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在香港《我在中國》論壇上的一段講話。
基本上我對學運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香港還有一些學校保留了學運的傳統，但問題是絕大部分學生唯一會搞的學生運動就是跳舞。你每次經過理工學校看到的大學生平台都是一群人在那跳舞，遠遠的看也像是搞學運。大陸的大學生呢？我倒沒有司徒薇講的那麼樂觀，當然大陸那麼大，要看什麼省，什麼地方，但就我所接觸的來看，我的印象是越好的大學，越重點的大學，全國排頭三位的大學比如北大、清華、復旦，就越糟糕。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這個問題不在於學生有沒有權利意識的問題，而在於一個學生判斷現實是不是可以改變的問題。我覺得目前我接觸到的相當多的大陸大學生都不大相信現實可以改變，他比較相信的是要適應現實。與其說要他去改變遊戲規則，倒不如說他怎麼樣在既有的遊戲規則下玩得好，能夠讓自己爬上去。我遇到這種情況更多，特別是在一些最頂端的大學裡面。反而一些二線的但也不爛的學校比如華東師大，會有一些比較不錯的情況出來，很奇怪。我覺得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有太多很優秀的大學生，他們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向現實投降了，想的是怎麼樣去考公務員，找好工作，去美國唸書，進入跨國機構，然後回來參加我們太子黨派的私募基金，或者嫁富二代，都是這些，我接觸的更多的大學生都是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不用擔心，其實學運從來不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我們不要太高估學運。今天我們不太可能再出現一個像八九年那麼浩大的學運，但是我們今天再有什麼運動，它的實際效果一定比八九年好。為什麼呢？回想一下，學運是什麼？學運其實是一幫學生，他們比較有空，沒有什麼現實利益的枷鎖的時候，可以想一些很大的東西，他們會為了熱情去奉獻一些東西。但是當犧牲過大的時候，當時間太久的時候，他們也許會喪失熱情，也許會消耗耐心。但是在今天，在中國主要的社會行動發生的主體群不是學生，而是什麼？可能像廈門、廣州這種城市的中產階級，或者是一些工人，或者是一些農民，這些叫維權。維權跟學運非常不一樣，維權是你碰到了我的具體權利了，你傷害我具體利益了，你傷害到我身家性命了，我得出來跟你拼了。跟學生坐在教室聽一個老師激揚慷慨的說一番話後很感動，然後說我明天要去搞革命，這是完全的兩碼事。我不相信學運，我不信任學生，我寧願信任農民，信任工人，信任那些中產階級，他們是具體利益被傷害，具體要爭取權益的一種人。
我對全世界的學運都抱一個比較悲觀的態度。上世紀60年代的學運在全球風起雲湧，德國思想家哈德馬斯在當時被認為是保守派，他的老師是阿多諾更加是保守派，因為這幫人都反對學運、懷疑學運，但是我覺得他們當時的懷疑很有道理。他當時說過一段很妙的話：一個大學生一年級剛進來什麼都不懂，二年級開始學懂了，要去搞運動了，三年級搞的很火熱了，四年級他要畢業了，找工作了。這句話他想指出的是，運動的主體基礎在哪裡，位置在哪裡，你是什麼人，爭取的是什麼，很多人看不清楚。我覺得今天在大陸問題也在這，比如說你知道很多東西，但你有動力嗎？動力來自哪裡？我不是完全反對學運，我覺得有學運，學生覺醒也是好事。所以我覺得大陸一些大學生的心態要改變，就是蔓延在這個社會下的犬儒心態，這種心態包括什麼呢？我們最常見的一句話：你說這些有用嗎？你說它幹嘛呢？你何必去管他呢？這種犬儒是無處不在的，甚至一些傳播機構，包括我工作的傳播機構，一些高層領導也會出來跟你說：你說它幹嘛呢？何必呢？你就不要管它，你就不去讚揚它，不去罵它，就當它不存在。這就是一種犬儒。什麼樣的人會不犬儒呢？就是你來拆我家了，推土機開始碰我牆了，我就不會犬儒了。我孩子喝奶喝出事了，我孩子血鉛中毒了，我就不犬儒了。所以我覺得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所謂維護自己利益出發的運動，都很有希望。往往有結果的，都是這種運動。而不是某些學生忽然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正，我要改變世界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坦陳，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們大學有很多搞運動的，當時我都很瞧他們不起。我們現在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當時我一天到晚嘲笑他們，戲弄他們，我覺得搞這個是沒有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