乎沒有「德奸」、「法奸」和「荷蘭奸」的概念)。那是個百廢待舉的廢墟年代，廣廈已毀，人才難求。於是在現實的需要下，許多貨正價實的通敵者都一一過關，重回舞台，重操故業，彷彿甚麼事都沒發生過。可是這裏頭也有一些人為求自保，大力檢舉昔時友伴，因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發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顯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戰前極不得意的人，比方說沒甚麼天份的年輕指揮家，這時以愛國者的姿態出擊，狠批幾位造詣非凡的大師曾經出任納粹偽職，主理過一批大牌樂團或者歌劇院。他們的言論舉措很正義，但是心態很陰暗，既然我在事業上爬不過你的頭，我就要在愛國的問題上倒你，取而代之。

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關於通敵者的糊塗賬，西方史學界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實況絕非歷史劇裏那般正邪分明。反觀中國，幾乎所有超越簡化二元對立模式的聲音都成了異議，甚至也成了一種漢奸的雄辯。（上）

梁文道：悲劇照常發生

【am730-觀念】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其實是一部難得的佳作，可惜票房和評語說明它已經被嚴重低估了。它的好，首先好在全片拍的簡直不像是中國，一會兒是天地靈秀的西南小山村，一會兒是西洋風滿溢的校園建築，最後則來了一片黃沙的荒原景象。如果這是中國，也一定是個非典型的中國，是個和絕大部分影像所呈現出來的那個中原相去甚遠的國度。這種角度當然是作者刻意陌生化的結果，姜文想把大家熟悉的中國染上一抹異域風情。

再看它設定的時間背景，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正好是現代中國的運動時期。縱然這是段以赤為尊的日子，但是在很多人的記憶裏，它卻是灰沉暗淡的一組黑白照。《太》就像姜文的處女作，另一部陽字系的佳構《陽光燦爛的日子》，立意在幾成濫調的灰黑慘藍裏展現出不同凡俗的色彩。可是《太》走得更遠，以刁鑽鏡頭設計和流麗影機運動帶出生猛的活力；那飽滿色彩與亮堂堂的光更不只陽光燦爛，甚至是斑爛繽紛了。

假如《陽光燦爛的日子》是想告訴大家即使在很多人不想記起的苦難歲月，也還有一幫人享受著令人暈眩的日光的話，那麼《太》的異色風格又是為了甚麼呢？難道就只是為怪而怪，換上另一具眼鏡看中國？它裏頭的故事如此日常又如此虛幻，日常處不脫男女情愛的糾葛，虛幻處則有一個從未出過場的神秘俄羅斯情人，總之就是和政治沒有多大關係。難道姜文這回為了一反典型的歷史印象，甚至不惜以一個徹底虛構的故事去顛覆那種每寫文革就必定要談大政治的濫調嗎？有些論者就嫌這部電影躲避崇高躲避得過了頭，竟然把長達二十多年的「大時代濃縮成了幾個人的感情挫傷」。可是，就算在江河翻湧的大時代，人也要吃飯拉屎，也要調情說愛；而太陽，也要照常升起的吧。更何況政治無處不在，人無所逃於天地間；沒有那樣獨特的政治背景，姜文和秋生又為甚麼要去開發大西北？姜文又可必下放到農村去勞動呢？

《太》是齣悲劇，它以最不尋常的方法寫出了幾個普通人的悲劇，而那些人的際遇不是抽空無依的，他們坐落在那個特殊的時空之中。《太》的悲，就在它的結尾。房祖名在鐵軌上似錦的繁花叢中誕生，而其他角色則在晝夜的狂歡之後迎上了東升的艷陽，前景無限光明，青春仍有耗不盡的力量。可是觀眾們都知道這是段倒，房祖名長大之後死在槍下，其他人也都嘗遍了人生的苦楚。最燦爛輝煌的希望終有被現實粉碎的一天，再可愛的新生命也有死去的時候；而太陽，無情地照常升起。

