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家都要被燒死了，我們還在看戲（「與全球站在一起」‧二之一）

【明報-筆陣】胡應湘把遊行說成是一種「暴民政治」，立刻就遭到四面扔來的磚頭和石塊，說他侮辱了遊行的意義，也侮辱了香港人。大家都說遊行是一種正常的意見表達方式，又說香港人的示威遊行是世界上最理性最守法的了。這種話我也說過，並且還以張虹導演的《七月》為例。其中一個經典場面就是在第一次七一大遊行的現場，有一條街道上擠滿了人，等待出發的群眾無奈地枯站在警方架起的警戒線後，烈日當空，其苦可想而知，但沒有人願意越雷池半步。終於，有一個男子穿過了繩索向警員的方向邁步，警方緊張起來急忙喝止。原來那個男子只是喝完了飲料，身邊又沒有垃圾桶，所以只好越過警察防線去路口的垃圾桶把空罐丟掉。

這一段影片簡直可以成為香港人的典型形象，講禮貌守秩序，即使是在滿懷怒火要上街宣泄的情底下，即使要苦苦守在道旁頂烈陽幾小時，我們還是記得垃圾要放在垃圾桶裏，為此我們才被迫做了那麼一點違反警方指示的小「壞事」。自從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後，「理性」二字就成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標準自述用語。正如所有研究集體行動的人都知道的，集體行動會賦予參與者一種身分認同感，不僅讓他們更團結，而且還帶來一種更新的集體身分。去過這趟遊行的，大都會同意「我們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心意堅決，但是行動起來很理性」這句話吧。於是「理性」就成了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指標，也成了我們衡量一切遊行是好是壞的標準了。

但是我很少在公開場合提起《七月》這部「直接電影」其實還有另一段令人難忘的畫面。那是同一天遊行的尾聲，一群打鼓載歌載舞的青年離開了預定路線，繼續在大街上蹦跳唱歌。這回警察可不手軟了，一上來馬上抓人。場面頓時混亂起來，你推我撞，「警察打人呀！」、「你冷靜」之聲不絕。結局是一個青年給帶回警署，其他人在外等候。

這群青年的確是走到了不在原定路線的街上，但他們傷害到誰了呢？他們堵塞了交通，打爛了沿街的櫥窗嗎？沒有。他們只是歌唱，只是跳舞。不過，在以機械地叫口號，列隊走路為主流的香港示威文化裏，他們的行為就顯得很不「理性」，很違反我們的集體認同了。其實在這個脈絡底下，香港人所謂的「理性」只不過是守規矩而已。不規則地在街上跑步是不規矩的，所以也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人踩高蹺或者滑板遊行，那當然也是不規矩不理性的。萬一(只是萬一)有人用自焚的方式示威，那自然是理性的反面，是徹底瘋狂的行為了。反過來，我們不知這些人為何示威，也不知他們為什麼要用和我們不同的方式來示威，然後一棍子把他們都打成「反理性」的做法，卻還是很「理性」的。

「南韓農民」這4個字在香港媒體的處理底下，已經成為「自焚」的同義詞了。看過那麼多有關的報道，甚至還有專程去南韓採訪的，就是沒辦法令人搞清楚「全國農民連帶」這個組織抗議的是什麼，和世貿又有何關係，只知道他們有什麼「戰略」，「戰績」又如何輝煌。「全國農民連帶」的代表為此還專程在上個月來香港開了記者招待會，想向香港人解釋他們的苦衷。怎料記者們對彼邦農業的統計數字和農民生活的歷史不大有興趣，倒是在提問時間問人家「你們會不會自焚」，使得南韓農民的代表為之氣結。

誠然，南韓農民的示威活動裏有過自殺的紀錄；我自己也不能認同這種示威方式；但是我們都不能否認自焚是一種世間最悲壯慘烈的示威手段。想想看，一個人要走到何種絕境，要背負了多大的仇恨和屈，要有多大的決心和意志，才能忍受那大火燒遍渾身上下的痛楚，慢慢致死的煎熬？任何有被火燒傷或者熱水燙傷經驗的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所以在人類抗爭的歷史中，自焚永遠是明志和佔據道德高地最有效也最極端的方式。越戰時期那幀自焚僧人於烈焰中靜坐的照片如此震撼人心，使人看後久久不能釋懷，是因為一個自焚的人等於把抗議的對象推到了一個難以自辯的道德困境：人家為了反對你居然連自焚這招都用上了，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因此自焚是種拒絕對話停止溝通的終極抗議，真真正正地毫不理性。但是任何一個正常人看到這種慘烈的場面都不可能無動於中，不可能不同情，更不可能不帶感慨地去輕輕問一聲：「為什麼？」有南韓農民自焚，就是為了讓世人去問「為什麼」，難道世界貿易組織就真的邪惡到這個境地嗎？難道這些農民就真給它逼到無路可走了嗎？為什麼政府宣傳廣告裏「陸叔」陳永陸告訴大家那個使我們「買又抵，錢又賺多」的世貿，竟然值得一個人用最痛苦的方法去結束生命來抗議呢？

看來南韓農民實在不該在香港自焚，因為只有在我們這個舉世最理性的城市裏沒人關心這些問題。除了生意是不是多了，購物的選擇範圍是不是大了之外，我們只關心世貿會議會不會變成一場香港電影式的街頭動作片，而它的高潮又會不會是一場自焚show。

梁文道：甚麼是「兩院制」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有很多人倡導未來的立法會可以採取「兩院制」，也就是仿效英美，把一個有立法功能的議會一切為二，變成上下或參眾兩院。甚麼是兩院制的要義？為甚麼有些人要提倡兩院制呢？香港走兩院制的路又是否合理呢？

將議會一分為二的根本理由是為了分權，怕一個議會的權力太過強大，所以弄兩個議會出來互相制衡，互相平衡。這是近代西方權力觀念的表現，就是權力總是不宜過份集中，最好把它一一細拆，免得太大的權力造成巨大的惡果。

但是搞兩院制還要再進一步追究，那兩個院的權力來自何處？議員們又各自代表了誰。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皆由民選產生，為的是要體現它是一個由50個州組成的「聯邦共和國」，權力既來自全國公民也來自各州的代表。香港那幫鼓吹兩院制的人想的明顯不是這一套。所以再看看以英國為首的上下兩院制度，通常下議院是全民直選產生，上議院則由貴族組成。

這種制度最初是為了反映社會的階層分佈，怕普羅大眾的短期利益追求傷害了全體社會的長期發展，而上流貴族據說比較懂得放長雙眼顧全大局，不會讓下議院搞出來的一些東西輕易通過(例如大派福利的政策)。

這大概就是香港倡議兩院制者心想的東西了。但問題是不論有多麼不民主，英國進得了上議院的冊封貴族(如彭定康)和世襲貴族也確實是「精英」，從退休政客、成功商人到大學者大作家，真是各個行業的頂尖人物都有。反觀香港的精英階層又在哪呢？是大紫荊獎得主？太平紳士？還是現有的功能組別議員呢？

我想那些力主兩院制的傢伙們應該覺得把功能組別挪到上議院就是現成的「貴族院」了。問題首先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就是社會精英嗎？難道有會不開，去開會則不發言的某些議員就是香港的精英？對巿民豎中指的黃宜弘就是我們的貴族？更大的疑惑在於那些功能界別為甚麼就自我等同於香港的精英界別？它們的代表又何以成了社會的賢能呢？是誰去界定精英？又用甚麼標準規定漁農界是很精英賢能的界別，而宗教就不算呢？

梁文道：平行世界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許多衛道之士批評江湖片美化了黑社會，理由就是片子里的主角都是威風八面的正派英雄，很容易讓無知少年心生仰慕效仿之意。其實這些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在於他們的身手不凡以一敵十，也不在於他們都長得帥氣瀟灑(當然?炕A主角可是周潤發和鄭伊健)，而在於他們那麼的堅持。在這個人人唯利是圖，大家爭著上位的年代，竟然還有人以身示範中國文化的傳統美德---對上講忠心，對兄弟講義氣。看江湖片，我們其實都在懷舊，懷念那一去不回的道德價值。故此江湖片不只是教壞年輕人這麼簡單，它甚至還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杜琪峰的《黑社會》被認為是突破傳統，歷來最寫實的江湖片，理由之一就是它顛覆了香港江湖片這種浪漫懷舊的主流方程式。其實有江湖片這種類型電影，就必然有開這種類型玩笑的作品，例如《一個字頭的誕生》和《江湖告急》便是絕妙的示範。但《黑社會》不跟你開玩笑，它擺明車馬要正面面對黑社會，例如杜導演自己最愛說的，片里的人物就跟真實江湖一樣喜歡用刀劈砍，而不是雙槍在手連珠彈發。

《黑社會》最為人談論的，是它沒有忠直重義的正派主角，和氣生財如任達華，到了一個地步還是會突如其來的心狠手辣，絕不留情。因此《黑社會》可以被解讀成現實功利社會的反映，到底我們已經活在一個再也沒有英雄的年代了。電影里古代洪門的入門儀式大談反清復明的精神原則和種種狠毒的戒誓，不只是用來對照如今求財至上的黑社會的諷刺，更是強調歲月變遷的襯托，「反清復明」?清朝都消亡了百年，還復什麼明呢?

