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美食首在心態（蘇東坡二之二）

【飲食男女】今年初春，與友人遊西湖，行至蘇堤，不禁慨嘆。你看現在中國各大小城市都在搞形象工程，每個地方的官員都想為自己弄一座地標，好流芳百世，結果他們都弄出了些甚麼呢？或許是冠上歐美「新古典主義」大圓頂的三十層高樓，或許是只能遠觀不可近玩的空蕩廣場，又或許是一堆形態拙劣構思陳腐的不銹鋼雕塑。數十年後，假如它們仍然存在，那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留給子孫的見證了。後人由此乃知，史上曾有這麼一個愚蠢而且品味低劣的年代，財大氣粗，耀武揚威。分明是沐猴而冠，卻以為自己文起八代之衰；難道在中國只要是當官的就一定比較有文化？就可以隨意妝點我們的大好河山嗎？

蘇堤和白堤，這大概就是那個年代的「形象工程」了吧。想當初蘇東坡和白居易純粹是為了造福百姓，不意竟留下了萬古稱羨的勝景，大家由衷喜歡這兩座堤，也由衷喜歡這兩位絕代文士。可惜風流總被雨打盡，俱往矣，那樣的地方官那樣的時代。

的確，中國人都愛蘇東坡。他仕途多桀，輾轉去過不少地方，雖然是貶官而至，但每個地方的人都當做是榮幸，搶着和他扯關係。例如東坡肉，人人都曉得這是杭州名菜，其甘腴光是想起來都要流口水；可是我卻曾在湖北嘗過另外一種做法的東坡肉，其特色是沒有那麼甜，而且放了不少冬筍和菠菜。當地人告訴我這才是正宗原版東坡肉，尤其那冬筍的「冬」和菠菜的「菠」，加起來不正好是「東坡」嗎？

這些民間傳說固然不可盡信，其實就連蘇軾自己叫好的東西我也是半信半疑的。比方「玉糝羹」，那是他的兒子子過發明的一道食品，他認為「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知人間絕無此味」；而且還賦詩一首：「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海南金齏膾，輕比東坡玉糝羹」。說得如此厲害，這「玉糝羹」到底是甚麼東西呢？原來就是用山芋和米煮出來的粥罷了！所謂文人大話，莫過於此。雖然我從未嘗過，不敢說它不好，但單憑常理而斷，一碗山芋粥再怎麼美味也不至於去到「色香味奇絕」的地步吧。然而文人之所以能當美食家，除了是能夠把大家吃得到但說不出的滋味寫得淋漓盡致之外，就是靠這怎麼講都講得通的本事。而蘇東坡正是一個典範。

蘇軾當然是位知味食家，可是我懷疑他所稱頌的好東西常常只是他一份好心情的反映。就拿這「玉糝羹」來說吧，當時他身在海南島，貶官已經貶到天涯海角山窮水盡的境地，而且島上沒甚麼肉吃，最多就是老鼠蝦蟆蝙蝠，照理講他應該是很受不了的。然而他還是能夠苦中作樂，就地取材與愛子一起把當地人的主食山芋變成「人間絕無此味」的「玉糝羹」。蘇東坡一輩子去到那裏都能找到美食，並不在於他的食緣太好，而在於他的曠達。有河豚的時候他說河豚好；只剩下豆子了，便用沙瓶煮出「更識人間有真味」的豆粥。這位老饕之祖為我們示範了美食家的真義：不必只求罕見的山珍海味，也不必工藝繁巧的盛宴，只要樂天達觀，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甚麼野菜粗糧都能變成人間至味。所以他那一大批談論美食的文字才能廣受文人歡迎，因為歷史上際遇不好生活潦倒的文人實在太多太多，大家都想學到這種廣闊的胸懷和胃口。

我們廣東人認同蘇東坡，多半是因為他這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做嶺南人」。其實廣東還有另一樣好東西叫他着迷，那便是蠔。試過這海岸美味之後，他特地寫信給弟弟蘇轍，提醒他千萬別讓朝中眾官知道嶺南還有此等天珍，否則他們恐怕要搶着貶謫南遷，到時候生蠔有限分甘者眾，那就大事不妙了。

梁文道：文人（東坡二之一）

【飲食男女】首先我要恭喜同文劉健威兄，今年出版的《港澳米芝蓮》指南裏頭，他有一家餐廳入選特別推介，還有另一家更榮獲一星，很不容易。這讓我想起二年前《米氏指南》剛剛登陸的時候，他好像還批評過這幫外來客不懂本地飲食文化呢。然而最近他卻感到《米氏指南》已經漸漸了解香港實況了，並且發現《米氏指南》的標準常常遭人誤解，頗有替之申冤的意思。開個玩笑，這到底是因為他了解了米芝蓮，所以米芝蓮也終於了解了他呢？還是倒過來，是米芝蓮發現了他，於是他也現了米芝蓮的奧秘？

為甚麼美食家多半是文人？那是因為「文人多大話」，別小看他手上一管禿筆，底下卻能流出五彩異色，怎麼說都好聽，怎麼講都有理；那怕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讀者也還是能夠同情和接受。當然啦，我這可不是在消遣健威兄；恰恰相反，我真覺得他三年前三年後寫過的評語都在理，也真覺得《米氏指南》有長進（更何況健威兄今年在發表感言早已申明利益：他是以星級老闆的身份談米芝蓮）。更要緊的是我其實正想恭維他，因為他讓我想起了蘇東坡。

蘇東坡好吃，人盡皆知。傳說第一個把「饕餮」從負面轉成正面意義的就是他，第一個以「老饕」自稱的也是他，根據是他作了一首《老饕賦》；「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可見這位中華第一美食家的名號是絕不虛傳的。你看「東坡肉」，全世界除了中國，除了蘇軾，恐怕再沒有第二個國家會以一位文豪的名字去命名一道菜了。我們幾時聽說過「歌德香腸」、「沙翁布甸」與「芥川龍之介拉麵」呢？由此乃知中國文化與飲食的關係是何等地情深意重，令人感動。

同樣地，中國文學談到食物的篇章之多，亦是舉世稱冠。吃到一樣好東西，以詩記之；人家請你吃了一塊頓飯，也要以詩記之；甚至將要請人來家裏吃頓飯，還得事先寫首詩介紹自己準備的菜譜。中國文人怎能愛吃到這種地步呢？比方蘇東坡，有一回他得了砂眼，人家告訴他不能吃「膾」（魚料理），結果他寫了一篇文章表達內心的掙扎：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予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痁，汝視物，吾不禁也』。」

簡單地講，他的意思是因為眼疾而戒魚，嘴巴就要很不高興了，覺得蘇東坡偏心眼睛，竟然為了雙目而限制口舌。然在他這番假想的對話裏面，嘴色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那便是日後如果得了瘡疾，嘴巴不能隨便吃東西了，它也不會逼迫眼睛不准看東西。結論自然是蘇東坡可以照樣吃魚。

大家所以喜歡蘇東坡，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他寫了太多這類無聊東西，就連吃不吃魚，都能弄一段眼睛和嘴巴的對話出來，其品性躍然紙上，真摯可愛，十足一個老頑童。

梁文道：道德滑坡（精英與榮譽之三）

【觀念】《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誌》最近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受訪的黨政幹部竟然有45.1％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分明是大家眼中的精英，為何會有弱勢群體的委屈？許多論者已經正確指出中國人人皆弱勢的理由，把它歸結到權力扭曲等種種深層原因。我只想再補充一點，那就是聲望的作用了。誠然，官員幹部、富商白領，乃至於大學教授，他們全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社會精英。可坦白說，今天在中國當一個精英的滋味實在不太好受，只要上網隨便一看，辱罵精英的粗言穢語處處可見。

既然「精英」成了一個罵人的髒話，你說他們願意承認自己是精英嗎？且想像一位官員下鄉探訪，沿路陣仗儀軌很是威風，村民滿臉堆笑甚是恭敬；但他難道不曉得眼前笑臉背後的心思嗎？民間傳說「官無不貪」，這幫人會不會也用這種目光看我呢？「官在人情在」，要是我退了下來，他們還會對我這麼好嗎？白天，人人對我哈腰欠身，局長前處長後；夜裡，論壇上到處都是斥罵官員幹部的壞話。如此精英，豈不弱勢？

新中國原來就有反精英傳統，富人商家固然有走資奸贓的歷史嫌疑，官員幹部理論上更全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所以一套規範精英言行的規條文化，始終不能名正言順地建立起來。明明具有精英的權位和實力，但又不必配上精英的榮譽；這些精英只知以華車美服裝點自己的身份(正如以『精英』為對像的媒體，總是不停兜售更多更貴的物質)，卻不曉得真正讓人尊敬的東西遠在物質之外。

我不是在勸大家別再喝罵精英，更不是要為精英的弱勢尋找歷史根據。恰恰相反，我期望的是精英群體能夠正視己身重責，做回精英該做的事。我們平常看國際新聞，時能見到一些政壇人物因為家屬的負面新聞而黯然下台，或者至少為政途抹上一層暗影。於是有些老爸當官的子女在闖禍後立刻逃遁，生怕別人查出他的底細，連累親人。可是到了中國，這些官二代竟臉不紅氣不喘地主動招出「我爸是李剛」、「我叔是XX」。

再往後退到更基本的層面，中國人向來講究「家教」，即便父母並非精英，子女也該擔憂自己的言行會不會讓人笑話「沒有家教」，不能一時犯錯而侮辱雙親名聲。在「我爸是李剛」這類事件裡，我們看到最典型的「沒有家教」。說到家教，我一直以為，那怕是殺人放火的汪洋大盜，回到家也不致於教孩子致富之道是打劫；那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官，恐怕也還要教子女是非曲直的常道，不欲其見己身之不端。在這樣的社會裡面，縱使治安不靖，縱使人倫敗壞，但那倫理的標準到底還是在的，對錯的區分也還是大家都懂得的；問題只不過在於倫常失效，很多人已經不再拿它當回事而已。我擔心會不會有一天，一個罪犯告訴孩子：「兒呀，好好讀書是沒指望的，想辦法偷騙拐搶才能做到人上人」；一個貪官教誨親兒：「做官最要緊的是陽奉陰違，下手夠狠；好處不拿盡，老大徒傷悲」。要是真有這一天，那便是道德的大滑坡，社會規範的大顛覆了。

面對精英二代的斑斑劣跡，我更關心的問題是，他們究竟是怎麼教出來的。

梁文道：食以詩傳

【飲食男女】台灣文友過港，我請他們上一家外省館子吃飯。老闆出來招呼兼報喜：「今年我們又蟬聯米芝蓮一星了，這是下午公佈的新消息」。大家自然舉杯道賀，一邊替他高興，一邊期待接下來的好菜名莫虛傳。我約略介紹一下來客給他認識，正說到某先生是本地不可多得的好詩人，他的笑容就立刻頓了一頓，似乎想到些甚麼很重要的事情。

這種場面我見多了，因為介紹某人是位詩人實在是很不合時宜的一件事，令人尷尬，不知該如何反應才對。你說他是該裝出一個誇張的表情，大叫「哇！詩人呀！失敬失敬」；還是乾脆笑出聲來呢？詩人？這也算是一種職業嗎？搵幾錢一個月呀？今時今日還帶着個詩人的頭銜行走，豈不活該遭白眼？

如果你是「名人」就不同了。且看這家館子，包房裏放了多少名人留影，別說本港高官富商，就連外地政壇的頭號人物也在所多有。而且老闆剛剛才為我們一一簡介過這批照片的來歷，不只喜形於色地憶述當時情景，同時還爆點小料低語下周還有誰要過來云云。所以，我很合理地預期他會馬上做出我見慣的那種反應。

對不起，我錯了，是我把人家看扁了。沒想到這位老闆接下來說的竟然是：「詩人？太好了，我很愛讀詩的。對了，梁先生，你認識北島嗎？」我非常高興地回道：「認識，認識，怎麼啦，你喜歡他？」。老闆的表情興奮得好像拿了米芝蓮三星一樣：「太好了！太好了！我最崇拜的漢語詩人就是北島，他的詩真是太了不起了。梁先生，你能不能請他過來吃頓飯呢？不，是我請。我一定好好招待！」。經過我再三保證一定會找北島過來之後，他才滿意地離去。

後來大家都說這位老闆真難得，平日親自下廚忙得滿頭大汗，閒暇居然還有興趣讀詩。再談下去，便發現這非但不是奇聞，而且還是理所必然的正常現象。為甚麼？你想想看，中國自古以來最有名的美食家都是些甚麼人？蘇東坡、李漁、袁枚……，這全都是大文豪呀！文人並不天生會吃，可他們會寫。一般人所說的「好有口感」或者「啲味道好豐富」，到了他們筆下便成五彩繽紛曼陀羅；凡是你怎麼形容都形容不了的味道，他們都能調動起一支語言大軍，將它說得天花亂墜繁華似錦。有時候寫出來的文章甚至要比做出來的真菜更叫人垂涎。

已故蘇州作家陸文夫就是一位現代樣板，他會吃會寫，多少人就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方知蘇州菜博大精深，非一個「甜」字可解。在他最有名的中篇小說《美食家》裏便有如此一段：「魚巴肺湯所以出名，那是因為國民黨的元老于右任到木瀆的石家飯店吃了一頓，吃後寫了一首詩，詩中寫道：『老桂開花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魚巴肺湯。』從此石家飯店出了名，魚巴肺湯也有了名氣。有些名菜一半兒是靠怪，一半兒是靠吹」。

說到于右任，我想起「泉章居」門額上那三個大字，幾十年了，大家每次說到「泉章居」都還要提起這三個字乃于右任親筆墨寶。只可惜現代詩人已不作興到處題詩，連吃頓飯都要以詩銘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否則你想像一下，要是北島真的來過這家菜館，真的覺得她菜好，還真的為她賦詩一首，最後北島還真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到時候這家人的米芝蓮也就只不過是錦上添花了，因為後人只會記住她是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寫過的名店。

梁文道：貴族的規條 （精英與榮譽之二）

【觀念】自古以來，各個社會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就以英國為例，去過劍橋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見過他們紀念二戰陣亡校友的碑誌，那裡頭有多少年華正茂的青年呀，本來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其中更不乏父蔭廣被的權貴之後；然而戰火一啟，他們卻要率先參軍，在長空與怒洋間抵抗納粹，終於為國捐軀。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

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重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榮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梁文道：出家人

【牛棚讀書記】可能是電視劇看得太多了，有些朋友打算出家的時候，他們的家人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紛紛追問是不是有甚麼事情想不開，是不是精神上出了甚麼毛病應該看看醫生吧；「何苦」，則是他們最常用的兩個字。他們大概以為想出家的人多半是生意失敗了，婚姻破裂了，家人全部死光光了，然後出家孤守青燈過上比從前更苦的日子，夜夜咀嚼自己那失意的前半生。然而喬達摩教導我們離苦得樂，出家如果不是為了快樂，那就真是何苦要出家了。

真空法師就是一位快樂僧伽的典範，○七年我在一行禪師的禪修營上見到她，七十歲的老婆婆卻一副不知老之將至的架勢，笑咪咪地指導大家一邊唱歌一邊動作，一室人平均年齡四十開外，一下子好像全都回到了幼稚園，如此天真，如此放鬆。今年一行禪師率領梅村僧團六十多人再度訪港，在灣仔平常開演唱會的場地上演講，台下冠蓋雲集萬人聳動，台上是兩排站開的棕袍比丘比丘尼靜靜微笑。追隨一行禪師達五十年之久的真空法師無疑是僧團裏的老輩，但個子矮小的她夾在其他法師中間，樸素內斂，面帶淺笑，竟然一個聽話小學生似的，很不顯眼，卻又神奇地出眾，可愛而慈悲得令人想一把抱住她，和她傾訴甚麼都好。奇怪一個老人怎麼能老得這麼美好？

報紙上都說了，今年參加一行禪師禪修營的名人特別多，其中不乏高官公務員，例如我的朋友劉細良。他後來告訴我，其中一夜他在營房裏隨意翻閱真空法師的自傳《真愛的功課》（禪修營內可以看書嗎？這好像不合規矩吧），一翻就翻到法師至友一枝梅自焚的故事，結果他感動得立刻哭了出來。這位一枝梅可不是香港民間傳奇中的「怪俠一枝梅」，而是四十多年前一位越南女青年，她自焚籲請越戰雙方停火，乃當時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一枝梅出殯那天，送葬行列連五公里都不止。

然而一枝梅並不是彼時唯一自焚的越南佛教徒，大家應該還記得那幀有名的照片，烈焰中一位越南比丘禪坐不動，是越戰中最憾人的影像之一。有些人驚訝這位比丘禪定功夫之深，髮膚俱焚，他卻安然穩當，在場見證更說他臉上猶見一抹笑意。也有些人奇怪出家人怎可如此激進暴烈，自焚難道不算殺生？我讀《真愛的功課》，方知當年越南僧人自焚殉身者在所多有。而這種行動不可以一般報章用語形容為「自焚抗議」，因為他們並不是在對抗誰；相反地，這是出於慈悲，希望感動交戰雙方放下武器，莫再造業及傷及生靈。假如好戰鷹派渴飲鮮血，我且割肉相餵，直至舉身天秤，只求雛雀無恙。

可惜這種捨身精神並不能感動所有人。美國支持的南越政權固然放不過這批佛教徒，喜歡把他們丟進監獄裏去；後來的共產黨照樣把他們投進獄中，甚至更毒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長老。一行禪師的弟子們曾經在燒焦了的戰場上救傷收屍，他們用竹桿舉起一面小小的旗幟，想兩邊的槍管將它當做暫時停火的記認。不過對這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而言，停火只是一種背叛，要求停火的人全都是可疑的叛徒。不管美軍和越共有多大的分歧，在這一點上他們倒是找到了共識。


據說第一個把「 engaged Buddhism」中譯為「左翼佛教」的就是一行禪師，但他在六十年代左翼主導的美國進步圈子裏也不是到處受歡迎的。理由是他主張越戰兩派同時止戰，以蒼生為念。許多最「進步」的美國左翼認為這等於叫越共也不要再打了，而越共要是不打，那豈不等於幫了美軍大忙，所以結論是一行禪師等人乃「親美佛教徒」。沒錯，「進步」份子也主張和平，但這和平是美軍和平撤退，北越卻不妨持續進攻，以社會主義「和平解放」全越南。這讓我想起了四十年後布殊攻打伊拉克時的名言：「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佛法教我們不殺生，佛法教我們放下二元對立的執念，這都不必然是很複雜的教導，但是極右的布殊和當時極左的「進步青年」居然都覺得不殺人是個很難懂的道理。佛教雜誌《 tricycle》最近刊出了一篇回憶文章，追記那年頭一行禪師巡迴美國的往事，文章裏提到禪師曾經很不客氣地質問「美國和平運動為何欠缺慈悲心」，弄得一眾花樣青年很尷尬。是呀，慈悲就是這麼困難。

真空法師的自傳有一筆可堪註腳。話說 1967年，南越政府派人暗殺五位「佛教青年社會服務學院」的同學，唯一倖存者報告，殺手開槍前曾經說過：「對不起，我們要殺死你們」。死去的四人全是法師好友，不少人要求她在喪禮上的輓詞中譴責兇手。法師思忖：「根據佛陀的教導，人不是我們的仇敵。誤解、仇恨、嫉妒和混亂才是我們的仇敵」。於是她在輓詞裏特別感謝殺手說的那句「對不起」，因為這句「對不起」，說明了殺手的無奈，因為「如果他們拒絕了殺人的任務，他們自己就會被殺」。最後，她說：「這就證明了你們不是甘願殺害我們，而是為了自己的安全，迫於無奈的。我希望你們有一天也會參與我們的和平工作」。連殺人犯都要感謝，你說慈悲難不難？

真空法師這番話又讓我想起了她的導師。越戰過後，一行禪師隨即投入救助船民的國際工作。大家曉得，南中國海上有不少海盜，他們會劫掠難民，甚至狠心殺人，事後將屍體統統丟進大海，剩下一艘狼藉空船孤獨飄泊。每回收到這類消息，禪師的夥伴們都會非常傷心。有一次，大伙越說越生氣，其中一人憤恨不平地喊叫：「我要殺了他們！」禪師聽完大家的話，平靜地說：「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是海盜，他們也曾經是可愛的小孩，他們也曾經和你我一樣，一定是環境迫得他們走上這條路。真是可憐啊」。


○七年我第一次聽禪師開示。坦白說，他實在不像一個太會演講的人，語氣平淡，沒有起伏，沒有節奏感，音量也很小，內容尋常得不得了。可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全場千人，不少頭臉，個個見多識廣；但就在那一刻，大家都被震住了，被台上這個身材瘦弱個頭不高的長者震住了。我知道，因為我自己就被徹底震懾了。身為一個靠嘴巴謀生的人，也聽過無數精妙演說，我以為自己懂得一點點說話的藝術，可是我還未曾見過這樣的演講。禪師說的道理實在是太平凡太簡單了，正如「不要殺人」「不要憤怒」一樣簡單。但是為甚麼這些話由他說出來，就變得這麼有道理這麼可信呢？對呀，一加一等於二，太陽總是從東邊出來，這分明都是真理，我怎麼就從來沒想到過呢？當下我便醒悟，關鍵不在這些道理，不在講辭的謀篇用字，也不在講者的腔調和音色，更不在他的相貌身軀，而在這個人本身。到底一個人要做過甚麼，經歷過甚麼，才能變成這樣的人呢？慈悲的力量如此巨大，看似困難，起點卻擺在面前，問題只是你走不走這一步而已。

那些朋友為甚麼想出家？那回親眼目睹奇蹟，我有些明白；做人就該做這樣的人呀。

梁文道：我爸是李剛（精英與榮譽二之一）

【觀念】在「我爸是李剛」那件事剛傳出來的時候，我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很傻很天真，而且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笑我不合時宜不懂事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假如那天晚上，那位在河北大學飛車撞死人的年輕男子一出事之後，馬上下車查看情況，然後說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而是「大家趕快幫忙救人，一切責任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整件事的走向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農村人麻煩」。11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梁文道：處處為家處處客（二之二）

【飲食男女】無論鹹甜，客家擂茶在廣東和台灣起碼還真是一種可以喝的飲料。雖然我不算太好這口，但偶爾嘗嘗也別有風味。於是那回我在馬來西亞，一位開餐館的客家朋友說中午請我「吃」擂茶時，我就已經覺得有點奇怪了。明明是用來喝的東西，她怎麼說「吃」呢？就算把飲茶說成「吃茶」，這茶也不能當午飯呀？結果我看到她取出一盤豆乾、花生和蝦米，典型的鹹擂茶作料；再見她取出一大盤切細成絲狀的清炒雜菜，最後更端出一鍋白中點綠的米飯。然後她說：「吃多少飯自己放吧」。我非常愕然地問：「不是說吃擂茶嗎？」，她點一點頭，答道：「是呀，這就是擂茶呀。啊！對了，我忘了茶，你等一下」。接着她又捧出一大碗綠色的液體，「嗱，茶在這裏，你喜歡倒進飯裏就自己動手好了」。

原來新馬印尼等地的擂茶是這個樣子的，主角是加了斑蘭葉的白飯和各種乾爽的菜豆，那一盤花生豆乾等擂茶料則是用來拌飯添味的，香飯、菜絲和拌料攪混之後自然就是一頓飽餐。至於那缽擂茶，又不過是伴食的飲品，也能倒進飯濕着吃。原來南洋的擂茶不是茶，卻是種食品，原理就跟肉骨茶不是茶一樣。儘管這個新體驗十分震撼，但經過了肉骨茶和「芽菜雞」的教育之後（「芽菜雞」不是用芽菜烹雞，而是一碟芽菜一碟雞的統稱），我已能逐漸適應南洋華人命名食物的特殊方式了。何況這碗擂茶飯還真不爛，清新爽口，菜香鮮甜，忒是熱帶佳品。

如果光看這碗幾近素食的擂茶飯，你怎能猜得出它是客家菜？因為大家心目中的客家菜應該是又油膩又重味的，而油膩厚重據說是客家人樸實單純的性格反映，也是他們勞筋挫體的生理需要。當然，在知道這是道客家人食品之後，你還是可以事後孔明地附會許多道理，說它材料簡單製法容易正是客家人儉樸的風格，又或者說它適應氣候擅用土產是客家人靠山吃山的本色。可是不客氣地講，這全都是廢話；除了現代人利用全球物流技術輸入各地物產之外，自古以來有哪一個社會不是靠山吃山？

從廣東海豐到台灣苗栗，再到大馬古萊，一碗擂茶從鹹變甜，最後更成了米飯，雖然都叫擂茶，可它們的內容和角色都大有不同。這段歷程恰好說明客家食制的複雜多變，根本談不上何謂正統。我們平常總喜歡把一種菜系和一種民族性的傳說聯繫起來，一方面試圖把五花八門的食品統一在一個族群的名號之下，另一方面則力求在那每一道食品中解讀出該民族的特質。所以當香港人在想到東江菜的時候，才總會聯想起甚麼「刻苦耐勞」等一堆所謂的客家民風，然後再把東江菜的「大件夾抵食」視為「刻苦耐勞」的證據。但是就在這碗擂茶飯面前，不只一套具有統一格調的客家菜風格說不通，就連將民族性和食物配對起來的「民族食物詮釋學」也都遇到困難了。

「民族食物詮釋學」是我杜撰的詞彙，它指的就是那種用一個族群的食物去詮釋該族群特質，或者反過來戴上一副有色眼鏡，以一個族群特性的傳說去認識他們一切飲食的敍述。這種敍述通常都是循環論證，怎麼說都說得通；而且它很常見很好用，我們每一個談吃寫食的人都難免說過類似的東西。客家菜正是示範「民族食物詮釋學」的典範，因為客家菜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太過固定，而客家人的性格也似乎人人清楚，於是一說客家菜就非得搬出一連串僵化的詞語不可。

這時候，請吃一碗擂茶飯，它不只顛覆了客家菜走到那裏都一樣的印象，也顛覆了客家菜很濃膩的味覺記憶。就和客家人中也有好逸惡勞的傢伙一樣，客家菜裏也有山家清供的淡逸。

梁文道：人性（下）

【觀念】我也不相信那些站在現場的警察是群異於常人的怪物，那些緊張比賽進程的組織者是個冷漠無情小機器。我相信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能不感到火災之慘烈，也不能不被難屬(死難者家屬)那哭天搶地的哀嚎打動。那麼他們為甚麼還要做出這些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舉動呢？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主動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裡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過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防護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裡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弔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證據，只要上級沒有為他們做出有關區分，只要上級沒有因應不同情況的指令，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甚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指斥。

這就和那些不批准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又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繫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批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那就是大家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值得讚佩；如果他們按章辦事，雖然可怕，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鐘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變得格外地有人性有勇氣。

要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這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

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力。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人性化的判斷空間。

