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這頓大餐吃不消

【飲食男女】很有可能是我的錯覺，但我真的感到「聖誕大餐」這四個字在香港已經漸漸少有人用了，尤其在比較高檔的場合。過去幾年，我聽到的常是「平安夜晚餐去邊度食」，或者「今年聖誕食啲乜」。小時候常常在街上看見的「聖誕大餐」似乎只留存於快餐店和茶餐廳，自恃身份較高的地方都不再愛以「大餐」做招徠。說來也是，對少部分有消費能力的人而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高興只要有胃口，哪一天不能吃全套十道菜的大餐呢？他們現在唯一要擔心的，是吃得太好，吃出了毛病。

從前，大餐是一種渴望。無論是中國人的農曆新年，還是西方人的聖誕（聖誕這天原是古羅馬人祭拜太陽神的日子，一樣蘊含了豐收過後休養生息的意思），我們都在期盼一頓過於飽足，因此也遠遠超出消化能力所及的盛宴。這股渴望的重點還不在於食物的質量，而在於其數量所激發的想像；因為它的過度，我們才能聯想到「有餘」、「不盡」乃至於無限。農耕社會太需要這樣的安慰了，因為匱乏與飢餓是恆常的威脅，天地不仁，世事無常，誰都不敢確定明年的莊稼是否一定收得到。這也就是為甚麼農耕社會要比遊獵部落更容易發生戰爭的原因。在那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看來，既無恆產，也就沒甚麼是值得捍衞的了；反倒是農耕村落，一天到晚擔驚受怕，深恐花了莫大氣力去維護照看的農畜會被人掠奪搶佔。無論如何，我們是回不去的了。我老說採集遊獵的好處，也不意味着我很渴盼先祖的生活。可是，人類的身體卻始終頑固地留在過去，不管我們活得有多現代，基本卻還是石器時代的基因，跟不上文明演化的步伐。

最近讀到生物學家韋爾斯（Spencer Wells）的《潘朵拉的種子》（Pandora's Seed），裏面講了許多人類進入農耕時代的後遺症，其中特別有趣的一點，是某些現代慢性病出現的原因原來也和改遊獵為農耕相關。比如說糖尿病，韋爾斯引述另一位研究人類基因的專家說：「目前所謂的疾病是由環境所造成的。如果說你的基因原本是在物質匱乏的艱苦環境下開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貯存所有進入體內的養分，那麼當人類社會轉變成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型態，養分供應變得充足，那麼那些對養分貯存不太在意的人，將會受到（疾病）青睞。」倒不是說採集者和獵人一定比農民吃得糟，而是兩者的食物基本不同。在農耕社會裏面，糖和澱粉佔去食物比例的一半以上；可是人類的基因仍然保有舊石器時代的特色，根本用不着這麼多的糖與澱粉，吃得多也就是多餘了。假如我們仍然每日種地，大量勞動，這些熱量倒還消耗得掉；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不動了。

最好的例子是太平洋上的薩摩亞人，這個群島的居民以兩樣事情聞名，一是盛產橫綱級別的相撲高手，二是糖尿病病發率舉世最高。想想他們的先人，有本事在太平洋的巨浪中划着小舟四處打漁遷徙。在那種情況下，惟獨擁有節約型基因，能夠以極低熱量消耗率去劇烈運動的人才能贏得天擇的優勢。再看看他們的現況，日日大嚼午餐肉罐頭（Spam），過着美國人的飲食生活，以其基因之優秀，能不吃出糖尿病嗎？我們出門以車代步，在家享受冷暖空調，甚至可以隨意享用祖先們想像不到的「大餐」，只不過這副身體太過古老，無福消受這所謂的大餐。

搜狐訪問梁文道

梁文道：循大势，反大溜

問：學校教育階段的經歷對你有什麼影響？

梁文道：我上學時感覺被教育體制壓制得很厲害。上中學時我常想一個問題，小學到高中，我們12年在念的那些課本為什麼都那麼笨、那麼傻？如果說十幾歲的年紀是最好的學習時間，我為什麼要用最好的時間來讀這麼傻的東西？所以我決定不再看那些書，只看自己找來的——比如我崇拜的司馬遷，或者是世界文學名著。

問：你成長過程中的哪一段經歷對你創異思想體系的形成影響特別大？

梁文道：坦白講，我不覺得自己有太了不起的創異。因為創異不是什麼靈光一閃很神秘的東西，創異可能是整個心智過程的表現。在我看來，「創異」就是問問題，要懂得發問，在人家不覺得有問題的地方，你要能問出東西。

問：請詳細解釋一下——「創異」就是問問題？

梁文道：前幾年我在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書，教的是文化跟美學方面的東西。我的學生都是學設計的，將來要當設計師或美術老師。我們在聊天的時候常常談到：什麼叫好設計？我們總是從根本的問題開始問。比如要設計一個杯子，首先要問到底什麼叫杯子？有同學說杯子就是用來盛液體、讓我們喝東西的一種容器。那我們就繼續問下去：如果是這樣的話，杯子跟碗有什麼分別？為什麼有同樣的功能，還要把杯跟碗分開？在我看來，創異必然跟這種「疑問」相關。我記得我很早便擁有了這種能力。小學二年級時，老師講動物跟植物的不同，他說動物是動的，植物不會動。我就問老師，植物也會開花，也會從土裡鑽出來，難道這不叫動嗎？

問：你曾對香港年輕一代視野變得狹小、缺乏嘗試感到憂慮。現在內地的年輕人也差不多，每天上網接觸無數的無用資訊。你說你也被這些資訊和經驗污染過。那他們要是想達到你的創異狀態，需要哪些營養？從哪裡可以汲取？

梁文道：我真不知道。我覺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功課。我很難直接把自己的經驗——覺得完全沒有錯誤、沒有問題的——交給下一代。為什麼？我們那一代人小時候都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整個世界跟現在很不一樣。所以我真不知道有什麼有價值、沒有異議的經驗可以給他們。至於你說到什麼地方可以汲取營養，我真的不敢講。我能夠給他們的是一個中年人會有的想法，希望那些想法對他們有點刺激，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東西就必然是對的。

問：那就談談你自己，除了看書以外，你的見識都是從哪來的？

梁文道：我參加很多活動，常常去劇場看表演，常去逛書店，聽音樂，看電影。但更重要的是我常花很多時間一個人呆著，比如說坐在河邊看水。小時候我會看螞蟻搬家，或者看昆蟲，或者看花，或者看山，一看就是一下午，然後胡思亂想。其實看書也是一個自己跟自己待著的過程，我覺得「一個人待著」這一點挺重要。一個人待著的時候，就會想到很多事情，容易把事情想得深一些。如果我總在跟人聊天，總在跟人溝通，總在跟人分享，大腦會一直處在一個很淺層的狀態，所以我很珍惜一個人待著的時間。

創異：反對引導，反對必然

問：內地孩子的教育現狀和成長環境可能比你當年還不如，他們的壓力更大，而且成長的路徑更加單調。以內地的教育環境為背景，如何能把孩子的創造力發揮出來，讓他們儘量健康地成長？

梁文道：鼓勵他們問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對於內地，我感觸最大的就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會遇到家長幫年輕人問問題。比如，梁老師，你能不能告訴我們該怎麼引導年輕人讀書。甚至年輕人自己都會問我，梁老師您覺得我們年輕人有什麼必然要做的，必然要面對的事情？他們被教育好了去尋找一個標準答案。

問：這些不是好問題。

梁文道：第一，這些問題都很大，而且空泛；第二，我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全世界還有沒有別的地方的年輕人會主動向一個中年人尋求引導。年輕人都那麼渴望被引導嗎？我認為年輕人恰恰應該反對引導，反對必然，反對正確。那應該是問問題的年紀，如果對什麼東西都有疑問的話，你怎麼會相信這個世界上有所謂最正確、最絕對、最必然的東西？

問：問題是現在內地的年輕人，滿腦子都被灌輸了讀書、升學、買房買車、他們問問題的能力被壓抑了。

梁文道：二十來歲，或者十幾歲就天天在想要結婚的事兒，真的很怪。要買房買車要結婚，而且認為這是必然要做的事就更奇怪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變得太快了。現在年輕人覺得一定要做的——像買車買房，也不過是這幾年的東西。十年前沒有人覺得你非買車不可，甚至沒人覺得買房是個問題。今天的年輕人如果多問幾個為什麼，就會發現他今天以為必然的東西，並沒有那麼必然。這些必然如此的觀念，是整個社會加在孩子們身上的，而他們又沒有被特別開掘過問問題的能力。於是大家都湧入同一條路，所以壓力才會變得這麼大。

問：這麼說來，中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年輕人，前景會比較暗淡？

梁文道：那倒也不會，中國年輕人這麼多，我不認為他們都不懂問問題，沒有創意。我接觸過一些90後，他們其實很有主見，會對很多主流的事情提出疑問。所以我不是很擔心將來，我不是一個對未來有太多想法的人，我覺得那不太重要。

你說中國將來的創異也好，各方面也好，是樂觀還是悲觀？按照我的推理，應該是悲觀的，但我覺得無所謂。因為我們能做的事兒就是現在我們能做的事情，我把我要做的、應該做的事都做了，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了。我做的很多事情將來會不會有什麼好的影響，那不是我能預料的，不是我能把握的。自己把握不了的東西，就不要想那麼多。先想想能把握的事是不是都做好了，這個比較重要。

文化創意產業的「特殊國情」

問：內地、香港和台灣，在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電影和音樂方面，香港曾創造了華人世界的奇蹟，它處現在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梁文道：香港的整個創意產業，包括電視、電影和音樂在內，從工業規模上講已經處於下降階段。香港已經過了它在電視、音樂、電影上的黃金時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一些希望，恰恰因為它過了黃金時期，已經沒有必然成功的方程式可循，反而讓很多年輕人和老前輩有機會去嘗試各種各樣的新東西，有趣的實驗因此多了。

拿音樂來講，如果香港還是「四大天王」、張國榮、譚詠麟那個年代的話，可能所有人做音樂還是那個做法，像工業生產一樣地去製造流行歌曲。現在正因為香港的流行音樂已經不能稱霸，所以才會出現方大同這樣的音樂人，能夠做很不一樣的東西出來。香港的文化產業從規模和影響力上來說會越來越小，但會變得比較健康，比較有趣。

問：前前後後你在北京也待過很多時間了，感覺這邊文化產業的環境怎麼樣？

梁文道：北京的情況很特別。我常常說1949年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中心是上海。當時全中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出版社都在上海，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申報」也在上海，音樂、電影也是如此。為什麼1949年以後就轉到北京了？因為中國是一個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官方的資源會起決定性作用。在這樣的國家裡面，首都就必然是各種資源、各種權力的集中所在，整個文化創意產業都會往北京跑。這跟當年紐約和巴黎的情況是很類似的。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比較主動，比較強勢的話，那麼它的首都會因為強大的政治壓力而變成最缺乏創意的地方。北京第二個特別的地方，恰恰是因為它是首都，各門各派的政治勢力都在，每個人背後可能都有什麼東西，於是變成大家可以更開放，膽子更大。因為水太深了，反而有了渾水摸魚的空間。

問：你也做電視主持，電視領域的現狀怎麼樣？

梁文道：理論上大陸的電視產業應該會發展得比較好，因為市場很大，資源比較多，擁有更多的實驗機會，投入也比較大，會有一個規模效應在。做電視的話，本來應該很好做。可問題是有很多奇怪的干預，這個干預有時直接來自於政府。今年不就說不準再改編歷史名著嗎？這個命令就很奇怪，什麼法律授權它可以做這樣的規定？

問：還有哪些行業現狀讓你感覺奇怪？

梁文道：中國還有一個獨特的東西，我叫它「後人幹預」。拍「梅蘭芳」你得先讓梅蘭芳的後人高興，拍「秋瑾」，得先讓秋瑾的後人同意。甚至你拍包公，包公老家的後人——不曉得第十幾代了——也要覺得行才行。這太奇怪了，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是這樣，美國把林肯拍了又拍，從來沒有聽說林肯後人出來說怎樣怎樣。

問：那麼文學領域呢？

梁文道：文學評論、學術研究，包括出版、媒體、創作是環環相扣的一個完整系統，但中國在這幾個環節上有點斷鏈子，不能夠完全銜接得上。比如，書評對圖書出版和書籍銷售基本喪失了影響力。北京的文學界，有想法有才華的人很多，但他們的創作受到很大的政治干擾。這種政治干擾有時候是無形的，不一定真審查你什麼，而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無形之中的干擾。

梁文道：見識

【飲食男女】我這位朋友是個斐聲國際的鋼琴家，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跑遍全球四處巡演了（其實他依然很年輕）。又由於熱愛美食美酒，所以也順帶地吃遍全球，後來更乾脆在法國布根地置業，以收近水樓台之效。久而久之，便於鋼琴家的身份之外多得了一個美食家的聲譽，開始在一些內地的飲食雜誌上寫文章。但有一天，他居然告訴我，整個華文世界裏最好的同類刊物其實是香港的《飲食男女》，他甚至專門訂閱，每期寄到他北京家裏。聽了這話，我居然有點小小的得意。雖然這本雜誌的成就與我完全無關，但能在上頭開專欄，怎麼講都叫做與有榮焉嘛。

可問題是中國大眾傳媒上的飲食版面也不算少了，幾本飲食雜誌也做得又大又厚，如何就輪得上小小香港一本周刊當第一呢？《飲食男女》的好話我就不好意思再說了，不如談談內地其他同類刊物的問題吧。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當然是他們的內容做得太像宣傳文案，除去少數幾篇坦白的餐廳批評，往往給人大做廣告的感覺。以中國媒體記者去記者招待會要收錢的慣例看來，編輯混淆自家內容與外來廣告的情況絕對不奇怪。再來便是他們太會寫了，拿着很少的乾貨可以舞弄出萬言散文；比喻、形容甚至寓言，樣樣俱備，最基本的訊息和資料反而不曉得給埋在文中的哪一小段故事裏去了。朋友說他開始佩服《飲食男女》是看它做了一期重慶火鍋的專題，以香港人的身份竟能細緻數其淵源、流派和系統，詳盡但又扼要，勝過內地許多同行文過其質的虛泛。

我最感興趣的是第三點，也就是對中菜之外其他菜種食制的陌生。本來中國改革開放才三十年出頭，比較像樣的外國菜也沒立足多久，媒介中人要是不懂意大利菜的各地分別，完全能夠理解體諒。但是如此一來，在他們評價某些新餐廳新菜式的時候，就會出現餐廳老闆比媒體熟行太多倍的情形，使後者的鼻子完全被前者牽着走。人家說這款生蠔天下第一，那瓶香檳是絕世奇珍，我們可憐的小記者都只好照單全收，不想宣傳也成了宣傳。

好玩的是這些編輯記者還要充內行裝懂，力圖在行文中把二十來歲的自己寫成資深食家，於是那些文字總會出現許多想當然爾的陳辭濫調。這好比讓一群處男合寫一本性愛指南，我們看得見火爆的青年男子荷爾蒙，看得見博覽AV之後的過度幻想後遺症，偏偏就是看不到該怎樣成功套上安全套。不過這種症狀又何止於大陸，更何止於飲食刊物？我便見過一個號稱食家的青年記者走訪近年紅遍全日本的懷石店，然後在他的文章裏宣佈他們最大膽的創新就是第一道菜便上白飯漬物味噌湯，同時暗示自己早已吃盡東西，未嘗見過這麼古怪的創意云云。他大概不知道這不叫創新，而是復古，本格菜懷石的傳統，如今還有好幾家店在堅持着呢。

又有一回，法國某著名手製男鞋老店派人到北京分鋪示範護鞋方式，其中示範了點火上油這一招。一家時尚雜誌居然說這是「法式幽默」，嚇了大家一跳。我關心這個問題，主要是關心所有這類刊物的記者待遇。如果他們的薪水只夠吃快餐，你叫他怎麼寫松露？如果他們平常都只住得起廉價酒店，我怎能信任他對Aman新店的評價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談手錶的，一個月薪不到兩萬的小記者要分析一枚幾十萬元名錶帶上手的感覺，豈不太過勉強？

梁文道：外部勢力

「外部勢力」這個詞我們一點都不陌生，乃至於關於它實在沒什麼可再談了。在這個看起來好像有些隱晦甚至有些客氣的名詞背後，我們大概都曉得它指的其實是誰，那就是我們早年間便已耳熟能詳的「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反華勢力」。不僅如此，許多人還進一步懂得這個名詞的妙用，很快就能導出轉移視線或製造迷霧的推理，頭腦明白得很。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再拿它做文章呢？理由簡單，因為世上並非皆是明白人；而且它還有擴大的傾向，用它的人增加了，其指涉的範圍也變廣了。

俄羅斯杜馬選舉過後，有網民發佈視頻，片段中顯示，投票站的工作人員似有造假舞弊的嫌疑，由此掀起了彼邦近年罕見的示威浪潮，矛頭直指又要回頭再當總統的普京（同時他也是中國民間頒發的「孔子和平獎」的新得主）。負責選舉事宜的機關自然要出來表態，然而這表態既不著重查明真相，也不在於視頻本身的真假，卻在「如果查出有人偽造片段，必將嚴懲相關人等」，似乎早在任何調查之前，已能大致判斷這是偽造的東西。接下來，處在風暴核心的普京也說話了，他說的重點，正是我們都習慣了的「外部勢力」，是外部勢力在挑動這一切。原來外部勢力不單是指「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勢力」，它們還有不死的「反俄」之心。

我馬上細看此間「主流媒體」的報導分析，大致能看到以下幾點：俄羅斯最親西方的政黨不得人心，根本拿不到杜馬入場券；歐盟監察人員也看不出任何舞弊情況；美國這些西方勢力不想面對強人領導的俄羅斯，高調借此抨擊俄羅斯當局；西方媒體自覺配合，故意拿俄羅斯的群眾集會與「阿拉伯之春」相比；即便是反普京的俄羅斯人也不買西方「外部勢力」的賬，叫後者少管人家家裡的事。我覺得這些分析很好地演繹了普京的話，也很相信「亡普京之心不死的反俄勢力」果然猖獗可笑，只是「西方媒體自覺配合」這一點我有少許保留。以我熟讀喬姆斯基的「左派」背景，我曉得西方主流媒體用不著自覺配合。在意識形態構建的共識底下，它們不自覺也會很配合。

問題是就算這一切全都說對了，那兩條片段又怎麼辦？沒錯，它們可能是偽造的，但這種可能並不足以否定正面回應和調查它們的必要呀。好比一場足球賽，被人看到某隊有球員對準自家龍門射球，惹起假球嫌疑。結果該隊東主出來反擊，曆數媒體向來對這支球隊有偏見的往例，痛陳足協打壓他們的內幕，哀嘆己隊一路走來的艱苦，但硬是不解釋球員為何會把球往自家大門踢。

這本是很簡單的邏輯問題，可是泡慣了外部勢力的話語迷霧，還真有人會給弄糊塗。明明人家說的是這棵蘋果樹不漂亮，我們偏要去談它味道很好營養價值很高，種它出來的農民不容易，你說它丑你是什麼用心⋯⋯

離我們更近的例子，是近幾個月發生的某起村民群體事件。起因據說是當地百姓懷疑村官賣地，中飽私囊，賠給村民的錢不夠，商人和官員卻賺了不少。這類村子裡的土地糾紛本來並不稀罕，就算集體鬧事，在當今也不算很有新聞性了。一般而言，高一些級別的政府單位只要派個調查組下去，甚或挪掉一兩個地方百姓最討厭的底層官員，問題也就了結。但不料，當地政府宣稱，在村民行動的背後「有境外勢力推波助瀾」。於是性質就變得很嚴重了，一下子上升到中外之間的敵我鬥爭，不單是上級政府，就連整個國家也被脅持下水。這似乎是近年有關「外部勢力」這類概念的新用法。這個名詞的殺傷力實在太大，堪比核彈。試想一下，任何一個小地方小單位只要公報自己可能受到核打擊，我們都不得不把它提到國家安全最高級別的層次，哪怕它原來只不過是一個村支書被人認為涉及賤賣土地的小問題。

那麼，這類事件是不是真有境外勢力在搞怪呢？這個講法一出現時真嚇人一跳，看記者的採訪報導，在一片方言裡未見有什麼英語單詞，也真看不到有什麼境外勢力插手的痕跡。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最後有人發現某些隔壁村的村民確實跑了過來。原來，境外勢力指的是出現爭端村莊週遭的其他村莊。

梁文道：痛與奢華

【飲食男女】台灣哲學家錢永祥是大家公認的華人世界「動物倫理」研究第一人。二十年前，還在學校唸書的時候，我們幾個師兄弟讀了他翻譯的《動物解放》（作者Peter Singer），深受震動，覺得邏輯上實在找不到再吃肉的理由，自此感到內疚，一直羞愧於自已的人性軟弱。可是錢老師自己也是會吃點肉的，而且他有理論說明。簡要言之，這叫做「量化素食主義」。他最近在香港一場演講裏說：

「或許是因為習慣、天性，或許是因為文化，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完全抗拒肉食。我碰到很多人都說他們想吃素但是又不敢，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堅持不下去。我的答覆很簡單，我們不要把吃素看成是一套絕對倫理，它是相對的。簡單講，一個禮拜吃一天素總比完全不吃好。……我們不要把這種事情看成是想把自已修煉成一個道德聖人，當然有人能做到最好，可我想我們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我去我母親那邊吃飯，她常會做肉給我吃，我想樣吃，我不會跟母親爭辯說不吃肉，你也不應該吃。我覺得我們對於動物造成的傷害是一個量的概念。……我們都知道殺人是錯的，殺一個人是錯的，殺兩個人也是錯的，那我們會不會既然都是錯，我乾脆多殺幾個算了？」

發展一下錢老師這套「量化素食主義」，我們是否也能把這個「量」挪放到動物所承受的痛苦上來計算呢？好比死刑，現代文明世界裏有很多人反對這種以牙還牙的刑罰方式；但若真有國家堅持死刑，我們大概都會主張那必須是痛苦最少的處死方法，任何一個現代人都不太可能喜歡腰斬，看着一個人被活生生砍成兩半之後還在地上爬行慘叫。最近我看到一位作家推介郵輪旅行的妙處，大概是年紀大了，從前很討厭郵輪的我竟然能夠同意他九成的論點。比如說郵輪不用你隔兩天就打包搬酒店，它就像個移動酒店，自動將你送到不同的目的地，有如我們二十年前流行的「歐洲巴士旅行團」，只不過高級舒適得多。但是我很驚訝這位住慣曼谷東方文華和威尼斯Cipriani的豪客竟然認為「可以天天吃龍蝦」也是高級郵輪的誘惑。以其財力，岸上哪一天想吃龍蝦吃不到，要為了能夠每天下午兩尾龍蝦做Canepe而坐船？沒錯，儘管今日最豪華的郵輪也都以美國的養殖貨代替黑海魚子醬，但它們依然標榜龍蝦是緬因鮮運，而且喜歡在航程末段宣佈本次行程「消耗」了多少千磅的龍蝦。坦白講，聽到這種聲明，我不寒而慄，那是因為我知道他們依然習慣活煮龍蝦。

為甚麼廚師一把龍蝦丟進沸水鍋，就得馬上按緊鍋蓋呢？理由是怕牠亂衝亂跳。為甚麼龍蝦在熱水裹泡澡一定要亂衝亂跳，使得鍋身吱嘎亂響？從前他們叫這做「自然神經反應」，可近年愈來愈多的科研團隊使我們瞭解，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龍蝦會痛。這種古老的動物不只能夠活到一百歲，也不只像人一樣會懷子九月，而且還有發達的觸感神經，可以感受痛楚。牠們欠缺的是由於過度疼痛而使自己休克的能力，這種能力本是許多動物保護自己安慰自己的辦法。也就是說，你把一尾龍蝦丟到沸水之後，牠會一直清醒地感到劇痛，直到所有神經系統被完全燙熟為止。當然，那也是鍋子開始平靜的一刻。一段豪華旅程燙死幾千磅龍蝦。我能想像即使在最為風平浪靜的夜晚，那一列大鍋裏的沸水翻騰以及及上千隻生靈的慘烈掙扎，也絕不會驚動到船上的任何一個貴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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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特供

【飲食男女】原來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有「特供」。理論上我猜想得到，但實際上我卻要等到讀過其他國家的實例，才能醒覺這種把好東西專門供獻給領導幹部的制度並非我國所獨有。

著名的美食專欄作家布連森（Anya Von Bremzen）生長在蘇聯時期的莫斯科，從美食角度而言，那本是一段荒寒貧瘠的歲月，人人排隊拿麵包，罐頭往往是平常人家唯一的肉食來源，而且相當難得。這樣的背景，怎能長成她那經驗豐富的味覺素養呢？最近讀到一篇她數年前發表在《紐約客》的小文章，才曉得那是因為她的身份不一般。布連森的媽媽恨透了共產黨那一套意識型態教條，更不喜歡共黨幹部種種講關係走後門的行徑，所以她和自己父親的關係也不太好。布連森的外祖父與自己的女兒不同，是個死硬派黨員，二次大戰期間被史達林派任海軍情報首長，稱得上功在黨國。可她的女兒堅持自食其力，在夜校教英文，一個月賺取六十盧布生活費，勉力支撐母女倆的生活。問題就發生在這個小孫女——布連森身上，她唸幼稚園的時候正是蘇聯人民生活最艱難的時期之一，許多小朋友都因為喝了學校裏用腐肉煮的羅宋湯致病。似乎嫌這還不夠，當時很多老師都想對付人權不斷膨脹的班級，而他們的辦法就是在冬天把窗戶開大些，讓寒風解決掉那些令人頭痛的小孩。小布連森的唯一出路就是入讀專為黨中央高層後裔開辦的幼稚園；然而，這卻違反了布連森媽媽的原則，逼着她向父親低頭，認祖歸宗。