但再怎麼寫實現實，《黑社會》還是不能沒有炫技式的風格示範。香港那麼執著沉迷於江湖片，就是因為它的背景雖然是現代，但還是要有超脫現實如舞蹈般的打鬥槍戰和非凡的人物造型，而這正是香港主流商業電影的精髓，極力追求感官上最強烈的刺激，節奏快得讓人不及動腦只能反應。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超現實的片種，卻會讓那麼多的外地觀眾信以為真，讓那麼多人在裡頭發現香港社會的特質。黑社會成為社會的縮影，其中一個原因就像《黑社會》里飾演幫派元老的王天林對警官所說的：「全香港有幾十萬黑社會。」換句話說，黑社會人數眾多，幾乎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有他們的存在，盡管我們自己沒有注意到。黑社會這種規模是很多人相信但又很難證實的迷思，如果這是真的，光按人口比例推算，就有理由認為黑社會的確是大社會的縮影了。

又因為黑社會成員眾多而且似乎無處不在，卻偏偏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可以結識幾個，所以我們總是懷疑他們一定在暗處有自己的規則自己的秩序，而這暗處其實離我們不遠。有光明就有黑暗，黑社會一定就在正常社會的背後運作，難以穿透但又不能盡除。黑社會的現實是日常世界以外的「平行現實」，描寫黑社會的電影則是一種另類的寫實。我們因此樂意相信江湖片是真實香港的折射鏡像，同時又容許它的誇張失真。從這個意義上講，江湖片之於香港，正如科幻片之於好萊塢，看來很不現實，卻又處處和現實發生關係。

梁文道：政治化裝師的內幕工作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Spin doctor近年大行其道，連香港這個小小的「亞洲國際城市」也在醞釀它自己的Spin doctor文化。比如我的朋友劉細良就曾盛傳會被聘至特首辦，出任曾蔭權的「新聞主任」，替「強政勵治」燒上幾把迴旋大火。但是要當Spin doctor，首先得懂得審時度勢。如今政府的傳訊工作把持在一眾公務員新聞官手上，孤身空降不啻墜入地雷陣，恐怕出師未成就先被萬刀插背，死無葬身之地。細良最終沒答應這個職位，反而證明了他果然有當Spin doctor的本領。故此我跟隨他，把Spin doctor譯作「政治化裝師」。

關心英國政壇消息的，當然知道誰是甘寶（Alastair Campbell），首相貝里雅最得力的右手，英國的頭號政治化裝師，他離開政壇前的職務正是唐寧街十號的「傳訊主任」。英國新聞界普遍認為現在的工黨政府基本上是個Spin機器，幾乎所有的政治行動都是從怎樣打形象戰的角度出發，幾乎所有的政策制訂也都是從一開始就想好如何利用傳媒，而甘寶就是這部機器背後的最大動力。

甘寶還沒出書，大家沒辦法一窺其魔法的秘訣，倒是可以先看看其助手蘭斯（Lance Price）這本《政治化裝師日記》（The Spin Doctor's Diary: Inside number 10 with New Labour），據說是英國史上第一本政治化裝師的回憶錄。這本書還未出版，就先在英國引起了一陣小風波。原因是蘭斯身為離任不久的官員，書稿必須送交政府審查，一審之下有些內容就得刪除了。

即使如此，這本書還是汁液豐厚，可讀性極高。比方說貝里雅首次派兵伊拉克，雖然公開說這個決定背後「心情沉重」；但在蘭斯眼中的年輕首相其實有點興奮，覺得派兵海外是個「領導人邁向成熟」的表現。此外，英國的報紙還在本書中注意到原來貝里雅率領的團隊贏得第二次大選之後，竟有工黨官員樂極忘形，在祝捷會當晚於貝里雅辦公室的沙發上幹起事來。可見這本書sexy的程度。

如果你對英國政界內幕不感興趣，只想知道一個政治化裝師該怎樣替政治化裝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這本書會叫你失望。原因正如劉細良在報端一篇明智之作所說的，現代政治化裝師和納粹的宣傳大王戈培爾不同，他工作的環境必定是個成熟的民主體制。誠然，這些Spin doctor 的能量很大，連當年轟動一時的保守黨員國會議員Shaun Woodward過檔工黨一事，竟也是蘭斯一手操辦。但理由不單是主政者有多信任這批心腹，他們又有多能幹；而是影響重大的政治行動必定會經過傳媒達到百姓耳中，百姓或者說選民，則是政府的命根子。因此任何政策或政治活動不得不考慮人民的感受，而人民的感受是可以被傳媒塑造的，所以在民主政治變成（也可以說是「淪為」）「感受政治」的今天，特別需要有這些精通傳媒操弄之術的專家從頭到尾地參與最高決策。

說到尾，香港還用不Spin doctor，我們只要一些在已成的決策上補點公關裝的新聞官就夠了。

梁文道：指揮的作用

【都市日報-兵器譜】柏林愛樂的亞洲之旅浩蕩地結束了，它所到之地，無一不捲起「撲飛」的熱潮。畢竟它是當今世上最高水平的管弦樂團，連許多平常不聽古典音樂的紳士淑女也都想辦法弄張門票進場。

所以我在中場休息的時候，不免聽到一些有趣的對話，比如說有人問他同行的朋友：「其實一個樂團沒有指揮難道就不能演奏了嗎？樂手們不都有樂譜嗎？」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又要看一看當年伯恩斯坦主持的一套音樂入門電視節目就行了。其中一個片段是大師本人在指揮中途放下手站到一旁，沒半晌樂團的拍子就亂成一團了。但是這個問題卻引起我的一些聯想，那就是指揮除了指揮之外，到底還有甚麼功能呢？看這趟柏林愛樂來港的宣傳海報，其常任總指揮西門．歷圖爵士(Sir Simon Rattle)的大頭照總是放在顯眼位置，使他那一頭銀白色蓬鬆亂髮格外耀眼。這種特別強調指揮地位的海報設計，幾乎是所有管弦音樂會宣傳品的定規，可見指揮的一大功能，就是充當他棒下樂團的面孔。

一個樂團的音樂總監或總指揮是一個樂團的代表聲音，即使是柏林愛樂也不例外。歷史上最偉大的指揮之一，福特萬格勒曾經形容柏林愛樂是個「自由的管弦樂共和國」，意思是這個樂團的成員各自擁有極大的權力，而有關樂團的一切大事都要以民主協商或投票的方式決定。

就像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權決定自己的元首一樣，他們的歷任總指揮也是團員像投票選出的。一般樂團的樂手是音樂總監挑選的，但在柏林愛樂，你還得經三分之二的團員同意才能留在這個小共和國。就算是他們這趟東亞六城之行，團員對要去哪一站不去哪一站也有莫大的影響力。但即使是性格獨立得舉世罕見的柏林愛樂，它還是難免地要被一個明星代表。

比如說它前任總指揮卡拉揚，出了名的獨裁者，有樂壇皇帝之稱，動不動就發脾氣丟棒子，不可一世。更要命的是卡拉揚天生有表演慾。一張唱片是他率領柏林愛樂與其他三名大師級音樂家合作，只見那三位大師在唱片封面上掛著老者的微笑對著鏡頭湊在一堆，十分和藹可親；偏偏他一人坐在遠處非常有型地冷著臉作沉思狀。卡拉揚指揮時的柏林愛樂，音質雄渾沉厚，和他君臨天下的架勢十分匹配。

西門．歷圖則不愧是活在二十一世紀的青年新銳，特別和善健談。他老哥在中國三城亮相時穿著唐裝不用說，到了香港的第三天早上還特地去最地道的老派茶樓「蓮香樓」飲茶，並且和一桌老茶客「搭」品茗嘗點心，活生生一個文化大使的模樣。兩晚演出結束後，他知道場外有買不到票的觀眾看大銀幕現場轉播，還跑到外頭和大家打招呼。所到之處有聚光燈照耀，他興奮地用麥克風向大家喊：「我太愛你們了，香港！」指揮的新時代職責原來是公關。

梁文道：懷念胡耀邦

【都市日報-兵器譜】為甚麼有那麼多人懷念胡耀邦呢﹖其實只要翻開中央舉行胡耀邦紀念會同一天的報紙就知道了。

當天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刊載了一則消息，說的是甘肅省玉門市，一個已經破敗的老石油工業基地。這個城市窮到一個地步是連為政府打工的民工們都拿不到工資，政府自己則要向外舉債才能應付開支。

但是儘管玉門市這麼窮，它的市政府還是大舉興建各項「子工程」，例如大型的彩磚鋪設的廣場，豪華但沒有人入住的賓館酒店，無人欣賞而且品味欠佳的公共雕塑，這裏頭的開支高達七億多人民幣(而全城去年的財政收入才不過一億四千萬元)。

各級政府熱衷搞這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早就不是新聞了；但是在胡耀邦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年代，卻絕對是新聞。反過來，胡耀邦在位時已經越來越嚴重的「官倒」，如今卻發展成全面而且深入中國政府骨髓的腐敗。

懷念胡耀邦，人人都說他好話，就為了投射出一個正直清廉的好共產黨員的形象。懷念胡耀邦就是為了批判現在。

這個情形有點像幾年來的「毛澤東熱」，想念老毛不表示毛澤東真的有多好，而是透過美化當年良好的治安(其實是大家都窮，無物可偷)、免費的醫療(其實只不過是些欠缺訓練但下達各處農村的『赤腳醫生』)等等，以表達對如今偷搶不斷，所有公共服務都收費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的不滿。

真要把毛澤東起死回生於地下，再當皇帝一萬年，恐怕沒有誰能受得了。不過，胡耀邦畢竟和老毛不同。就算他不完美，你也很難在他身上找出嚴重的瑕疵，所以要懷念他的理由就格外充分。

比如說同樣是中宣部，今天的主管官員越管越緊，連電視電台主持人說話有「港台腔」都要下指示干涉；然而當年的胡耀邦走馬上任中宣部部長的時候，對部門幹部的訓言卻是「我們的任務是解放思想」。

梁文道：我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明報-筆陣】那位78歲老先生登的廣告，為什麼如此感人？為什麼這麼有號召力？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年紀。回想20年前，他應該是58歲，正值香港社會鬧哄哄地爭取「88直選」。當年反對實施直選普選的，祭出的理由除了是要注重平穩過渡之外，不外乎「香港還沒有普選的條件」、「香港對於何時實施民主還沒有共識」、「普選要循序漸進」，以及「如果搞民主，香港會變成福利主義當道」。20年過去了，那位先生變成了垂暮老人，當年的青壯才俊如李柱銘也已年近七旬，然而我們的爭論內容沒有變過，反對普選的理由也沒有變過。這位老先生如何能不慨嘆一聲「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

