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類的命運之歌

【都市日報-兵器譜】典型的葡萄牙法多，應該是這樣子演出的：一家小酒館，桌椅在演出前被推開一邊，好騰出空間給一名歌者與兩位吉他手。

兩把吉他，一把是普通的吉他，另一把是在英格蘭早已不見蹤影的「英格蘭吉他」 (所以現在叫做葡萄牙吉他，身型嬌小，柄身彎曲)。中間那名歌者通常是女人，身著黑色衣裙，且再圍上一圈黑色披肩。唱歌的時候，歌手平穩站定，但著重聲音裡的質感，與臉部的表情和手上的動作。她唱得好不好；能不能把遠方黑色水域上的嘆息，與在鄉野間孤獨遊蕩的情人，一一帶到這狹小昏暗的酒館，熟練的人一聽就知，正如我們的京劇觀眾，差別在於我們比較喧鬧，法多卻是窮鄉的民間藝術，大家沉默，不待曲畢不會鼓掌。

法多曾因女神阿馬利亞的走紅，而風靡全球，以她為代表的「里斯本式法多」至今仍然是外國人提起法多時的第一印象。今天去唱片行或者上網，最容易找到的也是這一流派的作品。可是除了里斯本，還有「凱因布羅法多」的存在。

凱因布羅是葡萄牙有名的中古大學城，他們自有自己的法多傳統，與別不同，另闢蹊徑。主要是結構比較複雜，曲調的模式更加固定；而且演唱的多半是男人，那些大學裡的學生與教授。因為它在此變成了校園流行的民歌，所以它雖然承襲了法多那股「Saudade(不知如何翻譯的葡萄牙文，兼具思念、懷舊與哀鳴的意思)，歌詞卻圍繞著青年的失戀，與告別校園波希米亞生活時的不捨，十分青春。」每逢重要的日子，例如早業典禮，師生們就唱法多告別，浪漫得很。直到今天，凱因布羅大學的學生還會靠唱法多來賺外快，好幫補學費。以擅唱校園民歌聞名，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這樣的大學了。

我們之前說過，法多是種命運之歌，與沒落的航海王國葡萄牙有著相互映照的關係，是葡萄牙標誌性的音樂藝術。但是正如一切被打上民族印記的文化，它不只豐富多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現風格；而且也自有一套超越國界的複雜血脈，不可壟斷、難以磨滅。有人說法多源起於巴西的黑奴，是海員把它帶回來的；也有人說它是北非摩爾人的產物，早在伊斯蘭王國統治伊比利亞半島時，就流入了南歐。兩種傳說或許都是真的，而且都印證了文明流傳的軌跡。

我又想起了澳門的「非洲雞」，完全不見於葡萄牙本土，因為它是水手和商人從馬達加斯加引進遠東這個小城的，卻意外地成為澳門葡萄牙菜館的名菜。

在一個更悠遠寬廣的歷史視野以內，法多的鄉愁其實是無數文化因子散佈的記憶。所以就算不是葡萄牙人，也能被法多感動，因為它唱的不是一個民族的獨有性格，而是我們共有的經驗：漂泊。

梁文道：請讓唐山市民回到紀念廣場正當哭一場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幾百人出席了官方紀念儀式，他們在「唐山市抗震紀念碑」廣場默哀了三十秒，相當肅穆也相當隆重。可是他們並不全是當年死難者的遺屬，也不是震災的幸存者。本該是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這時候都在廣場之外。一大清早，武警就開始驅趕百姓。不獲入場的只好站在警戒外，甚至要用望遠鏡才看得清紀念儀式，一場應該屬於他們的儀式。

《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有過一段奇特的經歷，他曾翻遍當年留下的照片，但無論怎麼找都很難找到死屍的相片。的確，今天查書上網，你會發現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現出來的，就是一片頹垣敗瓦，倒塌的房屋，斷裂的墻壁，可是人都上哪兒去了呢?是的，我們可以看到急忙奔走的志願人士，鬥志昂揚不畏艱苦的解放軍，還有一些正在拯救傷患的醫護。至於那些未獲救治的傷者，甚至倒臥在瓦礫中的死者，卻幾乎全部失蹤，沒有鮮血，沒有殘肢，只有空洞的街和極度蕭條的市區鳥瞰圖。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這場巨災奪去了24萬人的生命，在地震發生之後的第三年。

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當流行的觀點來看，大概可以說這是中國人忌諱死亡，乃至於要出動到為相片消毒淨化這一招。但事實當然並非如此簡單，我們不能把在中國發生的異常事例都推到官方頭上。且看當年曾經參與救災的龔鐵鷹在博客里發布的一篇老日記：「……當我投入抗震救災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沖天幹勁，看到了各級黨組織堅強領導，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災害是暫時的，而人們的鬥爭精神則是永存的!只要還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園。而在這場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仍會掌握群眾，仍能指引群眾克服這一困難。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黨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基礎的黨。這一革命理論認為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偉大的黨，動員起千百萬群眾來，任何困難也不在話下，我們一定會克服這一災害帶來的暫時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並非什麼交心報告，而是一個曾在現場見過災難，救過傷員的青年的日記。在這篇日記里面，龔鐵鷹也記錄了放在自行車架上的死屍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後，他還是以其時最流行的方式嚮自己總結了一切經驗。這樣的總結，這樣激情勃發的文字幾乎是當時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樣式，不止見諸報端，甚至還滲入到每一個人最貼己的日記之中。即使是災難的第一手見證，亦不例外。

身為人類，有最普通的感情，有傷會痛，受苦會哭，是什麼使得當年拿相機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麼使得見過死亡的人依然樂觀，意志飽滿?曾有許多文獻指出當年唐山震後的幸存者表現得有點「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簡單地問一句「你那里走了幾個?」不見悲慟，也沒有恐懼。許多人還說唐山人給「震傻了」。

對此，我寧願相信二十世紀德國思想家本雅明(WalterBerjamin)的一番話。很多人以為戰場上回來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說，但是本雅明敏銳地觀察到剛剛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總是滿臉疲憊，無話可說。因為凡見過地獄的人，就知道世間有言語無法形容的虛無，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當時的唐山人不是給「震傻了」，而是實在無話好說無淚可流。

可是在這一剎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變的人到底會崩潰；在此之後，痛失親人的到底會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這些全被一個更宏大的主題掩蓋了。請注意唐山的那座紀念碑不叫「亡者紀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紀念碑」，卻叫「抗震紀念碑」。重點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對抗。地震和它帶來的所有傷亡一切苦難，全部成了人類崇高意志與鬥爭精神，以及領導抗震有方的背景。這不止是當年官方定下的主旋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覺結構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軍人的日記自然會頌揚群眾的力量，有攝影機的自然不會拍照太多的屍體。唐山大地震被記憶的方法恰正記憶了那個年代的意識形態，其曲折一如「抗震紀念碑」，借「抵抗」來紀念地震；又像今天紀念唐山大地震的主調，透過歌頌「新唐山」的建設來忘卻被毀滅的老城。

過了十年，我們才有錢鋼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麼一些稍微不同的聲音。再過了二十年，我們終於放開懷抱，允許各式各樣的反思甚至責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檢討和反省以前，我們是不是先正正當當地好好哭一場，把背景推回前景，讓百姓回到廣場?承認死亡，方有解脫。

梁文道：記一次書緣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念中學的時候就聽過許定銘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學時期作品收藏家，還為它們一一寫下書話，好叫後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爛。那天乘訪問之便，終於有機會上了他家看書，確是眼界大開。許先生和藹得很，又很熱情，藏書家的熱情。

他把剛到手的一整卷 《文藝世紀》合訂本拿給我看，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學雜誌。隨意一翻，就見侶倫、曹聚仁和葉靈鳳熟悉的名字，還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呢。再翻，突然見到一個作者叫做阿南達．杜爾，寫了一篇〈中國文學在印度尼西亞〉。天呀，該不會是兩個月前剛離世的印尼大文豪Pramoedya Ananta Toer吧？

我有個習慣，每至一地旅行，必尋當地作家的作品來看。初遇杜爾，就是六年前在印尼某機場的書店。那時離他的書解禁之日子未遠，但印尼全國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幾十萬本地影印出來，地下流通。以一個異議作家而言，杜爾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繫獄或軟禁的年份夠長，甚至還因分別對抗日本、荷蘭與蘇哈圖三朝政權而出入囚室數次。硬氣，肺也好，老是煙不離手，今年才去世是個奇蹟了。可惜的是印尼人民很難過，覺得平白喪失一次得到諾貝爾獎的機會，因為杜爾已不止一次和諾獎擦身而過。

他的文學成就有多大，李歐梵教授已不厭其煩地再三陳辯，用不我補充。還是說回那篇〈中國文學在印度尼西亞〉。根據杜爾，原來印尼最有名的中國故事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印尼也有類似傳說，只不過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間創造，而印尼的故事卻是出自宮廷。杜爾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國界的「階級感情」，他似乎認為來自中國老百姓的梁祝要比印尼本土貴族貨還要受到當地人歡迎，乃至於連峇里的國樂甘美朗樂劇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劇目！

有「國際友人」為中文的左傾刊物撰稿，難免特別強調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話」在印尼翻譯流布的情況。更叫人驚訝的，是魯迅《狂人日記》的印譯本竟是杜爾本人動手的，以前可從未說他會中文。除了魯迅，他還譯了賀敬之的《白毛女》，這就可惜了，一個一流作家跑去翻譯三流的作品，不知是什麼心理什麼滋味呢？我一邊看一邊想，一時實在摸不透。

我就這麼站在許先生家裏如獲至寶地狠狠啃讀這篇短文，生怕記不住資料，幾乎連訪問都不想做了，電視台導演一定覺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說了，許先生既和藹又熱情，看我歡喜的模樣，就叫我別急。他回頭到另一個櫃子裏翻弄書刊，居然找出另一冊登了杜爾這小文章的《文藝世紀》，放在我的手上說要送我。哈哈！這下真爽，不虧我是戲子，還裝了老半天不勝惶恐萬分勉強的樣子，才把它好好袋進書包。嘿，訪問又能做了，還做得特別好。

或許是受到前輩胸懷的感染，有好東西卻不與同好分享，就太不是東西了。回家以後立時影印了一份，數日後終有機會把它（影印本）交給李歐梵教授，好看他吃驚的樣子。結果甚好。

梁文道：一種叫做命運的民歌

【都市日報-兵器譜】澳門葡京酒店的「葡京」指的當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這是不是有點像深圳的的威尼斯酒店，或者拉斯維加斯的紐約酒店，一種為豪華建築取名的濫調？總是把另一個名勝的稱號取過來，冠在自己身上，以顯格調和那麼一點的異國風情。

但是有朋友提醒我，澳門真讓初來的葡萄牙人憶起了故鄉。那緩緩上升的幾座小山丘，在仔和澳門之間的窄窄水道，遠航而來的商人與探險者一看，不禁呆了，想不到經過了三年的航行，在半個地球之外，似乎永不變遷的南中國天空底下，竟能重新見到里斯本的地勢和風景……

香港作曲家金培達憑著《伊莎貝拉》得到了康城影展最佳電影音樂大獎之後，使得「法多」(Focdo)紅了起來，起碼在一個小圈子之內。即使聽不懂歌詞，法多也是動人的，因為它的名字早已注定。在葡萄牙文裡面，「法多」就是命運的意思。

甚麼樣的歌曲，才配得上命運呢？有人說它是葡萄牙人的「藍調」，源於草根，滿是憂鬱。其實不，法多的根不在鄉間，而在城市；不在泥土，卻在大海。它唱的總是不能結果的愛情，回不了家的水手與無法挽回的失落。雖有歡愉的例外，但大家記住的總是傷感的這一面。

據說一度稱霸的葡萄牙帝國，擁有龐大的船隊巡弋七海，法多是他們航海的悲歌。因為在那個時代，木船御風而行，但天有不測風雲，海有未知暗濤，離岸遠征的流氓、士兵、商人與傳教士，能安返故土的又有幾人？可事實上，法多是十九世紀初才成形固定的民歌，那時的帝國早已分崩離析、片片墜落，又何來遠洋征服的宏圖？莫非，法多不只哀嘆個人命運的難料，也是一闕王朝的輓歌？

更奇妙的是，這種歌曲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上是聽不到的，只有本土城市的酒館裡才有。所以常見的鄉愁主題，並非遊子的真實心聲，反倒是家鄉對他們的思念和想像。他們不直接唱出自己對丈夫與兒子的掛念，卻幻想他們飄泊在外，對著一望無盡的大海時，可曾念起里斯本的山、里斯本的河口。

所以許多年前，當我第一次認識這種音樂，就想就近到澳門尋找，卻發現澳門的葡萄牙人圈子沒有吟唱法多的習慣，更沒有專門聆賞法多的酒吧與餐館。再看一看街上相貌不太「本土」的行人，其實多半是取代混血的「土生」，就知道離鄉日久，乃再無所謂鄉與不鄉。如今他們聽的，或許也是容祖兒。

梁文道：香港的「回歸」

香港「同胞」？

最近許多大陸媒體都在預備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特輯，原來香港已回歸十年了嗎？或者，容我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再去追問，香港回歸了嗎？