妥協過後，小布連森終於進了那家住校幼稚園，總算免除掉營養不良與肺病的恐懼，讓她媽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可是，母親叮囑小布連森，叫她千萬別張揚自己在學校裏吃了些甚麼，怕她讓自己那一幫異見份子友人難堪，使人以為自己背叛了信念，背叛了自己所屬的那個圈子。那麼小布連森在學校裏頭都吃了些甚麼呢？舉個例子，老師會每日定期向同學宣佈「魚油時間」到了，讓小朋友一人嘗一大匙晶瑩飽滿的「魚油」。以當時的生活水準而言，這「魚油」如果是魚肝油，那就應該很不錯了。沒想到保母餵給孩子吃的居然是一匙的黑海魚子醬！說得也是，魚子醬本來就是俄羅斯名產，讓國家的未來主人翁吃點魚子醬，誰曰不宜？果然，保母每餵一匙，還要補上一句：「為了列寧！為了祖國！」。

可小布連森幼承庭訓，實在受不了好東西，所以總是緊閉雙唇，硬要保母使勁，張開她的小嘴。不只如此，接下來小布連森還發現接下來的每一餐都會嚇壞她的母親，比方說鱘魚排與小牛肉，進口農夫芝士和鱈魚肝醬……。為了抵抗，她常常把這些食物倒進食堂暖氣槽邊的小溝裏，直到所有人都聞到一股臭味為止。最後，她媽媽被叫到學校，遭到校長的教訓：「同志，你的女兒實在不屬於我們的『集體』。」布連森擔心得要死，她恐懼自己被驅逐出校，更恐懼母親會因此喪失工作，甚至遭到更慘的對待。還好，甚麼事都沒發生。布連森自此之後天天在那間被高高的柵欄圍起來，晚上供應上好羽絨被的學校裏頭吃魚子醬，終於成就出一位日後長住美國的美食家。

最近，著名作家章詒和去了東北吉林省的撫松縣，八卦之下，無意中在一堆垃圾中發現一堆酒瓶，上頭赫然印着「撫松縣檢察院特供酒」幾個大字。這真是叫人意外，沒想到中國今天居然連一個小縣城的檢察院也有特供酒了。比起蘇聯當年只許中央領導後裔吃魚子醬，我們在追求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實在走得太遠了。當然，薄熙來的公子薄瓜瓜開的是紅色法拉利，遠非一般平民可以遙望。但我深信那些喝特供酒開特別車的同志一定也會在喝酒開車之前心中默唸「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終有一天，就讓我們中國人人都喝特供，人人都開紅色法拉利。

梁文道：有夢想，但夢想什麼？

我們呼喚年輕人，年輕人也出來了，但這些年輕人也說不出什麼新東西，他唯一標榜的就是他的年輕。

一

許多在中國的外國觀察家有一個簡單的推理：一個國家如果開始了市場經濟，那麼在這個市場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必然會成為民主運動的主力。

這是一個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今天看來已經過時甚至已經破產。它是說一個國家只要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那麼它的政治結構也必然會變得民主，變成所謂「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這麼簡單的歷史觀來看中國，那麼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就會成為下一波政治改革運動的急先鋒。我對這個說法非常懷疑。

我覺得大家忽略了幾個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應就知道，當時很多外國人很驚訝，為什麼這些年輕人——特別是到海外留學的那批——會那麼憤怒，那麼愛國？我一些在外國教書的朋友說，1980年代出來的留學生和現在的完全不一樣，以前的留學生剛出來沒多久，就對中國政府有一大堆批評和懷疑，為什麼現在這代的年輕人反而那麼愛國呢？

事實上今天中國這一代年輕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非常不一樣。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時社會資訊很不流通，物資很匱乏，而當時的中國還在一個從全能型的國家慢慢轉變的階段。在那個時代，要買東西是很困難的，買一個外國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誼商城，還需要外匯券，你要看外國的資訊是很複雜的，聽外國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種政治冒險。那時候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會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這個政權聯繫在一起的，他/她對政府的懷疑、不滿，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對他/她們來講，這是沒有必要的。我為什麼不滿意？你剛剛出了iPhone我有錢我也買得到，什麼外國產品我都有，有錢我買真貨，沒錢我買假貨。

以前看外國電影很困難，張藝謀還在當學生的時候，一幫人湊到友誼賓館，開了一個小房間，幾個香港朋友帶錄像帶上來給他們看，哦，原來這是安東尼奧尼啊。現在我們到街上隨便一個小攤販說不定都有一套安東尼奧尼，我有什麼不自由？你說我言論不自由我天天在網上罵人罵得很快樂啊，那你們幹嘛批評我們？你們外國幹嘛批評我們不自由？

這種自由是一種消費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灣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見過這樣的情緒。我們會把這種買賣的自由、購物的自由當成是一種人權。以前是從消費上的不自由感覺到這個國家的不自由，現在我們在消費上很自由，甚至某種程度言論也很自由，那還有什麼問題？所以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會有上一代年輕人那麼多的憤怒、不滿、懷疑，和批判。而且他/她出生的時候是看到這個國家是在崛起的，看到這個國家在物質生活各個方面越來越好，他/她幹嘛要懷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代的年輕人又很有自信心，這些複雜的年輕的特質，不是西方觀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進中國政治變革的那種人。

可是我仍然覺得他/他們會改變，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對政府會很不屑，覺得你都在騙我，別說謊了,那麼這一代年輕人不會對政府不滿，但是會有一些很切實的要求，比如說我要一個很安全很舒適的生活環境，一些很具體的權利，而這些具體的權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難拒絕的，比如我要喝沒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夠說不行嗎？而他/她們做這些要求的時候，組織方式，訴求的方式，都會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穩重，更理性，更紮實。我覺得不能忽略這樣的一些要求，這樣的一種心態會帶來的改變，未必是西方的中國觀察家所想像的期望的那種變，但那是另一種改變。

二

台灣、香港的70後、80後年輕人，會比較像日本的70後、80後，那是因為大家的社會節奏或者發展的階段比較接近，跟大陸是不一樣的。在那種狀況底下，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下流志向」。什麼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說一個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錢賺得越來越多，我希望生活越來越好，要有志氣，可是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人的志氣是往下的。就是說，我不想讀書讀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來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業。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前面一半坐在那裡乖乖的聽老師講，後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裡面散步，聊天，老師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學生的英語比之前退步很多，現在所達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覺得台灣和香港也是同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香港有一個出版社，我要負責面試一些人，一些年輕人，我問過他/她們：你有什麼嗜好？他們會說：「睡覺」。 Ok，那我說，你平時的休閒是什麼？ 「睡覺」。啊？就「睡覺」啊，「睡覺」怎麼能成為嗜好呢？對於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的，「那你要來我出版社工作，平時看些什麼書?」「我不喜歡看書。」「可是我們是要出版書的。」他說：「那我出書就好，出書不一定就要看書，我出書是要給別人看。」

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裡？前十年、二十年，年輕人可能會說謊，他/她可能不大愛看書，但是他/她可能會說：我最喜歡《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紅樓夢》，等等。但現在的年輕人是不騙你的，很坦白：「我不看書的。」換句話說，他不覺得這是問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就會說，一代不如一代。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台灣，日本這些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時期，他/她從小就發現，那種「努力讀書、好好工作，換取一個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錢」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想法，本來是支撐戰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是破產的。

我不會責怪這些年輕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為我們看不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希望在哪裡？當你看到自己的父親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幹嘛要好好讀書？為了將來有個好工作？拜託你別跟我說這種廢話。

但是大陸不一樣，大陸整個社會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只從我最瞭解的一個行業來講，比如我做媒體，我在香港、台灣碰到的所有媒體的老總，報紙的社長，總編輯……都是50歲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陸遇到的好多老總是30來歲。這是一個二十多年前香港走過的路，30多歲就能管一家報紙，下面幾千人，那是因為在成長的階段，市場突然擴大了，過去媒體就是那幾家，但現在突然多了那麼多出來，大家都要人，機會在無限地擴大，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東西等著你，你對未來的期望還是樂觀的，你會覺得未來會比今天更好。可是台灣和香港卻不是這樣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歸之後看到太多大陸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輕人現在接觸到很多大陸來的年輕人，和他/她們一起學習，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當他/她發現這些大陸來的同學或者同事，那麼努力，那麼有志氣，那麼優秀的時候，他/她不會想說我和你們拼了，他/她會說，那我就算了，好累。

換句話說，台灣、香港、日本已經走入一個相對穩定、甚至衰老的社會，而大陸還在往前，窗戶很大，我覺得這會影響年輕人對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個朋友做一個劇場作品，裡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們去街上訪問了大概100個人，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覺得自己會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第二個問題是：「你會覺得社會會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結果呢，全部剪輯起來，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說：我覺得我自己會越來越好，而社會會越來越壞。那每個人都越來越好，社會怎麼會越來越壞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這個社會變得很原子化，每個人都會覺得我的成功、我的失敗是靠我自己的，我對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會越來越好，但當時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這個社會很糟，會越來越糟。我相信今天當我再去做這樣一個作品，說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會說我自己會越來越糟，社會也會越來越糟。但我覺得在大陸問這個問題，人們可能會說我自己會越來越好，而社會也會越來越好。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夠看到人們怎麼看自己，怎麼看社會，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麼認知自己和社會，和其他人的關係。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前，出現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聲，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說我們對老一輩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煩，要有新一代出來，整個社會也在呼喚年輕人出來。香港最近有一個很活躍的團體叫做roundtable，有幾百個成員，是一個智囊組織，幾百個大專院校，研究院，或者政黨的年輕人，做各種各樣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這類的小團體在出現，好像新一代的年輕人要有自己的主張，要有自己的說法了。可是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對這批年輕人，真的是太關注了，就是連政府在委任新官員的時候都會從這些組織裡面挑一個出來——一個才30歲的年輕人被聘請到政府裡做高官，過去從來沒有過行政管理經驗，只在報紙上寫過幾篇政論文章，現在給他月薪是接近二十萬港幣、有司機接送的那種官員，你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很焦慮，我們的下一代在那裡？都在等，都在想，於是出來一個年輕人，大家就說：啊，他是我們的希望。

可是我覺得這個希望是很不切合實際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的只有年輕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張。我研究了他們一兩年，這群人，有的是我同輩，有的比我年輕，我觀察他們說的東西，大家都在說，我們要擺脫過去的東西，我們要擺脫「民主」還是「親中」這樣的二元對立，我們要有新的說法，新的主張，我們年輕人不再那麼搞。 Ok，那你告訴我第三條路具體來講是什麼，他又說不出來。甚至這次選舉，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遊戲，選舉操作的方式，競選的策略，跟上一代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台灣也有一樣的情況，大家都說我們對「統」、「獨」很厭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講了好不好，我們能不能超越它，有一個新的東西拿出來。但你說的超越統獨是什麼？我們還沒有辦法用一種很清晰、很庶民的語言把它勾勒出來，讓大家相信這是一個未來。相反，我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台港兩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條路，香港是超越所謂的民主和親中，台灣來講，就是超越所謂的「統」和「獨」，這兩邊的第三條路都強調的是什麼呢？就叫做實幹，像國民黨贏台灣「大選」，標榜的就是我們拚經濟，實幹。當大家都在講實幹的時候，其實就是廢話，為什麼呢？當我們不要爭論，要幹實事，那告訴我實事是什麼？實事就是發展經濟，你想發展經濟，就要有相應的對策，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什麼呢？結果你講出來的那套方法還是原來的老方法，沒有新的東西，我們知道任何社會當你要發展經濟，社會要發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時候，永遠都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選擇，沒有一種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不存在的。當他/她說不要意識形態，只要經濟發展的時候，這其實是一種空泛的修辭。我很討厭美國共和黨，所以當我看到奧巴馬，他出的幾本書我都很認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說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 to where？你要向什麼東西改變？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們能改變，能改變什麼？向什麼方向改變，我覺得現在台灣和香港都是這樣，都有夢想，那夢想什麼？我們呼喚年輕人，年輕人也出來了，但這些年輕人也說不出什麼新東西，他唯一標榜的就是他的年輕。但是年紀的長幼和議題的新舊是兩回事。

三

雖然我剛剛說的很悲觀，但是對台港兩地的年輕人，或者說對社會，我仍然有某種希望在裡面。我覺得台港兩地之所以有瓶頸，是因為現在檯面上的主流人物，社會上的主流論述，是冷戰遺留，是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個殘骸。他們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經濟增長和發展換來社會的繁榮，低失業率，等等。比如說香港過去標榜，我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遍地黃金的社會，到處是機會，只要你努力，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過去兩三年，香港開始有一些零星的說法，它還沒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套論述，但是局部的說法出來了，比如說香港那麼喜歡拆房子，蓋新樓，用地產帶動經濟，這套邏輯開始被懷疑，很多人說：我們能不能不單講經濟發展，我們要講生活質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長，我們要注重環境的保護。

這是第二次現代化的一個趨勢，用德國社會學家烏里希·貝克的說法，第二次現代化就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主張的反省。我覺得香港到了這個環境了。我們開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種社會潮流，那種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立場是不是要改變了。

但是第二次現代化是一種夢想，這個夢想還不是很具體。上一代人的夢想是很具體的，就是我要從香港深水埗的舊堂樓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較好的房子，最後的終極目標是要上山頂。那是一個樓梯，很實在、很清楚的。我要從搭公交車，到開個私家車，是很具體的。這代人的夢想，我覺得大陸、香港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還有這些，可是又多了些別的東西。那種東西是我剛才所說那種人生。他/她可能說，我的夢想是要開一家小店，我也不要發財，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夢想是去旅行，我的夢想是到什麼地方去修行。

這種奇奇怪怪的夢想都開始出來了，但這種夢想是一種還沒法清晰說明的夢想。這種不實在的夢想反而更好，因為它牽涉的是一個根本的社會選擇，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夠有另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不同的選擇方式。這個東西很弔詭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們常常講社會提供很多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常常是很市場化的，也就是說所謂提供給你life style，每個雜誌都告訴你有多少種life style，你可以坐遊艇，你可以坐私人飛機，這是一種消費的life style的選擇；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變成很激進的，我們要一個不一樣的社會，要有不一樣的遊戲規則。

這是對上一個時代的反叛，這個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來很強悍，年輕人會上街示威，但與此同時，這和我開始所描述的那種「我不想工作」，又有點相互的關聯，就是說我不願意像上一代人所說的那樣努力唸書，努力工作，好像看起來很消極，但是同時，這是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就是說「為什麼人一定要工作嗎？人一定要唸書唸得很好然後有很體面的工作，賺取很好的生活嗎？」我拒絕去找一份很穩當的工作，是因為我想有更多的時間騎腳踏車，這難道是錯的嗎？我賺夠了一筆錢，也不想買房子，我只想到哪裡去玩一個月，把錢花光回來再說，這難道一定是不對的嗎？這樣的對以前社會運作邏輯的根本的懷疑，我覺得在港台兩地都出現了。

看大陸，大陸現在好像是在重複前十年、二十年台灣香港走過的路，但又有點不一樣。畢竟這個社會是同步運行的，所以大陸的年輕人，80後，90後，也會出現那種剛剛我們在台港兩地所談到的現象，他/她們是混雜的，一方面覺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夠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她也會覺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則，我可以有別的生活方式。

整體來講我覺得比較難描述和歸納大陸這一代，其實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都很難歸納大陸的各個方面應該走一個什麼樣的道路，比如改革開放頭10年，1980年「文化熱」 ，中國大陸的文化界用十年時間消化掉從弗洛伊德到馬克思·韋伯，一直到後現代100年的東西，我覺得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也是一樣，用短短幾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幾代間經歷過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來，是很混雜的，很難做簡單的判斷。

比如說我剛剛講過，大陸的年輕人處在一個似乎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態，但同時也有很多這樣的人，想要過不同的生活，而這個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去體現，去承載的。所以現在很難講，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還是更激進的方向發展，現在還很難判斷。

這很有趣，因為我常常在反省一個事情，我在鳳凰衛視做電視節目，這是一個很古怪的媒體，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夠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學校、某些小區、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農村也是能夠看到鳳凰衛視的，所以有時候我會收到農村的年輕人寄給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時候，心情會很複雜。為什麼呢？他們會跟我說，我遲早會離開農村，我要出來看看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彷彿我、鳳凰衛視，以及所有的電視媒體、主流媒體，一天到晚都在向農村播送，告訴他/她們外面是什麼樣的一個花花世界，那邊有什麼樣的好東西，給它一個夢想，使他/她有那種越強烈的我要出來闖、我要出來乾一番事業、我要出來見見世面的那種感覺。看看我們的報紙，中國的貧富差距那麼大，城鄉對比那麼懸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體報導都是相同的，今年聖誕節什麼酒店有什麼大餐，今年的春裝怎麼樣……你跟一個年收入1000多人民幣的家庭的年輕人說米蘭的春裝，他/她怎麼去解讀這個信息？很難怪他/她們都要出來。

這個過程裡面，我每次都覺得不安的地方在那裡？我們在城市裡面的人太容易，太想當然了。我不知道，那種想出來的願望，很多人說這是志氣，但我很懷疑，這是志氣嗎？還是是一個錯誤的幻覺？他/她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將要破裂，或者發現自己完成不了的時候，還是那個東西嗎？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帶著很多理想來到深圳，來到東莞，收入比在農村的時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麼？東莞是個很變態的地方，全國五星級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東莞，天天看到很多老闆出入，吃、喝，昂貴的消費，然後自己拿這樣的薪水，這就是外面的世界嗎？打完工回去嗎？還是留下來？留下來又怎麼樣？

有那麼多那麼多的問題，我真不知道。我們做媒體的應該去反省，大眾傳媒那麼均質化的散佈在全國，我們傳遞出的訊息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給了他/她們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觀和希望，而這樣的世界觀和希望會對他/她們形成什麼，我真的不敢講。


《單向街》第一期（2009年8月）

梁文道：法國人喝酒的方式影響了全世界

在香格里拉酒店等了沒多久，戴著標誌性黑框眼鏡的梁文道就出現在我們面前，看上去他比在電視上更加紳士、謙和。

打開一瓶呂東家族的CHATEAU LA LOUVIERE 2003年份酒，梁文道說，「這酒聞起來很新，保存得很好。2003年的木塞能保持得這樣很不錯。不過我真的很久很久很久都沒碰酒了……」近幾年梁文道潛心修佛，已經很少碰酒了。接受《葡萄酒評論》的採訪，讓他在開啟木塞那一刻，找回了對葡萄酒的那份感覺。

問：您以前喝什麼酒比較多？

梁文道：我什麼酒都喝，年輕時非常愛喝酒，每天都會喝啤酒，最愛英式啤酒，後來喝很多的葡萄酒，再後來天天喝威士忌，那個時候年輕，也窮，以同樣的價錢買一瓶葡萄酒，一天就喝完了，但是威士忌可以喝得時間長一些。

問：您活躍在兩岸三地，香港人、台灣人、內地人在品葡萄酒的時候，態度有什麼不一樣？

梁文道：我覺得台灣人跟香港人都已經不太把喝葡萄酒當成很特別的事，就是很日常的。當然他們會欣賞它，比如說大家會帶好酒來吃飯，或者到朋友家裡開瓶好酒，大家會稱讚，會仔細地品酒，可是不一定會特別強調品牌。我覺得對品牌的強調是這幾年內地喝葡萄酒的人。他們有特別鮮明的一個特徵：認牌子。我覺得是因為今天的內地人剛剛開始接受葡萄酒文化，擔心自己的品位不足，還沒有足夠的信心，還在一個學習的階段。就跟穿衣服一樣，今天中國有錢的人穿衣服，首先都是買大牌，絕對不會想到要買一些二三線的小工作坊做的東西，喝酒也是這樣。所以才會造成今天全國的拉菲熱。

問：其實拉菲產量沒有那麼多。

梁文道：是。我甚至懷疑，今天全中國市面流通的拉菲數量，是拉菲創莊以來都沒有辦法生產的。我到南昌、浙江，隨便一個四星級酒店的中餐館，你坐下來叫一瓶拉菲，他們都有。而我去歐洲，很多餐廳，哪怕是地方上的知名餐廳，都不一定有。

問：內地人能夠懂葡萄酒，特別是有錢人能夠懂酒還需要一個過程。

梁文道：我覺得內地在喝酒文化上，比很多年前，已經進步很快了，10年前內地人喝酒在國際上是笑話，因為喜歡加冰加可樂，這種情況現在已經很少了。官員請我吃飯，我也發現他們也比以前有進步，第一，他們對葡萄酒的認識、欣賞的方式比以前進步了；第二，他們本身喝酒的行為也在進步。比如說十多年前，那些商人、官員跟你喝酒就是拚命地勸酒，拚命地干，都喝白的。甚至你跟他們說我們喝黃酒，他說，「小夥子喝什麼黃的？來白的！」但是現在因為喝葡萄酒的關係，出現一個很微妙的現象，我覺得這是中國獨有的，就是酒倒得特別少。在很多正式宴會場合，他們只倒了葡萄酒杯的1/10至1/8的量，少到讓我覺得像是在喝白酒的程度。這是因為今天很多的官員或商人已經覺得煩了，過去老喝白的，回去又醉又吐，受不了了。於是他們覺得葡萄酒是很好的代替品，第一沒那麼烈，第二很順理成章地喝少一點，不干反而顯得是有文化的。

問：您怎麼看待中國人喝紅葡萄酒多於喝白葡萄酒？

梁文道：今天一講葡萄酒，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紅酒，當然紅酒特別的複雜，很接近我們原來愛喝烈性白酒的這種口味。可是從配餐的角度講，大部分的中國菜，比較適合白葡萄酒，在餐桌上，餐和酒常常出現一個很強烈的口味衝突。今天主流的中餐太受到湖南菜和四川菜的影響，口味非常濃厚，非常油、非常辣，（在這種情況下）喝紅葡萄酒，其實是讓整個舌頭都處在一個半麻痺的狀態，喝再好的紅葡萄酒，都是浪費。

我覺得十年前的川菜跟今天不一樣。十年前我去成都吃麵，碗裡的油都還沒有這麼多。有時候我會問麵館老闆娘：「油放這麼多，最後你還不是倒掉？」但老闆娘不管，還是放越來越多的油。從口味上講，我覺得中國人更應該欣賞加州葡萄酒，因為加州酒是很壯很強的，或者法國羅訥河谷或部分勃艮第的酒。

問：那您怎麼看講美食美酒的文章的呢？

梁文道：今天中國有許多雜誌講美食。中國向來是美食大國，但是我敢保證我們今天所出產的關於美食的文字，比幾千年前到一百年前加起來的還要多。這是因為我們這個年代對飲食越來越講究了。

問：全球也是如此吧？

梁文道：對，你看《地獄廚房》、《古怪食物》這樣的節目是以前沒有的，為什麼現在全世界越來越多人喜歡在家看人家做菜？不是要學人家大廚怎麼做，而是我們看著就很爽。所以出現一個名詞叫food porn，食物色情。比如我們看三級片、看色情電影，是一種慾望的替代，我去看色情電影的時候，並不可能真的像戲裡面的男主角那麼勇猛，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像戲裡面那麼淫蕩而性感的女主角，戲裡的情節也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當我看這樣的電影的時候，我能夠代入進去，發洩了一把，覺得好爽。同樣，看這些美食雜誌、美食節目也是如此。這是一個想像的替代，我們近百年來對飲食文化如此注重，已經達到了一個極致。

問：剛才您談到的是當今的飲食文化。那您怎麼看現在的葡萄酒文化？

梁文道：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一套葡萄酒釀造和飲用的文化，其實也是近幾百年來慢慢建立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100多年前法國正式確立了法定產區命名制度。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品酒的方法，甚至包括對產地非常細緻的辨別，對風土的注重等等，影響了全世界所有人，甚至包括中國人喝茶的方式。你知道現在福建有很多的喝茶比賽，怎麼個比法？給你一杯茶，你一喝，可以喝出這個茶是哪一年武夷山上哪片茶園裡種出來的茶葉，是哪個師傅炒的。以前的中國人喝茶，不會這麼喝，也不會去強調茶葉背後隱藏的東西。

問：這是品葡萄酒的方法。

梁文道：對，現在日本人喝清酒，也受到了西方人喝葡萄酒的影響。一個是講究配餐。以前，一瓶清酒佐餐可以從頭吃到尾，現在，先付和湯之後是生魚片，由純米大吟釀來配，為了不腥；到了後面的部分，碗物、燒物，就由純米本釀來配。以前日本人也不會這麼喝，這整套所謂該怎麼配餐，怎麼區別它的味道的產地和來源，都是受到喝葡萄酒的文化的影響。另一個是近幾年日本有個新職業，很像葡萄酒侍酒師，叫JIAN酒師，就是火字邊一個「間諜」的「間」。大家都知道日本清酒涼著喝才不會破壞它的香氣，但是日本人最近十多年來又回到流行喝熱酒，「吟釀造」級別的清酒當然不適合加熱，他們就去熱別的等級的酒，結果發現：其實那些便宜的酒並不是不好，而是過去喝的不對。那怎麼喝才對呢，必須熱，而且是最恰當的溫度。JIAN酒師就是專門負責每一款酒用什麼溫度去加溫，不破壞酒的結構，還能讓它的香氣揮發到最好。

問：您對日本料理也很有心得呀。

梁文道：對呀，我最近喜歡研究日本菜，它跟中國菜或者歐洲菜都不一樣。日本菜跟法國菜是兩個極端，法國菜注重醬汁，醬汁的作用是在於怎麼樣把食物一層一層的味道加進去，把它變得非常豐富、飽滿多元，越複雜越好，所以一道菜吃起來，強調要有好多種味道在裡面。日本菜的做法是抽象的。比如說生魚片，本來這魚都是一樣的魚，兩個廚師來切，為什麼說這個比那個好？他們會說，這個更能吃出魚味。因為下刀的方法不一樣，他們注重的是怎麼樣讓每一種食物最本質的味道凸顯出來。所以你吃好的日本料理，好像這東西很簡單沒怎麼做過，但其實廚師做了很多事，而廚師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把他心目中多餘的部分拿掉，不斷地拿掉、拿掉、拿掉，只剩下最核心的東西。