梁文道：晦暗的上海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龍應台曾經說過，以前的台灣人都以為香港是塊很危險的地方，尤其旺角到廟街那一段，簡直子彈橫飛，隨時有人橫屍街頭。香港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它之所以給人這種印象，乃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結果。為什麼香港電影那麼迷於槍殺？為什麼我們這群喜歡過小日子的老百姓那麼愛看一個罪惡的黑色香港呢？我有一個胡謅的理論：這大概是種另類的上海情結，香港不只懷念十里洋場的繁華，不只覺得自己的殖民地身份與租界的狀況相去不遠，甚至還很希望這座城市也像昔年的上海一樣，被黑幫大佬和特務警察統治，既有愛國青年的純真也有交際花的妖嬈。我們希望自己也是一個日本人口中的「魔都」，充滿了黑色的魅力。

如果香港其實不算黑，那麼《上海灘》這些流行影像所折射出來的上海會不會也只是個投射出來的幻象呢。去年辭世的美國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證明了，上海果然名不虛傳，確確實實是個充滿了陰謀與暗殺的惡土。晚年的魏斐德對特務和警察特別有興趣，寫過《上海警察》和以戴笠為主角的《間諜王》，而《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則是專講孤島時期恐怖襲擊和罪案的小書，它印證了香港人從電影裏得來的上海形象。魏斐德查找了收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大量材料，以令人生厭的詳細程度記述了從1937年由日軍侵佔上海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間的大量罪案，誇張點說，那可真是無日無之。當年有一個記者如是說：「上海變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往往在星期六發現人行道上有具死屍，到了星期一卻還在那兒」。

這種種亂象是怎麼產生的呢？首先要搞清楚當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孤島時期的上海大致可以分成四大塊，一塊是日本直接管理的地區，一塊是法租界，一塊是各國聯合管理的公共租界，另一塊是偽上海市政府轄下的無主之城瀘西。插手這些地方的勢力則有多達二十個以上的日本特務情治機關（惡名昭彰的憲兵隊只是其中之一），汪偽政府和並不完全受它控制的「魔窟」極司非爾路76號（《色，戒》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就是其主管之一），俗稱「藍衣社」的親重慶組織（背後也是五花八門），公共租界管理機構工部局轄下的警察局，當然還有親延安的地下共產黨。

有這麼混亂的背景，自然就有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的活動空隙，於是本地的小混混和美國來的逃犯就可以一起營造出一個繁榮的非法活動小天堂了。更要命的，是你根本分不出什麼叫做合法什麼叫做非法，因為許多不法的行動其實是正式的機構支持的。例如偽上海市長陳公博雖然誓言打擊賭場，但「七十六號」則在另一面插手黃賭毒，甚至汪偽政權本身就是靠這些收入來維持的，所以才有「蒙地卡羅政權」的稱號。亂世混淆了一切是非黑白，連忠誠也成了一種偽裝。魏斐德對中國人所講的「忠」格外敏感，早在其處理明滅清興的鉅著《洪業》裏頭，他就很細緻地剖析過一批所謂「貳臣」的處境。此時的上海更是一個上佳的忠誠實驗室，有些投向汪偽政權的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有些受重慶指揮的特工會把延安屬下的反共志士出賣給日本當局。最常見的則是一批打散工的暗殺計劃執行者與刺探情報的線人，他們今天為蔣委員長賣命，然後開家小店舖避避風頭。沒錢了再向「七十六號」投誠，供出老同志的資料。等到報復的人找上門，他們就說自己是故意打進敵營，刺探情報。魏斐德認為：「這些小市民（學生、印刷工、店舖學徒、製鏡者、珠寶商、茶室堂倌、店員、零售商等等）的社會身份並不固定，他們租借廉價房，從一家遷至另一家，消磨時間，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動的任務。他們在貧富懸殊的全城遊弋」。說穿了，忠心乃是糊口的藉口。