梁文道：創業

【飲食男女】本來我應該接着談客家擂茶，但近日遇到兩件事卻讓我心緒難平，不吐不快，只好暫時先放下客家不管，看看我們香港這個家了。

第一，那天我在報紙上見到某投資銀行高層告誡年青人，勸他們不要滿腦子炒樓炒股，賺快錢絕非王道。趁年少應該投資在自己身上，好好鑽研一門功夫，將來才可以創業自立。

第二，我家附近有個公共屋邨，邨內的菜市場不大，但至少有一行「冬菇亭」，開了四家大牌檔格局的食肆。上個月他們忽然歇業，原址來了幾個工人挖開地面搞工程。最初我以為這只是修整水渠沒多久便會回復原貌。後來聽街坊說起，才曉得原來是租約期滿，「領匯」收回物業，打算打通它們，合四為一，推出個空間密閉裝冷氣的新餐廳，讓人投標再租。

我想不用我多說，大家也都能看出這兩件事之間的聯繫了吧。

我不算那幾家冬菇亭大牌檔的常客，但偶爾也會幫襯一下。比方說「玲姐」當家的茶餐廳，炒河炒米在方圓一里的範圍內也算得是第一了，但更主要的賣點是玲姐她對動物特別友善。每回有人拖狗過來，她都立即端上一碗水給牠們解渴，而且還會分幾塊多士給大家餵狗取樂（當然是在主人批准的前提下）。又如一對夫婦開的麵檔，他們最晚關門，所以有時候空腹夜裏歸家，我會去他們那裏吃碗牛腩河加碟油菜。坦白講，他家東西平常，可是便宜。那丈夫年紀不小了，總是拖着一條不太靈便的腿，滿頭大汗地斬肉下麵。夜空下，我們三人無話，他們忙着幹活，我忙着吃麵，涼風正好消去一身暑熱。

將來這四家小店變成一間有規模的室內餐館，這對夫婦可有重新投標的本錢？玲姐生意一向好，說不定她能取下這個盤，但我肯定那不再會是家歡迎貓狗進來坐坐的鋪子。街坊又說：「唔使審，第日實係俾咗『太刻薄』嗰啲大集團」。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對這個屋邨感興趣，不過這位街坊倒是說出了今日香港人的心思。似乎每有小店結業，大家就會聯想到無良發展商（還有『領匯』）；每當商場大裝修，大家就會預計一間連鎖集團的進駐。這種猜想或者不科學，然而主觀經驗卻現實得很。你看，那怕是蔡瀾點名叫好過的地方，一回頭他也找它不着了。為甚麼？當然是扛不住租金。回想起我小時候，去日本玩可是一件非常昂貴的活動；但今天你卻很容易感到日本的「划算」。尤其吃飯，付出同樣的價錢，東京絕對要比香港吃得好。為甚麼？答案當然還是租金。一個吃頓飯要把六成消費拿去應付租金的地方能夠叫做「美食之都」嗎？

那位勸人創業的銀行家到底有甚麼毛病？在這樣的時局底下有錢不炒股，豈不是叫人送死？每天逛街，我都能寫一篇創業者之死的故事；每天看地產廣告，我都能想像「一脈相連九龍塘」的致富之道。這就是我的香港。

梁文道：人性（二之一）

【觀念】人皆有惻隱之心，所以每當災難發生，縱使受難的不是我或我的親友，我們也難免會感到傷慟，甚至想做點甚麼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同時慰解那些我們並不認識的受難者家屬。這裡頭沒有半點造作，也不含絲毫計算，純係人性而已。那麼，假如有人阻擋我們的表達，或者不願意讓我們公開顯示哀憐，我們可不可以說這叫做沒有「人性」呢？

上海特大火災之後的第七天，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自發走到火災現場，或者獻花，或者默哀。這群可愛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屬，他們只是不忍同胞之殞命，遺屬之悲愴罷了。那天還有一支業餘者組成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他們在現場演奏了一闕舒伯特的《聖母頌》，得到網民一片好評。我注意到有些評論很奇特地讚頌他們「有良心」甚至「有勇氣」，似乎他們幹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既然公開致哀只是人性使然，順著本性而為又怎能叫做「有勇氣」的表現呢？

南方廣州亞運現場，大火發生之後的三十多個小時，中國男籃的美籍主教練鄧華德在一場比賽之後如是說：「在我家鄉上海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對那些在災難中遭到傷害的家庭表示最誠摯的祝福」，然後默默祈禱。媒體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為第一個在亞運賽事中提議為上海火災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國人。同樣地，這回也有網民說要為鄧華德的「良知和勇氣」致敬。

人有惻隱之心，何以把這顆心表現出來的正常行動，卻成了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獻花那一幕，儘管最後場面平和，負責看管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眾相安無事。但那一天開頭卻有部分警員試圖制止市民，而且態度惡劣地喝問他們「是不是家屬」，彷彿不是家屬就沒有公開展現哀思的權利。

「上海城市交響樂團」成員取出樂器的當兒，更有警察命令他們不准奏樂，叫他們把東西收回去。於至廣州亞運，原來鄧華德事前曾向賽事組織者申請全體球員默哀一分鐘，只是遭到拒絕，「有關方面」和那些不想讓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動變成了「有勇氣」的行動。在這兩個相似的例子裡面，主動展現哀傷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試著制止他們的都是掌握權力的人。因此大家很容易就會推出後者「沒有人性」的結論了，甚至進一步把它上升至「擁權者違反人性」的說法。

然而，我並不相信這叫做「沒有人性」，更不相信那些警員和賽事組織背後的權力違逆人性，因為就算不談人性單講政治，這兩件事也分別為上海和亞運帶來了極佳的形象效果，精於此道的掌權者不可能不知道。

梁文道：何必見戴

【牛棚讀書記】能不能這樣說，有一種旅遊文學根本用不著作者真正去旅行，因為早在啟程之前，他就已經想好要寫甚麼了。例如廖偉棠的《衣錦夜行》。

聽起來這像是個侮辱，似乎廖偉棠窮數年之力四處旅行、拍攝和筆記的功夫全都白費了。不，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聖類比，任何一個朝聖者都不可能兩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開始就滿載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動，而是要主動去尋求些甚麼。那些他所尋求所期盼的東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於實際旅程之主要作用僅在於印證。然而，「印證」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淺最實證的意義解之，它還包括了某種更深層的拓展和開發。簡單地講，朝聖的重點永遠不在外界那漫漫黃沙上的足印與滔滔白浪中的布帆，而在於內心真相之漸次敞示；朝聖乃是種建立在肉身經行裏的靈魂旅程。

廖偉棠喜歡《達摩流浪者》，他在自己這部新作中也談到了賈菲和雷蒙那段有名的對話：「最初雷蒙相信『所有生命皆苦』，堅信『世界上除了心以外，一無所有』，但賈菲向雷蒙解釋中國禪師為甚麼把弟子扔到泥裏：『他們只是想讓弟子明白，泥巴比語言更真實罷了。』在一次攀山的危險之後，賈菲又啟示他說：『只有痛苦或愛或危險可以讓他們重新感到這個世界的真實。』他們一味求空，卻是實（他們在大地上的漫遊）把他們對空的思考完成」。故此，旅行依然必要，只不過旅者的用心不是採擷美果探索民情，卻是以道途中揚起的泥塵趨近自己一向思考一向關切著的對象。

廖偉棠並非達摩流浪者般的修行人，更不是朝聖的香客。那麼，他想要的究竟是甚麼呢？

莫非是寫詩的藉口？身為詩人，廖偉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條巴爾加斯．略薩所說的絛蟲，總是不可抑止他寫詩的衝動與才華，所做所為莫不是為了寫詩。所以我們在《衣錦夜行》中最容易辨識得到的特徵，就是一般遊記中十分罕見的大量詩句。他幾乎無時無刻地寫，或許是在搖搖晃晃的長途汽車裏頭，或許是病中發燒偶而醒來乃得句二三；甚或是午夜抵達一座機場，無處可去，於是坐在離境大廳的長椅上憶記適才睡夢中的景象。就算他自己不寫，也要在恰當時機吟誦恰當的詩句。於是他注意到甘南拉卜楞寺附近的一座橋，過橋時自然得想起「一夢繁華覺，打馬入紅塵」。

莫非是拍照？以攝影維生的廖偉棠沿續前作《巴黎無題劇照》的風格，拍下了不同地點的種種遭遇。有趣的是，這些照片正如他的文字，並不太過突出各座城鎮的特性，更不以那些最著名的地標為主題，反而別有一以貫之的格調。回想起來，既然是「劇照」，每幀照片必然要服務於一齣劇碼所設下的基本音調。難怪他這批相片在彰顯材料自身的某個特殊面相之餘，也還總染帶著一種氣息相通的氛圍了。這種氛圍，我以為是懷舊。廖偉棠也曾總結過西爾維婭．阿加辛斯基對攝影的看法：究極而言，攝影確實是種幽靈的藝術。所有被拍下的，皆已不復存在；如果存在，也只是相片中的存在罷了；水上的留痕，林中的回聲。


自Dean MacCannell以降，研究觀光社會學的學者都注意到了旅者的懷舊心態。很奇怪，那些自命為真正旅者，不屑消費型觀光者所為的人們，總是會在一個從未去過的陌生地點感到一股鄉愁，並且不是對自己老家的鄉愁，而是對這座不曾謀面的城市的鄉愁。明明他沒有來過此地，明明他是初次造訪，他怎麼會懷起這個地方的舊呢？我想，至少對廖偉棠來說，他懷的是種前資本主義生活的舊，傳說中那還沒經過商業活動洗禮的本真狀態。故此他理所當然地喜歡越南，因為它太像他兒時的粵西老家。到了烏魯木齊，最多去到二道橋便好，再往裏走就是擠滿遊客的「大巴札」了，那是一座過度迎合中土遊客的主題樂園。因此他還熱戀過數年前的北京，那年頭還沒有奧運，更沒有高聳入雲的摩天酒店；有的是仍未發達仍未長胖的藝術家與詩人，以及未經現代工程規整的原始草莽。

在這種懷抱底下，每至一處，廖偉棠所看到的其實全是自己的心象。這不是說他不懂得欣賞每個地方的新異；就像那些專業旅遊作家一樣，向讀者報告遠方的趣聞，令我們可以單單坐在扶手椅上就能想像天下的模樣。其實他懂，例如那不勒斯，在他筆下便綻放出黃色與黑色混合成的泥花，誠然是彼城應當展現的情緻。只不過，廖偉棠總是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面向，比方台北，他說此城有「清麗的寂寞」。我很懷疑有多少台北人會認同這個判斷；可是沒關係，他自己也說了，箇中淵緣「不足為外人道」。

早在啟程之前，廖偉棠就已經知道他在期待甚麼。然而，這趟旅行仍然是必要的。讀他這批文字的時候，我一直聯想起百年前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出征》。謝閣蘭是法國詩人，通中文，在中國做過翻譯，也曾替漢學大家沙畹考察中國的古蹟文物。他是個怪人，雖懂漢籍，卻刻意望文生意地把一些石碑上的刻字扭曲成奇異的法文詩。當年法國盛行過一陣「異國情調」的美學時尚，謝閣蘭功不可沒。今天要用東方主義和後殖民理論去打倒他那些東方情調實在太過容易，可是粗糙的政治正確批判卻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謝閣蘭的真誠。所謂真誠，我指的是詩人謝閣蘭對想像與真實間的對抗的不懈執著。他的《出征》據說是本中國遊記，但真正談到旅遊經歷的片段卻屈指可數；大部份篇幅，他都苦於心中想像與腳下現實之間的差距，角力與纏扭。

他說：「旅行者的義務我全沒盡到，如果我不對途中風景做一番描繪的話──這種體裁是好寫的。一個練習，一次體育運動而已。」「這次旅行所穿越的，就是中國——亞洲胖墩墩的皇后，一個以四千年實現的真實之國。但是，不要蒙蔽於旅行，不要蒙蔽於這個國度、不要蒙蔽於柳暗花明的每一天。……這裏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在於把我帶到目的地，而是不斷地使爭執爆發出來，這熱而深的懷疑、第二次地、這樣呈現：當你把想像對質於真實，它是會衰退還是會加強？」

假如用這段話去解釋《衣錦夜行》還不夠清楚，那就不妨換個角度，換一句更有趣而且大家更熟悉的話吧：「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梁文道：處處為家處處客（二之一）

【飲食男女】假設你從來沒有吃過客家菜，也從來沒聽說過客家食制是怎麼回事，於是有人特地整治了集客家精華於一席的好菜讓你嘗嘗。這桌菜可不得了，既有下了斑蘭葉的柔佛擂茶飯，也有台灣的桔醬排骨；還有不少本地名店的精心傑作，例如泉章居的正宗鹽焗雞，元朗大榮華的銀蝦蜆肉炒「長遠」。好，大快朵頤之後，就請你回答以下幾個問題：一、這裏的每一道菜可有甚麼共通點？二、如果有的話，那個共通點是不是傳說中客家菜特有的鹹與肥？三、如果你同意鹹重油膩是它們的共通之處，你又吃不吃得它和客家人那股刻苦耐勞、儉樸實在的精神的關係呢？

這其實是我給自己做的一次思想小實驗，目的是要測試長期埋在心中的一個謎題；那個謎便是「何謂客家菜？」。

關於客家菜，香港有一個幾成定論的流行說法，大家都以為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客家菜館最鼎盛的時期，不只開到梗有一間喺左近的地步，而且人人愛去，無論家宴做壽，還是公務應酬，大件夾抵食的客家菜都是最理想的選擇。然而好景不常，香港發咗達，客家菜卻沒有跟着升呢。它依然大件夾抵食，沒有絲毫精緻化的打算；它仍舊鹹香油厚，視健康養生潮流如無物。終於，遍地開花的醉瓊樓如今五根手指數得完，在泉章居請客也不再是件長面子的事了。

沒錯，這是事實。可是我們真能說這是客家菜的衰落嗎？恐怕不能，因為除了這一脈「東江菜」之外，香港還有本土原生的「圍村菜」呢。一般人總在東江菜和客家菜之間畫上等號，可是別忘了在新界許多圍村也是客家人的傳統勢力範圍，他們的日常飲食你根本就無法在東江菜館裏頭見得着，難道這些客家人做的圍村菜不算客家菜嗎？東江客家菜的確是過氣了，但本地圍村的客家風味卻在過去十多年間漸漸崛起；尤其是盆菜，竟然紅到連快餐店都不放過它。目睹這番光景，客家菜已衰一說又該從何談起呢？

當然我們還可以質疑，如果連圍村菜也叫客家菜的話，那是否凡客家人所製皆為客家菜呢？為了讓問題變得更複雜更有趣，且讓我介紹一道不曾在香港東江菜館露過臉的客家菜：擂茶。

嚴格地講，擂茶本來不該算是一種菜，顧名思義，它其實是種茶或者喝茶的辦法才對。最原始最基本的擂茶就是把茶葉丟進一個陶缽裏頭用木棍擂碎，然後倒入開水沖泡，就和今天日本人還在喝的抹茶差不多。原來中國人都愛擂茶，唐宋二代格外風行，後來就全靠客家人保存它了。我小時候在台灣喝的擂茶是甜的，除了茶葉，還混入杏仁、白果、蓮子、糯米和紅棗等不同種類的配料，與其說是茶，還不如說是種飲品。

後來我又發現廣東海陸豐的客家人把它叫做「鹹茶」，因為他們弄的擂茶是鹹的，以炒過的芝麻、花生與大米代替蓮子紅棗，而且還下油和鹽去調味。喝了一口，我就覺得古怪，因為這碗鹹擂茶和我兒時試過的台版擂茶差得太遠了。但是當地人告訴我這才是正宗客家擂茶，而且還說它本名「鹹茶」，傳到後來才因為用棍擂搗的動作太搶眼而改名擂茶。

這還不算，數年之後我就在馬來西亞見識到更加「雷」人的擂茶，它實在和「茶」沒有任何關係。

梁文道：個別事件（二之二）

【觀念】本來愈是具體的東西就愈容易吸引大眾的目光，愈是個別的惡行就愈容易激起百姓的憤怒。為甚麼官方一祭出「個別事件」這四個字，它就好像反而起到了模糊事實轉移民情的效果呢？其實答案並不複雜，因為他們雖然用上了「具體」這兩個字，但與之連繫的一切措辭卻全是抽象的。有沒有發現，每當官方強調一樁惡事是「個別事件」時，他們都不會在這件事的個別細節上著墨太多。

如果是食品出了問題，害得消費者生病，他們絕對不會長篇描述那些受害者所經歷過的苦痛與折磨。如果有人在抵抗強制拆遷時自焚而死，他們更不會反覆強調事發那一刻的慘烈和懼怖。相反地，在把這些事件定性為「個別事件」之後，他們往往就把目光轉向更普遍更宏大的話題，申述原有的食品安全政策是如何地有效，既定的拆遷程序又是如何地合乎人性。也就是說，「個別事件」在官方那裡恰恰是沒有個別性的，他們根本不想知大家糾纏在那些使人悚目驚心的事件上頭；「個別事件」在公關修辭學裡的唯一作用，就是抽空真實的個別事件。它和一般文藝創作的敍述邏輯是不一樣的；對於一部小說或者一套電影來說，「個別」意味著更具體更豐富，因此也變得更加動人的故事；對於政客而言，「個別」卻是抽象和貧血的同義詞。

所以，和一般人以為的相反，「個別事件」這個說法不只是為了防止大家把那些錯誤的個案想像成更大範圍的失敗，不只是為了阻擋輿論將負面的事例上升至更普遍的制度缺失；而且還是為了拆除這些事件的真正個別性。

因為官方或許下意識地明白個別故事的情感效果，他們曉得民眾的怒火往往來自故事的細節。

「個別事件」修辭學一方面是要打斷從個別發展到普遍的聯想，令大家相信一件壞事真的就只是一件壞事，一個壞官真的就只是一個壞官，不多不少。另一方面，它卻又不想大家停留在這件事和這個官員身上，它試圖引導我們發現大局其實是多麼地，整體形勢又是如何地美好。

因此，「個別事件」始終是套意在抽象的措辭策略。對於要看這套策略的官員而言，死了一百萬人固然只是個數字，死了一個人同樣也還是個數字。

有意思的是，我們人人都大概了解這套語言遊戲的真相，通常都不會輕易受到它的迷惑。那麼官方為甚麼還是樂此不疲地「個別事件」來「個別事件」呢？答案一點也不複雜，每當有人說出「個別事件」這四個字時，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要我們閉嘴，既不追溯深層結構，也不追究事件的細節。所以你看，官員們在說完「個別事件」之後，往往還帶上一句「不予置評」。

梁文道：個別事件（二之一）

【觀念】「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則只是個數字」，這是史達林的名言。雖然冷酷，但這句話的確道出了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那就是人類似乎無法掌握太過龐大因而變得太過抽象的災難。就拿戰爭片來說吧，為甚麼一個炸彈炸死了幾十人，觀眾可以無動於衷；但有時候一發冷槍擊斃了一個士兵，我們就覺得有些傷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那幾一個被炸死的人我們不「認識」，而那一個被打死的士兵卻是個我們比較「熟悉」的人。

我們「熟悉」他，是因為之前劇本給過他幾段台詞，導演給過他幾個鏡頭，使我們得以聽過他說話的聲音，見過他與同袍談笑的表情。當他倒向地上的時候，我們清楚看到他傷口湧出的鮮血，甚至看到他臉上一抹驚愕的神色，以及逐漸放大然後終於失去光芒的眼球。換句話說，對於觀眾而言，這人是個有故事的人，他比較像是活人，和我們一樣，於是可以移情他的痛苦，哀憐他的殞落。相較之下，那幾十個在一瞬間被炸死的，就不太能夠喚起我們的同情了，他們只不過是一堆肢體與肉塊；如果說他們是人，那也只是群概念上的人，一種抽象的概念。

所有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哀鴻遍野還及不上一個孤雁廻旋那麼動人。想要誘發觀者的情緒，你就得掌握一套關於具體的修辭學，因為人類不因普遍與抽象的事物而動情。同樣地，政客演講與其大拋數字，還不如說點小故事；與其讓我們知道有幾十萬人活在貧窮線下，還不如細緻地描繪一個貧困家庭的日常生活。

然而近十年來，政壇上卻出現了一股違背這等具體原則的修辭術，那便是把一切負面事件都形容為「個別事件」。導彈打到民居，他們說是個別事件；偷工減料的橋樑倒塌，他們也說是個別事件；貪官私吞巨額公款，他們還說它是個別事件。大眾傳媒和網民愈見是挖掘這些事件的細節，愈是繪聲繪影地描述它們的來龍去脈，官方就愈說它們是「個別事件」。

其用心之良苦，人盡皆知。我們都曉得，這是因他們害怕大家以為這些事件不是偶發的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結構和體制上的缺陷。如果這一切「個別事件」都不那麼個別，這就說明為政者的問題大了。

因此，官方必得傾盡全力挪移社會的視綫，不欲大家深挖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和普遍規律，他們希望我們把這些壞事看成是很具體很個別的小錯誤，猶如白玉之微瑕；又如美人臉上的一顆青春痘，火氣一散，它就會自然消退。

梁文道：克林頓熱狗

【飲食男女】這家館子十分特別，老闆原是文人，卻能整治出一手地道北京家常菜，別說香港，就連今天的北京也很難嘗到這口好味道了。套句俗話，酒香不怕巷子深，雖然僻居商廈樓上，平日也不多宣傳，但知味者還是自動報到，絡驛不絕。來客中有堅持平反六四的老民運，也有內地駐港的共黨官員，而且個個有名有姓，偶爾隔桌相對，倒也相安無事。即便如此，我也沒在這裏見過任何一張名人留影。大概是店家低調有實力，用不着要這等尋常伎倆。

那天友人在此請飯，席間談起京城的名片文化，他說到某個生意人名片狀如風琴共有六摺，一張開不是這協會那單位無聊的虛銜，卻是五幀照片。這五幀相片可厲害了，全是歷屆領導人與名片片主的合影，而且第一幀就是毛澤東。大家聽了都非常驚訝。這怎麼可能？原來那是當年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的照片，照片下方有一行文字，簡說明左起不知第幾位就是這個名片的主人了。更厲害的是最後那一幀，只見主人滿臉堆笑地伸出右手，握住鏡頭外側伸進來的另一隻右手，這張相片的文字說明是：那另外一隻右手屬於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因為有報道說他已經成了舉世最有號召力的食家，只要是他去過的餐廳，生意一定火爆。例如印度德里的一家菜館，數年前被克林頓臨幸過一回，從此之後，每個人進來都指名要吃克林頓那年點過的菜。久而久之，大家乾脆把那一度菜叫做「克林頓套餐」，簡單利落不囉嗦。妙的是這家店從來不拿此事招徠，店中也沒有懸掛任何克林的照片，但連「克林頓去過」的名字還是不逕而走。

克林頓的確是過去二十年來最有魅力的美國總統，在位的時候單憑一根雪茄就霸佔了全球八卦媒體的頭版，下台之後依然風塵僕僕跑遍世界，每至一處皆引來目光無數。比方說柏林一家小館，當日他和隨從還沒出門，聞風而至的媒體就已經把外頭擠得水洩不通了；等到他吃飽後拍拍肚皮走出來的時候，竟有兩千柏林市民鼓掌歡送！

許多餐廳都拿政治明星當廣告，為甚麼只有克林頓才能引起真正的風潮呢？《國際先驅論壇報》甚至認為他的號召力已經比得上米芝蓮三星了。有人說那是因為他真的愛吃，也有人說那是他格外親切隨和；還有人說他選的全是不擺架子的平民食肆，所以人人都能不費力氣不花大錢就嘗到「御膳」滋味，何樂不為。

但事實是他根本從不親自挑選吃飯的地方，所以那些他去過的館子也不能說明他真正的口味。有個在街上賣熱狗的只是恰好看見他路過，就對着他大喊：「克林頓先生！你一定要嘗嘗我們家的熱狗！」而他還真的笑咪咪地走過來拍了張吃熱狗的照片。不用說，這檔熱狗攤自此也成了「名店」，是遊客必須一遊的景點。

說了半天克林頓，我真正想說的是那個和歷屆領導人拍過照的傢伙；很有可能，他的右手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是根熱狗。所有那些在牆上排滿了政治人物玉照的「名店」，在某個意義上也很可能是賣熱狗的。

梁文道看梁文道

梁文道近兩三年開始學佛，觀照內在，學習放下我執。執念是尋求超脫最大的緊箍咒，早在學佛以前他就自許，只想當文化史上一個注腳似的人物，重要但無名。

這幾年一直陸續有機會跟梁文道見面做訪問，從來不擔心問題拋出去沒有回應。他像百科全書一樣，涉獵廣泛，政經文教無不關心，更重要的是他不吝分享看法，條理清晰，按字逐句打出來即成文章。

一個人的身分原來可以那麼多重，梁文道很難用短短的簡介來介紹。他是評論人、文化人、媒體人、專欄作家……談書本、戲劇、音樂，也談社會運動、環保、愛滋病等課題，人稱“文化百足”。他關心兩岸三地文化發展，衣著打扮多是黑白搭配，是以又被稱為“文化教父”。

近年來，他在中國得到高度關注，書本狂銷，演講之處全都擠滿人，有文化人稱之為“梁文道現象”，香港作家馬家輝就曾自創“梁文道-lisation”（梁文道化）一詞。更有人說2009年是“梁文道關注年”，媒體的鎂光燈、人們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

梁文道17歲開始寫專欄，2003年起與鳳凰衛視簽約，做《鏘鏘三人行》節目而廣為人知。2009年在中國推出《常識》、《噪音太多》、《我執》、《讀者》四本書，大受歡迎。最高峰時期，他同時寫11個專欄，主持4檔電視節目，天天都可以見得到梁文道。

梁文道逼視梁文道

“我被人過度信任，被人過度需要，我無能為力，我該怎麼辦？”

寫了20多年，雖然他不是一夕爆紅，但所有變化都在10年內發生。10年前他過的是典型香港文化人的窮日子，書買不起，在家吃泡麵度日。從一篇訪問中看到，他有一陣子實在不知道寫什麼賺錢好，於是寫了幾回連載小說，標題叫做《鹹濕黃飛鴻》。

然而，現在的梁文道變成文化界的明星，連帶身邊的人對待他的方式也不一樣，招待的規格不同，對他的期待也不同。梁文道坦言，自己一開始非常不適應，自己學佛可能跟這事情也有點關係。“我覺得媒體人想要對社會有影響，出名好像是要付出的代價。”

因為寫作，同時又上電視台做節目，人們覺得他很熟悉，也很立體。名氣的後果就是人們對他的過度想像。“如果你只出鏡，不寫東西，或是你只寫東西，不出鏡的話還好，但我兩樣都做的時候，他就覺得對你的了解很立體，非常了解梁文道這個人。人們會有很多的投射，會覺得應該要對你有很多想法。或許很愛，或許很恨，或許很喜歡，或許很討厭。”