回想九七以前，形容「回歸」這件事，其實還有另一個說法，而且相當普遍，起碼比得上「回歸」，那就是「過渡」了。

但是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人再用這個詞彙了，因為它十分地政治不正確，彷佛意味著香港由英國轉到中國這件事不是一樁值得歡慶的民族大業，而是兩個政權之間不帶情緒的一次交易。

即便如此，我仍然想問，我們真的「回歸」了嗎？常聽說香港人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比起內地其他省市優越，高高在上，甚至還歧視內地人。因此香港的回歸仍不算真回歸，因為他們之中仍有人不認自己中國的身份，說難聽點，裡面甚至可能還有些「港英餘孽」呢？

可是回過頭看，內地又預備好要接納這個兒子了嗎(或者說「女兒」，一切國族論述中的最愛)？所有的官或發言、所有的傳媒報道，我們香港人都成了「香港同胞」，加上澳門，就叫做「港澳同胞」；再加台灣，則是「台灣和港澳同胞」。但我卻未曾見過有人把上海人稱做「上海同胞」，將北京市民稱為「北京同胞」的。稱呼事小，其後的意識卻值得研究。

「同胞」二字本有血濃於水的感覺，非常親切；但在這樣的語境底下卻成了一種隔開香港人與內地人的身份標識。

親近的言語反而變做陌生的區別，實在吊詭。

我又看過許多中國城市排行榜，或者是比較適宜居住的程度，或許是比較環境保護的成效。每次緊張地察看，都令人慨嘆地發現香港十大不入，甚至根本進不了榜。難道香港就這麼不宜人居？難道香港的環境已被污染到了這個地步，比不上幾十個內地城市？

當然不是，關鍵在於直到近年幾份評量城市經濟發展的報告出來以前，根本沒有人會把香港列作中國城市。為甚麼？我們不是回歸了嗎？這些排行榜還是中國的傳媒和研究機構設計的了。

香港何時能進入中國

各式各樣的城市排行榜，之所以少了一個香港，原因其實不止是意識層面的領先，還是種種或隱或顯的體制屏障。有時是某些有城市背景的主辦單位刻意不想香港加入；更多的時候，卻是發現香港到底在另一個基礎之上，樹立於另一種制度之中，硬要比較似乎不公。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一國以內兩制的現實。在這兩種制度底下，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政策、住房政策、醫療政策和城市規劃原理，因此就有兩種不同的城市面貌與生活方式。所以在評比宜居城市、住屋價格一類的排行榜時，把香港排除於內地各大城市之外，應該是合理的做法。

但是如此一來，卻也抹殺了「一國兩制」一個很重要的策略意義，那就是共存的兩制互相學習，甚至競爭。總將內地外於自己的視野，是很多人詬病香港的地方；可是難道反過來把香港丟到外面，又是有意義的做法嗎？

香港是個自由港，一隻內地的影音產品可以隨便進入，所有製作公司都能夠輕易打進這個市場，與各國對手一爭長短。

相反地，香港的電影和電視若要北上，可說是困難重重，不只受到內地審查；還會為了地方上保護既得利益的原因，遭到多般限制。

其實放在出版物乃至於一切文化產品上，情況也是一樣。只要有消費者，就會有入口商，理論上任何書刊香港都看得見。可是香港的報紙、雜誌、書籍，就算用開繁簡字體的差異不論，有多少可以自由進出羅湖關呢？

在體制上，這是個政治考慮與商業利益的問題，不過在文化上，久而久之，它會形成另一種文化後遺症。那就是香港人有了解內地民情民心的基礎，但是內地人卻總是無法正確判讀香港的實況。這不只是文化的表面隔閡，還會加重已存的偏見，許多一般百姓就著道聽途說的消息，往往很輕易地下了定論：「香港人就是這樣，得了那麼多好處，還要不滿這個不滿那個的。」

到了最後，它還是意識區隔。不是香港人還不夠「認同」祖國，不，香港人起碼個個都能「認識」中國；而是內地人不夠認識香港。回歸九年了，儘管還有了自由行，但我們始終是「香港同胞」。

梁文道：飯後口氣的焦慮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用美食美酒去灌暈異性，讓他墮入情網，在英文裏面有個專有詞彙，叫做wine and dine。上交友心得論壇和色情網站，有時候你會發現那些麻甩佬十分直接地炫耀：「I wine and dine her！」連文法都顧不着了，其獸性也彰彰，餐桌上的種種禮儀與酒食無非外衣。

其實把一頓飯當作約會的重心，尤其是想要有下文的那種約會，是矛盾重重甚至危機四伏的。首先如果吃得太飽喝得太多，腹大便便，行動起來肚皮砰砰作響，別管對方，難道自己聽了就不會覺得煞風景嗎？再來說說酒的作用，人人都以為酒能亂性，不欲糊塗地幹了那包後悔的事，切忌飲酒。原因自是酒精有鬆弛神經的奇效，可懈心防。但是醫家早有研究，許多報告都指出男性的性能力很容易被酒精影響，不是越喝越猛，而是越飲越糟，一不小心鬆弛過度就欲振乏力了。

最後，我們談點令人尷尬的問題：口臭。「口臭」這回事實在太過可怕，以至於不要說聞，就連聽到和看見這兩個字都會令人受不了。所以現在文明一點的說法都管它叫「口氣」，那個「臭」字真是避之猶恐不及。讓我們想像一下，一餐飯吃下來，又酒又肉再加甜品咖啡，集合了多種食物的氣味與渣滓之後，嘴裏會是甚麼滋味？誰想濕吻我說他是勇士。吃的要是川菜、泰菜或咖喱，或許還可以，因為大家雖然滿口辛辣異味，但雙方的味覺嗅覺都暫告麻痹失效，不聞其臭。

智利作家阿言德（Isabel Allende）在她那本膾炙人口的《春膳》裏曾經說過：「撲滅慾火，最萬無一失是口臭（這種事沒法子用比較委婉的方式表達）。古時候，牙齒的毛病都無藥可醫；十五歲以上的少女或男子，不論多麼出身高貴，美名在外，都少不得一口爛牙、牙齦發炎。很多被認為是催情食品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芳香劑、收斂劑或消炎劑。」這個道理就和法蘭西古典王朝時期的貴族用香油灑遍地板，以香水噴滿全身一樣；因為當時的房舍底下總是充滿穢物污水，其臭難當，而洗澡又是種偶一為之的非常舉動。

其實到了現代，我們對付飯後口氣的方法也是應用同樣的原理。不是徹底清除它，而是用另一種更強烈但也更怡人的氣味來遮蓋它。比如說韓國餐館埋單時隨賬單附上的口香糖，和印度餐廳門口盛載香料的小圓缽，這都是重整口腔內化學作用的方法。

我們還得用一個歷史的眼光來看口氣的問題。所謂口氣的定義和大家對它的接受程度，是隨時代而變遷的。古人能夠容忍的範圍肯定要比現代大得多，因為他們對自身的敏感和對羞恥的感知皆不如今人細密嚴格。關於口氣的焦慮其實是種自我的不確定，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口氣，也不知道自己何時產生口氣，更不知道人家聞不聞得到，這一切都在動搖着自信。萬一有口氣，那肯定是件值得羞恥自卑的事。而所有恥感，皆與人我之界相關；例如在自己的房裏更衣是自然的，但被迫在公共場合脫衣服則是無地自容的醜事。口氣的關鍵正正在於別人是否感覺得到？那條他人與自我的界限是否穩當，無法逾越？

現代人最是注重私隱，關懷自己的私人領域。偏偏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他者，無時無刻地監視着自己，審查着自己的行為得當與否。因此我們極度擔心自己的口氣是否「清新」，接受漱口水和口香糖廣告的教導，認為那些化工產品帶來的氣味就叫做「清新香味」，而且是最合乎規範的，口中唯一應該擁有的氣味。要是有一刻口氣不「清新」，別人就有可能發現，自己就十分可恥了。所以有那麼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上了癮，無時無刻地嚼着口香糖。他們都忘了，所謂的「清新」並非沒有口氣，它本身就是一種口氣。純淨無味的嘴巴，這個世上並不存在。

梁文道：再見，書展。再見。

我以為自己見多識廣，這半輩子主持過、主講過、參加過的論壇講座不計其數，從早期的飛揚炫耀直到今天自甘旁觀，已經沒甚麼是沒見過的了。除了疲倦，只有熟練，一切行禮如儀。

但是在這一屆香港書展的第四天，星期六晚上的七點鐘，我替台灣作家蘇偉貞主持講座，卻震動幾至不自控地流淚。彼岸的評論家說蘇的新著《時光隊伍》是她的「本命寫作」，一本耗盡了全身力氣，窮盡了一位說家想像力的悼亡書。她的丈夫張德模三年前因癌症去世，她在今年的七月出了這本書留住他的人格，並且為他調動和創造出一整支旅群，與他同行，背向在生者，往航最後的旅程。

書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張德模，這次出發沒有你。」然後︰「因為你的菸癮，多年來，航程超過五小時的旅遊地全不考慮，旅途受限，沒問題，我們自己創造路線，西進大陸。二○○三年八月你因食道癌住進醫院到去世，六個月，隨著你的離開，原本以為關閉了的這條路線，卻帶我一遍遍地回到你的生命之旅，以你作原型，我為你寫了一本小說，《時光隊伍》。卡爾維諾寫《看不見的城市》，所有被描述的城市都是威尼斯，他說︰『我提到其他城市時，我已經一點一點地失去她。』我實寫你，虛構看不見的流浪隊伍，同樣看著你漸次往更遠更深處隱去，那樣的重重失落，我已經完全不想抵抗。命都拿去了，也就無所謂失不失去。」

「命都拿去了，也就無所謂失不失去。」來聽講座的讀者不多，但大都曉得這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們繼續聽蘇偉貞溫柔鎮定地說︰「我們都不信死後的世界。曾經約定，誰要是先走，而果然有魂，就回來報個信，通知一下。方法是在對方的腳底搔癢。所以直到如今我還會把腳伸出被子，心想，張德模，不要背約呀。」全場屏息，聽一位作家在最私己的現實與虛構之間，於死生二界往復徘徊。然後我對她說︰「祭神如神在。」中國人的這個「如」字用得真巧。

我曾問過蘇偉貞，以後還寫得出東西嗎？她也不肯定，「或許這是我最後一部小說了。」

書展還有另一個朋友的新書推出，林夕的《林夕三百首》。大家都知道林夕有憂鬱症，大家也都好奇他怎麼還能寫下去。他不是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的一部分，他就是流行音樂工業本身，一座吞吐憂鬱靈魂的工廠。且看為王菲寫的《暗湧》︰「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頭，仍聚滿密雲。就算一屋暗燈，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讓這口煙跳升，我身軀下沉，曾多麼想多麼想貼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沒緣份，我都捉不緊。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歷史在重演，這麼繁囂城中，沒理由，相戀可以沒有暗湧。其實我再去愛惜你又有何用，難道這次我抱緊你未必落空？仍靜候著你說我別錯用神，甚麼我都有預感。然後睜不開兩眼，看命運光臨；然後天空又再涌起密雲。」要甚麼樣的工廠，才能生產出這樣的歌詞？

曾經有俊秀的人問我美麗與蒼老的問題。我當時沒有也不敢告訴他的，是美麗可怕，確實不可輕易觸碰。也是今年香港書展面世的一本新書，《由於男人都不在了》 (En l’absence des hommes)，作者菲利普．貝松（Philippe Besson），最近才在電影《偷拍》裏亮相的法國才子。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男人們都上戰場去了，十六歲的主角卻在後方和大文豪馬塞爾．普魯斯特邂逅。

一開始是個上流社會的派對，兩人彼此的勾引遊戲。四十五歲的文豪被人簇擁，渴望聽他說出一句充滿智慧，值得回味再三的言語。但他的目光卻一直沒離開過這位少年，「黑頭髮，杏仁模樣的綠眼睛，女孩子般姣好的肌膚。」在場的每個人都認識普魯斯特，當然。但他竟向第一次見面的少年自我介紹：「我叫馬塞爾。」少年高興，喜他不報全名，顯得沒有架子，十分親切。可是少年同時也明白︰「當然，你是故意的。」在幾句最平凡不過的寒暄裏，《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那位最精細最敏感的藝術家與十六歲的美少年交手，試探，相互猜度對方的用心……

是甚麼使得一位不過十六歲的男孩吸引住了普魯斯特，甚至與他平起平坐，不分軒輊？是他的美貌。一個美麗至極的人必定見過人間所有的諂媚與心計，了解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交易。所以當他到了十六歲那一年，其實已經有四十五歲那麼老了。而且在他眼前，眾生莫不陰暗，他不知童真，也不信單純，所以美麗是危險的。所以普魯斯特喜歡的，不只是容貌，或許還有這種世故與危險。

然而，美麗的人又必將經歷美麗的消退。自他年輕的時候，他就有預感，那些曾經圍繞身邊恍若飛蟲的人群必將離去，轉向另一頭動物的新鮮屍體。何等殘酷又何等蒼涼，他怎能不老？