最近李鵬飛提出、黎智英附和的2012普選立法會和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據說是泛民主派可以接受的下台階。如果這個方案真的奇蹟般得到大家認可並付諸實行的話，我們就可以告訴那位老先生：「是的，你會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只要你能健健康康地活到90歲。」但坦白講，正如我之前在此說過的，香港普選的時間表其實也是中國政改時間表的一部分，要在這一刻有個中央列出的明確普選日期，無異於癡人說夢。

暫且撇開我們控制不了的因素，看看香港社會內部，這麼多年以來使民主討論陷入泥沼的禍首到底是誰呢？當然就是不斷強調福利主義可怕，又不願付出代價參與民主政治遊戲的商界保守勢力；當然就是不停說要創造條件但連要有哪些條件都沒說清楚過，同時又宣稱要尋求共識但本身就是達成共識的最大障礙的保守派了。這些人所說的一切藉口都不堪一擊，也完全沒有學理上的根據；20年前如此，20年後亦然。以「條件說」為例，馬嶽在《民主十問》的文章中所用的比喻甚妙：「等於要小孩在陸上學懂游泳，然後才放他們下水。」有哪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先等到一切條件完備才施行普選的呢？再看所謂的「共識」，什麼叫做共識呢？如果要等全港市民有一致的意見，恐怕直到太陽系滅也等不到了。民主作為一種決策方式，本身就是尋求共識、塑造共識，乃至於在沒有共識時作為解決衝突的手段。說要先有共識才有民主，根本就是倒果為因。

既然不能奢望保守派可為香港民主進程帶來寸進，我們就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一直爭取普選的泛民主派身上了。說到泛民主派，我們先得搞清楚政治家該具備什麼素質。從政者不可沒有理想和信念，否則就只不過是權謀遊戲的人肉機器了；相反地，政治家也不能只是空談「信念倫理」，否則就會變成韋伯口中「沒有政治教養」、「不負責任」的「狂熱騎士」了。如今立法會裏的泛民主派議員挾「爭取07、08普選」的口號上台，他們的理想和信念毋庸置疑。不過要是說到責任，就不得不追究他們了。我們要追究的，是他們可有任何實際可行的方法去爭取07、08普選；如果沒有，如果連他們也接受07、08普選已成幻影的現實，他們有沒有及早向選民報告呢？有沒有提出次佳的目標和方案呢？很可惜，除了湯家驊在政府的政改方案出爐前不久提出過一個方案之外，我們就看不到太多消息了。

再談策略。由於沒有詳實的方案腹稿，沒有鮮明的領導意識，泛民主派先是在董建華下台時不能收割民意，把功勞搶在自己身上；後是在政府方案出台之後沒有議價的平台，使得陳日君主教等人的道德權威成為唯一的主導動力。這叫做沒有領導力量的政治團伙。

泛民主派再走下去，必須在信念倫理之外講究責任倫理，要在外邊道德權威以外尋求自己的主導權，還要在衡量時勢和前瞻政局演變之後定出最好的策略。

現在的時勢是個怎麼樣的狀態呢？與前7 年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中央、特區政府、保守派等連成一線，泛民主派成為當然反對派的局面已經一去不返。如今的情是曾蔭權政府、自由黨和民建聯及其他傳統「親中」勢力各有懷抱；工聯會則與民建聯有漸行漸遠的趨勢，王國興和鄺志堅反對政府的聲勢有時比泛民主派還來得猛烈。在這種局面底下，各股勢力之間的關係已經有了新的界定，其間的動力也與建華七年的時期大有分別。

以這個情考慮目前的政改爭議，最快活的大概就是既不滿泛民主派更恨曾蔭權的保守派了。雖然他們這陣子不在爭議核心，顯得比較低調 (不像董治時期那樣第一時間撲出來護航 )，但其行動能力不可小看。且以「策發會」為例，政府怎能容讓一個最重要的諮詢架構由原定的 100人，經過「自動報名」之後膨脹成 150多人大而無當的口水會呢？更重要的是，這個原來被看作是各派溝通政改時間表的妥協平台，在曾蔭權離港的兩周內，是怎麼形成這麼一份充滿董建華色彩的名單的呢？所以鄭經翰迅雷不及掩耳的辭職實在是他近期少有的聰明舉動，一方面告訴大家他還是個硬氣十足的大班，另一方面似乎也代表了他的老友 曾蔭權宣告態度(別忘了曾蔭權是如何爽快接受了他的辭 職)。簡單地說，我認為現在的策發會不符曾蔭權的原來構思，反映出他還沒有完全掌控政府機器。

因此，泛民主派不得不考慮，就算曾蔭權不至於為了政改失敗而喪失連任的機會，讓梁振英上台接手；日後他的權威受損，傳統保守勢力抬頭之後，自己的相對位置又在哪裏？此外，民主派也要思考政改方案垮台，07、08的選舉方式原地踏步之後，政局又會發生什麼變化？

一、一直以來困擾民主派的接班問題屆時會否更形尖銳？少壯派和第二梯隊到時候可有上位的機會嗎？二、現時強大的民意後盾到時又會不會轉向，反過來指摘泛民主派要為原地踏步負責，使之流失票源呢？民意可是種很飄忽的東西，捉摸不定。我欣賞泛民主派的堅定，但是也不得不為他們日後面對的情憂心，畢竟他們是我們可以寄望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泛民主派必須告訴我們，如果07、08的選舉方式不變，我們是離全面直選更近而非更遠了。要做到這一點，他們不能只是要求政府定時間表，而是要給出自己的時間表；不能只是繼續原來的姿態「爭取」路線圖，而是要畫出自己的路線圖。換句話說，他們不能重蹈覆轍，像去年那樣只有口號沒有策略地要求07、08直選；而是要顯示出我們真有辦法在07、08原地踏步之後，實現2012的普選。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政改方案拉倒以後，該怎麼辦？又或者如果把目標定在2012年普選的話，2007的選舉體制怎麼改變。除了接受或反對政府方案之外，有沒有更能為全面普選鋪路的方法呢？所以，遊行是要去的，但我希望泛民主派的政治家在到了政府總部之後，可以向我們宣布他們的方案。否則不要說那位老先生，連我都要懷疑自己能不能看到普選的一天了。

梁文道：見證一世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上個禮拜過世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是唯一一個我能拿起他的任何一本書，然後從頭到尾好好看完的管理學家，或許正是因為他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管理學家。在企業管理之外，他有更寬闊的社會關懷，更長遠的人文視野。他關心人性，但重點不只是教管理者怎樣透過洞悉人性去謀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反過來讓企業和「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杜拉克發明的用語）成為豐滿人性的工具。

杜拉克之所以成為杜拉克，之所以被稱作「大師中的大師」，之所以能夠一手創立了整個現代管理學，不是因為他有多少實際管理的經驗，更不是因為他年紀輕輕就賺進了第一桶金，而是因為他一生都在學習，從不同的人身上學到了不同的智慧。南方朔在《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這本杜拉克自傳中文版的導言說得對，想要知道杜拉克到底是誰，支撐他各種觀點背後的人文價值又是甚麼，實在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答案了。

縱觀杜拉克一生，出生在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加州，他實在是當之無愧的兩個世界的見證人。在這一個世紀之中，那些教導過他的人的名單開列出來，可真是群星閃耀，從社會經濟史大師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到《時代》雜誌的創辦人盧斯（Henry Luce），再到傳奇性的企業皇帝史隆（Alfred Sloan），莫不是各個領域裏面的頂尖豪傑。光看杜拉克憶述他們，就是一部動人的二十世紀群英譜了。

比如說他八歲那年在一家餐廳裏第一次見到佛洛伊德，和他握手。「後來父母對我說：『你要好好記住這一天，你剛剛遇見的人是奧地利，嗯，或許該說是歐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時該是在大戰結束前，因為聽了這話，我問道：『比皇帝更重要嗎？』父親於是回答：『是的，比皇帝來得重要。』這件事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還記得，即使那時的我只是個小孩子」。

鋼琴大師史納白爾（Artur Schnabel），和說出「媒體即訊息」這句名言的麥克魯漢，在杜拉克筆下也有令人難忘的鮮活形象。這些名字，我懷疑有多少讀管理的人知道，但這還不是成就杜拉克的主要源泉。在《旁觀者》裏面最為奪目的是一些大時代裏的小人物，例如大蕭條時期他在美國移民局碰到的一位職員。那人看了一下杜拉克的稅務紀錄，沒注意到那只是他剛到美國短短數月的收入，就同情起他來了，覺得他工作能力應該不錯，不該賺得這麼少。所以就熱情地拿一份表格給他，勸他立刻申請移民局的職位來當同事，「我們的差事不錯」，其實他自己也才剛找到這份差事。杜拉克知道這個紐約中年漢不曉得自己有博士學位，用不這份工，但在他的心目中這人代表了「羅斯福治下的新政時期，美國沐浴在純真之中」。在那個年代，美國人不嫉妒別人，看到別人成功就高興得宛如自己成功。在那個大蕭條的年代，人們得知有工作機會，會馬上通知另一個人。那個公務員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表徵：對人關懷，熱心助人和勇於行動」。

梁文道：國際級的彭定康

【都市日報-兵器譜】彭定康不只是一個英國人，他還是一種香港社會現象。在香港漫長的殖民歷史裏面，沒有第二個總督能夠像他這樣，走了多年仍然被人懷念，被人關注。

從歐盟走到牛津，他的每個動向都被香港媒體跟蹤報道。幾乎所有評論在談到香港政界領袖言行的時候，都會回憶他當年說過的話搞過的小動作，不自覺地以他為標準來判定怎樣才算是一個優秀的政客。就算死在任上的尤德，也沒得到過這種待遇，被港人不斷追思。愛國志士會說這是香港人奴性未除的證據；反過來，就有人直言不諱地以彭定康比較所有後來者，將他投射成美好印象。