但他們所想像的人不是梁文道本人。

人生導師的困惑

名氣帶來的壓力，還不僅止於此。他在中國碰到很多年輕人，將他當成人生導師一樣，經常寫長長的電郵給他，請教問題。“我看得出他真的有很大的問題，需要別人幫忙。但是問題是我每天收到過百封電子郵件，我不可能去很詳細認真地用同等的態度來對待他。這會讓我不只覺得失禮，而且覺得辜負了這麼一個年輕人。”

此外，中國很多無助的老百姓會把媒體人當作上訪的對象，甚至將他們當成是政府，祈求得到他的幫助。例如請求幫忙取回強拆掉房子的那塊地，或是幫某個死去丈夫的人爭取更多的賠償。

梁文道面對這些成名帶來的壓力不無苦惱。“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好無能為力，我被人過度信任，被人過度需要，我無能為力，我該怎麼辦？我怎麼樣可以既真誠地對待他們，同時又不要傷害他們。我覺得非常難過。”

他也很不喜歡成為VIP之後所受到不同規格的待遇，別人對他特別客氣，去任何地方都有後門可以進出，讓他覺得很不舒服。“相反平常人家認得你，跟你聊天，我覺得反而還好。雖然偶爾常常有侵犯私隱的。”

梁文道舉例，某次他在香港搭地鐵，碰到幾個中國遊客將他認了出來，用手機近距離拍他，並且一面錄音說：我現在看到梁文道……“就好像我不存在，好像我是佈景一樣。”他回想那場景，自己也覺得好笑。

梁文道說自己近來虔心學佛，可能跟上面所說的問題有關。他接觸佛學，一下子就著迷，還皈依三寶。學佛引領他解決自己內在的困境，從佛法尋找安身立命的安慰。他雖然很忙，一天看多份報紙，處理超過百封電子郵件，仍到馬來西亞短期出家。

人不能脫離社會

學佛似乎是為超脫而準備，但另一方面，梁文道仍很關心種種社會問題，因為他認為關心世界是基本責任，人不能脫離外界獨立於世，更不可能純粹觀照內心，斷絕外界往來。

“一個好的修行，就是那怕我在關注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是我內心延伸的一部分，也是修行的對象。如果你覺得修行一定要隔離世界才能修行好的話，這種狀況不容易得到，很多人也許等一輩子都等不到這個機會，因為到時候他總會說：我現在很忙，等我退休吧。退休的時候說我想看孫子，看孫子的時候說等我孫子大吧。等到你覺得可以躲起來觀照內心的時候，你就已經要死了。”

他在8月來馬演講“佛教與知識分子”時說，越來越多年輕佛教徒投入關心社會課題的行列中，甚至包括參加遊行表達心聲。因此，關心社會和佛學並無衝突，過去佛教雖然講的是人間佛法，但是總給人感覺是安靜的，遠離大眾，刻意迴避政治問題和敏感問題，現在則已經轉變了。

梁文道誠心修行，也關心社會問題，希望社會更好，他最希望自己能擁有能感覺別人感覺的能力。“比如說跟別人坐在一起的時候，不是要知道別人的想法，而是要知道他的情緒，他到底是快樂，還是猶疑、憤怒。我希望知道別人的情緒的能力。”

梁文道期許梁文道

“做一個在文化史上注腳般，要花一點功夫你才會看到的人。”

梁文道從不吝嗇分享自己的看法，現在成了明星一樣的文化人，但他卻不眷戀。學佛固然讓他的想法更超脫，但早在他學佛以前，最初寫評論，跟香港藝術圈、文化圈的人打交道的時候，他就希望自己是文化史上注腳般的人物。

“讀藝術史、文化史，你會注意到有一種人很奇怪，你會在著作的注看到某一行很小的注腳上看到他們，這個人其實很重要，當年做了什麼事，幫助了誰怎麼樣怎麼樣，但是你會很奇怪這個人怎麼我沒聽過。”

這些人或許幫助了很多人成名，或許他在當編輯的時候，讓許多作家有地盤可以發表文章，進而為人所認識。但現在大家都不記得這個曾經那麼重要的人的名字了，因為他本身寫評論，卻不集結成書，沒有什麼作品，因此很快就被遺忘。“如果沒有他，當年那些事情那些人就不會出現。像以前明朝一些出版家，沒有他們的話我們現在大部分書籍是看不見的。”

哪天當他離開的時候， 他並不希望誰會記得他，就只想當一個注腳，重要且無名。“我想做這種人，在文化史上注腳般，要花一點功夫你才會看到的人。”

梁文道開解梁文道

被誤解是常態

梁文道經常到處演講，8月份來馬其中一場演講，談的是頗具深度的“食物哲學的貧困”，很多人以為他談的是食物，但其實他談的是“食物哲學”。碰到哲學，有的人聽懂了，有的人則誤解了，梁文道經常面對類似的情況，見怪不怪。

在媒體上發表言論，被誤解似乎是常態。“那怕我寫文章力求清晰，但是仍然是會被誤解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任何做溝通的人、做媒體的人，都該把被誤解當成一個必然會出現的狀況來接受。你不把這個當預設的話，你會每天都受委屈的，你會很痛苦，你會很難過，你心裡面會有很多的怨恨。但是我覺得應該把它當成正常的前提。”

碰到有人誤解他談話的內容，如果當面對話，他會繼續解說。一如他面對所有記者的訪問，問題拋出來一定會有答案。如果不是面對面，那就視情況而定。 “寫作寫出來有人回應，如果我發現那個回應他是純粹誤解我，我就不會自己澄清，我不覺得這是太有價值的做法，我就不回應，因為我沒有那麼必要讓他搞清楚我是什麼意思，說不定我誤解了他。可是如果誤解我參與討論下去的話，本身會變成很有趣的討論，或者很有意義的話，這種情況我會回應。網上那些留言我幾乎從來不回應，因為我對網絡世界其實是越來越有距離感的，我不大管。”

梁文道克制梁文道

“大家的想法是趨同的，這是我討厭面子書的理由。”

梁文道向來不吃麥當勞，不穿Nike鞋，他曾說那是道德的選擇，但他仍然會寫有關麥當勞的文章，以飲食文化談論麥當勞。現在可能還要增加不加入微博、面子書、推特等網路新平台。他甚至不去回應網上的留言。

他曾在《我們都是標題黨》一文中寫道：“我只用一個推特戶口，而且荒廢良久（雖然新浪等網站主動幫我開了戶，還自動創造了幾則留言），是因為我不想那麼快速地說話，那麼迅捷地反應。但是我發現很多人都能適應這種節奏與密度，並且總有話要說，從早到晚地說。漸漸地，有些人掌握到了規律，用寫標題的方式來寫微博，語不驚人誓不罷休，這樣便能吸引更多的粉絲，拉高自己的‘被關注度’，終於成了一把十五分鐘的名。”但是他很懷疑這樣的被關注與成名有何意義。

部落格他倒覺得還好，至少是一個公開的空間，誰要來看都可以，面子書則不是，它是一個小圈子的活動，你必須先成為圈子內的一分子，才能發表言論。但卻又讓人有種錯覺，製造出自己在公共空間發表言論的假像。

“面子書一定要先做我的朋友，推特一定要先追隨我，你才看得到我，所以這是一個圈子。習慣在這種圈子發表意見的人，他們久而久之會以為自己是在做一個公開、公共的討論。比如我在香港或大陸，都認識很多玩面子書或是開心網、同學網那種網站朋友。他們總會覺得他們自己寫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可是外面的人怎麼看不到呢？”

同聲同氣的論調

梁文道說最可怕的是同一個群組的人，本身都擁有差不多想法，這群人彼此互相回應，會產生一種同聲同氣的論調。“比如說今天我批評某個東西很混帳，你 like，他也like。他看到我這樣寫，自己寫一個更激進的，你很like，他也很like。你發現我們都寫那麼激進的，你寫一個更激進的。最初先是說這個人很可疑，最後罵他是一個王八蛋、王八蛋孫子，就會越搞越激進。大家的想法是趨同的，這是我討厭面子書的理由。”

至於推特則是太短太快，玩多了會讓人產生時間的幻覺。“我發現我很多做媒體的朋友，玩推特之後時間感會變化。玩推特之前，我們做媒體的人新聞以日為單位，昨天有什麼新聞，前天的新聞我們已經會覺得有點舊了。玩推特的人玩慣了之後，會覺得上午的新聞，他開始感覺到是上禮拜的新聞。上午的新聞如果你的追隨者夠多，一下子就被淹沒了，一下子就幾百條訊息，你就再也看不到，再也不會關注了。另外，你在推特上問問題，反應是即時的，看到有人這麼寫，即時給一個反應他。你會覺得你不反應，你好像不存在一樣。”

少了思考的距離

這種即時反應沒有經過沉澱，少了思考的距離感跟空間感，想法很難完整形塑。“平常我們寫作是有時間跟空間，去把這個東西停一下、靜一下、過濾一下、沉澱一下，再去整理自己的想法，但推特取消了這個距離感跟空間。”

他覺得這些新媒體的溝通方式，逐漸演變成一個讓人成名的地方，例如許多名人在微博上努力搶更多的支持者，而某些業者也用盡方法告訴你哪些名人值得被關注，人的名氣就是這麼堆疊出來。

“那些名人為了維持自己的名氣跟被關注，總是要寫一些很駭人的句子，比如：我昨天發現我也長了女性性器官。這種句子很可怕。大家覺得‘哇，好厲害’，一下子被關注度很高。這整件事情都讓我覺得很變態，我不想去介入跟參與。”

梁文道：看湯看到飽

【飲食男女】小時候卡通看得不少，使我曾經以為歐洲人的正餐就是湯加麵包。例如海迪，幾乎每回遇上吃飯的場面，都能見到她坐在大木桌前一手拿着湯匙舀湯，另一手抓着塊看起來像石頭般硬的麵包。不只是她，片子裏每一個大人都吃這兩樣東西，沒有菜沒有肉，無人例外。還不只是人，連那頭身形碩大的聖班納狗也是趴在地上喝湯。聽起來很寒酸，可是這個畫面卻是如此地溫馨飽足。中歐的山地，外頭是寒風嗖嗖偶爾夾帶冰雪，裏頭則是一壁爐火烘得整間木屋明亮和暖。而那些黃澄澄的湯冒着煙，樣子很像金寶忌廉粟米湯，並且浮着一些不知名的塊狀物。

童年口味單純，我愛喝金寶湯，所以當年還很羨慕海迪的好伙食。等到上了大學，我才懂得同情那些山地農民的遭遇，簡直是太慘了，居然連狗也要拿湯當狗糧。為甚麼我會在大學階段才忽然想起那些兒時看過的動畫場面，而且感慨箇中人物的不幸呢？那是因為我窮，有錢在手也捨不得花，往往一天吃兩頓，還時常煮開一罐罐頭湯就當做是一餐。每當捧着大碗一勺勺地喝湯，我就會想起那條聖班納，想起牠的模樣是那麼地無精打采那麼地無奈。為甚麼我當年就算有錢也不敢花呢？省着點買煙買酒買書呀！要不你以為文人是怎麼煉出來的呢？

話說回來，喝湯還真能把人喝飽，尤其是洋人的湯，廉價的忌廉雞湯也好，正宗的 goulash也好，全都豐厚濃稠，一碗下肚頂得了好幾小時。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的芭芭拉．勞斯（ Barbara J. Rolls）教授曾經針對這個題目做實驗，結果相當出人意表。首先，她找來三組受試人員，請他們吃一樣的頭盤一樣的主菜，分別只在一杯 356cc的水。第一組人的食物沒有這杯水，第三組人則獲得這杯水佐餐，有趣的是第二組。勞斯教授把第二組人的那杯水倒在他們頭盤的烤米餅上頭，攪混成一碗濃湯。然後她發現沒水喝的第一組和有水喝的第三組最後的食量都差不多，惟獨喝「湯」的第二組人在吃主菜時剩下了四分之一。這個實驗證明了喝湯果然比較容易飽，但卻無法說明原因何在。如果說是水的作用，那為甚麼攝取了同等分量清水的第三組人會比第二組人吃得多呢？他們裝進肚裏的水應該一樣地多呀。身為國際級的食慾研究專家，勞斯教授也解釋不了這個現象，她只好把原因歸在視覺上；意思是湯的體積要比不摻水的烤米餅大，一看就給人飽的感覺。

所以別說喝了，湯這種東西你光看都能看飽。沒錯，假如你現在再放一遍海迪和聖班納喝湯的片段給我看，今天晚上我大概就不用吃晚飯了。

梁文道：貓眼深淵（距離二之二）

【牛棚讀書記】在我不知道怎樣把貓和我的故事說下去的時候，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開始呢喃了，而且一說就是十小時，這篇講稿後來成書，英譯書名《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我姑且把它譯做《動物，故我在》。

他從一次非常典型的遭遇說起；那天他洗完澡，赤身露體地從浴室走出來，迎面就看見他家的貓端坐地上，抬頭注視着他。是的，他說是「注視」，那隻貓睜着大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滿身水氣的裸體哲學家。然後德希達覺得羞愧萬分，迅速抓起一條浴巾圍住自己的下身。再過一會兒，他又生起另一股羞愧，那就是為了自己的羞愧而羞愧。意思是為甚麼他要害怕在一頭貓前裸露呢？莫非他把貓當成人看了？他憑甚麼把貓當做是人，恥於在牠面前現出自己的下體？拿毛巾遮掩下體這個動作可以算是對他人的基本尊重，但對一頭貓而言，以對待人的方式對待牠又算得上是一種尊重嗎？如果我們不應以待人之道待貓，那甚麼才是貓的方式？怎樣做才叫做尊重貓？在人與動物的關係之間，「尊重」這個概念有甚麼意思？它裏頭會不會也埋藏了過重的人類色彩？

簡單地說，就在德希達與那頭貓四目交投的那一刻，哲學開始了。

動物深不可測，就算小吉和我住了十多年，我也還是搞不清楚這段關係的意義。有人說，我不應該用「養」去形容與貓的交往，因為它貶低了貓的地位，貓可不能當做寵物。甚至連「牠」這個字也不能用，因為「牠」同樣是種小看了貓的稱謂。可是，你若真把牠當人，你又怎能侵犯牠的私隱，時時觀看牠如廁的肅穆表情；你又怎能不顧牠的意願，隨手撫摸牠的柔順毛髮？

小吉之深，首先在於牠的眼睛。我無數次地與之對視，並且以我的方式理解它傳達的信息，或者將它看成是種吻前的親暱，或者將它理解為不滿的抗議；然後我反應，用自己的鼻子輕輕點觸牠濕涼的鼻尖，又或許挪開身子不敢再在門縫邊偷眼望她。由於眼神的交會，我和牠產生了種種互動，就像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一樣。然而，我仍然擺脫不了一股疑惑的情緒，因為我實在無法肯定那些眼神的意義，甚至不能百分百地確定貓之「眼神」的存在。我怎麼知道貓眼的背後是甚麼？我如何可以確認牠正在用眼睛和我交流？那雙眼如此巨大，在牠的臉面上佔據了好大一塊的比例；它們漆黑如深淵，吾人就算縱身一躍，亦不知何日見底。巴泰伊（ Georges Bataille）好像說過：動物在我眼前展佈了一道熟悉的深淵。


動物之眼令人着迷，自從伯格（ John Berger）那篇經典的《動物之凝視》以來，不知有多少哲人在這一點上下過功夫；卻都不得究竟，不能徹底跳出人的範疇。即使德希達那十小時的演說亦不例外，你看，他想的是：「我時常反問自己，你瞧，我是誰呢？例如在沉默之中，為貓之凝視所捕捉的那一刻，那個因赤裸而感到尷尬的我到底是誰？」念及動物，便想到我是誰，此乃哲學傳統不可擺脫的慣性。

自古以來，我們定義人的方式便離不開動物，比方說「人是言語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使用雙手的動物」……。動物是哲學瞭解人類的背景，重點在於找出一種人類獨有而動物皆無的特點，然後拉開彼此的距離。換句話講，每當我們使用「人是 X的動物」這類表述去定義人類的時候，我們關心的其實都只是這句話裏的「 X」，而非動物。雖然「人是 X的動物」好像承認了人類首先是種動物，但它的真正旨趣卻是要否定人類的動物身份。所以我們總是在那些「 X」上頭大發議論，理性如何如何，言語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至於那個被「 X」隔開的動物，我們則沒有太多的話可說，我們只能沉默。

難怪德希達要旗幟鮮明地宣告：「我是動物故我在」。因為在那林林總總的「 X」之前，我首先是個動物。面對小吉，面對那雙黑暗深邃的眼睛，我如臨深淵；我和牠的一切「交往」，一切「互動」，莫不都是我以為的交往與互動。我稱牠為「牠」，似乎那具軀體之中有一位格；我對牠說話的時候以第二人稱喚牠為「你」，彷彿眼前真有一個能夠與我相互理解相互呼應的主體；這，豈又不是我一廂情願的投射？陷入這般思考，我們難免就要回頭追索「互動」、「交往」與「對談」的意義，難免就要追到「位格」和「主體」的問題，歷經艱困，然後終於發現「我是誰」才是我最有資格探討的課題。

熟悉的動物是親近的深淵，我每日徘徊在一道懸崖邊上，朝向未知的他者，既不知「牠」是甚麼，也不再能確定「我」是甚麼，此乃存在的臨界。那一雙沉靜的黑眼，我看着它，想念它，終於相忘江湖。

梁文道：強姦與強拆（更新3）

【隨筆／觀念】以下是一名強姦犯人的告白：

「強姦並非我等所願，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人類繁殖成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每回交配都要考慮對方的意願，事後還要付出大量賠償費用的話；想想看，這得花去多少時間，又得浪費多少資源呀。而為了實施人類發展戰略，強姦更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

「強姦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

「當大家都在對強姦現象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姦行為的受益者。要不是我們的雄性先祖當年用強，掄起大棒就敲暈了雌性同類，然後把她們拖回山洞；人類今天還能繁衍出今日這番恒河沙數的局面嗎？我們中國還能如此人多勢眾好辦事嗎？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姦就沒有現代人類，沒有現代人類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姦就沒有『新中國』？」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噁心，馬上就想衝進廁所大吐一場；也許會感到怒火攻心，忍不住罵出幾句髒話。為甚麼我們看了這段告白之後會如此憤怒如此難受，理由恐怕還不只是因為那個犯人的強詞奪理荒謬思維，而在於一種更簡單更根本的直覺。那種直覺告訴我們，強姦是種萬萬不可接受萬萬不得辯解的罪行。「強姦」這兩個字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充滿了非常負面的價值意蘊，正如「強搶」和「強盜」一樣，我們一見就無法再不動心不動情地客觀冷待。

換句話說，以上那番告白刺痛人的地方在於那位犯人居然毫不遮掩地使用「強姦」這個詞彙。理論上，他大可以發明一個比較好聽或者至少比較陌生因而也比較能夠唬人的術語，例如「非雙方同意的交配行為」，或者「未經對方認可的主動性行為」。但他沒有；他就是這麼左一個「強姦」右一個「強姦」地寫下了這篇駭人聽聞的自白。它讓我們震驚的是，這個作者似乎喪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直覺，完全沒有想到光是「強姦」二字就足以令人反感，足以摧毀他一切論點的說服力。這位作者不是一般人，而是一個失去了人類同理心與基本道德感知能力的可怕異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強姦有甚麼不對，他的辯解只是為了我們而寫的。所以，他才會把強姦看成一種後果可不可以控制，大事又能不能化小的技術問題。

放心，以上種種其實全是我的虛構，現實中並不存在這麼一個泯滅良知而且還極端理智的強姦犯。然而，那幾段告白卻又不是百分百的無中生有，它們改寫自近日一篇紅遍全中國的鴻文，我只不過是把原文中的「強拆」換成了「強姦」，將「政府」變成「我們」，同時還補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而已。我說的這篇文章當然就是首發於「財新網」的「宜黃來函」。

話說江西宜黃的強拆案透過微博的轉播震撼全中國，其中的自焚、搶屍與截訪在在顯示出公權暴力的恐怖，結果不只引起無數人的義憤，還丟掉了幾名地方官員頂上的烏紗帽。想不到正當事情冷卻結尾之際，一名當地官員竟主動投書媒體嘆不平，於是觸發更多輿論的攻伐。看完化名「慧昌」的官員所撰寫的這篇「宜黃來函」，以及眾多評論家的仔細剖析之後，最叫我吃驚的是該名官員竟然全不避諱地採用「強拆」一詞；而多位評論家雖然深入地揭示了地方政府「發展主義」思維的盲點，全面地批判了強拆現象背後各種不合法理的弊端，但也似乎都不覺得「強拆」這兩個字刺眼。

讓我們再看一眼「宜黃來函」的部分段落：「強拆並非地方政府所願。這裡涉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發展成本的問題。……而地方政府為實施發展戰略，強拆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強拆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當大家都在對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為甚麼這幾段話裡的「強拆」可以拿來和「強姦」相比？答案在於那個「強」字。強姦之惡，除去性的敏感以及種種關乎人類肉身等尊嚴問題外，就是因為它用強。請注意，拆遷不一定總是強拆，因為拆遷絕對可以經過雙方同意；而強拆則是一方不情願，另一方卻堅持使用暴力手段來達成目標的結果。不管那位宜黃官員究竟搬出了多少套奇詭莫測的宏觀辯說，多少粗糙不堪的中西發展路綫比較，至少有一個事實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認，甚至還從不隱瞞地掛在嘴上的；那就是當地政府的的確確搞了一次強拆。除非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用強不算錯，以暴力逼迫他人就範也不算問題的地步，否則強拆就一定是種類似強姦的罪惡，一種道德上的罪惡。

從這個角度來看，「宜黃來函」最令人齒冷的，就是一個國家官員居然完全沒有想到這麼基本的道德事實，在一整篇東西裡頭沒有半句提及居民意願，反而把罪過的後果當成運氣問題，以經濟發展解說違反人類根本自由的惡行；最後還把我們所有人拉下水，說成是一個道德錯誤的受益人與共犯。假如這篇文字真的像許多論者所言，「代表了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這個國家就真是有毛病了。

梁文道：三花

【飲食男女】《三花》大概是艾未未唯一一部得以在大陸網絡傳播而不被刪不被控的紀錄片，因為它據說比較「不政治」，因為它講的是貓。「三花」原是艾未未養的一隻自來貓，而《三花》一開頭就是這隻大頭花貓的特寫；鏡頭下的「三花」迎風緩緩擺首，優雅得不得了。但再看下去，你就能看到惹起全國愛貓人憤怒、悲痛與噁心的那一連串恐怖鏡頭了。《三花」講的並不是「三花」，而是無數隻像三花這樣的流浪貓怎樣被誘捕、被偷運、被屠殺，然後再被吃進肚裏的全部過程。艾未未冷靜地展示了一條「肉貓」的供應鏈，以及一張覆蓋全國的網圖。這張網的結點與那條鏈的終站便是廣州，一座即將舉辦亞運會的「文明城市」。難怪有人說這部片子不比艾未未的其他作品「溫和」，它簡直是摑在這座盛事之城臉上的一巴掌。情況好比當年的漢城奧運，人人都拿韓國人吃狗的習慣開刀，逼得當局急急下令暫停狗肉上市。廣州政府又會不會學學人家，叫大家忍口不吃「龍虎鳳」呢？

關於這部片子，有些反應你是完全猜得到的。比方說「吃貓殘忍，難道吃狗就不殘忍嗎？」；或者「連人都快活不了了，還有空管貓的事？」。幾乎每次有人提起虐待動物的話題，都一定有人要立刻重彈這些老調。今年初我也寫過一篇《吃貓的藝術》，果然就引起了類似的反應，他們批評我不吃貓卻吃豬「虛偽得很」。

雖然我愛貓，短短一小時多的《三花》也看不下去，但是我並不敢輕易判定吃貓人有罪。雖然我在賣「肉貓」的販子那兒贖走過一批小貓，可這並不表示我視貓肉販子如仇讎，恨其入骨。既然今人沒有耐性解讀文字，喜歡望題生義，我不妨把話說得再清楚一點。簡單地講，假如我們食葷，我們就實在沒有太多理由可以指責那些吃貓的人；頂多只能夠譴責捕貓者殺貓的手段太過兇殘罷了（例如用腳活生生地踩碎牠們的頭）。

艾未未說過，他這部片子只有百分之五是偷拍的，其餘全是正大光明擺好鏡頭取來的材料。難怪他說最恐怖的不是那些人怎麼對付貓，而是他們一點也不介意，似乎世事合該如此。問題是，為甚麼他們要介意呢？任何年代，人類都會用不同的理由禁食某些動物，有時候那是宗教的緣故（最著名者如穆斯林不吃豬），有時候那是道德的影響（例如傳統中國農夫不食牛，以念其辛勞之功）。只有到了近代，西方人才發明出不吃寵物的想法；一種動物一旦入了家門，成為老少寵愛的伴侶，這種動物就不能再吃了。事實上，「寵物」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套現代產物，以前的人從來不會那麼清楚地界定出「寵物」的種類、範圍，以及對待牠們的種種規條。這並不意味着古人不養寵物，而是說他們不會如此明確地定下寵物不能吃只能寵的規矩。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那篇經典的《為何凝視動物》裏面如是說：「這現象（寵物的現象）可說是一種普遍的卻又是『個人式』的退縮，退縮到私人的小家單位中，……；。小家庭式的生活單位缺乏空間、土壤、其他動物、四季變化以及天然氣溫等。寵物不是被結紮就是無機會交配，運動的機會可能非常有限，而且吃的是人造食品，這就是為甚麼寵物養到後來就和牠們的主人相像的道理。牠們是主人生活方式的產物」。寵物是動物的退縮，從前牠們卻有着多重的生命；同一種動物，人類可以一邊馴養一邊當作神物崇拜，一邊崇拜還一邊拿來祭獻。伯格還說了一句很妙的話：「一個農夫可以喜歡他的豬又可以將牠醃成火腿。值得一提而且令城市人不解的是：上面那個句子是以『又……』而非以『但是……』來連接」。

現代化並不是一條平穩的直線，全面而同時地覆蓋了整個地球。在現代寵物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始終有些地區不同意我們把貓歸入寵物的做法，也始終有人甚至會養貓愛貓「又」同時吃貓進補。請注意，我不以為現代一定要比前代好，更不相信現代化只有一種道路。也許廣州街頭那些滿嘴老貓肉的漢子正正處在我們熟悉的現代之外，說不定他們家自己也養過貓呢。問題只在於我們不能理解一個人怎能愛貓「但」卻同時愛貓肉；他們也不能理解一個人為何不能愛貓卻「又」同時不放棄吃貓。