或曰，其人猶如焰火，必以瓶供，遠觀其盛放如花，至於熄滅，不可觸碰，不得直視。如是我聞，卻屢屢犯禁，破瓶取火。乃退膚削骨，肉成泥，血化煙，遍體焚盡。方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咄！無非一具臭皮囊。善哉。

然後我放下了麥克風，離開演講廳，回到自己出版社的攤位，預備拿起另一管麥克風，像在市場一樣地嘶吼叫賣。突然，多年不見的舊人出現了，生澀寒喧。我認識了左邊是她的丈夫，右邊是她的孩子。她還要小孩打招呼︰「快叫叔叔！」我們甚至交換名片。然後，人堆中有照相機的閃光，我聽見有人在喊︰「是梁文道。」我對她說︰「對不起，今天人真多。」她也笑︰「是啊，你一定很忙。」

擠進攤位，脫下外套，我握緊麥克風，與搭檔開始又一場的表演，想要截住書展那五十萬的人流。我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長，我是沿街叫賣的作者，我是恬不知恥的賣藝文人。做了那麼多年的節目，那麼多年的街頭演講，我知道如何控制聲線掌握節奏，怎樣以眼神掃視站立的人群，說到那一句話應該稍微停頓，好營造最大的效果。

我看見他們一家，笑著望我，然後在五十萬人之中被推得漸行漸遠，終於在下一條巷子的轉角處消失。她在揮手嗎？她的嘴形似乎在說些什麼？我應該說再見，那一切過去與未來的，該來的與不該來的，「再見了！」但是，我說了一個笑話，哄堂大笑，大家真的過來買書，而且索取簽名。拍檔與我相視一笑，都算滿意。

梁文道：政治的力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裏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球王的道德與完整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年的世界盃結束得特別慢，因為施丹的「頭槌風波」依然迴繞心頭，揮之不去。大家都還在爭論其中是非，都還在惋惜一代球王的謝幕竟是如此落寞。

一張紅牌，讓他背對著全場的觀眾和全世界錯愕的球迷，就此離開綠草如茵的球場，沒有掌聲，也沒有英雄式的致敬。

有許多人深感不忿，覺得球證當時根本沒有親眼看到施丹用頭頂撞馬特拉斯的胸口，靠的只是錄影重播。可是你能想像全球幾億對眼睛在螢幕上目睹的犯規行為，可以就因為幾個球證錯過了而當作沒事嗎？當然可以，雖然荒謬，但這確是足球的本質，不仰賴高科技，甚至抗拒現代技術的介入。因為足球相信人的判斷與人的自律。例如一種不成文的規定，若對方有球員受傷倒地，球又正好在己方球員腳下，己方必須把球踢出場外。待對方發界外球時，又有責任把球傳給己方球員。不這麼做行嗎？可以，只不過這就嚴重傷害了足球的公平精神，乃一種為人不齒的敗德行為。

足球充滿了這類不須明言，但人人心知肚明的道德精神。它承襲了近代英國貴族學校的教育風格，強調體育是紳士培養風度與人格的最佳方法，雖然競爭，但是尊重遊戲規則也尊重對手。只是今天的足球，已離那個貴族小孩嬉戲的年代甚遠，往日種種，盡成傳說。

儘管如此，足球的舞台上仍然高揚一種雄性的正義觀。就以施丹這一回的劣行為例，雖然犯錯的是他，動粗的也是他，但大家就是覺得他比C朗拿度來得光明磊落，請注意C朗拿度並不粗野，只是喜歡「插水」，而且涉嫌「告密」，害自己球會的隊友朗尼領了一張紅牌，於是就遭萬人唾罵。可見球場上的欺詐和「不講義氣」要比暴力更難令人接受。你打人，是出於直率的憤怒，到底是個大丈夫；你耍詐或者出賣朋友，那就是陰險小人了。寬待直來直往的侵略本能，卻貶抑心計狡猾，乃是球場上的正義。

無論如何，施丹這一「壯舉」反而成就了他的傳奇地位。要知道球王不是白晝的烈陽，而是夜空裡的明月，身旁雖有無數爍星，卻全被它的光芒掩蓋。月亮之所以成為月亮，之所以令人心動讓人惜愛，全在它有陰有缺。球王亦然，沒有叫人遺憾的恨事(馬勒當拿的「上帝之手」)，又怎能算得上完整。

梁文道：我看政治馬房

(訪問刊於META 04 香港的政論文化)

訪問：李祖喬、甘文鋒
筆錄：陶培康
攝影：區華欣
感謝場地提供：序言書室

朋友喜說，梁文道就像一個黑洞──黑色（外型）的無底（知識）深淵。要理解香港的評論生態，這位灸手可熱的評論家固然是不可掠過的人物，但更有趣的，還有其孜孜不息生產文字的背後。

評論與施政割裂

M：作為一個資深的評論人，你認為香港的評論生態有何與別不同？在外國的民主社會，一個會影響公民自由的議題，例如禁煙，社會可以討論一年甚至更久，而且實質影響公共政策；但在香港，例如天水圍的問題，已經重複萬篇，但每當有事發生的時候，依然停留在很抽象的討論層次，而不能很快、很實在地影響施政。

梁：與其說評論生態，不如說是評論機制，因為生態這個詞很抽象。評論機制是社會輿論的一部份，應該是與公眾生活之間的互動和流動。能否影響公共政策，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你看見內地的評論也同樣可以影響中國的施政。先說美國。在美國，一個外交政策由蘊釀到推行的週期，大約是兩年：政策的形成始於學術期刊，學術界在期刊發表他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見，約半年左右，便會開始有輿論和媒體就該政策回應，引起公眾討論，之後再被議員提上國會，最終影響公共政策。所以，當中的過程是有路向的。你看現在的《Foreign Affairs》，是能夠推測數年後的政策發展。

內地則是另一回事。由評論到形成政策，歷時約半年，而整個過程是很不同的──是政府很想發展，主動找些知識份子和評論人，問他們意見，然後就做。所以這個過程比較快。

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用一個由學界、傳媒和政府三部份組成的模型去看。在美國和中國，這三者的聯繫是很緊密的，只是兩國的溝通方向有點不同。反觀香港，這三者甚少聯繫，是非常割裂的各自為政。香港學術界在殖民地時代只專注培育人才，對本土研究的關注較少，因此在這個地方用功的人不多，而本地評論人亦很少人理會學術研究的前沿發展。這就是香港評論機制的問題。

M：為何學術界缺乏土壤研究本土問題？


梁：香港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培養人才，為政府和商界提供人力資源。例如我所就讀的中文大學，當中教授政治的學系叫做「GPA」，英文是「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把「政府」和「公共行政」兩個字放在一起，而不是「政治」（politics），就可看到提供的訓練主要目的──為政府提供技術人才，而非研究本土問題。

「香港公務員只有人事上的糾紛，其派別不過是馬房式的派別。」

M：問題好像追溯至政府那方面了，那香港政府在這三方面當中扮演了甚麼角色？出現了甚麼問題？

梁：這就要從回歸前的殖民地政府談起。作為一個空降的外來政權，基於殖民地特性，政府多不關心本土問題。他們面對本土問題的做法只是應付輿論──以政治公關技巧應付傳媒，而不是接納和關心本土問題的意見。這問題一直延伸至現在。今天，政府的政策運作已建立一套高度成熟的自給機制，公務員以為自己甚麼都會，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遂自行制定政策。例如最初的西九計劃，政府就是以自己最熟悉的方法來運作，即不是諮詢藝術團體的意見，卻只請發展商來發展。

所以，公務員體制本身已是一個黨，你看中國甚至其他外國官員的意見，是有意識形態上的分別。美國的鷹派和鴿派，內地哪位官員比較著重社會分配，哪位著重自由市場，你也可以說得出。在香港，你是說不出的。你可否告訴我，唐英年和曾俊華在意識形態上有沒有特別的分野？香港公務員只有人事上的糾紛，其派別不過是馬房式的派別。

這種結果，亦引致香港的輿論只分為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的兩個派別，不是正面的意見交流。相反，如果政府是本土政權的話，他們的意見便會分出派別，強調與不同人作意見交流。這種方式在中國亦時有出現。

M：為何內地即使沒有民主，言論自由的狀況不如香港理想，但如此積極在政策上跟學術界和評論界互動交流？

梁：正因為中國打壓知識份子，才顯得政府對知識份子、甚至是知識的重視。內地比香港更重視知識份子的意見，是因為當地的官員（至少是我所遇到的）都較為謙虛，所以甚麼都想試，容易接納意見。改革開放後，政府各部門的職能出現變化，以致問題多多，官員多為此而無所適從。在這個制度尚未成熟的階段，制訂政策的人欠缺自信，便必須求教於知識份子。例如地方政府想建創意工業村，不懂做，便搞一個諮詢會議，邀請學術界和專業人士給予意見。在那裡，那些人真的會直接批評政府的做法，他們的意見會受尊重。

台灣也相當重視學術界。許多政治人物都是博士碩士出身，連戰是教授，馬英九也是。在兩蔣時代，余英時被奉為國師，牟宗三逝世時，除了鳴放廿一響禮炮，還在棺木上蓋上國旗。

M：香港要到哪時才可解決這個困局？

梁：這個問題我也解答不了。香港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去殖計劃，政府要多聽意見，不是在開首已有既定答案。他們整個體制已行得非常成熟，看來要待下一代公務員上場，才會有點改變。

學理與文字合一

M：好，問一些較為個人的問題，你年青時是否想成為一個評論家？

梁：我最初對政治沒有太大興趣，當然，我也會上街示威遊行，但比較關心的是抽象的東西，例如文化政治，而不是狹義的公共政策。我最初是寫藝評、劇評的，目的當然是以藝術文化來反抗我當時痛恨的資本主義、改變主流價值等等啦（笑）。後來，我才慢慢開始關心藝術文化的環境制度，於是才擴展至撰寫時事、政治的評論。

M：成長時期，哪位思想家或評論家對你有最大影響？

梁：最初是看胡適。從前在台灣沒有魯迅看，所以就只好看胡適了（笑）。我喜歡他態度溫和；徐復觀的文章也會看，他的文章很有力度。但後來便嫌他們不夠激，於是在80年代開始，我就看法蘭克福學派，由比較淺的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開始，之後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諾（Theodor Adorno）；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霍爾（Stuart Hall）那些我也讀很多；嗯…傅柯（Michel Foucault）也影響我很深，不過他的哲學思想似乎很難直接用於我的寫作，在寫評論的時候，左翼自由主義者如羅爾斯（John Rawls）、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等的觀點會比較清楚。

M：香港的有沒有？

梁：榮念曾吧。他影響我很大，叫我們所關心的事情要更廣更闊，不應僅僅限於藝術創作，而得擴大至整個社會政治制度。還有，以安徒為筆名的羅永生，他的政治評論我也很喜歡。

M：你以「文化人」自居，這個詞有何特別意義？跟「評論員」或者「知識份子」有何分別？

梁：「文化人」是一種職業，他是集多重身份於一身，只因他們幹甚麼都不是專業。這個名詞不是香港獨有，世界各地都有人如此。比如陶傑，是作家、又是評論員、又是電台電視台主持、雜誌編輯，你怎樣稱呼他？索性叫「文化人」便最方便了。又例如迪德羅（Denis Diderot），他哲學出身，既寫藝評，又寫百科全書。

要記住，知識份子是一項志業（vocation），而不是職業。一個貨車司機可以是知識份子，一個教授可以不是。只要他認定自己是知識份子，且努力投身、實踐這個志業，他便是知識份子。

M：你對下一代的青年評論員有甚麼寄語？如何寫好的評論？

梁：現時香港的評論人，可分學院內和學院外兩種。學院內的評論有良好的學理基礎，可是文字卻枯燥乏味，沒有太理會跟如何跟讀者溝通；學院外的評論人遣詞用字較好，但缺乏良好的學理基礎。

學院外的評論員還有多一項身份，就是專欄作家。他們的專欄包括一些茶餘飯後的話題，講飲講食講電影、講自己女兒，這些話題只可說是意見，不是評論。原本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因為副刊太有影響力，他們便往往成為被政府拉攏的重要一環。政府公關常邀請他們參與飯局放風，給資料他們寫。這就好像，用食飯代替看書的時間，把食完後拉出來的屎，給讀者看或者吃一樣，很不健康。

所以，要多看硬書（即理論書籍），例如寫醫療改革，首先要了解何謂公平和公正？正義（justice）是甚麼？然後，世界各國的醫療制度又是怎樣的？這些問題都需要多讀理論書籍；另外，評論是一門手工藝，要懂得在文字上雕琢、懂得用故仔包裝沉悶的課題。因為你的文字是面向社會、跟公眾溝通的。有人說，梁啟超沒有甚麼傑出的觀點，但他就是寫出了全部中國人想說、而又說不出的話。

梁文道推薦：

雜誌:

