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們還能相信誰？（香港政治的信任危機‧二之一）

【明報-港聞】雞年 伊始，許多人都會預測今年香港政局的走向。不能免俗，我也姑且漫談一番。但是雖說漫談，盡量還是圍繞同一個核心，那就是「信任」。從種種象看來，今年的香港社會恐怕不會像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所說的那麼「和諧穩定」。雖然身為民調專家的劉先生認為，目前港人的普遍情緒是尋求穩定，少點爭端；但想穩定是一回事，能不能穩定卻是另一回事。關鍵就在「信任」二字。

先得聲明，所謂「和諧」、「穩定」這些字眼，並非什麼完全美善人人欲求的良好價值，更非中性中立的形容詞；與此相對的「爭論」也不一定是壞事。在某個程度上，我贊成當代政治哲學家慕非(ChantalMouffe)的說法。理想的民主是一種「agonisticpluralism」(權宜譯作「抗衡的多元主義」)，充滿了不可化解的立場衝突。但是香港政局目前面對的「不和諧」與「不穩定」確實造成了很大問題，因為那是一種嚴重欠缺信任的局面，使得各種立場甚至沒有清楚表達的機會。

信任這個概念，是在最近10年才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界(尤其是政治學家)關心的一個課題，因為傳統民主社會看來根本不需要信任。三權分立、政府換屆、人民監督和獨立自由的傳媒，這種種民主政治的基本設計就是建立在不信任之上的，不信任有人竟然毫無私心，不信任權力不會腐化，不信任人人可成聖賢。只要政府能換屆執政，只要權力被分割成互相制衡的幾股力量，只要人民可以透過公開的渠道監察政府，只要百姓可以把他們不滿意的執政者趕下台，我們就用不信任政治家。一個社會的政壇人物愈是要仰賴百姓的信任才能成功推行他的政策，就說明這個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是有限。大家對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時的名言：「你信局長啦」，應該還有很深的印象吧。

現在香港的主要爭論幾乎都可以用信任問題去理解。例如西九文娛藝術區的規劃和數碼港事件，說穿了就是政府一方猛叫大家相信他們的良好意願，另一方則無論如何不相信裏頭沒有「官商勾結」。不過，現在我們認識到，即使在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信任危機一樣會造成很壞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開始關心信任這個課題的原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欠缺了對政府和從政者的信任，結果可能不是百姓們團結起來加把勁盯住他們，而是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然後變得對政治更淡漠更不關心。最後政治就真的成了沒人會感興趣的小圈子裏利益交換的遊戲了。

德國政治學家歐非(ClausOffe)提出過很精到的觀察：政治精英「通常利用以個性為中心的戲劇性的媒介運動，彌補信任建立的結構不足，以贏取信任，同時削弱對手的可信性。所有對西方民主國家裏信任政治精英的進展情的調查結果一致證明，這些策略適得其反。它們沒有產生積極效果，因為每個競爭的精英，都試圖為自己贏得信任而散佈對對手的不信任，其結果可能總計為零」。套在香港的情，就是在本來以嚴肅揭露事實為己任的媒體推波助瀾底下，不同的政治人物互相散佈小道消息，競相抹黑，使得香港變成滿街都是「政客」，但偏偏沒有一個政治家的地方。抹黑戰術就是利用現代大眾媒介喜歡刺激故事的特性，謀殺政治對手的人格。看來雞年的香港，這種抹黑戰術仍會層出不窮，最後就會使得香港人不是對任何一個或任何一方政治精英喪失信心，而是對整個政界失去信心。目前港人那種所謂「少點爭論、多點和諧」的期盼，不止是對這類戰術的厭倦，也可能是對所有政界人物感到厭倦的警號。

雖說民主似乎不需要信任，但一般民主政治裏還是有仰賴信任的時候。我們先來看看在政治裏面什麼叫做信任，什麼構成了信任存在的條件。所謂信任執政者或政治人物，指的無非就是我們相信他，因為他的一切行動都包含了對我的利益的考慮。之所以如此，乃由於他的利益隱含了我的利益。簡單地說，從政者與我的利益一致時，我就信任他。民主選舉就是構成這種信任的條件。從政者的最大利益，就是取得執政議政的權力，或者繼續保有這種權力。選舉理論上可以確保他要滿足我們投票者的利益，而且必須在從政過程中，證明沒有辜負我委託利益予他的信任。這種關係的重要性，在於信任一個人是有風險的，因為信任意味把一些決定我利益的權力交了給他，他就掌握了使我受到傷害的能力。所以，民主政治又要確保這種傷害和風險被壓縮到最小範圍之內。

香港政局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明確的制度保障行政班子會代表我們的利益，但卻同時有使我們受到傷害的可能。換句話講，香港百姓和執政者之間，沒有制度性的條件去維持信任關係。我們無從辨明執政者到底是與我的利益一致，為我的利益服務；還是為了與他比較熟悉，甚至會對他的前途(不論他以後是繼續從政還是轉而經商)有更大影響力的一撮人而賣命。民主選舉不一定能消除這種信任危機，普及選舉之外也可能還有其他制度能夠使信任存在，但是香港執政班子和普羅百姓之間，則根本沒有任何清楚的信任條件。試問在這種環境底下，執政者對大家說要信任政府，怎麼能不是一句空話呢？再加上前面講的重重抹黑和互相攻訐，香港市民對從政者本就脆弱的信任關係，又怎麼樣才不會徹底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