梁文道：光明、慈悲與和平

【明報】一、光明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并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什?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什?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什?，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並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人輾轉帶話給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說「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聽到這種霸氣十足的話，我不覺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陣難過。因為這是我的國家，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崛起中的新強權，接連辦過奧運與世博，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展現出與國際同步的開放面孔。但?什?他們不同意一個人的言行，既不是公開和他討論，也不是私下找他爭辯；而是跑去恐嚇他，以他的生活與生計來做要挾呢？?什?不能光明正大地與人辨明是非，卻要用一種很鬼祟很不得體很不符合大國氣度的方式去叫人「聽話」呢（而且連要人在哪些事情上聽話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評劉曉波先生是為虎作倀，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我還知道有些思想前衛的學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論與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恥笑劉先生和「西方勢力」那落後陳舊的民主觀念。但這都不要緊，因為這都是可以探討的話題；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簡單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話全都攤開來說了。說實在的，比起關押他的政府，劉曉波先生起碼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論都是公開的，他毫無顧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這些想法對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沒看過沒聽過，那也不是他的責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責任，因為他們使得這些言論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二、慈悲

劉曉波先生不是聖人。六四之後，他在獄中寫下了毫無必要的悔過書；更曾為人利用，在電視上說過一番有替當局塗脂抹粉之嫌的話。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從不掩過，反而屢屢告白，深深責己。每次念及當日亡魂,他都會黯然神傷。要知道錯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難就難在事後的態度。經過時間的洗刷，讀劉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幾乎很難相信他就是當年那個持劍上馬、銳氣十足的年輕人。尤其是那篇擲地有聲的審訊自白《我沒有敵人》，這裏頭的寬容與慈悲可是風浪過後的結果？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僅對監管她的軍警微笑合十，還呼籲夥伴要尊重那些敵對的軍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當年他在羅本島坐牢的時候曾經遭遇過一個對待囚犯極其凶惡的指揮官。可就是因為這名軍官在調職之前說了一句稍為溫和的話，曼德拉便立刻省悟：「這些人並非沒有人性，他們的非人性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他們舉止有如禽獸，是因為那樣的行為受到獎勵，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升官晉職。那一天讓我體認到，巴登霍斯特(即那位凶惡的指揮官)並非外表看來的那個人，而是一個比他所作所為更好的人」。儘管我不願談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評審委員會前後的一致。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與局限，方能養成一種願意寬待他人，在卑劣處看見仁善的胸懷。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獄十一年的前夕，劉曉波先生還是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雖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卻注意到了「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雖然受到敵意的包圍，但他仍有餘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發現「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簡單地講，他並沒有把體制與構成體制的所有成員混為一談。

三、和平

曼德拉曾經因為他的溫和態度惹來不少非議，他的同志認為對「敵人」良善就是軟弱、怯懦與姑息，激進點的更加指責他的行為是渴慕權利的表現。同樣地，劉曉波先生的溫和與寬容也成了一種罪狀，有些人不僅不贊同他漸進改革的立場，還把他的自白書讀解為一種妥協、投降和獻媚。他們說：「他不顧事實地對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公開讚揚的行為，他的既為自己辯護又為中共惡行洗脫的矛盾說辭，都立下了一個混淆和顛倒是非的先例，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政府是冥頑不靈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漸進改變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對抗到底直至將它鬥垮為止。他們把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劉先生在內），而「合作派」與「抗爭派」之別不只是意見和策略的不同，甚至還是道德上截然有異的兩種選擇。

這套觀點我是熟悉的；只不過我曾天真地以為，面對種種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個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時候堅持不走，而且最後還被投進牢獄的話，這大概就是他至為終極的自我澄清與證明了吧。沒想到我還是低估了這套觀點的頑固與徹底，原來坐牢還是不夠的，它還是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個「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為中國培養一個聲望極高的反對派領袖，將來可以用作幌子，推動一種有利於中共的偽民主改革。至於劉曉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獄之禍而得福，拿到了諾貝爾獎與舉世皆知的名譽；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那盤很宏大很深奧的棋局中再上一層樓，當上了「國家總統」呢。這類觀點去到最遠的時候，甚至還會推測劉曉波做了總統之後的結局；那便是委派親近他的人「為國家安全總署署長，專職剿滅反劉曉波的早已被邊緣化的革命派，在野黨共產黨和解共生」。而這一切，自然是共產黨苦心策劃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還見過批評劉曉波先生「惡毒攻擊」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的言論。他怎麼會「惡毒攻擊」備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於是略略追索該說源流，發現它最可靠的依據可能是劉先生嘗言在獄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在同一個極權國家、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司法制度下，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卻受到警方施加如電擊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酷刑。劉曉波明知中共在殘酷摧殘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時給予他特殊優厚待遇是別有用心，他卻仍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政府『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這類完全違背事實的謊言」。也就是說，劉先生沒有顧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談個人親歷，因此他是個騙子。再推衍下去，這番「謊言」便演變成對高智晟先生的攻擊和否定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親官方的保守言論。按照這些言論，總共由五個前挪威國會議員組成的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們的背後是一股盤根錯節的「西方反華勢力」。選在這個時刻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夾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與領土爭議之間的一記組合拳，目的是要打擊發展中的中國。劉曉波獲得這座獎更不可能是個偶然，因為他從來就是西方妄圖改變中國這盤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沒有發現這套言論與前述「抗爭派」的觀點是何其地相似？它們的推論步驟之中總是有著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這種種「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方得以成立。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五位評審委員會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是需要說明的。為什麼囚禁劉曉波先生是他和當局的默契與合謀呢？這同樣需要證據。不過，這兩套表面上去之甚遠的言論卻依循了類似的思路，往往在這些最應該說明的環節上輕輕略過。與其說它們是要傳達事實，倒不如說它們是種自我滿足並且永遠正確的推斷；它們所要判定的便是敵我之分。在這套敵我二分誓不兩立的視野下，世界是個滿佈陰謀的環境，人類是種心懷叵測的動物，所有「可能」與「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終點。這套思維方式看起來十分複雜，可實質上卻又非常簡化，可以把一切多樣而微細的綜跡詮釋進自己想像的圖景。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訊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麼獎牌都還重。

梁文道：我不相信學運

梁文道在香港《我在中國》論壇上的一段講話。

基本上我對學運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香港還有一些學校保留了學運的傳統，但問題是絕大部分學生唯一會搞的學生運動就是跳舞。你每次經過理工學校看到的大學生平台都是一群人在那跳舞，遠遠的看也像是搞學運。大陸的大學生呢？我倒沒有司徒薇講的那麼樂觀，當然大陸那麼大，要看什麼省，什麼地方，但就我所接觸的來看，我的印象是越好的大學，越重點的大學，全國排頭三位的大學比如北大、清華、復旦，就越糟糕。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這個問題不在於學生有沒有權利意識的問題，而在於一個學生判斷現實是不是可以改變的問題。我覺得目前我接觸到的相當多的大陸大學生都不大相信現實可以改變，他比較相信的是要適應現實。與其說要他去改變遊戲規則，倒不如說他怎麼樣在既有的遊戲規則下玩得好，能夠讓自己爬上去。我遇到這種情況更多，特別是在一些最頂端的大學裡面。反而一些二線的但也不爛的學校比如華東師大，會有一些比較不錯的情況出來，很奇怪。我覺得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有太多很優秀的大學生，他們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向現實投降了，想的是怎麼樣去考公務員，找好工作，去美國唸書，進入跨國機構，然後回來參加我們太子黨派的私募基金，或者嫁富二代，都是這些，我接觸的更多的大學生都是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不用擔心，其實學運從來不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我們不要太高估學運。今天我們不太可能再出現一個像八九年那麼浩大的學運，但是我們今天再有什麼運動，它的實際效果一定比八九年好。為什麼呢？回想一下，學運是什麼？學運其實是一幫學生，他們比較有空，沒有什麼現實利益的枷鎖的時候，可以想一些很大的東西，他們會為了熱情去奉獻一些東西。但是當犧牲過大的時候，當時間太久的時候，他們也許會喪失熱情，也許會消耗耐心。但是在今天，在中國主要的社會行動發生的主體群不是學生，而是什麼？可能像廈門、廣州這種城市的中產階級，或者是一些工人，或者是一些農民，這些叫維權。維權跟學運非常不一樣，維權是你碰到了我的具體權利了，你傷害我具體利益了，你傷害到我身家性命了，我得出來跟你拼了。跟學生坐在教室聽一個老師激揚慷慨的說一番話後很感動，然後說我明天要去搞革命，這是完全的兩碼事。我不相信學運，我不信任學生，我寧願信任農民，信任工人，信任那些中產階級，他們是具體利益被傷害，具體要爭取權益的一種人。

我對全世界的學運都抱一個比較悲觀的態度。上世紀60年代的學運在全球風起雲湧，德國思想家哈德馬斯在當時被認為是保守派，他的老師是阿多諾更加是保守派，因為這幫人都反對學運、懷疑學運，但是我覺得他們當時的懷疑很有道理。他當時說過一段很妙的話：一個大學生一年級剛進來什麼都不懂，二年級開始學懂了，要去搞運動了，三年級搞的很火熱了，四年級他要畢業了，找工作了。這句話他想指出的是，運動的主體基礎在哪裡，位置在哪裡，你是什麼人，爭取的是什麼，很多人看不清楚。我覺得今天在大陸問題也在這，比如說你知道很多東西，但你有動力嗎？動力來自哪裡？我不是完全反對學運，我覺得有學運，學生覺醒也是好事。所以我覺得大陸一些大學生的心態要改變，就是蔓延在這個社會下的犬儒心態，這種心態包括什麼呢？我們最常見的一句話：你說這些有用嗎？你說它幹嘛呢？你何必去管他呢？這種犬儒是無處不在的，甚至一些傳播機構，包括我工作的傳播機構，一些高層領導也會出來跟你說：你說它幹嘛呢？何必呢？你就不要管它，你就不去讚揚它，不去罵它，就當它不存在。這就是一種犬儒。什麼樣的人會不犬儒呢？就是你來拆我家了，推土機開始碰我牆了，我就不會犬儒了。我孩子喝奶喝出事了，我孩子血鉛中毒了，我就不犬儒了。所以我覺得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所謂維護自己利益出發的運動，都很有希望。往往有結果的，都是這種運動。而不是某些學生忽然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正，我要改變世界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坦陳，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們大學有很多搞運動的，當時我都很瞧他們不起。我們現在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當時我一天到晚嘲笑他們，戲弄他們，我覺得搞這個是沒有什麼意思。

梁文道：喝茶

【飲食男女】我們香港人管叫被廉政公署調查做「飲咖啡」。

說起來，我也飲過一次「廉記的咖啡」，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一個小文藝青年，跑去參選「選舉委員會」的文化界代表，有點像近日「八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術發展局，只是我搞局的興趣比較大，沒有今天這幫可畏後生的認真，結果自然落選。沒想到落選之後竟然還接到廉署的調查邀請，理由是我在參選經費一事上有遺漏。那年頭我日子過得苦哈哈，不怎麼把錢當回事，由於根本沒有甚麼競選開支，也就以為甚麼都不用報了。

無論如何，我還是去了趟廉記。甫坐下來，還沒等到調查人員開口，我就興致勃勃地先問：「是不是有咖啡可以喝？」。廉署的成員都是斯文人，客氣禮貌，他們一聽我這麼問，便有點尷尬地笑說：「其實你也可以喝別的」。不，我就想喝咖啡，我喜歡咖啡。然後咖啡就來了，倒在一個厚陶杯裏，樣子像是普通茶餐廳的貨色。而它的味道也實在尋常，幾乎就是即溶咖啡。我非常失望，那一刻還猜這是不是因為我的案子太過「碎料」，所以他們就拿最低級的咖啡奉客。假如我是個金融大鱷，又或者幹了一票數以億計的內幕交易，他們又會不會換上一款高級點的現磨咖啡呢？果然，我這案子沒有任何下文，律政司決定不理我了。

根據張俊峰的《廉政公署啟示錄》，「到廉署飲咖啡」一說的由來是：「廉署成立初期，從英國聘請了一批資深警務人員擔任廉政先鋒，也許是出於英國人的生活習慣，當他們邀請受疑人或證人到廉署錄取口供時，大都會順便問對方要否喝杯咖啡」。漸漸地，這杯咖啡就出名了，甚至遠播域外，不只大陸同胞都曉得是怎麼回事，就連馬來西亞也把涉及廉政的問話調查叫做「飲咖啡」。

「飲咖啡」是被廉署調查的委婉說法，「喝茶」則是被大陸「國保」問話的隱喻。大概因為我是「境外人士」，不歸「國保」管，所以至今未曾喝過他們這盞茶。可是我一大幫朋友「喝茶」的經歷可就豐富了，說不定能合撰一部《國保茶經》呢。據他們說，有時候「喝茶」不一定是喝茶，而是吃飯。某些地方的「國保」會請你上家有聲望有地位的館子，開間包廂，叫來一大桌好菜，不管你如何解釋自己不餓都沒用，最後你才發現按桌大嚼的全是他們那夥人。乃至於有人懷疑「喝茶」其實是種公費吃喝的藉口。但另些人有不一樣的遭遇，他們也上館子，卻自己點菜，並且不貴不叫，叫得服務人員連連點頭稱善，「國保」則面面相覷神色尷尬。到後來，還有「國保」要臨時跑下樓提款救急。

我很佩服這群朋友，他們喝茶喝出了藝術，不管是喝茶、吃飯，還是乾巴巴兇狠狠的問話，皆能應付自如不動聲色。有一陣子，網上甚至開了個叫做《喝茶記》的網站，大家在上頭交流經驗，很是熱鬧。又因為近年喝茶的人實在太多（最年輕的聽說是個十來歲的中學生，六十周年國慶前夕，他在博客抱怨慶典步操的排練既辛苦又沒意義。一個國家如果搞到連十幾歲發育尚未完成的孩子都要抓去喝茶的地步，你說它還有甚麼出息？），所以網民又發明了「」這個怪字，合「茶」「查」於一身。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出來了，從南到北都有人立即召開祝捷會，這種會號稱「飯醉」，字面看是「飯飽酒醉」，用粵語唸卻有「飯聚」的意思。然後「國保」又出動了，真把「飯醉」當「犯罪」，請去一大批人喝茶。那晚我孤伶伶地無罪可犯，只能在電郵裏看朋友喝茶歸來報平安，信裏頭的自在與喜悅看得我倍感寂寥。

「飲咖啡」與「喝茶」都是些比喻性的說法；前者是嫌「被廉署調查」不好聽，於是委婉一點；後者則是主動的笑謔，頗有點杯酒論英雄的灑然氣概。再加上「飯醉」，這三樣東西恰恰皆與飲食相關。何以如此，我百思不得善解，只能說這是國人本色，天下大事莫不盡付杯觥壺飧。

第二天，我終於有了和朋友們聚會的機緣。我這朋友多少年沒喝過咖啡了，他昨夜卻興奮地竟夜無眠，還起身沖杯咖啡助興（網上還有人說自己戒酒數年，昨天也忍不住開禁暢飲）。今晚，我們一起喝朋友自家茶園產的普洱生茶，一人一小盅，舉手碰杯，「給曉波」。

梁文道：敢打硬仗的拆遷部隊下（戰爭的隱喻二之二）

【觀念】新中國官員的眼中，似乎甚麼都能變成戰爭。所以我們才會時常聽到他們把災後搜救工作形容為一場「硬仗」，把治安問題形容為必須克服的「關口」，把城市建設的成果形容為「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甚至把經濟發展形容為一次事關生死的「大會戰」。然後，一支「戰無不勝」的政府團隊自然就是一隊「勇悍的精兵」了。

想當年，共產黨的確是在馬上得了天下，因此一整套行伍語言也就順理成章地傳承下來，從打擊階級敵人開始，一直打到今天的「發展難關」。然而我們也都曉得，馬上治天下是要治出問題的。戰爭隱喻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它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而是一套有關效果的框架；它不必過問一場戰爭的必要，只需要關心萬一開打的話應該如何打贏；它不必討論敵人是否真正是敵人，只需要專心一意地消滅掉它就行了；它不必估量一場戰事帶來的各種影響，只需要完成一個設定的目標。換句話說，戰爭隱喻的視野極其狹隘；如果把它套用在複雜多變的政策擬定與執行之上，它會得出甚麼樣的結果呢？

且以經濟發展為例，這本是一項牽扯到極多種因素極多種後果的龐大課題。假如一個領導只把它看成是場「硬仗」，根據目標不可太過複雜的原則，他不能想得太多，唯有提升GDP才是最重要的，至於甚麼環境後果、社會成本以及利益分配等問題全都可以暫時擺開不論。又由於戰爭只知分出勝負，所以現實社會裡頭種種利益的平衡也該甩在一邊；所謂「共贏」，在戰爭裡面根本是不可思議的。再加上戰役是一場場地打，故此它又很能配合目前地方幹部流動調換的特點，不用去想太長遠的未來，但求短期內交得出可人的「戰果」。

凡是戰爭，皆有敵人。放在拆遷這種事情上，敵人當然就是抗拒拆遷的居民。為了達到戰勝的目的，這些居民不再屬於政府應該服務的人民，反而變成了完成一個計劃的阻礙，必欲去之而後快。將拆遷理解為戰役，官員也不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一支「敢打大仗、勇打硬仗、善打勝仗」的精銳部隊，遇神殺神逆我者亡。

戰爭只是這些官員思考現實制定政策的隱喻，但它卻是一套後果非常嚴重的隱喻。它框定了他們的眼界，使得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忽略真實世界的模樣；它左右了他們的思路，使得一些應該滿足的條件變成必需拔除的障蔽。有些時候，它甚至還會真的殺人，比方說宜黃縣那一家三口。

梁文道：平行生命的相遇（距離二之一）

【牛棚讀書記】小吉是我的貓，她活了十七年。

在她死的那天晚上，我剛到北京。正在開會，準備第二天一場盛大的活動，報訊的電話就來了。那一刻，我腦中一片空白，毫無意識地猛然站起。掛掉電話之後（我想，我那時的臉色應該不大好看），我和來客簡單說了一下剛剛發生的事。於是大家都覺得這場談話不好繼續，是該離去的時候了。然而，他們還是認為應該拍幾張合影；其中一人說：「難得在北京和梁老師見面」。後來，我在一個網站上看見這幀照片，原來這次會晤也是值得他們發佈的新聞。

假如，只是假如；你剛剛收到家人去世的訊息，你猜你身邊的人還會不會拉着你合照，並且綻出那種只會在照片之中出現的笑容呢？

於是接下來的另一個晚上，當同桌友人問我神情何以沮喪，精神有點萎靡的時候，我就懂得更詳細的說法了：「我的貓剛死，她是我看着長大的，就像女兒一樣」。結果舉座十來人竟然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乾笑。

其實我是懂的，除了乾笑，也許真的不會有更加恰當的反應。知道別人近親去世，自然誰也笑不出來。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從一隻貓到一個家人之間畢竟有着太大的距離，這段距離甚至使人尷尬；而笑，確是面對尷尬的條件反射。

對於這種種情狀，我並沒有動氣。一來是因為我也要負點責任；不知何故，我總給人一種情緒穩定的印象，似乎無論出了甚麼事，我還是可以如常說話如常思辯。二來，我那幾天都擺脫不了那種空白，彷彿無法參透「小吉死了」到底是甚麼意思。她死了？意思是她不再與我共存於此世嗎？

那幾天我不可抑止地想像她最後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可有搏盡力氣地發出最後的哀鳴？抑或疲憊已極地沉沉睡去？生命究竟是甚麼？那具躺卧的軀體分明就有小吉的樣子，但它比起之前還爬得起來的活物到底少了些甚麼呢（或者多了甚麼）？

我再三強調她是我的「女兒」，可是我連這句話也不太敢自信地肯定。據說貓壽一載可當人壽七年，所以她走的時候已是不可思議的高齡了。想當初她出現時仍是隻未開眼的小貓，五官不停流液，醫生說活下來的機會不大。長到後來卻居然比我還老。如果這叫父女，它又是種怎麼樣的父女關係呢？

她一直健康，即便到了臨終前的三個月，也還能吃能跳能跑能玩，表面看來與小貓無異。可是另一方面，我亦明白她早就不再年輕，根本是個老婦。至於我，雖然不比當年青壯，但又遠遠不能說老，起碼算不上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不是白髮送黑髮，難道這是很正常的壯年人給老人家送終？莫非一個女兒在十七年間就變化成了一個長者？

在「年輕」與「衰老」的概念之外，我當如是思維：這原是兩道平行生命之不可能的相遇。

梁文道：葵的消失

【飲食男女】中國名山麗景數之不盡，於是我們很容易就會產生一種幻覺，以為它們由古至今都是旅遊勝地，渾然不覺這些自然風光原來也是歷史的造化，有些會被淘洗淹沒，有些會被後人發掘。

比如張家界和九寨溝，對今天的香港旅行團來說，這兩個地點大概要比華山還熱門；可是回到兩百年前，張家界的名字說不定許多人連聽都沒聽過呢。更極端的例子是千島湖，數十年前它根本不存在，因為這是一座水利工程形成的人工湖。另一方面，有些名山卻莫名其妙地降了格，原來是無人不知的「國家級景點」，現在則成了地方上的遊覽好去處。就拿浙江天目山來說吧，魏晉以來就吸引了無數騷人墨客，李白蘇軾更曾為它賦下千古名作。在那長達一千年的中國「中世紀」裏，它的地位恐怕要比黃山還高；不過，如今去天目山遊玩的旅客數量又怎比得上黃山呢？還有一些地方乾脆是徹底淪落，變得寂寂無聞，只餘最專業的訪古癖才會不辭勞苦地覓其芳蹤。

名山若此，名菜亦然。

前兩天重讀汪曾祺先生散文，有《葵•薤》一篇。汪先生很好奇古詩裏頭時常提到「葵」，並說它可以拿來做羹，是種很常見的好蔬菜；但到底甚麼是「葵」呢？只知道它肯定不是向日葵，也不是秋葵和蜀葵，因為這幾種植物好像都不太能夠下湯。終於，他在清人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與《植物名實圖考長編》裏頭找到了答案，原來「冬莧菜」就是「葵」。四川、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還很流行冬莧菜，而且就是取葉做湯，吃起來像蒓菜一樣滑利，正如古人形容。

那麼「冬莧菜」和我們廣東人常吃的莧菜又是不是同一回事呢？恰巧我也有吳其浚這兩部書，是台灣出版的精裝小開影印本，但翻遍家中而不獲。於是我又上網搜尋，似乎也看不見兩者關係的佐證。最後我在明人朱橚的《野食》裏分別找到莧菜與「冬葵」的圖錄，發現它們的吃法都是採葉水煮，口感也極其相似，只是樣子長得不太一樣。

先撇開「葵」與莧菜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這點不論，引起我注意的其實是朱橚說「冬葵」葉乃「百菜主」這句話。因為汪曾祺先生引述吳其浚，也說他「把葵列為蔬菜的第一品」。不只如此，更早一點，元朝王禎亦在《農書》稱「葵」為「百菜之王」。既然古人這麼喜歡「葵」，老在詩文裏稱頌它的美好，後人又怎麼會幾乎忘記了這種菜的存在呢？汪先生嘆道：「不知怎麼一來，它就變得不行了。明代的《本草綱目》中已經將它列入草類，壓根兒不承認它是菜了！葵的遭遇真夠慘的！」。的確，別說今天的中國北方很少人知道「葵」，哪怕是還在吃它的南方人也往往視之為「野菜」（事實上，香港鄉郊道旁也能見得它的蹤迹），而非大規模種植大規模銷售的農產；從前它卻曾是整片神州大地最常見的百菜之王呀！

汪先生猜這是因為白菜取代了「葵」，將它擠下了歷史舞台。可是在我看來，這個解釋還不足夠，我們更應該追問白菜之所以代替得了「葵」的原因。想了半天，我只能說這是人類口味的變化。比起「葵」的潺滑，今人更欣賞白菜的爽脆；比起古人水煮熬湯，現代人更喜歡大火炒菜。你一想到蔬菜，首先聯想到口感是軟滑還是鮮脆呢？這麼一問，答案大概就出來了。

梁文道：敢打硬仗的拆遷部隊（戰爭的隱喻二之一）

【觀念】雖然中國已有好多年沒打過仗了，可是我卻時常覺得戰爭就在身邊，這麼大的一片國土，似乎無處不是戰場。當然，我所講的戰爭不是動槍動炮的那種血肉硬仗；而是一種發生在大腦裡面的隱喻戰爭。

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近月轟動全中國的江西宜黃拆遷事件。照理說，拆遷已經很難是條新聞了；就算有人因此而死，也不算甚麼太新鮮的奇事。可是，感覺神經早就被種種怪現狀磨練得粗糙麻木的中國百姓卻仍然為宜黃的拆遷案驚得目瞪口呆，因為這樁事件實在太過駭人，幾乎集各項著名官府惡行的大成。它包含了大隊伍的強拆行動(總共出動了一百多名政府人員)，受害者的自焚抗議(自焚者三人)，阻截倖存者上訪(而且不惜圍堵女廁)，然後搶奪死難者的屍體。最後，當地政府竟然公布了一個「全過程合法」的調查報告，辯說那百多人原來不是去強拆房子，而是去做受害者一家人的「思想工作」。

很受年輕人歡迎的《Vista看天下》雜誌在它第5期的社論裡引述了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的一次講話：「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樹立敢於打大仗，勇於打硬仗，善於打勝仗的鬥志。」雖然這段話出自一次招商引資動員大會，但《Vista看天下》認為它和拆遷事件其實是有關的。因為「根據記者獲得的一份宜黃當地強制拆遷的工作方案，僅強制拆遷一家拆遷戶，就將可能動用包括公安局、城管局、國土局、法制辦、醫院、電視台、拆遷公司等11個單位的185名工作人員，分為六個小組和八大步驟。如此陣仗，顯然正是『集中一切優勢資源』『打硬仗』的現實寫照」。

可惜這篇社論沒有在「打仗」這一點上深究下去，大概這種和戰爭相關的字眼大家已經見得多了，不覺其怪。但是我就從來不能習慣一個官員滿咀「打大仗」、「打硬仗」和「打勝仗」的腔調了。想想看，這位書記只不過是要幹部努力招商，他為甚麼要動用這麼嚴厲這麼凶悍的措辭？假如招商真的是場戰爭，那麼誰又是此次戰事裡的敵人？

梁文道：乳酪升起，魚翅下沉（品味戰爭之三）

【飲食男女】聽說香港最近流行乳酪，販賣乳酪的專門店開得到處都是。這不奇怪，因為如今的飲食風尚流行健康，許多口味濃重油分十足的東西都漸漸從傳統食肆的餐牌中撤了下去，換上的全是能夠用得上「清淡」這類形容詞的新菜餚；而乳酪據說就是這種又清新又健康的好東西。奇怪的是我居然會在一些既富且貴的雜誌上看到有關乳酪的介紹，前面一頁是新款意大利遊艇的性能評估，後面一頁是巴塞爾錶展的明星級展品；它們還說，許多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國際巨星都愛喝乳酪。