1. Prospect
2. New Left Review
3. le monde diplomatique

評論人：John Pilger（澳洲）

梁文道：人人都是民主派？（民粹與民主‧二之二）

【明報-筆陣】在傳統的政治理論裏面，「民粹主義」一直是個骯髒的字眼，所以當香港的民主運動被人稱為民粹，民主派中人一定覺得這是污衊和輕侮。事實上我們不應該太害怕民粹二字，正如「反對派」也一樣可以光榮，一樣可以成為值得自豪的名號。

現代「基進民主」(radicaldemocracy)理論的創建人，政治哲學家拉克勞(ErnestoLaclau)在其新著《民粹主義的理性》(ThePopulistReason)中大膽地提出，所有政治都是民粹的；不管是當權者，還是反對派，民粹的理性都是他們揮之不去而且必加利用的根本。

那麼，何謂「民粹的理性」呢？我們首先必須理解政治必然是對峙的，當權者與反對派之間永遠有難以化解不可磨滅的鴻溝甚至敵意。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來看，這個社會其實是一連串不同的訴求，問題就在於用什麼方法去把這些訴求接連起來，形成一個所謂的社會整體，好號召和動員各方勢力一起對抗他們眼中的統治集團。

以2003年的第一次7.1大遊行為例，對手是以董建華政府為代表的統治集團，而反對派意欲號召和串連的訴求則相當多樣甚至彼此矛盾。例如有爭取居留權的家長、抗議中央政府打壓的法輪功、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聯會、反對《基本法》23條倉卒上馬的大律師、不滿貧富差距惡化要求更廣泛福利覆蓋的基層工會，以及受害於「八萬五政策」變成負資產的中產階級等等。要用一頂帽子去把這些雜多的訴求全部覆蓋起來，使之形成壯大而且單一的力量，選擇實在不多。事後看來，當時整個運動情緒發放的焦點就是「倒董」。換句話說，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訴求，然而共同的敵人卻使得他們形成聯盟。

根據拉克勞的說法，政治是「等同邏輯」(logicofe-quivalance)和「差異邏輯」(logicofequivalence)兩種邏輯的運作。反對派要透過差異邏輯的操作，提出不同於現存體制和否定統治集團的另類方案；但是又要透過等同邏輯，把這套另類方案構造得可以吸納眾多不同訴求。以當年的7.1來看，「倒董」與「保皇」是對立的兩端，但那套可以吸納和串連雜多訴求的另類方案是什麼呢？答案就是「民主普選」。把選擇權還給大家，讓大家可以動用每人手中的一張選票來換一個特首做做看，是最有吸引力，也最無爭議的共通點。

歷來的反抗運動都要找出這種可以使不同訴求統合起來的主張，與此同時還要賦予那些提出不同訴求的個人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新身分。而歷來的反抗運動最喜愛最擅用的身分，就是「人民」了，一種空洞的符號。然而正因其空洞，才可接納各式各樣的階層及團伙。就是在這一點上，拉克勞斷言所有的政治都是民粹的，因為反抗運動總是要舉起一面能夠呼喚大多數人的情感，又能把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暫時懸置的旗號。用傳統鄙視民粹主義的論者的說法，這樣的旗號必然是沒有理性內涵只有龐大情緒動員能力的空名。但在拉克勞看來，這卻是一切反抗運動的特徵，沒有好與不好的分別，只有程度上的差異。

其實統治集團也不是省油的燈，它更加倚重等同邏輯的運作，更常大而化之地把所有被統治者稱為「人民」，然後宣布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遇到挑戰的時候，它更要和反對者劃清界限，站穩自己「真正」代表人民的立場，將對手打成一小撮「反人民」的反動分子。所以我們常常會在不同國家的政爭之中，看見當權者與反對派互相指摘對手「反人民」，然後強調自己才是顧全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的奇觀。萬一發現對方勢大，甚孚民望，就會更進一步地指斥對手在搞民粹主義。客觀地看，雙方根本沒有明顯區別。

把香港當前的局勢放在這樣的視野之中分析，我們就會發現近來民主派那種尋找「共主」的焦慮，其實是他們凝聚眾多訴求的等同邏輯逐漸失效的結果。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董下曾上的確帶給許多倒董市民一種局面即將一新的印象。而曾蔭權政府則利用種種手段逐個擊破以至於吸納反對派原本團結起來的不同訴求。

假如倒董大旗本來針對的董建華政府已經垮台，要怎麼做才能重新統合雜多的訴求，並且凝聚身分呢？民主派的做法就是堅持普選，而把「人民」這個旗號再加演繹(例如公民黨的「公民」)。統治集團和保守派一直用「搞好經濟」來回應民主普選的要求，試圖以一座「經濟城市」的市民身分來統代全民，好對付民主派打造的那種有政治主張的公民身分。這個策略已經證實失效，先不論它經濟其實根本沒有搞得多好，更重要的是它牛頭不對馬嘴，完全起不到抵消對手的作用。

可是現在的統治集團與保守派漸漸聰明起來，懂得運用葛蘭西所說的「轉化方案」(transformistproject)，去把對手主張而自己原來難以接受的訴求吸納過來，同時為自己塑造一個新形象，為自己和被統治的百姓連結出一套嶄新的聯繫、嶄新的身分。這種策略就是「你講民主，我也講民主」；「你是民主派，我更是民主派」。從政改方案開始，政府就不斷強調自己邁向普選的決心，以此分裂民主派的「基本盤」。到了最近更是奇招迭起，先是保守派一向鍾愛的葉劉淑儀聲稱「爭取2012普選」，使得反對派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湯家驊甚至驚覺大家原來是同路人)；再來則是曾蔭權回應陳方安生的那句「2012年可以有普選」。一時之間，人人民主，民主派的最大公約數為人襲用，統治集團的等同邏輯混淆了反對派賴以成立的差異邏輯，後者又怎能不焦慮？

要知道所謂的「共主」其實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種角色，一種個性化人格化的等同邏輯，一種能夠串連不同訴求代表不同身分的具體象徵。民主派歷年來的精神領袖，從司徒華、李柱銘、陳日君直到陳方安生(我想「民主女神」譚香文大概不算)，皆是不同時期不同策略的象徵。要不要共主？共主能不能讓大家服氣，反映的就是反抗運動中等同邏輯與差異邏輯的互動與矛盾。要擺平眾多分歧的訴求和聲音是很困難的，這不只是共主個人魅力和聲望的作用，還是有沒有一套可以吸納它們的另類方案的問題。

反對派目前的危機就在於一方面要有一個足夠空泛的符號和身分去團結大家，例如民主與公民；但另一方面又由於這等符號太過空泛，連保守派和統治集團也能輕易佔用，終於喪失了自己獨特的位置及色彩。要走出這等困局，不能只是重複政改方案以來那種「除內奸去妖魔」，使自己的勢力基礎愈搞愈窄的淨化手段。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另類想像，既可以包容差異連結不同的位置，同時還能在人人都講民主的混淆局面中劃出清晰的界限，進而侵入對手地盤，打紅旗反紅旗。共主的難產，其實就是這種另類民主方案想像力的匱乏。

梁文道：看男人先看他的雙腳

【都市日報-兵器譜】很多人都認為要看一個男人，應該先看他腳上的一雙鞋。

同文梁穎妍上周就此發表了十分獨到的觀察，從鞋子看出不同男子的底蘊：「那天在銅鑼灣HMV穿著暗啞無光皮鞋的男人啊！我想，你對事物、對自己、對生活的要求的容忍度相當大，但大，並不代表高。若你稍微有所要求，都不會容忍自己看起來那麼殘殘舊舊、渾渾噩噩吧！那天在山頂停車場穿假皮鞋的男人啊！我想，你不穿真皮鞋的可能性有兩個：一是基於經濟因素，買不起真皮鞋也只好怪自己不努力多賺點錢，但等到出頭那天你仍可是wellheeled。但最怕你是那種根本連自己穿著人造皮甚至是穿完發臭的塑膠也不知道的男人！那天在太古廣場穿著蝕踭鞋趕時間的男人啊！我想，你真的很辛苦吧！每天走來走去推銷貨品還是要趕巴士見客？能把鞋踭穿得蝕的行業，大概都不會是天天坐在甲級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吧！」

抄下這麼一大段，是因為我完全同意，鞋子能夠說出一個男人的性格。

例如我家附近街市裡一個鮮魚檔的老闆，他不穿膠靴，腳上踩的卻是一對人造皮涼鞋，檔上的污水總是滴流到腳趾縫間，黏黏膩膩，想必不太好受。但他永遠掛著一副誠懇笑容，每次見面都熱烈招呼，推薦好貨。

有一天我看見他正在收檔，正拿著水沖洗雙腳，太太領著一對孩子靜候一旁。原來穿涼鞋有這樣的好處，易潔方便。果然，他很快就清清爽爽地一手拖著一個小孩，有說有笑地走上回家的路。我問他自己也天天吃魚嗎？他幸福地說：「當然，我自己下廚。你問我的小孩，看他們喜歡不喜歡」。五歲的弟弟大聲搶答：「不喜歡！」還造了一個鬼臉。

又有一回看見一個電視特輯，拍的是個礦工。他和老鄉從河南到山西礦坑打工，出了礦難，老鄉慘死，老闆卻想隱藏消息，息事寧人，草草把屍體給埋了，還威脅倖存的活口。這名河南漢子趁夜挖出同鄉的遺體，身上無錢，人在異鄉又不知如何是好，竟然就用一口麻袋揹著鄉親走了幾百里趕回家。

事情抖出來之後，他對進來的記者說：「他是我帶出來的，我死也得把他帶回去」。硬錚錚一條鐵漢，腳上穿的卻根本看不出是甚麼了，滿是黑黑的泥灰。一個男人要走多遠的路才能成為一個男人？又要走過怎麼樣的路才能把鞋子穿成這樣呢？

我永難忘記的是甘地的一幀照片，他根本不穿鞋，一雙赤腳站在一群西裝革履前來談判的英國官員之間，格外顯眼。這雙腳曾經走過印度，帶著他的人民邁向海岸取鹽抗稅，縱有軍警棍棒交加，終也抵不住他們非暴力抵抗的決心。就是這一雙赤足，在大地之上展現了人間的道德力量可以偉大到甚麼程度。說回那張照片，我在英國紳士和甘地的腳上分別看到兩種不忍，那幫英國人容忍不了自己的儀表丟格；而甘地不能容忍的，是蒼生的無助。

梁文道：偷情男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美妙的晚餐，很容易成為美麗春宵的前奏。雖然令人很難再像古典時斯法蘭西宮廷的貴族那樣，把赴宴當作狂交派對的同義詞。將餐桌直接放在卧室門外，以便稍進酒菜就立刻笑着滾到床上，初度雲雨之後還復回到桌前，如是者循環竟夜。但是在我們的印象裏面，二人晚餐又的的確確是種約會，儘管其後未必會有甚麼韻事發生，卻始終有無限的可能。到底長夜漫漫，哪怕只是一杯飯後的咖啡或者甜酒，也是好的。

因此看見娛樂雜誌拍到明星名人孤男寡女共進晚餐的照片，就格外令人浮想連翩了。記者們總是為這些圖片配上挑逗思緒的文字，叫讀者注意她笑得多麼開心，而他的右手又怎麼在放下酒杯之後順勢偷偷摸摸地伸向對面……。如果這一對後來果然去了酒店，或者上了其中一人的家裏，那就肯定是爆炸大新聞了。如果沒有，記者通常只好強調她下車的時候「依依不捨」，彷彿和讀者一樣惋惜。

這種消息看多了，難免會替那些上流名人擔憂，此世何處還有安靜樂土呢？尤其是最不應該被人發現的偷情男女，他們可以到甚麼地方吃飯而不會被人注意？又或者被人發現了卻不識穿（誤會）？要是去私人會所和最頂級的食肆，當然不怕我等好奇的平民和危險的狗仔隊。可是，難道在這些地方就不會碰上相識？難道就不會遇見圈子裏的友人甚至親戚？

偷情晚餐的理想地點，必須有適宜的氣氛，又不能太像那回事，以免給人看見了解釋不清。我想到赤柱的LUCY'S。

說它是偷情餐廳，實在很對不起它的老闆Lucy Humbert。人家的原意是開家溫馨的街坊小館（bistro），就像我們在歐洲鄉間很容易發現的那種店，適合一家大小衣著隨便地走進來，點一瓶可口但是不太昂貴的酒，吃幾道花工夫做的菜但賣相不算華麗，舒舒服服地過了一晚，再快快樂樂回家。事實上，LUCY'S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它是香港其中一家最低調但又水準穩定的歐式餐廳。

雖在赤柱，但不靠海，反而躲在一條小巷子裏，所以遊客不多，來的不是住在附近的街坊就是多年常客。正因如此，一對情人混跡其中方不礙眼，看起來就像好友，又如兄妹姐弟。在昏黃的燈光和友善乃至於有點熱鬧的氛圍裏，這兩個人被淹沒了，關係曖昧地在友誼光譜的兩端之間游移進退，緩緩轉化……

