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循大势，反大溜
問：學校教育階段的經歷對你有什麼影響？
梁文道：我上學時感覺被教育體制壓制得很厲害。上中學時我常想一個問題，小學到高中，我們12年在念的那些課本為什麼都那麼笨、那麼傻？如果說十幾歲的年紀是最好的學習時間，我為什麼要用最好的時間來讀這麼傻的東西？所以我決定不再看那些書，只看自己找來的——比如我崇拜的司馬遷，或者是世界文學名著。
問：你成長過程中的哪一段經歷對你創異思想體系的形成影響特別大？
梁文道：坦白講，我不覺得自己有太了不起的創異。因為創異不是什麼靈光一閃很神秘的東西，創異可能是整個心智過程的表現。在我看來，「創異」就是問問題，要懂得發問，在人家不覺得有問題的地方，你要能問出東西。
問：請詳細解釋一下——「創異」就是問問題？
梁文道：前幾年我在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書，教的是文化跟美學方面的東西。我的學生都是學設計的，將來要當設計師或美術老師。我們在聊天的時候常常談到：什麼叫好設計？我們總是從根本的問題開始問。比如要設計一個杯子，首先要問到底什麼叫杯子？有同學說杯子就是用來盛液體、讓我們喝東西的一種容器。那我們就繼續問下去：如果是這樣的話，杯子跟碗有什麼分別？為什麼有同樣的功能，還要把杯跟碗分開？在我看來，創異必然跟這種「疑問」相關。我記得我很早便擁有了這種能力。小學二年級時，老師講動物跟植物的不同，他說動物是動的，植物不會動。我就問老師，植物也會開花，也會從土裡鑽出來，難道這不叫動嗎？
問：你曾對香港年輕一代視野變得狹小、缺乏嘗試感到憂慮。現在內地的年輕人也差不多，每天上網接觸無數的無用資訊。你說你也被這些資訊和經驗污染過。那他們要是想達到你的創異狀態，需要哪些營養？從哪裡可以汲取？
梁文道：我真不知道。我覺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功課。我很難直接把自己的經驗——覺得完全沒有錯誤、沒有問題的——交給下一代。為什麼？我們那一代人小時候都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整個世界跟現在很不一樣。所以我真不知道有什麼有價值、沒有異議的經驗可以給他們。至於你說到什麼地方可以汲取營養，我真的不敢講。我能夠給他們的是一個中年人會有的想法，希望那些想法對他們有點刺激，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東西就必然是對的。
問：那就談談你自己，除了看書以外，你的見識都是從哪來的？
梁文道：我參加很多活動，常常去劇場看表演，常去逛書店，聽音樂，看電影。但更重要的是我常花很多時間一個人呆著，比如說坐在河邊看水。小時候我會看螞蟻搬家，或者看昆蟲，或者看花，或者看山，一看就是一下午，然後胡思亂想。其實看書也是一個自己跟自己待著的過程，我覺得「一個人待著」這一點挺重要。一個人待著的時候，就會想到很多事情，容易把事情想得深一些。如果我總在跟人聊天，總在跟人溝通，總在跟人分享，大腦會一直處在一個很淺層的狀態，所以我很珍惜一個人待著的時間。
創異：反對引導，反對必然
問：內地孩子的教育現狀和成長環境可能比你當年還不如，他們的壓力更大，而且成長的路徑更加單調。以內地的教育環境為背景，如何能把孩子的創造力發揮出來，讓他們儘量健康地成長？
梁文道：鼓勵他們問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對於內地，我感觸最大的就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會遇到家長幫年輕人問問題。比如，梁老師，你能不能告訴我們該怎麼引導年輕人讀書。甚至年輕人自己都會問我，梁老師您覺得我們年輕人有什麼必然要做的，必然要面對的事情？他們被教育好了去尋找一個標準答案。
問：這些不是好問題。
梁文道：第一，這些問題都很大，而且空泛；第二，我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全世界還有沒有別的地方的年輕人會主動向一個中年人尋求引導。年輕人都那麼渴望被引導嗎？我認為年輕人恰恰應該反對引導，反對必然，反對正確。那應該是問問題的年紀，如果對什麼東西都有疑問的話，你怎麼會相信這個世界上有所謂最正確、最絕對、最必然的東西？
問：問題是現在內地的年輕人，滿腦子都被灌輸了讀書、升學、買房買車、他們問問題的能力被壓抑了。
梁文道：二十來歲，或者十幾歲就天天在想要結婚的事兒，真的很怪。要買房買車要結婚，而且認為這是必然要做的事就更奇怪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變得太快了。現在年輕人覺得一定要做的——像買車買房，也不過是這幾年的東西。十年前沒有人覺得你非買車不可，甚至沒人覺得買房是個問題。今天的年輕人如果多問幾個為什麼，就會發現他今天以為必然的東西，並沒有那麼必然。這些必然如此的觀念，是整個社會加在孩子們身上的，而他們又沒有被特別開掘過問問題的能力。於是大家都湧入同一條路，所以壓力才會變得這麼大。