相比之下，真正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才是最可怕的。有一個叫做「血魂除奸團」的組織，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著名的親日份子，而是所有不顧抗戰繼續歌舞昇平好日子的一般市民。1939年三月一日，他們在四個舞廳外投擲炸彈，且留書警告：「舞友們：當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者的腐氣時，為何還把錢花在化妝品上？清除這種腐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將你們的熱血獻給整個民族。你們在過年時尋歡作樂，那麼我們在今宵的薄禮炸彈，將為你們增添歡娛」。魏斐德認為，後來當日本接管整座城市的時候，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抵抗，就是因為大家都厭倦了，厭倦了永不休止的暴力與無序，也厭倦了沒有人再認真相信的愛國口號。最近我在網上看到香港人全是洋奴的新罪證，「因為你們被殖民統治的時候全都不敢起來反抗，而是馬照跑舞照跳」。我不知道這位網民要是生在香港會不會也弄一個「血魂除奸團」，但是我知道香港人對老上海真的有很深的情意結，與一種隱密的認同。

梁文道：陳方安生的光環與包袱

【明報-筆陣】看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的競選，其實是看兩個政治人物如何處理自己的政治包袱。

早在民主派初選，勞永樂對上陳方安生的時候，政治包袱就已經是個主題了。勞永樂身為前早餐派成員，在平反六四和《基本法》第23 條立法這兩項泛民心目中判分敵我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表現得很猶豫，因此才會被醫學界選民選了下來，代之以旗幟鮮明的郭家麒。他擺脫這份政治包袱的方法就是激烈變身，投向社會政策最左傾、政治形象最街頭的社民連。對於過去種種，他不只表現出深覺今是而昨非大徹大悟的姿態，甚至還把曾經是功能組別議員這個不大光彩的背景說成是深刻的教訓、「失敗帶來的洗禮」。

相比之下，陳方安生就不能如此灑脫決絕了。因為她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府首腦，如果當年的勞永樂是「保皇黨」，那麼她自己根本就曾經是「保皇黨」所要保的那個皇的一部分。一直以來政府犯下的錯誤，或者被反對派質疑的各種政策和路線，她都很難完全擺脫關係。這是陳方安生的包袱。

另一方面，打從陳方安生冠上「香港良心」的稱號之後，大家就說她的頭上有「光環」，然而這頂光環到底是怎麼來的？它又包含了什麼內容？卻一直沒有人說得清楚。如果不先搞清楚這頂光環的神秘，我們就很難理解陳方安生今天要擺脫包袱的難度了。

簡單地講，陳方安生之所以是香港的良心，乃出自回歸前國際傳媒與香港市民的恐共心態。當年沒有人知道七一之後香港到底會不會變得天翻地覆，而香港主流意識最珍惜的價值又會不會被共產黨逐一侵蝕棄。這時有陳方安生誓言要以自己的職位力保香港原貌，自然會博得大家的好感，覺得她就算不能阻止香港的「赤化」，至少也是個標杆式的人物。

接下來的建華八年亂象紛呈，怨聲載道，陳方安生身居政府要津，本來很難把關係撇得乾乾淨淨，可是她和董建華不和的消息時有所聞，最後更提前離職，於是好像「驗證」了她之前的預言，一下子成為不少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既然大家都不喜歡董建華，那麼和董建華對幹的人物自然是大家的好朋友了。

董建華很想做個大有為的領袖，視原有的行政架構與公務員系統為絆腳石，但他不清楚民情，不曉得後回歸時期人心求穩，最好把殖民地年代的一切都延續下來，這當然也包括了香港人心目中高效廉潔的行政架構和公務員隊伍。在實行高官問責制之前，陳方安生是公務員之首，代表了香港殖民地年代的優秀傳統。陳方安生和董建華的矛盾因此成了兩種價值觀的矛盾，陳方安生保守但穩健，董建華大膽而冒進，以當年的氣氛而言，似乎前者才是市民想要的。03 年七．一大遊行固然是近年公民社會崛起的重要坐標，但正如學者羅永生所言，其中瀰漫的「倒董」情緒不多不少也折射了港人懷念殖民「盛世」的保守心態。