問：那您覺得中餐是怎樣的呢？

梁文道：法餐是做加法，日本菜是做減法。中國菜我覺得是在中間，因為中國太大了，我們每一個菜系都不一樣，廣東菜、福建菜我覺得會比較接近日本菜，川菜就會比較接近法國菜，川菜講究所謂的百味百變，百味百隔，那種做法就是不斷地加、不斷地豐富它。

問：那酒呢？

梁文道：酒也一樣，法國酒會通過橡木桶增加風味，日本酒強調讓酒味達到最清純的地步，更抽象出來。

問：近年來，葡萄酒評論家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您怎麼看待Hugh Johnson與Robert Parker這樣的人？

梁文道：Hugh Johnson講究傳統和修養，尊重葡萄酒文化，是我比較欣賞的。Robert Parker影響了全球對葡萄酒的欣賞和製造，尤其是他的評分系統。這套評分系統出現以前，酒這個東西像文章一樣，文無第一的，你很難說什麼叫最高、最好，因為它太複雜了，每個人的主觀感受都不一樣。Robert Parker帶來的是一套典型的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什麼？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考試，什麼東西都可以打分，從0分到100分，這是一套很清晰簡明的系統，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行，但問題是它簡化了太多的東西。比如喝酒盲品，所謂盲品，是要遮掉所有酒的視覺信息，純粹用舌頭去感受一切，這也是美國人熱衷的，所以才會出現那場1976年很有名的事件，一群加州酒打敗了法國酒。因為對法國人來講，喝酒要盲品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他們覺得酒這個東西是一整套複雜的文化。喝酒包括什麼？包括的不止是你舌頭的感覺，還有整個文化氛圍，包括你對這個品牌、這個酒莊歷史的瞭解，它是故事，你要欣賞這個故事，欣賞這款酒跟你吃的這道菜有什麼樣的地緣關係。

但是美國人不是，美國人有非常科學的頭腦，覺得什麼事情都是能夠考試的，什麼事情都是應該分開來看的，喝酒只是喝酒而已。盲品就等於把一款酒它身上所有的背景、歷史、故事、文化蘊含全部剝除掉，只剩下舌頭的感覺。然後用這個東西來測試飲酒者。所以以前的歐洲人不能接受，尤其法國人不能接受這樣的看法。假如今天我們也來盲品中國的白酒，誰曉得呢，說不定二鍋頭能夠贏茅台。

問：您做讀書欄目，美食美酒類的圖書一定也看過不少吧？

梁文道：美食美酒類的書，我有600本左右的收藏，其中關於葡萄酒的有100本左右。可以給大家介紹一本書，《美味欺詐》，作者是英國的一位歷史學家比·威爾遜。威爾遜是個很有趣的人物，她是劍橋大學的一個教授，也是個美食家，寫了五、六年的美食評論。

威爾遜說道，葡萄酒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容易變質，我們知道古羅馬時期的人就喝葡萄酒，可是那個時候的葡萄酒本質上只是含有酒精的果汁而已，而在古羅馬人的心目中，他們認為最陳、最純的酒，居然就是今天大家覺得最新、最淺薄的博若萊新酒。書中詳細記述了為了讓葡萄酒可以保存時間更長，歷史上出現日曬、加海鹽、加鉛等工藝，後來我們也知道這造成了很多古羅馬人因為喝葡萄酒喝死了，不是酒精中毒，而是鉛中毒。這個狀況一直延續到十七、十八世紀仍然沒有改善。

1797年，英國當時有名的雜誌報導，有一種人叫做地下閒者，受僱每天把各種東西轉化成酒精飲品，他們通過不可思議的藥物和配方，製作出所謂來自法國丘陵和山谷上的最上等的精選葡萄酒，並且在倫敦街頭出售。他們還用黑莓仿造波爾多葡萄酒，用蘋果汁冒充香檳酒。你們看這個場面是不是很像我們今天的中國遇到的情況呢？

於是，到了1889年，法國法令禁止用葡萄乾釀葡萄酒，1891年禁止酒類灰化（在酒精中摻入石灰跟石膏），1894年禁止售賣摻水或者用其他東西勾兌過的葡萄酒。1905年針對葡萄酒質量問題，法國政府頒佈了一條新法律，規定必須是用新鮮葡萄釀製的產品才可以成為葡萄酒。這只是一個開始，當時市面上仍然有許多帶有欺騙性的葡萄酒，用本地葡萄酒貼牌冒充產自波爾多地等著名產區，終於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後，慢慢就出現了今天喝法國葡萄酒的人所熟悉的AOC原產地命名制度，其正式推行已經是1935年了。

我這麼反覆地說這個歷史，為了想說明一個道理，就是你要怎麼樣禁止假葡萄酒的出現、壞葡萄酒的出現？最好的方法是提高自己的生產標準，讓所謂的精選葡萄酒，跟那些假酒、差酒的區別越隔越開，隔到一個地步，讓任何外行人幾乎都能喝得出來。

這就是當年法國走過的道路。而且這裡面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一般的消費者的品味有沒有提高。如果大家的舌頭都越來越靈的話，做假這個行業似乎就沒那麼容易生存了。

梁文道：百年老店（老店二之二）

【飲食男女】回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剛剛開始背着包在大陸到處跑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去拜訪各地所謂的「百年老店」，嘗嘗他們那聞名遐爾的拿手好菜。之所以要在「百年老店」這四個字前加上引號，而且輟以「所謂的」這個有點保留又有點不太客氣的形容詞，是因為跑這一圈下來，我發現絕大部分的百年老字號都早已名不副實。不只出品離故老傳說遠甚，甚至連它們到底還是不是原來那家店也都很可疑了。

許多人把這個問題的責任歸結到中共建政之後的國有化政策，一旦收歸國有，那些老店和原來的店東還能有甚麼關係呢？沒錯，所有權的變更確實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但在我看來，最致命的打擊恐怕還是政治浪潮底下，一批批紅色新丁徹底奪走了老師傅的權，平白無故地中斷了整個廚藝傳承的命脈。你看陸文夫的《美食家》，他就把這個過程寫得入木三分，乃知其害之後患非一日可癒。

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外力的影響，我們中國人又能不能好好地耕耘出一塊可以栽培老店的沃土呢？坦白講，我很懷疑。常言道「富不過三代」，我覺得這是個十分有道理的觀察。第一代人含辛茹苦地建起基業，第二代人則一方面在這家底上擴張版圖，另一方面卻往往也埋下了日後裂解的遠因；到得三代，那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多半就已走到花果飄零的末日了。但凡中國人經營的家族企業，其命運皆不脫這條軌迹。而三代人加起來，豈不正好就是百年之壽？難怪在我們中國，百年便能稱老，而創業至今過百歲的店家直如鳳毛麟角。比如說「上海老飯店」，始創於前清同治年間，原來叫做「榮順館」，好像還沒走到民國就已驕傲地更名為「老飯店」了，這全是中國食肆壽命如蜉蝣，起落於朝夕之間的緣故。再看香港的「福臨門」和「鏞記」，才到二代便已傳出兄弟鬩牆家事不和的消息，說句得罪人的話，他們能不能撐到百年，還真是難講得很。

相比之下，歐洲反倒有幾家開了兩三百年的餐館，除了遊客特別喜歡的馬德里「保丁」，從羅馬到柏林，也都還有些見載史籍的老字號。它們為甚麼如此長壽？又是否仍是原來那家人的後裔在掌政？我都不太清楚。可是我曉得日本百年老店數量特別多的秘密。

在日本，尤其京都，百年根本算不上甚麼，只不過是入場最低門檻而已，開業兩三百年的鋪子簡直比比皆是。更可怪的是那些老店居然還真在原來那一家人手中，沒有轉手，也沒有更名。我曾聽任職於香港大學的日本史專家官文娜教授解釋，這是因為日本人講究「業緣」多於「血緣」，注重手藝之傳續多於血親之間的恩澤。舉個簡單的例子，也許有這麼一個做扇子的師傅，手上功夫一流，待客熱誠忠實，但他年紀也不少了，眼看就快到要決定繼承人的時候，他的兒子從小跟着爸爸大，別的不會，只能做扇，偏偏又不算用心，結果不太出色。而他的大徒弟，卻是一門心思全花在扇子上頭，幾乎到了別無生趣的地步，難怪隱隱然有青出於藍的勢頭。

好了，你猜那位扇子師傅會把這家店傳到哪一個人的手中呢？是兒子還是徒弟？答案可能會叫許多愛子如命的中國人嚇一跳，因為這日本店東常常會把生意交給最有能力也最有興趣去接棒的人，而不一定是自己生下來的孩子。這種做法從某個角度來看是很理性的，因為親生子女實在沒甚麼必然的理由要愛上父輩的生意，他們大可以另有所圖；相反地，弟子和夥計想要延續這份家當的意願或者會更大更衷誠。這便是「業緣」了，看重的不是血液的聯繫，卻是雙方彼此在一門專業上的相認相知。

劍橋人類學家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用他熟悉的劍橋院士制度來比較日本這套繼承辦法：「我有權經由院士資格競選來選擇我的繼承人，但我無權出售學院、本院禮拜堂、本院圖書館的一草一木。因此，我的所謂自由權利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也就是說，日本的家業繼承人不可出賣祖產，也不可把它分拆打包丟出去；他必須讓它完完整整地保留下去，並且「如有可能，最好在改善的狀態下傳下去，以保持世代沿襲」。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這些成氣候的老鋪在選擇接班人的時候就和牛津劍橋選院士一樣：「接受這份傳予的人不一定非得是家庭成員不可。如果繼承人決定，商行或農場最好由一名遠親，甚或一位純粹的陌生人來經營，就可以收養這個人，全體親生子女便被剝奪了繼承權」。

也就是說，那些開了幾百年的日本老餐館雖說是在同一「家」人手中，但他們那個「家」根本不是我們中國人這種以血緣連結的家庭，中間說不定有個原來是徒弟後來改了姓氏的養子，也說不定有個招引入贅的外人，一切全憑專業上的緣份而定。所以我們也就不必再欽羨日本那種能夠堅持傳統代代相承的「精神」了，因為重點根本不在甚麼「精神」，而在於整個產業繼承辦法的差異。按照我們這種血緣至上，家當只能留給兒子的辦法，老店最多只有百年，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規律。

梁文道：保守（老店二之一）

【飲食男女】在台灣散文大家唐諾的《世間的名字》裏頭，有一篇叫做《拉麵師傅》的文章，寫日本拉麵師傅寫了大概有一兩萬字。只不過是拉麵師傅而已，真值得花去那麼長的篇幅嗎？當然值得，因為他要寫的其實是日本拉麵廚師身上的那股精神，寫他們如何一絲不苟、全神貫注地與一碗麵「對決」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不少港人津津樂道的「職人」精神了。

並非所有做拉麵的都能達到他所認定的那種境界，而要判斷一家麵店是否滿足最低標準的要求，我們只要觀察兩件事便夠了。一是看廚房後巷的石油氣桶夠不夠多；因為真正的好湯頭是永不熄火的，如果沒有足夠的石油氣儲備，又怎能安穩妥當地保證爐火不滅呢？二是看廚師腳下有沒有穿著水靴；因為煮好麵條總得用手大力甩乾多餘的水分，所以生意好的店家，它的麵鍋地面總是水汪汪的一片，關注細節的師傅自然懂得應付這場面的最佳方法。

說起來，唐諾也算是寫文章的「職人」了。每天定時去咖啡店報到，一邊吸煙一邊對着空白的稿紙沉思，往往一坐就是六、七個小時。臨走前再把寫好的東西刪刪抹抹，通常只剩五百字不到。日日如是，一個月便能寫出一篇一兩萬字的雜誌專欄了。像我們這種賣字維生的內行人，一個人寫東西有沒有用心，看一眼就知道了（好比他筆下的拉麵師傅，哪個行家偷懶，也是目測可知）。我讀唐諾，除了佩服，就是慚愧。像我這種常常以一兩記慣性小花招草草了事的傢伙，根本完全不能和他那種幾乎要付出全部生命去對待每一個字的「職人」相比。

文字的花招就像餐廳刻意打造的噱頭與「賣點」，無非一種迪士尼式的廉價夢幻。然而，正如唐諾所說的，夢幻的效果只有一次；第一回人家來吃的或許是夢，可第二回，他就真要來吃麵了。

想想也真矛盾，我們香港人那麼佩服日本好些古典手藝傳承者的職業精神，那麼嚮往他們代代不絕的堅持、耐性與毅力，但大部分典型的香港人卻可能是最不願意自己去幹那些事的。貪快、醒目，才是我們矢志不渝的本色。

所謂日式「職人」精神，其中一大要素便是守住任何一個早已經過時間確證的步驟和細節。除非必要，除非那些老東西根本不再管用，否則寧願背上保守的惡名（在一切皆以進步為美的時代，「保守」自然是落伍的壞事），也斷然不變一切前人教授下來的老規矩老程序。

有一回，我看到一個以擅長炒股賺錢聞名的香港作者談及他住宿日本旅館的經驗，那家日本其中一間最有名的老店在他看來竟然一無是處。他似乎是個很懂壽司的人，可他完全不能接受那家旅館種種傳統手法的落後。所以當他發現這家店沒有這個沒有那個，偏偏桌上置了一套毛筆硯墨的時候，就忍不住問了讀者一句「夠絕未？」（他大概忘了，許多日本料亭送給客人的菜單都是大廚自己用小楷書寫的。毛筆，也是他們守住的傳統之一）。

話說回來，日本人有時候還真是夠絕的。例如京都洛北有間叫做「大德寺」的佛寺（港人熟悉的『一休和尚』便做過它的住持），它後門的小路上便有家開了一千多年的小食肆。沒錯，它真是家代代相承的千年老店，不只幾乎與京都同歲，甚至可能是世上現存最長壽的食肆。他們家只賣一樣東西，那便是用竹籤串起來蘸醬烤着吃的日式小年糕。儘管獨沽一味，儘管看似簡單，可他們一家人還是全力以赴，老奶奶還是嚴肅盯着年紀也不少的女兒，生怕她調控炭火的動作不對。曾經有客人和店東聊天，一邊嚼着年糕一邊隨便指了指馬路對面說：「對面那家年糕鋪也很古老了，也是家名店呀」。老闆先是贊同說是，然後又帶着一副好像要說人壞話的神情悄聲補充：「可是他們前陣子換手了」。「哦！真的嗎？甚麼時候」？老闆繼續放低音量地說：「兩百年前」。

梁文道：搵食艱難（採集時代之四）

【飲食男女】在擴及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裏頭，有一句古老的口號：「想像另一種可能」。這句話古老，但是特別美，同時又特別難。正如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的，我們今天只要有錢，就可以放任想像隨便拍一部關於地球末日世界毀滅的電影；但是我們卻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的消失，很難想像除了現在這種經濟模式與生活方式之外，究竟還有甚麼其他選項。於是華爾街、金融城與中環成了一種比地球還要長壽還要像命運一般不可阻擋不可抗拒的存在。

然而，我讀歷史學到的最大教訓則是，每當你以為沒有另一種可能，別無選擇的時候，那就不妨看看歷史。因為歷史明白無誤地宣示過其他生活方法及社會型態的存在。

就拿「辛苦搵嚟自在食」與「搵食艱難」這兩句廣東諺語來說吧。大家都覺得它們是顛樸不破的真理，都真的以為我們每天艱苦工作就只是為了吃為了生存。所以我才要花掉這些筆墨，介紹一下舊石器時代的先民生活，因為他們那種以漁獵和採集為主的「搵食」辦法居然一點也不艱苦，甚至還很悠閒愉快。

回顧薩林斯那部經典著作對採集漁獵部落的描述，最令人震驚的還不是他們吃得很好活得懶散，而是他們對一切財物的態度。

他們靠天吃飯，沒有任何足以抗衡自然之不測的辦法，既不懂得耕種，也不曉得放牧。只好逐食而居順應天道。今天發現這塊土地再也打不到甚麼能夠餵飽全村人的大型獵物，那便乾脆拔營搬家，遷徙到另一處水草豐美的地方。許久之後，再返原地，自然會發現曾經果實落盡的樹木早已回春，當年放牠一馬的小獸也早就長大成群。久而久之，這竟成了最能維護生態平衡的生存之道。

過這種日子的大前提是移動輕便，於是大家都不願積蓄沒有實際用途的東西，省得一身累贅，上路沉重。就算是石刀樹繩等必要工具，他們也可以棄之如敝屣，因為大自然的材料取之不盡，他們能夠隨時隨地再做一些出來。一位歐洲探險家在告別非洲布須曼人時感到非常尷尬，因為他想送些告別禮物，可是「贈禮一事令我們頗不得解。當發現自己能送給布須曼人的東西幾近於無時，我們羞赧萬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加入哪怕一樣再小、再輕的東西，都幾乎要加重他們生活的負擔。他們實際上毫無財產：一條獅皮帶、一塊皮墊和一個皮包。他們的東西在一分鐘內就可以收完，打包在皮墊裏，背在肩頭，邁開千里的行程」。

另外還有人發現一支印地安部落的生活態度令人鬱悶：「每當看到有人拉着簇新的東西，精美的華服，新鮮的食物與貴重的雜物，拖過厚厚的泥漿，或是棄之孩童、家犬，任憑轉眼面目全非，也漠然視之，歐洲人也只有搖頭惋惜。無論多貴重的東西，一經轉入他們之手，新奇的勁頭一過，便不再當回事了」。

即使如此，這些人也還是會賭博，只不過整個邏輯是顛倒過來的。我們是贏得愈大拿得愈多，他們卻是勝者可以強制輸家收下他們丟出來的財貨！這些「原始部落」甚至違反了現代經濟學教我們的基本人性定義。在我們這裏，慾望是無窮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勞心勞力，好盡力填滿那無垠的慾壑。在他們那裏，由於慾望有限，是故資源竟然成了無盡之藏。

正當我在遐想明年是否該去一趟丹麥，好嘗嘗那世界第一的「採食料理」時，忽然驚醒，原來我們辛苦工作絕對不是為了「搵食」，因為「搵食」本來可以如此簡單。我們今天常常抱怨現代社會壓力巨大生活緊張，那只是因為我們要的比「搵食」更多更多。

梁文道：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人

Q1：你說過你不喜歡做電視，但是你又一直在做電視。你是如何做到在喜歡與不喜歡的事情之間自如調整自己的？

沒辦法，就像大部分人一樣。就功能來說，我認為電視和報紙、雜誌是一樣的。我不喜歡電視的一點是，電視會把人的語言、動作呈現出來，就容易出現表演的成分。人們以為看到的這個人就是這樣，其實都是虛假的。文字也有可能是虛假的，只是電視更容易虛假。現在電視又恰好給了我一個謀生的手段。我比較幸運的是，我能通過電視做一點我喜歡做的事情，比如《開卷八分鐘》，可以向大家推薦書籍。


Q2：你以前用過「飯否」（一種類微博的交互平台），後來沒用了。少見你用微博，但看得出來你也觀察微博。當下很多人在談論微博帶來的變化，你對微博的態度是什麼？

幾年前用過很短一段時間的飯否。現在沒有用微博，偶爾潛水上去看看新聞和材料。微博最大的好處就是它能快速傳遞信息，讓人在更短的時間內看到第一手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對公民自我增權很有幫助。這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增長，讓公民對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認為自己有參與社會的權利。

但是微博對公私界限的模糊是我不喜歡的。大家在微博上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日常生活。比如在國外比較流行臉譜（社交網站FaceBook），有的老闆想要聘用某個人，要先去看他的臉譜，上面如果有一些關於他以前犯錯誤的信息，便拒絕錄用。微博也一樣，使得每個人都是透明的，那就表示，最後要麼要求所有人都是完人，都是道德無缺的，要麼就得大家做了任何錯事都無所謂。

同時微博在中國有一個特點，把關注者稱為粉絲，而很多人非常關心自己有多少粉絲。其實我關注某個人只是想看看他在講什麼，但是並不代表我是他的粉絲。它背後大概說明，在這個年代，每個人都想被人看到、被人關注。而在淘寶上居然還可以買粉絲，我覺得中國人想被人關注已經想得有點過頭了。西方的微博是推特，但是推特是很平等的交流工具。中國的微博則通過加V等方式，把一些名人擺在突出位置，這是完全違背了平等理念的。

而網絡上許多真正想幫助人的人，總被懷疑是為了炒作。為什麼這麼多人想出名，我實在不知道。這太有意思了。


Q3：你說微博對公民增權有幫助，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大的潛能？

那當然有。比如免費午餐活動，基本是從微博上發起的。可是我為什麼要強調它對公民自我意識的增長和自我增權的作用，而不談太多它實際帶來的改變呢？是因為我覺得，現在一個越來越奇怪的現象就是，改變越來越難以發生。

在前幾年，很多主流媒體報導了一些東西后，大家關注了，說不定會帶來一些明顯的改變，最明顯的就是當年的孫志剛案。可是我注意到在過去兩年裡，雖然微博興起，大家關注的東西多了，而且關注的力度好像比以前一份報紙的報導更大。以前報紙報導出來，我們並不能看到公民對這件事情的反應，然而今天一個事件出來，微博上能很明顯地看到很多老百姓的憤慨和想法。理論上他們應該會製造輿論，形成一定的壓力，可實際上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事情最後是不了了之的。

沒有微博的年代，大家關注一件事，相關部門反而有些緊張。可是現在，無論你怎麼說他、怎麼罵他，他懂得自動屏蔽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說微博能帶來什麼改變嗎？


Q4：你是否能理解當下大陸許多年輕人中存在的一種漂泊之感？

可以說能理解也不能理解，因為我也是在漂泊之中。我現在回頭看我小時候在台灣長大的地方，變化也非常大，今天的台灣也不是當年的台灣。但是另一方面，我沒有太強烈的家鄉感，所以也就少了那種滄桑感。


Q5：什麼事情會讓你感到憤怒？上一次讓你生氣的事情是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能讓我感到憤怒。本來我也不是太憤怒的人，現在好像變得更加遠離憤怒，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上一次生氣是看足球。一次是看到中國隊輸了，一次是看到阿森納輸了。這是最讓我激動的事情了。


Q6：你為何會信佛？宗教信仰帶給你最多的是什麼？

學佛的理由，說簡單點，只不過是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人。我做人做了這麼多年，存在很多困惑，該有什麼改變、該做什麼事情，因為懶惰而沒有去做，我覺得我需要一種修行的方法來讓自己變化。佛教帶給我的就是皈依，讓我在那麼多的問題中找到一種安定的方法，像家一樣的地方。


Q7：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又回到香港，近年頻頻工作在內地。哪裡是你的精神歸屬？

我的歸屬或者身份認同與地方沒有太大的關係。華人聚集的三個主要地方我都呆過，所以就使我比較認同一種華人的文化理念、華人的身份，而多於某個地點的身份。如果最後還是要說一個地方，我可能會說是香港，但是這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重要。


Q8：你曾在《被框住的人心與人性》一文中提到，「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住了，他們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利」。如果這種權利長期被框限，會產生什麼後果？

我們已經看到後果了。我們應該都還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讓國人驚呼，我們的公民意識覺醒了。可是三年過去，今年討論得最多的是，一個老人跌倒了該不該去扶。這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看到的答案就是，沒錯，三年前公民意識覺醒，很多人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但是公民行動力仍然被壓制。另一方面，我們對任何言語都不相信，都保持距離，尤其是對那些特別美好的言語、那些表達出很有價值的言語保持距離感。這是非常大的危機，因為這樣的話我們沒有辦法再有根本的信任，人和人之間完全變成最簡單的利益的計算和考慮。


Q9：你有一篇寫高錕先生（世界著名華裔物理學家）的文章，讓人印象深刻。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是否有一批優秀的老師無形中對你產生影響？是不是經常有人期望你成為他們的人生導師？

當然有。其實我對青年人總是希望被人引導這種現象是很抗拒的。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太正常的地方。

我去很多地方演講，都有很多年輕人跟我說：「梁文道，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什麼才是正確的人生方法。」在他們的思維裡，已經假設了好像真的有某種正確的方法或道路，又假設了好像有人知道這種正確的方法和道路，第三，他們又假設了自己可以被引導向這樣的人生道路。但是其實這三種假設都是很荒謬的。我沒見過有第二個國家的年輕人像中國年輕人一樣這麼渴望被引導。這有什麼好引導的？年輕就在於有太多的可能。恰恰應該是整個社會反過來需要年輕人引導。

喬布斯那一代的美國年輕人，當年躲在家中，根本沒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沒人知道他們的未來會怎麼樣。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人類社會就是被這樣一群年輕人給引導的。

我覺得這和我們的教育和整個社會都有關係，我們總是習慣引導，比如社會輿論需要引導；比如老百姓看娛樂節目太多了，都要被引導。


Q10：你曾說：「年輕的本質在於浪費，畢業為什麼就一定要工作、一定要買房？」但是很多人不會因為你這麼一句話就變得豁達起來。是否有討厭的某一類書籍？

這不只是人生態度豁達不豁達的問題，而是我思考中國現實後得出的結論。今天的年輕人都覺得，他們要工作、要買房，用一輩子的積蓄來供貸款。他們都覺得這些是需要的，做人必然要經歷這個階段。可是我們會想，五年前、十年前，中國的年輕人就沒有認為房、車是必要的，他們不會把結婚和車、房捆綁起來。當下中國變化這麼快，如果中國每隔五六年就有這麼一次巨大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變化，我們如何可能就只憑著過去五年的生活經驗，就得出人一輩子必然要做的一個規律呢？可怕的是，現下我們認為「做人就得這樣」的觀念，居然僅僅只是從過去五年的生活經驗得來，這個樣本太小。你怎麼知道過了五年、十年後，中國又會變得怎樣？

