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報-秘學筆記】和許多人所想的不同，海上航行並不總是孤獨的。我指的是船，船並不是獨自一艘地行駛，在我們用肉眼看不見的航道上，一艘船的前後必定有其他的船。當兩艘船面對面地相會，它們將響起汽笛，打個招呼，就像兩個友善的陌生人。
海員未必愛海，但他們一定愛船，甚至像康拉德那樣，總是把船寫得像個人似的。因為在不可預計的風浪之中，寬闊無邊的大海之上，只有船是你的依靠，只有它是你的夥伴。海員與水手必須相信它，忠誠地愛護它。所以看見另一艘船，就等於看見另一個人，是汪洋裡的慰藉。
最戲劇化的場面，是入港前的那一刻，水面上難以盡數的各類船艇彼此隔開一段距離，但又感覺親密地排著隊，等待泊近碼頭。尤其是大河內的口岸，過了漲潮的時機，吃水較深的船隻好在河口過夜。此時將會看到一片燈火靜靜地停在水面，你就知道，快要到家了。
但什麼是家呢？黝黑的膚色與深刻的皺紋模糊了你的身份，要在第一眼就把你認出來，是困難的。就算相認，又該怎麼對他們描述另一道河岸的泥沼、群島之間的暗礁？相反，你也不再跟得上這個地方的語言，對於他們所說的一切總是有點事不關己的陌生。
夜裡看著那麼多船舶亮起溫暖的燈，你有向他們打聽消息的衝動，就像在異國的旅店探問愛人的去向。同時卻又不忍也不敢面對回到岸上的現實，他或許在，或許不在，又或許早就無關痛癢。回去，還是不回去？這就是河口的猶豫。
2006年8月31日星期四
梁文道：河口
2006年8月30日星期三
梁文道：龐加萊猜想
【都市日報-兵器譜】甚麼是數學天才？數學天才就是那種大家都說他是天才，但沒有人搞得懂他到底天才在哪裏的人。
且以「最後一個數學全才」亨利．龐加萊為例，有人如此形容這位百年前的法國數學大師：「有些人彷彿生下來就是為了證明天才存在似的，每次看到亨利，我就會聽到這個惱人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可是對我這種數學白痴來說，應該怎樣認識他的才華呢？不妨看看他那最近被媒體炒作得鬧哄哄的「龐加萊猜想」：「一個單連通的、封閉的三維流形與三維球面是同胚」。不懂？那麼再簡單一點的說法就是：「在一個三維空間之中，假如每一條封閉的曲都能收縮到一點，那麼這個空間一定是一個三維的圓球」。
以己度人，我很懷疑最近有份報道「龐加萊猜想」這個超級難題被破解的記者之中，究竟有幾個真正明白自己在寫甚麼。由於大家都不懂，但又聽說這個猜想的影響力十分巨大，而且包括兩個中國人在內的幾位數學家因為證明了它可以瓜分一百萬美金，所以傳媒只好把焦點放在那些數學天才的為人風格上了。
例如為整個證明過程鋪下基礎的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就被形容為一個古怪的隱修士，或者武俠小說中的世外高人。他在2002年的八月突然宣佈自己證明了「龐加萊猜想」，但其結果並沒有循常規在任何一份專業期刊上發表，只是隨便上載到一個數學園的網站裏，十分瀟灑。傳媒又喜歡說他離奇失的事蹟，動不動就告別學府，退隱山林，好沉思數學問題云云。直到該現身領獎的那一刻，他還是不知所終，沒有人找得到他……
好在有佩雷爾曼這樣的人物，好在有兩個中國數學家參與了這件盛事，否則「數學天才」的故事就不知該如何說下去了。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說法國的數學教育特別興旺，不只那些研究希臘史和蒙田散文的人文學者離奇地把數學家用在自己的著作當中；甚至連一般受過大專教育的人也都對「龐加萊猜想」略知一二。於是我就明白了，我作為一個文科出身的人並不擁有自動豁免數學的權利。我們不知道「龐加萊猜想」的意思，只能用武俠小說的情節去接受數學家天才；這一切，原來也是社會的錯。
梁文道：愈墮落愈快樂（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一）
【明報-筆陣】軍隊大概是世界上結構最嚴格、紀律最鮮明的一種組織。每逢閱兵典禮，我們都能看見一排排機器人偶般的軍人踏整齊的步伐，方正地呈現出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神聖秩序。但只要對軍旅文化稍有認識，又會發現軍隊同時又有世界上最粗鄙的文化風尚，例如經常發生的私下鬥毆，浴室和食堂裏四處橫飛的下流笑話，甚至訓練過程中最貶損自尊的無情辱罵。在它呈現出來的嚴整秩序和背後的放肆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低俗的生活文化支撐了軍隊的莊嚴外觀。如果一支部隊的士兵在休息時間的私下生活裏還是文質彬彬、禮貌周周，我們就不能期待它在戰場上的表現了。粗俗的文化恰如嚴密秩序的下腹部，沒有了這個支架，秩序將崩塌無存。
最近大陸和香港都分別發生了熱鬧的道德爭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社會出了大毛病的表徵。在香港，《壹本便利》因為偷拍藝人鍾欣桐更衣而惹起各方譴責，大家都要求政府出面處理，覺得傳媒生態的惡化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在大陸，則是自調侃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來興起的「惡搞」之風，讓很多政府部門與國營機構搖頭，紛紛提出掃蕩和管制的辦法，務求肅清社會風俗，端正道德觀念。
兩地情不一，兩樁事件引起的爭論要點也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它們各自觸發的道德焦慮，我們卻可以用軍隊文化的情一併理解：所謂的敗德和惡俗不一定和良好道德秩序對立，反而可能是後者得以繼續和強化的要素。
先考慮《壹本便利》的偷拍事件。其實這類侵犯藝人隱私，以女人胴體和性話題刺激刊物銷量的事，我們早就不再陌生。如果真要遵循耶穌的教訓，「你們之中誰沒有罪的，就扔石頭吧」，那麼還能問心無愧大加撻伐「壹傳媒」集團的傳媒恐怕就剩不了幾個了。另一方面，令人氣餒的是多年以來同類事件不斷重演，而各種以「偷食斷正」和「激露走光獨家照」為賣點的報刊也依然大行其道。儘管說起來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好品味，大家甚至會義正辭嚴地批評它們，但是一回頭還是會搶去買。就以刊登了鍾欣桐更衣照那一期的《壹本便利》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後，出版商還特別加印了15,000份，並且迅速售清。那些特地趕去買加印版的市民要是遇到記者訪問，會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露出不齒的神色，痛罵這份雜誌無良呢？
於是幾家傳媒的老闆永遠有理，錯不在己，而在讀者；我們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需要罷了。那些每次在民意調查裏都說香港媒體惡化墮落，同時又照樣交錢購閱的讀者是不是太過首尾兩端、表裏不一呢？其實不然，他們對這類刊物的喜好和鄙夷是統一的。
要理解這個吊詭的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那些刊物的內容。凡看過這等刊物的，必能發現它們對禁忌特別有興趣。大要言之，其中又分兩類。一種禁忌是社會倫常的禁忌，比如說婚姻的外遇，兩人關係中的第三者，甚至不「正常」的性行為。早前的「梁榮忠車震」事件就是個好例子，梁榮忠一方面在兩人關係外有「偷食」舉動，另一方面還在不該發生性行為的地方(汽車)進行性行為，可說是觸犯了兩個禁忌，不能不成為媒體焦點。
另一種禁忌是身體上的禁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走光」了。這些媒體總是樂此不疲地抓拍藝人下車時雙腿的擺放位置，和俯身時上衣的領口，然後再以文字指示讀者目光應該朝哪個方向集中；甚至還把明明是刻意拍回來的畫面說成「太不小心」或者「認真豪放」。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喜歡看這些刊物的讀者都有「窺淫癖」。看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對，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看的其實是不該看的禁忌。然而正正因為這些東西不該看，這些東西是禁忌；所以才愈忍不住想看，而且看得很過癮。越界和犯禁總是有快感的。
更妙的是這麼犯禁下來固然上癮，但卻不會像常識所以為的那樣，必將衝擊了禁忌的邊界和設下禁忌的道德規條；恰恰相反，禁忌反而會因此得到鞏固，有關的道德規條反而會被再三確認。請注意這些刊物使用的字眼，當它們描述「梁榮忠車震」事件時，用的是個很負面的「偷」字，而非「享受」、「齊人之福」一類的正面詞?。換句話說，在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的眼中，禁忌並非不存在，道德並非不重要；而是處處有禁忌，處處有道德；因此才能發掘出那麼多有違倫常的敗德故事，拍到那麼多不該讓人看到的身體部位。
有時候我們甚至能夠看到這些雜誌的價值觀有多保守。例如每當記者發現一對女藝人過從甚密，無不以「同志疑雲」一類的言語去描述。假如同性愛不是一種禁忌，不是一種被質疑的取向，它又何「疑」之有呢？同理，假如大家都接受在愛侶之外還可以多發展一段感情，梁榮忠事件和近期備受關注的倪震緋聞還會那麼「有趣」嗎？如果市民真的受這些傳媒的洗腦，有一天覺得穿衣服怎麼露都可以，性愛怎麼搞都不算過分；那就是這些傳媒的末日了，因為再也沒有瘡疤可揭，也再沒有醜聞可爆了。情就像法國傳媒對政客的緋聞興趣不熱烈一樣，正常的事情又怎算新聞？
難怪讀者們會一邊買一邊罵，因為不下流的東西不刺激，而刺激的東西又必然是下流得不能不罵。這裏沒有任何矛盾，覺得這些刊物無恥不堪正是閱讀它們的快感的一部分。
梁文道：黑暗之心
【成報-秘學筆記】那天晚上，他問我："為什麼？你甚至根本不認識我。"我只好沉默。的確，我並不認識這個人，因為我不知道他怕什麼，他最大的恐懼是什麼。要完全認識一個人，一定要認識他的恐懼。
讀康拉德，讀他的傳記，最令人驚異的是這位偉大的海洋作家，了不起的海員（或者，我們應該尊重他的意願，把次序掉轉成"了不起的海員和偉大的海洋作家"），在結束了航海生涯之後，竟然一直居住在內陸，既沒有海風吹拂，也看不見半點海岸。唯一還能暗示他前半生的，是牆上掛的一小幅版畫，畫裡有艘漂亮的三桅帆船。即便如此，當紀德滿懷好奇心地來看這位經歷不凡的古怪同行時，康拉德還是對他說："別盯著它，我們來談談書吧。"
康拉德是個真正懂得海的人，所以他知道人不應該愛上海，因為"它要有多無情就有多無情地出賣青年人的豪爽熱忱，對善惡都漠不關心，從最卑鄙的貪婪到最高尚的英勇精神都可以出賣"。海洋如此廣大如此古老，人的尺度無法丈量它，你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在想什麼。遇上海難的水手經歷了緊張的亢奮、不安急躁以及海水湧入肺部時的絕望，最後從閃現著絲絲白髮的恐怖浪潮中沉入永遠安靜永遠沉默的海底。或許他會知道海的秘密，但他沒有回來通知大家的機會。
海員絕不愛上大海，相反，海是他最大的夢魘。康拉德幾乎沒怎麼認真寫過愛情，那或許是因為沒有一個陸地上的人會真正瞭解水手的恐懼。
2006年8月29日星期二
梁文道：選美
我從來不曾想過，自己竟然會跑去北京做一場選美比賽的評判。
十幾年前，中學剛剛畢業，我和幾個好朋友帶了一大疊批判選美的自製傳單跑到一個選美現場，預備一邊散發一邊抗議。結果當然給人趕了出來，只好在門外傻傻地把傳單塞給途人。至於那些會場裹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當然甩也不甩我們，照樣美美地談笑風生。
為甚麼要抗議？當然是因為選美侮辱女性。我們所有讀過點女性主義的人都知道「女人並非生為女人，而是被造成女人的」（西蒙．波伏娃語）。而這製作女人的主要力量，就是男人的目光了。選美正是依男性目光打造樣版女人的經典示範，一個個女孩想盡辦法歷盡訓練，好把自己裝進男人設計的一套套格子裏，再拼個你死我活，好產生一位所謂「智慧與美麗並重」的佳人。
十幾年後，我瞭解即使是一些被認為很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也不再堅持單調的反選美立場，反而懂得以更多元的角度切入，把選美當作有待剖析的現象多於一個只能否定的對象。但是我仍然本能地說不出地厭惡，躲避選美，躲避不了的時候，就視而不見。
所以，當我今天因為公司工作的關係必須要去做選美會的評審，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視而不見，我不存在。
那天早上十點十五分，在酒店裏，我接到一個叫做「小馬」的女孩的電話，說原訂十一點的集合時間必須提早半小時。我很不滿，覺得一個不愉快的選美日子居然還是要以這樣的方式開始。到了大堂，小馬不住道歉，還跑去替我取咖啡。我對同事們嘀咕︰「最討厭選美了，你們不覺得每一個選美會上的女孩子長得都差不多嗎？」同事們猛使眼色，小聲地提了一句︰「小馬就是去年的第三名。」我立刻呆住了，小馬肯定是聽到了，但還是笑容滿面，十分誠懇。這時我才發現她挺漂亮，原來我們的助理是上屆「xx小姐」的季軍。
真是漫長的一天，我們的工作竟然拖到凌晨兩點才結束。小馬一直出出入入，有時提醒我們上台，有時捧來一大袋飲品，同時還要指揮照料今年參賽的「師妹」。由於錄影廠的空調出了問題，穿著外套裝斯文的我們更是悶熱，每到休息，她便拿了一份雜誌當扇子站在一旁幫我搧涼。我阻止她，但她說這是工作，還笑自己曾是登山隊員，體力好。然後，似乎不經意地，她輕聲說了句︰「其實選美在中國的情況底下，也是普通女孩子的難得機會」。
我看這批女孩的眼光於是有點不一樣了。在經過編排的舞步底下，我看到每一個人原有的走路姿態；在很標準化的對話格式之中，我試著去聽每一把聲音的來歷。我怎能對她們視而不見？人所承受的，人怎麼可以裝作看不到？
比賽，必然是殘酷的。然而選美最殘酷的地方，還不在結果，而在大家等著看好戲的心態。例如香港小姐，每年總有幾個消息不斷的人物到了最後大熱倒灶。他們會說︰「活該，這娘們機心太重，還總以為自己必勝。」他們還說︰「她的一切只是搏出位。」這就是殘酷，我們設計了一個競爭的環境，叫她們去比較，然後看看裏面會不會鬧出些勾心鬥角的不和傳聞，好證實人性的醜惡；我們還希望在這名利場的遊戲中看看誰最想「出位」，好證明人的不擇手段；我們喜歡恥笑她們答問時犯錯呆滯，好證明漂亮的女子果然都蠢。
收工之後，我們大夥一起消夜。落選的女孩坐在另外幾張桌子上，自然有點沉鬱。我想，這條路走不通之後，她們還會尋找其他甚麼出路呢？我還想起，小馬的志願是當個優秀的電視記者，她告訴過我，很忿恨當年做地方媒體記者時有條重要故事被人壓了下去。
同事開車載我回酒店的路上，我們談起小馬去年參賽的情況。他憶述當時的評審問了一個問題︰「現在讓妳當冠軍，妳願意放棄現在的男朋友嗎？」據說小馬很動情地說了自己和男友如何從四川來到北京辛苦地賺錢生活的經歷，她怎麼可能放棄？同事大讚，說大家都覺得這真是個不錯的小孩，於是給了她一個季軍。