的確，彭定康是一個能言善道、工於心計、長袖善舞的出色政客，但他到底是不是很多人口中的「國際級政治家」呢？

較克林頓、貝理雅，甚至小泉純一郎，其實彭定康還算不上第一流，但他確實是香港史上唯一放眼國際的政治人物。和對現代香港社會影響最大的麥理浩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彭定康的特別之處。麥理浩是典型的英國殖民官，在祖家固然沒有選舉從政的經歷，回國後也別無所圖，香港總督就是他職業生涯的頂峰了。

所以在他告老歸田之後，也沒有甚麼新聞價值值得港人跟進。反觀彭定康，來港之前就是個經歷選舉洗禮的政黨主席，和大部分港督和兩任特首不同，他一開始就是個職業「Politician」。不做港督，他跑去更大的舞台當外交官，甚至還競逐歐盟主席，可見香港只是他從政生涯的中轉站罷了。從這個角度理解，就不難明白彭定康為甚麼如此瀟灑，不懼抗中也要為香港「帶來民主」了。

因為香港只是他的一個舞台，他著眼的是更大的功名成就。身為最後一任港督，他想的不是怎樣為香港回歸之後的民主進程鋪磚，而是如何光榮地撤退。所以他不惜拆掉直通車，使得香港立法會選舉不能再用單議席單議制，也不提前全面直選，但卻以一個短命的民主方案為他贏來「他把民主留給香港」的美名。

他是歷任港督中最擅長和國際媒體打交道的，所以他的一言一行都成功地投向了他心中真正的觀眾—國際政壇。彭定康真正國際級的地方是他行動的尺度，他在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演給全世界看的。要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揮灑，那才是他真正的願望。以前的港督做到港督就很滿足了，後來的特首也不會再往全國政壇的頂峰張望(董建華當政協副主席不算)，這是認識彭定康所有行徑的關鍵。

梁文道：吉祥物的誕生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們要在國際舞台上呈現一個怎麼樣的中國呢？二零零四年的雅典奧運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啟示。它的開幕式備受稱讚，非常有希臘特色，除了傳統戲劇的面具，神話裏的人物和場景，還有代表它航海傳統的水與那著名的藍白二色。

更重要的，是雅典奧組委不只是把自己文化裏的看家本領，一股腦地簡單搬出，而且還運用了最近的舞台工藝技術，和完全現代化的設計轉化。結果整台演出不只不讓人覺得老舊無趣，並且還帶來一種前所未見的驚奇。

反觀張藝謀創作，代表北京奧運預告的閉幕演出，中國是夠中國的了，又是大紅燈籠又是茉莉花，還有京劇跟穿著高叉旗袍的神州美女，但是呈現出來的只能是典型東方主義式的異色中國。

外國人一看就知道這果然是中國，只不過這是他們早就習慣了的陳腐中國。可見「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說起好聽，實行起來卻高難度得要命。既要在國際形象的巿場上亮出中國本色不讓外人看不懂，又不能沿襲既有的老套中國風。對待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我們也應該用這麼高的標準來要求它，問它是否達到這個水平。在我看來，它沒有。

原因之一就像我上次所說，五個福娃太過「中國」，只有部分中國人一看就喜歡，外人則甚至那五種動物邊個打邊個都唔識分。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就是這組吉祥物到底是怎樣設計出來的？其實自去年開始，北京奧組委就向全球公開徵求作品，也組成了評審小組在芸芸參賽者中挑選佳作。光就這點來講，大家近年的表現要比香港好得多。起碼人家常跟得上世界常規。反觀香港，從文化中心到中央圖書館以至於那個「香港飛龍」，不是政府部門自己來，就是閉門造車絕不透明地也毫不專業地選擇設計(飛龍商標就是以前的策略發展委員會選出來的，請問頭有哪一個是內行人？)。可是很多參與過內地這些比賽的香港設計師都知道，這類比賽雖然有大行家做評審，但到了最後拍板的，往往還是一些審美趣味不一定很優秀，官位卻不小的「領導」。

而領導們正好這幾年都相信「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個原則，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特色很輕易就凌駕了設計界的一切其他考慮。北京奧運的吉祥物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弄出來的呢？我們不清楚，因為它的遴選過程太不透明了，不只沒有依期在8月份公佈結果，也沒有在現在展示其他入圍佳作，更談不上公開諮詢了。

梁文道：法國的騷亂 我們的警號

【明報-筆陣】從文化角度去分析時事，不只是簡單的，有時候甚至還是危險的。以近日發生的法國暴亂為例，由於它在媒體上常被定位作「種族暴動」或「移民騷亂」，所以大家就會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種族是什麼種族，那些移民是哪裏來的移民。一見是北非移民，有些評論家就想當然地把它變成「伊斯蘭極端主義陰影的另一次擴張」。其實只要多看幾份報紙多聽幾個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們也不難發現騷亂主角之一的年輕人並不是什麼北非阿拉伯人。雖然他們的祖先大多來自北非，但他們是黑人，不只對伊斯蘭教沒有多少認識，在法國出生的他們往往也只能說法語。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專家習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衝突語言，來理解這場騷動，把它上升到一個玄之又玄的文化層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法蘭西文化，如何與蔓延全球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水火不容﹔而且竟連法國政府的部分官員也戴這種眼鏡，用對付恐怖主義的心態來面對「敵人」。早前法國治安部門聲稱這場騷亂「不排除有組織在幕後操控」，就是在暗示這點，他們的證據是「暴徒」們很會利用手機短訊通訊聯絡。這個判斷和今年夏天中國政府某些官員對反日風潮的看法如出一轍，他們都不懂得在這個流動通訊技術如此發達的年代，搞一場集體運動並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組織去串連煽動。正如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收到的電郵和短訊，難道也是一個幕後黑手在全盤操控的嗎﹖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之流的學者厲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釋變成預言的本事。當他們用文化衝突論去分析國際形勢，而且還受到信任歡迎的時候，結果就會變成真有這麼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國真把它的市郊暴動看成「移民暴動」，甚至「有黑手策劃的宗教文化衝突」，然後順這條思路去解決它的話，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場移民文化之戰了。

回顧這場發起了十多天的騷動，其源頭是兩個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時意外死亡。這兩個年輕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說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但他們還是懼怕警察，因為據說警察常常針對「他們這種人」，猶如我們的警員會截查一些口音衣裝不像「本地人」的傢伙一樣。所以他們在一宗爆竊案現場附近看到警察時轉身就跑，不慎碰到電站觸電身亡。問題是警察為什麼要針對這些年輕人呢﹖這就得從他們聚居的社區說起了。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的法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但又嚴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於是開始從它的北非殖民地輸入移民。這些移民工人對工廠老闆來說別具好處，因為他們畢竟是外來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傳統法國工人階級那樣有加入工會和搞罷工的傳統，聽話得多。為了安置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法國政府在市郊工廠附近興建了大量的cit?晹s(也就是「公共房屋計劃」)，因此形成人工規劃的移民社區，這也就是今天法國市郊暴亂的主戰場了。直至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諾車廠還有八成的工人是這些移民和他們的後代。

法國主要城市的郊區都有這些移民住宅地帶，除了連結市中心的運輸系統，它們沒有太多的公共設施，就連醫院和學校的經費也不足夠。數十年下來，這些社區的房子日久失修，更呈一片破敗景象，所以它們早就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已故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迪爾(Pierre Bourdieu)曾率領一群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大規模的質性研究，探討法國的「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問題，其中不少受難的案例就是來自這些cit?晹s。

經濟發展興旺的時候，問題還沒那麼嚴重﹔不過當法國經濟表現遲緩，右傾政策抬頭，原來的移民就會突然面臨身分降級，變成了二等公民。布迪爾採訪過的一對葡萄牙移民夫婦，尤其能夠說明問題。這對夫婦在1970年代來到法國，男的當建築工人，女的做家務助理(葡萄牙移民亦是法國移民大宗，家庭傭工則是葡裔婦女在法國的熱門工種)，二人克勤克儉，每日工作14小時。多年之後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過不錯的日子。由於丈夫是個很好的足球員，所以公餘還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為工作的關係，也結識了一些對他們友善的法國中產家庭。至此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說﹕「我聽不進半句詆譭法國的話，這是一個團結友愛而且同情窮人的國家。」

但是到了1985年，太太突然中風，丈夫則因工作斷肢，整個經濟的表現則日益差勁。更慘的是他們發現新推出的社會政策對他們十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會保險的覆蓋網下。過去對他們不錯的本地人一一疏遠，沒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這對夫婦開始發現「自己原來還不算法國人」，到處受到白眼。20年後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來的寄生蟲。

這對夫婦的遭遇說明的不是法國文化的虛偽，而是身分問題和階級問題之間的微妙關係。在很多情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沒有什麼不妥，但是當它結合了經濟和階級的變化之後，就會突然成為一個以移民身分標識的問題了。所以法國的市郊暴亂絕不只是「移民騷動」，它還是個錯誤社會政策和經濟轉變的結果。當然，文化不是不重要，身分也不是毫無關係，但它們不是單獨決定一切的因素。正如今天還有很多香港華人嫌棄南亞裔居民，說他們「身上有陣味」，但有多少會說夏利里拉家族大宅旁「有陣味」呢﹖

我們看法國的市郊暴亂不能只是帶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態，還要學回過頭來反思自己。香港所謂的「新移民」問題到底有多少成是「移民」的問題呢﹖內地大城市的外來民工和流動人口愈來愈多，「都是外地人搞砸了北京(或者廣州、深圳)」之類的言論也日益猖獗，法國的現難道不也是中國的警號嗎﹖

