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回到公務員主導政黨政治玩完？

【明報-筆陣】曾蔭權上場，真的是一個換了新天新地的新時代嗎？這就要看你是拿哪一個時代來比較了。比起建華七年那種商人主導、公務員輔助，而政黨勢力日漸興起的時日，將來的政局或許就有一番新面目。但如果再往遠一點的時光回溯，我們可能會發現未來竟然是過去。

很多評論都指出，在這回「董下曾上」的變局裏，香港全部黨派都是輸家，誠然。首先，泛民主派就在這一役裏完全暴露了他們這個鬆散聯盟的全部弱點。董建華下台傳聞一出，他們還在忙於四出確認消息，沒有掌握先機地第一時間跑出來搞祝捷大會，把事件定調為「人民聲音的勝利」，接收「勝利成果」。過多兩日，在港人心情由錯愕轉成喜悅、傷感和茫然交錯轉換的時候，他們之中又有人居然由原來倒董的立場轉成為董建華說起好話，進一步喪失了事件的解釋權。更不堪的是，幾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脫離了感知實際民情的能力，用議會動物的本能再次祭出要董建華上立法會交代的老招，徒惹一般市民反感，覺得泛民主派大事幹不成，只會搞些細眉細眼的小動作。無法於第一時間鼓動市民情緒集結力量，現在才去談什麼中央操控、兩年五年，戰略上根本已經無關宏旨。如果沒有強大的民意支持，泛民主派就沒有前途可言。

自由黨商界背景出身，恃的一向是「商人最實際而且懂經濟」的過時迷信，希望憑這種印象奪取中產階級的支持，再加上一點人脈關係得到中央的信任。但是一來所謂的「商人治港」在過去七年已被證實是一種虛幻的神話，一家公司的總裁和一個城市的首腦，幹的到底是兩碼子事。二來近一兩年「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傳聞甚囂塵上，加上不少富商北上告御狀，指出香港政府有傾向某些財團的現象，自由黨濃厚的親商形象怎不能成為包袱？何親商但由專業政治人操辦的政黨和商人親自下場組織的黨是不同的，自由黨的問題就是他們從來沒有轉型成前者。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是第一代沒有參與過解放建國工程的中國領導人，但他的路線卻和容許資本家入黨的江澤民大有不同。從他一掌權就去西柏坡「朝聖」，又先後提出「新三民主義」與「保先運動」等主張看來，中央政府目前走的是更為關注基層百姓的左傾路向。胡溫對資本家從政的看法，又豈會與江澤民一致呢？

最慘重的還要數「親民建聯」和其他「愛國愛港」陣營。民建聯在上個月還摩拳擦掌，吞併了港進聯之後打算大幹一場，放話要挾手中百多席選委會的力量面試第三任特首候選人。怎知董建華要當政協的消息一出，仍有人懵然未醒，不知發生何事。就算是研究一國兩制問題近二十年的邵善波，一直被認為是「有天線」的人，也在上周六《星島日報》的專欄裏自嘆「不明白上上下下在這件事情的決策和過程」。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愛國愛港」陣營就算不是中央在港的分身，也是最能「溝通」中央的人馬，為什麼這回卻顯得手足無措，好像一直被蒙在鼓裏呢？而且登台繼位的居然是「港英餘孽」，英國女王冊封的爵士，這又怎能讓數十年來對北京忠心耿耿，為此慘遇港英壓制的傳統「親中」陣營心服？

而這番董下曾上，親建制力量收不到半點消息的詭異局面，許多人都注意到它的不正常，卻很少深入挖掘它的原因，頂多就說是中央核心決策過程保密功夫到家。但在我看來，這或許是中央對港方針根本轉向的徵象。意思是揚棄過去十多年扶助本地愛國勢力，希望他們成為「港人治港」的主幹這種思路；轉而啟用港英殖民地公務員系統管理香港的方式，由北京直接決定重大政治路線，忠誠的公務員則擬定政策細節並予以執行。如果真是如此，那對「愛國愛港」等親建制陣營的打擊就實在太大了。一般港人，尤其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可能很難明白，對民建聯來說，若有一日他們可以循普選途徑贏得特首的職位，那簡直就是現代中國民主進程上可歌可泣的一頁了。在中國的土地上竟然有一個城市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其情好比上海出了個市長是「民主黨派」的人，而且後頭沒有市委書記。

要真是恢復公務員系統主導治理香港，那麼政黨政治的發展起碼在短期內就得停滯受挫了。中央政府主張新一任特首的任期是兩年，很多人的解讀是要擺平不同勢力，一方面測試曾蔭權的能力與忠誠，另一面則給其他有志之士一個機會。可是這兩年會不會也是一個測試公務員系統治港行不行得通，同時調節各方勢力使他們適應「新時代」的試驗期呢？

我一向不喜歡也不擅長政治預測和陰謀推論，但為了拆解眼前紛亂局勢只有勉為其難。只願這篇文字被證實為錯，否則本地日趨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方興未艾的政黨政治就要面臨巨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