我期望大家（年輕人）都能夠更加的獨立。不要急於去表達，不要急於去成功，給自己足夠的成長空間，給自己多點發呆的時間。

討厭的書沒有，我只有不看的書，比如一些講成功的書籍。我也不是不看，有時候我翻翻看，去研究他們都在說些什麼、為什麼會這麼說。

梁文道：「別惹麻煩」

1987年的蘇聯仍然無法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許多媒體的尺度之寬，已是「斯大林時代」的過來人所無法想像的。當時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不是經濟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進一步擴大，而是既抽象又飄渺的道德問題。讀者紛紛給報紙雜誌寫信，宣稱他們再也受不了週遭社會「良心上的斷裂」。安東諾夫（Mikhai Antonov）就是在這一年發表了他著名的《我們到底出了什麼事》。在這篇文章裡，他把道德問題說成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險中，而是從自身，從那些去道德化的惡果，從那些殺死人類高貴情操的過程之中挽救出來。」

類似的危機感，近日也出現在我們的國家了，幾乎每一份雜誌、每一個網站論壇上，都有很多人在熱鬧地討論中國的道德淪陷問題；觸發點，當然是發生在廣東佛山的那起「小悅悅事件」。王悅在成為大家口中的「小悅悅」之前，也曾經是一個有姓有名的鮮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馬路中間，被一輛面包車迎面撞倒。司機知道出了事，所以頓了一下，然後開足馬力繼續碾過。接下來的七分鐘裡，不僅18個路人經過現場，還有另一輛小貨車再次碾過王悅的身軀。直到拾荒的陳賢妹出現為止，沒有任何一人理會臥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來，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過客見死不顧，也不是路邊商販勸阻陳賢妹救人（「別惹麻煩」，他們說），甚至不是視人身如糞土和「怕惹麻煩」的司機，而是之後某些人的反應。那時有一名自稱是肇事司機的惡搞漢致電電台，「表明心跡」說：「寧願壓死她，好過將來背一輩子的麻煩。」我們還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罵，一位內地親友也在斥責這人：「這麼講實在太不對了，他可以這麼想，但怎能公開說出來呢？」我聞聽此言嚇了一跳，幾乎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認識過這位朋友。

很快地，有人開始在網絡上質疑救人的陳賢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樣地，這種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議的。但是冷靜下來，我便發現它和我那位親友的話其實都是能理解的，甚至還頗為熟悉。不過，那種道德只宜宣之於口、實踐中還是趨利避禍的思路難道不普遍嗎？從政府到學校，「講道德」已經講了這麼多年，難道你不感覺這只是一種用來應付場面、應付考試的官樣文章？另一方面，如果真有人認真起來，把大家都拿來說的事情付諸實行，違逆潮流，一士諤諤，這難道不是「標榜立異」？難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員卻又呼籲大家別再冷漠下去。且讓我們想想，什麼樣的人會見義勇為、會不怕惹麻煩地幫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個對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對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堅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悅倒在路上，會跑過去扶她起來，那麼，他大概也會為了一個無故被城管毆打的小販出頭；說不定還會更進一步關心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比方說公平與正義。政府官員應該仔細想想，你們真的希望我們都是這種人嗎？

我們也應該好好回顧，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凸顯的那種「公民覺醒」以來，中國是怎樣一步步退回到今天這個個體原子化的地步。這四年間，社會互助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出現後退，「公民社會」這四個字再度敏感，「志願者」成了政府動員你才志願、政府不動員你站著別動的「群眾」。誰能告訴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過度冷漠，與我們所關注和期待的「過度熱心」之間，那條線應該怎麼劃？我該熱血到什麼地步，才不會讓人覺得我危險？又該冷漠到什麼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形容他們當年面對的政體是一種「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關懷和良心的虛無，恰恰乃政權所需；它們不是怕你沒良知，只怕你太熱心。然而弔詭的是，你又不可能長久而穩定地管治一群什麼都不相信的人。一個徹底原子化的社會，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蘇聯媒體上最常見的一句話，是「我們不可能再這樣子下去了」。

梁文道：食飽就瞓（採集時代之三）

【飲食男女】採集不只是一種潮流，它根本是人類獲取食物的原始狀態。早在新石器時代以前，早在人類還沒懂得耕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過的就是一種漁獵加採集的生活。根據流行的習見，那個年代人類生活艱苦，不只衣不蔽體，而且茹毛飲血，吃得很不健康。活在曠野密林之中，每天想的就只是生存，完全沒有餘暇休閒可言。而沒有餘暇休閒，也就不可能發展出甚麼文化了。難怪我們總是把文化跟農耕綁在一起，似乎有了耕作，也才有了文化。你看英文裏的agricultural，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然而，四十年前，人類學家宗師馬歇爾·薩林斯一部驚天動地的論著《石器時代經濟學》卻徹底挑戰了這種俗見。在他的筆下，舊石器時代的人過得不只不悽慘，甚至可能比我們現代人還要快意。

當然，我們誰也不能確定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到底怎樣生活；但從當年依然殘存的少數部落裏頭，或許還是可以找得出一點蛛絲馬迹。比如澳洲西部的一群土著，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探險家發現他們總會在固定的時間趕到某處集會，目的是採集含羞草的樹脂。含羞草樹脂？聽起來是不是很像今日美食界「採集幫」喜歡的食材呢？沒錯，它在當年那群土著的心目中也是「當造美食」。季節一到，不同部落紛紛從各處齊聚，一邊收採一邊社交。

從澳洲西北，到非洲的布須曼人，再到加拿大東北的狩獵者，這些「落後」的部族全都活得單純並且知足。男人隔兩天出去打一次獵，收穫一次就休息兩天；女人天天在營地外收集野果花草，走累了便躺下來小睡一會兒。人人量力而為，幾乎從來就不知道疲累為何物。如果偶爾真要花點多餘的精力，那也不是因為食物短缺，而是為了追求不同的口味。事實上，他們每天工作絕不超過四至五個小時，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聊天、發呆、吃飯和睡覺上頭。

且看另一位見證過澳洲阿納姆地部落生活的學者怎樣說：

「除了花在一般社交、談天、嚼舌等等之外的時間（大都在工作之間和烹食的時候），白天的時候也都花在休息和睡覺上。一般來說，如果男人呆在營地，那麼他們在午飯後通常要睡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或者更久。他們打魚或許狩獵回來通常也要小睡中一下，要麼一回來就睡，要麼是在煮獵物的時候。在老人灣，如果男人們回來得早，他們就要睡一會，但如果下午4點以後回來就不睡了。如果整天呆在營地裏，他們睡覺的時間就很隨意，並總在午飯後。女人在去林子裏採集的時候，比男人休息得還要頻繁。如果在營地呆一整天，她們也是想睡就睡，有時還睡得很久。」

就像動物紀錄片裏的獅群，吃飽就睡，睡覺時即便有羚羊打牠們跟前走過，也都完全不管。畢竟羚羊天天都有，野果也從不匱乏，既然活在一個天然的食物大倉庫裏，又何必憂心明天沒有東西充飢呢？正應了《聖經》裏的那句名言：「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

薩林斯對這群人的評註是：「阿納姆地人沒能『建立文化』的原因準確說來，並非因他們缺乏時間，而是游手好閒」。假如舊石器時代的採集生活真是如此，那它大概是人類史上睡眠最充足的年代了。

梁文道：世界上最難得的食材（採集時代之二）

【飲食男女】自從「鬥牛犬」（El Bulli）暫停營業，哥本哈根的「Noma」也許就是地球上最火熱的美食目的地了。雖然「Noma」的主人Rene Redzepi也曾在「鬥牛犬」阿德里亞的手下工作過，但據說他倆的廚藝觀念大有不同；後者以令人吃驚的科學技巧重塑各種傳統菜式和材料，讓它們呈現出嶄新的型態；而Rene Redzepi則用上了一套看起來十分古典甚至粗樸的技法，實驗出一種前所未見的北歐菜。但是，真正使「Noma」馳名於世的特色，卻是他們的食材。每天早上，他們的廚房團隊都會跑到野外海濱，收集一些不會有人養不會有人種甚至也不會有人吃的東西，比方說地衣。

我沒去過「Noma」，關於它的一切只是耳食。但我在日本試過炙手可熱的「摘草料理」，所以也大概瞭解這是怎麼回事。就拿京都的中東兄弟來說吧，哥哥是郊區旅館「美山莊」的老闆，其聲名近年甚至可以與著名的「御三家」相比（所謂「御三家」，就是「俵屋」、「炭屋」和「柊家」這三間老字號旅館）；弟弟在銀閣寺附近開了餐館「草口食中東」，每個月只在第一天接受電話訂位，食客往往要等半年都輪不上。這兩兄弟每天的日程就和「Noma」的Rene Redzepi差不多，一早起來先去郊外，看看有些甚麼新鮮的好東西。如果你去「美山莊」，還可以請中東先生開着他的保時捷帶你上山，觀摩他怎樣採集野菌和釣魚（他的英語不錯）。

這種以「採集」食材為招徠的餐館為甚麼不約而同地湧現於世界各地？除了貪新，又還有沒有別的理由推動食客去光顧它們呢？仔細觀察過去二、三十年的飲食趨勢，我們其實可以解讀出一條反工業化的線索。一開始是Alice Walter這些先知率先反對現代農場和集體飼育的動物，帶領出一股慢食熱潮。他們討厭美式養雞場那種畜牲工廠般的大型生產方式，拒絕過度使用藥物和現代技術的工業化農業，同時主張就地取材，減低碳排放。於是小型手工作坊和精緻田園就成了這一波潮流的最大得益者了，全世界都有年輕新血加入一度式微的傳統農畜工作，使得農夫和牧人意外成為最時髦的行業。大批量的產品和長途運輸是違反自然和破壞環境的代名詞，也代表了口味上的單調和平庸。就像原子筆和石英錶一度取代過墨水筆與機械錶一樣，中美洲來的香蕉也曾經徹底壓倒過本地的傳統大蕉；然而，在這個需要大量手藝的墨水筆當然要比流水線生產的原子筆貴氣的年代，誰又敢輕易否定新界大蕉的酸甘粗樸呢？

再往這條路上走下去，你遲早會走回採集的老路。以現代人那種愈是工業化就愈不自然愈糟糕的「自然」觀念看來，還有甚麼獲取食材的方法要比採集更自然，更在地，也更美好呢？走到這一步，就連種地都省去不少，飼養也大可不必了，吃甚麼全看老天賞臉，摘到甚麼是甚麼，捕獵到甚麼就做甚麼。說來真弔詭，在這個早已徹底工業化全球化的年代，想要「慢」一點「自然」一點，是得付出些代價的，幾乎大部分標榜有機限量傳統手工製造的食材都要比集團工業產品昂貴，供應這些產品的食店自然也比較小眾而高檔。所以最有能力去享用它們的人，說不定正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那人人喊打的「1%」。至於「Noma」和「草口食中東」，自也是「1%」的獵物了。因為採集食材的首要難題是環境，沒有污染較少生態得保的自然風土，採集料理是做不起來的。偏偏這個地球上最難得的便是這種環境，除了哥本哈根與京都，還有甚麼大城市做得出這樣的餐館呢？

梁文道：野性的呼喚（採集時代之一）

【飲食男女】在一間好學校度過童年，是我這半輩子其中一件最幸運的事。那家小學的最大特點在於它的環境和位置，前臨台北淡水河口，背靠以墳地著稱的觀音山，好一片安寧靜謐的綠水青山，讓我自小親近郊野自然，學到不少東西。比如說甚麼植物可以現摘現吃，甚麼花你連碰都不能碰。千萬不要小看這種知識，當你迷失荒山，那些經驗說不定就是你活命的繩索了。

想當年，我嘗過一種比尾指尖還細小的紫藍色漿果，味道酸酸甘甘，非常鮮明。說它好吃，倒不見得有多好，只不過走在山路上見着了，便順手摘幾顆下來做零嘴，紓緩一下喉嚨的乾涸，也算是種不必攜帶全憑偶得的小點心。

奇怪的是年紀愈大卻愈懷念起它那股天然野果的酸味，只是怎麼想也想不起它究竟叫甚麼。這思念遂成了心底一顆小疙瘩。

上個月我在泰國吃了一頓非常特殊的私房菜，於是又想起了那種名字早已被我遺忘了的小漿果。這家私房菜叫做「Na Thalang」，「Thalang」指的是布吉島北面的古鎮，也是整個島嶼社群的歷史源頭，取名「Na Thalang」，就是女主人想藉此說明她家在島上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古老手藝。從這餐晚飯逐道上菜的程序和每一道菜的擺盤來看，我並不肯定它們是否真像主人所說的那麼古典（她的英文十分流利），至少我相信她曾祖那一代大概不會製作藍薑雪葩。不過，這真是我試過的最奇特的泰國菜了。泰國菜一向口味強烈，令人無法漠然相對；但「Na Thalang」的強烈個性與別不同，它採用了大量我連聽都沒聽過的食材，包括野生的馬芒果和甘蔗葉，海水退潮後猶自在沙灘上爬跳的小蚤，以及雨林中不知名的羊齒植物和樹幹破口上流出的蜜糖。加上各式要用手拿起來啃的伴食香草，這一桌菜的性格只能用「野性難馴」這四個字去形容；儘管其烹調手法繁複工巧。

吃完這一餐晚飯，我便完全明白這家流動私房菜為甚麼不能光明正大地開店，只可以偶爾寄居在願意合作的酒店，與專門請她到會做菜的大戶人家了。因為那些材料全都不是說有就有的，甚至連買都買不到。為了做這一頓，她們得先花時間走進森林，撥開懸吊的藤蔓，好找到隱藏在繁枝背後的花草；又或者遊盪海岸，彎腰尋覓常人視而不見的孔洞，看看裏頭躲了甚麼細小的動物。這些東西不一定高貴，甚且未必罕見，只是沒人養沒人種，更沒有人會拿來做菜而已。

這便是所謂的「採集」料理了，當今世上最前衛的飲食風格。有人說目前全球美食潮流基本上是兩幫人的決鬥，一幫是把煮食弄得像化學實驗似的「泡沫幫」，另一幫是叫人回到舊石器時代的「採集幫」。前者的代表自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分子料理」，表表者是「肥鴨」和「鬥牛犬」；而後者則是新浪潮，近兩年連奪「世界最佳餐廳」之譽的「Noma」。

梁文道：越能放下自己你就越快樂

編：從週一到週五，每天傍晚5點多，只要你把電視頻道轉到鳳凰衛視中文台，就會在一直輕快琥珀的小提琴曲之後，見到一個理著光頭，戴著框架眼鏡，衣服逃不開黑白灰三色的男子走進屏幕。他軸上總是捧著一本書，裡面貼滿了各種顏色便簽。他會在接下來短短8分鐘裡，侃侃而談這本書和由書引發的思考。講完，話音未落，不說謝謝收看或者再見，轉身就走開。

這就是紅遍兩岸三地的讀書節目《開卷8分鐘》裡的梁文道，和我們在鏘鏘三人行或者其他時事評論節目裡見到的梁文道，還有從各種報章雜誌專欄裡讀到的梁文道一樣，是被尊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那個他。

但私底下，梁文道又是怎樣一個人？

此刻，他就站在對面，戴著玳瑁框的圓眼鏡，鏡片擦得亮亮的，青春的發緊貼頭皮，衣服熨燙得很挺括，村衣和馬甲都扣在最上面一顆口子，皮鞋一塵不染。靠近能聞到他身上淡淡的古龍水味。隨身斜跨一隻小白底黑條文的布包，裡面放著一小瓶水，一大本書，兩支鋼筆，還有煙。一切那麼井井有條，像極了他摩羯座的嚴謹。

他堅持坐車一定要女士先上車，進門或者出門一定要女士走前面，初次見面一定是他快步上前躬身握手，旁邊人幫忙倒茶水他一定起身致謝，這樣謙恭有禮，又像極了老派紳士。等他坐定下來，手捧一杯美式咖啡，一邊用攪拌棒慢慢攪動，一邊天南海北講起他的生活，不時還會停下來和書店主人養的小貓玩一會兒，然後轉身問大家剛才講到哪裡了。這時你又會覺得他是一個可以促膝談心的朋友。

為什麼很多人喜歡聽梁文道講話？有人說是因為他說的剛好就是他們想知道的，他堅持的剛好也是他們最堅持的。大學念哲學，梁文道習慣看什麼都深究本真，可能正因為這樣，以往他在照片裡多半都是緊鎖眉頭。他快樂嗎？從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到少年時想當黑幫老大，然後想當哲學家，再到最近成為佛教徒，梁文道的生命裡，除了讀書這個嗜好，還有什麼讓他快樂？

想悅己，你得先要弄清究竟「誰」是自己

「也許你和我一樣有過這種經驗：一件起初看來會讓自己開心的事，最後卻反而讓自己痛苦。比方現在大家都在熱 ipad和iphone4，假設我想我也可以擁有一件，必定會很快樂。於是我高高興興地跑去排隊購買，結果排隊時被人插隊，踩到腳，日曬雨淋，終於輪到我了，卻說賣完了。我可能因此變得好生氣、好憤怒，原本想要悅己的事，結果變成虐己。

我還認識有些人，一輩子都活得很難過，總是記得十多年前某某人欺騙他傷害他，或是某些童年陰影讓他很不快樂。其實，他仇恨的那些人，有的說不這早就不在人間了，剩下的也早就不再來往，發生的事早都變成歷史真正讓這些事過不去的，其實是這個人自己放不下。這時這個『自己』，就變成封鎖自己的牢籠。他被關在那些難過的記憶裡面，太在乎自己要求的正義沒有獲得，補償沒有實現。他想用怨恨來補償快樂，卻離快樂越來越遠

你看，我們變得和追求快樂的目的背道而馳，往往是因為沒搞清楚，那個想要取悅的『自己』，究竟是誰？它由哪些部分構成？或是糊裡糊涂把父母、老師、朋友，甚至大眾傳媒告訴你的需要，不假思索當成『自己』的需要；或是固執地認為應該堅守一個理論上不應改變的自我，把自己變成『自我』的囚徒。

所以我常覺得，放棄『自己』這個概念時，說不這會快樂得多，輕鬆得多。」

和「自己」保持距離，才能找到你自己

「我們常常要透過別人這面鏡子，才能瞭解自己。但既然是鏡子，就有可能變形或扭曲。這時，我們要靠自己的敏銳感覺看清楚自己。每當你覺得快樂或不快樂，滿足或不滿足時，你都清醒地跳出來看一下自己，這時被刺激，被滿足的究竟是什麼？我需要這樣的滿足嗎？人的確很難認清自己，唯有常常問自己問題。離自己有點距離，你才能清楚看到那個狀態下的自己是什麼。

拿最近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來說吧。上個月，我以北京工作。剛到第一天，正在準備第二天一場千人的盛大活動，家人忽然來電話告訴我，我從大學起養了17年的貓，小吉，忽然死了。那一記得，我腦中一片空白，毫無意識地猛然站起。小吉像我的女兒一樣，跟我很親，從小就會爬到我的毯子上來睡，我一直看著她長大。

我連著好幾天都擺脫不了那種空白，不可抑止地想像她最後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可有搏盡力氣地發出最後的哀鳴？抑或疲憊已極地常常睡去？生命究竟是什麼？那具躺臥的軀體分明就有小吉的樣子，但它比起之前還爬得起來的活物到底少了些什麼，或者多了什麼呢？

我很難過，就像失去一位親人。慢慢，我開始思考，我究竟在為什麼難過？也許我難過的只是從此失去某種習慣：比方我以後再也不能回到家的時候，用一種物有的聲調呼喚她的名字，期待她的出現；晚上睡覺時，也再不能期待她跳到我的枕頭上，用她的小腦袋頂我的頭；沒辦法再在我的衣服上找到她的毛……這些東西，我知道以後不會再有了。

我發現，難過的其實並不是失去這個伴侶，而是失去我自己身上的某種習慣。為有什麼事情你從此不會再做了而難過，就是一種很強烈的執著，會讓你很不快樂。」

快樂不快樂，都是背後有隻手在推動

「我們常常會為失去的東西難過，但最好玩的是，東西還沒到手，我們往往就已經開始擔心會失去它。其實你沒得到的東西，本來就不是你的；失去的東西，也不是你的。用佛語講就是『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就像我的貓，她離開了，她就不再是我的人我未來會得到什麼，它也還不是我的，我幹嘛那麼揪心它？

人最痛苦，好像都在為『已失去』和『示得到』糾結。對現代人來說，還最怕在這個滾滾的時代洪流中掉隊趕不上這趟車。拿現在人人關心的房子這件事來說，我還沒買過房子，也沒搭上任何車。昨天我來到上海，路過一個據說是目前上海最貴的樓盤，幾年前就有人勸我買它，現在價格已經翻了八倍。朋友每次看到我，都說：你看，後悔了吧，假如當年買了，現在不就可以退休了嗎？的確，這話沒錯。但假如我一直為這事懊悔，結果飛機掉下來，生命最後那一刻，我還在懊悔沒買房子的事，你說，這樣的人生多痛苦啊。

讓你痛苦的，不是你沒有搭上車，而是你總是想著自己沒搭上車的那個念頭。在香港有很多人四十歲前幹活乾得很拚命，希望可以提早退休享受生活，結果退休後卻因為早年弄得滿身傷痛，沒兩年就過世了，本該享受的生活從來沒有出現過；也有些人，你覺得他境況好慘，年輕時沒幫自己打算好，退休後還得出來繼續工作養家但你跟他一聊，卻發現人家活得自得基樂。人對現在狀態是什麼感覺，比外人看他是好是壞，重要多了。

有位法師曾說過這樣一個例子： 當有人拿一根棍子打你，你會不會生這根棍子的氣？當然不會。因為打你的看起來是這根棍子，其實是拿棍子的那隻手。但你也不會氣那隻手因為你知道，手也只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這麼分析下去，你會發現，那些傷害你的人，就跟棍子和手一樣，被他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操縱著。這時你不會生氣，只會覺得他很可憐。

然後往深處想，其實我也難免會做一些傷害人的事，會被一些我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東西蠱惑。但佛法好玩在它也不鼓勵人自責太多。要寬容別人，也要寬容自己。老活在對自己做錯事的愧疚感裡，跟活在對別人的仇恨中是同一回事。不是說你不要去改變，而是先放下罪責感，然後去想以後怎麼做才不會重蹈覆轍。

快樂或不快樂，都是背後有東西在推動你，你要清醒看到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們的大腦聯想能力很強，常常從A點蹦到H點再到F點，繞一大圈之後說不定又跳回A點。這個過程裡，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想這些東西，而是讓意識隨波逐流。想要清醒，就要『唸唸分明』。

有個練習方法很簡單，人人都可以做到，就是『觀呼吸』。這個過程很有意思，一呼一吸間，你會想很多東西：我要坐多久啊？我等下晚飯吃什麼？諸如此類。當這些雜念來時，不要跟自己說『不行，快回來』，也不要責怪自己『怎麼又走神』。正確的方法是當一發現有雜念，就只跟自己說三個字『知道了』，甚至別說『我知道了』。很奇妙，當你一想『知道了』，雜念自然就跑掉，你原心就定了。等心定了，你就可以開始關注呼吸怎麼吸進來，怎麼呼出去，進來的時候是涼的，出去的時候鼻孔感覺是熱的。慢慢這樣的練習做多了，你平常觀察自己，觀察環境的能力就會變強，你的心就不容易散亂，不容易跟著別人跑掉。」

越能放下自己，就越容易快樂

「對現代人來說，愛情也常常是喜憂參半。我們聽過太多女人為男人變心而心碎的故事，也聽過太多男人為什麼會花心、好色的理由，甚至有人對此提出生物學理論，但我想說的是：人並不是自然的囚徒，人有能力擺脫本能的束縛。我們今天所有的道德規範，都來自對自然本能的約束和否定。

我承認，在花心這個問題上，男人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甚至有客觀理論支持，但這些都不表示可以成為一個藉口或必然發生的事。在愛情世界裡，男人對女人的誤解，女人對男人的迷思，也許的確有很多客觀事實依據，但我相信，處於每段關係中的兩個人都是有能力去改變這些東西的。

在愛情中，往往越沒有自己，越快樂。太強調對自己的滿足，是欲，不是愛。慾望這個東西可怕在，它永遠滿足不了。好比買車，你總會遇到更好的車，有了勞斯萊斯，還希望有布加迪，還希望純個人定造；搭飛機，搭頭等艙，不如買私人飛機，國產的還不行最好是灣流公司出產的最新型號……你會發現，這個過程永遠無法滿足。在愛情裡也是這樣如果你總想滿足自己，你就永遠不會得到終極滿足。當你越能放下自己，投入像冒險一樣的過程裡面，你才會開始快樂。」

越不期待目的，越能得到意外驚喜

「我們常說：生有涯而知無涯。於是常常有人要我開書單，希望能在有限時間裡多讀有用的書。可我總覺得讀書到底有用沒用，我沒辦法幫別人回答。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一些起初看來很沒用的書，有時卻會變得很有用，這個有用，是超出你原先想像設定的範圍。

我這輩子到現在，擁有的或者獲得的最巧妙的想法，恰恰都來自讀之前沒想到它會給我帶來這種用處的書比方我前陣子在讀一本台灣社會學家寫的，調查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女傭的書。在那本書裡，我很意外地讀到一些想法，可以幫我理解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你看，這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我卻從中得到啟發。

我們總希望做的每件事、度過的每一刻都要有用，於是不再留時間散步了，不願意坐在窗下發呆了，換句話說我們不閒了，這樣其實少了很多孕育靈感的機會。當我們失去這些機會，人就不太會有大的變化，很難跳出原有格局。

為什麼？你看『用』是什麼意思？它就是你設想好的目的。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那些既定目標你就沒墨汁發現在這個目標範圍外，更廣闊的可能性是什麼。所以讀一些無用的書，做一些無用的事，花一些無用的時間，都是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個超越自己的機會。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變化，就是來自這種時刻。」