回到酒店，原本心情就佷拙劣的我更加難過。是呀，只不過是個小孩，為甚麼要問她這樣的問題呢？這條問題問的難道不正是我們所有選美比賽觀眾心中的預設？選美之後是無比璀璨的明星生活，妳要獨享這所有美好？還是回到原來小兩口子的老日子？來，告訴我們，妳就是那種我們早就料到的拜金少女，你就是那種夢想要攀上枝頭做鳳凰的物質女人！要不然你幹嗎來選美？結果她不是。於是大家卻又反過來歌頌她的品格她的情深意重。
只是，我們為甚麼把一個人投進這樣的處境呢？我們想證明人性的甚麼？
我想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晚見過的女孩子，忘不了她們緊張的神態，哭泣時的樣子。我也永遠不會再做選美的評審了。不是因為一種社會主張，而是我不忍再次經歷這一切。但是我會看選美比賽，我要好好看清楚那些小孩的臉，看清楚我們究竟做了些甚麼。
後記
我還想說一點關於「美」的事情。那天在北京，一場令人疲憊的選美比賽之後，仍有記者不捨地追問「美女」的定義。因為我在一家以盛產美女主持人和美女主播聞名的電視台工作，難免就令人羨慕，或者同情（『你對美女必然很麻木了』）。這個記者，果然，也不例外，他說：「你一定覺得那些參加選美的女孩不如自己的同事吧？」他還追問：「你心目中美麗的定義是甚麼？」
我已不記得自己怎樣胡編了一些答案敷衍他，但是回到酒店以後，我忽然想起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的第一小段：「有誰，若是我呼喚，會從天使的班列中／聽到我？而且即便是，有一位／突然把我抓到胸口；我也會自他更強大的存在中／消逝。因為美無非是／那可怖者的初始，那個我們依然剛能承受的，／而我們如此驚羨它，因為它不動聲色地不屑於／毀滅我們。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怖的。」
可怖的美，可能就像康德所說的「崇高」（『壯美』），人創造不來，也難以承受。因為它發生在人的感知能力的極限，差一點就不屬於這個世界，也差一點就要進入這個世界。可曾見過冰川入海？那些以萬噸計的冰牆即將崩裂之前會發出不安的嘶叫，冰塊摩擦的聲音尖銳刺耳。又或者沙漠和荒原裏的暴風，不只會使一種繞成球狀的蔓藤植物滾動不停，還將改變起伏的地形，令商旅在迷目的飛沙落地之後徹底絕望。
如果有機會再去回答那位記者的相同問題，我將告訴他：「極端的美是摧毀性的，人不可製作，但也不能負擔。萬一它偶而在某一刻出現在人的身上，那是不祥的。至於我的公司，大體上是個吉祥安寧的地方。
梁文道：重逢
【成報-秘學筆記】通俗的愛情小說與愛情電影總是不厭其煩地描述重逢和偶遇的故事，那是因為這樣的故事只能發生在小說和電影裡面，所以作者們當然要好好發揮虛構敘事所賦予的特權。
我曾聽過一個老人的故事，他說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為了躲避重逢的機會，他以為只要上了船，日後就不再有令自己尷尬、傷心和崩潰的可能了。可是貨輪才剛剛離岸（用康拉德的說法，只有當船完全看不到陸地之後，才算真正的"離岸"），他就開始沉痛思念陸地和地上的人，雖然明知不該後悔，但他還是後悔自己的魯莽。他想："我再也見不到那個人了。"
然後，日復一日的，令人倦怠的煩瑣工作排遣了他的憂鬱。直到貨輪快要到達下一個港口，他看見陸地，不是只有海鳥的小島，也不是任何一片沒有意義的荒涼海岸，而是真正的大港，真正的目的地。這時候一切必將湧回，老人平靜地憶述："不知道是什麼理由，我認為她一定就在這個港口。只要我上岸，我一定會遇見她。"
每到一個城市，他都失望一回，這是無聊的追蹤遊戲，他下意識地把貨船預定的航程當作自己尋找戀人的計劃。每一次的失望，都令他反過來怨恨自己的無能，使他產生不如住下來的念頭。只要住在一個陌生的港口，就可以從根斷絕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最後他還是回來了，於是我問："那麼你終於和她重逢了嗎？"當然沒有。他發現不要說住在同一個城市，就算天天出沒在同一座樓裡，原來說見不著就是見不著。緣分一物，竟可詭譎至此。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人用不著出海，隔斷千山的大海自然會跟著你。
2006年8月28日星期一
梁文道：真假親中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香港的傳媒正有江山一片紅的趨勢，但有時候我們還是分得出「真親中」與「假親中」的分別，例如何俊仁被人毒打這件事，就是個最好的檢測器了。
看某些「根正苗紅」的老派親中報刊，你會發現他們的有關評論雖不離「拒絕暴力」的老調，但對整件事的報道還是很客觀中肯的。內地有些媒體甚至還特別指出何俊仁是慰安婦官司的主力人物，多年來不懈參與保釣行動。反觀另一些「偽親中」報刊，早在案件發生之前就曾提出拖延監聽條例的泛民議員該被「暴打」。即使事後，仍有專欄作者揶揄，說何俊仁「抵打」。
這個分別的關鍵就在中國政府到底怎麼判斷何俊仁的真正位置。要知道共產黨搞統戰搞鬥爭，首先就得分清敵我，要弄清楚誰是主要鬥爭對象，誰又是可以團結的對象。
多年以來，何俊仁雖是民主黨的核心成員，雖是支聯會的骨幹人物；但是與此同時，他又保釣又替慰安婦奔走，可見他是個有「民族感情」的人。從這個角度看來，就算他連年呼喊平反六四，也算是「心繫家國」；要是不掛念祖國，甚至根本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就用不著對當年的死難同胞那麼上心了。
當前中央政府最怕的就是英美「敵對勢力」要發動顏色革命，以香港為前，策反一幫心向英美的假華人來搞港獨，進而變化祖國。所以眼下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和這些境外反華勢力作鬥爭，而主要敵人就是一批自甘買辦身份的「殖民餘孽」。
相比之下，何俊仁雖然有時候「反黨」，但大體上還是堅定愛國的。所以這種人可不能推到人民的對立面，反而得爭取過來。在民族大義的根本原則底下，何俊仁和我國我黨的問題只不過是「人民內部矛盾」，絕非勢不兩立的「階級敵人」。所以正統親中傳媒就算不會特別表揚他，也不會在這非常時刻落井下石。反觀部分人仍有幸災樂禍的心態，這要不是跟不上形勢，就是政治上不夠成熟，連擦鞋都落錯鞋油。
梁文道：謊言
【成報-秘學筆記】船上的友誼就像不打烊的酒吧，不同的人為了不同的理由來到海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過去。你知道這一年的航程終有結束的日子，總有回家休息的時候。然後有的人回來，有的人不。就像酒吧，天天都在的常客，你並不能預期明天一定還會見到他。所以我們不交換電話，就算說好回去之後如何如何，那也是交際上必要的客套。除非你欠下了賭債。
離岸之前，你以為等著你的是徹底的孤獨，沒有人認識你，你也不認識任何人。所以你以為自己遠未結束的思念與負擔將繼續折磨你，或者你將決絕地拋下這一切，結果不是。
就像酒吧，我說過的，你會對著一時熟悉，但本就陌生也終將陌生的人把所有和盤托出。你的父母、你的子女、你的戀人，他們都很理解地聽。反過來，你也聽了許多故事，生活逼人、工作失敗、無路可走。只是這些都與你無關，正如你的傾訴也與傾聽者無關一樣。這種狀態真好，有如易潔鍋，再多的污油再多的殘渣，只要輕輕刷洗，又變成明可鑑人的平滑表面。
我懷疑這是所有人間關係的理想狀態，沒有任何負擔，彼此反而因此坦白誠實（至少是你願意呈現出來的坦白誠實）。
要在陸地上找這樣的朋友可真不容易。你的同學看過你的成長，你的同事知道你的其他同事，對著他們，你能說些什麼？你只能被固定在地上的某一點，所以你只好有所隱瞞有所保留。難怪大海是自由的，你甚至懷疑那些人哭著說出來的東西也全都是偽造的故事，但它們卻因此更加真實，因為那是一個人最想它成真的慾望。海洋令每一個人成為真正的自己。
2006年8月27日星期日
梁文道：格拉斯事件（歷史無法接近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要當一個徹底坦白、誠實而正直的人，就和勇敢地面對歷史真相一樣，幾乎是種不可能的任務。所謂「歷史真相」，固然錯落在重重觀點交叉屏障的迷霧森林之中，始終無法辨明；想做一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真人，又何嘗不是得面對數不清的干擾和心魔呢？
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大師，「德國的良心」君特．格拉斯（Gter Grass）曾經說過：「我那一代德國人要加入納粹還嫌太年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需要嚴厲自省，更不表示我們不用為歷史的錯誤負責。因為我們都是在納粹的體制下長大，總有些東西在我們的血液之中」。這是典型的格拉斯，永遠嚴苛無情地對待自己和歷史，也因此成了世界上幾代文學青年的道德指南針，歐陸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
然而最近他卻坦承，當年雖小，但他還是來得及加入納粹，甚至做過希特勒最忠誠的追隨者──黨軍。這個消息立刻變成震動德國的大新聞，沒有人能夠接受這麼荒謬的事實。原來就討厭他的，包括那些右翼份子，現在更能振振有辭地說他偽善。而一向視之為明燈的，則因不解而心碎，甚至生起一股被出賣之後的憤怒。他為什麼要說謊？他這幾十年來為什麼要隱瞞往事？
表面看來，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個人操守問題，半點含糊不得。可是再細想一層，又會發現這還是個我們怎樣面對歷史的困境。恰巧格拉斯自成名作「但澤三部曲」以來，就沒放棄過處理近現代歷史的課題。於是許多論者就開始帶嶄新的角度重讀格拉斯的舊著，想用最直接也最簡單的方法去解讀出字裏行間隱含的訊息，看看格拉斯可曾刻意掩飾過什麼，又可曾懺悔過什麼。其中最好的標本莫過於他在2002年出版的《蟹行》（Im Krebsgang）。
《蟹行》這本書的書名就已經點出了追溯歷史事件真相的難處，總是如螃蟹走路一樣，無法直達目標，而得迂迴橫行，在好像近了一點的時候卻又再拉開一段距離。但這到底是歷史述者本人的忌諱，還是歷史本身的要求呢？
《蟹行》所要處理的課題，是一段德國現代史的禁忌，一個不能揭示的傷口。話說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末期，一艘叫做「維廉．古斯特洛夫號」的德國郵輪被蘇俄潛艇擊沉，共有一萬二千名乘客遇難，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歷史上死傷數字最大的一場海難。那為什麼它是個禁忌呢？因為那艘船是經過納粹改裝的運兵船，而擊沉它的則是蘇聯的潛艇。盟軍消滅了一艘法西斯的艦艇，當然沒什麼不對。所以在戰後的東德，這件事應該被當作「老大哥」解放人民的功勛來紀念；在西德那一邊，這件事應該算作德國的原罪之一而被忘卻。
問題是這艘船當時運的兵主要是傷兵，還有逃亡的難民，其中包括四千多個少年、幼童甚至嬰兒。難道他們也都是納粹的同黨？難道擊沉這樣的船是件值得慶賀的英勇行動嗎？這個情況就像德累斯頓的大轟炸和廣島長崎的原爆，不紀念它會顯得冷漠無情，辜負了無辜的受害者；紀念它卻又好像在為發動戰爭的罪人平反。更麻煩的是新興的納粹份子和「光頭黨」確實就利用了「威廉．古斯特洛夫」事件宣傳自己被壓抑的苦難歷史。身為左翼作家，身為前納粹黨軍（如我們現在所知的），格拉斯應該怎樣處理這個被掩埋的創傷呢？
梁文道：反芻
【成報-秘學筆記】偌大的一艘郵輪，船員其實不多。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面，水手都是沉默的。如果你為了放棄自己而上船，很快就會知道這是多麼愚蠢的決定。
草食動物的反芻是不由自主的，戀人的言語亦然。既然沒有人跟你說話，既然大部分的時候你都是一個人工作，一個人守候，你難免開始反芻自己的回憶。
你想起的未必都是很有意義的事，反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客氣應酬，例如他曾在某個早上和你打過招呼，於是你自己對著待洗的甲板說："你早。"又或者你會想像各種各樣的問題，假如你換了另一方式回答，後來的事情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發展。比方說："你今天晚上去和朋友唱歌的時候，有沒有想起我？"你當時應該回答："沒有，為什麼你會這麼問？"結果，你並沒有這麼說，所以你現在一個人在船上。
久而久之，你分裂為二，開始習慣自己和自己說話。更準確地說，你變成了數不清的角色在數不清的處境之中，演出所有未曾發生的故事。而它們全部來自悔不當初的抉擇，你只好不斷地重新虛構那無數的潛在可能。水面寬闊，一望無盡，你卻無窮內縮、進入自己的世界，反覆咀嚼曾經發生過的對話與通信。
自己笑，自己悲，自己沉吟。偶爾有人呼喊你，偶爾有其他水手路過，見你喃喃自語，他卻不會輕易把你當作傻子，因為他也可能明白。故此他笑得很大聲："喂！你幹什麼自己和自己說話！你是不是傻了。"他知道他必須這麼做，為了你好。因為他明白。
2006年8月26日星期六
梁文道：瓶中信
【成報-秘學筆記】船上的人看海，會生起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想丟一些東西下去，而且最好是能夠漂浮不會下沉的瓶瓶罐罐。然後看著它載浮載沉，被全速前進的船拋離在後，終於消失在視野中。這是海洋的誘惑之一，它的無邊廣大對比起個人的渺小，更令人覺得孤獨無依，丟個東西下去不是為了填滿它（面對大海，人不可能有這種野心，而是想印證自己的存在，那麼細微那麼不重要。這是個不自覺的象徵動作。
許多水手也試過把寫上字的箋條塞進瓶子，投進海心，所謂的"瓶中信"。報紙的國際花絮版偶爾會報導一些瓶中信在數十年後竟然真的順著洋流漂浮上岸，甚至還被預想中的收信人拾獲的奇遇，讀者看了就會覺得這真是幸運。雖然遲了，但那封信到底還是達到目標，十分感人十分難得。
他們不知道，這樣的結局其實背叛了瓶中信的本質。什麼是瓶中信的本質呢？那就像開一個沒有鏈接也不打算讓人發現的博客，寫一些從不寄出的情書，以及傳發電郵到一個荒廢已久的郵址。你根本不曾寄望瓶子有被開啟的一天，那是一段不想被人接受的信息。擲瓶入海，而終於被人打開閱讀，這根本不是奇蹟，而是意外。寫瓶中信的人不是敢於下注的賭徒，而是認命的作者，最純粹的作者。
就像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說的，作品的孤獨是最根本的孤獨，因為寫作"無非是種中斷，中斷了把我和言語結合在一起的聯繫"。我們平常以言語表達自己，並且相信言語能夠把自己交給他人。但是真正的作品是不表達什麼也不溝通什麼的。正如瓶中信，在完成的那一瞬間就中斷了和作者的關係，也中斷了和讀者的關係；存在，同時又消失在無始無終的海洋之中。
2006年8月25日星期五
梁文道：地球之癌
【都市日報-兵器譜】2007年將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因為聯合國人口部門估計，到了明年，全世界住在城市裏的人數將首次超越鄉間居民。城市化的趨勢勢不可擋，人口逾千萬的「超級城市」(Megacity)更是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在發展中國家。