梁文道：中國的一定就是世界的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近年非常流行，很多文化人、設計師、企業家甚至內地的官員都把它掛在嘴邊。在創意經濟成為世界經濟成長主要動力，文化產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的今天，品牌和形象的價值舉足輕重。消費者選擇產品的時候最關心的未必是價格廉宜，物品是否完美，而是包裝與設計；企業在市場上和競爭者彼此區別的最佳方法，可能也是自己品牌給人的整體感受。要在中國文化傳統裡面尋找資源，拿出自己的特色去包裝產品，企業甚至整個國家，也實在是有道理的。

但不過，「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實在太過空泛，你既不能在原則上反對它，卻也很難保證它在一切情況下行得通。重點是它執行起來的細節。就以最近推出的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為例，五個福娃裡頭沒有中國人最喜愛的象徵---龍，據說是北京奧組委考慮到龍這種東西在西歐人的傳說里十分恐怖，所以放棄採用。這就是一個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的敏智決定。瞭解中國的象徵不必然全球通行。畢竟奧運吉祥物不是一個中國人自己看了很爽就行的寶貝，它還得是代表北京奧運，與全世界溝通的符號。

這五個分別代表五種中國特色動物，在國內市場上很受歡迎的福娃，雖然在造型上傳承了中國水墨動畫的傳統，可能讓很多國人感到親切可愛，但是作為一種跨文化視覺溝通的符號，它卻有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五個福娃的形體比例和基本輪廓幾乎完全一樣，中國人或許還勉強分辨得出它們的差異，外國人呢?再仔細地看，為了區別開五個福娃的不同，設計者除了用上五種顏色之外，主要的手段就是它們頭部的 裝飾。可是從純粹設計語言的角度去看，這些細部頭飾不僅過於累贅不夠簡潔，而且對於外國人來講一樣無補於事，他們根本難以一眼看出不同的地方。然而，要能在最短的一瞬間捕捉鮮明的印象，正是人們對吉祥物這類象徵符號的基本要求。

我們要在國際舞台上呈現一個怎麼樣的中國呢?2004年的雅典奧運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啟示。它的開幕式備受稱讚，非常有希臘特色，除了傳統戲劇的面具，神話里的人物和場景，還有代表它航海傳統的水與那著名的藍白二色。更重要的是，雅典奧組委不只是把自己文化里的看家本領一股腦地簡單搬出，而且還運用了最新的舞台工藝技術，和完全現代化的設計轉化。結果整台演出不但不讓人覺得老舊無趣，並且還帶來一種前所未見的驚奇。

反觀張藝謀創作，代表北京奧運預告的閉幕演出，中國是夠中國的了，又是大紅燈籠又是茉莉花，還有京劇跟穿著高衩旗袍的神州美女，但是呈現出的只能是典型東方主義式的異色中國。外國人一看就知道這果然是中國，只不過這是他們早就習慣了的「陳腐中國」。可見，「越是中國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說起來好聽，實行起來卻高難度得要命。要在國際形象的市場上亮出中國本色不讓外人看不懂，又不能沿襲既有的老套中國風。

對待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我們也應該用這麼高的標準來要求它，問它是否達到了這個水平。

梁文道：藥廠不是慈善機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使全球陷入恐慌的禽流感，大概只能使一群人感到快樂，那就是特效藥「特敏福」的生產商瑞士羅氏藥廠的股東了。大家都在爭相訂購這種藥，希望存夠自己國家需要的數量，羅氏的股價又怎能不節節上升呢？問題是它的生產能力跟不上市場的需要，「特敏福」供不應求；而見它的價格太高，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負擔不起。所以壓力就來了。很多政府和國際組織紛紛要求羅氏讓出它的專利權及配方，好叫人家自己生產。

所以我這次要介紹一本老書，2001年出版的《Prescription Games》，台灣的中譯本叫做《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作者是有名的探究型記者傑佛瑞．羅賓森（Jeffrey Robinson）。這本書一開頭就講了一個小故事，說明了全書主旨：藥廠與人命的衝突。故事的主角是布蘭達，她在三十一歲那年發現自己患了卵巢癌，如果她能服用必治妥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的出品「紫杉醇」，她就可以活多一年以上，剛夠她看到自己獨生女的首次聖餐禮。這可是她的心願，可惜無法達成，她沒能挨到那時候就斷氣了。因為這種使得必治妥一年可以賺上十二多億美金的藥太貴了，每三個禮拜就要兩千三百美金，而布蘭達可不是一個有錢人。

為甚麼有些藥要這麼昂貴呢？《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的書名已經暗示了答案。因為藥廠開發新藥的成本非常非常地高，往往要成千上百的專家花好幾年在數千種分子中把真正有用可用的找出來，這還得包括失敗的風險。所以藥界的一句名言是：「我們算出的藥每粒成本不到一毛錢，但為了那第一顆卻得花上好幾億」。傑佛瑞．羅賓森在這本書裏提供大量資料，為的就是否定這種說法。他認為先不管這些藥的基礎開發依賴的其實是公帑資助的大學科研機構，光是藥廠營銷就佔去了成本的一大截了。更重要的是，藥廠總傾向隱瞞研發產品的真正成本，它們根本在謀取暴利，代價是無數百姓的生命。

根據常識，消費者是有選擇的。但是「處方藥物」這類產品的特色是你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能醫治你身體毛病的藥來去只有幾種，一般病人也很難和醫生就其處方討價還價。同樣根據常識，產品價格沒有高得不合理這回事，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是市場決定，如果某項產品太貴，其他競爭者就會推出廉價的同類產品。但是藥商這一行很特別，絕大多數的藥商都只專注某一領域的產品，以確保自己對某種疾病的壟斷，使其他同行難以踏足。何況這行的成本門檻相當高，不是任何人都可輕易加入的。當然也不能忘記專利權，世貿規定了藥品專利保護權的標準年期是二十年。換句話說，如果布蘭達多活十幾二十年，或許就能等到她買得起的「紫杉醇」了。

聽說羅氏已經和幾家藥廠談妥條件，讓他們也能生產「特敏福」。希望這不是壓力之下的妥協，也希望羅氏收的價格夠高。畢竟藥廠不是善堂，它是企業。禽流感能殺幾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說的：「企業唯一的責任是為股東謀求最大利潤」。如果羅氏的股東沒死在禽流感手上的話。

梁文道：看清女主播

【明報-文學館】新聞主播這種行業，有人以為是份優差，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天天有出鏡機會，幾乎就是一種嚴肅點的娛樂事業；又有人認為那種只有軀殼沒有靈魂的工作，腦子裏不需要任何見解，只要有副伶俐清脆的口齒，準確當部人肉讀稿機就行了。

還有什麼行業能像新聞主播這般，讓一些人極度艷羨的同時，卻讓另一些人鄙夷厭棄？還有什麼行業可以像新聞主播這樣，是我們日日相見的熟悉面孔，但對他們的工作過程卻一無所知？

因為工作的緣故，我這些年來老要跟一群主播混在一起。親眼看一個個平凡不過的鄰家女孩帶一張雙眼浮腫未退的臉，怎樣在一小時內變成一位鏡頭前自信飽滿的亮麗女子。所以每當有朋友大膽地託我向他們心目中的女神致意，甚至送上一些小禮物的時候，我心裏總會呤叨：「呀？什麼？居然崇拜這麼一個小丫頭！」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英雄見慣亦平常。

我更常看到的，是在張堆滿報紙和文件的桌子上，一個帥氣的男子或一位可愛的女人正在神色緊張地埋頭苦幹，手上一枝筆又塗又畫，偶而還打轉，把我本來打算要再看上幾眼的材料變成一份難以卒讀的塗鴉。所以每逢有人當面批評我的同事只不過是花瓶的時候，我都會有點生氣。花瓶？你以為做花瓶容易？最起碼我就當不成。更何他們根本不是花瓶，而是百般鍛鑄才塑造出來的陶藝。看他們下的苦功，我有時候也不免會想，自己評論人的位置大概不會坐得太久了。

不是花瓶

我早就知道張宏艷寫書的打算了，但讀完書稿之後還是要說這真是意料之外的好書，正如主播總是你意料之外的職業一樣。她寫了一本指南，所有想當主播的年輕人可以拿來當參考教材；她也寫了一部行業內幕揭密，讓所有對主播好奇、崇拜又或者不屑的人，真真正正地觸摸到這些我天天要和他們打交道的人。在實用的資訊和有趣的個人故事之間，張宏艷找到了對稱的比例，不動聲色地把它們編在一起。為什麼她要跟我說她是一個寫作的外行人呢？難道又是主播騙人的技倆，想把我拿筆討飯的活兒都幹掉？

《再見女主播---離開，是為了回來的風景》

作者：張宏艷

出版：天窗/香港

梁文道：法國貧民窟

【都市日報-兵器譜】法國內政部長薩高錫(Nicolas Sarkozy)公開宣稱，對付巴黎近郊的暴動，就要像「清除貧民窟裡的人渣」一樣。結果正如他的政敵，總統希拉克和總理韋勒平所料，對整個形勢沒有半分好處，只有火上澆油之功。反正薩高錫這個強硬右派做到了可能正躲在暗處偷笑的政敵們希望他做的事，把事情搞得更糟，好證明他果然無能，不是下一屆總統的材料。

但有一點是薩高錫說對的，那個暴動的原發點的的確確是貧民窟；而且在很多右傾的法國白人心目中，那裡頭的居民也確實是「人渣」。這類法文叫做cites的集合住宅區包圍在巴黎和里昂等大城市的外圍，粗製濫造的房子日久失修，街道骯髒街景破敗。住在那裡的絕大部分是北非阿拉伯裔居民，也有少部分黑人，教育程度偏低，就業情況很差，更有些上年紀的根本是文盲。問題是為甚麼在世界八大工業國之一的法國，會有這樣的社區？

會有這樣的國民？故事要從二戰結束開始講起。話說當年因為戰亂，男性勞動力奇缺，法國放開了前北非殖民地的殖民政策，讓這些想過好日子的百姓來殖民宗主國補充體力勞動工作。