手中正好有一冊LUCY'S自家出版的食譜，裏頭有一道經典的紐西蘭甜品帕華洛瓦（Pavlova），據說在香港除了M at the Fringe之外，就屬他們做的好。這道用蛋白、糖和雲呢拿慢烤製成的甜品，本是一家酒店特別送給二十世紀初著名芭蕾舞家帕華洛瓦的禮物。它外表香脆，內裏卻濕軟如綿，嘗一口就像吃掉一瓣雲朵吹成的花，輕如無物，果然是女舞者迴旋騰空的姿勢。試過之後，靈魂早已昇華，人間情慾會不會因此淡淡隱去，漸成背景？

LUCY'S

地址︰香港赤柱赤柱大街64號地下

電話︰2813 9055

營業時間︰12nn-3pm, 7pm-10pm

梁文道：沿街叫賣的作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書展的出現和壯大，已經扭曲了傳說出版市場的生態。比如說七月本非出書旺季，但是為了這個一年一度的超級零售攤，全香港的出版社都全力印書，務求趕及在書展前儲夠足量的新書賺它一筆。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一些有地盤的專欄作家，趁機在自己的文章裡預告新書內容，狠一點甚至公布自己出版商的攤位數字，叫讀者屆時一定要捧場見面，好營造人滿為患的氣勢。另一種現象是明星和名人們出書會被媒體稱為「變身才子/才女」，似乎有才與否的標準不在歌唱得有多好，戲演得有多精采，而在於有沒有著作。

只要出書，也別管是甚麼書，一位電視演員就頓成「才女」了，起碼在這本書成為話題的一個禮拜之內。從這種特異的情形來看，香港實在是個非常崇拜書的城市；唱片賣得再多，粉絲叫得再猛，都及不上一部著作來得肯定與尊嚴。

又由於一般費神垂注書籍的媒體也在這時候闢版介紹書展和值得留意的產品。所以凡有新進作家擬好了出版計劃，出版商都會勸他要把握這段日子，可別錯過了打響名堂的良辰吉日。

整個狀態熱鬧得就像趕集，大夥們一驢車一驢車地朝集市出發。沙土飛揚，吆喝連天；而我們，都是沿街叫賣的作者。

有哪一個寫文章的人沒想過出書呢？十幾年前當我的稿子初現地報端，我就想著要出一本自己的書。時月漸遠，這種慾念竟然日漸沖淡，到了最後甚至成為一種負擔。每當朋友問起：「你怎麼還不出書？」又或者語帶同情地提議要為我出版，我都要找不同的藉口推拒。

其實，一直困擾我的問題就是想不到出書的理由。首先，我寫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評論，而評論則是時空限制特別強的文體，一旦時過境遷，就再也沒有抽空存活的必要了。其二，我總為報刊寫作，每一篇文字所設的都是一群特定的讀者；我很難想像要是換了對象，它們還能剩下多大的效用。再說世上好書如此之多，我輩難道不該鼓勵人家多看更了不起的著作，而不是把時間虛耗在自己弄出來的東西上嗎？可是有朋友說這種念頭最要不得，表面自卑實則自大，下意識裡想的肯定是不出則已，一出必成巨著，所以老是延宕推托。

他們認為，書的價值不由作者自己決定，讀者才是最後的判官。感謝他，毫不留情地替我解脫了酷腐之人的自戀情結。好，我就在今年的書展出我的第一本書，要趕集就大夥一塊兒上。一不做二不休，我還要加上沿街叫賣的行列，例如寫這篇廣告。

梁文道：當閱讀成為一種運動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當我被問起最理想的閱讀應該是什麼狀態，我就用史提芬史匹堡拍的《機場客運站》（The Terminal）做例子。在這部通俗討喜的電影裏面，大美人嘉芙蓮薛達鍾斯（Catherine Zeta-Jones）是個漂亮的空姐，觀眾眼中的慾望對象，男主角湯．漢斯的艷遇伴侶。有一場戲，兩人在機場裏的書店碰上了，男的問：「咦，妳買了本什麼書？這麼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崙的傳記，我最喜歡看和他有關的東西了。而且這本書厚成這個樣子，可以夠我看上幾天，也才不過九元九毛九，多划算！」

請注意這是位有專門興趣的讀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暢銷書，也不是漫無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獨鍾地追隨拿破崙的足。其次，她買書的態度很輕鬆，主要是兩個字，「抵睇」。厚厚的一本書才賣七美元，就能打發好一段無聊的日子了。最後，她沒有故作嚴肅地先清一清喉嚨，再隆重介紹：「嗯，這是本拿破崙傳，我研究拿破崙。」而且湯．漢斯也不驚訝，只是淡淡地討論兩句就算。

看見這個場面的當時，我就想像要是換了一位香港賣座導演來拍，會怎麼處理它呢？他會不會來一個大特寫鏡頭，讓那本拿破崙傳的封面佔據了整個畫面？再轉向湯．漢斯，拍他訝異的表情？又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音效處理，顯得我們這位空姐格外出俗脫眾呢？我這麼想，絲毫沒有輕視本地電影人的意思，純粹只是從香港的風俗習慣來推測罷了。

我們的習慣是什麼？那就是把書看得格外崇高而神聖，認為讀書是一種很離世很出塵的行為。因此為了讓它回到人間，讓它有點煙火味，我們得不時出動大家都認得的名人推介好書；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體朗誦（最好能有破世界紀錄的人數），好叫電視台看看我們都正在讀書呢？勸人讀書，介紹好書，我們一概統稱為「推動」閱讀風氣，彷彿不推，它就動不起來了。簡單地說，我們香港人把讀書搞成了一種運動。

然而，我總以為這樣的運動不只「推動」不了閱讀風氣，還會把它推下海淹死。所以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不論是在電子傳媒做節目，還是寫像「牛棚讀書記」這種書話專欄，我都很清醒地告訴自己，不要推動什麼，更不要煞有介事，只要盡量好好地配合時勢，講點故事，有意無意地提醒一下：「瞧，說到世界盃，這本書有一段故事……」，或者「民主當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書曾經說過……」，這樣就好。因此當我重讀這個專欄刊過的文章，把它們結成《弱水三千》一集的時候，就發現雖然看似一本書話，原來卻都是借題發揮。

但願有一天，看我們的娛樂八卦雜誌做明星專訪，能像《People》那一類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訪者的三圍、星座，以及最喜歡的食物和音樂等等，還加上一條「最近正在看的書」。這表示名人不再負擔推動讀書的任務了，因為每個人平時就有閱讀的習慣；而書之於人，就和食物音樂一樣，必要但是日常，不足為奇也不足稱道。情形就像嘉芙蓮薛達鍾斯買了一本拿破崙傳，於是湯．漢斯很自然地與她聊起拿破崙與約瑟芬的往事；是戲劇的一段情節，但它本身不是一齣戲。

梁文道：轉性香港

【明報-閱讀趨勢】編按：文化人梁文道近年致力推動讀書風氣，深有所感，卻也深有所憂。他最近「下海」，跟朋友合辦「UP」出版社，企圖替本地出版掀起健康新風。這篇文章，是其出版社的出發宣言，但也同時是他對香港閱讀趨勢的分析和建言，唯望香港確能像他所樂觀期待，走向多元，走向深度，走向進步。

如果今天的香港真是衰微了，那麼我們還真得好好感謝這場盛大的隕落。因為在香港最光輝最繁榮的年代，幾個人湊在一起搞出版社，絕對是種浪漫的自殺方式。在那個令許多人念其光華痛其退色的年代裏，我們這個城市是不看書的，或者看書但不敢承認，又或者在家裏偷偷摸摸地讀《尤利西斯》然後在地鐵裏要被迫拿本《一分鐘經理》，以免被人當作怪物般恥笑。

恥於看書的反智年代

不看書，不敢看書，甚至恥於看書，這種城市性格側面地突顯了很多人都詬病過的另一種傾向：反智，而且是很字面意義上的反智，我們反對任何有智慧的人和事。腦子只要稍微轉得複雜一點，就是深奧，就是沉悶。我們熱愛旅行，但是所有的旅遊地點最後都變成了「食、買、蒲」的背景；而電視旅遊節目令人印像最深刻的畫面，就是一幫帥哥靚女在鏡頭前齊擺勝利手勢。我們不鼓勵富商支持文化藝術，但是極度關注他們怎樣為藝人(英文叫做Artist)置屋埋單。說起娛樂界，又不免想起黃家駒那句令人神傷的「香港只有娛樂界，沒有樂壇」。誠然，你何時見過有記者去問湯漢斯：「你拍電影拍得這麼好，什麼時候出唱片呢？」然而，我們的藝人卻一定要走影、視、歌三棲的道路。專業這個字眼，看來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定義。

這樣的文化是怎麼來的呢？不好說。但每次我見到一些位居高層的企業巨頭和執傳媒文化工業牛耳多年的大人物抱怨香港人沒質素，說香港人一代不如一代，說香港已經被邊緣化了，就忍不住想笑。這一代人常常自命精英，覺得整個香港的榮景都是他們製造的。但是他們怎麼不想一想，他們口中的「下一代」是誰培養出來的，又是在什麼樣子的社會環境底下長大的呢？這種社會環境的形成，他們敢說完全與自己無關嗎？

即食文化

這一代香港人中的精英陳冠中，在他非常自省非常犀利的〈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一文裏如是說：「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我們」。「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那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至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己見多識廣。」

這一代人還按自己的樣子，塑造了香港城市的特徵。陳冠中又說：「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在這樣的心態指導之下，香港形成了標誌性的即食文化；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中，我們不看書，除非是為了考試，或者有即時見效的用處。

很多人說香港太小，所以嚴肅的出版搞不起來，另類音樂的唱片賣得不好，劇場演出的上座率不高。其實這只是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且看人口數字，比起許多北歐國家，香港的700萬人並不算是小數目。但為什麼香港就是養不起一份可以自給自足的文化雜誌，一家終年無休的爵士樂會館呢？關鍵在於我們的人口雖然不少，但是大家的口味太過雷同。說到下班後的娛樂，我們第一個浮起的念頭就是唱K，而且到了卡拉OK之後，大家都搶唱同一首歌。畢竟，我們都是陳冠中所說的那一代人，或者他們的後裔。

因此問題不在人數的多寡，在於人群的類別，市場的區隔。曾經有朋友提出一個想法，他認為只要有一萬人，這一萬人會逛畫展，會聽音樂會，會買本地嚴肅作家的作品，我們的文化環境就會大為改觀了。我不知道一萬人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也不知道這種估算有多科學；但是我們都知道他說的這一萬人其實是一個概念，是一群criticalmass，是一群決定性的少數。有這樣的一群文化消費者，市場的面貌就能稍顯多樣，甚至可以達到一個臨界點，讓量變引起質變。這是很多年前談過的話題了，恍如幻想，當時大家都還看不到出路。

香港變了我們帶點寄望

可是就在這幾年之間，也不知是SARS的後果，還是與七一有關，香港變了。樂壇多了一批標榜自己作曲自己演唱的實力派「創作歌手」，最大的電視台開始找一些過去肯定是毒藥的文化人主持旅遊節目介紹異國歷史，據說連圖書的銷售數字都增加了許多。好像香港人在金融風暴、樓市崩塌之後開始懷疑自己，覺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麼無敵，同時也對自己曾經擁抱的價值和口味感到不大足夠不太滿意。我們開始想要更多不同以往的東西。這個「我們」還是以前的香港人嗎？

也是這幾年，一個又一個的新團體誕生了，他們的立場觀點不一，背後財源的大小有異。但是他們都很年輕，甚至以此自豪。轉眼之間，他們有的建設了民間記者聚的網站，有的深入基層投身社會運動，有的開起了沙龍智庫，甚至還乾脆加入政壇協助組黨。他們是香港所不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是下一代香港人。

有趣的是，一切變化不全來自新青年，就連「上一代」香港人也在自我改造，脫胎換骨地成了「下一代」。就舉一個例子，規劃師和建築師都是香港地產主導的經濟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海填得愈多，舊區拆得愈快，他們得到的好處才會更大。但是近年突然有一些建築師和規劃師跑出來反對填海，維護古蹟，甚至捲起衣袖義務協助老區的街坊悍舊社區，而且其中不乏「上了岸」的「上一代」。難道我們正在目睹香港的典範轉移，香港人集體的世代交替？香港是不是正要變成另一代的香港？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我們幾個朋友才會聚在一起，成立「上書局」。帶一點寄望，為了我們下一代香港人。

梁文道：看不見手，更看不見良心

【都市日報-兵器譜】第一個總結市場經濟規律的思想家，現代資本主義信念的祖師爺亞當．史密斯，的確也是批評資本主義社會最猛烈的人。

在《國富論》的第一卷結尾，他痛斥商人「欺騙和壓迫公眾」，不只說他們「下賤」和擅使「卑怯的陰謀」，還說「商人工匠只知道為一己的利益，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有錢可賺的地方」，甚至把他們形容為沒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會的「庸俗」。

相反地，亞當．史密斯在《通德情感論》裡指出真正使人稱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顧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慾望，盡情發揮我們仁善的愛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組成」。

