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4日星期六

梁文道:運動與政治的緊張平衡

【明報-筆陣】運動和政治到底有沒有關係?這是隔一段時期就會被挑起的話題,而且似乎永遠沒有結論。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時期。約一個月前在北京結束的亞洲盃中日足球決賽,日本隊勝出之後,引爆的是這幾年來埋藏在中國人心中,且愈益躁狂難止的反日情結。球迷們在日本隊進場時已經開始叫囂;日本國旗升起,伴奏的是壓過日本國歌的地主倒采聲;中國隊敗後,日方人員更要在大批武警公安的護航之下方得全身而退。如今雅典奧運結束,因為破紀錄的32面金牌,國民情緒又來一個大翻轉。「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再次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與此同時,台灣代表們到底該叫做「中國台北」還是「中華台北」的爭論,似乎預示了2008年北京奧運潛伏的不安。那一年似乎不止是中國首次主辦奧運的年份,還是兩岸關係演變的某一個年限。為什麼數十年來有那麼多的有識之士告誡大家「運動就是運動,別跟政治扯上關係」,我們還是會重蹈覆轍,在每一個球場和每一條跑道上看出政治的暗示呢?

構成運動兩支柱

其實,運動和文學、藝術和學術等其他人類活動的領域相似,一方面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有為其自身(foritsownsake)的崇高目的;另一面卻又總是和政治勢力、經濟魔力攪和纏綿,理不清剪不斷。永遠有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呼聲,也永遠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回應;永遠有學術要與市場結合的要求,也永遠有大學應該獨立於市場之外的反駁。兩者之間從來沒有停止爭論,但也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完全壓倒另外一方。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就能夠從歷史中領悟,爭端的雙方其實彼此需要。換句話說,為運動而運動與為國爭光而運動,看似彼此衝突的兩種立場,其實是構成了「運動」這個領域存在的兩根支柱。首先,我們應該理解運動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體力競賽,而是一整套制度。這種制度有它的指導原則,例如「尊重遊戲規則」、「公平競賽」、「友誼第一」、「追求勝利」等等。遵從這些原則,不同類型的運動各自發展出國際化的標準規則和競賽方法。為了落實這些規則和方法,又為了組織各級賽事和籌集有關資源,又產生了「世界足協」和「香港足總」之類的各級架構。最後甚至有了專門的學科去研究運動,有專門的院校去訓練運動員、教練和管理人員。體育制度是現代產物,古希臘人可還沒有這麼複雜的東西。這套體制的實際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的英國公學(PublicSchool)。就是那時候的教育家想透過運動競賽訓練學生的體能和品格,種下了今天運動制度的指導原則。他們希望學生熱愛激烈的競爭,同時不失紳士風度;他們要求學生追求團體的榮譽,但得尊重公平原則和遊戲規則。經過這種教育的學生,將會成為驕傲卻又體現英國法治精神的帝國子民。現代奧運的創始人古柏田男爵(PierredeCoubertin)之所以汲汲於復興奧運,其源頭就是受了英國影響,想把這套體制移植法國,好讓法國子弟能在普法戰爭後的衰敗氣象中重新崛起。他後來推動奧運復興,是在各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殖民帝國間的競爭漸趨白熱的背景下,追求國際友誼及和平的結果。

運動成溫和代用品

可見從一開始,現代運動的出現就背負了國民素質教育和穩定國際局勢的政治使命。但運動又不能完全和政治畫上等號,正如劍擊不可真的鬧出人命,否則它就會失去教育的功能,失去促進友誼的作用。因為運動其實是個溫和的代用品,學生們守規矩的競爭可以消解會釀成暴力衝突的衝動,隱身在和平鴿羽翼下的國際競賽能夠取代真刀真槍的戰爭。因此,運動脫不開政治,但又不能真的成了政治。中國球迷透過一場球賽可以發泄對日本的仇恨,他們種種的不禮貌都要比直接的暴亂要好。不過只要局勢一旦變得很容易擦槍走火,就會有人出來說「讓體育的歸體育,政治的歸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