政府不大想讓他們混合進法蘭西光輝大城的人口之中，於是在市郊安置他們。與此同時，在移民之中，工廠老闆又尤其喜歡聘請不識字的工人，免得他們太有知識，會搞工會懂得罷工。於是開展了一整代北非貧苦移民集聚這些安置區的歷史。下一波移民，則是所謂的「哈吉人」(Harkis)，他們曾經是法國在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忠實夥伴。

在「阿爾及利亞之戰」結束，法軍撤出的時候，他們被留在當地，任由新興民族主義政權當作「法奸」屠戮。大約有十萬之數的哈吉人有幸逃到「祖家」，等著他們的不是法蘭西國民的榮譽，卻是集中營。多年之後，懷著仇恨之心的哈吉人也住進了政府為他們北非同胞準備的cites。

軟性的種族隔離加上人為的貧困環境，即使隔了這麼多年，依然使這些地帶成為罪惡與暴動的源泉。歷屆政府不斷強調要改善這些地區，融合這些地方的次等公民，往往到頭來也是口惠而實不至。為甚麼這裡依然是貧民窟，住著白人心目中的「人渣」，豈不正是法國政府的責任？

梁文道：愛你但是搶你錢

【都市日報-兵器譜】隔岸觀火，看台灣TVBS的爭論讓人看得有點模糊。因為它把1.TVBS電視節目揭發出來的民進黨政府與高雄捷運公司之間的權錢交易，和2.TVBS是否違反了台灣的法律，乃一家外資控制的衛星電視，完全混在了一起。

之所以如此，所以正好在TVBS的皇牌節目「2001全民開講」揭醜揭得不亦樂乎之際，台灣的新聞局又恰巧發現了TVBS的股權結構有問題，全是來自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這幾年來不斷把玩的邏輯。這個邏輯是這樣的：阿扁和泛綠都是真正的台灣人，他們無論做甚麼也全是出自一顆愛台灣的心。至於那些批評他們反對他們的人則一定是不愛台灣的。

他們之所以不愛台灣，是因為他們不是台灣人，他們要不是大陸人，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這套邏輯以「愛/不愛台灣」為核心去區分「自己人」和「外人」，歷年來幾乎戰無不勝。就算發生了陳水扁身中「神奇子彈」這般大事，泛綠陣營還是可以把所有批評他們懷疑他們的人都說成是不愛台灣、別有用心的人。這種邏輯在我們香港人看來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只要把「愛台灣」換成「愛國」就行了。

只不過在香港不大行得通的這一套到了民進黨的手上，可就真是太過得心應手了，而且屢試屢靈，所以當TVBS揭出了「高捷案」的黑幕之後，他們才會幾近本能地作出反應，第一時間又把TVBS說成是香港資本的公司，進而指出港資即是中資，中資就是紅資。故此TVBS對政府的所有批評都是一種外人不愛台灣的表現，是一種想弄垮真正愛台灣政黨的惡毒攻擊。這種「愛台灣邏輯」和所有政府發動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樣，都是一種可以掩飾自己腐敗無能的說詞，都是訴諸一種未經反思幾近盲目的民粹感情。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實際政績可以驗證，民進黨政府的腐敗不比當年老朽的國民黨更好，但它決策和施政的能力肯定比國民黨更糟。因此台灣最近才會出了這麼一句順口溜：「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民進黨是外行政權」。

當越來越多的百姓成為民進黨政府的受害者，甚至連它許多傳統的支持者都開始怨聲載道的時候，民粹感情的最大基礎也就不再可靠，逐塊動搖了。所以泛綠這回再祭出「愛台灣邏輯」，效果就大打折扣，聯署支持TVBS的人數一直上升，加入批判這個「紅色資本」傳媒的隊伍卻零零落落，畢竟，如果一個人天天想方設法巧取豪奪你的財產，就算他再怎麼深情款款地說愛你，你也不會相信吧。

梁文道：禽流感：香港準備好了，中國呢？

【明報-港聞】11月6日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報道了一件有關禽流感的小插曲，一樁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但卻非常可怕的悲劇。今年夏天，在柬埔寨的一條村落裏，死了一整群的雞，有些村民慌忙把發病的孩子送到診所，結果證明只是普通的流感。但是也有些村民認為這場怪病來自一個八年前嫁到這個村子裏的婦人，他們覺得她是個巫婆。於是在某一天的下午，一個男人趁她在林間的空地上生火煮飯時用彎刀割斷了她的喉嚨。這個男人被警方逮捕了，但是總共籌集了30美元聘請他下手的村民則不被牽連，他們事後還對記者說：「自從那個女人死了之後，大家的健康情好多了。」如果這是種可怕的迷信的話，更可怕的是那些診斷家長帶來的小孩的醫護人員，他們之中有些人不只未經專門訓練，而且根本是文盲。

相比之下，香港的情當然好多了。這不是諷刺，這是真話。10月12日那天曾蔭權頒布了施政報告，正好同日我在此發表了「預備災難的降臨」，質疑政府有沒有做好禽流感爆發的準備。當天下午曾蔭權向我們一眾評論人解說施政報告重點時回答了我的疑問：「我們早就做好了全盤準備，即使不算完美，在亞洲各地之中也算最好。甚至連燒屍體用的焚化爐夠不夠也都想到了，只是我們不想引起公眾恐慌」。

果然在接下來的幾周之間，大家都看到當局正不斷地發放有關信息。從這些信息裏面，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正面的觀察：一、政府沒有因為害怕公眾恐慌而停止發布它們的預備方案，這絕對有助於提高市民警覺，更能增加大家對政府指揮能力的信心。管理即將到來的天災，如何一方面讓香港人像日本人預備地震般地預備瘟疫，但另一方面又不致於麻痺，需要很高明的信息溝通技巧。從這些資訊間歇有序的發放情看來，政府暫時做得不錯。

二、我們又從這批信息裏面得知政府已經和國泰航空和匯豐銀行等大機構做過簡報，這也是非常正確的方向。因為我們面對的瘟疫規模之大可能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一旦爆發，持續的時間可以長達一年以上；所以一切預備方案不能只是局限在來不來得及開發疫苗和特效藥儲備夠不夠等醫療範疇，更應該考慮如何讓社會繼續運作，市民繼續生活。故此政府與各種大型公私機構作好應變措施，是絕對必要的。眼下的問題是如何把一套瘟疫期間的生活指南發放到每一個市民手中，以及盡快檢討目前的法律是否完備得足以使政府採取有效的緊急手段。

然而令人備感無奈的是禽流感絕非一種我們關起門來就能解決的本地問題。早在19世紀中葉霍亂肆虐歐洲的時期，各國政府就已經首次把健康事務提升到了外交層面，知道傳染病是不受人為國界阻撓的。到了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疾病就更加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的核心問題了。香港再富裕再先進，柬埔寨的貧困落後還是有機會引發一場我們逃不掉的海嘯。再也沒有比禽流感更好的例子，能夠說明為什麼疾病和貧窮有關，而全球資源分配的不均又為什麼會讓所有人受害。

比起柬埔寨，更讓香港人憂心的當然是中國。最近湖南發生的三宗死亡案例雖然還不能證實是來自H5N1，但當局出爾反爾的資訊發布和世衛的保留態度，都叫人對中國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大打折扣。更荒謬的是根據《明報》的報道，湘潭市第一人民醫院坦言自己沒有能力對疑似病症作初步檢測，甚至還有醫生不知道什麼叫做「特敏福」(Tamiflu，內地譯為「達菲」)，反過來教人服用「板藍根」。

有些論者就此批評中國政府透明度低，防疫力度不夠，其實這還不算搔癢處。因為就算衛生部再怎麼三申五令各級不得延誤或瞞報疫情，再怎麼像搞一場運動似的擴大宣傳層面，中國都未必可以達到大家心目中的標準。禽流感這回衝擊到的絕不只是衛生部門和醫療體系，而是整個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根本性質。

在早前的「孔雀石綠」事件裏，香港人都領教到了中國「條塊管理」的毛病，中央政府無法確切把握基層情的弊處。現在我們憑什麼保證某個縣發生了大量家禽死亡的事例，中央部門一定能在第一時間接獲報告？我們又如何肯定部分地方官員敢於冒經濟受損的風險，狠下決心依照指示撲殺農場裏的動物呢？反過來問，為什麼北京衛生部裏無人不知的「特敏福」，一個湖南的醫生居然連聽都沒聽過呢？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就徹底走樣或者無法執行，是這十年來中國政府最大的問題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禽流感將是這兩年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最大挑戰。

正如之前所說的，禽流感不只是內政問題，而且是個全球危機。它之所以是「全球」而非「國際」，乃因和環境污染、金融秩序等問題一樣，它不是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處理得了的事，還要涉及諸如世界衛生組織之類的全球治理機構。傳統的國際問題在尊重各國主權和疆土的前提下，是問題外交層面的事情，要靠外交官員費心，與各國內政無關。但像禽流感這類全球危機，沒有人能夠等到外交部掌握充分情之後，再透過其他外交機構知會大家；它需要的是原屬主權內政範圍的衛生部門直接地與其他地區的衛生系統達成橫向連繫，共同協作。在更緊急的情下，甚至要讓國外官方和民間的機構直接介入最前線的基層地區。簡單地說，面對禽流感這種全球事務，傳統政府內政和外交的分工必須更有彈性，甚至有範疇重組的必要，讓地方層級的政府單位都成為對外開放的接口。

以目前的情勢看來，中國政府的體制恐怕還沒有這麼開放的彈性，世衛在發表評論的時候也小心翼翼唯恐傷害到中國的主權和自尊。再加上中央對地區的掌控程度存疑，中國處理禽流感爆發的能力實在不容樂觀。到了這個關頭，我想香港人一定更能體會「中國好，香港好」的道理。