越來越多的人住在城區並不表示我們對鄉郊的依賴降低了，相反地，城市就像《千與千尋》裡那隻貪婪的惡鬼，體積愈大，胃口愈好。全球的都市只不過佔去了地表百分之二的面積，但每年卻要消耗人類可使用資源的三分之二。
我們城市需要城市以外的水源，還需要更多的水來排污降毒；我們需要大面積的牧場和農田，好供應日用的食物；我們要砍去滿山的樹林，以製造生活必備的報紙和廁紙；我們得填滿海岸的缺口，否則城市密集生產的垃圾將會下落不明。
有人計算過，要讓人口約七百五十萬的倫敦維持正常運作，就得有一百二十五倍的土地面積去提供其一切所需。
其實現代人的「生存空間」遠遠大於我們自己所想，我們要的不只是自己那看得見的可憐蝸居，我們還要更多看不見的空間去讓我們消耗，以及消化我們所消耗掉的東西。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去推想，平均全球每人可以分得1.8畝的土地。人真是一種可怕的生物，以其身體尺寸和他所需要的空間大小比例來說，我們很難想像還有甚麼動物要比人更霸道。
這當然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太過特殊，越是先進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空間。以中國為例，農村地區平均每人得有1.8畝的生存空間，上海卻要人均7畝的生存空間。
至於吞沒全球自然資源最多的美國，他們每個人起碼要佔去9.7畝才活得下去。
曾經有人說人類是地球的癌細胞，我想城市就是這些癌細胞造成的毒瘤了，看起來不算大，卻能把生物體的能量吸噬得一乾二淨。
梁文道：白鯨
【成報-秘學筆記】有些時候，我會想起船上的日子。大海很奇怪，遠遠看去藍得清潔，可是船艙裡廁所衝出來的水卻總有點黃；當然，離岸愈近，這水就愈是黃濁。
左右無事，就自己看書。看什麼好呢？說出來土氣可笑，但它又必然是康拉德，古老無垠如大海本身的康拉德，以及梅爾維爾的《白鯨》，好想像自己是災難的倖存者，在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之後獨自歸來："既然其他人都死了，還有誰負責回來說故事呢？"
在我上兩代的香港男人之中，似乎有種奇怪的小傳統，只要失意，就不妨去"行船"。比如說失戀，於是一個人背起簡便的包袱，跟著貨輪到陌生的水域和以前只曾聽說過的港口。一種多麼浪漫又多麼有氣概的舉動啊！平常的情歌與愛情小說總是誇誇其談，說什麼"我願意為了你而放棄全世界"；行船的失戀男子則是放棄了全世界，好徹底放棄一個人。
這麼一個男人滿腔愁苦又毅然決然地上了船，開頭總是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對著空洞的大海，頂住工作的疲乏，他發現自己變得更加不捨，更加孤獨。再過一段時間，他才明白自己根本什麼都沒放棄。他要做的是那個把故事帶回來的人，同時使自己也變成故事。比起愛人，他更愛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絕大多數下了決心不再回來的人，最後還是上了岸。
可悲的是，白鯨已死，海之四隅也不再有風神呼氣，天上的星辰與海水的味道都失去了暗示命運的作用，這早就不是一個還有故事可說的時代。於是他回來了，而且無話可說，更沒有人發現他曾消失。
梁文道：食慾美人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所有《美女廚房》這一類標榜美食加美女的電視節目之中，我最喜歡的還是羅森(Nigella Lawson，也有人戲稱之為「羅神」)。天啊，就讓我坦白承認吧，每回見她用手攪弄食物的醬汁，再把手指放進嘴中吸吮的誘人模樣，我都會忍不住全身一緊。
為什麼這麼多的男人都會迷上羅森的烹飪節目呢？（借成龍大哥的一句名言「我只不過做了一件很多男人都會做的事。」）當然她美豔性感，她做的菜看起來既容易又好吃。最重要的，我想是因為她真的很愛吃。這套節目總是很聰明地拍著她邊做菜邊偷嘗，而且永遠都是吃得那麼滿足，開著眼睛發出一聲聲低吟。有時候到了節目末尾，還能看見她夜裡起床打開冰箱，拿出一大塊蛋糕或者一大杯雪糕，做臨睡前的點心。
這麼貪吃，難道就不怕胖嗎？關鍵正正在此，羅森長得相當豐滿，甚至偏肥，完全不是當代流行的美女形象。她的吸引力，就是恢復了古代食慾與性慾的完美結合。基督信仰盛行歐洲的中古時期，曾有一些後來被尊為聖女的女孩以節食著名，而且是到了厭食的地步。節食和禁食向來都是一種修道的方法，只是這批聖女的禁食別具意義，她們不只控制食慾，而且還要控制性慾。使人相信食慾與性慾有一種特殊的連帶關係，好吃的人多半也好色，所以禁食禁色的就不只是吃的欲求，還把包括愛慾想像的一切人間的肉體的慾望一併禁絕。
愛慾、食慾和生殖能力的神秘聯繫，透過各種壯碩的女神像顯現。幾乎所有文化傳統都曾出現過一些非常肥胖的母神像，它們的乳房大得驚人。看來好像隨時都要滲出乳液的樣子。先人崇拜這些神祇，覺得人類傳宗接代和土地肥沃作物豐收的秘密全部系在她們身上，生殖和弄做合二為一。
為什麼他們那麼胖？因為生活實在富足無缺，食慾可以盡情放縱。這又隱隱暗示了她們生殖的能力是何等充沛，而那啟動生殖程序的性慾又是如何地不知足。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熱愛食物而又不缺食物來源的豐滿女人都是性感的。如果性慾要被約束，靈魂才能得救，那麼節食禁食就是必要的了。因為瘦弱的身軀不只不能產生性的能量，也不會惹起任何人的性趣。所以要是有個女人突然立志禁食，那麼她就等於是在宣佈自己不再成性的對象。
今天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女子為了令自己可愛可欲，紛紛節食纖體。因為肥胖不再性感不再美麗，反成了失卻自控能力和懶惰的象徵。
如果你曾在餐桌上和漂亮的女孩吃飯，卻見她極力抗拒眼前任何美食的誘惑，為的就是保持所謂美好性感的身段，你會不會覺得她太像那些中古時代節食至死的聖女？於是不只打消了任何接下來的非分之想，覺得自己最好也趕快去做和尚，甚至還感到一陣敗興的失落。如果你有過這種經驗（不論你是男或女，也不論你的性取向），那麼請看羅森主持的節目，我保證你會跟我一樣入迷，懷念那些我們未曾見過的老好日子。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
梁文道：不是暴力，這叫黑暗
【明報-筆陣】很多人在第一次來香港以前，都懷有特殊的恐懼，怕到了旺角會給街頭廝殺的亂刀砍傷，怕在尖沙嘴有槍戰的流彈橫飛。然後當他們真的踏入這片土地之後，才發現「原來香港的治安很好」。為什麼他們曾經會以為香港是個那麼危險那麼暴力的地方呢？當然，這全拜一度流行的江湖電影所賜，使得看電影看得不分真假的觀眾真心相信香港是個「過了凌晨12點以後，就由黑社會接管」的城市。
也有傳聞說香港幫派林立，起碼有10萬人是黑社會成員。當然這個講法很難證實，因為黑社會組織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嚴密，許多成員介乎「全職」與「兼職」之間，所以很難估計他們的準確數目。
但是有一點卻是真實存在的，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彷彿都隱約感到有這麼一種黑色的邏輯、一套黑色的行事手法，甚至還擴展為一個黑色的地下世界。這種邏輯這個世界離我們不遠，就在我們身邊，但是難以明辨，也不好明說。黑社會並不等同這套黑色的邏輯，但卻是大家心目中黑色邏輯的最佳示範。那麼，什麼又是黑色的邏輯呢？它是「如果你敢得罪我，我就有辦法搞你」這種不言自明的暗示，它是「假如報警也找不到失車，你就找我的朋友」這種解決問題的另類選擇。捨主流社會認同的正軌，而就暴力威嚇的陰影，這就是黑色的邏輯了。
政治本來該是透明的，有全民看得見的遊戲規則，有全民可以參與的入口。而政界中人則是這種透明價值的體現，我們不只要看到他們工作的方式、負責的對象，甚至還要求他們犧牲個人生活的隱私。民選的政治精英就更是民意的代表，代表市民的意志與想法，不可隨意遁入陰暗的領域，更不容受到黑色邏輯的左右，否則那就是在侮辱和摧公民的尊嚴，侮辱和摧政治的透明了。
民間默默接受「黑」 的存在
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遇襲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固然是因為他是個非常正直清白的人，多年來他為了替慰安婦索償而四處奔走，替許多無告的弱勢市民出頭維權，更是連他的對手也不得不讚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多年以來一連串針對政界和公眾人物的恐嚇和襲擊之後，這宗案件已經成為快將壓垮駱駝背脊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多年以來，從吳明欽、李鵬飛、梁天偉、鄭經翰一直到黃毓民，有這麼多政治人和對政壇有影響力的傳媒人接連受到暴力攻擊，甚至差點就要喪命；可是有哪一次是成功破案的呢？香港市民眼睜睜地看這些在公共領域和政治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受傷倒下，卻不知原因，只有種種的猜測流傳，又怎能不想像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必有陽光照射不到的暗角呢？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案件都未必與政治相關，這些人受到攻擊也不一定是出自政治的理由。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呢？如此之多的血案，其真相無一大白於天下，一般市民又從何判斷它們和政治公務有關還是無關？如果何俊仁這宗案件到了最後又是不了了之，豈不印證了許多市民心裏面本來就有的想法，那就是香港果然有些「不能得罪」的大人物，我們不能和他們在面上好好地據理力爭，甚至不能點破他們的身分，只可以迴避躲閃，知所行止，和他們一起玩那種黑暗的遊戲。
民間常有這麼一種說法，認為有些人是「黑白兩道通吃」的。它可怕的地方就是默默接受了「黑」的存在，而且還接受了黑是可以染白的，甚至混合不分。前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回歸前那句「有些黑社會也是愛國的」之所以令人震驚，正是因為他以官式身分，這種應該最透明的公共領域參與者的身分，接受了黑暗勢力存在的事實，而且還為他們點明了染白的南山捷徑。
不容黑色邏輯侵入政治領域
何俊仁遭到暴徒毒打之後，所有輿論幾乎一致譴責暴力的可恨(除了小部分認為泛民主派議員活該被打的怪論之外)，強調文明社會無法容忍暴力的氾濫。但是我們真正不能容忍的，更該是以暴力為極端代表的黑色邏輯侵入了本質上透明公開的政治領域。我們都知道政治的遊戲裏包含了許多的角鬥和交易，有時還顯得十分骯髒。可是我們很難想像一個議員不敢發表他原來打算要說的言論，是因為「識做」，是因為他怕了一些「有辦法」的人會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報復。正如我們很難想像政府要對某些人委以重任，是因為他們「黑白兩道通吃」。舉個誇張點的例子，假如某政黨在銷售稅的爭論上轉變立場，不是因為發現了新證據，也不是為了得到別的政治甜頭，而是因為恐懼一些「不好說」的黑暗勢力。我們可以接受嗎？可以嗎？
梁文道：可怖之美
【成報-秘學筆記】我想說一點關於"美"的事情。
那天在北京，一場令人疲憊的選美比賽之後，仍有記者不捨地追問"美女"的定義。因為我在一家以盛產美女主持人和美女主播聞名的電視台工作，難免就令人羨慕，或者同情（"你對美女很麻木了"）。這個記者，果然，也不例外，他說："你一定覺得那些參加選美的女孩不如自己的同事吧？"他還追問："你心目中美麗的定義是什麼？"
我已不記得自己怎樣胡編了一些答案敷衍他，但是回到酒店以後，我忽然想起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的第一小段："有誰，若是我呼喚，會從天使的班列中／聽到我？而且即便是，有一位／突然把我抓到胸口；我也會自他更強大的存在中／消逝。因為美無非是／那可怖者的初始，那個我們依然剛能承受的／而我們如此驚羨它，因為它不動聲色地不屑於／毀滅我們。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怖的。"
可怖的美，可能就像康德所說的"崇高"（"壯美"），人創造不來，也難以承受。因為它發生在人的感知能力的極限，差一點就不屬於這個世界，也差一點就要進入這個世界。
可曾見過冰川入海？那些以萬噸計的冰牆即將崩裂之前會發出不安的嘶叫，冰塊摩擦的聲音尖銳刺耳。又或者沙漠和荒原裡的暴風，不只會使一種繞成球狀的蔓藤植物滾動不停，還將改變起伏的地形，令商旅在迷目的飛沙落地之後徹底絕望。
如果有機會再去回答那位記者的相同問題，我將告訴他："極端的美是摧毀性的，人工不可製作，也不能負擔。萬一它偶爾在某一刻出現在人的身上，那是不祥的。"
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
梁文道：求學不是求分數
狀元錯了嗎？
好幾個月以來，只要扭開電視機，就可以發現一個香港政府教育及人力統籌局的廣告不停地播放，主旨是教育社會大眾「求學不是求分數」。
與此同時，馬路邊上和巴士車身卻有著數不清、分不明的補習社廣告，內容除去那些男的帥氣女的美豔的「名師」，就是吹噓自己的成績如何優異，學生們的考分如何脫胎換骨。
兩種廣告，兩種價值觀的對碰，勝出的當然是補習社和它代表的那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考試高」的心態。
兩個禮拜之前，香港「會考」放榜的結果成為社會話題，因為一方面二十五人考得「十科全優」的佳績，照例被尊為「狀元」（多封建的一個名詞呀）；另一方面則有破紀錄的兩萬多名學生應政府「求學不是求分數」的號召，一齊考了全科零分的結果出來，這樣的考試差距實在太過駭人。
可是過了兩個星期之後，網絡上之所以仍有人樂此不疲地議論，卻是為了其中一個「狀元」不顧母校反對，毅然決斷地替補習社拍廣告。
他甚至還和自己就讀的中學劃清界限，公開在媒體上指責學校老是勸他不要只顧分數，阻止他報考十個學科。
這位被許多人批為「叛徒」的學生又告訴記者，自己兩年來完全沒有社交生活，斷絕了一切興趣嗜好，一門心思都寄託在考試上了。
大家可以批評這個年輕人忘恩負義，也可以指責他成了個百分百的考試機器。但是只要冷靜細想，難道他真的錯得很離譜嗎？難道補習班加強了學生的考試能力也是錯的嗎？這位老實的同學不是罪人，他只是受害者。
求學還能求甚麼
「求學不是求分數」這種美麗的口號是不會受到質疑的。今天任何能夠談上兩句教育理論的人，都會認同學業成績不能展現學生的所有能力，所有成就。一個人的才能是多元化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社會也需要多元的人才，所以考試絕非社會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而一個考試不行的他也不是別無登龍之道。
可惜理論是理論，現實卻是另一回事。最近香港「最高層次」的諮詢架構「策略及發展委員會」提出了貧富差距惡化的趨勢，和青少年失業率難以下降的困境，這幫地位崇高有頭有臉的大哥大姐，想出的對策竟然是「改善教育」！這個建議就和那個叫大家不要太著重分數的廣告一樣荒謬。