三十多年前，當布賀丟(Pierre Bourdieu)等一夥法國社會學家在做品味調查的時候，他們發現乳酪其實是一群中產階級的口味。這群中產階級的飲食簡單，不太喜歡（也可能是不太有能力）去星級餐館，平日吃的是講究手工的麵包，高品質的橄欖油，以及新鮮當季的蔬菜。從今天角度來看，這可是種時尚健康的好品味。當年他們自己也覺得這是很不錯的飲食方式，只不過主流社會未必承認。最有意思的是這群中產階級的收入並不高，他們多半是中學教師、中下級的文化機構白領。比起同樣可以納入中產階級範圍但收入要好得多的銀行行政人員與企業中層管理者，這些健康老師的最大特點是不願在飲食上花費太多，他們寧願拿錢去看電影聽音樂以及買書。

雖然三十多年前的法國無法拿來和今天的香港直接比較，但是我想說的是世事有時就是這麼奇怪；上有好者，下未必從；反而下層的品味有時慢慢會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風尚。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一定會有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他們會喜歡不同的運動（比如說一般中產喜歡網球，富人喜歡高爾夫；假如你是貴族，也許你會選擇馬球和打獵），喜歡不同的衣著（有人 Mix出一身搶眼的街頭服裝，有人無名牌不歡，也有人恨不得連襪子都訂做）。千萬不要以為有錢佬一定大晒，每個群體都會堅持自己的生活風格。

不過我們還是能在不同的口味和選擇之間分高下，模糊地畫出一張品味金字塔，有些品味居於頂端，有些則被壓在底層。決定品味高下的不是品味本身（因為我們實在很難找出甚麼理由去說明打馬球一定要比踢西瓜波高尚），而是擁有這些品味的群體的能耐，他們要開展一場品味戰爭，競奪品味的主導權。又如我所再三強調的，有錢人雖然比較有資源搶奪品味金字塔的頂冠，但也並非必然。

就拿乳酪來說吧，我不知道它本來是不是香港中產的心頭好，但我肯定它不是香港老富人的美食選擇。為甚麼乳酪現在可以突然變得這麼了不起，有資格排在豪華遊艇的後面呢？答案也許該在媒體上尋找。

今天這個社會得媒體者得天下，那一個群體擁有媒體的發言權，那一個群體就比較能在品味的戰場中佔上風。健康、有機和環保，這一切關鍵概念本來都不是權貴階層熟悉的東西；但是控制媒體日常訊息生產的中產階級已經完全掌握了發言權，逐漸把它們帶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除了乳酪，你看魚翅就是一好樣本。直至今日，它還是富貴飲食的象徵；可是我敢保證，不出十年，含帶魚翅的宴席就一定會被斥為品味不佳的宴席。就算某些鉅富深愛魚翅，他們也一定會輸掉這場品味戰爭，而且他們的下一代也會拋棄老人，投向新主流。因為今天已經沒有任何一份飲食雜誌會拿魚翅做封面專題了。

梁文道：貓林（樹蛙與貓林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許多年前的一個傍晚，我走進一片疏落的樹林。光線漸暗，風勢漸強，我只顧着低頭跟蹤蟻群的去向，不顧頭上撫過多少榕樹的氣根與尺蠖的唾線，直到我感覺前方一團紅影晃動。猛抬頭，差點就撞上一個廉價的塑膠袋，定神一看，裏頭竟然裝了一隻死貓。它就這麼吊在一根橫在半空的樹枝底下，隨風輕盪。

第二天，我告訴同學這個意外的發現，他們卻道是平常；原來人們總是把貓吊在樹上。當時我沒聽清，還以為大人恨貓，遂以如此陰狠的手段處死牠們。很久以後，我曉得那不是處死，而是處理貓屍的方式。台灣民間有這傳統，狗死流水，貓死上樹。據說這是因為貓有邪性，死也不能讓牠着地。可是，在我還未來得及瞭解真相之前，一座吊滿了死貓的樹林的形像就已經穩穩植進了心裏。對我來說，那是一場大屠殺的痕跡，也是我殘暴少年的象徵。

我透過一座懸掛死貓的樹林的意像去總結自己的童年，並且循此回溯記憶中的卑鄙黑暗，是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空氣中彌漫着大規模暴力氣息的時段。鄉社祭神那天的清晨，我總能聽見豬公被宰時的嚎叫；黃昏時份，我常常看到一群青年在路上追打三兩校服不整的學生。我也是，鼻腔老是可以感到血氣上湧的味道；不敢打人的時候便用手逐一撕落蚱蜢的腿腳，或者把各式不知名的昆蟲放在滾燙的燈泡上炙烤。

我的嗜血，究竟是來自天性？還是（套句俗話）社會的錯呢？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實在有太多的書可看，因為人類從來就着迷於種種不可言諭不可形容的邪惡與黑暗之極致經驗，並且努力地以最大的想像力把它們呈現在言文的形容。所以但丁《神曲》的地獄永遠要比天堂吸引，也永遠能夠喚來更多的詮釋和演譯。你看，就連電腦遊戲都用但丁筆下的地獄當主題；天堂根本不好玩，它太乏味了。

最近讀完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的《路西法効應》（ The Lucifer Effect），我感到一種誘惑，因為它似乎想告訴我，我本來是個好人，全是環境讓我變得這麼壞。關於人何以殘暴的問題，我們知道性格論與處境論是兩套截然不同的進路，很多人相信這是性格甚至基因的決定，但也有人主張處境屬於後者，它講的原是一場奠定處境論的經典實驗。


那就是有名的「史丹福實驗」了。四十年前，還很年輕的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津巴多設計了一座監獄，把自願參加實驗的學生分成兩組，一組扮演囚犯，一組扮演獄卒，看看他們怎麼適應角色，融入環境。這個實驗原訂兩週，卻不得不在短短的五天之內被迫中止。因為那些學生演得實在太好，平日友善溫和且善解人意的大學生竟然一夕間成了虐待狂般的凶惡獄警，受盡凌辱的「囚犯」則迅速進入狀況懂得委屈求存的門道。這個實驗震撼學界，是後來教科書裏的著名案例。津巴多直到三十多年之後，才以這本專著親身剖析當中細節。幾天的經歷，幾百頁的篇幅，他鉅細靡遺地報告了那場實驗的來龍去脈。最叫人驚訝地，還不是那些學生的變化；而是他身為主持實驗的負責人，居然也渾然忘我地化身為一個對眼前失控情狀視若無睹的「典獄長」。

津巴多的結論是只要穿對了制服，設定好背景和制度，再接受一整套似乎言之成理的說法；一個曾經活人無數的醫生的確可以在集中營裏調整毒氣的濃度，一個子女隔天就在你家過夜的親密鄰居也的確可以忽然掄起砍打劈死你的小孩。簡單地講，他是在用心理學上的紮實研究證明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所說的「平庸之惡」。

我犯過的錯不可盡數，不得告人的陰暗盡在心底。那麼，這一切是否皆由處境而來？好比文革，總有人想從文化、歷史以及意識型態的根源裏尋找父子反目與摯友互相出賣的答案。必須承認，這些研究也好《路西法効應》也好，它們都有說服力。可是我很害怕，因為它們太容易就會反過來成為開脫罪過的藉口。當年有人誤解漢娜．鄂蘭，以為她想替看起來十分知書達禮的艾希曼辯護，說他只不過是一個邪惡制度的跟屁蟲，甚至還是納粹的另類受害者。他們被漢娜．鄂蘭的文章激怒了。一個殺手就是一個殺手，他怎能把責任推到制度身上？這絕非漢娜．鄂蘭的本意，不過我明白這些人的憤怒。

是的，人會受環境影響，人會被制度改變，人會被意識型態洗腦；但為甚麼偏偏我會是那種「人」？從全稱的「人」到這個「我」之間，豈不有着太寬太深的鴻溝？這個能思考能行動的「我」要如何跳躍，才能到達那個無法避免罪惡之必然的那個「人」呢？莫非任何一個穿上獄卒制服，拿起手銬和警棍的人都一定要變成那種自以為威權在握不容挑戰的惡徒？

也就是說，包括《路西法効應》在內的這些書寫只不過是描述了一個「類」的通則，而我卻未必會是那些類別裏的有効個案；我不能以此寬宥自己的罪責。漢娜．鄂蘭與菲利蒲．津巴多都指出了個體超脫環境的救贖之道，思考之人本不當是集體和制度的囚徒。一片吊滿貓屍的樹林也不該是我塗炭生靈的理由。

梁文道：品味是種位置（品味戰爭之二）

【飲食男女】「有錢買不到好品味」。我猜這是一句聽了之後沒人不喜歡的老話。一方面，它違反常理；另一方面，它卻又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它違反常理，是因為人類物質文明的精粹要是能在市面流通的話，往往取價不菲，非我等凡夫可及。它是事實，是因為我們也都曾見過一些富人穿戴了一身名牌，把家居裝點得金碧輝煌，可就是有股俗不可耐的銅臭味。這究竟是甚麼道理？為甚麼明明買得起名牌時裝，買得起大師鉅作，但就是不一定能買得回叫人拍手叫絕令人肅然起敬的好品味呢？

與其順着這個問題細究品味養成的原理和方法，探討有錢人該當如何習得上佳品味；我們不如換個角度，轉而談談大家公認的那套好品味到底是怎麼來的，又是誰有權去界定它的標準與定位。也就是說我們不妨回到起點，想想大家看見那些怪誕可笑的「名人家居」時的感覺。我們覺得它們古怪難看，於是判斷這是壞品味的表現；可是我們為甚麼會感到它們惡俗難耐呢？我們心裏頭的這把尺子是從哪兒來的？又是誰教給我們的呢？

說到這裏，我們便能明白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賀丟（ Pierre Bourdieu）留給我們的一個基本啟示，那就是資本，分成很多種，市場上的金錢資本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尚有文化資本的存在。富裕階層也許能在身家財富上勝過多數人，站在金錢世界的頂端；但是說到文化，他們就不一定是最有本錢最能藐視其他人的群體了。而所謂「文化」，我們指的就是一連串各式各樣的品味判斷了。

按照布賀丟的說法，品味其實是區隔人我差異的方式。當我們在辨認一個人的品味好壞，判斷一樣東西是否符合好品味時，重點並不在於那些品味的內容，而在於我們利用這套標準把人和物分成了不同的等級。我們可以憑一個人的外形打扮來判斷他的級數，也可以從一個人喜歡吃甚麼與習慣怎麼吃去確定他所在的社會位置。比方說西餐的餐桌禮儀，一整套刀叉擺出來，你懂得怎麼樣去使用它們嗎？如果你連正確的順序都搞錯，那你的級別就很低了；如果你曉得依序使用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刀叉，則說明你夠得上基本水準；假如你還能將它們揮動得十分順暢優雅，那你的品味就實在很不賴了。

同樣地，我們也很關注一個人的飲食喜好。要是一個人覺得公仔麵就算天下美食，那麼懂得欣賞「細蓉」的知味食家就能瞧他不起，在心裏把對方矮掉一截了。

品味與文化之所以說得上是種資本，在於它們就和賺錢營商一樣，也是種必須花時間花智慧去經營培養的一件事。有了本錢，你便能在這個領域裏無往不入，隨時隨地看扁他人，就像李嘉誠做其市場超人一樣地當個品味市場裏的「達人」，佔據這個文化市場金字塔的頂端。就以吃來說，這種達人我們尊稱他為「食家」。

從這個角度看，大陸管「品味」做「品位」，其實也不無道理。因為品味從來都和位置相關，好品味自是高明，壞品味難免就要低人一等受人白眼了。

梁文道：維穩：一個不方便的真相

【am730-觀念】猜猜看以下三件事有何共通點：

一．某地市面上售賣的茶油出了問題，其中致癌物遠超標準。有關部門知道實情，但是選擇私下處理，沒有對外公開。

二．蜱蟲是種常見的小昆蟲，以吸食動物及人類的血液維生。最近有些地方傳出被牠虰咬之後患病致死的例子，有關政府部門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了，但它們沒有公開承認這種情況。自此民間耳語流傳，人心惶惶。

三．另一個地方則有不少房子被拆遷的居民，他們非常不滿政府的賠償方案，也不能同意政府的行事手法，於是頻頻上訪進京告狀。當地政府不堪其擾，乾脆聘請私人保安公司代勞，在北京附近設立拘留所，專事拘捕該地赴京的上訪人士。

表面上看，這是三件完全不可比的事情；不只事發的地點不同，涉事的政府部門不同，就連事件的性質也截然有異。但是，有一個關鍵詞卻能把這三件事串聯起來，那就是「維穩」了。沒錯，正是「維穩」，這個今日中國最常見最常被使用的術語。湖南金浩茶油有問題，當地質監局不公布的理由是「維穩」。河南信陽屢傳蜱蟲咬人致命的病例，當地衛生局不宣傳預防措施的理由也是「維穩」。江蘇和貴州等地聘請一家叫做「安元鼎」的公司關押上京訪民，這還是為了「維穩」。

最近有不少朋友在討論「維穩」的邏輯，似乎真能在一大串號稱「維穩」的事件裡找出一套條理。可能是我比較膚淺吧，不知道為甚麼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出這形形式式色色總總的維穩行動有何一貫之處。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一個好用的說詞與藉口，任何事只要加上「維穩」二字，它就變得比較合理比較神聖了。然而，如果甚麼都可以叫做「維穩」的話，那它到底還有甚麼意思呢？又有人說前述三樁事件全是濫用「維穩」的好例子，「維穩」可不是給人這麼用的。

問題在於我根本不知道正確使用「維穩」這個詞彙的方法，因為從來沒人能說清楚「維穩」要維的到底是哪個「穩」。說來也真是不可思議，中國2009年花在「維穩」上的開支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只5,321億元人民幣的軍費少個百來億(這是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而且他們只是計算了「內保」費用，還不包括其他各種也可以叫做「維穩」的政府行為)。可見「維穩」真是一個很重要的全國目標，不只該花納稅人繳交的稅款，還要整個社會通力合作。

可是，如此重大的全國目標，如此要緊的社會工程，卻偏偏是一個欠缺定義，內涵不清的概念；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綜觀數十年來中國政治詞語的演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常態，那就是它們往往顯得十分含混。因為含混，所以任何人都能夠在任何情況之下隨意地運用它們，使自己的言行得到支持得到理據。因為含混，以你也很難判斷這些運用方式算不算是誤用或濫用。又由於含混，所以不同的詞語甚至可以互相挪移互相替代，在同一類事上都能派上用場。比方說拘捕不滿拆遷的訪民，你可以說這叫做「維穩」，也可以管它叫保持「和諧」與「發展」是三個意義非不一樣的詞，不過它們卻能適用於同一種狀況，隨你怎麼調配都行。

說回「維穩」，要是認真一點的話，我們應該追問它所要維持的那種穩定到底是種怎麼樣的穩定？誰的穩定？相對於何者而言的穩定？既然穩定是個狀態，那麼我們也應該瞭解衡量它的方法，標識從極穩定到極不穩定之間的各項指標。然而對於這一切，直到目前為此，我們卻還未見到任何正式的、官方的，而且權威的解答。這就像一艘輪船大張旗鼓地開航了，上上下下都說要駛去一座夢幻的天堂島，人人興高采烈，都覺得這是生命中頭頂重要的盛事；可是搞了半天，大家才發現船上原來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個所謂的天堂島究竟在哪裡，甚至連它是否真的存在都不知道。

我明白，很多朋友一定會笑我傻，他們認為「維穩」指的當然就是維護政權的穩定，莫非我連這麼簡單的事實也不曉得？好吧，就當「維穩」真是這麼回事。可是作為各項政策的重要目的，難道它就不需要細化成一列可觀測可操作的指標與程序嗎？假如政府認真看待「維穩」，我們當然也可以認真地要求它講清楚這是個甚麼東西；起碼我是這麼認為的。

同時，我們更應細究「維穩」為甚麼會是一個有政治前景的價值目標？一個以維持政權穩定為全國目標的國家又是個甚麼樣的國家？……一個要動員整個社會入才能勉強達標的工程，難道不該交由全社會分析討論嗎？假如我們可以開放有關「維穩」及「穩定」的探討，那麼我們也許會發現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三件事最核心的秘密：原來那些據說要被維護的穩定恰恰就是一種不穩定。

致癌茶油氾濫市面、蜱蟲咬死人的傳聞四處流布、強行拆遷居民住宅；這些事能夠叫做穩定嗎？為甚麼使它們持續存在的行動反而叫做「維穩」？為甚麼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官員都能不約而同地以「維穩」之名幹出這樣的事？或者，這就是有關「維穩」的不方便真相了。

梁文道：有錢人的品味（品味的鬥爭之一）

【飲食男女】十幾年前坐的士，同的士司機講起李嘉誠，十個有九個會豎起大拇指，稱他做「李超人」；今天坐的士再和司機討論「誠哥」近日事迹，我保證十個裏頭有十個會一聽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罵「官商勾結」，甚至叫他做「奸商」。想知道香港有沒有仇富情緒？辦法很簡單，就是拿本地首富李嘉誠當指標，答案豈不是清清楚楚，顯而易見？

不過話說回來，儘管仇富，但是我等平民卻未必仇視富人的飲食品味，此所以坊間媒體常常標榜某某食肆是「名人飯堂」，某某菜館「連六叔都成日幫襯」。不只吃飯的地方，我們還很喜歡有錢人愛吃的東西，比如說鮑參翅肚，又比如說鵝肝松露魚子醬。就算我們不能總是吃這些名貴食材，很多人甚至一輩子都不可能吃得到；可是只要有機會，恐怕再仇富的人也是願意去試的。因此，「阿翁」主理的飽魚套餐才會有賣點；那可是大家都消費得起的「富豪」酒家呀。

有錢人不單有錢，而且還很有品味。已故法國社會學宗師布賀丟(Pierre Bourdieu)曾經把品味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奢華品味」，一類是「必需品味」。後者指的是低下階層的飲食口味，油重味濃，與維持生命的必需程度相關；前者指的則是資產階級的狀態，對米油醬醋的問題不必考慮太多，可以自由自在地選擇食物，而選擇之自由就是「奢華」的真義了。

表面上看，這全是錢作怪。如果一個人賺錢不多，他花在食物上的收入比例一定比較高，而且買的全是最最基本的東西。尤其傳統勞動階層，每日付出那麼多的體力，不多點油水進肚怎麼行？所以傳統低下階層的食物往往又膩又厚。從前的愛爾蘭碼頭工人奉黑啤為每日主食，過去南洋的碼頭苦力則以肉骨茶做早餐，看起來是兩碼事，背後的原理卻是一致的。有點錢，情況馬上不一樣；因為有錢就想命長，吃東西開始講究健康。就算富人還是會吃高脂肪高熱量的菜，但他們至少不必餐餐都吃一樣的東西，而且分量也可以少一點，寧願把心機花在烹調的技藝和準備食材的工序。也就是說他們不太會每天來碗肥豬肉，可是卻愛來幾片吃橡實長大的西班牙黑毛豬做的火腿下酒。

布賀丟最特別的地方是不以錢財論英雄。沒錯，一般收入不高的勞動階層都必需吃些味道濃油分重的東西，否則無力勞動。可是既然說得上是「品味」，這裏頭就一定包含着多於金錢的傾向。換句話說，勞動階層不是被迫要吃那些東西的，而且他們還真的喜歡。想當年那些英國工人，他們暢飲黑啤的時候絕對不會很痛苦地想：「我真慘，焗住飲埋啲咁嘅嘢」；相反地，他們大概會以為天下最美味的飲料莫過於此，一路喝一路爽。簡單地講，「必需品味」看似出自生活必需，但終究也是一種品味、一種喜好，以及一種習慣（用布賀丟的術語講，這叫做『慣習』（ habitus））由於是套習慣了的，甚至代代相傳的品味，所以就算他們有朝一日發財了，他們也還是會不自覺地偏好那種源自必需的口味。

最好的例子就是上海本幫菜，濃油赤醬本是最經典的低下階層口味，用來送大碗白飯大碗麵條實在是絕配。但是老上海的崛起速度太快，許多有錢人出身貧寒，後來白手興家在十里洋場闖出名堂之後，其口味也一時難改。於是這套「必需品味」就弔詭地流傳下來，再有錢也還是愛吃紅燒划水爆河鱔。

梁文道：維穩：一個不方便的真相（全）

【新世紀-隨筆】猜猜看以下三件事有何共通點：

　　一、某地市面上售賣的茶油出了問題，其致癌物遠超標準。有關部門知道實情，但選擇私下處理，未對外公開。

　　二、蜱蟲是種常見的小昆蟲，以吸食動物及人類的血液維生。最近有些地方傳出被它叮咬之後患病致死的例子。有關政府部門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了，但它們沒有公開承認這種情況。自此民間耳語流傳，人心惶惶。

　　三、另一個地方則有不少房子被拆遷的居民，他們不滿政府的賠償方案，也不同意政府的行事手法，頻頻上訪進京告狀。當地政府不堪其擾，乾脆聘請私人保安公司代勞，在北京附近設立拘留所，專事拘捕該地赴京的上訪人士。

　　表面上看，這是三件完全不可比的事情；不只事發的地點不同，涉事的政府部門不同，就連事件的性質也截然有異。但是，有一個關鍵的詞卻能把它們串聯起來，那就是「維穩」。沒錯，正是這個今日中國最常被使用的術語。湖南金浩茶油有問題，當地質監局不公佈的理由是「維穩」；河南信陽屢傳蜱蟲咬人致死的病例，當地衛生局不宣傳預防措施的理由是「維穩」；江蘇和貴州等地聘請一家叫做「安元鼎」的公司關押上京訪民，還是為了「維穩」。

　　最近有不少朋友在討論「維穩」的邏輯，似乎真能在一大串事件裡找出一套條理。可能是我比較膚淺吧，想不出這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維穩行動有何一貫之處。在我看來，它像是一個好用的說辭與藉口，任何事只要加上這二字，它就變得比較合理比較神聖了。然而，如果什麼都可以冠以「維穩」的話，那它到底還有什麼意思呢？

　　又有人說，前述三樁事件全是濫用「維穩」的好例子。問題在於，從來沒人能說清楚要維的是哪個「穩」。

　　說來也真不可思議。中國2009年花在「維穩」上的開支高達5140億元，只比5321億元的軍費少個百億（這是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而且只是計算了內保費用，還不包括其他各種政府的「維穩」行為）。花納稅人如此多稅款，可見其是一個很重要的全國目標。而如此要緊的社會工程，卻偏偏是一個定義內涵不清的概念，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縱觀十年來中國政治詞語的演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常態，那就是它們往往顯得十分含混。因為含混，所以任何人都能夠在任何情況之下隨便地運用，使自己的言行得到支持的理據。因為你也很難判斷這些運用方式算不算是誤用或濫用。又由於含混，所以這些不同的詞語甚至可以互相挪移、替代，在同一類事上都能派上用場。比方說拘捕訪民，有時說是為「維穩」，有時說是為「和諧」，還能說這是為「發展」。「維穩」「和諧」與「發展」是三個意義非常不一樣的詞，卻可以各取所需地隨你怎麼調配都行。

　　說回「維穩」。要是認真一點的話，我們應該追問他們所要維持的穩定到底是怎麼樣的穩定？誰的穩定？相對於何者而言的穩定？既然穩定是個狀態，那我們也該瞭解衡量的方法，標識從極穩定到極不穩定之間的各項指標。然而。自從這個詞彙誕生之日起，並沒有正式而且權威的解答。

　　我明白，很多朋友一定會笑我傻，這指的當然是維護政權的穩定。莫非我連這也不曉得？好吧，就當真是這麼回事，可是作為各項政策的重要目的，難道它就不需要細化成一列可觀測可操作的指標與程序嗎？假如政府認真看待「維穩」，我們當然也可以認真地要求它講清楚這是個什麼東西——起碼我是這麼以為的。同時，我們更應細究「維穩」為什麼會是一個有政治前景的目標。一個動員整個社會投入才能勉強達標的工程，難道不該交由全社會分析討論嗎？

　　假如我們可以開放有關「維穩」及「穩定」的探討，也許會發現以上三件事最核心的秘密：那些據說要被維護的穩定恰恰就是一種不穩定。致癌茶油通行市面、蜱蟲咬死人的傳聞四處流布、強拆造成的反彈，都恰與「維穩」目標適得其反。而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官員不約而同地以此之名行事，或許正是「維穩」的不方便真相了。

梁文道：音樂的態度（三）

【am730-觀念】在我看來，搖滾樂的反叛態度其實和現代藝術中的前衛精神有莫大關係，那種精神首先是套自覺的意識，它自覺到藝術的獨立性質，意識到藝術場域與其他社會場域的斷裂之必要。於是它尊重一切自發的傾向和本身的價值，抗拒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招降與吸納，反對一切形成體制的藝術語言與習慣。在這個意義上講，「沒有理由的反叛」，其實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知道要憤怒甚麼的態度其實也是很有內容的。儘管你從來沒有寫過任何一首抗議歌曲，但這並不表示你對主流歌星的嘲笑沒有意義。「老闆」在大公司的羽翼下低吟勞工階層的失落，顯然是很動人的態度，但你獨自發行一張對社會沒有任何看法，卻在音樂上十分出格的唱片，同樣也是種不容忽視的態度。當人家都規規矩矩地在結他上奏出美妙和弦，你竟然當眾放火將它付之一炬，這也不能不算是藝術表演上的顛覆(除非燒結他已成套路，你只是鸚鵡學舌)。因此，我又回到了開始當樂迷的階段，能夠欣賞一班青年為了出格而出格的姿態，不再認為和嫌棄他們淺薄。

同時我也更能明白當代流行音樂裏的諸多矛盾。例如波諾(Bono)，他的U2是全世界最受歡迎、商業上最成功的樂隊之一，因此遭到很多堅守獨立姿態的人的批評，批評他們在音樂上太過圓滑，說他們玩的只不過是「Stadium Rock」(在非主流音樂愛好者的字典裏頭，Stadium Rock幾乎是句罵人的髒話)；但另一方面，波諾在環球貧困問題上的付出、U2對人權議題的投入，卻又是許多幾近於自戀的獨立音樂人所遠遠不及的。相較之下，誰的態度更為可取？

或者，這是一個無解的矛盾。只要搖滾繼續存在，這類爭議就會永遠出現。是為了藝術而藝術，還是為了政治而藝術？甚麼時候我們該指責音樂人不夠關心政治？甚麼時候我們應當提醒音樂不能只為政治服務？這不只是搖滾樂的內在緊張，也是整個藝術領域裏前衛精神的矛盾。

