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良民考

「香港良民考」是一個在明報連載的評論系列，我希望在這裏總結自己對於主流論述中呈現的一種香港人類型的思考，歸納其他評論家和學者的相關說法，以便於我們在日後呼喚另一種香港人主體性的工作展開。以下文字經過修改，與原載情况略有不同，請大家留意。

一.刁民與良民

拙作〈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刊出之後（《明報》2007 年8 月2 日），幸蒙曾鈺成先生垂注，在亞洲電視的評論節目《你有理講》花了好幾分鐘回應。他先是說： 「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來守住皇后碼頭班後生仔咁有料到喎」，然後對準我說朱凱迪懂波斯文這點，推論「原來要懂波斯文才有資格談保育，那麼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談保育了」。最後，他還加了一個按語： 「既然全港市民會波斯文的人這麼少，那麼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選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過拙作的讀者都知道我的邏輯絕非要先學會波斯文才有關心文物保育的資格，聰明的曾鈺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誤會這點。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貫的幽默手法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理論太過深奧了，所以市民大眾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此市民大眾也就很難同意他們的行動了。本來曾先生意在調侃，我是不應該很不識相地認真回應的，可是他這番言外之意卻又很值得引申探討，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從他的說法開始，研究一個對香港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課題。

執筆之際，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剛剛傳出。在香港「愛國愛港」的陣營裏面，馬先生可說是出類拔萃的英才，他的離去不禁令人替這個陣營的未來擔憂，到底「青年民建聯」培養的接班人現在身在何處？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又有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價值觀，對它有個確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碼頭事件」為例，《文匯報》的周八駿先生也已經看到「政治代溝」的問題了（見《文匯報》07 年8 月8 日），民建聯呢？多年以來，蔡素玉議員從樹木的保護一直關心到海港的規劃，而「嫻姐」陳婉嫻投身九龍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更是少說也有10 年了，為什麼擁有這兩名女將的民建聯不只搶不到近期熱門的「保育」議題主導權，甚至還給人一種反對「保育」的印象呢？何以這兩位議員都曾表態支持「本土行動」捍衛皇后碼頭的主張，最後卻分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上棄權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樣，衷心盼望「愛國愛港」力量的壯大，這時候恐怕就不會把時間花在報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實曾先生還真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有不少市民都覺得「皇后碼頭事件」很無聊。因為這個碼頭既不優美也沒有太過長久的歷史，更何况保存它還會阻礙發展，使得中環的交通更為堵塞。不過，只要稍稍花點工夫看過「本土行動」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該曉得不僅填海修路與保存碼頭沒有衝突，這座不太起眼的建築更是別有一番歷史價值。關於歷史價值這點，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讓大家辯論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樣，覺得對方的說法太過玄奧抽象，脫離了一般大眾的理解範圍。

回顧整個討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保存碼頭的論者與對這個課題不感興趣的市民，其實都沒有認真看過聽過另一邊的論據，所以真正嚴肅的論爭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動」的說法太深奧，還是大家不願意去聽呢？我同意葉秋兄的意見， 「保育」一方的確沒能成功地把論點包裝成容易消化和售賣的信息（見《明報》2007 年8 月3 日論壇版）。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願意去聽另類意見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參與辯論，但卻不願去聆聽和理解對手的論據呢？先撇開複雜的心理因素不談，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守在皇后碼頭的那群年輕人看成了不用理會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這塊地方，大家很習慣地把示威集會的人當作「有破壞沒建設」的搞事分子，動輒批評他們的行為太過激進失去理性。用張健波兄和馬家輝兄的字眼，這種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過來說，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對齟幹，最多偶而寫信投訴的則是「良民」了。比起激動的「刁民」， 「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還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預判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還用得齟聽嗎？所以我們在整場「皇后碼頭事件」裏最常聽見的一句批評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係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麼，但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肯定他們是破壞大局的滋事分子，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曾鈺成先生那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似乎在代表市民大眾中的「良民」說話： 「我都唔明你班人講乜」；同時則在這種代表關係上用言語反過來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這也是我們很常見的論述方式，也就是讓自己先和普羅大眾掛鈎，再把普羅大眾形容為一種既聽不懂深奧大道理，也不願意去聽懂它的普通人。在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我讀得書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斷重複出現在媒體之中。談到文化藝術，固然有一些本身飽讀詩書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奧，啲香港人唔明」奉為金科玉律；至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同樣有很多政客和意見領袖喜歡把香港人說成一種只是關心個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沒興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懷疑這種「良民」是昔日香港社會的主流，但我們也應該小心這種「良民」的形象是怎麼被塑造出來，乃至於被認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了，他沒有正面回應對手的論點，卻把注意力放在怎樣拔高對手的形象，將他們描述成一群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很有趣的是這4 個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貶義詞），然後再自比為普羅百姓的一分子，以便製造「你的道理沒人要聽」的效果。

為了豐富我們對這類「香港良民」的理解，我還可以再引用另一個例子。在各種批評「本土行動」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 「中環舊郵政總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價值嗎？為什麼你們當年不站出來，現在卻要去皇后碼頭搞事呢？」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強調年紀的差別，現在主張保留皇后碼頭的年輕人當年要不是還小，就是根本還沒出生；除非有時光機器，否則你怎樣叫一群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去守衛早已拆卸的郵政總局甚至尖沙嘴火車站呢？