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年輕人還受不夠教育，而是能夠滿足那麼多不同類型人才的位置根本匱乏。我們目睹著大批青年一個課程接著一個課程地讀，文憑和證書拿了一張又一張，但還是人浮於事，工作朝不保夕。更別說那些上了當借錢去念副學士，以為自己將來有機會一圓大學夢，最後卻給卡在中間不上不下的可憐蟲了。
青少年失業率那麼高，不只是他們的能力不夠好，老闆們看不上眼。更重要的原因是，本來適合學歷較低者的工種正在日漸縮減消失。這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趨勢，不是個人主觀就能改變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已經告別了「文憑社會」，可惜的是那個不單單注重文憑和考試的社會卻遲遲未來。年輕人如果「求學不是求分數」，又還能求甚麼？特別是香港官方正把經濟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要那麼多多元化的人才又有何用？即使是政府本身的外判商，在聘用保安的時候也要看會考成績。那兩萬多名會考零分的學生難道可以在求職的時候說「我的成績雖然不好，但我的人品不壞」嗎？政府一方面鼓吹求學的目標要多元，學者很配合地描繪未來人才多樣化的美麗圖像，但同時卻又無視社會向上流動階梯日益窄化單一的趨勢，這是否太過不負責任？政府那「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廣告又算不算虛假廣告？
梁文道：無名之傷
【成報-秘學筆記】由於人總是會傷害人的，所以沒有人可以不受傷害。
所謂"受傷"，我們總是聽到"我很受傷"、"我的心很痛"這類自述，指的當然不是肉身的傷痛。那麼"受傷"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假如不是身體的傷痛，我們可能為這些自述所指涉的傷分類嗎？可以判別其分佈、症狀與程度嗎？又如何來命名這些邊際模糊的傷口呢？
比如說有這麼一種狀態：你會在日常的對話之中突然啞口，不知下一句應該怎樣承接；你會在回家的途中突然迷失，無法辨認本該熟悉的景物坐標；你還會在現實的生活裡面毫無預兆地臨時陷進空白的世界。
在這種中斷了正常意識的空白裡面，你既沒有想起那曾經美好的遭遇，也沒有想起它們失落的過程；你既不思憶那使你受傷的人，也不怨恨他的殘酷作為。在這一小段抽離出來的絕對空白裡面，你什麼都不想，它也沒有任何意蘊。所以比起一幅山水裡的留白、音樂之中的休止、詩句之中的間斷，它要純粹得多虛無得多。
就像現象學所說的"意識之懸擱"，人生在世的一切正常活動、正常思維、正常感知，在這一刻全都被懸擱起來了，所以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你墜入了一個不知名的向度之中，不知方位不知長短。醒覺過來，回覆正常之後只好說那是一剎那的空白，但那真的只是一剎那嗎？
凡傷口皆有名號，因為它能指認出造成它的原因，例如刀傷、槍傷和燒傷。莎士比亞在《凱撒大帝》裡說被數十名親信輪番砍刺、滿身是血的凱撒"每一個傷口都在嘶吼，都在控訴"。但是我們所說的這種空白不只沒有名字，也不發出任何聲音，它是沉默的傷口。
2006年8月22日星期二
梁文道：不可能的寬恕
【成報-秘學筆記】耶穌垂死之際，底下的群眾猶兀自喧嘩，等他嚥氣。然而神子卻仰首說："父啊！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每次讀到《聖經》這一段，都莫名感動，不能言語。釘死人子，釘死為免除人類苦難而來者，釘死許諾天國的彌賽亞，這是何等的重罪？受害的耶穌即使到了這時候，依然不捨他所愛的人，那些欲置他於死地的兇手。這就是寬恕，真正的寬恕，不可能的寬恕。一般來說，犯錯的人不先行懺悔，是沒有寬恕可言的；但如果受害者在罪人認錯以前就寬恕了他呢？
在西方的思想傳統裡面，寬恕往往被認為是不正義的，錯誤要有等價的懲罰才能彌補；在正義的天秤之上，寬恕的地位不知如何安放。像康德這樣的大哲學家想了半天，只能勉為其難地為寬恕想出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犯下錯誤的人必得悔悟，主動要求寬恕。
但是德里達敏銳地觀察到寬恕又是無條件的，是一種只有掌握最高權柄者才可施行的特權。從古代的國王到現在的民選元首，都有特赦犯人的權力。赦免之所以是特別的，就在於它違背了法律背後那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老法則，在法律之外開啟了不可能的空間。
如果有人只是撞了我一下，我當然可以原諒他，他也會預期得到我的諒解。但這種能夠預料能夠計算的寬恕就不是純粹的寬恕了。最純粹的寬恕是寬恕不該寬恕的人，原諒無法挽回的過失，違反一切正義常識的例外。我們可以質疑耶穌，為什麼要原諒殺你的兇手？為什麼要原諒不覺得自己犯了錯的人？這豈不是破壞了人間的道德與律法？耶穌沒有回答，他只是寬恕。
2006年8月21日星期一
梁文道：不可饒恕
【成報-秘學筆記】法國大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他人生的最後兩年，不斷沉思著「寬恕是否可能」這個問題。他敏銳地觀察到在亞伯拉罕傳統(也就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思想源流)裡面，有兩組互相矛盾的觀念：其依恃有條件的寬恕，其二是無條件的寬恕。
寬恕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犯錯的人首先得願意坦承過失，並且懺悔，進而請求寬恕。受害者不可能事先原諒未曾承認的錯誤。
看來寬數是一種遺忘，當我說「我原諒(I forgive)你時，我也應該同時忘卻(forget)了你的過去。然而「過去」真的過得去嗎？有時候我們會說某種罪惡，例如反人類的罪，大規模屠殺的罪，種族滅絕的罪，是不渴望卻、不可挽回、不可救贖的。換句話說，這些罪行雖已過去，但又是過不去的；雖已成往事，但不能忘卻；它們是種永遠被封存在現在的過去。它們無法過去，其中一個原因是受害者都已逝去，沒辦法接受罪人的懺悔。而且就算有再是的倖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懺悔？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諒凶手？這樣的重罪或許有被遺忘(forgot)的一天，卻永遠不會得到寬恕。
寬恕在此，是一種和時間的特殊關係，是一種決定讓不讓某件錯誤或罪行成為過去的行動。假如寬恕是有條件的，假如寬恕要求犯罪的人首先請求寬恕，那麼該如何解決因逝者不在而注定不能得到原諒與和解的重罪呢？因此，在亞伯拉罕的思想傳統裡需要有上帝的存在。人只能寬恕別人對自己做錯的事，神則不然。神是受害者與罪人之外獨一無二獨有權柄的第三者，他可以寬恕所有的罪，接受所有的悔過。
2006年8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消滅香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讀胡恩威主編的《香港風格》第二集「消滅香港」的時候，正好在雜誌《飲食男女》上看到一則報道，說的是大坑的「順興茶檔」。這個茶檔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有傳統港式大排檔的格局，每天大清早就會張開帆布篷，架起幾張摺，開始供應早餐給街坊老主顧。我雖不住大坑，但也曾慕名而至，吃它的「車仔腸粉」，喝它的地道奶茶。所謂「車仔腸粉」，就是用「車仔」的什錦材料，什麼豬皮豬紅魚蛋的，一股腦地下在腸粉上，再蘸些自家調製的醬汁。坐在露天的子上，看身邊人來人往，吃熱呼呼的小吃，確有一番今日少見的庶民閒致。
可是經過兩代人五十多年的經營，老闆陳子忠卻開始倒數結業的日子了。記者解釋原因：「……上月開始，大排檔已經多次被多個政府部門警告，令他疲於奔命。像掛了幾十年的帆布忽然被指透光度不足，他花了萬元換掉後，卻又被指令要朝行晚拆。像放在檔旁幾十年的醬料鐵櫃，又被指阻街要收回舖內。還有掛在牆上的招牌，又被指不合規格要拆下來。最要命的，還是幾十年都開在檔旁的十多張被勒令收回，只許開兩張，不少客人來到，站在檔前左瞄右瞄，見沒有位便無奈地離開，仲一去不回頭，令到順興的生意迅速一落千丈」。
這是怎麼回事？政府不是說要縮減貧富差距，鼓勵市民奮發向上嗎？經營大排檔和做小販不就是許多人自力更生的方法？難道全部人都得投身金融中心的建設，或者去報讀職業進修課程好替人打工？政府不是說要建設理想的「營商環境」嗎？為什麼傳統大排檔的營商環境卻越來越惡劣呢？難道只有麥當勞才夠資格擁有理想的營商環境嗎？
在《香港風格2──消滅香港》裏，研究空間政治經濟學的邵健偉引用了林區（Kevin Lynch）等大師的理論，判定「香港政府認為『開放性』（Openness）等同『不穩定』（Uncertainty），而這正正是政府不願意見到的，因為任何『不穩定』因素都有利於弱者進行游擊戰」。也就是說，像順興茶檔這種在小巷子裏早開晚收的舖子對城市管理者而言太沒規矩太過危險，在他們的眼中，道路的唯一作用只能是交通，而唯一可以合法容納商業活動的就是尺寸固定的街舖或商場。除此之外，莫非雜音，莫非亂像，必除之而後快。
胡恩威的怒火，胡恩威的急躁，在我的朋友圈子裏是出了名的。他的劇作和文章因此總給人一種宣言甚至檄文的感覺，有時火力猛撞得叫人受不了。《香港風格2──消滅香港》歷數香港城市規劃和空間管理的諸種弊端，雖不是他一人的作品，但他那鮮明的「胡恩威風格」還是連聞都聞得到。例如這本書開頭幾十頁就是精心製作接連不斷的跨頁彩照，配上一串毫不容情如炮連發的反白大字。且讓我錄下幾句：
「消滅香港是香港政府城市規劃的唯一目標：消滅香港的歷史，消滅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消滅香港人的社區，消滅香港人的家庭，消滅香港人的個人意識，消滅海港，消滅街道，消滅街市，消滅小販，消滅大排檔，消滅老商店，消滅老戲院，消滅樹木」。「香港成為了一座七百萬人的石屎森林監獄，全香港布滿一式一樣的大型商場，一式一樣的樓貼樓大型樓盤大型豪宅」。「小市民不可在街做小販，大企業可以在街邊推銷信用卡，推銷寬頻，推銷樓盤，不正常的在香港成為正常」。
向來關心「香港風格」的胡恩威，用他自己的風格痛快淋漓地把香港政府批得狗血淋頭。如果你看完這本書覺得他太激烈，請想想順興茶檔的故事，想想它的老闆怎樣給「多個政府部門」折磨，那就叫做活生生的消滅香港。
梁文道：對不起什麼
【成報-秘學筆記】寬恕，首先要有一座劇場、一個舞台，以及兩個角色：一個是犯了錯的罪人，另一個是受害者。不可能也不應該有第三者的存在，因為沒有人可以代替罪人請求諒解，也沒有人可以代表受害者施予寬容。
舞台上的第一句台詞是"對不起，我錯了，請原諒我"。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本身就是一種冒犯，說出這話的人正打算佔用對方的寶貴時間，打算發表演說以坦承自己的罪行和犯錯的原因。何其斗膽？他竟以為對方受害之後還得暫緩怒氣，騰出時間來聆聽自己？一個犯了錯的人有什麼權利要求這樣的空白呢？所以這句話"對不起"一開始就是個錯誤。
因此，在一切請求寬恕的劇情上演之前，祈求寬宥的罪人先以再度的錯誤來說明自己的身份："你看，我又錯了，我果然就是那個犯罪的人。"而他那句開啟寬恕邏輯的"對不起"，就有了雙重的意義；表面上是要為自己曾經做過的事向對方致歉，底下卻同時在為這句話本身道歉。它一方面自大地侵犯了對方的時間，要求對方給予耐性；另一方面則立刻為了這個侵犯認錯。
寬恕舞台上的第一句台詞"對不起"的真正意思，就是"對不起，請原諒我佔用了你這一刻的時間，也請原諒我這麼無賴地煩著你，要你聽我接下來的話"。
如果受害者願意停留並且傾聽，道歉和寬恕的條件才得以具備。但要是對方不顧而去，沒有任何響應也不願響應什麼，寬恕的劇場就要草草落幕了。剩下的罪人沒有燈光照射，站在黑暗之中，帶著一條新增的罪名。
2006年8月19日星期六
梁文道：同一條河
【成報-秘學筆記】古希臘智者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盡皆知："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老友小西近著《貓河》裡的詩句卻說："踏進河裡的絕對不會是同一隻腳。"萬物皆流，人又怎能例外。
這一刻的自己和上一刻的自己必然是不同的，現在正在寫著這行字的自己要比一分鐘前的自己，多寫了二十一個字。所以在這一剎那間，我變了。在剛才那一個句子寫成的前後，有兩個人的存在。
為了保證我們穿越時間之後仍然還是同一個人，為了讓我必須實現昨天做出的承諾，償還過去負下的罪債，而不能輕易地以"當日的我和現在的我不是同一個人"推搪迴避；哲學家專注探討記憶的作用。正是記憶，不是別的，把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聯繫起來，使我歷經時間的變幻還能統一，而不分裂。
但是有時候我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擺脫記憶的束縛，分身成散落在不同時段的異己。
每一段感情的發生與結束，其實都是場記憶的戰爭。受過傷害的，必將在新一輪關係的最初就遲疑畏懼，甚或倉皇退縮，因為他記得那麼清楚。他害怕的，不是眼前的人，而是過去的人。他不只是在和新認識的朋友交往，他同時還在和自己的記憶協商、談判與作戰。對方可不知道，這樣的關係何等艱難，因為與他角力的是一些過去的陌生人。
至於將要結束的關係，就更不用說了。我們都盼望眼前的河流就是忘川，它永遠都不會是同一條河；而踏進去的人在出來的那刻，也就不再是同一個人了。
2006年8月18日星期五
梁文道：禁播外國卡通有甚麼用
【都市日報-兵器譜】為了弘揚中國民族文化，為了保護和發展國產動畫片，勤勞的中國廣電總局最近推出了一個新政策，叫做《廣電總局關於進一步規範電視動畫片播出管理的通知》。具體內容就是自今年9月1日起，每天下午5點到8點的兒童節目黃金時段以內，全國所有電視台只能播出國產動畫片。
這麼硬性的規定就能起到弘揚中國傳統和民族文化的作用，阻止小孩們「過早過多」地沉浸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之中嗎？如果當局真有這個想法，未免也就太過天真了。首先一個很理論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辨識一部卡通片裡的文化因素呢？難道日本和美國製作的節目一定就是很「日本化」和「美國化」的東西，而孩子耳濡目染，日子有功，就都會變成小日本小美國了嗎？這些問題實在牽涉到太多的研究和論證，絕非理所當然不證自明。請注意伊拉克曾經也是中東地區美國流行文化最為興盛的地方，昔日的巴格達滿街都是美國流行歌曲和電影光碟，如今伊拉克人在美軍壓境之下可有成了美國人嗎？