所以我們只能勉強地依隨時機來判斷音樂在局勢中的作用。假如我們是在三十年前的大陸，教大家音樂不應忘記勞苦大眾，其價值恐怕還比不上鄧麗君的一首娓娓之音，因為那個年頭的音樂不是不夠政治，而是太政治了。但今天，它卻是個來得正好的警醒，並不是說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人再為工農唱歌，而是說它要不是太過小眾太過獨立，所以不為人知，就是太過脫離民情掩蓋現實，因而成了另一種「為政治服務」的藝術。至少，在看完這本書後，我想到美國人至今還在反戰遊行中唱著 We shall overcome，而香港人則會在示威集會裏頭合唱金佩瑋作詞的《人民之歌》，可大陸呢？近來有那麼多次眾人矚目的罷工事件，但是我不曾在報章的報道與影像的紀錄裏看見工人們唱歌的場面。莫非他們沒有歌可唱？莫非沒有人為他們寫歌？無論如何，一場沒有音樂的罷工，難道不是很叫人遺憾嗎？

經濟觀察報訪談梁文道

經濟觀察報：豆瓣上有一個梁文道小組，有三千多成員。如果有粉絲走上來，向你表達仰慕、敬意，你會……

　　梁文道：我很想勸他們解

梁文道：我很想勸他們解散，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說這種話。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其實會很難堪的，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這樣，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多方面都很糟的人，我有很多懦弱的時候，很多虛榮的時刻，很多人性的缺點或者是陰暗面。如果有人片面地對我帶有某種美化的印象，用那樣的印象來認知我，並且最難堪的是使我獲利——比如我做電視，我就是在獲利，因為做電視的薪水不錯，可以有很多額外的收入，而那些收入說不定就是建立在大家對你的媒體印象上——我在靠這種印象生活，我又知道這些印象是我不喜歡甚至很討厭的時候，那就變成很大的矛盾。所以我常常在想，或許有一天我不應該再做這些事情。

　　經濟觀察報：佛教的修行會有利於減輕這些內心的矛盾嗎？

　　梁文道：不一定，說不定會加重，會讓我有一種出離的狀態，想走的感覺很強烈，想離開這樣的環境。佛教裡最不濟的方法就是把它當做心靈雞湯，各種修行可以當成是一種心靈上的SPA。問題是，你知道佛教並不是這樣，它是一個讓你更安穩地、真誠地活在當下的一個宗教，而活在當下的要求是很嚴格的，百分之百對自己很真實，真實地關照自己的各種慾望、各種想法、各種狀態。要進入那樣的狀態的時候，我常常懷疑是不應該做電視的，或者很難做。有一陣子我覺得我做不了電視了，因為做電視，鏡頭一過來，你就要說話，而那種說話很容易變成沒有經過充分的觀察就說出來的話，那都是一些妄語。

　　經濟觀察報：你說自己是左傾的自由主義者，很多人會覺得難以理解，覺得自由主義和左傾是對立的。

　　梁文道：今天在大陸，把自由主義跟所謂的左派對立起來，覺得自由主義一定是右。但我覺得我們今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比較狹隘。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理論，它並不必然地右，相反地，自由主義在歷史上很多時期都是左翼的，左的意義是什麼？「左」，首先它關注的是社會公平、公正，而「左」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左翼在現代西方指的就是比較激進，你有一種反對的、反抗的、反派的氣質在。

　　在歷史上，自由主義曾經是左翼的精神資源，為什麼？首先自由主義在很多年代都反威權、反獨裁，是一種反叛的力量，所以他們有「左」的氣質。第二，自由主義講自由，看起來自由跟平等有時候是矛盾的、對立的，但是當講自由的時候你會牽扯到人的權利，人權是每個人都該有的，這時候就變得平等了。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其實可以開往左翼的道路的。因此在歐美的自由主義陣營裡面，有一群左傾的自由主義者，我念大學的時候念政治哲學，我的老師是研究約翰·威爾斯的，研究得很透徹。這些東西對我影響很大。所以今天我會寫很多文章批判全球化、或者是美國普遍的右派的東西，但同時我又受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影響那麼深。

　　經濟觀察報：你罵過的人多嗎？

　　梁文道：不多，我很少罵人，尤其皈依佛教之後。如果緬甸的僧侶覺得軍政府都是值得同情、可憐、慈悲的人的時候，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是你的敵人呢？我不覺得有什麼人是我的敵人，也沒有什麼人應該要被罵。

　　經濟觀察報：你剛才講到「左」意味著激進，這個激進體現在一些人身上，就是他的性格也比較激進，有左憤也有右憤。

　　梁文道：對。這是沒辦法的，每個人有不同的做人的方法跟風格。不過在中國，問題在於我們大家都很容易變得激進，所以才會出現一講憤青就分出來左憤右憤。我覺得一個人的性格跟他的主張，或者意識形態上的立場，有時候是互成因果關係的。而我們大家都困在一個結構底下，這個結構就是國內現在的知識界處在一個很嚴重的對立情況，就是你非此即彼，非友即敵。

　　經濟觀察報：是，現在好像分化得挺嚴重的。

　　梁文道：這種對立在民間就會造成很簡化的認識，我舉個例子，你如果批評美國，就說你反對美國，你就是左派，因此你反民主，你反自由。相反的，你如果支持自由民主，那你就不應該反美。我們很奇怪地把一個現實中存在的國家當成一個價值上的理想典範，同樣的，我們也把我們自己的國家當成價值上理想上的一個標本，所以才會有這種對立。

　　經濟觀察報：你剛才說不能把某一個現實中的國家當成一個理想社會的典範。

　　梁文道：這是不可能的，舉一個例子，自由、民主、平等這是一套價值觀，這是一個理想。我們一般都認為，同時我也相信，美國這個國家，它是建立在這樣的理想上，但是我們不能把現實中的美國簡單地等同於這個理想的完全實現。不同階段的美國——如果我們樂觀地想美國是在不斷地進步——是在不斷地實現它建國理想的過程中，當然這個理想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實現，它在逐步實現。

　　經濟觀察報：你對新自由主義是有保留態度的。

　　梁文道：非常保留，尤其新自由主義主宰下的全球化。我小時候在台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是當時我們在台灣反抗威權政治的很重要的武器，比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對我們影響非常大。我小時候看很多這樣的書。後來回到香港，香港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實施得最徹底的一個地方，新自由主義的整套意識形態的運作方法，我有切身的體會，我讀過的這些書跟我切身的體會，使我瞭解到，新自由主義是有它的陰暗面的。

　　經濟觀察報：有哪些陰暗面？

　　梁文道：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內部，自由和民主這兩者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發生在什麼地方呢？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是不是應該用一個民主的程序，讓公民去決定我們這個國家的醫療服務應該怎麼做？可是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是行不通的，為什麼呢？因為新自由主義會告訴你，如果我們把醫療服務用民主的方法來決定的話，就會造成很大的不負責任。大家都想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但是又都不願意付出代價，所以到了最後，這個公共醫療服務體系最後是會破產的。所以新自由主義的講法是，我們需要把很多公共服務交給市場去決定，讓它私有化，私有化是什麼呢？就是讓一些專家或者讓一些私人企業家去經營的時候，它反而能夠最大程度地滿足地大家的需要，同時它又賺錢，而且在民主和民主帶來的問題之間造成一個平衡。

　　從哈耶克的書裡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並不總是支持民主的，相反他對民主是充滿懷疑的，因為他認為，民主會破壞市場的機制，而市場機制乃至於市場機制構成的社會是最能保障自由的，換句話說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

　　新自由主義者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一個企業謀利行為的自由，比如說薪水、工資的決定等等，應該把薪資決定的權利交給僱傭雙方自由地去決定，而不是交給工會去民主地決定，所以民主和自由在很多時候是矛盾的，而當他們發生矛盾的時候，新自由主義者是毫不猶豫地站在要保護他們所理解的自由上面的。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自己的角色是什麼？希望自己發揮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梁文道：我希望我是一個製造氣氛的人。所謂製造氣氛的意思就是說搞活氣氛，主持人擅長的工作。這個氣氛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能夠相對溫和地、理性地討論問題，但是這個理性、溫和不表示大家不批判、不反省，我們可以很嚴肅地想我們的處境，我們該怎麼走出去，但同時我們可以是很輕鬆甚至是愉快的。改變其實是愉快的事情，並不一定總是憤怒的。有時候憤怒也可以很愉快，比如BobMarley的音樂是很憤怒又很愉快的，他在改變東西，他想改變。

　　經濟觀察報：你相信改變，不保守主義了？

　　梁文道：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態當然需要改變，我們現在活在什麼樣的處境呢？我覺得我們中國人不能老是關門看自己，我們和世界是連在一起的，我們自己的自由跟世界上很多人的自由是聯繫在一起的。

梁文道、韓寒對談：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梁文道（以下簡稱梁）：《獨唱團》現在是月刊嗎？目標是月刊還是季刊？


韓寒（以下簡稱韓）：我現在不好說，有一些比較不能說的事情，就是它還不確定，未來都不確定。

梁：那你現在開始辦雜誌《獨唱團》，我的感覺是你從來沒有想過讓它變成一個你博客的雜誌版，它其實是一個相當純正的文藝雜誌，是不是這樣？

韓：當然是這樣，它如果變成一個博客版的話，是看不下去的。我相信你也看不下去。第二，其實說到底，沒什麼政權被什麼雜文寫垮的，但是如果當它的整個年輕人，整個民族，他們都熱愛文藝的時候，這樣的一個政權就很難欺騙他們。雖然文藝青年這個詞略帶貶義，但因為他們接觸了很多文藝以後，他們自然會去辨別。我還真是就想把它做成一個文藝雜誌，否則你想看網絡上那種文章，那你就到網絡上去看唄，何必再買一本紙質書再看呢？

梁：如果是一個文藝雜誌的話，都有一個主張，或者有一個傾向，那你的看法和主張是什麼？

韓：我覺得這麼多年，出的很多問題就是在它的主張上，任何一個人出來，就先得有一個主張，有一個看法，任何不同意他的主張的人，就消滅他。所以我其實挺害怕這種主張和傾向的，我寧願沒有主張，沒有傾向，完全開放。

梁：就它跟別的，現有的文藝雜誌的區別在哪兒？

韓：問題是現在沒有文藝雜誌。

梁：是嗎？

韓：對，現在中國其實只有文學雜誌，還有一些比較小資的雜誌，可能有一兩篇文章不錯，但是歸根結柢還是莫名其妙的花花草草。還有就是比較老派的那種文學雜誌。事實上，現在缺乏一個能夠包容很多載體文藝雜誌。

梁：我是不太介意主張這回事，我只是覺得，如果每一份雜誌都有自己對文學特定的看法沒關係，重點在於我們要有很多不同的雜誌，我們允許不同的雜誌。現在的問題就在於，當我們不被允許的時候，於是大家都要往一個口裡鑽。

韓：對，所以那個口就只能夠把它做得開放，就不能主張。就比如說我們主張進步，那問題是有些人退步的步伐也不難看。但是當整個環境特別地開放的時候，那我們也可以有主張，誰都消滅不了誰，誰都打壓不了。事實上我怎麼可能沒有主張呢？這個雜誌怎麼可能沒有主張？只是不願意說而已。

梁：你會在小說創作裡面試圖把小說跟你的雜文完全割開嗎？

韓：以前分，早期的時候分離得大，到中期的時候又連接得緊一點。但是我不能說現在是晚期，感覺活不到三十歲。現在其實又開始分得比較大，因為我覺得其實各種東西現在承載著不同的功能。以前我可能把小說和雜文的功能糅合在一起，再加上老覺得自己多功能，所以寫東西的時候也多功能，寫小說的時候特別想帶點評論。但現在相對來說，可能會少很多，因為小說就是小說。

梁：我覺得評論是可以寫在小說裡面的，像我昨天去介紹昆德拉，在台灣有一種「崑腔」，指的就是小說夾敘夾議，說故事說到一半他要評論，他不止評論他剛才要說的故事，還要評論一下社會、世界、人生，評論一大堆再回過頭繼續講故事。但看你這個人有沒有能力，或者素養把它們完全融合起來。那是太難的事情。我還引用一下他的評論觀點，用到我自己的評論裡，就是講「媚俗」。

韓：你昨天（文章）寫到「三俗」嘛。

梁：對，沒錯，我要寫「三俗」就是寫這個。因為他講「媚俗」不是今天講的「三俗」（按：庸俗、低俗、媚俗，大陸有「反三俗」文藝的話題）那種「俗」，比如說他寫到當年看共產黨政權國慶大閱兵，每一個遊行的隊伍經過閱兵台的時候，不管他心中多愁苦，不管他被太陽曬得多痛苦，他到那個點的時候，都要固定的把頭轉向主席台，露出一顆燦爛的笑容。每一個人在這個情況下，都被固定的要求某種情緒的表達，那麼的正確，那麼的偉大，那麼的光榮。他說這就是媚俗。因為他之前還講過很多關於拉屎的故事……

韓：從現在看來，他寫的真的很獨到，就是容忍不了別人拉屎，斯大林是這樣，集權社會是這樣的，李敖也是這樣的。

梁：所以我就想，我們這個國家其實是非常情緒專制的。比如我常常看電視上訪問一個人，那些記者總喜歡加這種形容詞，「他激動地說」，「他動情地說」，我每天看那些報紙，就覺得這個國家好激動，一天到晚都在激動，一天到晚都在感動，然後一天到晚都在流淚，一天到晚都在熱淚盈眶，這很可怕。就連昨天那個全國哀悼日（按：2010年8月15日哀悼甘肅舟曲泥石流遇難民眾），我都覺得是「媚俗」。我覺得哀悼對，想當年汶川對不對？汶川的時候你也去了，有哀悼日，大家都覺得很好。可問題是從今以後它變成一種要求了。比如娛樂電視節目，我那天晚上看HBO，看了一半停了，十二點哀悼日到了。然後會覺得這樣莫名其妙。一方面可能是這種哀悼日的頻率也太頻繁了。

韓：我女朋友說，快來看，電視壞了。電視裡就一個台，是哀悼日嘛。我上網，一看，顯示幕也壞了，所有網頁都是黑白。當年在汶川的時候，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哀悼，是發自內心的。但是昨天，包括我很多朋友，卡拉OK唱了一半被趕出來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心懷不滿的。

梁：這幾年太多百年不遇。

韓：對，人生還是挺奇妙的，這麼幾年就把這麼多百年不遇的都趕上了。還有就是很奇怪，你發現哀悼日它事實上變成了一種讓人覺得非常奇怪的風氣，很多人都不是發自內心的，但大家都得表態，你表態表得不對，就被扣上各種帽子。

梁：這就是專制。連你的情緒都要被它專制。我覺得這個是今天這個國家非常可怕的地方，它不止管你講什麼話，它連你情緒都要管。

韓：對，一旦你情緒不對，就會有一種帽子扣在你的頭上。當然以前可能是扣這種帽子後對你還有人身傷害。現在可能光給你扣帽子，沒有人身傷害，但事實上是一樣的。

有時候你還真的是要充滿著一種感激之心，去看待這種國家宣傳機器。

梁：為什麼？

韓：因為他們這麼蠢，不至於這麼多人去討厭他們。你想如果國家的宣傳機器，談吐言語之間非常瀟灑，然後非常風趣，說話也非常得體，有的時候還跟你娛樂娛樂，它就會獲得不少人心。所以我們要感謝他們。

梁：乃至於讓大家發現它的邪惡本性？

韓：對，乃至於一看就知道。

梁：你的東西，雖然我們都明白你講的貼近時代是什麼，但是它恰恰是某種程度上逃離了這個時代對你的這種要求。

韓：對，其實我是希望更多的進步。所謂安全路線實質上是不安全的，你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把這些所有可能扣的帽子砸碎，這是最安全的。然後在這種情況下，你泡你的妞，你穿你的品牌，我做我的事業，我賽我的車，這才是真正安全。否則總有一天，你不知道什麼樣的帽子會跑到你的頭上，就像郭德綱（相聲演員）一樣。

梁：沒錯。去年還是那麼的正確，政府、媒體也褒揚，現在就被打落谷底。

韓：但是其實還好，也不算谷底。因為我認為，封殺分三種狀態，一級封殺、二級封殺跟三級封殺。郭德綱只是處於三級封殺。因為你看郭德綱他不能演出的消息你還能見到，在各個網站、報紙上還能見到；當你二級封殺的時候，你在網站和媒體上都見不到這個名字了；當達到一級封殺的時候，你提到這個名字，你就要注意了。所以郭德綱只是很淺層次的封殺，你可能得罪了某一個人，他決定來整你。中國相聲界或者什麼界，他們有一個習慣，就是他們自己就經常把自己想像成黑社會老大，他們都有老大情結，但是這種老大的情結跟我黨是衝突的。

梁：趙本山他是個老大，但是他很清楚誰才是最大的老大。

韓：對，這就像打電玩遊戲，你們只是各個關卡里的小Boss，但是當大Boss出來的時候，小Boss都得站一邊去。可能郭德綱一時沒有認清楚這個形勢。但是我認為他還是很容易起來的，因為自從政府稍微打壓了他一下以後，他反而贏得了很多同情和讚譽。所以也是要感謝政府的。但從本質上來講，你當然不能夠動用任何權力去封殺一個人。

梁：有時候跟社會保持一定距離對文藝來講還是有好處的。當然我不是說文藝應該脫離時代，脫離社會，而是說你要保持一個距離，這才是創作之所以必要的原因，是不是？離時代太近是看不到東西的。

韓：是，離時代太近，你會覺得看不到東西。因為很簡單，我們永遠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對手也沒有你想像的那麼蠢，所以有時候還是要離得遠一些。我也是在追求這樣的小說。

梁：就你指的是《1988》？

韓：對，《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本來就想叫《1988》，但已經有《1Q84》了。

梁：為什麼是1988？

韓：小說裡有一台旅行車，那台旅行車的名字叫「1988」。事實上為什麼叫「1988」，大家都可以去想，但我一定不能在它出版之前說，說了之後又要改名字了。我覺得我不大方便做什麼詮釋，因為作為一個小說作者，把一切都詮釋得特別詳細，其實挺沒有意思。

梁：我想說一件事兒，說影響這個問題。我去年去杭州，就有讀者問我喜不喜歡看你的東西？我說喜歡。然後叫我形容一下你的雜文，我就說，如果從雜文對這一個時代影響力和共鳴感知來講，我覺得韓寒有可能會變成我們這個時代雜文書寫中的魯迅。因為他跟他的讀者在共呼吸的。後來報紙出來就說，梁文道說，韓寒就是當代的魯迅。我原來是有限定的。你的影響力其實是你跟讀者的那種共鳴感。可是也有很多人是反過來批評，比如許知遠，或者還有你可能沒注意到劉禾。劉禾就說，韓寒這種評論其實是很安全的，表面上很顛覆，實際上是跟政府有共謀的。她這個共謀不是說你們串通好，商量好，而是你的評論是大家需要的，就等於需要幫大家出這麼一口氣，其實也是在幫政府緩解了一些壓力。這一點恰恰我覺得在跟許知遠那個說法有一點相關。因為許知遠的說法是說，大家為什麼那麼喜歡看你的東西，就是看了之後就覺得好爽，覺得出了口氣，出了口氣就行了，就完了。就覺得好像有人幫我們說了話了，那正義就已經得到了，就贖回了。對於這些批評，我的看法是，很多時代，很多社會底下，反派英雄這種形象確實起到一個緩解壓力的作用，就等於我們說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你越不讓他說話越糟，你總得讓他有一個口。那麼於是我們說，韓寒或者一干人等就是這個時代的口。那這時候緩解了壓力。

可是在我看來，要分兩個層面講，第一，這是形勢的造成，這是一個個人責任的問題。第二就是你們這麼做是否幫助了現在這個社會種種的惡現象的繼續存在，是不是讓大家洩了口氣，消費了良心就夠了呢？其實想一想，良心消費是我特別恐懼的一件事情。我們有太多人關注完就好像我舒服了；我關心過了，我的良知得到撫慰了。我害怕這個情況。可是我覺得，像你這樣的人不是在消費大家的良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瞭解，弱者也有弱者的反抗，弱者的反抗有時候是透過這部分來完成的。讀者之所以對一個雜文作家的某些評論文章會有共鳴感，並不是因為他說了他們想說的話那麼簡單，而是因為他透過對你的文章，促成他的某種反抗。在我看來，其實你寫的這些文章，如果大家支持，大家流傳追捧的話，那是弱者的反抗，你還能要他怎麼樣？

韓：是的，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它就兩個角度：第一個角度我們可以通過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共產黨政權瞭解會發現，他們不具備這種政治制度，他們永遠是希望這個社會統一思想，除非說他們真的是覺得有一些難處，或者黨內有一些別的想法，否則他們一定是希望統一思想的，否則他們不會信共產名黨。第二就是我們從那個反抗的角度來講，有些人覺得把我博客關了，書不讓出，還把我投進監獄，這對社會可能是一種推動。我覺得他們所說的那些東西，事實上不完全成立。我們往往有一批人，他們也認這種資歷，就是以誰受的迫害越多，誰資歷就越老。如果你被關了十幾年，你的資歷一定是最老的，但死了就不說了，死了就沒資歷了。

梁：對，賈樟柯寫過這叫苦難崇拜，就是誰受苦越多，誰越牛。

韓：就是這種，事實上我相信只要任何一個稍微多看過一些書的人，基本上都瞭解怎麼回事。要把自己搞到監獄裡去還不容易，兩篇文章就完事了。在我看來，所有的希望都在於這一代或者說未來的年輕人，以及信息的完全開放，科技的變革。這些你都可以去嘗試，你都可以去推進。雖然你是沒有什麼作用，但是倘若每個人都是那麼希望的，那一定能夠成功。所以我不明白他們在希望些什麼，希望這個社會憋很久，然後忽然之間農民起義？我相信這也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而且中國人骨子裡風氣就是，你要去某個鎮鬧，整個鎮政府都被你搞定，然後上面下來安撫一下情緒，龍恩浩蕩，搞定了。很多人他們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出於內心的一種崇拜。他們是對皇權，對集權有一種崇拜的。

梁：我想講一下最近港台炒得很厲害，就是關於陳文茜批評你那件事情。我後來當然也看了你的回應，我覺得很有趣。李敖、陳文茜他們這麼追捧或者是讚賞大陸是不是很奇怪？

韓：所以其實我覺得挺奇怪的，但說不清楚一種什麼感覺。

梁：我給你解釋一下這個情況。據我的瞭解，現在台灣有一個情況，就是這幾年島內的政治鬥爭很嚴酷。在這個鬥爭底下，中國是什麼呢？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參照點。如果你去看多一點台灣對大陸的報導或者評論，你會發現他們呈現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一個是非常正面，一個是非常壞。然後你再看這些好跟壞，是誰在說？你就明白了。反面是台獨派，綠營的，總是把大陸的說得很糟糕，你看世博多壞，包括香港有一些媒體，就是大陸所說的***媒體，跟台灣的綠營媒體相似的地方在哪兒？就是每次談到大陸的問題，最後簡單的一句結論，為什麼汶川會地震？為什麼會有毒奶粉，為什麼世博會勞民傷財，答案只有一個，它是獨裁的。他講這個用來告訴台灣人民，你看我們台灣多民主啊，你看對比起來我們多好啊，我們怎麼能跟它統一呢？那麼另外一派藍營是怎麼樣看大陸呢？藍營就反過來了，就說你們老在醜化大陸，妖魔化大陸，其實現在大陸很好啊，我們過去十年就是搞內鬥……

韓：然後獨裁有什麼不好啊，我們台灣經濟騰飛的時候，就是獨裁的時候。

梁：對，沒錯，就來這套。所以在我看來，台灣人每次在講大陸的時候，他都不是真的在講大陸，他是在講他自己。他是投射大陸來做島內鬥爭。

韓：他們這種情況，我看到有一個評論特別對：他們其實開著寶馬，開著開著覺得寶馬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座位稍微硬了一點，油耗稍微大了一點，然後他們可能會選擇，到底要選擇寶馬還是要選擇奔馳，這是他們的選擇。但是對我們大陸這種騎三輪車的，不用去管這些事情。

梁文道：蠱（樹蛙與貓林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北京飯桌上的朋友要我說此生其中一件至卑鄙至可恥的行為，我說了。然後他們都笑，覺得這那算得上卑鄙。

它當然算。否則我不知道甚麼叫做卑鄙。

那年我唸小學四年級，喜歡到處搜捕昆蟲，捉到之後再將牠們製成標本。以我的年紀來算，我覺得自己的技巧算是高超，懂得用捕蟲網捕捉蝴蝶卻不傷其雙翼分毫，再巧妙地用手指輕揑其柔軟的胸腹，讓牠窒息，最後小心地把牠放進事先摺好的三角形小紙袋。我注射福馬林以防止死去昆蟲的腐敗，我利用自製的夾板加上大頭針以開展牠們的翅膀和六肢。我曉得怎樣保持乾燥，讓那些標本看起來就和外頭買的一樣漂亮，栩栩如生。

後來我發現許多學者都曾循此路徑走向科學的世界，例如愛德華．威爾遜（ Edward Wilson）。但是他們和我不一樣，儘管聽起來古怪，可他們的世界卻真有一種莫名其妙卻又難說得清楚的愛。也就是說，像威爾遜這種人在製作昆蟲標本的時候，他是帶着愛的。他殺戮，但他有真正的求知慾與好奇心；他喜歡跟踪蟻群行進的模式，聆聽蚱蜢後腿摩擦的聲音，他真心喜歡這一切。假如他偶然殺死牠們，那也是為了更加貼近牠們的內在。後來的威爾遜不僅是螞蟻權威，而且成了生態保育運動大將，他鑄造「親生」（ biophilia）一詞，力圖說明人類有種與生俱來的萬物之愛。

我是不同的。我懷疑科學只是自己的藉口，用以掩蓋抑止不住的嗜殺之慾。我用製作標本的精密步驟和嚴謹程序去為屠殺生靈的殘酷行為穿上一層白色的消毒外衣。証據就在小學四年級那一年。

我先是捉到一隻壯健碩大的楸形蟲，牠的甲殼油亮，兩根可以夾合的犄角非常神氣地高高翹起，角的內側則有鋸齒般的突狀物，非常威武。別看牠長得凶悍，就和一輛坦克車似的；其實楸形蟲是種性情溫和的甲蟲，靠吸吮樹汁維生。雖有一身堅硬的外殼與駭人的犄角，但只會用來自衛，以及求偶時不損競爭者性命的打鬥。

