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龍應台曾經說過，以前的台灣人都以為香港是塊很危險的地方，尤其旺角到廟街那一段，簡直子彈橫飛，隨時有人橫屍街頭。香港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它之所以給人這種印象，乃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結果。為什麼香港電影那麼迷於槍殺？為什麼我們這群喜歡過小日子的老百姓那麼愛看一個罪惡的黑色香港呢？我有一個胡謅的理論：這大概是種另類的上海情結，香港不只懷念十里洋場的繁華，不只覺得自己的殖民地身份與租界的狀況相去不遠，甚至還很希望這座城市也像昔年的上海一樣，被黑幫大佬和特務警察統治，既有愛國青年的純真也有交際花的妖嬈。我們希望自己也是一個日本人口中的「魔都」，充滿了黑色的魅力。
如果香港其實不算黑，那麼《上海灘》這些流行影像所折射出來的上海會不會也只是個投射出來的幻象呢。去年辭世的美國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證明了，上海果然名不虛傳，確確實實是個充滿了陰謀與暗殺的惡土。晚年的魏斐德對特務和警察特別有興趣，寫過《上海警察》和以戴笠為主角的《間諜王》，而《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則是專講孤島時期恐怖襲擊和罪案的小書，它印證了香港人從電影裏得來的上海形象。魏斐德查找了收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大量材料，以令人生厭的詳細程度記述了從1937年由日軍侵佔上海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間的大量罪案，誇張點說，那可真是無日無之。當年有一個記者如是說：「上海變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往往在星期六發現人行道上有具死屍，到了星期一卻還在那兒」。
這種種亂象是怎麼產生的呢？首先要搞清楚當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孤島時期的上海大致可以分成四大塊，一塊是日本直接管理的地區，一塊是法租界，一塊是各國聯合管理的公共租界，另一塊是偽上海市政府轄下的無主之城瀘西。插手這些地方的勢力則有多達二十個以上的日本特務情治機關（惡名昭彰的憲兵隊只是其中之一），汪偽政府和並不完全受它控制的「魔窟」極司非爾路76號（《色，戒》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就是其主管之一），俗稱「藍衣社」的親重慶組織（背後也是五花八門），公共租界管理機構工部局轄下的警察局，當然還有親延安的地下共產黨。
有這麼混亂的背景，自然就有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的活動空隙，於是本地的小混混和美國來的逃犯就可以一起營造出一個繁榮的非法活動小天堂了。更要命的，是你根本分不出什麼叫做合法什麼叫做非法，因為許多不法的行動其實是正式的機構支持的。例如偽上海市長陳公博雖然誓言打擊賭場，但「七十六號」則在另一面插手黃賭毒，甚至汪偽政權本身就是靠這些收入來維持的，所以才有「蒙地卡羅政權」的稱號。亂世混淆了一切是非黑白，連忠誠也成了一種偽裝。魏斐德對中國人所講的「忠」格外敏感，早在其處理明滅清興的鉅著《洪業》裏頭，他就很細緻地剖析過一批所謂「貳臣」的處境。此時的上海更是一個上佳的忠誠實驗室，有些投向汪偽政權的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有些受重慶指揮的特工會把延安屬下的反共志士出賣給日本當局。最常見的則是一批打散工的暗殺計劃執行者與刺探情報的線人，他們今天為蔣委員長賣命，然後開家小店舖避避風頭。沒錢了再向「七十六號」投誠，供出老同志的資料。等到報復的人找上門，他們就說自己是故意打進敵營，刺探情報。魏斐德認為：「這些小市民（學生、印刷工、店舖學徒、製鏡者、珠寶商、茶室堂倌、店員、零售商等等）的社會身份並不固定，他們租借廉價房，從一家遷至另一家，消磨時間，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動的任務。他們在貧富懸殊的全城遊弋」。說穿了，忠心乃是糊口的藉口。
相比之下，真正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才是最可怕的。有一個叫做「血魂除奸團」的組織，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著名的親日份子，而是所有不顧抗戰繼續歌舞昇平好日子的一般市民。1939年三月一日，他們在四個舞廳外投擲炸彈，且留書警告：「舞友們：當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者的腐氣時，為何還把錢花在化妝品上？清除這種腐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將你們的熱血獻給整個民族。你們在過年時尋歡作樂，那麼我們在今宵的薄禮炸彈，將為你們增添歡娛」。魏斐德認為，後來當日本接管整座城市的時候，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抵抗，就是因為大家都厭倦了，厭倦了永不休止的暴力與無序，也厭倦了沒有人再認真相信的愛國口號。最近我在網上看到香港人全是洋奴的新罪證，「因為你們被殖民統治的時候全都不敢起來反抗，而是馬照跑舞照跳」。我不知道這位網民要是生在香港會不會也弄一個「血魂除奸團」，但是我知道香港人對老上海真的有很深的情意結，與一種隱密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