即便如此，他還是為資本主義鼓其掌，稱頌「看不見的手」之美妙，說富人們的自利行為無形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並讓其種類滋生繁衍，即使他們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後果」。表面看來，亞當．史密斯是自相矛盾，其實不然。他明知市場經濟無益於人性之完善，明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一個道德的社會，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視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設想的政治生活與社會體制之外。因為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背景底下，他首要的戰鬥目標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學者如亞里士多德等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一種可以把人民從政治和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體系，還人以自由，買賣、投資和定居的自由，再來則是信仰與為善為惡的自由。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道德乃個人之事，政府不應為所有人設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規定我們的信仰和人生規劃，也不能限制我們要過怎樣的日子。市場經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

公司為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制；至於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合。蓋茨和畢菲德的仁慈並非市場規律的基礎，純屬個人的取向。

比爾．蓋茨最近發現要改善第三世界的衛生狀況，不能不從滅貧下手。但他立刻理解到要幫助貧民搞小買賣謀生脫貧，沒有銀行願意貸款是個難題，於是投資開設不以牟利為目標的「微型金融機構」。這就是畢菲德那句「市場經濟解決不了貧富差距」的真義了，不以賺錢為目標的銀行和藥廠是不存在的。

這兩位世界上最有錢的人的善舉，吊詭地彰顯了一個根本：市場經濟幫不了最苦的人，我們只能期盼個人偶發的善心。然而，這世上還有多少個蓋茨和畢菲德呢？

梁文道：講金定係講心

【都市日報-兵器譜】讓我們先從一個小故事說起。何特茲博士是研究蟲的專家，這種小蟲會寄生在人的體內，一邊吸取宿主的生命一邊傳播病菌，是肆虐熱帶地區的災禍之一，每年殺人以十萬計。

何特茲以畢生之力研究出一種或許可以對付牠的疫苗，但就是找不到藥廠願意測試，他只好拋開做了二十年的工夫，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國愛荷華州的一個小城當醫生。另一位人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蔡森博士，他的課題是另一種非洲常見的疾病 — 肺結核。有一回他無意中發現知名的德國大藥廠拜耳正在開發一種醫治肺炎的新藥，遂跟他們討來研究。可是拜耳發現這個學者的目的不是協助自己精進新藥，而是探討將之用在治療肺結核上面的可能性，於是就連他的電話都不願回覆了。

像蟲和肺結核這樣的疾病，在發達國家看來是屬於十九世紀的傳說，但在第三世界它們卻是惡名昭彰的殺人兇手。可是，儘管有那麼多的人需要藥物，各大藥廠還是不願投資分毫去研究開發。理由簡單，那些快死的病人太窮了，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讓富裕國家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偉哥」來得有利。著名的醫學期刊《刺針》在五月份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1975年到2004年間開發出來的1556種藥物裡，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響數十億人存亡的「被忽略疾病」。

好在有「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這個本來就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何特茲跟蔡森都得到了鉅額資助，可以著手進行昂貴費時的藥物實驗，何特茲更成立了小型公司研發生產他的疫苗。在他寫給比爾．蓋茨的撥款申請書裡，何特茲甚至明言「這是宗保證虧本的生意」。這個基金會已經成為全世界專研「被忽略疾病」的學者們最大的希望，因為世界首富的目標是協助第三世界的貧民都能過上更健康的生活之上；他不只決定將在兩年後全身投入基金會的工作，甚至誓言要把絕大部分的私人財富也投到這個基金會裡。

世界上最有錢的兩個人聯手從事這麼偉大的壯舉，表面看來是件帶有玫瑰顏色的浪漫故事，但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看出它其實道出了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深層矛盾。說回那些大藥廠，有無數人譴責他們不顧人命唯利是圖，或者套用一個比較時髦的說法，這是不負「企業社會責任」。可是，甚麼叫做企業的責任呢？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說得明白：「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股東牟取利潤」。假如這些藥廠都很有良心，他們的生意還會好嗎？他們的股價能不跌嗎？根據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不賺錢的生意是不會有人做的，所以每年有五十三萬最貧窮的人死於「被忽略的疾病」實在是件很無奈但又「自然」的事。如今有些大善人願意幹這賠本的好事，但這是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基礎」所致嗎？難道比爾．蓋茨在經營微軟的時候首先想的是社會責任？難道畢菲特在選擇收購對像的時候考慮的不是它為股東牟取利潤的能力？

梁文道：當最成功的資本家遭遇市場經濟的局限

【南方都市報】巴菲特的壯舉與左翼的共識

反對全球化的活動家，質疑市場經濟的評論家和傳統左翼，通常對超級富豪們都沒什麼好話，尤其是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世界第二有錢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電腦時代的壟斷魔王，後者則是用錢滾錢的「股神」。關於他們的攻擊和控訴可謂無日無之，直到最近。

6月26日，蓋茨及其夫人梅琳達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場儀式上，正式接過了巴菲特捐出的370億美元資產，人類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除此之外，巴菲特還把約值67億美元的財富分別捐給了亡妻及三名子女名下的慈善基金會，若加上他承諾將於身後一並捐出的財產，總值就更可觀了。

「股神」巴菲特的壯舉贏得一片掌聲。唯獨一眾美國左翼健筆，則相對比較沉默，頂多勸他和善款接收人蓋茨夫婦要精明行善；或者嘲諷一兩句，說他這筆錢捐得太晚。其實後面這個說法已是老掉牙的濫調，大家攻擊巴菲特吝嗇已多年。他則總是辯解自己賺錢的本事太高，應該再積累到一個高峰才會去捐出，才是有益社會的好事。如今股神言而有信，評者也實在得閉上嘴巴。

或許最叫左傾群眾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的，是巴菲特在認捐簽署儀式上的一番話：「市場經濟無助於解決貧富差距」。他甚至在《財富》雜志的封面專訪中承認自己有幸「活在一個富裕的國家，這里有大量可以交易的保險基金和資產，而且價格有時錯定得很荒謬」。說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對付不了貧富差距，本來就是左翼的共識；指出市場上流通的資產定價「荒謬」，豈不和許多抨擊資本市場吞食一切、市場價格不反映資產真實價值的論調如出一轍?

誰願意幹賠本的好事

為什麼全球最成功的投資者會說出這樣的話?難道他也領會到了資本主義的局限?還是像一些知名評論家所指出的，巴菲特所言所行是「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體現呢?」

讓我們先從一個小故事說起。何特茲(PeterHorez)博士是研究鉤蟲的專家，這種小蟲會寄生在人體內，是肆虐熱帶地區的災禍之一，每年殺人以十萬計。何特茲以畢生之力研究出一種或許可以對付它的疫苗，但就是找不到藥廠願意測試，他只好拋開做了二十年的工夫，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國艾奧瓦州的一個小城當醫生。

另一位人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蔡森(RchardChaisson)博士，他的課題是另一種非洲常見的疾病——肺結核。有一回他無意中發現知名的德國大藥廠拜耳正在開發一種醫治肺炎的新藥，遂跟他們討來研究。可是拜耳發現這個學者的目的原來不是協助自己精進新藥，而是探討將之用在治療肺結核上面的可能性，於是連他的電話都不願回复了。

像鉤蟲和肺結核這樣的疾病，在發達國家看來是屬於19世紀的傳說，但在第三世界它們卻是惡名昭彰的殺人兇手。可是，盡管有那麼多的人需要藥物，各大藥廠還是不願投資分毫去研究開發，理由簡單，那些快死的病人太窮了，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讓富裕國家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偉哥」來得有利。著名醫學期刊《刺針》在五月份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在1975年到2004年間開發出來的1556種藥物里，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響數十億人存亡的「被忽略的疾病」。

好在有「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何特茲跟蔡森都得到了巨額資助，可以手進行昂貴費時的藥物實驗，何特茲更成立了小型公司研發生產他的疫苗。在他寫給比爾‧蓋茨的撥款申請書里，甚至明言「這是宗保證虧本的生意」。這個基金會已經成為全世界專研「被忽略疾病」的學者們最大的希望。

世界上最有錢的兩個人聯手從事這麼偉大的壯舉，表面看來是件帶有玫瑰顏色的浪漫故事，但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看出現代資本主義體製的深層矛盾。說回那些大藥廠，有無數人譴責它，其實道出了他們不顧人命唯利是圖，或者套用一個比較時髦的說法，這是不負「企業的社會責任」。可是，什麼叫做企業的責任呢?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說得很白：「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股東牟取利潤」。假如這些藥廠都很有良心，他們的生意還會好嗎?他們的股價能不跌嗎?根據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不賺錢的生意是不會有人做的，所以每年有53萬最貧窮的人死於「被忽略的疾病」，實在是件很無奈但又「自然」的事。如今有大善人願意幹這賠本的好事，但這是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基礎」所致嗎?難道比爾‧蓋茨在經營微軟的時候首先想的是社會責任?難道巴菲特在選擇收購對象的時候考慮的不是它為股東牟取利潤的能力?

市場經濟幫不了最苦的人

市場經濟規律的思想家，現代資本主義信念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其實也是批評資本主義最猛烈的人。在《國富論》第一卷結尾，他痛斥商人「欺騙和壓迫公眾」，不止說他們「下賤」和擅使「卑劣的陰謀」，還說「商人工匠只知道為一己的利益。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有錢可賺的地方」，甚至把他們形容為沒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會的「庸俗」。

相反，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感論》里指出，真正使人稱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顧自己的感受，抑製吾人的自私欲望，盡情發揮我們仁善的愛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組成」。

即便如此，他還是為資本主義鼓與呼，稱頌「看不見的手」之美妙，說富人們的自利行為無形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並讓其種類滋生的繁衍，即使他們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後果。表面看來，亞當‧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實不然。他明知市場經濟無益於人性之完善，明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一個道德的社會，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視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設想的政治生活與社會體製之外。因為在18世紀啟蒙時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戰鬥目標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學者如亞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來，市場經濟是一種可以把人民從政治和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體系，還人以自由、買賣、投資和定居的自由。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道德乃個人之事，政府不應該為所有人設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規定我們的信仰和人生規劃，也不能限製我們要過怎樣的日子。市場經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公司為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製；至於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合。蓋茨和巴菲特的仁慈並非市場規律的基礎，純屬個人的取嚮。

比爾‧蓋茨最近發現要改善第三世界的生狀況，不能不從減貧下手。但他立刻理解到要幫助貧民搞小買賣謀生脫貧，沒有銀行願意貸款是個難題，於是投資開設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微型金融機構」。這就是巴菲特那句「市場經濟解決不了貧富差距」的真義了，不以賺錢為目標的銀行和藥廠是不存在的。這兩位世界上最有錢的人的善舉，吊詭地彰顯了一個根本問題：市場經濟幫不了最苦的人，我們只能期盼個人偶發的善心。然而，這世上還有多少個蓋茨和巴菲特呢?

梁文道：沒有共主只有多元？（民粹與民主‧二之一）

【明報-筆陣】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的反對運動和民主運動出過幾位「精神領袖」，例如司徒華、「民主之父」李柱銘、陳日君樞機，以及呼之欲出的泛民主派新「共主」陳方安生。但是這幾位精神領袖要不是無法下場實際操作起整個反對運動的組織，就是雖有這種嘗試，但一試就陷入了運動內部分歧的困境。比方說司徒華先生，在他仍活躍於立法會和街頭運動的年代，許多反對運動的基層組織就很不滿他的「獨裁」作風。反而他今天從第一道火線退下，升上了神，卻贏得了各方面的尊重。

同樣的景，同樣的命運，或許也會等待陳方安生。她一天不提出明確的個人政治目標，拿不出一份具體的政治綱領，她都可以繼續徘徊在這麼一個神話般的精神層面。但只要她真的宣布要參選特首，並且拋出了完整的政綱，她就很難擺平反對運動中多樣而紛歧的立場，甚至還會造成已存裂痕的進一步擴大。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對運動與民主運動又長期濔漫一種不信任任何「共主」甚至「共同綱領」的情緒，尤其是在基層民間組織的層面上。且以「民間人權陣線」和它所發動的七一大遊行為例。打從一開始，「民間人權陣線」就是個相當鬆散的聯盟。所以鬆散，是為了尊重多元，尊重歧異，否則又如何叫一些同志團體和「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共存？因此七一大遊行注定是場眾聲喧嘩的嘉年華，只不過在組織者的眼中，這不是缺點，而是好事。

於是歷年七一遊行的另一個焦點就是它會不會給人騎劫？給誰騎劫了？對於「騎劫」的恐懼，其實就是種對於「共同」的恐懼；怕的不是「人權」與「民主」這等很抽象很有詮釋空間的共同理念，而是更窄更具體的議題凌駕了所有不同的訴求；怕的是喜歡打造共識的政黨以及任何一位明星般的共主。因此當陳方安生今年高調宣布參加遊行之後，民陣的反應才會如此淡漠。

沒有實質的共主，只有精神上的領袖；與推崇公民社會的多元和差異，其實是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個現象很正常，卻也可以是個很大的問題；說它正常，是因為這種差異與團結的矛盾是政治的常態，總有人會罵其他人太鬆散，也說有人會指摘其他人霸道；說它是個問題，是因為它關係到了香港民主運動和反對運動的下一步走向。這個現象和民粹主義的本質有直接的聯繫。