梁文道：TVBS到底出了甚麼事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理性點看，最近在台灣吵得鬧哄哄的TVBS事件，其實可以分成兩組互不相干的爭論：

1.前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到底有沒有捲入高雄捷運舞弊案，陳水扁對此又是否知情﹖正在興建中的高雄捷運爆發了泰籍勞工大罷工的騷亂之後，台灣TVBS的時事節目《2001全民開講》開始調查事件的來龍去脈，發現當年台灣失業率高升，政府卻極不尋常地為了高雄捷運工程放寬了輸入外勞的管制，目標人物直指阿扁親信陳哲男與「高捷」的負責人陳敏賢，懷疑他們私下權錢交易，影響了政府決策，讓「高捷」可以降低勞工成本大賺其錢。

2.TVBS到底是不是一家「外資」公司，它的股權結構又是否違反了台灣的「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的「外國人不得持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呢﹖

這類法例是很多國家都有的常見法規，目的是保護本地的媒體產業和文化，不要讓外地企業過度地影響了自己的文化及產業環境。現在的問題是持有TVBS53%股權的公司「東方彩視」，雖然是香港TVB主席邵逸夫投資開設的，但卻實實在在是在台灣登記成立的。

那它到底是「外資」還是「台資」呢﹖但是這兩組爭論現在卻完全被混成同一碼事，為什麼﹖那就是「時機」的作用了。當台灣媒體被TVBS的《2001全民開講》掀起的第一組爭論搞得非常興奮，全力追查「高捷案」背後的黑幕，一波又一波地衝擊陳水扁的民進黨政府，使他們的誠信降到歷史新低點的時候；民進黨政府的新聞局卻及時地發現TVBS的股權原來有問題，結果就引起了第二組爭論。

一時之間，民進黨與泛綠陣營不斷反過來挑戰TVBS，製造輿論指它死咬「高捷案」不放的原因是拿了邵逸夫的錢，為特區主人中共服務，為求打垮阿扁政府。

梁文道：世界不再無聊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談新進青年藝術家白雙全的作品集《單身看》之前，先讓我憶述一段差不多發生在七年前的小故事。那時候在北京認識了一個文化官員，他請我們幾個香港文化圈裏的朋友吃飯，酒菜滿桌相談甚歡，自是不在話下。宴畢，我順口提起：「最近北京出了不少裝置藝術家，有的還真不錯」。那位官員很順口地答：「是啊，北京這幾年地產旺，有很多樓盤」。很明顯，他以為裝置藝術是種裝修房屋的藝術。

又是和一個管文化的官員吃飯，時間是去年夏天了，我向他打聽中國官方對行為藝術的看法。這一位似乎很在行，一開口就是「你是說『搞行為』的那夥人嗎？」「現在可老實多了，不再弄那套吃死嬰和拿刀割自己的玩意兒了」。的確，有兩年「搞行為的」不流點血不灑點尿不宰頭畜牲甚麼的，還真不算藝術。

但行為藝術又何必一定要弄得這麼聳人聽聞，引來一批嗜血的記者呢？其實你可以像行為藝術之父卡普羅（Allan Kaprow）那樣，自己一個人靜靜地不動聲色，每天打一個電話給陌生人，紀錄他的反應，從另一個角度去收集和認識社會人群的另一面。無聊嗎？或許。白雙全做的就是這麼無聊的事，而且持續不斷地天天做，因此成了一個很努力的奇人，而《單身看》是他幾年來無聊行為的奇妙紀錄。

例如在二十五張二十元鈔票上印了「白雙全用」的記號，然後分批花掉，看看它們有一天會不會回到自己手中。他還有些作品其實甚麼都不用做，比方說在超市買半個西瓜回來，這樣子就等於和另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家分享一整個西瓜了。白雙全對這類在大眾社會中偶然隨機地與陌生人發生關係，和日常生活裏因為突發奇想造成的神秘體驗特別有興趣，所以他的作品總讓人覺得他是個滿腦子怪點子的人（難怪他自稱是「概念藝術家」）。

不過，無論是概念藝術，行為藝術，還是我比較喜歡的「展演」（Performance）這個名詞也好，這類藝術的紀錄總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們最有趣的時候往往終結在完成的那一刻，事後看照片看錄像甚至成為書本文字，總是有點像從屍體之中找活人的姿態，非常無奈。除非它們的紀錄本身就有力量，猶如吸血僵屍不只死而不僵，還要比活的時候更具魅力。我想起一個「質地」與白雙全接近的蘇格蘭藝術家Douglas Gordon，他有個叫做《名單》的作品，把他每天接觸到的人的名字一一列出。十幾年之功都貼在展館裏，氣勢實在憾人。好玩的是認識他的人都不自覺地在牆上面找自己的名字，看看自己出現了幾回；不認識他的人都有衝動回去也來做張表，數數看自己一年會聯絡多少個人。然後你會想到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名單。

至於《單身看》這本書，不只是死作品的結集，還是活念頭的來源。你會在裏面得到很多無聊的靈感，幫你長出另一隻眼睛看到你以前看不到的世界。

梁文道：政府建築應該長成什麼樣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官府應該比民居大，這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更是王朝時期權力崇拜的思想遺緒。所以清朝規模最龐大的建築群就是紫禁城，因為那是一切權力的終極來源，天子皇帝居住辦公的地方。只是沒想到時至今日，有些地方仍然擺脫不了這種要在建築物上體現政府無上權威的習性，於是建起一片片高聳雄偉的政府辦公大樓。

前一陣子重慶有鎮級政府雖然處於貧困地區，雖然財政連年赤字，但還是投下了巨資蓋了一座小天安門，就是這種權力崇拜的體現。其實除了這個惡名昭彰，惹來罵聲一片的經典例子之外，我也曾在其它一些地區親眼見過本來只該在國際級都會出現的玻璃幕牆大樓，立在一堆狹小的三層樓房之間的廣場上，周邊還有農民趕著驢車，十分不協調，而這座建築物，當然是某縣政府大樓。

面對這等情況，我們常常指責部分地方官員浪費公款，沒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用在最該用的地方上，卻很少去談一座政府辦公樓應該建成什麼模樣。其實官方建築物的形式材質的確應該和它的權力構成一種表現和被表現的關係，就像體量龐大的故宮表現了無上的皇權一樣。問題是在暢導民主與法制的今天，在所有政府都會強調自己的權力來自人民，施政過程要透明公開的這個時代，政府建築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

傳統的政府辦公樓總喜歡把主要的大門入口設在一個高高的平台上，再以一段長長的寬大階梯連接路面。這種設計引起的效果是進入建築物的市民首先要仰視正門，然後再朝聖般地拾階而上，讓你還沒進門，就先產生一種官威難測的感覺。但若看看近幾十年來歐美新建的政府建築，你就會發現這種入口設計已經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寬闊的地面大堂，使百姓可以從路面方便地直走進去，甚至把那個大堂當成可坐可游的公共空間。這種構思體現的是政府與人民平起平坐，政府建築屬於全體公民的意識。

必成新世紀經典的德國國會大樓改造工程，是大師諾曼‧福斯特的手筆。他在原有的古典主義建築上開了一個天井，再加建一個能夠登上去的玻璃圓頂，讓國民和遊客可以在上頭居高臨下地觀察國會開會的情況。其用意之一是要透明地展現國會議員的工作，以示議員權力來自人民，因此要向公眾負責；其二是彰顯出人民在上，議員和內閣在下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人不可以貌相，但一個政府對自己權力性質的理解，有時卻可以從它的建築看得出來。

梁文道：Jim Crow

【都市日報-兵器譜】被譽為美國民權運動之母的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上週去世了，她的遺體在本週一還被特別奉進華盛頓國會大樓的圓形大廳，這可是只有林肯和羅斯福等前總統才有資格得享的榮譽。

帕克斯當年拒絕讓座給白人，掀起了以馬丁路德金為領袖的非美籍民權運動的經歷，已成傳奇。它不只上過銀幕，更被載入美國的教科書，是所有學生必讀的故事，香港人最近在報上也該看過不少有關報道。

但是，如果你看過的是英文報紙，應該會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不斷出現，卻可能不知何解，那就是Jim Crow。所謂Jim Crow，指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法律一科體制。話說南北戰爭結束之後，黑奴是解放了，但戰敗的南方各州仍然非常不滿，想在黑白平等的新時代繼續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於是他們設計出一套很好聽的說法，就是「黑白的確平等，但應該順從他們的差異而彼此隔離」。例如大家都有上學的權利，又不過白人小孩應該上白人的專屬學校，黑人就上黑人的小學。

帕克斯反對的那種巴士後排留給黑人，前排給白人的做法也是這種隔離原則的體現。這種隔離法律就叫做Jim Crow，與南非實施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如出一轍。但Jim Crow還不只是明文法，它也是一整套的生活習慣。例如黑人男子永遠不應該和白人女士握手，這就可以防止雙方太過親密，而當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初次見面的時候，引介人就要先把黑人的名字介紹給白人，然後再對那名黑人間接地點出白人的名字，比方說：「杜克，正在和你說話的是史密夫先生」，絕不能正常地把白人姓名也介紹給黑人。深層意義一是要抬高白人的地位，二則出自於對混合甚至混血的恐懼。因為白人的血統和族性太高尚了，不能輕易混雜；萬一不慎發生了白人婦誕下混血兒的情況，那就是整個人類的悲劇，會拖慢了白人帶領大家進化的步伐。為甚麼這種體制叫做Jim Crow呢？那是因為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南方很流行一種歌舞鬧劇，表演者全是白人，但都塗黑了臉扮黑人，再以愚蠢的動作腔調恥笑黑人。這種戲最常出現的角色叫Jim Crow，一個衣衫襤褸行為特別滑稽的小丑。所以Jim Crow是白人想像中的黑人形像，也是為了要維持這種形像而奠立的社會規範。