反過來說，我們又如何保證中國人自己拍攝的動畫片就一定很中國呢？假如製作公司日後弄出來的不再是西遊記和小魚兒這些傳統題材，卻是超人與機械獸這等流行玩意，我們能不能說它們也表彰了民族氣節，強化了兒童的愛國心呢？撇開這些意識形態課題不談，若廣電總局想的就是經濟理由，想為國產動畫製造商屏障競爭，給它們一個喘息壯大的空間，這等保護政策的成效又能有多大呢？這樣我想起上個世紀的70年代和80年代，年紀還小的我住在台灣，那時台灣的新聞局也有類似政策，不只限制港製電視劇的輸入數額，也限制外國動畫片的播放時段，目的也是為了保護土產業。可是十多年下來，無論是台灣電視劇，還是台製卡通片，水準皆無寸進。台灣電視工業的真正騰飛，還是蔣經國晚年「解嚴」之後的事。
很多人拿南韓為例，說明一套嚴格的文化產品入口制度有利於本土產業的勃興。可是說這話的人其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長久以來，南韓的文化產業保護政策確實為它們的影視製作提供了生息成長的空間；但它的真正崛起卻是在政策之後，出現了一個空前寬鬆自由的創作和投資環境，同時還吸引了大批年輕新銳的創意人才。對於創作動畫的人來講，把他們養在人工化的溫室裡固然不壞，但要讓他們真正繁茂成林，最需要的恐怕還是一個開放的創意土壤。
最能令廣電總局這番「美意」落空的，恐怕還是無孔不入的互聯網和到處都有的光碟。城裡頭哪一家有點能力的小孩不會上網不會看碟？其實黃金時段裡看不到迪士尼和多拉A夢，很簡單，關掉電視就是了。
梁文道：水底之城
【成報-秘學筆記】每次走大埔道出入新界與九龍，經過城門水塘的時候，我都會想起那條埋在水底的陳家老村。當年的香港，人口暴增，食水不足，政府為了修建水塘儲水，把原居此地的全村人遷至他處。至於房子，就留在舊址，任雨水漸漸淹沒。據說到了旱季，水位特別低的時候，遊人還能見到朽敗村舍的人字房頂露出水面，甚是奇詭。
在許多文化傳統裡面，水都與遺忘有關，也因此代表了潔淨與新生。喝過一碗孟婆湯，你就告別前生的記憶了；涉過忘川，就是一片彼岸新天地。領受水的浸洗，基督徒乃獲得赦免，迎取新生（寬恕與遺忘在英文上的同源關係實非偶然）。
除了洗刷過去，水還有另一重奧妙的作用，那就是掩埋。我們可以像淹沒陳家老村一樣，放水淹沒所有不願記起也不能記起的往事。既然長江之水可以把一座古城藏在鄱陽湖底，大西洋的巨浪可以覆蓋整個亞特蘭提斯，人為什麼不能借水重生？水不一定能夠洗去所有的創傷記憶，但是水一定可以將它們封存，使它們隨著時間的流逝腐朽粉碎。
與泥土不同，水是透明的。儘管藏在深海底部的城牆因不見天日而成了絕對黑暗攏聚的處所，但只要去找，不怕大海撈針，你是找得到的。
當你想和一個人從頭來過，想要製造新的自我，卻又不可能割斷那不忍讓它保存的記憶，就把它沉入水中吧。就像城門水塘底下的村子，它沒有自己浮出來的能力，只能隱約地在想像和水波的光線中乍現，不知虛實。若無人尋它，就要等上幾百年、幾千年，海枯石爛，重見天日之際已是無解的謎語。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
梁文道：新我
【成報-秘學筆記】人可能在一夜之間如蝴蝶飛蛾，完全變態羽化再生嗎？我們可以手起刀落，痛快地斬除那曾經付出的血脈，好再和舊人從頭來過嗎？只要回到基本，就知道這個問題的起點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當一對伴侶彼此許諾："讓我們從頭來過"，而又不欲重蹈覆轍，他們只能變化自己如新人誕生，使得"我們"成為陌生的"他們"。但是，既然他們已經成為不可測的他者，又何必從頭再來呢？也就是說"讓我們從頭來過"這句話取消了自己的前提。一、不可能再有已成過去的"我們"；二、也因此不可能再有重來的需要。所以這是一句剛剛出口就立刻成空的話。
故此，我們也就用不著探討人能不能迅速改造自己這個課題了。只不過，往事附著於所有物質之上，歷歷在目。手機上的短信可刪，他留下來的字紙可棄；你不再抽他抽過的煙，不再用他嘴唇接觸過的酒杯；但是他睡過的床怎麼辦？摸過的書又何堪再翻？他撫摸過你的身體，呼喚過你的名字……這所有，又該如何割捨？天涯共此時，你們甚至還處在同一個時空向度之內，呼吸同一片空氣？
所以不管還要不要從頭再來，你也只能消滅舊我，創造新我。"要永遠地創造自我"，福柯（Michael Foucault）如是說。這已不只是戀人的命運，而且是現代人的歸宿；如果這算是歸宿的話。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梁文道：非官方科學
不要相信官方科學
某牌子能量水濾水器自稱可以重組水分子，讓喝水用水甚至拿它洗澡的人更健康更漂亮。結果消費者委員會調查過後，發現原來這些宣稱的根據很有問題，不足採信。
根據以往的經驗，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本該告一段落，那個廠家也應該鳴金收兵，轉換一個宣傳方式。不料廠家卻反而大登廣告，高調反擊，於是漸漸成了城中話題之一。也不知是否有高手在幕後出謀獻策，這家濾水器廠牌的反擊廣告看來也有板有眼，真係唔知就會畀佢嚇死。
但細看其論證方式和行文用語，就可發現這一系列電視和報紙廣告簡直可以用來當大學思考方法與中學通識教育的教材(當然是負面的那種)，讓大家以後更小心地閱聽身邊健康產品的宣傳文稿，做個聰明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廣告用了「官方」二字去形容消委會的調研結果。這是近年很流行的一種論述策略，就是把主流學術界或歷史機構認可的一套打成官方權威，然後自己的東西就變成被打壓排斥的「異見」了。
許多駁斥演化論主張創造論的學者和傳道士也是用這樣的方法攻擊主流科學界。
它的好處是容易喚起公眾的同情心，讓大家把他們聯想成當年受到教庭壓迫的伽里略，明明說了真理，卻給斥為異端。
這套手法之所以有點說服力，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瀰漫著一股不信任權威的氣氛。官方意見在過去總是不得不接受的，如今大家卻普遍認為官字兩個口，怎麼說都不能完全相信。和科學有關的東西，大體也是如此。
經過半個世紀以來現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的洗禮，當代教育體系下長成的知識分子已不再輕易接受科學就是真理的信念，他們開始懂得所謂「真理」其實是學術界接受的一套觀點，而「事實」則不可能完全未經人手就自然出現。
更重要的是我們天天都能在報紙讀到各式各樣互相矛盾的「科學報告」，一會兒說吃某樣東西有助防止心臟病，一會兒又有另一家機構跑出來說同樣的食品吃多了會導致心臟病。真是叫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信自己
「鑽石健康水」一開始的宣傳策略和大部分健康產品一樣，喜歡訴諸學者專家的「權威意見」，企圖勾起消費者崇拜甚至迷信權威的心態。
就像卡通裡一個人只要穿上白袍架上眼鏡留了個大鬍子就是博士，廣告上只要加了一些學術機構和洋教授的名號，大家也就以為那真是科學結果了。
一待消費者委員會指出這一類型濾水器產品的廣告不可信，它卻又反過來站到近年流行的「反科學」陣營那邊，指出「科學無絕對」，甚至還很聰明地以西醫仍未全面接納中醫為例，說明科學標準難以定於一尊。受過高等教育的閱讀人聽了這番說詞，可能會想：「對呀，科學哪有最終真理可言呢？」或許還聯想起學府之中眼見耳聞的勾心鬥角，證明官方科學其實不外權爭勝利者所壟斷的一派說法。而平常就給各種科學報道迷糊得暈頭轉向的大眾，說不定更能認同：「沒錯，科學的東西本來就人言人殊，今天說對的明天可不又錯了嗎？」
既然科學無絕對，那麼這些引用了另類意見來抗衡官方科學的廣告看來也有機會是真的了。但是我們一般老百姓又哪有本事去判定誰真誰假，孰對孰錯呢？
於是「鑽石健康水」的廣告又祭出了第二招，那就是訴諸消費者的親身體驗了。許多街上搶客的推銷員不也愛說：「！我講你唔信唔緊要，最好你自己試。乜都假，自己感覺最實在。」所以這批反擊廣告又舉出數字，說它已被50萬個家庭使用，還有90日免費試機及120日原銀奉還的政策。要不是真正有效，又何來那麼多家庭繼續上當呢？
先不說消費者決定退貨與否的複雜心理和可能面對的麻煩手續，且只看「健康」一物該如何印證。甚麼叫做健康？又怎樣才算「更健康」了呢？我們有甚麼標準和方法來衡量自己的感覺經驗？就算我真的在用過這部機器之後變得更健康，我又怎麼知道那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改變所致，還是機器的神效？反過來說，假如我在開始使用這部機器的同時患上了酒癮，數個月後身體變得很糟，我又能不能把責任推在「健康水」身上呢？關鍵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根本難以形成一個絕對受控的實驗環境，又怎能自我驗證各式健康產品的花言巧語？
梁文道：「後中環」論述的虛妄
【明報-筆陣】從灣仔到觀塘，從舊中環警署到衙前圍村，關於香港城市規劃和舊區重建的討論，已經從那種唯快是尚、唯多是好、唯錢是美的「中環價值」論述，漸漸地添上了幾許「人味」。保留歷史重不重要？重要。文化氛圍重不重要？重要。環境保護重不重要？重要。社區網絡重不重要？當然重要。這些新注入的價值如此神聖，口號如此美麗，所以沒有人敢再明目張膽地反對，甚至連高層主管有佣金可分的市區重建局和保守頑固的房協，現在也都學會了這套言辭，左一句「保育」，右一句「可持續發展」。香港的未來，看上去很美。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更小心地去看這組嶄新的城市規劃共識，注意其中各式各樣的陷阱。且以灣仔有名的「藍屋」為例，這座造型獨特、外牆顏色令人一見難忘的老房子透過電影、電視和各種傳媒影像的散播，已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老灣仔的代表。回憶起來，藍屋、喜帖街、灣仔街市大樓這些坐標總是充滿了浪漫的懷舊色彩，每個人聽說要拆要改都會流露出依依不捨的神態。更何它們還登上了海外旅遊節目和指南介紹，成為許多遊客獵奇的場景。所以保留這些老建築老區塊就是一種文化、歷史和審美經驗的課題了。
近數十年來，許多有點歷史的老城都啟動了「舊區再生」的工程。尤其是歐美國家，更是官商聯手地投入了大筆資金，把一些因為郊區化發展而變得空洞敗落的市中心變成了吸引「潮」人「型」人的時尚街段。其中的核心就是文化藝術界最熱中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也就是將廢棄的貨倉和工廠粉刷改造為畫廊、劇場與藝術家的工作室。近一點的例子有北京的大山子藝術區和上海的蘇州河貨倉，當地政府都試圖圍繞這些新興文化點建立起一套創意產業和旅遊工業設施密集的新城區。
這條路之所以走得出去，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型」(CulturalTurnofCapitalism)，使得經驗和審美變成新時代消費方式的關鍵詞。大家愈來愈在乎品味，買車不再是為了交通而是為了一種「感覺」，買i-pod不是為了音樂而是為了一種生活方式。同樣地，城市與建築也得提供一套獨特的審美經驗，才能聚納人群與資金。在這樣的年代，有什麼要比設計師和藝術家更有創意更有型的人呢？所以一個老區只要有一批搞文化的人聚集，開幾家藝廊，弄些音樂表演，附近就會招來陳設新潮的餐館酒吧咖啡店，還有愈來愈多的個性小商店。
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舊房子變成藝術中心，老區域變成文化地帶，總是給人一種特別協調特別有味道的感覺，似乎「老」和「文化」有天生的血緣關係(有關討論可參見英國史學家RaphaelSamuel的經典之作《TheatresofMemory:PastandPresentinContemporaryCulture》)。所以近年香港舊區重建那一套「後中環價值」論述也很喜歡搞點「閒置空間再利用」，例如市建局的利東街重建案就要有個小小的傳統婚俗文化展覽館，而最新的藍屋規劃案也打算「保育」藍屋，讓它成為一個很有文化的景觀。
但問題是藍屋不像北京大山子的七九八工廠，也不像土瓜灣的牛棚，它絕非什麼「閒置空間」，而是一個切切實實有人生活有人居住的房子。如今官方推出的這套很有「後中環」色彩的保育方法卻在流行的創意文化語言底下，徹底忽略了原居此地的居民，忽略了他們的訴求與聲音，預先地把它當作無人的「閒置空間」，然後就可以好好地「再利用」了(其實藍屋本來不叫藍屋，那層藍色也是政府在10年前漆上去的，當地居民管它叫石水渠72a。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之「灣仔民間」專欄：www.inmediahk.net)。
這種種「舊城再生」的新手段，城市改造的「後中環」論述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像管理學家弗羅里達(RichardFlorida)所說的，是因為創意階層喜歡富有美感經驗和文化趣味的城區。香港的新中產階級開始厭倦公式化的商場，他們和遊客一樣，喜歡有懷舊風情的街道商店；他們希望自己住在一個比較有文化的地方，就像家裏得佈置一些名師設計的家具精品一樣，好讓自己顯得很有創意很講究生活。所以連最喜歡推高地積比率且從來不嫌房子蓋得密的官方機構也嚷要保育了，在他們的眼中，灣仔還是要重建的，高樓還是得蓋的；只是多添了幾座老房子，請一些文化人設計師之類的創意階層進來，變成賣點，未來的商業價值只能更高，說不定還可以「持續發展」旅遊項目呢。
所以一切其實都沒變過，就和無數外國大城市的例子一樣，曾經遷往郊區的富人回來了，老區的地價又高漲了，而原來住在此地但財源有限的市民還是給剝去了接近城市中心的權利，要被迫遷離。我們要區分的就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舊區改造城市規劃，與這種新興的「後中環」論述裏的假人性措辭。在後者的巧妙鋪排裏面，所謂的「以人為本」指的不是原居民的權利老社區的網絡，而是新來者的環境很體貼很適意。他們再三強調要保育的，也不是正在此地生活工作的市民，而是老房子老建築的「特色」。他們要持續發展的，更不是這些市民的生活品質，而是模模糊糊但又非常動聽的「旅遊工業」與「文化氛圍」。
梁文道：分手餐廳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知道吃飯館要吃熟的，但我卻極少培養與任何一家餐廳的感情。是不是那些我曾試過的地方不值得回頭？是不是他們的服務太糟？或者做出來的東西叫人無法下嚥呢？其實都不是，只是香港開餐廳的速度太快，就算每天多吃一頓，你也絕不可能全部光顧得來。又如果你花心似我，即使試過不錯的地方，可能還是會心癢難搔，硬是好奇喜新，於是棄舊人久久不顧。待得遍歷天涯，才回想起當初的好滋味。可是那家用心的好店呀，就是有這麼多像你我這樣的客人，早就等不住結業了。留下的，只有我們食客的悔恨。
怎樣吸引回頭客，是所有餐館老闆的大問題，但卻也是永遠沒有一條必勝方程式的謎。因為客人不回來的理由太多太多，你根本無法 計算出所有的可能。
例如我的一個朋友，那天他才跟我說過他的理由，就非常地匪夷所思。他最近認識了一位女孩，那女孩愛吃也懂得吃，所以他們的約會都發生在飯桌上。在短短的八頓飯之間，從若有若無的相互摸索，他們經過了心驚膽戰的挑逗和猜疑，最後復歸寂然。我這朋友好歹也算是個情場老手，閱人無數，平日總是志得意滿的神氣模樣，想不到這回竟然就此栽了。難過啊，我強壓笑意，裝出一臉同情相看他失落地述說。
他告訴我，他們去的地方或許都不算太出色，但也是經過一點考慮安排，而且其中更有兩三個是他自己最心愛最常去的餐廳。如今，他說：「我是不會再去的了。」
