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

梁文道:數字殺人(指標二之一)

【蘋果日報】年輕的時候讀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十分喜歡他見微知著的史家眼光。雖然後來也開始懷疑他那些從細節處導出來的大命題(或者反過來說,那些套在史實細節上的宏觀概念)是否站得住腳;可是他好些膾炙人口的說法,卻還是叫人難以忘懷,久久放在心上琢磨,比如說「數目字管理」。

在他看來,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大難題就是不能掌握社會經濟甚至軍事上的實際情況,無法做到精確的數字管理,往往只能由上而下地架設一套理想的模型,然後荒謬地要整個國家削足適履地套進那個空想出來的模子裏去。但我一直在想,假如確有這種情況,那是真的因為如他所言,是傳統意識形態太過僵化,是國家機器的能力不夠,還是別有一些其他動力使得政府各層對現實視而不見呢?

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例,解放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數目字管理的極端反例,那便是死亡人數超過七十萬的「鎮反運動」了。當時的共產黨政權剛剛站穩陣腳。很擔心各地還埋藏了不少心懷異志的「反革命份子」,所以決定要好好地鎮壓他們一下。而鎮壓手段裏頭最殘酷的一種,自然就是殺掉他們,問題是怎樣尋找和鑑別那些埋藏起來的反革命份子?他們的人數共有多少?又該如何判定他們的「罪行」是否到了該殺的地步呢?毛澤東給下頭的指示是要「大殺幾批」,於是下面的人就在這麼含混的狀態底下去找人來殺了。不只如此,毛澤東還為此定下數字:「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所謂「情形」,並非查出來的「反革命份子」的具體人數,而是他一拍腦門想出來的情形。針對上海這種「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老巢,他就要求「六百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三千人」;「國民黨腐朽政權」的首都南京有五十萬人,就應該殺不止兩百人。

有些地方的幹部無法完成這些指標,因為他們真的沒法找到這麼多的「反革命份子」,結果遭到斥罵。另一些地方的幹部為了讓上頭滿意,「大力推進革命事業」,結果超額達標,殺了的人比中央原訂數字還高。

讓上頭滿意,或許就是中國官僚政治裏頭最能阻礙「數目字管理」的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