《悅己》雜誌2010年12月

梁文道：香港人真是愛革命（《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我讀一些很奇怪的革命歷史的書籍裡面，慢慢發現原來香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時候，真的是個很獨特的環境。那個環境原來是跟整個東南亞的革命情勢有關，我講的可還不只是辛亥革命。包括越南的獨立運動，他早期很多成員都在香港活動，應該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越共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是在香港召開的。然後菲律賓它的很多的獨立革命運動的英雄人物也都常常躲在香港或在香港籌劃菲律賓的革命事業。當時在夏威夷也有一批人是希望夏威夷獨立的，那批人也常常在香港活動。可以說香港真的是一個反動顛覆基地，更不要說是後來的反滿革命。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叫《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作者是霍啟昌教授。他是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擔任20年，現在是香港大學歷史系的榮譽教授。他過去關於孫中山跟澳門方面之間關係的一些研究，大家記不記得上禮拜我介紹另一本書的時候，那位作者還回應過他。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他這本書裡面，他怎麼樣扒書，香港跟澳門裡面所存的一些檔案，去提出一些對當時辛亥革命一些觀察，革命事業的一些觀察。然後這些觀察可以補充過去傳統上革命史的研究，太依賴的是官方認可的，或者官方擁有的某些正典化的革命檔案。現在他就找到一些別的東西來說明那段期間港澳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

他就說到，「在1895在1911這段期間，大多數的起義都是直接在香港組織的，因此香港著實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多作用。哪些作用呢？第一，每次起義都利用香港當基地，策劃、準備工作中心、聯絡站都是這兒；第二，香港又是籌集和分配經費跟軍火的中心點，每一次要什麼火藥槍械都是外地購入香港，然後從香港轉運進去，又每一次革命起義的經費也都是向香港的愛國華人募捐而來，最後香港不只是他們大家聯絡的地方，還是每次起義失敗之後革命隊伍解散逃難的地方，也是逃到香港。香港真是革命的前哨基地跟大後方。」

這裡面就說到，「要維持這麼龐大的一個革命事業的運作，需要一個不少的經費來維持。革命黨的經常開支不止如此。他們還要在香港辦報宣傳，每一次革命起義需要一筆更巨大的額外經費的援助，這一切都需要在香港募款。」最初孫中山是希望在夏威夷或者美國募款，結果發現在那邊募款不如在香港募的多，因為香港的富商好像尤其比較能夠同情他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們看電影都看過，看很多書報都提過，有一份很重要的報紙在當時在香港創辦了，那就是革命報刊《中國日報》。它是唯一能夠連續出版達13年之久的革命刊物，而且它一直宣傳民族主義，宣告自己是中國革命提倡者之源主，在創刊號裡面，它就毫不遲疑的讓讀者知道報紙取名為《中國日報》的理由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然後霍教授說，這很可能是對中國人民提出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宣言。而這樣的民族主義第一宣言就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上面的這份《中國日報》提出來的。

除了要宣揚這些革命的思想跟意識形態之外，還要有一班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同情革命運動的富有商人。除此之外還要有一批人能夠暗中保護跟爭取外國政府協調聲援革命運動的這麼一些有辦法的上流社會的人，還要有一批武裝精良視死如歸身先士卒，敢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物，那這些人好像香港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都不缺。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就講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的時候，他常常說一句話，說他是在香港而來。但是這些話坦白講，我們後來都覺得不能夠太當真，為什麼呢？因為孫中山他的自述常常多變，常常很多矛盾的地方，他大概去了什麼地方對著什麼人，就喜歡說一些當地人愛聽的話。可能來了香港，看到底下都是香港同學，就跟香港同學說我這革命思想是香港來的也不一定。

這裡面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當時他在香港所謂四大匪在一起談反滿的時候，他們談的真的是革命嗎？這裡面霍教授就認為，「李敖的很多年前的一個看法值得深入探討，就是他認為孫中山在香港經歷了一個重大演變，就是在他上書給李鴻章之前，他那個時候是改良派，後來是上書李鴻章不理他之後才變革命派。」這裡面就要說說明就是，他並不像傳統的把孫中山當成聖人般那種革命傳記裡面所描述的，他好像天生就革命，從頭就革命。那麼在這裡面霍教授就說，他認為呢，在他看來，孫中山在港澳期間的思想其實又是改良又是革命，這裡面有沒有矛盾呢？他認為這個矛盾的意思其實就是看到孫中山他是個戰略家，是個策略家，簡單的講就是他靈活多變。大家喜歡聽講改革的時候他講改革，喜歡講革命或者能夠講革命的時候他就講革命。

這裡面我們要說到，其實除了這個革命是受到香港的很大的孕育之外，其實就連改良派跟香港也有某些關係。比如說這裡面就提到說，當時康有為1879年路經香港的時候就對這個殖民地的建設印象深刻，他說，「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後來梁啟超也證實了，這就是他的老師開始鑽研西學的源頭。他說，「先生當時到了香港、上海，當然還有上海，看到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已經是這樣，本國更進步。思其所以至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本源。」

在香港不只啟發了當時很多的知識分子，路過知識分子對於一個不同政治體制的想法。同時一般的香港人也很奇怪的對於革命有一種很奇怪的支持。比如說這裡面就當年一份英文報紙，斷言每100名香港華人中有99名同情亂黨，其中又有70%是狂熱不顧一切的同情亂黨。而1911年11月6日一個中文報紙收到一個假消息報了出來，說北京已經陷落，滿人逃跑，結果當時平靜的香港全部沸騰，滿街的華人衝到街上放鞭炮，當時的總督還很頭疼，原來是英國是不准華人放鞭炮，但華人連放了好幾天鞭炮，就是要慶祝革命成功，滿街的華人都太高興，香港人真是愛革命。

梁文道：算賬

【飲食男女】今天在中國做生意，最要緊的就是膽量，尤其要夠膽定價。前陣子認識了一個市場營銷高手，他曾經做過一家新創立沒多久的白酒品牌，如今這個牌子已經穩站市場前列，成了馳名高檔貨。他說秘訣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咬住貴州茅台不放。

無論去到那裏，不管一瓶茅台要賣多少錢，總之這款新酒就是要比茅台貴兩成。結果所有客人打開酒單，一看這個連聽都沒聽過的陌生品牌竟然比茅台還要「高貴」，當然想都不想就叫來試試。它到底是不是真比茅台好喝？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夠貴，於是請客的人有面子，送禮的人有情義。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們就能明白一條取價過千的香煙，一盒一萬元人民幣的月餅，以及一份打破十萬人民幣大關的聖誕套餐是怎麼回事了。

兩年前，我聽說北京開了一家日本懷石料理，一個人最低消費是一萬人民幣，而且還要爆滿，訂不到位，便以為還是那套「中國模式」的定價在做祟，頗不以為意。後來京城一位開書店的朋友跟我說了好幾回，那家餐館的老闆汪先生是個有意思的文化人，願意大家坐下來聊聊日本文化種種。於是我便放下自己從不接受餐廳東主請客的習慣，去會一會這位住在京都，時常寫些飲食散文的同行。

雖然開在一家不怎麼樣的酒樓上，但這家店還是能在北京的高空呈現出一股濃濃的京都味，從障子到榻榻米，全是日本匠師親臨製作的上等貨。少了一方坪庭，多了一排居高臨下的窗景，也算別具特色，真要挑剔，就嫌那掛畫置花的「床之間」上竟放了一罐罐魚子醬促銷，煞了點風情。

店名「花傳美濃吉」，是京都二百八十年老字號「美濃吉」的唯一海外分店，她標榜完整無缺的正宗和風。不只搬來京都的設計和家具食具，甚至連人手也全部來自日本，服務生裏沒有一個中國人，廚房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我仍然懷疑，她真值得食客付出那麼大筆銀両？就算去到美濃吉「竹茂樓」本店，最貴的會席也不過三萬日圓多一點，才是這北京分店三分之一的價格。

「京野菜很難耐得住這麼艱難的運送過程，我們只好在其他地方下手，盡量挑選比京都本店更好的更罕見的食材」。店東汪先生就像所有在日本住得太久，而又全心沉浸彼邦文化的中國人，講起話來帶着股日本調。不是口音，而是認真說話時的神態；音量不大，但每個字都很用力，額頭下垂，眉宇輕皺，好像要強調些甚麼似的。看得出來，他是花了大力氣的，盡量不做妥協。所以他們的出品也回報了這番苦心，八寸裏的黑豆豆腐粗中有細，烤物裏的鰺魚泥工序繁複但不損原魚鮮美，的確是整個華人世界中做得最合格的懷石了（包括香港和台北）。

我喜歡這位汪先生的吐屬見識，欣賞他的堅持。只不過這一切還是不能說服我，因為我會算術。假如我要花一萬人民幣來吃一頓正宗京懷石，那為甚麼不乾脆搭一趟飛機跑去京都吃？如果買張廉價套票，省下來的錢就甚至吃得起「吉兆」了。要知道時勢不同以往，如今貴為日本懷石頂峯的吉兆也有四萬日幣埋單的機會。而美濃吉雖是歷史悠久的老鋪，但也和許多大名鼎鼎的日本老鋪一樣，不算最好，也絕不算壞，中上而已（單以食物而言）。

京都的地下水特別柔軟，此所以在京都吃到的京料理迥異他處。於是汪先生一股腦地把水都送過來了，並且不只是做菜煮飯，而是連tap water都要京都土產。這下可好，這一大筆空運費用加上可觀的碳排放，一餐晚飯不只天價，還極不環保。值得嗎？汪先生大概沒見過有人從污染環境耗費能源的角度來挑戰他，只好嘆了口氣：「唉，為了原汁原味，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話說回來，為了一嘗正味而專程去京都，豈不也是既奢侈又破壞地球？

看來，只要想毫無遺漏地品嘗異地風情，不管是做到不必飛去京都也能吃到真正京料理的地步（以及任何不去巴黎也能吃到法國美饌之類的舉措）還是為了口腹之慾而專門旅行，都必然是奢侈的，對錢包奢侈，也對環境和全人類的命運奢侈。這筆賬不容易算清。

梁文道：公關危機？

本來不想再說唐英年了，免得人家以為我是梁振英的「支持者」(「支持者」，多麼奇怪的說法，他倆用得著我們的支持嗎？)不料唐唐活得燦爛，自動奉上源源不絕的話題以解市民永日之困悶。最新一則自是轟動全城的緋聞事件。

婚外情到底會不會影響一個政治人物的前途呢？這得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講原理，另一方面是講現實。講原理，我們看的是他的私生活與其政治判斷和決策能力的關係；講現實，我們看的是他所身處的社會，尤其是人民百姓對這類事件的看法。單說原理，我不以為政治人物一定得是從不犯錯的聖人，甚至連「不貳過」都用不著(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那是孔子最鍾愛的弟子顏回的境界)，原因已有他人講述，毋庸贅詞。

值得討論的倒是涉及公眾觀感和情緒的現實面向：香港市民會不會接受一位有過婚外情紀錄，而又永遠保持「住家男人」好形像的特首呢？我們有沒有意大利人那麼開放，笑看領袖搞完一個接一個，直到「衰十一」才勉強把他送上法庭？照理說，以香港人之保守，TVB傳統教育之成功，唐英年是萬萬選不上特首大位的了；就算上得了，那也定是歷盡艱辛，危機重重。

只不過這個所謂的「選舉」其實和絕大部分香港人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我們信不信任唐英年也好，他有沒有私生子也好，都根本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半分。所以我完全不以為這次緋聞是趟嚴重的「危機」。你看《阿凡達》，總不會以為片子裡頭那顆星球原住民的「滅絕危機」是真的危機吧？這就是當看客做觀眾的幸福了；不管戲裡頭的地球是否快要完蛋，不管主角的命運是否九死一生，戲一完，我們出門照頭就是明媚春光，世界依然運轉如常；所有的緊張所有的激動都是假的。

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明報專訊】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電視台以六集《河殤》震動了不少大陸青年。就連香港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熱熱鬧鬧地談了一陣子「黃土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分別。回想起來，那套紀錄片的主題其實簡單得很，無非就是指出中國人總是背對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黃河這條「母親河」，結果閉關自守，困處黃土之中，成了一個封閉保守的內陸文明。

只要轉身一看，我們不難發現大海之外別有洞天，那便是開放大膽，冒險進取的歐羅巴「藍色文明」了。我還記得其中一集談到了深圳，稱讚這個新生特區的實驗精神，宣稱鄧小平的偉大眼界總算「終結了幾千年來背向大海的歷史」。

說來奇怪，當時我們一群香港年輕人明明天天對著蔚藍色的無敵海景，怎麼也會相信《河殤》的誇誇其談，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閉又保守的「黃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這就和某些可能一輩子都沒在黃河流域生活過，但又動不動就把可黃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樣，覺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黃河水，卻，渾然忘記了自己身處南海之濱的現實。


二○○九年，香港導演陳德森推出了《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被許多香港影評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讀，因為片子裏犧牲掉的許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軀，卻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義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倫理。換句話說，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證了那種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實的香港傳說﹕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標，只知道做人要講義氣重感情，而且為了義氣感情可以放棄平日腳踏實地的經營生活，做出驚人的非常之舉。

再一次地，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也忘記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那種「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這部電影在每一個人倒下時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貫，強調他們來自全國各省，好營造出八方豪傑會香江之氣勢的做法一樣不真實（事實上，當時在港參與革命活動的幾乎全是廣東人）。回顧當年，如果說連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國也就沒有第二個地方的人會曉得這些名詞的意思了。

「中國不能說有一個好的政府，它與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相差很遠。中國當權者有成千上萬，據說，從最高層到最基層，只有極少人在履行官職時誠實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並公正地對待百姓……公認的意見是﹕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官員，全都是敲詐者。勒索他們能抓到的每一個人。如不給他們行賄，幾乎無一人能掙脫他的手指頭而滑走」。

上述這段話出自一個十幾歲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島摩利臣山的「馬禮遜學堂」的學生（「摩利臣」就是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的港版翻譯）。舉目中國，除了香港和澳門，當時不太可能還有他處少年能具如此見識膽氣。

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孫中山、楊衢雲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經不用贅言追溯，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關係也早有太多人說過。我不是歷史學家，只能在這極有限的篇幅裏面大膽地簡化歷史，提出一種角度甚或偏見去激活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討論。那個偏見便是﹕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我所謂的「南方海洋中國」（或者「大南洋」）是一個和《河殤》裏的「黃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廈門、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縣、珠三角、港澳、海南、馬尼拉、河內、芽莊、會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泗水、萬隆，然後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區和港埠。這片區域裏的華人不止親近海洋，而且習慣異族。他們在出海即被視作「奸民」的年代裏就視王法於無物，冒險泛舟。他們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羅，以至於荷蘭、西班牙和英國、法國等西方各殖民帝國之間，靈活機變。而且這些碼頭彼此往來密切，形成了一大串從中土至海外的流動網絡。今天香港的《星島日報》、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其創辦人皆為緬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陸佑堂」紀念的是馬來亞錫礦大王陸佑，廈門大學則是新加坡的陳嘉庚。在東南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以前，這些人來去穿梭，輕鬆得就像《花樣年華》裏的梁朝偉，說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買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沒比大嶼山遠多少似的。

華僑「愛國」的笑話

今天說起這片區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習慣地加上「愛國華僑」這四個字。具體談到辛亥革命，在分析「華僑」何以為「革命之母」，孫中山的革命經費又何以有八成來自海外華人的時候，大家也還是不經思考地就說那是「因為他們愛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愛國會愛到要不就君主立憲，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當時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會用這種方式來「愛國」嗎？為什麼革命的財源幾乎盡出南洋？像陳少白、胡漢民、汪精衛這些最早發動革命的領袖，為什麼全是廣東人？就連溫和一點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還是我們廣東老鄉。

至於說這一大片地帶的人有「向來愛國的傳統」，那就更是笑話了。首先，宋元之後，福建廣東兩省出海討生活的百姓從來就被中央王朝敵視，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順手抓捕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國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員卻教佔據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當地經商的華人死活不關北京的事，你們愛怎麼對待便怎麼對待。其次，歷史上這些人也一直沒有太重的國家觀念，唯一重視的只是原鄉宗族之情。他們在海外以語群和地方為基礎的會黨械鬥，其慘烈尤勝於與異族相爭。直到近世民族主義興起，他們才一一愛上遠在北方的中國（妙的是，他們也很可能比北方華人更早形成民族國家的觀念與認同）。

「私通外國」有一手

最後，這些人「私通外國」的歷史特別。唐朝如此開放，皇帝還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廣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難馴的廣府人，別讓他們老是和住在當地的十二萬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雜種。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謂的東瀛浪人，主事者卻多半來自閩南，所以深入內地破城劫掠的時候特別熟路。倭寇以後，海盜繼續幹着這種勾結外人的事業。例如鄭成功的老爸鄭芝龍，手下艦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華東及南洋水域的海盜霸主。他的艦隊裏就有日本人、朝鮮人、新畿內亞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門上學，受過天主教洗禮但又崇拜媽祖的他，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劍道的高手，興致一到還能在海上來手西班牙結他，與眾同樂。鄭芝龍的夫人（即鄭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盜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號Captain China）有過同性伴侶的關係。鄭芝龍一會兒歸順明朝一會兒歸順清朝，當然說不上愛國；可他又打劫荷屬東印度公司，逼得後者退避三舍，回頭則救濟福建百姓，號稱中國東南的「海上長城」。你說這是一個「黃土文明」的產物嗎？這種角色，北方人大概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到了清朝，與南洋聲氣相通，而民間自主之風甚盛的東南地區更是中國的造反大本營，先有組織擴及整個東南亞的天地會，再有孫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話一句，影響洪秀全思想極深的梁發，也是馬禮遜的廣東弟子）。同時這一帶又是引進西學的思想震央，出過福州嚴復和珠海容閎等力圖革新以挽大清國運的文士。請問，革命如果不從這一角發起，又豈有他處？特別是海外華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傳統士紳，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反就是換人當皇帝的老實百姓，無論是君主立憲抑或民主共和，你和這些南洋客一說，他們馬上就明白，理解毫無困難。畢竟他們真的活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見過其他的制度選擇；甚至在婆羅州上自己建立過一個比美國還要早的「蘭芳共和國」，自治共和。

於是，正當北方義和團還在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從南洋傳到廣東福建的觀念新潮已經一浪疊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後來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軍，南方革命之勢遂成，不可退卻。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凱在發給張謇的一封電報上說﹕「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國日報》在回顧武昌起義時也提到﹕「倡義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國民黨北伐，這種「南新北舊」的印象仍是時人共識，所以才會有許多滿腔熱血滿腦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們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卻見群丑一時「勸退」，一時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賢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

梁文道：選特首不如選班長（香港冇運行二之二）

許多人形容唐英年陣營的挺唐言論是「國際笑話」，在我看來，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縱觀全球各地的政治選舉，固然從未出現過支持者會稱讚候選人「大智若愚」、「腳頭好」和「受神感召」之類的話。但是我們香港人又何必動不動就甚麼「國際笑話」，往自己臉上貼金呢？請回想一下自己小學時代選班長的經歷，有沒有人會說「呢位同學最正啦。大家千祈唔好睇佢平日蠢蠢哋，其實佢係好醒嘅」？又有沒有人會說：「計我話過去嗰個學期全班同學冇穿冇爛，一定係佢腳頭好，益晒大家」？或者「今朝sister帶大家祈禱嘅時候，我聽到天主好清楚話俾我知，選班長一定要選唐唐」？

別說「國際笑話」了，那些話根本是連小學競選班長都說不出口的蠢話。可悲的是這不是選班長，而是選特首。說出這些不可思議的笑話的人，不是流鼻涕的小明，也不是永遠忘記拉褲鏈的B仔；而是掌管公共機構，代表香港「各界市民」，有份投票選出來香港領導人的傳說中的「精英」。

假如這就是香港的「精英」，他們和他們心目中的「精英中之精英」就是我們的領導班子，香港的命運也就不用多說了。

說句實在的，不管最後當特首的究竟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這兩人都很難擺脫長年跟隨他們的笑話與猜疑，他們更不可能和飽遭劣評的現政府徹底切割開來，於是這二人也不能在當選之後許諾一個新的開端。所有人都會覺得他們只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的延長，所有人都會拿著放大鏡檢視他們就任之後的一言一行。未來的香港特首將是一個沒有任何蜜月期的特首，這才是真正國際級別的政治現象。

梁文道：三句實話（香港冇運行二之一）

大家都曉得讚美人的話不能盡信，尤其是一場選戰裡面支持者稱賞候選人的話，那就是廣告，只會誇大產品的好處，不會道出它的弱點。但是在即將展開的特首選舉裡頭，我意外地發現唐英年陣營喊出的褒詞居然曲折而隱晦地說明了一些真相。

你看全國政協常委陳永祺，他說唐英年「大智若愚」，這話豈不間接證實了坊間對唐英年的既有印像？沒錯，那就是這位永遠口不擇言，永遠有說錯話傾向的「疑似特首候選人」真的很愚蠢。只不過陳永祺想要告訴大家，唐英年的笨只不過是個表面現象，他實際上聰明得很，有大智慧，只不過一般人看不出來罷了。選特首不是選美，固然不能以貌取人；可是你要說服大家找一個看似草包的傢伙，恐怕得花更多力氣才能證明他其實沒有表現出來的那麼草包吧。

再看醫管局主席胡定旭，他誇讚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政府沒有赤字，原因不是他理財有方，而是他「腳頭好」。這又說明甚麼呢？豈不又是證實了大家對唐英年半生從政履歷的看法？那就是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豐功偉績，甚至找不出他的鮮明作用；如果那幾年香港真的尚稱平穩，也不是他的功勞，純屬好運氣而已。

更荒謬的是全國人大代表容永祺，他選擇挺唐，原因竟然是「受到神的感召」。這真是實在找不到任何說得出口的理由了，只好訴諸玄之又玄的「天意」了。

按照這個傾向發展下去，說不定很快就會有人在城門河口發現一塊浮木，上頭寫著「英年」二字了。

「大智若愚」、「腳頭好」和「神的感召」，這三句堪稱選舉史上經典讚詞的大實話恰恰指出了唐英年是多麼地乏善可陳。如果連賣廣告的人都尋不著這件商品的丁點好處，這個東西就真是沒得救了。

梁文道：真正的港大

沒錯，大學就和人一樣，它的出身只能部分限定它的精神，其真實面貌還是要靠它自己描繪。

正當香港大學高層把國家未來二當家請來主持校慶，還違反常規地讓他坐上校監道座；排除掉一群知名「不受歡迎」校友，好放下一室配得上「中國大學」新容顏的合格權貴；同時又使校園為警察盤據之際……；香港大學的學生站出來了，他們拒絕這番既定的畫像。正如其先輩拒絕了殖民地精英培訓班的命運，以自己年輕的心志、聲音與肢體重新界定了自己的港大一樣。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那些在港大校慶當日示威的學生，以及在事後回到母校座談會憤怒表態的校友，都是至為可敬的。我甚至要說，是他們挽救了香港大學的顏面，保住了一份大學該有的元氣。請想想看，要是當天港大學生全在校園內一邊搖旗一邊吶喊 「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讓一場不符禮制不合體統的「盛事」無風無浪順利功成；要是港大校友全在事後指摘示威同學，登報支持警察協助港大維穩；這家百年老店可還有臉說自己是家有風骨有自由的真正大學嗎？

其實在大學校慶日中示威，在畢業禮上嗆聲，本來便是大學裡的家常便飯。從牛劍哈耶到我們近鄰的東京首爾，學生若不在這天各言其志，名校便幾乎不成名校，因為那些言行正是大學可貴之批判自省精神的真實體現。偏偏《信報》的文化評論家占飛不做如是觀，他主張那天在港大鬧事的學生也該反省。於是我認真拜讀了他的半版鴻文，想必有以教我。可是我看來看去，只看見「他們要反省」這一點，除了「校慶典禮自有其莊嚴與意義，但對他們來說，是否只是另一個抗議和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和場合」，便再也看不見多少實質內容。

取掉了當日校慶典禮安排的具體脈絡，去批評學生不夠成熟；抹去警察壓制校園的實際前提，去責問學生有沒有「說過不該說的話」。這樣抽空的「反省」，比起港大這批校友學生以行動對母校做出的真正反省，實在沒有多大意義。頂多就是為了批判而批判，為了求異而異言的偽批評罷了。

梁文道：盛事

特區政府為了吸引遊客，把香港定位為「盛事之都」，結果幾年下來，誰也沒見著什麼足以稱道的國際盛事。倒是祖國大地，從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廣州亞運、西安花博，一直到深圳大運，接連不斷，硬把中國辦成了「盛事之國」。

最近傳言上海可能要申辦2028年的奧運會，於是新浪微博做了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四萬多名參與網民裡有83%的人反對。為什麼這麼了不起的盛事，百姓卻不太領情呢？

兩年前，為了預熱深圳「大運」，有些媒體找來我們一群愛說話的人給點意見，也有官方機構座談集思廣益。在那些場合裡，我說來說去就是一件事，那便是別試圖把大學生運動會弄得像奧運、世博一樣風光，更不要以為這是個大搞形象工程的良機；反而應該把握大學生運動會那比奧運會更「業餘」的特質，趁機推動全民運動。與其花錢建造壯觀的場館，不如增設社區體育設施；與其比較參賽選手數目之多寡，不如研究如何吸引一般市民健身。要是真想借此拔高深圳的形象，不如定個人均運動時數全國最高的目標。

我當然知道自己不切實際，所以後來也就沒再追問這些建議的去向。我想那無非就是在熱風中搖了一下扇子，純屬無用的空氣。

終於等到了2011年，我聽說為了順利召開大運會，先有八萬「治安高危人群」被請出城，然後是禁止民工上訪討薪。開幕式當晚，深圳效仿廣州亞運的做法，要求會場附近居民離家五小時，以策安全。但是為了景觀壯麗，電視上好看，那些空了五小時的住宅是不可以關燈的。不只如此，連機場也要在賽事開幕和閉幕那兩天禁飛。我猜這大概是史上第一座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而禁飛的城市，也算創個紀錄。