同一天傍晚，我又在一片草葉上找到一隻大不過拇指頭的樹蛙，牠渾身濕滑呈淺綠色。如今回想這該是個可愛的小動物，但當時我卻把牠當成難得的獵物，只想用牠試試我的新玩具──那只楸形蟲。我將牠倆丟進一個糖果盒裏，想看看狹窄的空間會逼出一個甚麼樣的結果。結果牠們動也不動，嚇壞了似的，各自瑟縮一個角落。於是我憤怒了，乾脆自己動手，捉起樹蛙把牠送進楸形蟲的攻擊範圍，挑撥後者的犄角。終於，楸形蟲本能地夾上了雙角……。我看見樹蛙柔弱的軀體軟癱在楸形甲蟲的角上，四肢停止顫動。更可怕的，是牠小小的嘴巴居然吐出了一大團白色的東西。我猜那是牠的腸胃，因為受不住壓力，所以全都從口部倒湧上來。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這個畫面。它就像夢魘一樣地纏擾着我，不時浮現。對我來講，這就是世間上最殘酷最可鄙的暴力。雖然不是殺人，但我又怎能肯定它和殺人沒有任何連繫呢？後來有朋友說這只不過是場無傷大雅的男童惡作劇，叫我別再介意。可是我無法接受這麼淺薄的安慰，在我看來，暴力的潛能與嗜殺的慾望全都體現在那關鍵的一刻了，後面便是無盡深淵。而且我相信正因為是小孩，那股黑暗的傾向才能毫不掩飾地直接敞現。年幼並非藉口，相反地，正如《蒼蠅王》所示，殘忍是不管年齡的。你知道這件事最殘忍的地方在那裏嗎？楸形蟲與樹蛙都是害羞而溫柔的小動物，可是我卻逼迫前者做出非其本性的動作，促成另一條生命的痛苦終結。

後來我向神父告解，他教我祈禱，以後不再犯上同樣的錯誤就好。可是我仍然放不下，因為認錯不算甚麼。做錯事，承認就夠了嗎？我殺了人，對不起，我以後不殺了。承認錯誤只是第一本，單純認錯則是廉價的。任何錯誤與罪惡皆須深索其源頭，直抵核心；起碼我是這麼想的。然後我讀書（因為這向來是我認識問題的方法），試圖在書裏辨認自身暴力與邪惡的來處。

梁文道：音樂的態度（二）

【am730-觀念】玩搖滾玩到這麼紅，我們都覺得是件很沒有態度的事。你看人家Ian Curtis，傳說他自殺就是因為受不了自己的歌竟然上了四十大排行榜；這才叫做態度，不是嗎？

且慢，你仔細看看「老闆」的歌詞，就算是Born in the USA這麼暢銷的專輯，裡頭那些破敗城鎮的憂鬱，可曾因為它是大公司發行的歌曲而減少半分？那些絕望年輕人的身影可曾因為電台不斷播放而變得興奮起來？沒有，「老闆」的聲音始終是憤怒的。哪怕他加入了當年時髦的迪斯可元素，哪怕他把這些歌曲編排得如此豐滿悅耳，但他始終沒有忘記過他的來處，他還是在唱他所認識的美國底層，他依然和他們站在一起。這又算不算是一種態度呢？

好幾年前我曾經批評過一些大陸樂壇的地下樂隊貌似反叛，其實都甚麼也顛覆不了。

沒錯，他們會在舞台上摔結他，醉了酒狂言亂語用粗話喝罵觀眾，他們甚至抽大麻吸毒品，被公安捉回派出所好幾次，並且沒有把自己賣給懂得炒作市場的大公司。但是，這就夠了嗎？他們批評過這個社會的任何不公嗎？他們憤怒，但這股憤怒並不來自廣闊的同情，也不指向任何公共議題。比起只用一把木結他，聲線甜美，但唱出來的歌足以結束一場戰爭的傳奇民謠歌手，這夥製造噪音的狂暴年輕人的態度背後到底有著甚麼？我很懷疑它只是一種沒有理由的反叛。

而那個「甚麼」在我看來，自然應該是政治的。如今看來，我當時的批評失之於偏頗，而且太過嚴肅。畢竟正如台灣評論家張鐵志在其舊作《聲音與憤怒》的自序中所說的，早在我們這群樂迷被政治化之前；早在我們開始懂得一點皮毛的社會分析，並且形成一套關於正義與自由的粗淺直覺之前，我們就在搖滾樂裡學到了一種反叛的姿態。一開始，它或者是種沒來由的憤怒與造反，對很多事情感到不滿，但又說不出不滿的根源與理由。我們只是表態，只是反對，直到後來才為它補進許多扎實的依據。假如，這依據恰巧是政治的，比如說，是對種族歧視的否定、是對工人階級困苦生活的同情，是對國家機器冷酷殘暴的反思、是對全球環境與貧窮問題的糾纒，那麼你也許就會變成張鐵志新著《時代的噪音》所羅列出來的這些名字的其中一人了：Joe Hill、Woody Guthrie、Pete Seeger、Bod Dylan、Jon Baez……換句話說，你會變成那種深具社會良知的抗議樂人，以政治上的不民主和經濟上的不公平等宏觀原則去合理化你的怒火。

我非常敬佩和喜歡這一群了不起的音樂人。但是，正如我剛剛所說的，假如以為所有音樂人都該效法他們，走上這條介入社會的道路，才叫做有內容有實質的反叛的話，這也未免太過狹隘了。

誠然，這群人不只藐視惡俗的流行音樂，敢於挑戰居於主流的權力，但這實在不是發展搖滾樂反叛態度的唯一道路。

梁文道：音樂的態度（一）

【am730-觀念】有一陣子，好些香港自詡高等的媒體很喜歡用「有態度」去稱許他們認可的人物。比方說：一個時裝設計師，他不跟隨潮流起舞，堅持自己的風格，他是「有態度」的。一個電影明星，他從不向八卦小報賣帳，不是工作就是躲起來背著包四處流浪，他也是「有態度的」。甚至一家餐廳，它違逆講究健康的趨勢，永遠用豬油炒菜，遇上不喜歡的客人就乾脆把他轟出去，這家餐廳，當然「有態度」得很。簡單地總結，「有態度」大概就是不流俗，有自己一套的意思。透過讚賞這林林總總「有態度」的人和物，那些記者、專欄作家，以及無法不依照市場規律運作的大眾媒體，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態度，與眾不同。

我並不喜歡「有態度」這個說法，因為我不明白那個很孤高、很受敬仰的態度究竟有什麽道理。一家用豬油做飯的飯館真有那麼了不起嗎？一個穿裙子的男人真的能夠單憑這點便令人佩服嗎？依我淺見，「有態度」往往只是一種姿態；而那種姿態除了區別人我、突出自己之外，它到底還想表達甚麼？它的背後可有任何內涵？

我對這套態度言說的反感，或許是來自我當樂迷的經歷。回想起來，少年時代音樂口味的變還無非就是一連串態度的追求。當年我是怎麼喜歡上Gothic Rock的呢？恐怕並不單純來自那些音樂的寫作和技巧，而且還是為了那些樂手外形的冷酷，以及從唱片封面開始一直蔓延到歌詞與唱腔音域裏頭的黑暗氣氛(直到今天，我還記得The Sisters of Mercy在First and Last and Always裏面的驚人演出，以前我從不知道歌原來還可以這樣子唱)。比起香港歌星那種滿臉堆笑、然後一開演唱會就要滿台亂跑的傻瓜式明亮，這種樂風豈不是「有態度」得多？當然，更「有態度」的是我大部分同學都不曉得，「哥特搖滾」是甚麼。

那實在是場競相瞧不起人的比賽。聽美國告示排行榜的瞧不起聽中文歌的；聽英國搖滾的瞧不起聽告示排行榜的；聽英國獨立廠牌的瞧不起聽主流英式搖滾的。每一個瞧不起其他多數人的都覺得自己比較「有態度」，而他們喜歡的音樂自然也得是「有態度」的音樂。對我這種追求態度的樂迷來講，那幾年真是一趟發現之旅，總能發現前方還有傳說中更「有態度」的樂隊，一山還比一山高。

終於我厭了。然後開始漸漸鄙夷這種大圈子裏有小圈子，小圈子里還有更小的遊戲。回想最初，我迷過人稱「老闆」的Bruce Springsteen，《Born in the USA》的卡式帶都快被我聽爛掉了。只不過他實在是太紅了，紅到街上隨便一間三流成衣店都會拿他的歌當背景音樂。

梁文道：楊照的倫理寓言（《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1》推薦序）

一

《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這個書名嚇人一跳，因為它似乎太過煞有介事，道德說教的意味太濃，保守、傳統而且古老，幾乎不像是任何一個現代評論家會喜歡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楊照著作的書名。畢竟，他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社會裡的知識分子，而且受過完整的高等學術訓練，他應該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這個時代都會遭到無情的懷疑甚至嘲諷；他也應該曉得我們已經不再相信有誰能夠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別是道德上的真理，從而大膽指導別人立身處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楊照還敢寫下這一大堆文字去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呢？雖然他曾經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評論集，名字一樣宏大而駭人；可是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這本書活似一部指南。

沒錯，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種什麼樣的人，述說他的構成條件與周遭環境；那麼《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就是來到更具體的實踐層面，宣講一種應該怎樣做人的道理了。勉強地區分，前者屬於「實然」的論說，後者則屬「應然」的探討。

二

這讓我聯想起近代哲學史中一度存在過的一對極其相關但又明顯不同的概念區分， 那就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和「倫理學」（Ethics）了。表面上看，這兩種關於人類實踐生活的哲學探究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反正它們講的都是倫理道德，所以現代大學的哲學課也經常混用這兩個名詞。同樣的理論，一會兒說是「倫理學」，一會兒又說它是「道德哲學」。

可是對於許多先哲而言，這兩個名詞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粗糙並簡單地講， 「道德哲學」關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問題，比方說「什麼是『善』？」，「道德律則應當如何證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虛幻的，人類還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至於「倫理學」，它的對象範圍就比較微觀比較具體了，例如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Baumgarten）的《哲學倫理學》（Ethica Philosophica），裡面談到的幾乎全是「如何控制我們的低級慾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樣對付沉悶」等非常實際細碎的課題，和我們今天熟悉的倫理學很不一樣。

我假借這個區分，用來聯想《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性質，把它界定為一部教人在這個政治秩序及社會環境急速變動的時代裡，應當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靜思考以及如何穩定心性的「倫理故事集」。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多說兩句有關政治與道德之關係的問題。首先，我們知道學術界曾經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純以實證的科學態度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生活，並以之為政治學正宗。根據這種主張，我們不應該研究一個政黨的路線轉變算不算背叛，因為這是個無法得出客觀結論的價值問題；同樣地，我們也不必追問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為它是個價值問題，不能用事實的調查與數據的分析去說明。根據這種主張，我們應該研究的是一個政黨的路線轉向的抉擇是否理性，它和其他政黨在下一盤怎麼樣的策略棋局；根據這種主張，我們不用比較君主制與代議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們的特色，分析它們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認為，這個戰後以來的主流主張是要到了上個世紀的七○年代才開始轉變。在那十年，以羅爾斯（JohnRawls）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把政治帶回到了哲學裡面，也把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帶回到了政治研究。於是大家重新開始質問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才算得上是正義的社會，一個怎麼樣的制度才能叫做正當的制度。

三

然而，身為一個評論家，楊照的主要關懷不在於這些政治哲學上的大哉問，起碼不是在這本書裡去談這些問題；他試圖在另一個層面上將價值注入到政治機器之中，使運轉得過於流暢乃至於太過油滑的政治遊戲稍微頓滯，讓充滿算計因而變得太過冷酷的頭腦稍微溫潤。

台灣是全球華人社會之中第一個真正成功轉型為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會讓我們這些住在其他地區的華人如此關注，以之為參照，視之為樣本。可是在觀察它的過程裡頭，我們卻又發現了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充分的言論自由了嗎？為什麼它的言論自由沒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談，反而惡質化為一場又一場的名嘴口水仗？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獨立的司法體制了嗎？為什麼它的司法問題還會搞得這麼嚴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爭議甚至醜聞？

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把台灣這個模範生打成壞榜樣了，他們說： 「你看，這就是民主的後果！」「你看，這就是開放的代價！」「看你們還有誰敢說要學台灣」。然後又有人出來幫台灣說話，告訴我們台灣其實不是這樣的，其實它很好，其實我們都只是被媒體誤導了……。

閱讀楊照評論多年，我發現他的目的不是懷疑，更不是從根本上否定，台灣政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進而讚賞甚至肯定其他的代替方案，比方說近年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更不是為台灣辯護，以動人的言詞述說「台灣真好」的小故事，這不是一個台灣評論者該做的事。

四

楊照不是一個「道德哲學」意義上的思考者，潛心探究自由的價值與證成民主之必要；因為他實在沒有這個需要，這早已經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識了。在肯定這些共識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們了解的是光有這些共識還不夠，光有這些大方向還不行；我們需要的是使得這些共識得以落實，使得一艘輪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標順利航行的實際條件。

換句話說，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是對的，但是你不能在這些理想和名嘴肆虐的現實之間劃上單純的因果連線，這中間還要補上其他零件。尊重也是對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法條可以毫無中介不經詮釋地擴大到這個社會上去，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講，楊照是希望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理想與實況之間尋回那失落的鏈條，在政治遊戲和種種社會機制裡頭添補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鏈條與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倫理學」了。相比起宏大，高遠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實現理念與原理的方式。它是一連串具體規範，就和鮑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問題一樣具體；比方說「結社如何孕育創意？」、「議題為什麼是選舉的核心？」、「政治人物應該怎麼迎接下台？」……。

楊照之所以持續不懈地執著於這些問題，是因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來今日台灣以至於其他華人社會最最要緊的關鍵了：不是沒有正確的理念，而是沒有使之具體成形的方法與策略。這裡所講的方法與策略，絕非冰冷功利殘酷的權謀計算，而是蘊含價值的踐行性規範。

楊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話不是說給當權者聽的。他就像一個在民間晃蕩的吟遊詩人，又像一個上古時代荒原部落的預言者，他用接連不斷的傳聞和故事代替精密的論述，對著他的同胞，說明世間種種的運行法則。儘管他總會在這些故事之後給出聯繫到當下處境的「故事教訓」。然而，他說故事的技巧及語調卻足以使聽眾明瞭那句古訓： 「單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書名：《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1 及2
作者：楊照
出版：本事文化∕台北

梁文道：她也是個母親（香港與馬尼拉的距離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只不過是想請一個女工，所以我不需要認識她的祖國，除非那個國家的「民族性」和這份工作有關，能夠讓我判斷到底哪一個國家的工人比較適合我。儘管如此，那一點點典型民族性的知識也用不着太過豐厚，它越稀薄越好。同樣地，我請了一個女工住到家裏並不就意味着我要做她的朋友。我不想知道她老家的方言，不想知道她名字的準確發音（反正為了方便，我會用中文替她重新命名），更不想瞭解她也許是位母親。

問題在於就算我知道她身為人母的身份，可誰又是她的孩子呢？

我常常在早上見到一群菲傭領着小孩等校車，孩子在一邊嬉鬧，菲傭在另一邊閒聊。我很驚訝地發現，那些菲傭聊天的主題竟然就是這些孩子。她們會比較誰家的校服乾淨一些，她們會瞧不慣那些最佻皮搗蛋看起來最沒有家教的小孩，她們甚至會抱怨如今小學生的書包越來越重，怕孩子回到學校自己背的時候受不了。這一切使我感到彷彿她們才是眼前那幫小壞蛋的親生母親；而那些小壞蛋則是她們的骨肉，而非她們的「少主」（我一直不太明白香港傳媒怎麼就如此喜歡『少主』這個稱呼，難道所有請了外傭的人都是地主員外大老爺？）

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裏面描述過一種叫做「移情母職」（ diverted mothering）的狀況：「隨着移工母親與故鄉孩子之間關係的日漸疏遠，她們往往在替代母職的工作中尋找情感上的補償」。也就是說，她們會漸漸地把僱主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於走到了一個溺愛他們，並因此為僱主抱怨的地步。有時候，她們又會擔心這段感情稍縱即逝，怕這些被自己帶大的孩子遲早有一天會忘了自己……

至於聘用女傭的家庭主婦，則會發展出一種「母親──管理者」的角色，雖然有人代替自己操勞大半家務，可是這個家仍然被視做是她的責任範圍。她要監督和管理女傭的工作，指導後者完成任務，指責後者的錯誤；就算夫婦倆都要上班，這些事卻還是落在主婦身上，一般丈夫是不大願管的，因為他們會說「我已經出錢給你請了一個女傭了」。


對着子女，這些「母親──管理者」儘管下放了不少工作給女傭（比方說接送小孩）；可是她們還得保留一些比較「高級」比較有「精神面向」，同時又能跟孩子產生親密互動的項目。藍佩嘉說：「『精神層面的母職』是那些母親認為可以用來確認自身地位，以及強化與孩子間的情感連帶的家務工作。換尿布，整理小孩混亂的玩具房等與骯髒及失序畫上等號的工作，時常是母親避之唯恐不及因而會指派給女傭的任務。教育及幫助孩子社會化的家務工作，像是唸故事書給孩子聽，幫忙孩子做學校功課等，則多屬母親的責任，很少被指派給家務移工，因為人們認為她們的文化『不適合』或『不夠格』完成這些工作」。不過我們也都曉得，菲傭之中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在原鄉也許還做過老師呢。接受藍佩嘉訪問的其中一位菲傭便曾指認出她的研究方法叫做融入（ immersion），然後和她分享有關田野調查之種種經驗。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這些女傭在老家或許是有孩子的。她們遠渡而來，照顧我們的下一代，然後她們的孩子還在家鄉的石子路上踱步。一年，或者兩年，她們可以見上一面；平日，她們要忍受無法陪伴親生子女成長的痛苦。菲傭 Molina流着眼淚告訴藍佩嘉：「有時候我會在晚上哭。我會想，我正在照顧別人的小孩，那誰來照顧我的小孩呢？這麼多年來，我都不在他們身邊，他們總是問我，媽媽，你為甚麼總是不在？我說，我雖然不在，但這是為了你的未來」。

照道理講，我們應該可以體會這種心情：孩子的生日你總是不在，孩子的畢業典禮你總是缺席，除了把那些場合的照片帶在身上之外，你甚麼都做不了。可是，我們仍然輕易忘記同一個屋簷底下原來還有另一位母親。在她放假回家的時候，我們懷疑那大包小包究竟裝滿了甚麼，叫她打開讓你檢查，裏頭居然有一大堆零食甚至果汁。原來她想讓自己的小孩嚐嚐香港人平常吃的東西，這是她補償母職的方法。

又有些時候，她老是躲在房間裏說電話。沒錯，她有自己的手機，花不了你家的長途電話費。但是你總覺得這是不務正業的態度，尤其害怕她在認識「壞朋友」。其實那叫做社交，是她平日孤獨的唯一慰解。如果你不喜歡，夜晚她乾脆躲進被窩裏收發短訊；或者趁家裏頭沒人的時候煲煲電話粥，直到鑰匙插進匙孔的聲音響起，再急忙掛線裝做沒事。


她們到底在跟誰說話？說些甚麼？依據藍佩嘉的研究，她們也許正在扮演「跨國持家者」的角色。例如，「為家人安排設計每周菜單，每天用簡訊叫小孩起床，或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簡訊寄給孩子一則《聖經》的話語」。最近我們香港人也都知道了，在香港當家傭竟然要比在菲律賓當警察還好賺。不難理解，她的孩子在菲律賓其實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會被友伴欺負，叫他們埋單一切開支。夜裏，母親要在電話中安慰孩子，教導他日後為人處世之道。雖隔千里，只要有這一具電話，就表示媽媽沒有忘記。

梁文道：長江到底向東流－－訪談賀衛方

【讀書好】有天我在報紙上看見介紹中聯辦郝鐵川部長的一篇文章，說他曾經是大陸法學界中出了名的「開明派」，與賀衛方並稱「南郝北賀」。應該是我孤陋寡聞，「南郝北賀」這個說法我從來沒聽過，但我知道他倆是不錯的朋友。然而，這一對知名法學家後來的際遇卻是多麼地不同啊。

郝教授棄學從政，當年就在法學界內惹起過一小陣子議論。但大體上仕途順暢，現在是香港人都很熟悉的臉孔。至於賀衛方，早年就和郝鐵川一樣惹火，後來更曾在一次會議裏面挑戰共產黨的法律，質疑它為甚麼不去註冊……終於，他先是在轉任浙江大學的時候「出了意外」，被迫回到北大（結果北京圈子裏的朋友都笑他之前騙了大家一整個月的餞別酒）。再來就是被北大派到新疆石河子「支教」兩年，還正好碰上新疆的族群衝突事件（大家又說他這是流放，可以順便當個邊塞詩人）。

雖曰流放，賀衛方不改其樂，一方面趁機拓展他對攝影的興趣，另一方面研究新疆和中亞的文化歷史，日子似乎過得還不錯。

一年不見，這回趁着香港書展，我替《讀書好》訪問這位對一般香港人而言仍然很陌生的「知名作家」，看看這個被譽為全中國最重要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仟雅書生到底在想甚麼。



梁： 梁文道
賀： 賀衛方

梁： 賀先生，坦白說香港讀者可能對你認識不深，我們先從你的背景、過去開始講起。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似乎是在大躍進的年代出生的？
賀：比大躍進稍微晚一點。我是1960出生的，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中間那一年。我父親當時是軍隊裏邊的軍醫，所以還稍微好一點，但是其實也很苦。我是不該有的孩子，因為我母親原來不想要我，當時我有個哥哥，懷我的時候哥哥才剛剛一歲，就覺得這麼快又有孩子了，特別痛苦。就想辦法，打算吃藥把我的生命給結束掉。結果沒搞掉，算是命大。

梁： 命不該絕，這以後肯定能撐得很硬。那後來你就等於是在文革期間完成你的青年階段吧。
賀：對，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1966年上小學。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1977年高中畢業。所以我是個文革少年，詩詞就學毛主席的詩詞，戲劇的知識就是樣板戲，然後語文的課本就是《毛語錄》。許多在那之前出版的書，包括1949年以後出版的書都被列為禁書，更不必說其他的世界文化、文學方面的一些作品，都不可能看得到。有時候同學們私底下會傳一本甚麼書，沒有封面，也不知道是甚麼名字，看了後才知道是《青春之歌》。學習外語在我們那時也是全部停止的，就是說直到高中畢業我們都沒接觸過外語。

梁： 那你高中畢業後馬上就考大學了嗎？後來恢復了高考的時候。
賀： 對，我特別特別幸運的是1977年高中畢業，那年就決定恢復高考。我報名了，但考試考得非常糟糕。我高中讀書讀得非常偏，不喜歡化學、物理、數學，他們都容許我不學，不學也能高中畢業。

梁： 那個時候的高中真好，太自由了！
賀：我們連學校都是自己建的。我們山東的膠東半島蘋果樹比較多，我學會了撿蘋果樹枝。那時候喜歡語文，我的作文在我們班裏是最優秀的。讀高中我就負責幫學校到郵局去取報紙，我上午下了課後去拿，拿回家去吃飯趁離下午上課還有一段時間，我就把所有報紙讀完，讀完送到學校辦公室之後再去上課。那時候我們最重要的報紙是《人民日報》，也就四個版，禮拜天是兩個版，就一張紙。那時還有《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這類報紙。文章是「文革八股」，但是副刊還有一點點文學的味道。我對文革的一些文化產品內心有點矛盾，現在聽起來感覺會很親切，馬上回憶起自己小時候無憂無慮的生活，彷彿還能聞到一些當時空氣的味道，但是我知道這是毒樹之果與惡之花，它們是整個民族的災難所釀造出來的一種過失。

梁： 你這種形容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現在有相當多人懷念文革，並且把這個懷念從一個個體的懷舊上升成一種客觀和歷史上的肯定。
賀：是的，我覺得他們的依據很有意思。為甚麼他們會說文革好？因為文革有時給人一種平等主義的假象。你知道文革發生也不是偶然的，絕對不是說某一個人想去發動就發動得了。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前文革期間的官僚主義對民眾的壓制其實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所以毛澤東說要發動人民起來造反有理。這個時候百姓一下子覺得自己獲得一種空前的解放，然後起來紛紛把身邊的官員都打倒在地。其實人本來就不喜歡那麼有序，有時候沒有秩序就特別能滿足人的另外一種喜悅。當時的媒體還給大家的一種印象，就是整個社會有一種非常良好的狀態，比方說敵人在一天天地爛下去，我們在一天天地好起來。然後我們對西方世界也表現出一種極度強硬的姿態，我們經常搞大規模的集會，打倒美帝國主義，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一切還能夠滿足民眾心理上想像自己是一個中央帝國的願望。

然後也有一些東西像現在崔之元強調的所謂「三結合」，特權階層消失了，管理是結合工人和工程師一起來進行的，似乎也有一種很特殊的韻味在其中。甚至有一些人如汪輝，不止是為文革、而且還為四九年以後的歷史做辯護。他有一個非常怪異的想法，就是說1949年以後把農民的土地給剝奪了，在客觀上便減少了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使農民的習性減少了，容易奠定一個工業化所需要的人的基礎。那把汪輝的房子給剝奪了，就減少他對房子的依賴；把他的心臟給剝奪了就減少他對心臟的依賴。這種邏輯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邏輯？因為我個人和家庭的原因，以及自己學法律以後的反思，使我對這些唱文革讚歌的人有一種內心的牴觸。誰說文革好，我就覺得受不了，我承認有一點點非理性。



梁： 我很好奇為甚麼有些人同在文革中成長，他後來會特別懷念毛時代，非常崇拜毛澤東，但是你卻會有完全相反的情緒呢？原因在哪裏？
賀：我想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特別直觀的就是有些人文革期間並不是受苦受難。中國的文革並不是叫所有人都受苦受難，有一些人在大院裏的特殊環境，他們其實生活得非常美好。然後有些人雖然在社會底層，但是他們當時已經被培養成接班人，是我們所謂的「第三梯隊」，就是江青當年栽培的一批人。文革結束後他們的政治命運中斷了，這樣的人我覺得他們對文革的評價跟我們的評價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社會所處的環境與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使我們追求現代化的社會，它不只是一個基本的經濟概念，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建設。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況，我們特別需要知識上的處理。這種知識不只是知識界的知識，而且是民眾的知識，官員的知識，在西方世界來說似乎是一個常識意義的知識。但這樣一種常識意義的知識，似乎不能滿足某些學者，他們要表現出自己非同尋常，自己不同凡響。比方說過去二十多年我所做的，其實從西方來看根本沒有多少新意。比如言論自由、司法獨立、以及憲法權威的樹立，這些東西如果我們寫一篇文章，在西方學術刊物上發表，除非我們結合中國特殊的背景，可能還有一點Original的特色。但如果僅僅是研究這種觀點本身，人家並不會覺得你特別的了不起。

梁： 這就是上回我們在北京說到的學者追求自我尊嚴的問題吧。
賀：對對對，尤其大學的學者，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期盼就是希望能夠別出心裁、希望能夠特立獨行、能夠不人云亦云。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個職業的要求，但有時候這種職業的要求走向也是非常可怕的，因為大家都不歌頌邪惡的時候，你在歌頌邪惡，你就是非常獨特的了。延安時期就有許多美國的知識分子「不明真相」，他們只能想像地說這真是個人類最美好夢想的實現，最大的官員穿的也是土布衣服，等級制度全部打破，這是多美好的事情呀。所以我覺得西方的人不懂可以，中國的學者就不可能不懂。他們也經歷過文革，也看過那種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狀態，怎麼可以說那個時代是好的呢？就像北大的潘維，從年齡上來講比我還大，他能夠不了解文革嗎？但是他們在唱讚歌，我覺得這或多或少是一種學術上搏出位，想方設法要顯得很獨特。