因此，香港人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恐懼與疑惑，對公務員的信賴與對老好日子的戀慕，對董建華的厭惡不滿，加起來就構成了陳方安生光環效應的前半部了。至於那後半部，當然就是她近年「忽然民主」的結果。以她的資歷而言，要在短期內轉型為「民主女神」本來也是挺困難的，可是有了前述條件做基礎，問題就不算太大了。畢竟港人對民主普選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董建華刺激起來的，董建華的老對手加入民主陣營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明乎此，我們就能理解陳方安生的光環何以會出現遞減的狀了。其原因不只是她在過去一年來老是光說不練，不肯放下身段，而是更深層的結構轉變。第一，基於種種原因，香港市民的恐共心理在過去數年以來淡化了。根據好幾次民調的結果，中央政府竟然比特區政府更能贏得港人的信任和認受。這顯示出有愈來愈多的市民不以為回歸後出現的各種問題是中共「赤化」的結果，所以陳方安生最初建立在疑共心態上的光環自然就沒有了基礎。

董下曾上，很多傾向保守的市民都覺得這叫做「撥亂反正」，香港總算從商人那裏回歸到了殖民地官僚的手中了。坦白講，曾蔭權的民望恐怕有一大半來自於港人這種保守懷舊的心態。既然董建華走了，那麼作為倒董市民心中標誌的陳方安生又怎能不隨之淡卻呢？既然香港又重新被「AO 黨」掌握住了，那麼陳方安生的優秀公務員形象又怎能再發揮一呼百應的效果呢？

更大的問題是隨香港貧富差距的惡化，保育、環境和城市規劃又成了嶄新的政治戰場之後，反對運動已經不只局限於民主普選這一條，而「泛民主派」也出現了學者孔皓峰所說左翼右翼之分。在這樣的情勢底下，陳方安生豐厚的行政經驗反而弔詭地成了她最大的包袱。

因為這一切本於新價值的批評和反對運動指向的絕不只是董建華的施政錯誤，更是殖民政府當年定下的路向。

陳方安生乃前朝重臣，在彭定康忙於政爭之時，更曾擔起實際管治政府的大任，她實在不能說現在出了問題的保育政策和城規方式和她一點關係都沒有。勞永樂和泛民主派左翼拿最低工資和兩電協議的事不放，正是看中了陳方安生的這個弱點。

儘管不一定能完全抹除香港市民心中的陰影，但葉劉淑儀到底可以大方地為當年推動《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的手段道歉。陳方安生呢？她可以明快承認昔年簽訂兩電協議時有始料未及的地方嗎？她可以公開批評政府忽略基層，阻撓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立法嗎？她不能，因為一來那未必符合她真心相信的價值，二來這些包袱正是她頂上光環的一部分：她是兩朝的政務司長。

陳方安生最大的政治資產正正是她今天難以割捨的負累，所以直到目前為止，她都不能提出一個範圍廣泛的政綱。如果她的政綱建議和政府現時的施政方向相去甚遠，那就等於否定自己的過去，更會招來反對者的質疑，說她前後不一（除非她堅持推倒高官問責制）。如果她的政綱建議和政府原有的舉措分別不大，那麼她和葉劉淑儀的分別在哪裏？和曾蔭權的分別又在哪裏呢？

剩下的一條路，就是堅持民主派最本色的旗幟了，一是平反六四，二是2012 年雙普選。可是在這兩項最關鍵的環節上，她居然都有可以妥協的餘地；前者顯示她仍然不放棄和中央溝通對話的希望（我去年就曾在此說過，得到中央的認同是陳方安生「忽然民主」的最大動力），後者則使得她和葉劉淑儀的差距進一步縮短（連葉劉淑儀也贊成2012 年實行普選）。接下來該怎麼做呢？這不只是在測試陳方安生的光環效應還餘下多少能量（難道四萬般的笑容和臉上的酒渦真的就是其魅力所繫？），更是對她的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