問：這麼說來，中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年輕人，前景會比較暗淡？
梁文道：那倒也不會，中國年輕人這麼多，我不認為他們都不懂問問題，沒有創意。我接觸過一些90後，他們其實很有主見，會對很多主流的事情提出疑問。所以我不是很擔心將來，我不是一個對未來有太多想法的人，我覺得那不太重要。
你說中國將來的創異也好，各方面也好，是樂觀還是悲觀？按照我的推理，應該是悲觀的，但我覺得無所謂。因為我們能做的事兒就是現在我們能做的事情，我把我要做的、應該做的事都做了，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了。我做的很多事情將來會不會有什麼好的影響，那不是我能預料的，不是我能把握的。自己把握不了的東西，就不要想那麼多。先想想能把握的事是不是都做好了，這個比較重要。
文化創意產業的「特殊國情」
問：內地、香港和台灣，在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電影和音樂方面，香港曾創造了華人世界的奇蹟，它處現在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梁文道：香港的整個創意產業，包括電視、電影和音樂在內，從工業規模上講已經處於下降階段。香港已經過了它在電視、音樂、電影上的黃金時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一些希望，恰恰因為它過了黃金時期，已經沒有必然成功的方程式可循，反而讓很多年輕人和老前輩有機會去嘗試各種各樣的新東西，有趣的實驗因此多了。
拿音樂來講，如果香港還是「四大天王」、張國榮、譚詠麟那個年代的話，可能所有人做音樂還是那個做法，像工業生產一樣地去製造流行歌曲。現在正因為香港的流行音樂已經不能稱霸，所以才會出現方大同這樣的音樂人，能夠做很不一樣的東西出來。香港的文化產業從規模和影響力上來說會越來越小，但會變得比較健康，比較有趣。
問：前前後後你在北京也待過很多時間了，感覺這邊文化產業的環境怎麼樣？
梁文道：北京的情況很特別。我常常說1949年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中心是上海。當時全中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出版社都在上海，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申報」也在上海，音樂、電影也是如此。為什麼1949年以後就轉到北京了？因為中國是一個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官方的資源會起決定性作用。在這樣的國家裡面，首都就必然是各種資源、各種權力的集中所在，整個文化創意產業都會往北京跑。這跟當年紐約和巴黎的情況是很類似的。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比較主動，比較強勢的話，那麼它的首都會因為強大的政治壓力而變成最缺乏創意的地方。北京第二個特別的地方，恰恰是因為它是首都，各門各派的政治勢力都在，每個人背後可能都有什麼東西，於是變成大家可以更開放，膽子更大。因為水太深了，反而有了渾水摸魚的空間。
問：你也做電視主持，電視領域的現狀怎麼樣？
梁文道：理論上大陸的電視產業應該會發展得比較好，因為市場很大，資源比較多，擁有更多的實驗機會，投入也比較大，會有一個規模效應在。做電視的話，本來應該很好做。可問題是有很多奇怪的干預，這個干預有時直接來自於政府。今年不就說不準再改編歷史名著嗎？這個命令就很奇怪，什麼法律授權它可以做這樣的規定？
問：還有哪些行業現狀讓你感覺奇怪？
梁文道：中國還有一個獨特的東西，我叫它「後人幹預」。拍「梅蘭芳」你得先讓梅蘭芳的後人高興，拍「秋瑾」，得先讓秋瑾的後人同意。甚至你拍包公，包公老家的後人——不曉得第十幾代了——也要覺得行才行。這太奇怪了，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是這樣，美國把林肯拍了又拍，從來沒有聽說林肯後人出來說怎樣怎樣。
問：那麼文學領域呢？
梁文道：文學評論、學術研究，包括出版、媒體、創作是環環相扣的一個完整系統，但中國在這幾個環節上有點斷鏈子，不能夠完全銜接得上。比如，書評對圖書出版和書籍銷售基本喪失了影響力。北京的文學界，有想法有才華的人很多，但他們的創作受到很大的政治干擾。這種政治干擾有時候是無形的，不一定真審查你什麼，而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無形之中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