有人批評香港當前的民主運動只不過是在鼓吹民粹主義，「只問支持你的人多還是支持我的人多，這與黑社會『曬馬』一丁點分別都沒有」(見劉迺強〈什麼是「公民社會」〉，《信報》2006年7月11日)。也有人指摘現在的曾蔭權政府只會搞討好的小動作騙騙市民，一樣是種民粹主義。兩種批評所針對的目標截然相反，但都用上了「民粹主義」這個很負面的概念。民粹主義壞就壞在它訴諸人民的感性而非理性，召喚的是直覺情感而非深思熟慮。它還假設人民是沒什麼大腦的，很容易被欺騙愚弄。所以縱觀各國政壇，無論左右，無論激進還是保守，只要對手享有高度民意支持或者口口聲要為人民服務打拼，都就可以把他批做「民粹主義」。

其實我們不需要太過擔心民粹主義，反而應該認識民粹主義的本質。然後我們才能理解民主運動與反對運動為何會一直卡在要不要共主、有沒有共識這一類老問題上頭；然後我們才能發現政府與保守勢力怎樣趁這個機會吸納反對派的訴求，強化自己的實力基礎。

梁文道：點解老麥薯條咁好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最近認識了一個朋友，他晚上用來伴隨世界盃的零食竟然是麥當勞的薯條。他堅持麥當勞薯條要比我吃的薯片高級，一來味道比較好；二來儘管它是快餐，但起碼也是廚房裏炸出來的，和錫紙包裝的工業產品不同。麥當勞薯條的味道好，沒人否認。就連一些美食家都稱譽它是美國第一。但說它是廚房現製的東西，與工業完全無關，我就不能同意了。其實，與其說麥當勞是家餐廳，倒不如說它是間提供翻熱服務的加工食品零售商，有點像附設微波爐的便利店；只不過它設有桌椅，而且翻熱食物的方法稍微多一點罷了。

就拿薯條為例。曾幾何時，美國人並不懂得吃炸薯條，這是他們的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歐洲試過，然後念念不忘，引回家鄉的來路貨。最早的麥當勞薯條也的確是一堆工人蹲在廚房地上削皮切條而成，只是連鎖店開多了，生意大了，這麼搞法不只花人手費時間，而且很難保證每一條的尺寸相當，每家店的品質相若。於是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之後，他們改而採用急凍薯條，集中向幾家大廠取貨。

冷凍薯條供應商首先要壟斷原料，確保每天都有大量的薯仔送進廠房，無斷貨之憂，而且可以向農夫壓價。薯仔一車車地運來之後，就可用烘乾機爆裂它們的外皮。再以水刀用每秒一百一十七呎的速度把一堆堆削好皮的薯仔撞向鋼刃，切成薄薄的條狀。然後，它們會經過熱水沖洗和暖風烘乾的程序，才被丟到滾油裏炸。最後，就是壓縮氨氣上場將它們迅速冷凍，讓機器以離心力把它們分批排列整齊入袋的時候了。且慢，這裏還差一項至關重要的小小環節，那就是調味了。

為甚麼麥當勞的薯條格外好吃，特別容易叫人上癮？有人說那是因為他們把早就炸好的薯條放進死守在325度的熱油裏再炸一次，道理就和春卷炸了兩回一樣。

另一項秘訣是炸油的成分。在1990年以前，麥當勞的炸油是以93%的牛油和7%大豆油調製而成。這種脂肪含量超級高的油雖然獨具風味，但要是吃多了就可能變成紀錄片裏那個吃足一個月老麥的傻小子，唔死都一身傷。

所以麥當勞後來決定改用純植物油。不過，沒有了牛油，這薯條還是老麥的薯條嗎？他們想出了一個最簡便的解決方法，那就是「天然調味劑」，一種類似味精的化工產品。

「天然調味劑」（natural flavor）是我們常常在薯片、餅乾一類的零食包裝成分表上見到的材料，而且很容易讓人誤會，使人以為洋葱味薯片真的用上了一些洋葱濃縮粉來調味。其實它完全是種化工產品，與洋葱無關。它的「天然」指的只是來源是藥草香料之類的天然材料；合成方法與人工調味劑不同，成分基本上是一樣的。

食品化工廠擁有一批優秀的「調味師」，懂得把人嘗得出來的各種味道分解為不同化學物質混合的配方。他們調配出來的一瓶瓶白色粉末看起來都很類似，但只要倒出來聞一聞舔一舔，你立刻會辨認出來這是烤羊肉，那是車打芝士，甚至還有榴槤。

麥當勞不用牛油炸的薯條何以還有牛油味，關鍵就在冷凍薯條供應商在最後關頭給它撒的一點小粉末。理論上，麥當勞甚至可以供應士多啤梨味的薯條，只要撒下去的是士多啤梨味「天然調味劑」。所以我實在看不出來我那包「牛肉味」薯片，和朋友熱愛的薯條有甚麼重大差異。一切口味的區別，全在肉眼看不到的化學組合。

梁文道：當最成功的資本家遇上了市場的局限

【都市日報-兵器譜】反對全球化的活動家，質疑市場社會的評論家和一般的傳統左翼，通常對巨富豪門都沒甚麼好話可說；尤其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世界排名第二的富人威廉．畢非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電腦時代的壟斷魔王，後者則是用錢滾錢的投資「股神」。關於他們的攻擊和控告可謂無日無之，直到最近。

六月二十六日，蓋茨和他的夫人梅林達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場儀式上，接過了畢非特捐出的307億美元資產，人類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除此之外，畢非特還把約值67億美元的財富分別捐給了亡妻及三名子女名下的慈善基金會，若加上他自己承諾將於身後一併捐出的財產，總值就更加可觀了。

「股神」畢非特這個壯舉贏盡一片掌聲。有人說他不慕身後名，沒用這筆錢去捐蓋建築再冠上自己的名字；也有向來崇拜他的後進說料不到「股神」行善一如投資，入股「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是為了它的成效，決不輕言干涉，也不另外自起爐灶；更多人說他接續了美國大資本家的光榮傳統，不只效法前人如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唯獨一眾美國左翼健筆，相對比較沉默，頂多勸他和善款接收人蓋茨夫婦要精明行善；或者嘲諷一兩句，說他這筆錢捐得太晚。其實後面這個說法已是老掉牙的濫調，大家攻擊畢非特吝嗇行為已多年，他則總是辯解自己賺錢的本事太高，應該再積累到一個高峰才全數捐出，才是有益社會的好事。如今股神言而有信，批評者也實在得閉上嘴巴。

或許最叫左傾群眾不知該說甚麼才好的，是畢非特在認捐簽署儀式上的一番話：「市場經濟無助於解決貧富差距」。他甚至在《財富》雜誌的封面專訪中承認自己有幸「活在一個富裕的國家，這裡有大量可以交易的保險基金和資金，而且價格有時定得很荒謬」。說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對付不了貧富差距，本來就是左翼的共識；捐出市場上流通的資產定價「荒謬」，豈不和許多抨擊資本市場吞食一切，市場價格不反映資產真實價值的論調如出一轍？

為甚麼全球最成功的投資者會說出這樣的話呢？是他也領會到了資本主義的局限？還是像一些知名評論家如薛涌新指出的，畢非特所言所行是「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體現」呢？

梁文道：守門員的思考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今天晚上，我們就會看到這一屆世界盃的終局，意大利和法國的決戰，兩支以防守見稱的隊伍，他們會不會賽至加時？他們要不要用射12碼來一決勝負呢？如果真的要以射12碼的方式來結束今年的世界盃，兩支球隊的守門員就會成為全晚的焦點了。守門員，永遠穿1號球衣的那個人，在整場比賽裏都不大可能是一般球迷注意的角色。除了當球被射進門網裏的那一刻，我們才看到這個球衣顏色與眾不同的人，無奈沮喪，低頭拾出致敗的那一顆球。又有在12碼罰球這種球迷們最痛恨的場面出現的時候，守門員才有了名正言順當英雄的機會。只是他們往往未必成功，通常失敗。

守門員的命運，使他很容易成為一種哲學思考的象徵或者文學想像的喻示。我們還能想起許多當過守門員的人物，並且將他們的一生和這個崗位聯繫起來，例如卡繆、納博可夫、哲古華拉與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卡繆的故事比較有名，他甚至曾經自述：「一切人生的道德與責任，我皆學自足球」。納博卡夫也寫過守門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另一種著名愛好：收集蝴蝶標本。我曾見過一張他俯身持捕蟲網，作勢欲撲向鏡頭的照片。比起守門員只能站在網前守候，主動用捕蟲網撲擊蝴蝶，滿足感是否來得更強烈？何況在前者而言，球進了網猶如極刑；對後者而言，蝴蝶進網則意味自己才是那個劊子手。

說回今晚的比賽，法國的巴夫斯比較令人擔心，因為他常在關鍵時刻失手。更糟的是，他的注意力不夠集中。一個守門員的大忌就是精神渙散，偏偏守門員這個位置是很容易失去注意力的，畢竟他是唯一一個不用在場上跑動的球員。

關於這種狀態，彼得．漢克（Peter Handke）曾經在《守門員的焦慮》（原名《足球的守門員面對十二碼罰球的焦慮》）裏寫得非常精細。奧地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耶利內克曾認為彼得．漢克是比她自己更有資格領獎的作家，這本書或許就是證據。它出版於荒謬文學仍未退潮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也被作者的老友溫．韋達斯拍成電影，很多人都將它歸類為「存在主義小說」。其實它跟卡繆的《異鄉人》的確有相似的地方，都有一個無緣無故殺了人的主角，都是去了異鄉作客，情節推動得同樣緩慢而且不可理喻。可是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是一致的了。

《守門員的焦慮》更著重的是一種獨特的注意力偏差現象。曾經是著名守門員的主角布洛希，淪落為兼職水電工人，甚至在小說的一開頭就陷入了被解雇的局面。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幾乎沒有什麼是對的。他殺了一個和他剛過完一夜情的電影售票員，沒有理由；然後跑到一個邊境小鎮，也不清楚是否為了避禍。最令讀者嘆為觀止的，不是情節的荒謬，而是他的觀察與認知細緻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彼得．漢克鉅細無遺地寫出布洛希注意力所及的細節：酒吧點唱機裏唱片的數目，新上蠟的地板木條等等。布洛希甚至更退一步地自覺到這種病態的注意力本身，他漸漸失卻了直接感知事物的能力，除非先想出所有他看到的東西的名字。到了最後，他的世界一切皆為文字。與其說這是部現代生活意義匱乏的隱喻，倒不如說彼得．漢克在探討人類認知能力的消失過程。就像騎單車，你越是想思考騎車的物理機制，你越容易摔跤；同樣地，你越是要反思自己認知世界的可能條件，你越容易迷失。

只有到了書末，才有足球賽事，而且是個十二碼。布洛希以自己的經驗評述射十二碼的規律，然而他的預測落空了。一個想得太多的球員，注定是失敗的。

梁文道：足球流氓

【都市日報-兵器譜】英格蘭的足球流氓舉世知名，據說是因為「足球流氓」(hooligan)這種東西根本就是英格蘭人發明的，而且還能找出他們的起源地，甚至創始人。那就是車路士的球迷阿倫．格里森。

話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車路士和今天巨星雲集國際聞名的狀況可說是大不相同。當時它的主場史丹福橋所在的倫敦西區是個破敗的地段，它的球迷都是一眾勞工階層為主的草根群眾。就在那個年代，才十多歲的阿倫．格里森就組織了一群年齡相若的年輕人，專門挑釁敵對球會的球迷。他們不只在自己破破爛爛的主場座位上用粗暴的言語和歌曲刺激對手，還在充滿異味的樓梯轉角處偷襲敵人；甚至遠赴其他球隊的主場，混跡在敵隊的球迷群中，一有機會就製造紛亂。

不用多久，車路士的球迷就成了英格蘭最可怕的一群人。他們仿效軍事行動，不只收集各球場的平面佈置圖好鑽研進出路線，還配備了無線電通訊裝置來指揮調動。當然，他們還有一致的服飾、口號和戰歌，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次文化。球迷各有效忠的對象，但足球流氓的組織形式和行事作風卻是跨國界的。歐洲各地的警方固然害怕英格蘭球迷遠來鬧事，但更怕他們教壞自己的年輕人。格里森就曾以顧問的身份趕到塞爾維亞，向貝爾格萊德紅星隊的足球流氓及團體提供意見分享經驗。

當然，格里森有很多年是幹不了甚麼壞事的，因為他在坐牢。在一次混戰當中，他用棍子打掉了對手的眼球，那顆眼球正好飛落在一個警察面前。為甚麼要打人？他們的目的是甚麼？格里森自己認為「那是球場上最有意義的事。球員為自己的顏色而戰，我們球迷也該為自己的顏色而戰」。除了發洩和反叛，足球流氓更是一種透過暴力來肯定自己的尊嚴與身份的作為。

戴卓爾夫人和她的保守黨政府都不喜歡足球，更討厭足球流氓，覺得這是種粗俗不文破壞國家形象的惡劣文化。她們先是規定球場不准出售站票，擋住了低收入球迷入場，再加大警力巡邏監控。但更為關鍵的轉變，是巨大資本的入侵。就以車路士為例，被富豪收購之後，不只多了錢買球星，還做了更多形象提升的公關工程。