第三個原因，我們都記得有個詞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有些人被壓制以後會有一種反抗專制的內心衝動，他會保持這樣的衝動。有些人被專制奴役慣了以後，他會覺得被奴役的狀態很好，他會特別崇拜強權。就像我的前院長朱蘇力教授，他父親曾經擔任過安徽省文化廳的廳長，按照我們的概念叫老革命了。文革期間被打倒後受盡虐待，被那些革命家庭出身的孩子打得啊，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就這樣的狀況。他在一本書的序言上卻說：每當想起毛主席……他用毛主席這個詞，每當想起周恩來和鄧小平這樣偉大的領導人，他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但是這樣怎麼去解釋？我覺得專制社會是不是可以產生一種支撐專制的力量，這個力量恰好來自最受苦的那批人？

梁： 你剛剛提到法學方面，你後來是怎樣決定考大學去讀法律的呢？
賀：這完全是個偶然，因為我考大學報的不是法律，我不是一直喜歡文學嗎？中文系或者歷史系都是我特別喜歡的。我們那個時代好像剛剛恢復大學教育，就覺得文史哲是學文學的人最好選擇。我第一年高考以為自己很了不得，因為剛剛高中畢業，總比那些三十左右的人有優勢，但實際上我發覺我的數學太差了，我的數學才考了四分，結果當然是鎩羽而歸。而且第一年我報得很高，我報了北京廣播學院編採系，第二報的是北大中文系，第三志願報的是山東大學中文系，因為山東大學的文史哲也是非常好的。第二年就學乖了，學習很努力，但是志願報低一點。後來我的分數線其實過了當年那個重點線，現在叫「一本線」，但我只過了八分，特別尷尬的分數。所以我第一志願報了非重點，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我家鄉的學校。但是錄取的時候卻讓我非常吃驚，拿到的錄取通知書竟是西南政法學院。

梁： 為甚麼呢？這是個名校呀！
賀：這個政法學院剛剛恢復招生，如果是遵從調度的話，大多數是往下調，我卻往上調。它第一年恢復招生，在我們那個縣城裏邊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可能西南政法學院當時在山東招十七個人，當時只有十六個人符合標準，還差一個，就從報非重點的那些人當中找一個比較合適的，就把我挑過去了。所以說陽錯陰差，人的命運誰知道會有怎樣的安排呢。

梁： 那你去重慶之前，根本不知道甚麼叫法律？
賀： 不知道。有些人說自己的目標很明確，是報西南政法的，想去學法律，但是對我來說完全是一個意料之外的事。

梁： 你進西南政法的時候，恰恰是中國法律剛剛要重建，百廢待興。在這個時候學法律恰巧也是中國文革結束之後法律重新出現的過程。你會怎樣形容當時那個狀態？
賀：我們當時確是坐在廢墟裏邊學習法律。西南政法在文革期間停辦了，已經有好多年沒招生了，我們新生入學時是大卡車拉着我們在泥濘的路上往山頂那幢樓走。那時西南政法就六、七幢樓吧。又有「半壁江山」被四川外語學院給佔了。這時候下放了，勞改了的教師也剛回來，我們則剛剛入學，所以老師見了學生就好像見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樣親切。人也少，三百多個學生，特別少。然後老師帶着我們參觀東山大樓，我們叫綜合大樓，告訴我們牆上那一個個的孔是子彈打的，文革期間武鬥的痕跡。老師又給我們描述當時趴地上躲子彈的場景。我們就從那兒開始起步學習法學，我們的開學典禮還是在游泳池裏邊舉行的。

梁： 游泳池？
賀：都蹲坐在池子裏。想起來當然是很戲劇性。外部社會慢慢地在解凍，慢慢地對文革有一個重新的評價。我們入學的那一年底，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學的時候開始回暖了。那時候頭腦真是很盲目的，我這年齡不算大，十八歲上大學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態，但有不少人三十多了才上大學，他們有一些社會的閱歷，私下會跟我們說一些他們的感受或者甚麼東西。後來開始上一些課程，這些課程我們是聞所未聞，比如說「羅馬法」，我們哪知道甚麼是羅馬法，但是對學法學的來說羅馬法是非常重要的知識。然後學各種各樣的部門法，一門一門地學。大家那個時候非常關心媒體，包括《人民日報》當時都是非常受歡迎的報紙，上面經常登一些讓人非常振奮的文章，作者包括後來許多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傷痕文學開始出現了，文革的這些苦難慢慢地展現出來。甚至我們有一門課程叫「冤假錯案」，或者不叫課程，它是一個輔助性的讀本，就是《冤假錯案》，全是文革期間發生的冤假錯案記錄。有一些，真是觸目驚心。所以我覺得學法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學可以使這個民族逐漸地避免這種災難的發生，讓這個民族走向一種良性的循環。在大學裏邊，也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自己對西方文化特別感興趣起來，就到圖書館不斷地讀一些過去出版的哲學史或者哲學史原著。因為那時法學沒有多少書，1949年到1979年，中國所有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法學經典大概只有五、六本。

梁： 吓？三十年間才出了五、六本。
賀：五、六本，都是馬克思之前的所謂經典，因為馬克思之後的不允許出。比如孟德斯鳩和洛克，這都還是政治哲學家，還不是後來的法學。另外還有盧梭和梅因爵士的《古代法》。那個時候我們在圖書館還沒有多少翻譯成中文的法學書，只好讀哲學讀歷史，然後再看一些雜誌。當時我記得有一個《哲學譯叢》。

梁： 哦，我記得，我也看過。
賀： 他們特別重點地去推介南斯拉夫的反列寧主義。



梁： 對，好像是徐崇溫他們去做的吧，那些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賀：對。然後到了大三的時候，自己特別強烈地希望讀一些西方原典，讀英文的書，我記得中世紀史讀得特別入迷。然後接下來自己就想，一輩子我就不想再到社會中去做事，不想當官員啊，法官、檢察官、律師甚麼的，覺得沒意思，就在大學做學問好了。按照我的說法就是慶幸生活在一個有大學的時代，使得我這樣不喜歡做商人又做不了官的人，能夠有一個一輩子讀書但又有人發工資的職位。所以我大學畢業論文就是中世紀歐洲的教會法，羅馬教廷頒佈的一種法律制度，這個興趣一直延續到研究生階段，研究生階段也是進一步在這些基礎上做一些研究，然後就走向這條道路了。

梁： 不知道這感覺對不對，我覺得中國從1979年開始好像整個社會要重新認識甚麼叫做法，甚麼叫做法律，甚麼叫做司法，甚麼叫做法治，這一連串的概念似乎都是非常模糊，非常扭曲的。你覺得當時那情況是不是這樣子？
賀：甚至可以說在那之前基本上是一種無法無天的狀態，所以一個社會從根本上來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秩序這個問題就會讓大家痛定思痛了。文革是無法無天，反右是無法無天，土改也是無法無天，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已經持續了三十年，使得這個國家在建設一個法治的時候，處在一個惶惑不安的基礎之上。

其實上一代人像我們的老師，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的那批都是在以前的老大學裏受教育，他們有比較好的知識基礎。當時在四十歲左右的人大約都是1949年以後培養出來的新人，他們的知識基礎很差，觀念的東西也很差。我這一代中國搞法學的人因此就有點「返祖」現象，也就是說在知識上想跟四九年前受教育的那些人銜接起來，在這麼一個銜接過程中老一輩的觀念慢慢傳遞下來、展現出來。甚麼是法律、甚麼是法治、甚麼是民主、自由與秩序如何平衡，這些觀念其實都是在老一輩的傳遞過程中間大家再結合，後來那些西方著作的閱讀討論，才慢慢愈來愈明確的。

對我來說，大學畢業之後要比在大學期間更重要。在1980年代後期我就開始參與一些翻譯，比方說比較法律，美國有一本書是我在1988年翻譯的。然後到了1990年代，我又主持翻譯了哈佛大學一位著名學者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 Berman）的《法律與革命》，講西方法律的傳統。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翻譯精讀的基礎之上，自己有些觀念慢慢的愈來愈清晰，愈來愈明確，然後跟西方的交流也愈來愈頻繁，大家去思考甚麼叫做法律社會，最基本的標準是怎樣的，法律上甚麼叫清晰、甚麼叫統一，為甚麼司法應該獨立，這都在1990年代慢慢變得愈來愈清楚了。

梁：說到這些基本觀念，身為香港讀者今天回頭去看你過去的作品有時會覺得不可思議。我不能想像十來年前中國還有一些退伍軍人轉去做法官，這是現代法治很難想像的一個狀態；可是中國就是不一樣，它能容許這種情况。所以，我覺得你會不會碰到另一種挑戰，就是說最近幾年很多人都在談的「中國模式」。其中有人提問中國在法學上是不是也有一個獨特的地方，比如說司法該不該獨立？要獨立是相對於甚麼獨立？獨立到甚麼程度？如何獨立？中國是不是該有一套自己的道路呢？最近這兩年我們聽過很多這樣的講法，這個講法在表面上看好像違反了過去我們對法的認識，對法的理解。可事實上法這個東西又很講究它的應用跟詮釋，很講究它跟一個地方脈絡的關係。所以過去幾年，比方說你剛才提到北大法學院老院長朱蘇力，他們十多年前就開始法學本土化、法學中國化的討論。你怎麼看這整個脈絡？從法學中國化一直到今天提出有中國模式的司法獨立，你怎麼看呢？
賀： 這也是我挺困惑的問題。當然從我的寫作來說的話，並沒有甚麼太大的困惑，因為首先法律人最基本的一個思維方式是他追求比較普遍化的東西，這是法治跟人治之間的差異。其實從古希臘開始，就有人討論說人治比法治好，如果能實現的話。

梁： 它有彈性。
賀：對，它有彈性，注重差異，每個人其實都不一樣，比如說知識的差異，財富的差異，命運的差異等各個方面。我們耳聞目睹這個社會中間許多特別不公平的事情，我們突然會在農村裏發現一個人才華橫溢，但是他一輩子委屈在一個農夫的地位上，我們怎麼能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我們發現這些在野的、處於江湖之遠的人材，讓他們不要漏網？過去有一個畫家叫黃秋圓，他死後人們才從他的畫中發現他的畫太偉大了，簡直有宋元氣象；這多不公平啊。人治是甚麼？人治是我們通過一個賢明的君主，或者一個賢明的統治小群體，能夠明察秋毫，能夠觀察這個社會上每個人的不同，然後分配財富，分配榮譽，分配權力，能這樣的話是再好不過，但是我們迄今為止沒有找到這樣的人或這樣的集團，所以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只好說搞法治了。法治麻煩的地方是假定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它的規則沒有辦法說每個人都不同，所以它是普遍的。這普遍的規則是人類要付出一個代價，同時也是法治最有魅力的地方。然後隨着人類歷史的發展，大家經歷過一次又一次人類的災難以後，大家會發現即便是民主的邏輯也不能破壞最底線的東西，比方說德國基本法規定人的尊嚴不可剝奪，不能說我們是民主，大多數人同意剝奪某些人的尊嚴就行，這是不允許立法的。愈來愈多的東西取得一種所謂普世的價值，而這種普世價值我自己沒有辦法看出來說是有國情差異的；是根據地理緯度來做區別，然後說正義的標準是有差別的。


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名為「中國憲政前景」的討論會上。左起：袁偉時、李步雲、茅于軾。他們一起朝左看，好像在尋找左邊是否有憲政前景……在左邊，三個人甚麼也沒看到，於是又向右看，在右邊他們看到甚麼呢？（賀衛方攝）

梁： 所以這是你研究比較法後愈來愈強烈的信念。
賀：就像美國的黑人所說的，你割破了我的皮膚我也會痛，我流出的血液跟你一樣也是鮮紅的，為甚麼我跟你的權利不一樣。比較麻煩的是從亞里士多德時代就有一種所謂的兩種正義的區別，一種叫Universal Justice，另外一種叫Convention的Justice，就是約定的正義和普遍性的正義。那我們會不會說一個社會，它的歷史發展、文化傳統、地域的習慣會導致我們在某些方面跟別人不一樣。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比方說習慣法的一些規則。我們老家蓋房子，如果把原來房子翻修的話，在原來位置上只能往前推不能往後推，這是正義的規則；兩家房子的山牆要齊高，不能比鄰居家山牆高，你高你就是欺負人，這也是規則。用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話，這叫做Local knowledge，這些東西我覺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這些東西不涉及到特別宏大、特別廣泛的人權保障的問題。說起有一些最基本的司法制度的監督，也是這些年我個人在做的努力，包括你談到的復轉軍人進法院的文章，它是1998年發表的，當時引起軒然大波。這些年我在追求的一個言說方式是，努力地不把它說成是一種西方的東西，而是從我們為甚麼要建立一個司法法院開始邏輯地說起。比方說我們設置一個位置叫法官，現在誰也不會再說我們回歸到縣太爺的時代吧。那我們設置一個法院，設置一個法官，要用怎樣的方式才能更有效地、更公正地去解決一個案件呢？

梁： 我懂你的意思，其實你就想避免這個西方、東方的問題，而是想從邏輯上去分析。
賀：對，從邏輯上去論證它的獨立性。甚至其實中國的古典或鄉土知識也有這種邏輯，比如說兄弟分家的時候由娘舅來主持而不是由本家的叔叔來主持，因為娘舅他沒有利益的關聯，相對來說更中立的。

梁： 所以你對這十多年來中國法學界流行的，比如說「本土資源派」這幾種派別，你是有保留。
賀：對，我覺得他們的論證邏輯是有問題的。有一點差別是朱蘇力的所謂「本土資源」，其實更多是應用了社會學跟經濟學的一個知識，他認為非正式制度來得更重要，因為非正式制度來自於我們生活本身，相對來說他不大去追溯歷史。梁治平相對來說更願意從歷史角度去談，因為他過去一直是研究法律文化，考慮到歷史的傳承。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沒辦法去面對一個特別重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歷史也好，我們的本土資源也好，到底是個怎樣的狀態，你要做一個跟我們今天制度建設有價值的描述。朱蘇力翻來倒去的就是「秋菊」，他唯一的一個本土資源的範本就是秋菊，這樣一個秋菊給他寫了十年，他也拿不出更多的範例來。至於小崗村，農民說把土地給分了，這根本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你知道中國法學有兩個非常清楚的領域，一個是法理學、法理史學等理論性的東西；一個是部門法、刑法、民法、民事訴訟這些基本的。熱鬧的其實是理論這一塊，部門法的人就顯得很沉寂了，他們的文章也沒有多少外行讀者去讀。但其實法律的根基在這一塊，特別重要的這一塊。我們在美國說後現代法學熱熱鬧鬧的，其實完全影響不到部門法。你去跟法官談，法官說那些東西他不管的，他們嚴格依照對英美法來說是將近一千年的知識傳統，對大陸法來說，那更是羅馬法以來的二千年傳統。這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本，法學一個非常重要的信念是用一門特殊的專業性知識來塑造社會秩序，而不是被社會反過來解構掉。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間，後現代的思想家發現問題的眼光很尖銳，能看清楚有些東西如所謂確定性的問題；比方說同樣的案件同等的對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究竟可不可能？可是這樣的平等是靠法官在判決案件的時候遵循先例而來的。一個香港法官寫那麼厚的判決書，為甚麼？因為他在追溯這個歷史先例，他會參照整個普通法世界的先例，林林總總都被引證來，像寫論文一樣，步步為營，安營紮寨去引證他這樣判決的一種理據，一種原則。有一個英國法官在判一個案子時說，按照我的正義標準則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判決，但是我必須遵循先例，我不是自由的，我不是一個Law Maker，我只是個適應法律的人。

梁： 他要保證這一個跨越時間的穩定。
賀：對。那後現代的人說，這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修辭學，司法判決是一個故事講述的過程。

梁： 使得每個處境都被講成一樣的。
賀：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觀察，這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你要看法律人追求的是甚麼，也許不僅僅是真理，也許他是一個……比方說是一個讓社會處於穩定的一個狀態，提高法律本身的可預期性。我可以諮詢我的律師說我這個案子應該怎麼處理，律師說我研究了一下所有的先例，你不可能勝訴，你就別打這官司了，那就算了，該賠償的賠償，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穩定。所以他不是要讓我們非要把一些是非曲折搞得非常清楚，像科學家意義的一個職業，他是藝術家、他是社會秩序的一個塑造者，而不是真理的一個發現者，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法」。

梁： 說到普遍和相對，我很想知道你去了新疆這一年多，對當地的文化，各種社會問題特別感興趣，有沒有觀察到穆斯林社群裏面一些處理問題的長期習慣會對你本來對法學的看法構成挑戰或者補充呢？
賀：我自己其實還沒辦法懂維吾爾語，現在也學不了了，沒打算學，除了最簡單的問候。特別麻煩的事情是你很難深入到他們的心靈中，尤其去年我才去不久就發生了七五事件，它帶來的衝擊很大，以致於我原來準備想完好地去請教一下學界中那班漢語比較好的維族人，我相信我可以跟他們有很好的交流，但是發生這事以後大家互相看着的眼神都出現問題了。有幾個《中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前不久到喀什去住在農民家裏，住了三天，他發現他徹底絕望了。他說大家防範的心理太重，南疆實行的保甲制度也確實讓一般的人不敢說甚麼話。他發現他們說話都是先看看那個村長或是保長然後才說，說的都跟報紙上一樣的東西，都是些最簡單的歌頌，沒有真實的東西。這對我來說也帶來了一些困難，但是從閱讀上可以了解一些習慣法，比方說1892年代到1938年，瑞典的傳教士在喀什那個地方有一個傳教點。他們在那個地方呆了那麼長的時間，留下了不少文獻，他們對當時的伊斯蘭習慣法有一些觀察、一些紀錄，甚至有人寫過當地人一些解決糾紛的程序。我比較遺憾的是在新疆沒有太多的人去真正從法學角度研究穆斯林他們的法律，比方說跟《古蘭經》有怎樣的一種關聯。我倒是跟幾位回民有過交流，他們說其實我們回民在追尋的伊斯蘭教法方面，要比其他信仰伊斯蘭教地區的民族要來得更嚴格。我好奇這是為甚麼？他們說我們回族長相都跟你們差不多，語言也沒有獨特的語言，如果我們在宗教方面很鬆懈的話，我們很快就會被你們給同化了。

其實我現在還沒有深入到法律層面，我大致上是在一個政治層面思考如何將這一個僅僅是由血緣遠近來構造的社會給進行二次的重構。現在的政黨制度其實就是把民族打散了，重新構造一個政黨。大家同樣是黑人，奧巴馬跟共和黨可能不見得有很多共同語言。在華人社區也是這樣的，有人好幾代都是投共和黨的票，有人好幾代都是民主黨的擁躉，這就是說社會之間第二次構造，它達到的一個效果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我在《四手聯彈》裏有想去表達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在內地進行這樣的論證現在還是要小心翼翼，這是公然地主張多黨制。


賀衛方在自己的博文「憲政前景」中貼出前頁「左顧右盼」兩張相片後，接着貼了一張「火焰山」的相片，博文圖注「……一座山」，讓網友及讀者自己尋思。（賀衛方攝）

梁： 但你以前也公開說過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吧？
賀： 當時那個所謂的「新西山會議」其實是個關門會議，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開的會議，然後主持會議的高尚全先生說，今天我們沒有記者參加，只有速記，所以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我們不會對外公開報道。所以我說的時候假定是一個內部的會議。

梁： 當時你提到共產黨在法律上沒有註冊。
賀：對。當時五、六十個人在場，既然高尚全說可以暢所欲言，前面幾個人講的我還是覺得不慍不火，我覺得怎麼這個時候你還不講點真的，然後我就說，高會長，我是信以為真的啊，我就講真話啦。我就嘩啦嘩啦地講這些，講完了之後高尚全就再次強調一下今天的會議是內部會議。他強調了這麼一句，我就意識到我可能說多了、說過了。一個月後所有原始記錄都被外界看到了。你知道我最尷尬的其實不是我說的話有多少壓力，反正我覺得我是從一個學法學的角度去 講一個最基本的常識。

梁： 在這裏我要補充，賀先生你講的其實是共產黨到底是甚麼組織的問題。它不是一個「法人」的地位，因為它沒有登記，中國沒有政黨法。然後它也不做社團登記，因為它不是個NGO。我們不知道它是甚麼，反正不是個公司。
賀：對對對，我當時是希望共產黨要註冊登記，要將自己的黨產和國家的財產分開，軍隊也不要說是忠於哪個黨。當時把該說的話都說得差不多了，所以前年的時候我要轉到浙江大學，有《南方周末》記者問說為甚麼選擇到浙大，我說我覺得未來二、三十年中國能實現的目標我都說完了，我沒甚麼可說的，我就到山水之間去逍遙算了。我覺得比較尷尬的事情是原始記錄稿有些文字上的一些差錯，我說「托克維爾說」，他就只剩個「維爾」。誰是維爾呢？原始記錄稿的記錄員沒有這個知識，只是個技術人員。我做了十六年的編輯，我對文字有種教徒般的潔癖。我說唉呀，這真是太難受了。終於在過了一個月以後，我偷偷地在深夜發表了一個更正稿，把講稿裏邊的文字都進行校訂，但前邊加個按語說：觀點保持不變。然後晚上發表在公共論壇上，又在我自己的博客上搞一個連結，怕他們把我的博客給封了。後來終於有個更正稿，心裏踏實一點。其實當時的反響也真的很強烈。《光明日報》有個前副總編輯好像要一評賀衛方如何如何，二評賀衛方怎樣怎樣，聽說他要寫到九評，真是嚇我一跳，但他寫到四評沒有再寫下去。北京有一個人還寫了封信給胡錦濤，說高尚全和賀衛方就是美國特務，對這種人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然後還有上海二十三名離休老幹部上書中央，要求開除我中共的黨籍，說這種人怎麼混進來的，頗有點山雨欲來的感覺。那時候我倒真的沒問題，我覺得雖然說那講稿篇幅並不長，但我還是講道理的，誰都看得出來。我那裏邊說我們的目標就是變成台灣，台灣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嘛，但這目標老說不出來，說不出來就老是周期性地爭論。我們就索性承認我們走社會主義走錯了嘛，我們是要走資本主義，這不就簡單化了嗎，就不需要老是爭來爭去的。

梁： 它不是Illegal，他是Non-legal。
賀：對。

梁：過去這麼多年你一方面教書做研究，同時又寫很多評論，做很多公共參與的事情，大家對你的印象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你怎麼看一個學者跟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今天的中國負擔的責任？在歐洲或美國也看到一些法學界出身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通常是在一個重大爭議中試圖由一個法律人的觀點介入。你覺得中國目前已經有相當多這種法學背景的公共知識分子了嗎？
賀：有一些了吧，我覺得這是讓人欣慰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特別迫切地呼喚着法學人解釋我們社會中間遇到的許多困惑，對制度建設能夠提出一些更加合理的方向，或是做出更加合理的論證，包括批評。愈來愈多的社會事件在從前不會認為跟法律有關係，後來都覺得歸來歸去就是法律問題。我個人正好是在 1993年開始在報章上寫一點文字和系列的專欄，1998年在《南方周末》的第一篇就你剛才提到的《復轉軍人進法院》，那時寫得很勤奮，一年就能寫上四、五十篇。所以這些年積累下來能夠有四百篇以上的報章文字，也包括記者訪談這類。我覺得法學這門知識本身就是跟社會有絲絲關聯的一種知識，你沒有辦法脫離這個社會。

梁：你最近幾年很喜歡照相，博客上多了很多照片，最近有一個照片的題目是「憲政前景」，特別可喜。有一些人長期關注中國憲政的改革過程，他們時常討論中國是先該有民主呢還是先該有法治？你怎麼看？
賀：大陸是主張先有法治，雖然我是學法學的，但我覺得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梁：其實連很多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也認為應該先有法治，然後再講民主，所以這是個爭論。但是現在開始有更大的擔憂了，對於這種爭論原來我們有個原則性的樂觀期望，只不過是落實的手段到底是先有A還是先有B。但是現在開始感覺到，不管他是先有民主還是先有法治，這個法治跟民主可能都不是我們事先想像的法治跟民主。以前我們會覺得知識界會有些總體的共識，但今天這個共識已經崩潰掉了，愈來愈多人在為現有的體制或者它的小修小補做辯護，他們說我們早已有一套中國式的法治和民主。你覺得這樣下去，前景會好嗎？
賀：我想文道兄你對大陸有比較總體的觀察。我們把冰山上那些少數活躍的學者和冰山下這個巨大的底層做一個區分的話，你會發現上面的看起來好像勢均力敵；但是下邊的情況……你稍微了解一些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我覺得基本上還是建立在一個追求法治，追求自由的這樣一個觀念上的。比方說在一些大的公共論壇網絡上觀察，出現一個公共事件以後的那些跟帖，包括對重慶打黑的那個評價。其實能在網上寫一點文字評論的，我相信都是些小知識分子，可能沒準還有一些隱形的重要人物，大家的評價可以看得出來對重慶打黑的手法持贊成態度的極少極少。所以我更樂觀一些吧，長江是向東流的，儘管局部是向西流的。

後記：

從前還在幫忙劉細良做《讀好書》的時候，我就開始了一個人物訪談計劃；等到《讀書好》創刊，我和伙伴把這個計劃順理成章地帶了過來，一直做到現在。原先的想法是要請一些讀書人說些和書有關的故事，做着做着就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人物無所不包、話題無所不談。

讀者也許會注意到這系列的兩個特點：一是篇幅比起目前坊間常見的訪問要長得多；二是除了前言就沒有任何訪問者的插敘，甚至連受訪者表情、聲音及姿態的形容都沒有，單純一大段一大段的對話，幾乎有點乾枯。所以如此，是因為我不想把訪問寫成一個人物故事；在這人物故事已經多到氾濫的時代，我想回到對話，用對話去呈現觀點。當然，這也要受訪者真有觀點才行。除此之外，我也希望盡量忠實，既然這些受訪的師長和朋友真有想法，我又何必加一大堆故事般的主觀技法去包裝它們，一不小心犯了斷章取義甚或扭曲觀點的毛病呢？

諷刺的是，我雖大言不慚地以忠實為目標，但卻無能做到訪問內容百分百不錯的地步。一路以來，錯漏不少。這種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我學養太差，沒能捉準許多受訪者說過的話；原因之二是我不夠認真，或者不夠時間去達致最起碼的認真標準。

所以，自此之後我決定交出這個棒子，不再負責《讀書好》的人物訪談。我相信《讀書好》一定可以找到比我更適合這份義務工作的人選，而後來者也一定可以居上，做出更精彩的對談以饗讀者。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受訪者給出的寶貴時間，他們教懂我的東西不可以道里計。我要感謝所有讀者的長期容忍，你們對我太寬厚了。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