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性（下）

【觀念】我也不相信那些站在現場的警察是群異於常人的怪物，那些緊張比賽進程的組織者是個冷漠無情小機器。我相信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能不感到火災之慘烈，也不能不被難屬(死難者家屬)那哭天搶地的哀嚎打動。那麼他們為甚麼還要做出這些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舉動呢？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主動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裡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過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防護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裡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弔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證據，只要上級沒有為他們做出有關區分，只要上級沒有因應不同情況的指令，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甚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指斥。

這就和那些不批准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又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繫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批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那就是大家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值得讚佩；如果他們按章辦事，雖然可怕，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鐘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變得格外地有人性有勇氣。

要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這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

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力。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人性化的判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