如今的倫敦郊區已經變成潮爆的小資社區，史丹福橋球場不只場上的球員國籍五花八門，連觀眾的成分也十分國際化，車路士的電視球迷更是遍佈全球。

足球流氓的組織依然存在，他們的次文化卻成了商品。每逢周末，都不乏律師和設計師等專業人士換上了印著骷髏的T恤，在球場裡嘶吼亂跳，以宣洩他們日常工作的壓力。格里森過氣了，他不滿地說：「他們都不再在球場裡打球了，這還有甚麼意思？我們也是商業全球化的受害者。」

梁文道：爆炸足球，爆炸薯片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為什麼看球賽一定要吃零食，尤其是那些垃圾般的薯片呢？有人說，那是因為它們都和暴力有關。

我曾看過一部英國國家廣播協會（BBC）拍的紀錄片，講的是兒童和食物的關係。片子裡的小學生個個都像患了過度活躍症，在教室裡東奔西跑，一會兒跳上書桌，一會兒又躲到椅子下頭，而且還是在上課的時候，老師當然一臉無奈。沒多久，孩子們突然又都靜了下來，而且像是中了催眠瓦斯一般，一一昏倒睡在桌上，無論老師用什麼方法刺激他們都沒用；所以，老師依然很無奈。

這段場景發生在一頓午飯之後，這些小孩吃的都是經過油炸的高鹽食物，也就是垃圾速食。飽合的脂肪、大量的鹽與糖，使得他們一下子就亢奮起來，調動起全身的精力，連自己都控制不了。可是一瞬間，熱血燃燒得七七八八之後，狀態就迅速回落了，恍如服過禁藥的足球員。這個節目的教訓就是，千萬別讓兒童吃太多垃圾食品，否則將不利於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

不難理解為什麼球迷也要不停地灌啤酒吃薯片，這道理就和那些活躍的小怪獸一樣，我們得吃出狀態、吃出情緒、吃出精神。要不然如何保持徹夜不眠，要不然怎麼能坐在沙發之上，卻還可同步感受場上狂奔的球員們的呼吸和脈搏呢？不信的話，你自己去酒吧看看，嘶吼得最賣力的都是那些滿嘴薯條炸魚的傢伙，不吃也不喝的通常最安靜。

除了它們本身包含的化學成分之外，原來吃零食發出的聲音也有影響。根據史都華•李•艾倫（Stewart Lee Allen）在《惡魔花園》一書中的報導，吃薯片會發出巨大的噪音，這種噪音主要是從口腔內部直接傳到耳中，外人其實聽不出來。咬一口薯片，它破碎爆裂的聲響居然可以達到一百分貝。照美國太空總署的研究，人只要身處於六十五分貝的噪音中，就有四成的機會導致情緒緊繃。噪音越大，人就越焦躁，進而變得更有侵略破壞的傾向。可見一個正在吃薯片的人會變得多麼可怕，這也就是為什麼小孩子和球迷都不好惹的原因了。

試想一下，球場已經是個夠喧嘩的地方了，經過電視的轉播，雖然已經過濾掉不少，但經過一眾評述員七嘴八舌的轉述放大，還是十分震撼。現在加上內耳傳來一百分貝巨大的爆炸聲，人腦豈不沸騰？

外有聲浪，內有突然高漲的血糖，薯片為球迷帶來的刺激是不自覺的。球賽不好看，也就罷了；賽事若是精彩，又或者自己不慎下錯了注，整個情況就可以變成刺激暴烈、純粹陽剛的表演了，在這一刻，球迷和足球合二為一，昇華成為迷亂越軌的狂喜（ecstasy）。全靠薯片。

梁文道：足球評述的藝術

【都市日報-兵器譜】十幾年前，我曾做過一個挺無聊的實驗，按今天的標準來說，那大概可以算作「藝術」。其實很簡單，只是把一場電視上轉播的足球賽旁述錄了下來，配上一集電視肥皂劇的畫面。然後我們就會看見很不搭配的音像效果，足球評述員抑揚頓挫，時而激情時而嘆息的語調既干擾了電視劇裡俗艷角色的表演，又同時介入了劇情的敘事線。

此外，我還安排了幾部電視機，一部是有畫無聲的球賽；一部是那段足球評述的聲音伴著最客觀平穩的新聞報道；還有一部電視機的螢光幕上是足球賽，喇叭裡傳出的卻是單調重複的鐘聲。所以幹這樣的事，一來是因為我當時對影像和聲音的關係特別有興趣，二來是足球評述講解球賽的方式實在很吸引。我相信在電視機前欣賞一場賽事，聲音可能要比畫面還重要，因為聲音和它傳達的內容就像在說故事，勾勒出了情節和焦點。

就像以前各種文化傳統都能見到的那種「說畫」表演：表演者向大家展示一幅畫卷，邀觀眾一邊順著他的手指注意畫面上的細節，一邊聽他把畫中的主題故事娓娓道來。足球賽事不正是一種戲劇？一種故事？同樣是以寡敵眾、反敗為勝的大結局要是放進荷里活的電影裡面，只會叫人覺得造作；但是在球場上它卻能真實地發生，而且感人。因此把足球轉播的評述看作議書「說畫」，誰曰不宜？

有些朋友喜歡關掉音量，只看球賽不聽旁述。我理解他們的心情，一定是嫌解說評述的水平太低，不如自己的分析強。反正自己也能清楚辨認場上的球員，甚至不需看球衣編號，何不樂得耳根清靜。但是我覺得如此看球，始終有所欠缺。有時候我也會聽到陌生的語言評述，儘管聽不懂他們在說甚麼，但是那股情緒完全可以領會。比如在看朗拿甸奴引球過人的時候，評述得這麼激動，他是否在說：「請看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球員，天啊！簡直是摧枯拉朽，宇宙中還有人能夠擋得住他嗎？」而每逢入球，不管它漂亮不漂亮，總是嘶吼：「Gooooooooal！」，彷佛只要有高潮，質素不重要。所以我一直很抗拒大陸中央電視台的足球轉播，因為它的評述毫無情感，像宣讀文件多於演繹戲劇——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難怪他們把這種行業叫做「解說員」，真沒改錯名字。在這種平版的傳統背景下，終於出現了「黃健翔事件」。中央電視台派駐德國的黃健翔，在評述意大利對著澳洲的那一場比賽時，突然在尾聲的12碼失態，大呼狂吼：「偉大的意大利！澳洲隊滾回家去吧！」結果引來各方面指責，說他背離了央視足球「解說」的客觀標準。

我想他們大概沒搞懂客觀和冷漠的分別。身為評述，對著各方球迷，是得不偏不倚；但是身為足球愛好者，怎能按得住本能的衝動呢？一個好的足球評述應讓足球帶上情感，但這情感不能只附在某支球隊身上，而是因足球的藝術而來。因此他要是看到了十人的意大利奇跡般地優勝，是值得激動的；但萬一冷門的澳洲面對強敵也能不屈奮戰，他也該要熱血沸騰。

梁文道：獨裁者的孤獨

【都市日報-兵器譜】沒有人感謝裁判。一場比賽下來，被認為是受到裁判偏幫的球隊只會把勝利的原因攬在自己身上，說教練的戰術得當、說球員的狀態上佳；但是不會，從來不會說一句：「謝謝你，裁判」。

相反地，罵裁判的人倒多得是，輸了球的隊伍指責他有傾向，球迷則把他當成出氣筒，說他瞎了眼，惡毒地侮辱他的全家。

裁判必然也是一個熱愛足球的人，甚至曾經夢想要當職業球員。最後，他果然如願，可以在綠茵草上奔馳，而且跑得比任何球員還要勤快，永遠追逐著足球。但是彷佛中了命運的詛咒，他永遠不能碰到足球，他只能在一定範圍之外默默地看著其他人踢、盤、扭、射。

球迷都是入戲的觀眾，到了緊要關頭，都恨不得自己下場。裁判確實是名副其實的入戲觀眾，他可以跑到球場裡近距離地觀戰。可是，他同時要壓抑自己的球迷本能，不可為了自己崇拜的球星一記精彩的傳送歡呼，也不可因一隊自己心愛的球隊處於下風而神傷。

世上最有名的足球裁判，已退役的「光頭神判」哥連拿曾經說過：「裁判不能也不應該去考慮球衣的顏色和上面的名字。裁判應該是一個色盲，他不應該有記憶，不應該認識場上的球員，在偉大的冠軍人物和其他的新手之間，他應該一視同仁。」

和其他種類的運動不同，足球裁判沒多少科技設備的支援，他只有肉身。不過他在場上的權威是無上的，不容挑戰。越位還是沒越位、犯規還是沒犯規，一切都由他說了算。裁判的決定，極少能在賽後被推翻。所以他沒有犯錯的空間；犯了錯也沒有修補的機會，因此也沒有人會原諒他。

裁判是足球世界中的獨裁者，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孤獨、寂寞與失落。曾幾何時，他以為自己是個球員，結果他成了唯一被禁止觸球的球員。或許他一直熱愛一位偉大的球星，可是看見他跌倒受傷，黯然下場的時候，不可嘆息、不許報復。因為自從決定要掌握這權柄的那一天起，他就鐵下了心，獨自承受所有。

裁判在球場上的身影是絕對的，但又是絕對的影子。現身與缺席，在足球裁判的身上同時存在。

梁文道：用機器代替裁判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這句老話即使到了足球場上，還是適用。為什麼意大利足壇老是傳出弊案，有人分析說是他們的裁判權力太大了。意大利的貪污文化本就深入骨髓，黑手黨可以一直黑到政府最高層，球場並非桃源，當然也難逃流毒。但是意大利足球特別注重防守，原來也是禍根之一。

且看已退役的光頭神判柯里納，世界上恐怕沒有其他種類的運動能夠捧出如此一位明星級裁判，不只去哪兒都有人圍要簽名，還大模斯樣地拍廣告賣啤酒推球鞋。這位一代名判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正是世上最關注裁判的球迷，他們甚至在報紙的體育版和電視節目中開設環節專門討論評比裁判執法水平的優劣。原因在於他們的球踢得太過保守謹慎，勝負之分往往就在一次越位的成立與否，和犯規獲罰的嚴重程度，所以意甲大概是世界上錯誤空間最小的聯賽，而掌握這種種關鍵細節的就是裁判大人。兩支實力相若的球隊碰上了，決生死的很可能就是手握紅黃二牌的裁判。

於是控制裁判人選，影響裁判傾向，自然是各大球會頭領的一大任務。祖雲達斯的前經理莫吉就幹得十分出色，搞定了裁判，也由此搞到了幾屆冠軍，最後還搞到自己受審。

就算裁判不貪，個個都像柯里納那樣不動如山公正廉明，他們還是會有別的問題，離完美遠甚；因為正如你我，他們臉上也只長了一對肉眼，脖子迴轉的角度有限制。舉個經典例子，1966年世界盃總決賽，英國的赫斯（Geoff Hurst）一球射向德國大門，先中門楣再急墜地面，然後彈出門外。這球掉向地面的那一刻，到底是擊中了白線以內還是白線之外呢？當時有很多人認為它根本沒進，但是裁判覺得有效，留下了一樁疑案。

雖然有錄影回放，但這等設備解決不了球場上的結果，因為足球是最抗拒高科技的一種運動。研究運動科學的布雷（Ken Bray）趕在今年世界盃前出版了《如何進球：科學與美麗球賽》（How To Score : Science and the Beautiful Game），分門別類地從足球戰術的演進，香蕉射球的流體力學和球員動作的生理解析入手，一一介紹與足球有關的各門科學演進的歷程。坦白講，他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但起碼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資料和故事，可以讓球迷們在講波吹水的時候多點彈藥。

雖然布雷沒有正面解答足球為何一直抗拒科學這個老問題，但起碼有一些側面的觀察。比如說1958年在瑞典舉行的世界盃，巴西首開先河地帶了一位心理學家隨軍赴戰，當年是許多報紙取笑的小花絮，覺得要出動到心理學家來協助贏球，實在荒謬。但幾十年後的今天，哪一位教練沒學過幾招心理學的伎倆？如今的球隊備戰，不只有好幾種理論分析提升球員戰意的刺激分量該有多重，還使用各項科技手段教導球員傳球射門的最佳角度，當然他們穿的衣服和球靴也是新時代的產品。

問題是，和美式足球不同，足球始終不願讓高科技明目張膽地介入這種強調紳士精神的運動，更不喜歡隨技術手段而來的干擾中斷了流暢的美麗過程。直到最近，國際足協主席巴拉特終於鬆了口風，要積極探討把晶片植入足球的機會，以後讓精準的電波解決爭議，免去裁判用眼睛判斷球到底有沒有進門的負擔。不只如此，布雷還說，連越位這種球場懸謎都可以由技術代勞，只差足協點頭。足協會批准嗎？最近一位國際級裁判說出了老一輩足球人的心聲：「足球是最美麗、最人性的運動；用儀器代替裁判要是行得通，何不乾脆用機器人代替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