梁文道：政府總部

【都市日報-兵器譜】官府應該比民居大，這是中國的傳統智慧，更是王朝時期權力崇拜的思想遺緒。所以清朝尺度最龐大的建築群就是紫禁城，因為那是一切權力的終極來源，天子皇帝居住辦公的地方。只是沒想到時至今日，明明已經到了老百姓當家作主的年代了，我們仍然擺脫不了這種要在建築物上體現政府權威的習性，神州大地一片高聳雄偉的政府辦公大樓。

前一陣子重慶有鎮級政府雖處身貧困地區，財政連年虧損，但還是投下巨資蓋了一座小天安門，就是這種權力崇拜的體現。其實除了這個惡名昭彰，惹來罵聲一片的經典例子之外，我也曾在其它一些地區親眼見過本來只該在國際級都會出現的玻璃幕牆大樓，樹在一堆狹小的三層樓房之間的廣場上，週邊還有農民趕著驢車，十分不協調。而這座建築物，當然是個縣政府大樓。我們面對這等情況，常常指責部分地方官員浪費公帑，沒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用在最該用的地方上，但是大家很少去談一座政府辦公樓該蓋成甚麼模樣，其實官方建築物的形式材質的確應該和它的權力構成一種表現和被表現的關係，就像體量龐大的故宮表現了無上的皇權一樣。問題是在民主成為潮流的今天，在所有政府都會強調自己的權力來自人民，施政過程要透明公開的這個時代，政府建築應該是甚麼樣子呢？

傳統的政府辦公樓總喜歡把主要的大門入口設在一個高高的平台上，再以一段長長的寬大階梯連接路面。這種設計引起的效果是進入建築物的巿民首先要仰視正門，然後再朝聖般地拾級而上，讓你還沒進門，就先生起一種官威難測的感受。但若看看近幾十年來歐美新建的政府建築，你就會發現這種入口設計已經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寬闊的地面大堂，使百姓可以從路面方便地直走進去，甚至把那個大堂當成可坐可遊的公共空間。這一種構思體現的是政府與人民平起平坐，政府建築屬於全體公民的意識。必成經典的德國國會大樓是大師諾曼．福斯特(Normon Foster)的手筆。他在原有的古典主義建築上開了一個天井，再加建一個能夠登上去的玻璃原頂，讓國民和遊客可以在上頭居高臨下地觀察國會門開會的情況。其用意之一是要透明地展現國會議員的工作，以示議員權力來自人民，因此要向公眾負責；其二是彰顯出人民在上，議員和內閣帶在下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知將來的特區總部又會建成何等模樣呢？

梁文道：民主社會需要一個怎樣的港台

【明報-筆陣】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香港必將邁向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目標，也幾乎沒有人會否定香港的民主條件是需要建設和保障的。然而這麼多年以來，什麼叫做民主的條件，怎麼衡量那些條件的成熟與否，卻始終沒有太多人深入地去認真探討。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政改方案的時候，香港電台舉辦了第一次公眾諮詢大會，港台的編輯獨立性再次成為爭論焦點。政改與港台的獨立性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大有關係，這裏牽涉到的正是民主的條件問題。

為什麼報紙和雜誌等印刷品可以享受郵寄的優惠？這個國際慣例和傳統是從哪裏來的呢？其實這要追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的美國政壇曾經對民主和郵政服務的關係有熱切的討論。在那個沒有電訊傳播技術的年代，郵寄就是跨地域溝通的唯一方式，而報紙與雜誌則是報道新聞與表達意見的唯一大眾媒體。要實施有力且健全的民主政治，完整的新聞和公民間各種意見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美國不只在短短數十年間大力提高了人均享有郵局的比例，讓每一個美國人都能盡量平均地盡速地得到郵寄品，同時還給了報紙和「報道藝術、科學與其他一切有利於人類知識成長」的雜誌特別的郵寄優惠。這種優惠擴展到包括商品廣告和目錄等一切印刷品，是多年之後的事了。到了1917年，蘇聯政權成立，它在其他國家大力發展橫向的電訊基建時，卻力於鋪設無線電廣播網和公眾空間的揚聲器，目的自然是為了能夠把中央的聲音由上往下統一地發放到全國各個角落。所以蘇聯的電話及程度要比歐洲其他地區慢了好幾步。

舉這兩個例子，為的是說明政府與傳播溝通的關係，早年的美國政府資助報章雜誌的郵寄是為了使它的政體更成熟，蘇聯大舉鋪設喇叭和廣播發射站也是為其政體服務。在這兩個例子裏面，溝通與傳播都是一種促進政體類型的條件。哪一種更能有利於民主，看來就不用我多說了。

今天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用那麼多的公帑去支持它呢？特別是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盛行，所有公共服務最好全都私營化，因此全球各地公營廣播機構相繼衰落的時代？其實徐四民在港台那場諮詢大會裏的發言正好無意中點出了要害，他說所有的傳媒都有老闆，哪有傳媒機構可以不聽老闆的話呢？並以他自己的《鏡報》為例，強調《鏡報》一定要跟他的意思走。誠然，所有的傳媒都有老闆，但傳媒機構是否一定就要滿足老闆呢？恐怕未必。家族企業《華盛頓郵報》有個媒體評論專欄，裏面不時有尖銳批評自己母公司違背了新聞原則的文章，但老闆們明白這種批判精神正是自己希望自己的報紙擁有的特質，也只好沮喪地接受。《鏡報》和《華郵》比起來，哪一份更有公信力？哪一份更有影響力？也是不用我贅言的。

新聞業一向標榜獨立，所謂的「獨立」包括的就是《華郵》這種編輯獨立，股東不輕言介入內容編採的方向，編輯敢於向老闆說不。可惜近年來的商業化浪潮已經嚴重挫折了這種獨立精神，廣告部和營業部門對報刊內容享有愈來愈大的發言權，媒體老闆也愈來愈把媒體當成個人的玩具。如今的新聞自由已經變成幾個老闆的自由了。不獨香港如是，即使是一些享負盛名的國際傳媒機構也有同樣的趨勢；再加上媒體行業之間的併購規模愈來愈大，現在幾乎幾個財團就控制了全球一半的媒體行業。

在這種情底下，很多不利於大財團和政府的意見不見了，關乎公眾利益但沒有商業價值的新聞被邊緣化了，一些邊緣社群和被壓迫人民的聲音消失了，不合主流傳媒意識形態框框的看法則被妖魔化了。這是一種適合民主發展的媒體環境嗎？當然不。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編採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的仰賴，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我們應該期盼為了一個更民主的社會，要有一個公共傳媒能夠把所有公民應該知道，合乎公共利益的消息揭露出來；提供一個平台讓各種意見交流撞擊，尤其是那些商業媒體不去呈現的非主流聲音；替公民裝備必要的知識，然後刺激起關乎整個社會走向的重大辯論。

那麼，現在的港台達到了這些期望嗎？很可惜，沒有。這麼多年以來，所有關於港台的辯論都粗糙地呈現為兩極對立，凡是支持它的就是支持言論自由，凡是反對它的就是反對言論自由。而它是否仍然享有充分編輯自由，享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標杆就是看它還敢不敢罵政府；敢罵就是自主，不敢罵就是不自主；罵得多就是自由，罵得少就是不自由了。然而，在這些辯論底下被掩蓋的是港台機構文化的老化和官僚，被這些辯論扭曲的是它不只沒有挑戰商業媒體的主流價值，反而與之亦步亦趨的傾向。

今天的港台不只不去刺激起重要的公眾辯論，反而盡量避免爭論。以前年的「斌仔事件」為例，本來這件事除了可以喚醒大家注意癱瘓病人的處境外，還可以帶起香港社會一直迴避的安樂死議題。但是在港台熟練的DJ文化處理下，整件事又變成了一項群星獻愛心式的眽眽溫情大展演。近日其他大家應該關注的道德議題和社會事件，如應否推出反性傾向歧視法和世貿會議正反兩面的問題上，港台同樣輕輕地放過一邊。

所以如此，是因為港台被人罵怕了。它和所有其他傳媒機構最大的不同是當其他人樂於引起注意，甚至不惜以各種手法「博出位」的時候，它則反其道而行，盡其可能地避開爭議。當所有傳媒都在不顧風險追求創新的時候，港台最大的原則似乎就是不要犯錯；而不犯錯的意思就是不要收到聽眾來信教訓主持人，不要在報上看到說它不公平的文章。簡單地說，就是要保險。當然，許多港台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公務員這個條件，也有助於造成這種傾向。

因此，港台的許多節目許多活動不只不去質疑主流商業文化，不去突出平常被壓抑的邊緣文化，反倒複製了香港主流商業文化的價值。且以近年備受爭論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為例，以一家公營廣播機構的身分，它能不能在肯定最受市場歡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時，也設立獎項去表揚香港的古典樂手、傳統戲曲和現代音樂作曲家，而不是把它們都推到真正小眾的第四台呢？平情而論，在鼓勵新進原創音樂的成就上，連以商業為名的商業電台都要比它大。光看這一年一度的流行樂壇「盛事」，你實在分不出港台與無電視的分別。再說「十本好書」的評選，雖是其他傳媒不屑為之的文化活動，但它又為什麼不好好利用資源去做一個認認真真的年度書獎，鼓勵華文世界的優秀作者與出版社呢？港台只是十年如一日地繼續依賴香港的主流「名人文化」心態，拼湊出一份名人書單，這是BBC等港台嚮往的公共傳媒會做的事嗎？

說到底，港台實在太需要名人們的支持了。因為身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它不能依靠商業指標去判斷自己的表現，它得靠口碑。而所謂口碑，在香港指的無非就是一批有地盤有影響力的名人的意見。每當港台遇到風波，它就可以靠平日厚植的名人關係在專欄上發言力挺。長此以往，一個本來應該以發掘香港社會新生力量，介紹商業媒體忽視的另類觀點為己任的公營傳媒，又怎能不變成另一把主流價值的傳聲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