他害怕再見那些曾經熟悉的環境、菜單以及人，它們都被那名女孩留下了印記，不可磨滅。假如他再回頭光顧這些餐廳，就難免會想起她的笑容、聲音與手勢，而這些回憶實在沉重得難以承受。
但是失意的戀人總是喜歡自虐，他的方法就是逐一重訪這八家餐廳，告別它們，同時在心裏告別那個女孩。
特別是一家曾經令女孩從疲憊與低沉的狀態中活躍起來的意大利餐廳，這裏的經理和服務生都認識他，他也喊得出他們的名字，到底是好幾年的熟客了。這天他一個人到來，坐在他們坐過的位置，喝同樣的酒，甚至自己吃掉兩人份的晚餐，而叫的當然是那晚吃過的菜。甚麼他都記得。我知道這個朋友的優點就是記性好，而且特別留意細節，平常我總羨慕他，現在我卻可憐他了。
「最難忍受的，還不是吃飯的時候會記起當天她說過的事，以及她說話時那總是微微晃動的可愛姿態。而是經理跑過來聊天，笑問我怎麼一個人來，還誇我今天胃口特別好。由於算是認識，經理和服務生輪流找我閒聊，生怕我孤獨沉悶。」偏偏我的朋友就是想孤獨，像一個死囚臨刑前的最後晚餐，不該干擾不要安慰。末了，他結賬離去，經理還不忘提醒：「很快就有白松露了，記得過來試試。」我的朋友滿心酸楚，微笑答應，他知道自己是不會再來的了。
大抵所有當事人自覺很揪心的憂傷，很浪漫的行動，在旁人耳中都是可笑的。我一邊聽他的故事，一邊忍住本能的嘲諷。他不知道，真正值得可憐的其實是那家餐廳的老闆，誰能猜到有這種不再回頭的理由呢？
梁文道：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成報-秘學筆記】王家衛《春光乍洩》面世十週年，他們真懂搶錢，推出一個超大型紀念光盤套裝，於是我也上當，重看了一遍。十年前的電影，現在再看，還是令人。
片子裡最叫人記得的對白，當是張國榮飾演的何寶榮老愛對梁朝偉扮演的黎耀輝說："不如我們從頭來過。"不管黎耀輝如何發著高燒還要起床做飯，何寶榮還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他；也不管何寶榮如何在外面鬼混，回來之後依然有黎耀輝守著他甚至關住他。如此反覆折磨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之後，只要放浪的何寶榮一把擁住黎耀輝，對他說句"不如我們從頭來過"，悲劇就真的從頭再演了。
"不如我們從頭來過"，這不知是多少夫妻、情人乃至於朋友都很想說也說過的話。然而，要把一切過去抹掉，從頭再來，又談何容易呢？所以事後回頭，這句話說了往往也就等於白說。
若要真的從頭再來，方法只有一種，那就是把自己徹底變成另一個人。不是變化你的生活習慣，比方說戒煙或者戒酒；也不是改變容貌聲線；而是將你曾經交給對方的那一部分，把你曾經送到對方手中的那一半生命割除。這樣子，你就殘缺不全了。日後會不會痊癒長肉？不知道。將來是否反而更加完整健康？或許會。但至少你成了新人。
只是如此一來，你們的關係也就不再一樣了，變得像是兩個陌生人的全新遭遇。所以"我們從頭來過"是可能的，只要這裡的"我們"已經不是"我們"。
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
梁文道：情歌的幻覺
【成報-秘學筆記】流行音樂是一種集體的情感形式。再討厭它的高雅聽眾在熱戀或者失意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沉浸其中。因為它們無處不在，你不用刻意去聽，它自然會在商場、餐廳和車子裡滲透飄蕩，變成了你的聲音環境。
曾幾何時，流行音樂真是種公眾的音樂。大夥們要在酒館和咖啡廳裡聆聽，分享屬於集體的情懷，比如說戰火之中家園的破敗，遠方田園裡獨守農莊的年邁雙親。聽這些歌曲的時候，我們參與了集體身份的塑造，因為我們有一樣的失落。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和遊子思鄉有關的歌在內地會大行其道的原因了，畢竟中國是世界上流動工人最多的國家。
情歌之所以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首先是技術的作用。各色複製、儲存和播放音樂的設備使得表演者和聽眾不用並存於同一時空，更使得聽眾能夠分解成一個個原子式的個人。我們再也用不著和其他人擠在一起，只要去唱片行買一張唱片，甚至在計算機上直接下載，然後自己靜靜細聽。
這種技術革命正好發生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大家族的崩解，小區鄰里的分裂，令人的情感轉向收縮，只投射在另一個人身上。愛情成為通俗文化裡最受重視、最被頌揚的情感，不是毫無原因的。
人在孤獨之中，特別是夜裡，聽著歌手以現代錄音設備所賜的低吟技巧泣訴（從前唱歌的人使用橫膈膜，而非喉嚨），你會以為他是你認識的人，正伴和著你的寂寞和思念。重點並不在於世界上是否只剩你倆，也不在他唱的是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實感，而在於他和你參與了這個情感形式的遊戲，豐富且填滿了它。愛情是一種幻覺，情感形式亦然，但它們的效應卻是真的。
2006年8月14日星期一
梁文道：從聖詩到情歌
【成報-秘學筆記】情歌無疑是流行音樂的大宗，早在上個世紀的40年代，就有學者把當時的美國流行歌曲分成三大類：戀愛中的情歌、受到挫折的情歌以及表達性慾的情歌。可是在那個年頭就做出這樣的結論，到底是令人吃驚的。因為當年的流行音樂和今天頗有不同，除了情情愛愛，還有許多遊子緬懷故鄉的溫情，士兵想念故國的母親，城市人感慨傳統生活方式的散失。情歌並非唯一一種吟唱失落情緒的歌曲。
研究流行音樂的專家Simon Frith曾把流行音樂定義為一種感傷音樂，原因就是不管個別歌曲的主題是什麼，它們幾乎都是失落的。親人的離世，老家的消失，光陰的流逝，當然還有愛情的終止，皆是人所共有的經歷與情懷。最重要的是我們都不介意把它唱出來。
劃分流行音樂與其他藝術音樂（例如古典與爵士）的最簡單判准，就是可唱不可唱，易唱不易唱。可唱易唱的音樂最容易喚起共鳴，你開車的時候，洗澡的時候都能隨口哼出那些輕易進耳隨便上口的調子。至於卡拉OK，那就更不用說了。Simon Frith認為這其實也是近代宗教歌曲的特性，在教堂與會所裡面既然要求信眾齊心誦唱，那些聖詩的難度自然不能太高。
更重要的是這些宗教歌曲的主旋律也是感傷的，歌者祈求上帝撫平自己的苦難與悲傷，或者在困苦之中盼望至福的來臨。這些福音歌曲可以輕易地轉化成現代流行音樂--就像Ray Charles那樣把靈歌變成狂野的情歌，因而遭到物議--只要我們用愛神的方法去愛上一個男人或者女人。這種轉移是成功流行曲的必要元素，例如Eric Clapton的Tears in Heaven
本來是他寫給亡子的悼歌，不知怎的卻成了酒廊裡的情歌，動情的聽眾都以為那是送給心中愛人的曲子，還要假裝對方不在人世。
2006年8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一九四五那一年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們如今讀報，覺得世事人所共知，真正發生過的總忘不掉。可是只要試過看舊報紙，你就明瞭，人的記性實在有時限，那個曾經存在的世界，竟可被掃得乾乾淨淨，不留餘塵。於是錢鋼套上毛衣戴好圍巾，走入香港大學圖書館乾淨的特藏部，順時序在微縮膠卷閱讀機上翻遍六十年前整整一年的華文報紙。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香港光復，內戰卻即將爆發。
比起當年的《唐山大地震》，錢鋼這回的工作看來舒服多了，但他讀報寫成的心得《舊聞記者》論份量卻是一點也不比前作輕。不只是那一年如此關鍵，讓中國人從緊張、狂喜再到失望；更因為他的細心觀察與飽蘊情感的文字抹去了昏黃的色彩，復現了當時國人共同擁有的世界：在那樣的時代，他們怎樣結婚？吃什麼藥？又看些什麼書呢？這不只是一本談歷史的書，而且光用報紙作材料也很難說得上準確詳盡。但報紙卻是大眾認識周遭環境的透鏡，並型塑了社會的共同感，所以我才說那是一度存在的人間世，所以這才是一本復活夙昔的奇書。
錢鋼是個記者，重讀老報紙，他當然格外留意一九四五年的報紙性格和記者人格，更看到了左右輿論環境的巨大力量。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的香港《華僑日報》頭條是「敵人竟向香港閃電襲擊，全體軍民一致起來殺敵」，到了二十七日就變成「停戰後市區安謐」，且有小題註明「搶掠雖有數處，歹徒均遭痛懲」。那真是新聞行業人不如人鬼不似鬼的艱困時期，親「中央」的，親英的，親「偽政權」的，各有各的喉舌機關，有點骨氣的新聞人幾乎是無所逃於天地間。
好在還有《大公報》。近日《信報》易手，許多人又想起中國文人辦報的小傳統。而說到文人辦報，又怎能不提《大公報》呢？看完《舊聞記者》，很難不被這份已經消失的報紙感動（我說的是一九四五年的《大公報》）。時任總編輯的王芸生曾在社論「求饒」，求那些只懂得「推、拖、騙、混」的國民黨官僚，既是國難當前，就「饒了國家」吧。又在社評歷數中國「偶語棄市、焚書坑儒、為尊者諱等黑暗往事」，還批評「政府高壓、士人自諱，在這雙重的枷鎖之下，自然更不會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產生」。
日本投降，《大公報》竟能在兩天後就呼籲大家不要鄙視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書時的東京景象，以及內外軍民一致奉詔的忠誠，實在令人悲憫，甚且值得尊敬」。反觀勝利之後前往接受淪陷區的一批重慶要人，卻跋扈囂張，把曾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淪陷區百姓當成待宰羊牯，《大公報》不只披露他們的醜行，還發表評論痛斥。
國共談判，《大公報》兩邊不討好，在社論裏還說「假如我是蔣主席，將立刻宣布國民黨不再專政，還政於民」。「假如我是毛澤東，我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但不必由共產黨專政」。「我爭黨的地位公開，我爭各種基本的人權」。連那首今天人人叫好的毛澤東詞《沁園春．雪》，他們也沒放過。王芸生說：「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翻身吧！必兢兢於今，勿戀戀於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
好一份《大公報》！六十年前不識時務，六十年後看來依然不合時宜。此所以錢鋼的《舊聞記者》令人沉重。罷了，還是看一段六十年前難得有過的歡欣，《大公報》記者陳紀瀅回憶抗戰勝利消息傳出後的重慶市景：「……合府大小老少，手牽手肩並肩，步出家門走在馬路上，以舒散剛才聽到喜訊緊張的心情。……今天散步的情形與往日絕不相同。往日走在馬路上的，不是急如星火，便是慢打罕地如牛踱步。今天則不快不慢，一順水向前走，步伐非常整齊，也互相禮讓。……有多少人？幾千人絕不只，至少有兩萬人」。
梁文道：模式與個人
【成報-秘學筆記】最大的問題或許是，歌曲何以能夠寄意？為什麼一首不是他自己創作甚至不是他自己演唱的歌，卻能夠傳達點歌人的心意呢？尤其以傳統的觀點而言，流行音樂還算不上藝術，至少不是那種大家想像中很個人化的藝術。流行音樂乃一種創作人、歌手、監製、唱片公司和市場營銷等單位一環扣一環地形成的工藝製作。它呈現的並非獨一無二的個人體驗，而是不同種類的、無名的模式組合。既然如此，一個請電台點歌的聽眾或者傳送歌曲音頻檔案予人的戀者，又怎能把自己的特殊感情套入模式之中呢？
這個難題基本上屬於所有藝術。所謂"感人"，指的可能就是作品足夠抽象足夠普遍，使得每個人都能輕易代入；同時它還得有個人化或擬個人化的腔調，令聽者代入之餘還覺得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只恰到好處地傳達了自己的感情，且似根本為己而設為己而造。
因此最好的流行情歌無不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儘管它動用了機械化的節拍、旋律與和聲模式，儘管它的歌詞可能離不開一系列彷彿來自"填詞常用語手冊"一類的語彙，但它說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故事。例如Elvis Costello，數十年來被認為是最擅長情歌的好手之一，其長項就在於模擬各種虛構然而實在的處境，讓聽者各取所需，同時又賦予它們非常鮮明的人格特質。當戀人陶醉在這樣的樂曲之中，他其實是在進行一種複雜的詮釋過程，不斷在樂曲與個人經驗之間來回修剪，好使其完全合模，化身成最私己的信息。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
梁文道：點歌
【成報-秘學筆記】扭開收音機，才知道如今仍然有人通過電台點歌，一種多麼古老的行為呀。在我成長的年代，很多同學聽收音機的目的就是為了看看有沒有人點歌給自己。同時也急著撥打電話，希望能被接通，把自己想說的話和想讓對方聽到的歌傳送出去，讓那個夜裡在桌前點燈做著功課或者正在讀書的人聽見。這叫做憑歌寄意。
以歌傳情，是許多戀人都樂此不疲的動作。但是送一張唱片，傳一首歌，與在電台點歌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於兩人之間；後者卻是公開的，所有聽眾都能分享。或者我們應該更準確地說，電台點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實卻又是公開的，在私密與公開之間模糊而隱晦。
有時這是一種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領花去半個月的工資，在銅鑼灣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登一天的液晶體大屏幕廣告示愛；又如某知名富商，在暢銷的報紙上買下整版的篇幅送給女明星來證明自己。他們相信如此敞露，最能感動對方。而且這也就等於宣告：我將，或者我已獨佔了這個情人。愛情是盔甲上的紋飾，車頭的標誌，誇張地陳列人前。
可是還有一種情形，點歌的人不取真實姓名，也不張揚對方的名字，他只是用了一組只有彼此才能明白的暱稱，甚至可能埋藏更深，乾脆為自己改了一個根本無人識得的別號。此時戀人是冒險的，因為這首歌極有可能無法達成任何效果，猶如一封沒有收件人地址的信，寄了，可是寄不到，混雜在滿天亂飛的旋律之中，轉瞬即逝。更何況我們的情人或許喜歡寧靜，他永遠不聽收音機。如此點歌已經不是情意的傳達，而是自戀的體現。
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
梁文道：可哀
【都市日報-兵器譜】有沒有想過：你公務上的電子郵件曾被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打開看過，你與戀人的情話也曾被躲在暗處的一個人笑著偷聽：但你自己卻永遠給蒙在鼓裡，毫不知情；這樣的感覺是否令你不寒而慄，渾身冒汗呢？
居然有人認為如果真有這樣的事發生在你身上，那多半是你自己的責任。因為那些截取你來往通訊的不是別人，而是警察、海關和廉政公署等執法部門。
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又何必怕他們監察？如果你不幸給警察盯上了，肯定是你做錯了事。