今天的中國公民怕了盛事，怕的就是它必然擾民。除了嚴苛至不近人情的安保手段，還有那經年累月的土木工程，「穿衣戴帽」的樓房粉飾，以及任何日常生活的中斷。這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盛事的問題，並不在於大家常常提到的「虛矯」「面子」「形象」和「政績」等字眼，因為所有主辦過奧運和世博的城市也都希望借此爭光，那裡的官員也一定想要透過這些盛事的順利成功替自己加分，這類非正常的活動甚至也必然會在有限的時間和有限的範圍內阻礙市民的正常生活。那麼，真正使得中國盛事稱得上「模式」的要素到底是什麼呢？

我以為，中國的「盛事」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關乎目標選擇以及目標和手段之間衡量計算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我們都不陌生，只不過在這等盛事之中格外鮮明罷了。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領導在下達指示的時候說「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搞好××會」的樣子，也完全可以想像官員們在討論相關對策時「以確保××會的召開為最高目標」的情況。在這樣的氣氛底下，那可以不計的代價也許就包括了交通不便所帶來的耗損，那排名沒那麼高的目標或者就是讓每個住民安居以及公平申訴的權利。換句話說，這種思維的特點是，只認定一個最有價值最絕對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排除其他政府也應該（甚至更應該）追求的目標。

由於要一個燈火璀璨的夜景，要一個世界級狙擊手都打不到的安全會場，所以居民要在晚上離家同時別忘了開燈，這不叫不擇手段，而是不擇目標，是不考慮盛事以外的其他施政目標和價值。正常的政治思考和決策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正常的政治思考總是會面對許多彼此衝突的目標、不可化約的價值，正常的政治決策總是要在那些矛盾的目標和價值之間艱難估量，妥協平衡。

只有一種狀況，我們或許可以獨裁地宣稱「必須不顧一切」，那就是戰爭。只有戰爭才會只追求一個目標，可以為了勝利而不計代價（不過，戰爭也並非真的能夠不計代價。也有些國家會比另一些國家更重視戰時狀態的人權，更擔憂人命的損傷）。大家討論中國某些政策的制定施行時，往往會提到「動員」兩個字，「動員」豈不就是一種作戰的準備？盛事就像戰爭，它的問題不只是擾民，而是根本沒想到除了盛事，人民還有其他利益訴求，以及無論何時也不可剝奪的權利。老百姓為什麼怕盛事？因為沒人想天天打仗。

梁文道：別想擺脫書

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有這樣一種能力，去書店買書或者去圖書館找書，拿起一本書很迅速地翻一翻，就能大概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這個印象也許不十分準確，但是能夠起到初步的導航作用。電子書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電子書是不能翻的，即便可以跳頁瀏覽，你還是會覺得它慢。

意大利著名學者安伯托·艾可認為，即使我們會擁有越來越多的電子閱覽器，但書這個東西是個非常好的發明，不能被替代，就像剪刀、車輪或勺子一樣。這些東西自從問世後，就幾乎沒怎麼變過。雖然也需要小修小補，但整個形態上的大規模變化是不必要的。

法國知名電影學者尚·克洛德·卡里耶爾說，25年前，他在巴黎坐地鐵的時候，總會遇到一個坐在地鐵站的長椅上好像在等車的人。這個人的身邊總有四五本書，天天坐在那裡看書。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好奇，過去問這個人到底在幹嗎？這個人說了讓卡里耶爾難忘的一句話：我這是在讀書。至於為什麼選擇在地鐵站裡讀書，是因為那裡是一個不用消費就可以一直坐著的地方，而且冬暖夏涼。「我很快就走開了，因為我意識到自己在浪費他的時間。」卡里耶爾說。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永遠別想擺脫書。

梁文道：港大之光 中大之恥

雖然港大很難擺脫它和殖民體制的歷史關係；然而，一間大學的本質和精神是開放的，永遠有待闡述和定義，也永遠不可能完全被它的過去捆綁束縛。

香港大學的副校長程介明先生近日努力發掘港大創辦史的中國因素，拿清廷命官和殖民地政府那一段往來證明香港大學果然從來就是「中國的大學」。或許，這就是港大自我定義的新篇章了。證諸近日鬧得滿城熱烘烘的「港大百周年校慶事件」，我們便更能明白這個新定義的側面。清華大學校慶舞台擺在人民大會堂，主角是以胡錦濤為首的一列「黨和國家領導人」，許多學系的系主任居然被安排坐到二樓觀眾席上，要用望遠鏡才勉強看得見他們的模樣。而港大把校監寶座讓給未來國家二把手，可謂深得做「中國的大學」之箇中三味，誰曰不宜？

想當初，中文大學出產的徐立之教授當上了港大校長，許多中大校友額手稱慶，紛紛許為「中大之光」。這一回，徐校長治下的港大弄出這一台大龍鳳，港大「新護法」游清源先生於《信報》專欄上一句「徐立之是中大之恥」，將這一連串醜事的責任原封不動送回中大。忝為中大校友，我也覺得無話可說，而且還很想勸勸被游先生戲言氣得眼火爆的師兄師姐息怒。

至於游先生所說的中大「二奶命」，我照樣甘之如飴。老實講，要請「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坐校監座位這種大哥派頭，還是讓港大獨享好了。正是你登你的山頂道，我游我的馬料水。吾輩山村野夫，靜處南方海隅，手中空無一物，本就配不上這許富貴榮華。

梁文道：殖民地大學

孫中山先生是香港大學最值得自豪的校友。只不過孫先生唸書的年代，港大還不存在，那時候有的只是港大前身「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千萬別小看這家學校，它的創辦人白文信爵士(Sir Patrick Manson)可是大名鼎鼎的「熱帶醫學之父」。正是這位蘇格蘭醫生發現了蚊子會攜帶疾病的事實，日後救人無數。

祖祖輩輩活在熱帶地區的人並不會知道甚麼叫做「熱帶醫學」，一向活在北方溫帶地區的人也不需要發展出一套「溫帶醫學」，只有南下第三世界的西方人才需要發展出這麼一門獨特的學問。因為這些來自溫帶的殖民軍人、教士、學者和探險家根本無法適應熱帶甚至亞熱帶的天氣，那些地方有太多他們聞所未聞的毒蟲和異獸，也有太多他們從來沒準備過要面對的疾病與傷害。怎樣使歐洲和北美洲來的白人可以安全甚至舒適地住在這片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進而管理他們陌生的文化與族群，便成了當年帝國學術界的首要課題。所謂「熱帶醫學」，則是回應上述需要的關鍵。

當我們說港大是「殖民地大學」的時候，大家往往著眼於它培訓了多少統治階層(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協助殖民者統治被殖民者的中間階層)。除了香港，港大的確為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內的整個大英帝國的東亞屬地輸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這些人才也常常具備了所有殖民地中間統治階層都會具備的精英心態：比起蹲在他們下方的本地人，他們以為自己更好更優秀，也更像坐在吊扇之下戴著草帽的殖民主。

那為甚麼港大的前身不是一間行政管理學校，卻是一間醫學院呢？理由已經很清楚了，因為帝國首先要解決殖民主存活的問題。「熱帶醫學」是港大誕生的背景，也是這所名校很難斬斷它和帝國間千絲萬縷的歷史關係的原因。

不過，我們絕不能因此斷言創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白文信爵士是個心懷叵測的殖民壞蛋。恰恰相反，曾經在台灣和廈門住過的白文信是個真誠為人的醫生。就和當年許多熱情洋溢的白人一樣，他相信啟蒙迷信中醫的華人是他的任務，決心幫助如鼠輩般活著的本地人改善健康。所以他還創辦了「牛奶公司」，想讓華人欣賞牛奶的好處。

歷史是複雜的。帝國固然有它的仁慈，殖民地大學也自有它的榮光。

梁文道：哲人其萎

狄奧更尼斯是古希臘哲學史上有名的怪人，衣衫襤褸，露宿街頭。柏拉圖說他活得像條狗，他老人家欣然同意。他認為偷寺廟的東西沒甚麼不對，吃人肉也不見得犯錯，甚至試過公然在市場上當眾手淫。然而，在其一切奇言異行之中，最酷的還是他的自殺。傳說在他九十歲那年決心赴死，辦法是忍住一口氣，不呼不吸，果然窒息身亡。何等奇詭，何等壯烈，假如這是真事，那麼狄奧更尼斯就一定是人類史上意志最堅定的自殺死者了，竟能以意志違逆身體本能，視死如歸。


難怪當時的雅典人形容狄奧更尼斯是「瘋掉了的蘇格拉底」，因為他實在是蘇格拉底精神的傳人，和這位西方哲學的祖師爺一樣歡迎死亡，只不過手段激烈些罷了。假如說哲學起源於蘇格拉底的審判，我們也可以換個講法，把哲學的開端定在一個人的死上。而蘇格拉底，這位曾經說過「真正的哲學家以死為志業」的至聖先師，他則向後人示範了真正哲學家死到臨頭那一刻所該有的淡定和平靜。

「做哲學就是學習怎麼去死」。出於對西塞羅這句名言的認真，美國「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學教授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花了半年時間，結集古往今來一百九十位哲學家的死亡故事，遂成一部《哲人其萎》（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把一部哲學史活生生變成了死亡學習史。此前他寫過一本備受圈內人好評的《Very Little...Almost Nothing》，亦以死亡為課題，將法國思想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解釋出一番新花樣。但卻絕對及不上現下這本噱頭十足的小書暢銷。以一位專治當代歐陸哲學的著名學者而言，這本書在市場上的爆紅說得上是奇蹟。理由明顯，因為它確實好玩。

除了狄奧更尼斯，《哲人其萎》還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死亡異聞。例如畢達哥拉斯，晚年得罪權貴，被人追殺，逃到一片豆田之前便止步不行，因為茹素的他寧死也不肯踩到豆苗。沒多久，這位全球中學生都認識（但不一定都喜歡）的大哲就被追兵割斷了喉嚨。中古天主教神學家史各特（John Scottus Eriugena）名動天下，原籍愛爾蘭的他敢在法國國王取笑他「甚麼可以區隔開一個儍子和一個愛爾蘭人？」時，隔桌妙答「一張桌子」，真有叫天子脫靴的氣魄。沒想到卻在收到英國國王召見之後，被他那滿心忌恨的英國學僧用筆刺死。還有邊沁，這位「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其實應該譯作「效益主義」才好）之父，為了追求社會大多數人的效益，不惜犧牲自己，遺言要求人家把他的身體做成木乃伊，其中塞滿稻草，然後將之「坐」在他習用的座椅上，以供後人研究。很不幸，英國人炮製木乃伊的工夫不到家，邊沁的頭沒多久便腐敗發黑，醫生只好取下封存，另以蠟製頭像代替，裝到那具至今依然「健在」的遺體之上。而那顆封藏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一個盒子裏的真頭顱，則成了學子們百多年來惡作劇的對象。 1975年，有批學生偷走了它，向校方要求贖金。他們指定那筆錢要捐給一個慈善基金，校方無奈，只好依言繳款。最後，依照指示，邊沁首級終於在蘇格蘭一個火車站的儲物櫃中重見天日。沒想到邊沁死了一百四十多年，他還在為人類的利益發散餘溫，造福百姓，真可謂死得其所。


除了少數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聞，克里奇利的生輝妙筆還能昇華平淡，為一些死得很正常的哲學家寫出有教訓有意義的故事。比方說維根斯坦，他曾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因為我們不會活到能經驗死亡的地步」，非常利落也非常古典的一句話。既然只有生命才談得上經驗，而死亡則是生命結束之後的狀態，人又何懼之有？就在他離世前幾天，維根斯坦還對朋友說：「雖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我卻從未思考來生。我一切關懷盡在此生，以及我未完的寫作」。克里奇利形容他是「died with his boots on」，可見其言不虛，做哲學做到至死方休，的確無畏無懼。

自蘇格拉底以降，所謂「哲學家式的死法」（philosopher's death）便成了一種了不起的典範，那種安然迎向終局的平和態度不只叫人欽羨，更有一種了悟人生意義後的釋然。尤其在今天這個世俗化的年代，死後世界的永生早已不是人人皆有的共識，信仰抽離，價值虛空；克里奇利以為面對人生終有一死這個終極的「局限」（finitude），「學習怎麼死便是學習怎麼生」。「哲學家式的死亡」便比從前多了一層形上意義，是一個人應該致力以求的目標。只有「好死」，只有死亡面前的坦然，才能證明你果然活過了有意思的一生。偏偏這個年代又是一個最忌諱死的時代，不獨我們中國人，全世界一樣怕死，總是想要活得快樂活得慢，還要發明各種藥物手段來延年益壽。正是坊間太多教人好好生活（同時卻又不談死亡遺忘死亡甚且假裝死亡不存在）的心靈雞湯，克里奇利才想出這麼一個點子，要我們明白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的真正解藥」，甚至可能是其他人生活的解藥。你看，二十世紀「邏輯實證論」大師艾耶（ A. J. Ayer）一生光彩，是少數曾經應邀參加內衣設計師派對的哲學家（他還在那個派對上為了名模Naomi Campbell和重量級拳王泰臣發生衝突）。他的遺孀便留下了這麼一句足以載入史冊的話：「自從死了之後，他的人變得友善多了。」

梁文道：《推土機前種花》（+續）

學者阿巴斯他曾經形容香港是一個消失的空間，什麼叫做消失的空間呢？就是這個城市很奇怪，你很難在裡面看到一些老的建築物，老的房子或者一個老的街區，因為它總是不斷在拆，它不斷在拆，平整出一片新的地皮，然後再蓋一些更嶄新、更高的樓房，一起把這個樓市推向更高點。

我們都知道香港的地產業非常蓬勃，香港的金融業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地產業掛勾，而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也是來自於賣地的收入。那麼在這樣的一個結構底下，我們當然有很多老房子、老建築要拆，那這些老房子、老建築要拆，過去的名義就是說因為你這個房子老了，年久失修了社區敗落了，要重建它，來活化它。

但是，事實上過去常常會有很多的爭端發生，很多老街坊不願意搬走，那麼這個爭論往往執著於什麼地方呢？就是這個賠償夠不夠，這賠償怎麼講夠不夠呢？比如說你要我搬吧，我這住了幾十年，我現在忽然要找房子，那我住慣了這一區，我當然還希望住在我這一區，那你如果賠償我，那個價錢起碼要讓我在同區買的起我住的地方。

但是政府他們透過的那些中介的公司或機構，給你那筆錢，你是很難再將來買回來。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你這個地方被拆了，新蓋了一個大樓，那整個地方的地租、地價都會上升，那他賠給你的錢是現在給你的這個價值，不是將來的那個價值，這裡面就是一般所講的租值差異。

就你今天這塊老地方比如說一平米值個4000，他重建了之後，也許就值一萬了，只是拆遷的時候給你那筆價錢，你一萬，你說你買的回來嗎？那很難買的回來，但是最近幾年香港有個情況，就是很多這些老區重建的時候，老百姓想法不同了，他不是講賠償不賠償的問題，他是根本不想走，他們為什麼不想走呢？他對這個地方有感情，他在這個地方生活慣了，他有一些社區形成了，他不願意這個社區被拆散，不願意社區的文化消失掉。

這也就是我們昨天接續講的文化保育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但是這樣一種新的想法，目前香港政府或者體制還沒有一個很完善的方法來處理、來應對，甚至連溝通都說不上。

我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叫《推土機前種花》，是本相當感人的書，作者周綺薇她一方面教書，但是一方面投入了這些運動。她這個運動正好就是因為跟她家有關，她家就住在深水部的一個老街區裡面，這個老街區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說街坊們都說要搬了，政府要來拆了，那麼當時她就覺得情況有一點不太對勁。

為什麼呢？比如說這裡面就講，體制裡面來了一個經理，這個經理嘴角半吊，似笑非笑，背書一樣說了一大堆話，他說的每個字我都懂，但組合成一個句子後，我就不懂了。

街坊裡面這是個老街，都是中年人、老年人，有些說話夾雜著鄉音，我暗想怎麼辦，他們聽的明白嗎？而最令我們震驚的是，這個經理說三個月後，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搬走，整個這個重建區的土地都會被政府引用法例沒收，堅持留下來的，就是霸佔了政府的土地，那就是犯法了。

然後問題就來了，就開始展開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場抗爭運動，就是老百姓不願搬，那政府派來的人員，說的是專業術語，他發的一些諮詢手冊，老百姓們根本都看不懂，這都是一些老人家，上了年紀，教育程度不一定都很高。

這裡面這些不願走的老街坊包括什麼人呢？包括比如說這裡面有一個叫雷伯伯的人，這個雷伯伯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是年輕的時候在大陸，當時讀完醫科畢業，來到香港之後，學歷不獲承認，於是在閣樓當流氓醫生，這是一種非法的醫生，但是因為他確實很便宜，適合這個地方，很多低收入戶就得靠他，那麼如果這些低收入戶走到別的地方的時候，平常有什麼感冒什麼的，看看小病的，就不會再得到這麼便宜的照顧了。

而這個雷伯伯，這個醫生，他喜歡簡潔的生活，不喜歡雜務纏身，於是政府的人上來要跟他談賠償問題的時候，發現他連電視機都沒有，因為人家不愛看電視，愛讀散文，於是就說，那你賠償就只能就給你一半，因為你根本本來就什麼都沒有，這雷伯伯就說了，萬萬想不到，政府借重建為名，為了賺盡了一分一毫，巧立名目，要所有人都依照他的標準生活。

另外，還有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叫梁葵，這個梁葵跟我是老鄉，是順德人，她過去是做麻姐，也就是說幫一些大戶人家打雜的，一輩子單身這種女人，然後她已經85歲了，那麼後來她不願意搬，政府來的人就跟她說，你要是不搬的話，就拉你去坐牢，要不坐牢的話，那就每天罰一百塊，你想想看85歲的老婆婆，她怎麼樣給你們每天罰100塊，還怎麼樣坐牢呢？

後來，沒想到一份英文報紙的記者知道政府人員馬上又來了說，哎呀對不起老婆婆，是我們說錯話，你還沒搬，你就留下來，你千萬別對外國記者亂說話了。這個老婆婆還有一些老的一套傳統的價值觀跟信仰。

比如說，她看到香港很多拜神、拜觀音、拜土地、拜關公這些神紙你不能隨便扔在街上，這是很不敬的，她看到有人這麼扔在街上，她怎麼辦？她跑到馬路邊的一個小地方，然後在那邊自己蓋了一個小廟，然後把這些所有被遺棄的靈像、神位統統安放進去，她覺得這才對得起這些神像跟這些靈位。

另外，還有一個黎叔叔，這個黎叔叔呢。在這個老區裡面，他是開電器行的，這裡面很多老街坊、老人家，很窮，電器壞了，哎呀也不想買新的，或者沒錢買，他就免費主動上門去照顧這些老人家，幫他們搬東西。

另外，年輕人在這裡面也有歸屬感，為什麼呢？因為打遊戲機的24小時的通宵的一個遊戲機當，那這個遊戲機當這個老闆也跟這些年輕人混的很熟，這些年輕人也都很不捨得他，聽完這些人的故事，你就瞭解到，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這是一個形成了社區的老街，當時這些人忽然間聽說政府要來拆東西了，然後很多政府派來的人出來跟他們說話，我們這位作者周綺薇她也來跟大家解釋是怎麼回事，一開始大家非常懷疑她，就是說你是什麼人，幹嘛出來跟我們說這件事。

直到她說各位街坊，我就是後面這個車房老闆的女兒，平時坐在門口跟大家聊天的是我爺爺，我是在這裡長大的，然後所有人都嚇傻，哎喲原來是你呀，沒想到你長那麼大了，然後就很信任她，至此之後，她就成為這個運動裡面其中一個大家、老街坊們最信任的是我們街的小女兒，我們街的小女兒就跟這群街坊展開了一場推土機前種花的美麗運動。

(續)http://v.ifeng.com/history/wenhuashidian/201108/98e9d64c-c3a2-4722-a4ba-21843d973a01.shtml

我教過很多年書，在這個教書的過程裡面，其實有一些學生，我從來不敢叫這些人是我的學生，為什麼呢？他們上我的課，但是我很懷疑我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教給他們。相反的，有一些上過我課的朋友們，其實後來，他們讓我覺得，我能夠在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要比他們在我這裡學到的東西多的太多了。

比如說，今天給大家介紹的這本書《推土機前種花》的作者周綺薇，她讓我看到這本書跟她這幾年做的事情之後，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我真的為她感到驕傲，為什麼呢？因為她是那麼的溫柔、多情、堅定而且善於傾聽，有耐心，在運動之中展現出來了她的人格。

我們舉個例子，她在這本書裡提到，她回到她的故居，回到她的老街，要跟這些老街坊們一起努力，要在政府的推土機面前保留住他們這片地方的時候。你看看她這裡面怎麼講？她說「還沒有和街坊走在一起前，我是個沒有耐性的人，區內的居民多是中年人和老人家，說話有他們的方式，共通點是開場白很長，還會把整個說話內容重複三四遍。後來我心急起來，就覺得疲累，常常抱怨為什麼你們不能說快一點，簡潔一點，但是回心一想，政府不就是因為不願付出時間，或先假設了街坊們什麼也不懂，而拒絕找方法跟他們溝通嗎？如果我也嫌棄他們，又怎樣證明給政府看，推行由下而上，由居民主導的重建方案是可行的呢」？

於是，她就開始細心的傾聽一個一個街坊的故事，然後很努力的去跟一些義工們、朋友們、夥伴們、戰友們用圖畫的方法（最簡單的語言）把政府那些充滿術語跟數字的重建方案拿給這些老街坊看，同時由下而上的收集老百姓的意見，透過居民裡面很民主的地方會議、街坊會議向政府提出他們也想重建，只不過他們的「重建」不是把這個地方拆了賣給發展商，而是拆了之後要怎麼樣還他們一個老社區。

但是問題是，這些東西，政府有多明白呢？於是他們就訴諸公眾，要讓全香港市民知道這個地方有一些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故事。他們不要當受害者，他們不要當苦主，他們要快樂的、驕傲的告訴給大家聽，我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比方說我們看看這一張圖，這張圖是什麼呢？這就是當時他們一群夥伴把這個街上一家家的商店，這是個茶莊，賣茶葉的，請他們自己人用最童稚的方法畫出，我們這個店是什麼樣的店，我們這個店裡面有些什麼樣的人，我們平常的工作流程是怎麼樣。

後來乾脆在大街上擺起了一個展覽。我們看看接下來這張圖，這張圖就是當時的畫展，就是每一家每一戶開這個小買賣、做小生意的在街上擺起了這些圖畫，向路過的路人解釋說「你看，我們不是大超市，這是我們一家一戶自己做的小玩意，我們這些東西，這些生計，是講技術含量的，是講傳承的。這裡面有一個人是做了幾十年的醬油，這個醬油的老闆太子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醬油原來那麼出名，直到有一天，日本的電視台專門跑過來拍攝，（他）才曉得，原來我們家幾十年傳承下來的醬油在國際上這麼有名。

後來，他們還想到一個事情，就是開始做皮影戲，晚上一群老街坊就在街上玩皮影戲，用皮影戲去告訴大家這個社區一直以來的文化跟故事，然後他們很希望政府主導這些舊區重建發展的規劃局局長林鄭月，讓他瞭解到，他們心目中的老社區的規劃應該是怎麼樣，跟政府（規劃的）又有什麼不同。

我們再看看這張圖，這張圖是什麼呢？就是他們開始每天晚上在周綺薇她爸爸的車房裡面擺宴席，每天八點準時在那邊。我們看下面的這些照片是什麼呢？就是留了一個座，這個座是留給誰呢？就是留給那個負責高官的，他們每天希望等（那個負責人）來跟大夥吃飯，讓這些老街坊告訴他，他們的問題和困難在哪裡。他們只是想好好的親口跟他說「我們的想法是怎麼樣，你能不能聽一聽我們的想法」。

終於過了幾十天之後，這個局長來了，就跟他們說「這個項目已經開始，是不能夠回頭的，不能夠停下來，你們必須要走，我最多只能保證，不會讓以後其他重建的居民再經歷你們經歷過的痛苦「，他還說」回去想辦法安置你們將來的生活」，所以，無論如何最後還是要拆了。

我們再看看這一張圖片，這張圖片是什麼呢？這張圖片就是周綺薇用她小學老師的方法做出的一些圖紙，送給政府官員，去跟政府官員解釋什麼叫做一個稱職的主管規劃的官員該做的事，她好像要給他們上課一樣。

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老人家，這個人是誰呢？這個老人叫黃乃忠。我們看這張圖片，他後面那種花牌，大家也許在香港見過，這是一種典型的嶺南文化的特色，就是開個酒樓或什麼的，大家就會做個很大的花牌來慶賀。香港這麼講傳統的地方，這種老花牌也不多見了，而黃乃忠是碩果僅存的做花牌的師傅，他就在這個街區裡面做這個生意。如果現在要拆，他這個生意就保不住了。後來他代表整個街坊要跟政府打官司，打到現在都還沒結果，但是即便如此，這個街其實已經不在了。

這個黃乃忠是個非常有愛心的老人家，他在那邊做買賣，一邊留意街上的流浪貓、流浪狗等，他要好好的照顧它們。終於等到政府來拆遷了，等到他（家東西）要被人抬走的那一天，他萬分捨不得他家裡面的那些家當，他看到好多有價值有感情的老東西。在收拾的東西時甚至出現這樣的一個場面，有只蟑螂跑出來，他對著大家說」不要踩它，不要這樣對這些小生命，再小都是一條生命，明天開始它就沒有家了，沒有家是很可憐的。終於這個家沒了。

我們看看最後，剛剛我們看到那麼有生命力的街區，現在已經變成這樣的一個模樣，是一片被推掉的、平整的土地。在這塊空地上面，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昨天我說的梁葵老婆婆，她常常回來想看看老街坊，但沒有一個人在。有一些老伯伯或老太太因為失去了社區資源，也就在這一兩年後相繼過世了。

梁文道：《就係唔幫襯地產商》

前天跟昨天我們都提到香港很多老地方，把它拆掉、平整掉，把老人家他們給趕走，老街坊散掉之後，這個地方能幹嘛？能蓋新房子，蓋新房子那大家都能賺錢了，香港最賺錢的行業，當然就是地產業，而這些地產商其實真正賺錢的地方還不只是做地產、賣樓這麼簡單。

