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像上帝一樣地規劃香港

【明報-筆陣】西九龍，有人就會要大家不要太政治化，只談「官商勾結」不理文化；說到數碼港，也有人叫大家不要太政治化，只談「官商勾結」而不理數碼資訊科技。如果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和數碼港連起來看呢？除了「官商勾結」之外，這兩個區域的規劃可還有任何共通之處嗎？有的，那就是數碼港並沒有多少高科技，西九文娛藝術區也沒有多少文化。之所以如此，乃因為政府在規劃這些區域的時候，並沒有相應的完整政策，故此今日大家一談起這兩項計劃，就只能想到地產項目，想到「官商勾結」。落得這個下場，政府其實怨不了任何人，只能怪自己行事草率，制訂政策過程不科學不透明。

工商及科技事務局長曾俊華上周接連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到美國矽谷的發展經過了20年才有理想的成績，所以大家不該這麼快就對數碼港蓋棺定論。於是立刻有論者回應，矽谷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非政府主動規劃所致，二者不可相提並論。矽谷的確不是政府有意識計劃的產物，但是我們首先要注意到政府因素確實在矽谷興起的過程中起了作用。當年麻薩諸塞州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地區基業早成，又貼近哈佛和麻省理工等頂尖科研重鎮，為何最後會敗給史丹福大學工學院支持的矽谷，原因之一就是和麻省不同，加州的僱傭條例並不禁止員工在離職之後立刻加入競爭的同業機構工作，跳槽的頻繁，促成知識的流通和技術革新速度的增快，這是當時重保障公司短期利益的麻省做不到的事。

矽谷的興盛，使得很多國家都想利用政府行為主動出擊，複製出另一個高科技工業園區。其中最成功的典範就是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經過20年來的發展，它使得台灣在資訊產業上達到了執世界牛耳的地步。台灣政府一開始就訂立了明確的法例(《科學園區設立管理條例》)，努力構想並有效地提供高科技產業發展上重要的「共同生產要素」(commonproductionfactors)，例如低廉的地租、租稅減免、低利息的創業貸款、研究及發展的資金補助，和台灣工研院、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等科研機構提供的技術支援等等。事實證明，只要政策制訂得法，施行過程合理，政府主導的高科工業園區是可以成功的。

回看數碼港，特區政府在規劃它的時候想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呢？曾司長在文章裏提到「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彷彿數碼港的規劃早有支持，是政府胸有成竹的資訊科技政策大計的一部分似的。事實真是如此嗎？當然不。1998年首先公布的「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根本沒有提過任何有關數碼港的構想，只有現在位處中文大學附近的「香港科技園」罷了。但是到了2001年的「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報告裏面，數碼港就儼然成了「數碼21」順利執行足以驕人的成果。這中間兩年發生了什麼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盈科拓展集團」向政府拋出公私合營，以售樓收益補貼建設的數碼港計劃了。

如果不論政府吸納民間意見重訂政策的神速，光看數碼港的內容，它又提供了什麼「共同生產要素」，使得高科資訊產業非來此不可？而且形成「群聚效應」，甚至產業本身的「樹狀結構」呢？首先是一座有戲院的商場、酒店和住宅，其次是無線區域網絡和衛星電視共同天線系統等「基礎設施」，然後是可以製作3D影像的數碼媒體中心等「資訊科技大道」。

住宅、商場和酒店是很多高科工業園區的必要項目，目的是讓區內員工足不出園就可享受高質素的生活，但前提是這些園區都遠離繁華鬧市。反觀香港彈丸之地，不只不需要這等設施；若真有區內員工住在貝沙灣反而只會與世隔絕，失卻了現代資訊產業發達都會最珍視的實在生活感和靈感泉源。至於「無線網絡」等「基礎設施」更是很多現代高智能商業大樓必備之物，不足掛齒，現在竟也成了數碼港的賣點。難怪有些本來打算搬進數碼港的機構也選擇租用更接近市區的「太古坊」等地。那個「數碼媒體中心」固然可以協助本身財力不足、無力自行購置大型設備的小型數碼娛樂製作公司，但它的存在正好突顯了數碼港本身的定位問題。這到底是一個以發展新創辦的小型企業為目的的園區，還是以吸引國際大型資訊產業設立地區總部為目的之超級商業樓群呢？若是前者，政府有沒有相應的資金補助？若是後者，政府又何須主動投入物業市場「與民爭利」呢？

無論如何，現在的數碼港成了一個設備先進的大型商住計劃，已是人盡可見的事實了。以提供結婚攝影和婚紗租售知名的「芝柏」也搬進了數碼港，理由是它「風景優美」。該公司還宣稱數碼港可以打造成「東南亞的結婚中心」。正當曾俊華司長苦心孤詣地撰文解說數碼港有多成功，舌戰群雄之際，數碼港的行政總裁楊偉雄就對記者解釋，為何強調租戶的高科含量很挑剔的他們會讓「芝柏」加入：「因為他們採用的數碼攝影技術可以讓市民享受科技帶來的樂趣」！而且他們還在研究要在區內興建教堂以配合「東南亞結婚中心」的打造(見《香港經濟日報》1月27日)。楊偉雄最後堅持數碼港是成功的，「起碼不是蝕本生意」。比較起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和新加坡的裕隆高科工業園，數碼港最成功的地方原來是它沒讓政府賠本。

眼下西九文娛藝術區正在重蹈數碼港覆轍，在還沒有一套嚴整的研究和長遠的政策配合底下，就急於上馬，硬件先行。隨手舉個例子，西九文娛區的4座

博物館按政府規定要有7萬5000平方呎，為什麼？原來是經當局計算，香港人均博物館面積還欠7萬5000呎才算理想，而非按博物館本身性質需要出發。試想，一座當代藝術博館和一座筷子博物館的面積怎可能一樣呢？如此可怕的外行領導內行，如此荒謬的規劃理據，就是主導數碼港和西九的政府邏輯了。依政府的邏輯思考，香港簡直可以成為所有事業的中心。我們不需要任何研究任何政策，只要拿塊地出來，命名它做「數碼港」，它就自然成了數碼科技中心；命名它做「中藥港」，它就會是世界中醫藥中心。似乎只要有地，加上一個好名字，世界各大產業都會被成功游說到位。神說有光，於是有光，大概就是這般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