剛才這段話是否很無理取鬧？是否視人權如無物呢？一個未經法庭審判的人怎可在沒有法官批准的情形下，任人監察他的私人通訊？收集他的私隱？又怎能莫名其妙地給人當作「壞分子」？以致於有人提出要保障他的人權時就被人批成是「縱容壞分子」！
很不幸地，說出類似這番話的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立法會裡一批尊貴的議員。
經過十天的冗長會議，一部把監測私人通訊的權力交在執法部門手中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終於被立法會通過了。翻看這幾天的會議錄影，我們會看到涂謹申和吳靄儀等幾位公民黨的大律師條理分明地論辯陳詞；可是從官員和親政府派議員那裡得到的，卻是兒戲的調侃與斥罵，反覆的背誦以及，沉默。
權力的行使竟可如此粗暴不講理，但又堂煌地包裹在合法的程序之中。
其實不只整場辯論的質素可以更高，整個社會也都應該可以藉著它來一次集體反省共同學習；大家可以探討個人私隱與社會治安之間的輕重，研究行政效率與公平理念之間又是否一定有所矛盾。
但是很可惜，這麼理想的境況不曾發生。因為大部分傳媒的焦點不在《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內容和細節，卻在更有戲劇效果的政治手段之上。
我們沒有興趣去細看審批監察行動小組的構成與權限，卻很好奇泛民主派會不會玩拉布策略，這個會又能開多少個通宵。
如此議事水平，如此的傳媒報道，只能說一句「可哀」了。
梁文道：修辭
【成報-秘學筆記】羅馬大詩人奧維德著有《愛經》一冊，他聲稱凡是想知道愛情秘密的，凡是想知道如何求得愛情的，都應該來讀他這本書。最後，這本《愛經》成了他的罪證之一，證明他荼毒人心，傷風敗俗，因為他居然教授男子如何成功取得有夫之婦這等有違風化的技巧。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愛經》可説是“溝女實戰手冊”，一部討論求愛修辭學的詩篇，用文字去鑽研文字最深不可測的核心。
那正是古典修辭學發展的鼎盛階段，各家名師除了傳授演講申辯的策略以贏得公民和法庭的信任之外，也指導青年怎樣使用經過精心計算的文字和語言去打動意中人，甚至進而在厭棄他們的時候成功脫身。
然而，“修辭立其誠”，完美的文字技巧真能奏效嗎？在經典的法國情色小説《危險關係》裏，誘惑者狄佛蒙子爵就是一個單憑情書即可贏盡無數女人心的高手。但他還是難免被人揭穿，指責他的信寫得太過工整完美，反而失卻了熱情，造成缺陷。
當戀人陷入深深的懷疑，再精妙合理的文字在他眼中也會變得破綻重重。可是反過來想，難道一些因為太過激情而顯得笨拙的表達，就不可能是詭計鋪排的偽裝嗎？正所謂“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疑懼一旦浮現，任何文字都即刻懸擱失效。
擅于文字的，終將死在文字的手上。因為對方將從文字裏發現，無論對待任何事物，這個作者都是冷靜量度，且能掌握進退的分寸。於是感到危機的存在，如動物般本能地逃逸。
2006年8月10日星期四
梁文道：情人之名
【成報-秘學筆記】通俗愛情小說其實是一連串主題的敘述組合，其中一種次要的主題叫做「情人之名」。我們都曾在這些小說與流行情歌裡面看過為愛情所苦的戀人，怎樣不忌煩瑣不嫌俗套地形容對象的名字。例如「他的名字有如星星一般璀璨」，「他的名字是世界上最悅耳的聲音」，「他的名字是最最聖潔的」，乃至於日常生活裡最常見的「芳名」這個最基本的說法。
情人之名對於戀人來說，是「真名」的變形。他固執地相信這個名字擁有無窮的力量，明明知道它多半是情人父母所取的名字，卻仍然認為它恰到好處地揭示了情人的本質；又或者反過來覺得這個名字不知如何地形塑了情人的性格，提前地預示了他未來的路途。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戀人都是迷信的，他們是命名學的信徒。
熱戀之中，他反覆吟誦這個名字，覺得它是靈感與生命的來源。但當戀情未及蒼老便告消逝，他就發現真名的力量變化轉向，成為一句詛咒。他不能忍受叫出這個名字時所發出的聲音，彷彿每個音節都會直接擊中自己的心臟；也不能再次看見哪怕只是近似的字形，它們會使人暈眩得近乎失明。
然後，這個名字又將引領戀人走向另一條不歸之路：他開始相信遙感甚至神通。他以為一遍遍地呼叫，遠方的情人會有所感觸，甚至響應。就像你去了異國的城市，在旅館單人床上哭泣，卻想像淚痕將於翌日在情人的枕頭上顯現一樣。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時你會明白，真名的法力已遺你而去。
2006年8月9日星期三
梁文道：誰最痛恨卡斯特羅
【都市日報-兵器譜】世界上在位最長的國家元首卡斯特羅終於捱不住歲月的催逼，入院讓權。這位古巴強人一生勇悍，以意志堅定耐力超凡著稱。最能說明他耐力的，大概就是他超長的演講時間，動輒兩小時以上，而且還全程站立手舞足蹈，絲毫不見疲態。
有一回他甚至對著群眾接連演講了八小時，應該是個世界紀錄，只可憐台下的聽眾未必有他這等本事。
五十多年來，卡斯特羅的北方大敵美國已經換過九位總統，而這位獨裁者/民族英雄依然屹立不倒。根據古巴官方的說法，美國特工曾策劃過六百多次暗殺計劃，試圖取他性命，其中最搞笑的一次是把炸彈放進他心愛的雪茄裡面，好等他點煙時炸粉碎。當然這些計劃全都失敗了。
為甚麼美國連越南都可以握手言和，卻獨獨不肯讓步於古巴？當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和這個「共產主義的最後島嶼」建立正常經貿關係的今天，何以美國仍然堅持制裁古巴，不待卡斯特羅倒台誓不罷休呢？
注意一下卡斯特羅病倒消息傳出之後，美國邁阿密街上那些歡喜若狂的古巴移民。這幫人的人數不算太多，但卻是共和民主兩黨極力爭取的「基本盤」，在美國政壇向來享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對卡斯特羅的痛恨和美國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形態可謂一拍即合。
為甚麼他們要離開古巴？又為甚麼如此仇視卡斯特羅？除去政治理由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原因。
要知道現代古巴曾經歷過兩場革命，第一場是十九世紀末脫離西班牙的獨立戰爭；第二場才是卡斯特羅和哲古華拉領導的革命運動。那第一場戰爭與其說是爭取獨立，倒不如是美國和西班牙爭霸戰的延伸。當年的美國不只有官員出來公開呼籲古巴加入美國聯邦，更以駐軍和外貿的形式直接掌控古巴局勢。
在整整半個世紀裡面，美國駐夏灣拿的大使館一直是古巴的真正權力中樞，還養出了一批裙帶資本主義的掮客買辦。所以第二場革命首要針對的固然是當時無能的政府，同時也是要清算那些壟斷市場的美商和古巴的既得利益階層。
卡斯特羅上台，充公不少私有產業，自然就走了一大批從前獲利甚豐的「資產階級」，而且他們走得不遠，就在稍北一點的邁阿密。
梁文道：稻田的故事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們很容易就會忘記自己是吃米的人，尤其在香港，一般市民幾乎是沒見過稻田的，沒見過禾苗如何長高、結實，更沒見過收割打穀；只看到一袋袋的白米包裝得乾乾淨淨，整齊地排在超級市場的貨架上頭。
但是卻有許多習俗不斷地提醒我們，米是我們華南地帶不可割捨的文化支柱。例如香港每年一度的「派平安米」，傳統的鄉社與善堂還秉承這種古老的信念，認為發白米給老人是行善積德的好事。而那些去忍住日曬雨淋之苦，花去大半天的時間去排隊的老人家，除了得點便宜之外，心裏想的也就是隨那包白米而來的庇祐。
最近綠色和平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展覽，叫做「我的土地，我的稻米，我的生命」，把照相機分發給五位雲南農民，請他們任意拍攝自己的工作、夥伴與生活。他們拍出來的照片十分有意思，因為我們通常看到的是遊客與攝影師在這片美麗土地上製造出來的標準影像，卻從未見過這些習慣在鏡頭前現身，特別是連相機都沒拿過的農民眼中的稻田與社區。因此他們拍出來的，不是格式化的純樸村客，也不是夕陽西下時的金黃稻田，而是切切實實的，自己身邊的人和事。
看這些來自農人眼睛的稻田，整段從土地到我們碗裏白飯的鏈條一下子鮮明了起來。那些親自撫摸過我們每日放進口中的米粒的手掌，也突然立體可感，厚實而溫暖。這時候，我們或許會開始去想像那塊稻田上的人活得怎麼樣，他們過得可好？他們種的東西賣得出去嗎？如今的米價是否太便宜，便宜得他們根本養不活自己？那些經過基因改造的稻種要花多少錢去買回來？種了下去之後又要下多少的化肥？農民們可都負擔得了？這一切侵入雲南鄉間原有生態的外來人工品種，會不會不只留給食用者未知的後遺症，也徹底改變了這片區域原有的生態系呢？
一切外來者，皆須尊重農田的規律。即使是政治運動鬧得最兇的年代也不例外。我曾聽過一個文革時期要下鄉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說過他的經歷，他去的地方就是以種稻米為主的，而且全是梯田。在田裏，每年插秧可是件大事，必須插得格外小心慎重，每一行筆直筆直，一棵苗與一棵苗之間要有適當的距離，以保禾苗各有健康成長的空間，不至於因貼得太近互奪養分而瘦弱枯萎。所以第一個下田插秧的人就得是最有技巧最富經驗的好手，因為他要是這把「頭秧」插歪了，後頭跟的也就整行斜到一邊去，不成規矩。
在農村裏能下頭秧的人無不備受尊重，因為他有一手不仗工具全憑自己本事的功夫，以此展開一年農地的新循環。問題是文革期間，這些平時地位甚高的人物全被打翻下來，有事沒事就給捉出來批鬥，到了春天下頭秧的時候又該怎麼辦呢？我的朋友很驚訝地發現，大家屆時居然就靜靜讓到一邊，還是請那位老先生出來，只見他不慌不忙，一彎腰一株地把秧苗直直送進泥裏。待他成事，大夥們才放心地跟上。此時，他老人家不再勞動，就坐到一旁閒閒地點了口煙，一邊乘涼一邊看其他人繼續辛勤工作。
梁文道：真名
【成報-秘學筆記】奇幻小說的忠實讀者，想必都知道「真名」是怎麼回事。傳說世界萬物俱有真名，一種呈現其真實本質的名字。與一般表面的名字不同，由於它掌握了事物最核心的祕密，所以必須密藏起來，隱而不彰。只有別具慧心天賦異稟的人和經過修練的魔法師才能找到這個名字，並且呼召它，從而操控事物運行的軌道。
這就是為什麼法師可以呼風喚雨的原因了，因為我們凡人只知風叫做「風」，雨叫做「雨」，但法師知道風和雨真正的名字，他知道它們的本質是什麼。
其實這不是小說家們憑空捏造的幻想，而是一種源遠流長的信念變形。幾乎所有文化對於名字都有各色各樣執迷的傳說，其實那都是有關語言文字起源的構想。比如說倉頡造字，據說在他造成第一套文字的時刻，「天雨粟，鬼夜哭」。天何以雨粟？鬼又何以夜哭？因為自此以後，它們無所遁形，它們的真實被人的文字套牢了。
戀人也相信真名的魔力，他們總不滿足於對方表面的名字，那些人盡皆知、身分證上工整打印的通名；他們喜歡別造暱稱，覺得這才是對方的核心。我們曾經說過，戀人活在別樣的真理領域，以為自己看穿了對方，甚至狂妄地相信這個他人聞所未聞的名字可以捆綁兩人的關係，束縛原本不可制約的魔魅。可是愛情乃世間唯一變幻不定本質永遠空洞的事物，所以它怎可能有真名任人捕捉呢？你曾為情人的純真所動，直覺滋生不知何處而來的真名，但是終於失落。此時，真名反而成為泛濫至極的無謂言語。
2006年8月8日星期二
梁文道：空洞
【成報-秘學筆記】總是在失去之後，我們才開始明白；也只有在失去之後，我們才徹底失落了詞語的意義。
一開始，你很怕聽到「才華」「美麗」「可愛」「天真」等詞語，因為它們本都屬於逝去的戀人。看見或者聽到這樣的字眼，難免令你因回憶而心痛。如果有人說：「你看他的眼睛多麼大」或者「他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說不定你會很孩子氣地憤怒起來，覺得這些字詞如此神聖，怎能輕易套用在其他人身上？
但是再過一陣子，你就開始迷惘了，覺得不再理解那一列詞彙的意義。若有人再告訴你：「這人十分俊秀標致」，你不再生氣，只能茫然地思考：「這樣子就是俊秀嗎？什麼叫做俊秀呢？」由戀人界定的字義隨著戀人的消失而散落，甚至像傳染病一樣擴散，一塊塊地啃食掉整幅文字的版圖。語言已不復表意的功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實境出發，重新拼湊語言的基石，填補碎落的片段。比如說去戀人曾經出沒的地點徘徊，甚至到他停留過的另一座城市尋找。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曾經寫過一座完全由指示和符號構成的都市，這樣的城市正像戀人為你張開的網，每一個角落似乎都藏著下一個地點的線索。
但是當你到達這座城市時，它的主人早已不在，所以它和你曾熟知的但又失去的言詞一樣難解。在這座幾乎所有城門都只餘地名、一切城牆全都拆得片瓦不剩的城池裡，你對著天上的空氣想嗅出一絲主人的氣息，經過一些陌生的街道猜測他曾經住過的寓所位置，甚至回到空港默想當年他進城時的輝煌。午夜鐘響之後，你才發覺自己像隻失去辨別方向能力的動物，徒然地流竄在不知名的荒原之上。此時，巨大的空洞使你張口，但發不出聲音，更沒人聽見。
2006年8月7日星期一
梁文道：用野蠻回應龍應台
【都市日報-兵器譜】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得天天拜訪好幾十個大陸網站，看看有甚麼新鮮的事，有甚麼好玩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想要瞭解比較真實的國情，不是去上標準化的甚麼培訓班，更不是訂閱《China Daily》；而是到幾個網上的著名論譠走走，那裡有一億多的網民天天發言，有時甚至顯得肆無忌憚，彷彿真有言論自由這回事。
其中花我最多時間的，就是「世紀中國」網了。因為它不只有高質量的政治社會評論(一般網上見到的時評，坦白講，就像放屁一樣，還是很臭很長久的那種)，還有很多人文社會科學的記述，與漂亮的散文。
對知識分子或普羅大學生來說，這個網站簡直就像美國的《紐約書評》和《紐約客》的綜合體，是每日必讀的精神食糧。
更了不起的是這個香港中文大學有份架設的網站，竟然不拒任何立場的言論，所謂「自由派」和「新左派」可以共存一室；支持環保與質疑環保的可以共冶一爐，相信民主改革的與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也盡能平等論戰。所以不只大陸的學術界、文化界和傳媒界把它看成最大的平台，甚至連海外的華文知識分子也參與進去，令「世紀中國」成為全球華人知識界最有希望最有朝氣的公共空間。
雖然這個網站的論壇很少出現其他地方常見的謾與粗言、雖然這個網站非常包容態度平和；但是，它還是被當局給關了，而且沒有公開原因，也沒有任何理據，甚至還違反了當局自己制訂頒佈的法令。
於是包括王丹、賀衛方及李大同在內的103名知識分子聯署寫了一封公開信，指責公權力的禁言行為。其實這何止是打壓言論自由？它根本就是摧毀了一個正在成形茁壯的知識社群。
為甚麼當局就這麼害怕知識？這麼恐懼理性？先是制裁《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現在則是對付「世紀中國」。尤其後者就算偶有強烈批判當局的文章，也有人會撲出來為當局謢航還擊，何懼之有呢？