以前我曾經跟大家介紹過一本書叫《地產霸權》，這裡面就提到了你在香港活一天，你很難不讓這些大地產集團賺錢。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你住的房子很可能是他們的，然後你住在這裡面你會發現，你用的電話服務、電話線也是他們供應的，然後你在香港看幾個電視頻道，這個電視頻道背後也是他們的。

然後你現在比如說要出門搭公交，這也是他們的，你要過海坐小輪船也是他們家的，然後你到超級市場買東西，香港最大的兩家連鎖超級市場後面也是他們的。便利店24小時那種小商店，街坊上的小商店也是他們的。然後你要上網，這個上網的寬頻服務還是他們的。所以活在香港一天，你不可能不被地產商賺到錢的。

假如，你非常不喜歡這樣的一個狀況，不喜歡這樣的格局，你該怎麼辦呢？今天給得到介紹一本書，書名是粵語《就是不幫襯地產商》，就是不光顧地產商，意思大概是這樣。它的作者是龐一鳴。龐一鳴在過去一年香港很多人都曉得他，他挺出名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做一些特別奇怪的事兒。他原來也幫很多商業機構做一些培訓工作，但是後來他的旅行多了，開始覺得香港的生活太變態了，他受不了，於是決定實施一種另類生活方式。

首先他覺得香港有什麼問題呢？比如說這裡面他就說到，大地產商的房子，管理費，你要交管理費，這管理費已經包括了上網跟電話服務費，因為上網、電話這些線路都是地產商的集團子公司經營的，你如果說我住你這兒，我買你這房子，但是我不想要你們這個集團下面的這個電話公司，我覺得它次，或者是上網貴，不行嗎？不行，這管理費已經逼著你必須交，就算你用別家的電話服務，那你還是要給他交管理費。

香港比如說有些新鮮貨，香港政府跟大陸政府談好，或者跟外國政府談好，有一些的牛肉，冰鮮牛肉首度供應香港，居然是由一個大地產集團商底下的一個超級市場獨家發售，然後又有一些超級市場它接管一些公共房屋的菜市場之後，他就要求這個管理菜市場的機構去告訴所有其他的小菜販，我賣的東西，你們都不准賣，只要是我賣的東西你們就不能賣。

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的霸道呢？他們這麼賺大錢，有些地產商還蒙人，比如說香港很有名的大型樓盤叫太古城，原來房子老了之後，我們就要維修，這個維修原來法律規定是應該由大業主，也就是大地產集團去負責的。但是這麼多年來，原來都是一些小業主自己掏腰包，沒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這個大地產商他也不告訴大家省了一筆錢，就連這種錢他都想要賺到。

所以龐一鳴他受不了，他要做一個試驗，就是試試看，能不能夠一整年不讓這些人賺他一毛錢，他現在發起的這些消費者運動，他不是做一個文化保育，他是要做一個消費者的運動，用消費者的力量去對抗他們，看看行不行。

結果他發現很困難，比如說，他不能搭地鐵了，為什麼呢？因為地鐵本身也就是個地產商在香港，那這個地鐵我們知道，香港很多老人家應該有長者的優惠，但是他每個星期只給你兩天，非常小氣。然後這些沒有一些全年的優惠票，比如說紐約、倫敦那種全年優惠票，香港是沒有的。你要賺那麼多錢幹嘛呢？你已經賣很多地皮，你成為一個大發展商，賺了不少錢了對不對？

所以他很不滿，他就不搭地鐵，搭公交行嗎？搭巴士行嗎？也不行，為什麼呢？香港的很多公交、巴士其實也是地產商收購掉的，那麼這些地產商收購這些公交是不是因為他能賺錢呢？那當然也是因為他能賺錢，他更賺的是這些巴士的，他原來開公交的這些公交公司他有一些地皮，那這些地皮能夠買下來也能夠蓋樓盤，蓋房子。

於是，他就說到，他該怎麼樣出行呢？我們看看，他就騎腳踏車。有時候他真的沒辦法，要搭輪船，或者搭地鐵，那也只好帶著這個腳踏車進去，但是儘量大部分時候都騎腳踏車，但他從騎腳踏車這經驗他發現，在香港你真的要坐任何交通工具而不讓這些大集團賺錢，是不可能的。

然後，他又發現，他平常上網他在家也不上網，因為香港幾個提供網絡服務的這些機構也都是地產商旗下的子公司，所以，他就到公共圖書館用政府的網來上網。

在家你要用電，電就沒辦法，香港的電，九龍香港新界這些地方，我們的電力供應也是地產商集團在經營的，你不可能不用，於是他就只好儘量減少耗電，而且可以環保。然後他又提到，各種各樣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且我們看到他還常常跑到不同的學校、社區，跟很多人交流，因為他這個行動在香港似乎挺有共鳴，大家都想聽聽看他的經驗是怎麼樣。

然後，他甚至還開始說，他現在各種消費都減少了，他覺得這不只是個對抗地產集團的行動，而且還是一個努力的，要讓自己生活更儉樸的行動，不再買太多的書，這個我要學習他，不再買太多的碟，如果要看電影呢？這也跟地產商有關，為什麼呢？香港的電影院大部分都在一些大商場裡面，而這些大商場的業主也都是這幾個有數，十根手指頭數的出來的地產集團。

所以，他要找一些不在這種商場經營的電影院。所以說，他這一年的生活你可以看的到，理論上你要一整年活在香港，不讓地產集團賺你的錢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之中，你可以學到很多道理。比如說他學習在家儘量省電，用電風扇甚至自己手搖扇，而不要開冷氣，不要開空調，甚至他這個行動還召喚起一些年輕人的注意。

比如說開始有些念建築的學生，設計一種可以攜帶的房屋，可以自己組裝的房屋，大家開始想，我們能不能找塊空地自己搭房子呢？我們就不要管這個地是不是政府的，或者是某個集團買下來的，我們就霸佔它吧。

當然這不是要鼓勵大家犯法，只是要大家重新思考，地到底是誰的，房子我們除了租跟買之外，又能不能自己蓋呢？我們的祖上都曾經這麼做過，對不對？

梁文道：脫節

難怪中國官員也要在民意調查裡委屈地把自己歸入「弱勢群體」了。且看溫州鐵路事故之後，網上那一遍謾罵，不是說他們「豬狗不如」，就是稱他們「沒有人性」；凡是想像得到的粗言穢語，幾乎都統統出爐了。然而，我卻要替那些捱罵的公務員講幾句話。

準確地講，不是要替他們說好話；而是想要理解那「沒有人性」的背後到底是怎麼回事。

儘管今日信任缺失的程度早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我對人性始終保有一丁點的信心。我信的是甚麼呢？我信一個貪財若渴、好色如狼的大貪官在幹了一整天的壞事之後，晚上回到家裡看見熟睡的孩子時，雙眼也會閃現一抹溫柔的神色。我不相信他會教導孩子「做人不用真本事，最要緊是走後門」，雖然他一路高升靠的全是巴結行賄；我不相信他會告訴孩子「道德是騙人的。只要有權就有錢，女人愛怎麼搞就怎麼搞」，縱以他這半生以權謀私，淫人妻女。我相信即便邪惡如他，也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正直善良，長大以後不偷不搶。再退一萬步，就算他把他自己深信的那套真實處世之道盡數傳授給下一代，我依然相信他是無奈甚至痛苦的。他應該和我們任何人一樣，具備最根本的是非觀念和共通人性。

問題來了，假如這想像中最壞的官員都還保有最起碼的脆弱良知，為甚麼最普通的官員都還會給人看到他「政績第一，人命第二」的決策表現？為甚麼廣州一個地方官員會在慰問捨己救人的消防員家屬時說：「恭喜你們培養出這麼優秀的兒子」呢？如果這位官員家中有人不幸殉職，他能接受得了別人對他的恭喜嗎？

從「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老百姓說話」，一直到「反正我是信了」，這一連串的「雷人」官話最能說明我想討論的問題。在我看來，關鍵不在於說這些話的官員真是白痴，就如同一個無惡不作的歹官並非真的滅絕了人性一樣。真正的要害是一個智力正常、也和你我一樣天天活在社會之中的官員，不知怎麼的就在某些場合失去了基本的判斷能力，說了常人說不出的話，幹了常人幹不下的事。

套用近日一篇好文章的題目，這些人「脫節」了。脫節，但他們又不是真的活在第二個星球之上，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時機和領域裡面出離了這個正常的世界。就以說話「雷人」的官員為例。儘管這是一個信息相對公開、公眾的要求也相對提高了的年代，但是這些人在他們成為官員的整個養成過程之中，皆沒有一種活在大眾目光之下的準備。他們或許會在公開場合說話，但那往往是一台編導演俱全的戲劇，沒有任何意外的即興。他們習慣了行禮如儀的掌聲，以及從來聽話從不表達不同意見的聽眾。換句話說，他從來不必顧及聽者的感受，也從來不必擔心聽者的反對。久而久之，在這種情況底下，任何一個本來擁有同理心、同情心的正常人，也有可能變得傲慢自大，甚至傻到不知自己究竟說了什麼話的地步。然後，你忽然把他丟到一個鏡頭四布、人人注目且人人都要發表聞後感的環境之下⋯⋯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脫節了。

推而廣之，我們便能理解「政績第一，人命第二」的問題，也不在於某些官員真的不理他人死活，而是人命並沒有被納入到「政績」之中。百姓的身家性命平安無事算不上政績，至少它不是短期內看得到的政績；由於無法短期驗收，所以它就很難構成官員陞遷的有力憑據了。相反的，以世界上最高的效率蓋最高的樓、造最快的車，卻是短期內能看得到的政績，也因此才是一個官員被上級注目的本錢。有些任內出過重大事故、死去多少無辜平民的官員，居然可以在去職後很短的時間內重返官場，甚且出掌相當於原職的工作。由此可知，不只保全人命不是他陞官的因素，就連損失人命也不是他降級的理由。這不是某個人不理人命，而是人命根本不在這個系統裡頭。在一個大家都想要安穩度日的時代裡頭，你卻用一套很有本錢冒險開快車的系統去主導大家的生活，這能不脫節嗎？

很多人都在問：「中國，你能不能慢一點？」以目前的情況看來，答案就是很簡單的：「不能」。理由很清楚，在這多數人都想慢一點的社會裡，我還沒見過有哪一個官員是因為他夠慢而騰達的。

梁文道：《為當下懷舊》

我們知道這幾年香港非常流行一個字眼，叫做「文化保育」。什麼叫「文化保育」呢？這個所謂的「文化保育」並不只是一般所講的古建築物，有歷史價值的一個街道的保存，而且還包括著，比如說整個社區，或者某些地標，跟它背後的形成的整個社會上的一種連結的、整體的保存。那麼這樣的一個保存的運動，它發生的背景是怎麼樣的，而這樣的運動，它之所以出現，又會為香港帶來什麼樣的新的面目跟變化，還有一些思考的機會呢？

我今天給大家介紹這一本書叫做《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它的作者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講師葉蔭聰。葉蔭聰他身為一個經歷過文化研究洗禮的人，他是做文化研究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參與香港近年來各種各樣的文化保育運動的一個局內人，一個運動者，這兩重身份就會為他們帶來一個矛盾。什麼矛盾呢？正如這本書裡面他曾經提過的，就是「身為一個做文化研究的人，身份認同的合法性都是可疑的，先是種族與國族的身份被質疑，接著是本土身份被拆解」。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今天我們老說我們是「炎黃子孫」，這幾年不是每年還是祭孔子陵嗎？但是我們都知道所謂「炎黃子孫」這個說法，其實是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而已，這是一個現代被發明的傳統，是現代中國人返回去追認自己作為皇帝子孫。而所謂祭黃陵儀式，甚至是最近幾年才有的儀式。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任何我們以為堅固的、牢不可破的、天然而然的，包括我們中國人都是五千年的炎黃子孫這一說法，都是後天被發明的。

但能不能叫虛構呢？很難說。一個做文化研究的人總會有這樣的觀點去質疑一切現成的文化價值，但他就提到，身為一個做文化保育的人來講，他又不得不傾向於承認要某種歷史跟文化價值。要不然的話，當他說我要保留比如說香港之前鬧的很厲害的，比如說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的時候，他要說它有價值，那那個價值是什麼？你這個社群要保留下來的集體身份又是什麼？你不承認這個價值的話，你又怎麼能夠付出，你又怎麼能夠為去為它發起一場運動呢？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矛盾在了。

這個矛盾該怎麼解決呢？就牽涉到我們怎麼來理解所謂的身份問題，這裡面他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引用了文化研究學者霍爾的說法，就是我們的身份可以是宣示性的。什麼叫宣示性的呢？就不表示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固定的早就歷史上傳承給我們的一套傳統，構成的我們的身份基礎，比如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繼承了幾千年中國文化，而是可以說我是什麼樣的人，這樣的人可能還不存在，但是我現在透過我宣示一個未來的身份，然後透過某種的運動，某種的努力，某種的建構，把我創建成，構建成一個我願意成為的那種人。

在這裡面有一個背景，這個背景是什麼？要瞭解香港曾經是個殖民地。這裡面他就說道，「殖民地它的認同身份本身，不論是發源地、祖國或者家鄉，這些原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麼呢？是一個被剝奪的創傷。」換句話說，殖民體制是一個創傷的體制，所有的被殖民者他的身份認同的第一個基礎都是一群被逼流徙，被創傷過的一群人。從這裡面我們就很容易回頭去看看，當年在香港可以說是近年香港一連串的文化保育運動支付的，或者最重要的一場聲勢浩大，讓全香港人關注的，皇后碼頭跟天星碼頭的保育運動。

那麼這樣的一個運動，很多外行人或者是一些我稱之為偽評論家，他們常常說，你們這只不過是回憶英國殖民年代，比如說什麼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都是一些殖民年代的象徵，對不對？那麼你要保留它，這表示你們這幫年輕人不認同祖國，對不對？要認同一個英國殖民年代的象徵建築物，那個建築物也沒有什麼意義了。但是葉蔭聰在這本書裡面他就提出來，他就說到當時那些年輕人，他參與這場運動，並不是要追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相反的而是一個「順手挪用的組合」。

什麼叫「順手挪用的組合」呢？他的意思是說，當時那些年輕人並不是要去追認英女皇，而是什麼呢？是提出這個空間，這個場地、那個碼頭，它當年曾經是香港的民間反抗運動發生的場所。這些年輕人要追認的是這麼一個被社會主流壓抑了的、擠到邊角去的這麼一個反抗者的身份，他們要追認這麼一個傳統，幫這個曾經消失過的被壓抑的，無聲的一個脈絡，讓它重新發生，讓它重新說話。於是，「把碼頭的空間記憶由伊麗莎白女皇，皇室成員之一，殖民種族的歷史，轉移到一個公共空間，一個香港平民百姓的本土現代性標記。那麼這不但是個策略性的舉動，也是參與者從投入中重獲行動能力的過程。」這點很重要，就是說這群運動人是在這個運動裡面，他們並不關心所謂的皇室的故事，他們關心的是老百姓的故事，他們重新為這個地方發明一種意義，認同這種意義，然後自己建構出一套自己的身份。這個身份是什麼呢？就是被常年壓迫過傷害過的一個殖民者的記憶，這一群年輕人，他們現在重新站起來，要告訴大家，這個地方是我們的，香港是什麼樣的一個香港，香港人又應該是什麼樣的一種人。

但是這幾年我們知道，鬧得那麼大，連發哥都去支持的天星碼頭運動，到最後還是失敗了，好像失敗了，被政府鏟掉了，填海也造田了。這裡面我們要注意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呢？就是香港有很多的老街區，這幾年都有很多的這種運動，這種運動最後之所以失敗的理由之一，或者不算完全成功的理由之一，就在於香港的一個結構。這個結構是什麼呢？就是香港所有的老區重建就跟大陸的拆遷其實差不多－－也許文明一點，但也不算文明太多。這裡面最終服務的利益是什麼呢？在大陸的觀眾們凡是瞭解拆遷的都曉得，當然是要服務一種賣地的利益：政府收回老區的土地，它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能夠怎麼樣？就能夠拿去賣，賣了之後幹嗎呢？那政府增加收入，那麼在這裡面還有誰能賺錢呢？當然就是周邊聯繫裙帶的利益關係，比如說地產商，是不是？

（舊傳聞）梁文道情書

曾經三次，你要躲開。 第一次，你很明確地告訴我，說我危險。 第二次，沒有任何理由，但我想是自己說錯了話。然後，第三次，我甚至放棄了愛一個人的想法和權利，又是不想失去你，這個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但你還是沒有留一句話的走了。或許你不知道，老練如我，也會受傷，儘管那是我應得的。

一開始是生氣的，在我最脆弱，生命面對重大變故的時刻，為什麼一個我視之為朋友而也願認我為好朋友的人，會這樣子對我。 原來我也需要朋友，只是不多（如果不是沒有的話）；原來出事的時候，我也想找人談談，雖然到了最後，我誰也沒找，就算說起也說不深，兩句就算。

就像你常愛說的，我多聰明呀。從生氣那一刻起，一小時復又明白更多。以我的情況，怎能和你說家裡的事呢？ 那豈非陷你於不義？何況，對你來講，或者我還有那麼一點危險，即使我不認同這個判斷。知我再深，你必發現，我是不可能也不值得喜歡上的人，否則我就不會犯錯了。

但是，或許你不知道，我辛苦壓抑的一切（卻）又都回來了。半夜總是忽然醒來，說話談笑之間突然一陣空白。

我想像你的幼年，我未曾見過不曾參與的部分。想像你的未來，快樂地在一個整潔明亮的廚房為孩子準備晚飯，那是我不會見到不會參與的未來。又想像你的老年，皮膚鬆弛，身體發胖，但可能有孫兒陪伴，在明媚陽光之下安坐花園。還想像若你比我先死，葬禮上有家人朋友哭泣，但你的墓碑安詳，因為有你的丈夫陪伴在旁。 我想像自己已旁觀這一切，看你的人生安和美好地發展、完成。

文道

梁文道：信，還是不信

就在《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出版前一兩個星期，一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老先生只比民國小三歲， 1931年畢業於福建馬尾海軍學校，是抗戰時期國軍的海軍精英。危難時刻，他參加了敢死隊，就和那個年代許多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樣，行前還特地給家人寫下一封慷慨激昂的遺書。九死一生，他隨後轉戰武漢，同時帶領研製水雷的任務。終於打到了抗戰勝利，他一邊在江南造船廠工作，一邊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希望獻出餘生給重建中的國家。當國民黨要敗走台灣了，蔣介石特地派人接他，指名要他跟着走，大抵是為了他那十幾年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可是老先生沒走，雖是國民黨黨員，他也徹底厭棄了當年國府的專權腐敗。正如那個年頭無數熱血青年與天真單純的知識分子，他相信共產黨，相信一個被預許了的民主新中國。沒多久，他回到了武漢，是今日武漢理工大學的創校元勛之一，老人要繼續他那未完的大業。

在老人的前半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圖景，恍如電影《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某些片段中的背景人物，激情陽光，永遠眼望遠方，很適合用「激動人心」的紅歌來為他配樂。但接下來的事呢，就不必多說了。反正身為前國民黨黨員，又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從反右到文革，老人的經歷實在和我們曾經聽過的許多故事沒有太大分別。難怪今天的進步愛國青年一聽就皺眉，嫌這些妖魔化共黨的瑣碎小事太老套，無非就是抄家批鬥，也確實老套。比較有意思的倒是最近這十年，共產黨的領導文化與風氣變得很不一樣，在乎的不再是路線、出身和思想，而是些更唯物的東西。老人沒有趕上這股變化，仍然堅持老派樸素作風的他退休了，而坐在枱面上的新人物則開始打他退休待遇的主意，比方說扣了一個面積比較大的住房不發。待得老人病重入院，單位還派人去醫院商議轉院，趕緊送他去等死的地方，免得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的朋友沒辦法，寫信竟然寫到了台灣連戰辦公室，沒想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立刻回信，還稱讚他的父親「一生愛國愛黨」，真不知道其中所說的那個「黨」究竟是哪一個黨。無論如何，自從台灣那邊給大陸國務院去了一封之後，整件事的級別就不一樣了，甚至驚動了「國台辦」，大概這時候他們才想起老人家不只是共產黨底下報廢了的舊電池，還是一個參加過抗戰的老國民黨。我一時忍不住，對着悲憤莫名的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國民黨」。

說起來老人家也真是夠純了，他對身邊這許多事懵然無知，不曉得子女的奔走和憤怒，一天到晚還在看電視關心祖國，見到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之後，甚至跟病床側的家人高興地打賭，他說七一黨壽之前必有動作，這回中國民主終於有望了。最後那幾天，七一也過了，老人家在床上常常痛苦喊叫，聲音在深夜的醫院走廊之間回旋，非常地不平靜。末了，老同事來看望他，他說自己只有三句話；一是政府要改革，二是中國要民主，三是「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


講了這麼半天，這些事和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嗎？有的，關鍵就在那個「騙」字。我見過太多人說「我被共產黨騙了」這句話，分別只在於時機，有人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有人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香港，更多人則是在六四之後。那位老先生經歷半生滄桑，卻要一直等到臨終前眼見溫家寶說完話不管用之後，才用盡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承認：「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恐怕很難明白這句話的份量；說出這句話，等於是一個人的徹底轉化。好比信教，你大半生跟隨這個宗教的指引，為它賣命為它吃苦為它受了數不盡的委屈。然後有一天你忽然發現這個教是騙人的，這豈不表示你之前走過的路是浪費青春，那段人生是白過了嗎？當然共產黨不是宗教，但對這些人來說，那卻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在塵世間行走的精神共同體。如今你竟然要反對它，同時否定了自己？我讀《大江東去》，其中一個焦點便是要找到這句話出現在甚麼環節。結果我發現司徒先生沒有明確說過這麼一句具有「言語─行動」（ speech- act）效果的背教宣言；儘管他曾表示「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承認受騙，首先要有一個相信過的背景。司徒華先生當年相信共產黨究竟信到甚麼程度？他做過「組織」裏的人嗎？這是《大江東去》一書最受關注的部份。看到司徒先生加入共青團這一節（媒體報道都說他加入的是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不要忘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 1957年正式易名為「共青團」之後，他還一直留在團內工作，等待組織的安排。如此看來，他確確實實就是共青團的超齡團員），很多人都覺得無法接受。在這些人眼中，共黨和反共勢如漢賊之不兩立。司徒華先生一直領導支聯會，爭取民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他怎可能加入過共產黨的預備梯隊？他應該從頭到尾地反共才是。難怪他們之中有人要懷疑這本書有問題，甚至是想抹黑（或者「抹紅」）司徒先生了。

也許是想讓支聯會等組織的善良支持者放心吧，否則這些熟悉司徒先生而且又老於政道的人又怎會不明白，司徒華當然在組織裏待過，因為他太像一個黨了，他簡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像共產黨的人。我這麼說，沒有絲毫的不敬；恰恰相反，「教協」之所以能成為香港最龐大最有勢力的工會，支聯會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挺過了二十多年的考驗，靠的正是司徒華先生這份背景和歷練。

他真是太瞭解共產黨了。且看他為「教協」訂下的「農、輕、重」三字方針，看他如何苦心積慮地為支聯會和「教協」設下防止滲透的機關，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發展和維護組織的根本思路。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不少搞社運的朋友嫌司徒先生太過獨裁，覺得他領導的組織很霸道；然而你又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某種「群眾路線」，所以在他控制的組織內是奪不了權的，只能分裂出走。比如「教協」的理事會制度，要湊夠三十九人才能組閣競選；沒錯，這是選舉，是司徒先生自詡的民主開放。然而他也說得夠直白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膽敢另組內閣參選。因為能否組織到三十九人是一個關鍵，同時，在組織過程中，一定被人發現打算挑戰現存內閣的意圖，那三十九人就會立即暴露出來。」以民主的形式防止「外人」滲透，這在另一個角度看來，自然就是專權了，卻是民主得無話可說的專權。


讀到司徒先生在「學友社」被人奪權的經歷，任何人都能發現他後來的「民主專權」實是其來有自。而這段共黨地下組織的經歷，也是這本書備受爭議和懷疑的其中一節。其實這又有甚麼好懷疑的呢？「學友社」的背景屬性根本不算秘密，參加過當時活動的見證者也多有在世，如梁慕嫻甚且為文記述當年奪權的往事。只不過某些香港人的政治見解單純，接受不了「華叔」也有他的過去罷了。看完這部份量沉重的回憶錄之後，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會有我這種釋然的感覺，覺得之前對司徒先生的模糊猜測終於落實。果然，一個最懂得和共產黨鬥下去的人，一定是另一個共產黨的人（至少做過共產黨的人）。但我仍然懷疑，司徒先生真有自己被騙了的領悟嗎？還是在某個意義上，他仍然是當年那個嚮往共產黨理念的少年，堅定依然純粹如舊，乃至於放在今天，他顯得比一個黨員還像過去傳說中的那種好黨員？

的確，司徒先生在六四中「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但是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要我盡力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中國能夠抵抗外國侵略，為中國富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平等做一點事」；這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理論上該要有的目標。而他對民主中國的夢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豈不也和中共建政之前的黨人殊無二致？坦白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懷疑，假如數十年前司徒華要不是不明不白地被組織懷疑，給人排擠了出去；就算經過六四的痛徹心骨，他後來會不會變得更像今日的吳康民呢？一個黨內的開明派？且看他到了一九八五年參選立法局之前，還要私下和新華社打招呼。而在許家屯邀他入黨的時候，竟然引用陳雲的〈大後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說明「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而當時真正使得他無法再度靠攏組織的，始終是那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入甚麼黨？你都沒有解釋以前為甚麼甩掉我。你先解釋這個問題我才回覆你」。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只是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如何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從司徒華這一生來看，任何事只要沾上了共產黨，關鍵就永遠都是信任與否的問題了。對於主義和口號，你信不信？甚麼時候信的？又甚麼時候開始不信？在組織之內，你只能和你的上線聯繫，不得隨意橫越；如果你發現你的下線好像有人領導活動，但你全不知情，你只能隱密懷疑自己是否已經不得信任。當你身在組織以外，甚至與之對敵，那便得時刻警覺，以防滲透，千萬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這是一種無有盡頭的心理遊戲和思維方式；是自從接到國際蘇維埃指示，在國民黨內潛伏工作以來便再也清除不去的習慣。