但這個問題更有趣的地方在於提問者似乎不反對保育的重要，他只不過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應該被保留下來罷了。我建議所有抱持這類想法的人都該拿這個問題反問自己：如果利舞台、郵政總局和尖沙嘴火車站那麼美好那麼有價值，為什麼當年我不發聲捍衛它們？為什麼當年我不站出來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當年我們並不看重保育的價值。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在有機會為利舞台的保存做點事的年代都沒有走出來，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聲中消逝遠去。然而這正好也證明了保育確實是個新觀念新價值（起碼對香港的主流社會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標。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問這種問題的人當年就很憐惜舊建築舊空間，為什麼那時候他沒有試著提出過反對的意見？為什麼不願意以行動抗拒當局的行動呢？事實上，這種問題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種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圖改變現實，更不要反對當局的作為。如果政府設有某些上達民意的渠道，儘管它的效用成疑，我們也應該好好配合。如果政府並沒有就著我關心的議題廣開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認命，承受失落。總之我們不能在一切現存的機制以外說太多話，搞太多行動，否則我們就不是「但求搵兩餐晏仔」的小市民了。


二. 小心政治

在最近紮鐵工人的罷工浪潮裏，最常聽見的其中一個評語就是「慎防政治化」了。什麼叫做「政治化」呢？原來只要有工會介入，而恰巧這些工會又是參與選舉的政黨性組織，這就叫做「政治化」了。為什麼我們要小心「政治化」呢？據說是因為工人的訴求一旦和政黨拉上了關係，一旦變得「政治化」，事情就會變得更複雜，更不容易解決了。雖然沒有多少人能夠說得清楚事情為什麼會變得複雜，也沒人能仔細說明它到底如何複雜；可是這種言論我們卻聽得很順耳，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很不喜歡「政治化」的東西。

為什麼誓保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能夠得到這麼多的同情，即使是立場截然相反的政府官員也不得不稱讚他們的熱血呢？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夠「單純」，所謂「單純」指的就是沒有政黨背景。如果這件事的搞手不是一群自動自發的市民，而是政黨或相關組織，它就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關注和同情了，因為它會變得很「政治化」很複雜。

問題是假如紮鐵工人的罷工沒有政黨甚至沒有工會的參與，它就不算是政治了嗎？有些論者建議政黨應該縮手，留出空間讓政府去周旋，難道政府的介入就不是政治嗎？

進而言之，直接讓工人和商界去談判難道不也是一種政治嗎？更準確地說，一個有工會組織工業行動的環境，並不比一個沒有獨立工會去帶頭搞事的地區更「政治化」（例如內地）；它們只是不同的政治罷了。一個容許工會活動的地方與一個不容許工會活動的地方的差異，不在於前者有政治而後者無政治，卻在於兩地政治的不同。政治，總是和利益的界定與分配有關。在一個工會相對自主的地區，有人代表工人的利益，使得權益的分配鬥爭變得比較複雜也比較均衡。在一個壓抑工會發展的地方，工人的利益也連帶地被壓制了，這時它的利益分配遊戲會變得比較簡單但也比較偏頗。

過去10 年以來，有不少商人都嫌香港變得太「政治化」，發展速度快要比不上上海等內地大城市了，最明顯的例子是土地的取得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動輒就有人出來干擾反對，阻礙從前易如反掌的既定程序。可是放眼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有哪一個地方的土地收購程序是像香港這麼簡便的呢？有哪一個地方的政府是像香港這麼傾向商界的呢？就以近年相當受香港小資歡迎的東京六本木山為例，在它的整個重建改造過程裏面，光是與原有住戶磋商談判就花了10 年以上，這是否表示東京的環境很「政治化」呢？反過來看，這些人擔心香港老是議而不決，建設發展的進度恐怕很快要被內地趕上了。難道他們覺得像上海那樣，讓周正毅在陳良宇的庇蔭底下，完全不用理會居民的感受和訴求，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拆遷取地的程序才叫「進步」才不叫「政治化」嗎？

為什麼有工會介入的示威遊行，我們會憂慮它被「政治化」；而沒有工會組織中介，讓個體工人直接暴露在資方權貴面前的安排，我們就不怕這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呢？這裏頭其實有著「政治的雙重禁忌」。

首先，主流香港人一向就視政治為骯髒的穢物，把「政治化」當成一句罵人的粗話，人人退避三舍。最諷刺的是連許多明明自己在從政的人也要警告大家不要過分「政治化」。前特首董建華，更總想給人一種他其實不是搞政治的人的印象，彷彿這才像一個毫無私心的領袖。這是第一重禁忌，先把政治妖魔化，讓大家不願輕易觸碰。

其次，我們習慣把政治圈定在一個很狹小的特定範圍裏面，將很多本來就屬於政治範疇的東西非政治化。比如說工人的示威集會就是一種政治，而工會的參與則使得它更加政治化了；相反地，如果工人坐在房間裏和資方談判，即使有政府的中介主持，那也不算是政治。因為我們很詭異地將政府當成一具行政管理機器，一個服務市民滿足大家需要的中性機構，卻不認為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管治組織。英國殖民當局最成功的其中一項作為就是令大家以為政府是個超然於一切利益之上的仲裁者和管理者，它只負責行政卻與任何政治立場無關。誰要是有心阻撓它的運轉，誰就是在搞政治。這就是政治的第二重禁忌了，將許多政治遊戲的方式與過程命名為行政程序，用「共建繁榮」或「謀求繁榮」一類假大空的詞語來掩蓋既定的利益取向；然後就可以把有異於這一切的干擾因素歸在該譴責的「政治」名下了。

所以當我們警告工人們不要太「政治化」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為他們劃下一道不可踰越的界限。界限以外，就是一個很可怕的領域了，那不是一個正常香港市民該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