以這個角度去看今天的香港，你便再也不能只看表面可見的物事了，而要懂得懷疑。沒錯，這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為甚麼沒有人懷疑過他？一個從未遭遇反對和質疑的人是可信的嗎？那人總是打起正義的旗號行動，但從他每一次激進行動中實際獲益的又是誰呢？有人自稱可以發起比教協還要龐大的運動，他到底有甚麼用心？有人自稱不搞組織，但廣結善緣，四處結盟，再以一個「非組織」的領袖的面目出現？他究竟有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重要的，再也不是一段話一篇文章中人人都聽得懂的道理，亦不是一次行動本身那人人看得見的是非，而是背後，無窮的背後。

這是種黑暗並且令人疲憊的遊戲。有人說我們早該告別司徒華了；若要告別司徒華先生，甚至告別共產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徹底拒絕這一套思維方式。誠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組織。八千萬的黨員呀，一不小心，說不定一個踩着高跟鞋在海港城雲石地板上咯咯咯趕着掃貨的美少女也是黨員。在這年輕人為了工作為了前途才入黨的年代，恐怕再也用不着那種陰冷的地下黨遊戲了吧？那個屬於司徒華屬於組織的世界大概也早就過去了吧？

你，信還是不信？

梁文道：香港這齣鬧劇（二）

那天我去剃頭，負責洗髮的小姑娘問我：「你點睇依家班特首候選人呀？你會揀邊個？」我呆了一呆，反問：「我哋有得揀咩？這是只有選委會那一千人可以參加的小圈子遊戲，而且還都得看中央臉色才能決定自己那張票的去向。」這位小姐也傻了一會兒，原來她竟然不曉得這場所謂的「特首選舉」根本不是全民直選，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千萬不要以為每一個香港人都曉得香港正在發生的事，說不定還有很多人都像這位年輕的女子，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擾攘爭論，經過了無數次的街頭怒吼，卻仍然以為特首選舉真是我和她可以跑去票站參與的選舉。千萬不要以為香港已經非常「政治化」，公民意識高漲；不，這個曾以「政治冷感」著稱的「經濟城市」仍然只不過是道半生不熟的菜，仍有半邊牛扒冰冷得可以。

但我一點也不怪他們，至少這位小女孩懂得討論「你揀邊個」，這表示她起碼曉得有哪幾個「疑似候選人」。問題在於我們的媒體太過盡責，天天報道幾個「疑似特首候選人」的動向和消息，天天評比他們各自的表現及優劣。久而久之，就連再不關心時事的老百姓也都知道了梁振英、唐英年、曾鈺成和范徐麗泰這幾人是「疑似特首候選人」，甚至還誤會了整件事，真的以為這是個選舉。

對於這許多粗心大意的市民而言，要讀懂媒體中「疑似特首候選人」這幾個字裡的微言大義好像有點困難。你必須定下神來，才能發現，直到「大選」前一年還不敢公布參選，但又想設法地「競選」的人，就叫做「疑似特首候選人」。這個世界要有多荒謬，才能上演香港這種鬧劇般的選舉呢？

那天和以為特首選舉是直選的女孩聊過之後，回到家裡，我還真的假想自己手上有選票，思量一番她那道很多港人茶餘飯後都在談的棘手難題：「你揀邊個？」這個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目前的選項真是很難叫人揀得落手。

先不論范徐麗泰和剛剛浮出水面的曾鈺成，就以一直領跑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來說吧。前者的勤奮人所共見，關於本地社會和經濟現況的分析亦不乏洞識卓見，時常能讓人感到驚喜。可是不知怎的，他就是給人一種信不過的感覺。多年以來，有關梁振英的「奸」和「深沉」一直是香港最大謎題之一：人人都說他「奸」，但又好像說不出他到底做過甚麼能夠證明他「奸」的事。我想，其中一個例子便是他長年身居行政會議，卻又總是裝出一副局外人的模樣，彷彿政府所為皆與他梁某人無關似的。

至於唐英年，做過立法會議員，在行政系統內亦一路平步青雲，從政經歷好像很可觀。然而他這麼多年到底幹過甚麼值得稱道的事呢？除了減免酒稅，幾乎毫無建樹的他竟然步步高陞，成了特首大熱；這也是香港七不思議之一。尤其近月當他發力，好幾次奮勇發言，更讓人發現他幾乎每言必失，說多錯多；實在像個愚笨的笑臉活寶。

一個奸，一個蠢，我究竟應該揀邊個呀？差點忘了，我們談半天其實根本沒有半點意義。奸也好，蠢也好，我們香港人等待下任特首就如等待命運一樣。本來這種必將走向哀傷結局的命運會使得我們有點接近希臘悲劇裡的人物；可是，那些「疑似特首候選人」鬼鬼祟祟的「競選」，加上我們以假當真的熱烈討論，卻又使得這一切成了滑稽的鬧劇了；要比無綫電視選「視帝」、「視后」還滑稽。

梁文道：香港這齣鬧劇（一）

我該如何開始述說香港這一齣荒涼、悲哀但又終究可笑的鬧劇呢？

幾個月前，當賭王何鴻燊家族爭產案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有好幾位論者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覺得兩者劇情頗有雷同之處。當時我就忍不住笑了，《李爾王》？你們是在說那一部蒼涼至極，人之慾望燃燒殆盡後紛紛化灰的《李爾王》嗎？這真是太看得起何家，也太看得起香港了。

就好比無綫電視股權易手，有人說那是一個「王國的終結」。如果無綫真是一個王國，它又是個怎麼樣的王國呢？且看一個電視台，拍了無數先是剽竊創意，然後流水生產的電視劇，還要自己吹捧自己在那堆產品裡選甚麼「視帝」「視后」；難道這就是一個王朝？難得大家還認真地陪它嬉戲，在媒體上紛紛猜測誰是「視帝」的熱門候選，誰又和誰為了「視后」寶座勾心鬥角鬧得不可開交。這就像一群不學無術的土匪，紮營安寨之後，便以為自己也算一方霸主，在這小小山寨之內華山論劍，排一場天下武功誰第一的座次之爭。就這麼一點雞屎大小的事，who cares？沒想到，我們居然真的關心！為甚麼？因為我們都被綁架了，被一群山寨小惡霸挾持脅迫。

對了，這就是我們這齣戲的本質：我們原是一群被綁架了的人質，而且不會有英雄跑出來打救我們。

梁文道：我的靈魂我的書（2009深圳圖書館演講）

我演講的題目是「我的靈魂我的書」，副題是「閱讀作為一種精神操練」，「操練」就是做鍛鍊、體操的意思。讓我先從一個故事說起，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百講不厭。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話說有一年，一個美國小伙子考上了哈佛大學——念工程，他很高興。哈佛大學第一年的課程跟美國許多大學一樣，有一個核心課程。所謂核心課程，就是新學生進校不是上專業課，而是上全體學生都必須要上的公共課。這些課的內容可能千奇百怪，什麼都有。但是總而言之，學校認為這是任何一個哈佛畢業生、任何一個美國優秀的大學生都應該有所涉獵的學問領域和範疇。於是這學生就選了一門課，但他之後他非常後悔。選了什麼課？是《中古英文文學》。你想想看，一個想學工程的學生，跑去念中古英文文學，所以非常痛苦。而且更要命的是，這個教授年紀大，說話語速緩慢，也不懂得編一些笑話去逗學生們開心。你知道現在當老師不一樣了，很困難。我在香港當老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教一堂課，如果要講一個半小時或者兩個小時的話，我通常要花十小時去準備那堂課。一開始我這十小時全部是用來準備內容的；但是最近幾年我發現了些變化，這十小時裡面我起碼用了三小時準備笑話。內地有很多的朋友也和我這麼說：現在在學校教書基本上等於當主持人，上台就要說笑話，就是不知道有沒有黃段子？

然而那個老教授教書時卻作風老派，上課很悶，一點趣味都沒有。中古的英文和現代的英文是不一樣的，所以教授上課時還要加以枯燥的解說。那個學生很痛苦，覺得這個課不能上，太難受了，所以常常逃學。好不容易上完了一學期的課，放暑假了，他很高興。他要打散工掙錢，就在學校附近的一家舊書店找了一個兼職。他幹什麼呢？這種書店常常收到電話，被叫去別人家裡收一些舊書回來，然後出售——他就干這個。他不是去估價，而是上門去看那些書得用多少箱子和多少人去搬—— 就幫忙幹這個。

有一天，他接到一個電話，老闆派他去哈佛所在的美國波士頓劍橋鎮旁邊的一個花園洋房——挺好的一座房子——去搬書。他於是就去了，一個老太太開的門，引他進來。老太太的臉色有一點憂傷，經過介紹他才發現，這個老太太竟然就是教他那門很沉悶的中古英文文學課程教授的夫人，原來這個教授上完這學期的課後沒多久就死了。死了之後留下一屋的書，這些書怎麼辦呢？這老太太覺得這一屋的書令人睹物思人，她沒有辦法每天面對著這些書。所以她決定要把它們全部賣掉，於是就賣給了這個舊書店，恰好是這個小夥子被派來上門收書。這時，小夥子才意識到，原來他上學期剛剛上完的那門課是這位教授一生當中的最後一門課，他是這位教授一生當中最後的一批學生之一。雖然他不喜歡這位教授，但是這個時候他也覺得心情很沉重。當他去看這些書該怎麼搬時，他發現在教授書房的一邊，一整面牆的書櫃上全是偵探小說，而且都是廉價的偵探小說（英語書籍裡面有很多很廉價、很濫、印得很粗糙、一碰就可能會散掉的那種小說）。這個學生就笑了，這個老傢伙平時上課很嚴肅，原來最愛看的是偵探小說，竟然有這種興趣？他覺得很可笑。這個書房很雅緻，書房後面是一扇落地的大玻璃門，出去就是一個小花園，不是很豪華，但是很乾淨、雅緻，也很舒服、漂亮。他在看這個花園的時候，聽到這個老太太說：「我丈夫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種種花、剪剪草，他喜歡研究這個。」在花園玻璃門旁邊又有一兩個書櫃，裡面放的全是一些園藝方面的書籍，包括植物圖鑑，各種各樣介紹植物、養花種草必備的書。看了半天，這個學生就做了決定：今天我不搬這些書了！他本來是來看有多少書,然後叫人過來搬的，現在他卻開車回去，和舊書店老闆說：「老闆，我自己想把這個教授全部的書都買下來 ——買下來放哪呢？我不知道，我住的宿舍肯定放不下，我會再想一個辦法——反正我要把它們全部買下來。」老闆說：「這些書你全要！價錢你能付得起嗎？」這個學生說：「我這個暑假在這打工掙的錢全部都歸你了，薪水也不用發給我了。」老闆說：「那還不夠。」學生說：「那麼這樣吧，我接下來三個暑假都來你這打工，工錢全部給你，行嗎？」老闆問他：「你為什麼買這些書？」這個學生說，原來平常上課的時候，他只覺得這個教授很沉悶、很學術，原來這只反映了教授的一面。當他去了教授的家、看了他的書房、看了他的藏書之後，他發現了這個教授完整的立體人格。這個教授喜歡廉價版本的偵探小說、偵探小說裡面還劃線做筆記 ——筆記裡面還寫粗話：這一段寫得真他媽的好！這個教授還喜歡種花草，草坪上灑水器剛剛灑過，葉子上面還有水珠，這些都是教授生前最愛的東西。

梁文道：泥漿煮蛙

用溫水煮蛙來形容香港的處境，當然已經是個老掉牙的譬喻。只是當我近年時常不在這口泥井，許久沒有認真寫過一些關於它的東西，現在定下神來細看，才發現這水果然已經熱到燙手的地步了。好比溫泉，剛剛踏足，總會叫人立刻想把腳縮回去；然而，泡久了之後，便會覺得通體舒泰，大腦鈍化，懶洋洋得再也不想爬出來。今天我很好奇，香港人可都舒服了嗎？

例如胡椒噴霧，我記得當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召開，警察用它對付示威群眾的時候，還是一件人人爭議的大事，甚至有論者斥責警方使用「施放」這麼中性這麼無害的字眼去形容和掩蓋他們的暴力。現在，「施放」胡椒噴霧竟已成了指定動作，哪怕被「施放」的對象不是衝擊警方防線的韓農，而是乖乖坐在馬路上的香港市民。爭論的焦點再也不是該不該用胡椒噴霧的根本問題，卻是「施放」之前有沒有做足警告。

又如所謂的特首選戰。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開出未來特首候選人的三大條件不久，工聯會主席鄭耀棠便發言央求中央盡快決定誰當特首：「希望事情盡快明朗化，令大家可以圍繞一個共同目標推進，減少社會紛爭」。

這番話不只正面道出了特首選舉的真相，還狠狠摑了選舉委員會一巴掌(證明他們和民建聯一樣精於橡皮圖章)，自然引來網民圍剿。但請靜下來想想，不過幾年之前，保守派還想裝模做樣地把「特首選舉」說成是非常民主非常能「代表香港各界人士及廣大市民心聲」的真選舉；怎麼聰明如棠哥現在卻能說出如此赤裸的真情實話呢？道理很簡單，無非就是水溫上升而已。

有一種溫泉不見清水，全是泥漿，池面冒泡冒得很是嚇人。在我看來，如今香港這口井水，便很像這種泥漿溫泉，久浸不見其異，唯做岸上觀者能察其厄。

梁文道：炫富

雖然「炫富」好像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流行起來的新名詞，但是，它所指涉的那些行為與現象卻十分古老。古老到打從有富人開始，便有了種種利用財富去區分人我之別的做法。今天大家去意大利膜拜文藝復興的大師傑作，其實就是在欣賞當時意大利富商和權貴炫富的結果。儘管炫富的歷史悠長，而且地理上分佈延廣，可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炫富，還是有著不太一樣的意義。例如南太平洋各大群島上那著名的「誇富宴」（potlatch），請客吃飯請到了傾家蕩產、自毀珍財的地步，表面上看費人思量不可理喻，但人類學家卻解讀出一種社會關係的獨特建構。

那麼，今天中國的炫富又有沒有它獨特的形式和意義呢？就拿名噪一時的郭美美來說吧，她炫耀財富的辦法，就是把自己擁有的名貴財貨一一拍照上網，秀給她所不認識的網民看，結果引來公憤，意外追究出中國慈善團體到底有沒有浪費公眾捐款的討論。但我仍然對這件事本身感到好奇，難道郭美美之前完全料想不到群眾的反應？難道她不知道今日一般網民對於炫富的反感？

一方面是少數人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消費，並且以消費去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另一方面則是大眾對富裕階層的日益仇恨，動輒便在網上謾罵一切稍微有點好日子過的精英。一方面是炫富，另一方面是仇富，這便是當前中國式炫富的最大特色了。請恕我孤陋寡聞，在此之前，我還真不曾聽說有哪一個社會是以激起反感和怒火為目標的。

當然，這也不是2011年才有的新鮮事。幾年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和史學家薛湧先生關於該不該「替富人說話」的討論，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集體情緒之上。但這些討論始終沒有告訴我們，像郭美美這種人為什麼在明知仇富情緒十分普遍的狀況下，還要在鏡頭前擺出一副相當陶醉的表情？更不可思議的是，許多在網上炫耀過財富的「富人」根本只不過是假富人，他們的身家和那些仇恨富人的百姓相去不遠，說不定他們甚至也曾有過仇富的情緒。為什麼他們要在人肉搜索這麼發達的時代冒險裝作有錢人？

沒錯，今天在中國炫富是有風險的。當官的戴上一隻名表，就有丟官的機會；駕駛一輛拉風好車滿街轉的，就會面對被人劃花車皮的可能。可是，這一點也不可能減去中國人對「奢華」的迷戀，這兩個字成了所有時尚雜誌與高級消費品廣告中最常見的字眼。即使某些喜好炫耀性消費的人常把「錢不是問題」掛在嘴上，但他們的消費方式卻正顯示出錢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在這個如此敵視富人的社會裡頭，我們流行為了花錢而花錢的消費。

很有可能，仇富與炫富這兩個各走極端的傾向，是同一種心理焦慮的兩種表現，正如一塊硬幣的兩面。英國流行病學專家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在他們那本廣受好評的《不平等的痛苦》中提到：「伴隨著焦慮水平的上升，自戀也隨之上升，二者擁有共同的根源。它們都是由所謂的『社會評價威脅』的增加引起的。」簡單地說，「社會評價威脅」是一種身份焦慮，把自己的尊嚴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的評價之上，一天到晚就在擔心人家瞧不起自己。根據這兩位學者的比較研究，他們發現，一個社會越是不平等，其成員就越是憂慮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在一個極端不平等的社會裡面，大家既會用消費來增加自信，想讓他人看得起自己；也會因為在炫耀性消費面前自慚形穢，覺得自己被人貶低賤視。

這批炫富者其實就是一群很沒有自信心的可憐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樣可憐，大家都不能把尊嚴安放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臉色和目光來判斷自己的身份。因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拉大了不平等的趨勢，貧富日益懸殊；更因為這個國家本來就有「社會評價威脅」的肥沃土壤，無論何時都要講究「你是什麼級別」「你是什麼身份」。級別高的人可以在災難現場先走一步，沒有身份的人就活該在醫院門口排上好幾天的隊。所以，郭美美要給大家來看她美美的照片來滿足她對信心的需要（乃至於可以不計後果）；我們則喜歡盲人腳底按摩師稱呼我們為「領導」，過一小時有身份之人的癮。

梁文道：內地媒體眼中的新聞自由

今日中國新聞業的怪象之一是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踩在一條窄線上，一不小心犯了禁，便落得個人頭著地的下場；另一方面卻是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大則虛構新聞假造訪問，小則收紅包寫鱔稿，東抄西抄胡亂作文。簡單地說，大家在政治上都很緊張很小心，同時又在政治以外的領域膽大包天視規範如無物。再誇張點講，對部分業界人士而言，他們唯一在乎的規範和倫理就只剩下了不犯政治錯誤這一條了。

表面上看，這種現像好像矛盾得很極端；但想深一層，便能發現某種相關的聯繫。任何一個內地傳媒同業都能感到那股巨大的政治壓力，或許也都渴望一個更自由更寬鬆的言論環境。久而久之，其中小部分人竟形成了奇怪的想法，以為言論自由就是徹底地無拘無束，想說甚麼便說甚麼。有點像一個被嚴密管束得太久的小孩，他想像中的自由大概就是幹盡一切大人不准他幹的事，完完全全的放縱。

如今主管傳媒意識型態的內地政府部門只講政治，不論其他，於是大家便可以在沒有人管的領域裡自由自在奔放狂野，呈現出一種新聞倫理就只是政治倫理的扭曲狀態。那麼，那些政府部門是否也該順帶管一管政治以外的專業操守問題呢？

恰恰相反，在我看來，當前中國傳媒的倫理扭曲恰恰是政府手伸得太長的結果。任何有效的專業倫理皆是行業自律的成就，而非外力所致。有時候，好些政府部門還真把新聞倫理列入規管範圍，要求甚高。但這麼一搞，卻連認真負責地報道準確的消息也成了「政治任務」。當甚麼都成了政治任務，所謂的專業倫理還有站得住腳的餘地嗎？

梁文道：王征眼中的香港新聞

亞洲電視誤報江澤民死訊，人人都懷疑這是他們的大股東王征的責任。不料王征自己卻說他自己也是看到新聞才曉得這個消息，結果令輿論譁然，大家都覺得這人太不負責。在一片聲討之中，他有一句特別妙的話卻輕輕為人略過，不被注意。然而在我看來，那句話倒能說明許多問題。那句話便是「在香港發生這種事也是無可厚非的。」

為甚麼王征這位內地富商會以為誤報前國家領導人死訊這麼嚴重的錯誤，在香港卻是「無可厚非」，家常便飯？沒錯，香港是個小道消息滿天飛的地方。尤其那些專以報道內地新聞為職志的「反動」刊物和網站，更是無日無之地在編撰各種難辨真假，沒法叫人嚴肅對待的材料。一時說薄熙來和習近平組成同盟，來源是他們「身邊的人」；一時又說某富商是前領導人的親戚，因為他們同姓。而這些刊物已經成了自由行遊客最喜歡的香港特產之一，真真正正應了「奇華餅家」那句廣告詞：「香港終於有手信」。

莫非王征看得這類東西太多，下意識地把亞視當成了《參考》，以為在上頭錯報江澤民逝世只不過是小事一件？是的，他這番話正好反映出許多內地人對香港媒體的看法：一、香港是個言論比較自由消息比較流通的地方，二、而所謂的言論自由，也就意味著不講專業操守不管新聞倫理。於是在香港發生這種事也就很尋常了，不值得大驚小怪。

梁文道：窮而後工（我所愛的香港）

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藍，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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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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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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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你好，梁老師，我在很久之前就聽您在演講中說到一個調查，調查很多年輕人的一個問卷，說到他會覺得自己越來越好，覺得這個時代會越來越壞。我想問您就是當下的社會現實和我們年輕人的思想，您有什麼一些新的想法？

梁文道：你問我怎麼看今天年輕人的思考方式，其實我不知道，我通常做，不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因為我並不能夠十分瞭解今天年輕人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式這個東西被人瞭解是要有一個表達的過程，或者要有很多的痕跡，是需要痕跡來認識的。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我掌握得不是太充分，所以我不敢說，我每次說這種話都非常遲疑，所以我不夠材料去回答你的問題，好不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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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兩位好，最近我在看一個報導，有一批中國大陸人坐飛機去外國搶買奢侈品牌。還有一批人，可能也是大陸的，由於超市的雞蛋降價，也去搶。改革開放以後，貧富差距特別大，我不知道在台灣和香港對於大陸人是怎麼樣的看法，謝謝！

梁文道：我們是兩岸沙龍，今天是講文學的，我猜你大概看到有經驗匱乏的匱乏兩個字，有窮人的窮字，覺得我們應該是談貧富差距的，這個關鍵詞出現了差異。

駱以軍：我沒有看法，我不是在跟你打太極拳，台灣很多人給我貼了一個標籤說我是一個文學館派的小說家，我不是一個具觀型的小說家，其實在十五年前我就來過大陸幾次了，可是我真正進入到談論中國大陸是怎麼回事是這一兩年，可能是碰到文道、天心、唐諾他們，碰到一些從內地到香港去的朋友、知識分子，其實在這個過程我更多是聽眾。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大陸是我的蜜月旅行，我跟太太到南京的江心洲幫我父親帶美金給我大哥，我爸爸在那邊有生過孩子，我大哥現在已經可能快70歲了，當時我在打開眼看南京時是非常煽情的。南京機場一下來的時候我就想「天呢，這是南京機場嗎？怎麼好破爛啊？」一出來就是一個泥土路，還有騾子車從我前面走過。我那時候也來北京，我記得飛機要降落的時候我很激動，我要降臨祖國的首都心臟了，那時候大概是九點多，結果一看是全黑的，突然很有宿殺之氣，這不是一個首都，這是一個王之城、兵刀之城。譬如我也會跑甘肅，我記得有一次是跟一群台灣作家，有一個很前衛的作家，還有一個美國作家，那次是到西藏，整個車廂是供養的車廂，絕對禁煙，我們這些煙槍每到一個站，我們一定要下去在高原反應下抽幾口再回去。因為我很害怕在那個包廂裡跟這些長輩講八卦、文壇的是非，我就自己拿書到餐車，我就發覺餐車裡面全部都在抽煙，包括隨車的公安也在抽煙，我就很開心，我也拿出煙來抽。晚餐時間我們台灣團那些前輩就在那邊吃飯，隔壁桌有一群是東北來的爺們，喝高了，喝得很醉，拚命抽煙。我們那個團裡面的一個女的，以前是參加保釣的，是那種極紅的，很悍的，她就站起來說可不可以不要抽煙，那個爺們就拍桌子，就吵起來了，我們領導就過去跟他說「不要這樣，這裡面有外國作家跟港台作家。」結果那個爺們就摔酒瓶說，今天是「九一八」，外國作家港台作家就了不起嗎？這些前輩就把公安叫過來，其實我在那邊很尷尬。

很難講清楚，其實我不是批判，我在那個瞬間是一個蝙蝠，一方面我懂這個台灣女作家，她覺得有一個約定的界限，第一，這件事的風險已經大到它會爆炸，第二，我不需要你的二手煙。第三，我發覺這個爺們動用到反制語言的時候，是用中國的民族主義，「九一八」東北被日本人侵犯了，你們這些台灣人為什麼可以享受比較高的地位或是跑來羞辱我們。我沒有能力談不代表我不想跟你談，如果是一個私下的場所，我反而很愛聽，我那天就感覺到北京的任何一個飯桌，任何不同的老中青的都超會講中南海內部的黑幕，我們台灣就特別少。

梁文道：對，所以駱以軍這幾天發現一個規律，每三個北京人裡有一個在中南海有人的。所以剛才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都不太能夠回答，以軍剛剛講的那個經歷我也常有，我在大陸寫評論、寫時事評論，直到今天還常常捱罵，因為我是香港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某些東西發表一些小小的看法，比如對某個作家的作品不欣賞，對某座建築物的設計有點疑問，甚至對某道菜不是太喜歡，而人家反擊我最常用到的邏輯是，你是香港人。由於你是香港人他就會講一大堆，香港是怎麼來的，當年被割讓的，為什麼被割讓？因為鴉片戰爭，最後的結論是你們這些港英餘孽。中間整個邏輯是怎麼進行的我們從來都不知道，我也從來沒看懂，但是我也很習慣，我也很接受，反正大家罵我的時候都會這樣走一圈，好像圓明園是我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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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