龍應台教授著有《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文，鏗鏘有力地質問大陸當局壓制《冰點》的理由。現在，當局用野蠻回答了她。
梁文道：解謎
【成報-秘學筆記】我們通常以為愛情是感性的，知識則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訴你的，卻是愛情乃一種至為複雜的知識活動。由於戀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對方的本質，而且他是唯一掌握這個真實知識的人，所以有人曾戲弄地把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套用在情侶的關係之上。「主人主宰了奴隸的命運，但是奴隸卻對他的主人瞭如指掌。」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過我看穿了你的真實。
這種說法似乎言之成理，就以電話為例。等待情人的電話總是難熬，特別是當你空留口訊，對方卻保持冷靜、愛理不理的時候。所有人際往來，莫非一種應答關係，有呼召遂有回應，送禮就期待回禮，寄了一封信之後就等著回信的到來。電話這種溝通技術使得應答俱在一瞬之間完成，幾有共時的幻覺，因此電話通信的懸擱就更加叫人困擾了，也更加凸顯了主奴之間的優次地位。不回電話的必定就是主人。
奴隸的地位是很卑賤的，他覺得自己比不上對方，硬是嫌棄自己的種種缺點和過去，生怕它們傷及對方的衣角裙邊。當一個戀人處於這類自甘為奴的狀態，他的知識之旅就告展開了。在他的眼中，沒有什麼不是別具意義的，簡單如一聲嘆息、一個手勢、一段短箋裡的標點符號，似乎都在指示著更遙遠的東西。即使是沉默與空白，於他而言也是詮釋的密林、知識的迷宮。就像歐洲古代的釋經學家對待《聖經》的態度一樣，每個字都是神言，引領學者往更深奧更幽微的角落前進，力圖批注出至為真實的本義。
你的確洞悉主人的核心，但他同時也為你撒下了一張符號之網；你擁有知識，但這尋求知識的活動卻永不止息。
2006年8月6日星期日
梁文道：同代詩人的悲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陳智德是我的同代人，他是我中學六年級的同學，那時就知道他既玩音樂同時寫詩。當年（一九八九年），他已經得過青年文學獎，寫過一些非常出色的詩，有些句子我至今記得。
中學總是愚蠢的，唯一令人興奮的就是放學。智德會帶我這個從沙田出來的新界仔去逐一拜訪旺角的樓上書店。他每次都是毫不猶豫地走向屬於文學的角落，找出一些詩集，站在書店裏逐行指給我看，有時候甚至輕聲念給我聽。陳智德是我的新詩老師，教我認識了楊牧、商禽和我們香港人的也斯。
可惜我不是個好學生。那個年代還沒有VCD和DVD，更沒有互聯網，大家家裏用的是錄影機。如果想看色情電影，尤其是硬的那種，我們就要透過錄影帶，那叫做「鹹帶」。旺角真是個奇妙的地方，有最密集的書店，也聚了最多的「鹹帶舖」。為了怕警察便裝突擊，鹹帶舖有自己一套交易方式，總是讓客人透過相片選擇喜歡的片子，再叫你離開半小時，然後他們從不知埋藏在何處的貨倉把帶子取來，你再鬼鬼祟祟地回去一手交錢一手取貨。
每回光顧鹹帶舖，我在那焦急的半小時裏都會去附近的書店等待，往往就遇上了智德。他很高興地與我分享新近出版的好書，渾然不覺我的心不在焉。時候一到，我就極不自然地會消失，說自己有點急事，過了半晌，才又重新出現。我想他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那些奇異的二十分鐘裏幹了什麼事。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我們雖是朋友，但會走上不同的道路。果然，今年我倆雖各自出版了一本書話集，可是內容與風格完全迥異。相比之下，我更喜歡陳智德的《愔齋書話》，羅維明設計的封面樸素淡雅，沒有時興的作者肖像，不張揚不誇大，一如書名裏的「愔」字，沖淡平和。他的寫作態度亦然，且引作者自己在「前記」裏的說法：「我所欣賞的書話來往於知識和藝術表現之間，有一點自由散漫的氣度，寫書話的人不會趕讀眾人喜歡的書、附和流行的意見，不以書本等同資料或教材。」
談香港文學為主的《愔齋書話》何只不趕潮流，簡直是在拾破爛。陳智德除了是位詩人，也致力研究香港新詩的歷史，考掘失落的片段，搜尋絕版的書籍刊物，這十年來可謂費煞苦心。看他這本書話，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提及的許多詩刊如《秋螢》、《九分壹》和文化雜誌如《工作室》與《越界》等，看起來其實一點也不古老，書皆是我曾讀過甚至參與過的，哪算得上歷史。但再細心一想，才醒悟到原來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俱已過去，我們這一代人竟在不知不覺間漸漸成了上一代。如果不是有心人刻意收藏記錄，它們又怎能不湮滅？這等刊物書籍正如近二十年來蓋起的樓房，根本不入刻意求古者的法眼，也不會有人起意保留。智德難得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只是一頭栽進報紙堆，還時時以為歷史存證的眼光看眼前的一切物事，就像看當下身邊的建築卻遙想它五十年後的光景。故此，他筆下總有一股歷史的溫情。
訪問藏書家許定銘的時候，他說藏書是為了寫書話，書話寫好了也就盡到責任，書也就可以散去，再漂流到另一人手。智德書話亦然：「藏書是生活的另一面相，書話是讀書和覓書的歷程，二者同樣漫長，但藏書終必散盡，留下的是一則又一則書話」。或許有人會質疑，凡是絕版的書埋沒的人豈不都是歷史淘汰的殘餘？智德在述介葉輝《新詩地圖私繪本》時這樣說：「香港新詩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擁有最多最無名的詩人，或者說在香港寫詩，就幾乎自動成為無名詩人」。這是我同代詩人之哀，必有此哀，方有《愔齋書話》。且存鴻爪於後，憑人自辯。
梁文道：樹猶如此
【成報-秘學筆記】風暴過後，六百七十二棵樹倒下。
只值「三號強風信號」的「派比安」颱風卻顯出了八級烈風的威力。那天夜裡，我從玻璃窗上劃出的尖叫聲中知悉它的來臨。第二天早上，我就到路上尋找屍體，看見了斷裂的傘具、扯翻了的店招和滿地滾動的垃圾桶。漫天飛雨，我又看到工作地點附近的海岸有浪噴湧，水簾直朝路人頭上撲下，十分凶狠。再到了第三天，我終於在花圃石基的旁邊發現一對麻雀的翅膀，且還連著模糊的絨毛和一小團灰色的泥狀物，若斷若續。
一開始就擔心小動物們都不知能往哪兒躲，那些活蹦亂跳的麻雀與匆忙覓食的昆蟲，平常總圍著樹轉，以葉蔭為屏障。可是今天，連樹也都斷成兩截。
一棵樹的長成，是多麼不容易呀。釋迦牟尼總愛以樹取喻，從其種子的抽芽開始說起，再看根部的延展深入，再到枝幹的茁長，樹葉的繁茂，花開花落，結實果熟，恰好是生命的循環，更是無數因緣（如陽光、雨水和空氣）湊合的成就。
近日家中多事，倦意頻生，公私兩憂，出門即是一片殘破景象，倒真是應了景。對街一棵大樹，早就是很多禽鳥棲息的老巢，本已顯現朽敗之象，如今剛好垮了。門下還有株新栽的樹苗，正是綠得可愛、不知止境的時候，竟也被連根拔起。沒來由的一陣暴風，毀了多少因緣結下的果子？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但再細想一層，這豈不也是因緣？生滅不止，緣起性空。明日放晴，自有工人清理收拾，大家也就渾若無事，照常來來往往。什麼都沒有發生，也沒什麼想再說了。然後，我將獨自點一根紙菸紀念那被遺忘的樹，以另一株樹的片段骸骨。
2006年8月5日星期六
梁文道：真理
【成報-秘學筆記】當戀人在對方的身上看到了純真，他就會以為自己得到真理，他以為自己看到了別人看不見的真實，擁有了一座他人既沒發現更不理解的隱祕花園。
這時外人或許就會嘲諷他：「什麼？這有什麼特別，誰都知道他很純真，我們誰都看得見。」但他堅持己見，不屑爭辯，因為他知道自己看見的只屬於他自己，獨一無二，不可形容。更重要的是這種真實的純真，對方最絕對的特點，同時使戀人得救，把他投進了一個真實的場域。
情形一如人神之間的靈契體驗。正在祈禱或者冥想的信徒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信徒，也了解此時此刻還有無數人也正進入這個神祕的領域。可他硬是覺得神只在聽他一人的言語，又響應他的思緒。這超脫而神聖的一刻使他高拔脫俗，再也不是世間的虛假所能阻擋掩蓋。發現真理的人是有福的。
然而情人卻又最喜歡質疑真實，不只擔憂對方的「真心」，甚至還要像張愛玲那樣去問胡蘭成：「你是真的嗎？」這麼一來，他又從真實的領域墜回他人組成的世界了，滿心疑慮，不知何所寄。
在真實與虛偽之間往復，在信與不信之間來回，這是戀人和信徒共有的特徵。上一刻仍沉浸在出魂的狂喜之中，下一刻瞬即被冷漠刺醒。神曾這樣教訓自己的門徒：「只要信！」不疑不懼。他們實在要明白，情人眼裡不只出西施，而且存有真相。屬於真理的領域及時間是另一向度的領域與時間，你無法以此世的尺度估量，所以也根本說不上外延與長久。它無處不在而且無始無終。
2006年8月4日星期五
梁文道：明槍易躲 暗箭難防
【都市日報-兵器譜】表面上，已經沒有人敢再公開聲明女性是男人專屬的財產。但實際上，這種想法依然無處不在。舉個例子，那天和一群朋友共聚，席間一位女性從洗手間回來，向大家投訴有個男子行狀可疑，似乎想要偷窺。她的男友馬上緊張地問：「他看到了嗎？看了多少？」
這種問題看似正常，我們平時也多不以為怪，但只要細想一層，就會發現這樣的反應實在很奇怪。「看到了甚麼？看了多少」又如何？這裡隱含的，豈不是一種非常自私的態度，把重點從女友被偷窺這件事縮窄成她「有冇蝕底」的問題；似乎只要她被人「看到了」，而且看得夠多，自己就虧了本。相反地，如果那個人沒看出甚麼名堂，自己也就可以鬆一口氣，而女友被偷窺的恐懼也就用不著照顧了。
作家陳嵐那篇《面對強姦犯，冒死反抗是人類的恥辱》一文在大陸網界引起的論戰，最值得注視的還不是雙方的論點如何，而是斥責她無恥的那些網民表達出來的態度。有些人可以一方面大聲張揚婦女貞節的重要，同時又以最富暴力色彩的語言攻擊她；一方面重申傳統性道德的珍貴美化，另一方面卻叫這位作家自己試試看「去給人強姦」。難道他們自己看不出此中的矛盾？難道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言語正正就是一種性暴力？
許多人讚賞今天中國社會的性態度夠開放，許多主流媒體雖有政治底線，但不避葷腥；還有很多著名的門戶網站一進去就會亮出五花八門的美女圖片和色情笑話。如果這叫做進步開放，為甚麼陳嵐這麼一篇簡單的文章會惹來這麼多的叫罵？
我看到的，卻是視女人為男性財物的想法仍然普遍通行。更可怕的是種種或隱或現的性暴力充斥各類公私場合，辦公室裡位高權重的男性管理層不只能夠肆無忌憚地大說黃色笑話，甚至隨意出手「親切」問候女同事。在飯桌上，一群男人更是可以眉飛色舞地大談「你睡過她了嗎？」之類的無聊言語，再笑待在場女性臉紅發怒。
面對明刀明槍的強姦犯，或許可以冒死反抗；但是在暗箭四伏的生活環境之中，我們的姐妹們又說如何抵禦呢？
梁文道：禁欲
【成報-秘學筆記】不很多人都知道「 哲學」二字的希臘文本義是「 愛智」（Philosophia），對智慧的愛慕。然而，這種愛是什麼愛呢？
在我的理解裡面，它和我們曾經說過的pathos同根同源，同樣是一種得不到滿足的愛，因為對象永遠在彼處，或許看得見，可是追不著，猶如夸父逐日。因此哲學教懂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謙卑，因為你雖愛慕智慧，但你永遠得不到智慧，他總在你的掌握以外。故此，哲學家是「愛智之人」（Philosopher）而非「智者」（Sophist）。
我一直以為在自己與自己所追求的智慧之間，不可有任何干擾，更不得玷汙；以致於偶爾受人稱讚「有學識」的時候，也會因感到不潔而苦惱。長此以往，遂詭異地養成了一種知識上的禁欲態度，總是想像有那麼一天，我應孤身獨處，把剩下的歲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彷彿愛一個人，卻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對於知識與智能，吾人也不應濫情，隨意張口就說：「我愛智慧」；反該默默地謙卑地愛他，自己構想那最終的完美結局。
又是羅蘭．巴特：「禁欲是自殺的一種改頭換面的替代品。因為愛而自尋短見也就意味：下定決心不去占有對方。少年維特自殺的那一瞬間，本來大可以選擇放棄對他的意中人夏洛特的占有欲：不是禁欲就是死亡（可見這是個多麼莊嚴的時刻）。」
然而，終究徒然。因為禁欲那種棄絕占有，任其自來自去的態度反而是欲望的極度擴張：不占有對方，卻試圖將對方一直默存心中。何苦？
2006年8月3日星期四
梁文道：抵抗強姦是種恥辱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面對強姦是該冒死抵抗，還是為了保命順從接受呢？想不到這樣的問題竟然成了近日中國網絡世界裡最熱門的話題，惹來無數網友狂噴口水，裂變成兩大陣營互不相讓的局面。
事件緣起是作家陳嵐發表了一篇叫做《面對強姦犯，冒死反抗是人類的恥辱》，力陳生命重於貞操的道理，將主張女子以生命捍衛節操的言論打成男性霸權的表現。坦白講，這不算甚麼新鮮的觀點，甚至還是常談。生命當然比所謂的「貞操」重要，五四運動九十年後的今天，還有誰敢公開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呢？
只不過陳嵐起了一個很有現代中國言論特色的轟動題目，才引來眾多關注的眼球。老實說，這個問題並不是涉及大原則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實踐智慧的問題。
遭遇強姦的人無論在行為上做甚麼選擇，也沒有道德負擔，因為他是一個受害者。情形好比一個人被搶劫，他若奮力抗賊，或許會贏來有勇氣人類的無謂稱讚；但要是他束手以待，也不可能受到任何斥責。在極其險惡的情況底下，抵抗或不抵抗，考究的遠遠不只是原則的堅持，更是每種環境條件的評估與判斷。比如說要逃的話，有路嗎？要反抗的話，機會又有多大……
而且我們還要區分貞操與尊嚴，它們並不是同一回事。貞操是父權社會發明出來壟斷女性身體的概念，視女子如財貨，不得「非法」染指；但是尊嚴可就寬泛得多了，它大可以是一個人對自己身體和意志的掌控。所以在面對強姦的情形底下，有人以暴力或其他種種手段脅迫，使我違背了自己的意志，甚至摧毀了我的意志，這是尊嚴的侮辱。因此，性暴力破壞的不是甚麼貞操，也不只是身體，更是一個人的自尊。此所以性暴力總會帶來巨大的痛苦與長遠的後遺症。
回到前面所說處境，既然受到性侵犯的人無做出甚麼反應都沒有道德上的負擔，那麼他抵抗也就不是種值得頌揚的行為了；反過來說就算不抵抗，也沒有任何可以苛求之處。要是為了保命而任人踐踏尊嚴，這是所有人都該無條件同情的；要是為了尊嚴而殞命，這也是所有人都該痛心但是尊重的。如果是為了貞操呢？你不該說他傻，更不該說他侮辱了人類。真正要被譴責的，是依然作用的父權體制。
梁文道：生活中的性暴力比強姦更難抵御
【南方都市報-只眼觀天之】面對強姦，是該冒死抵抗，還是該為了保命順從接受呢?想不到這樣的問題竟然成了近日網絡世界里最熱門的話題，惹來無數網友狂噴口水，裂變成兩大陣營互不相讓的局面。
事件緣起是作家陳嵐發表了一篇叫做《面對強姦犯，冒死反抗是人類的恥辱》，力陳生命重於貞操的道理，將主張女子應以生命捍節操的言論打成男性霸權的表現。坦白講，這不算什麼新鮮的觀點，甚至還是常識。生命當然比所謂的「貞操」重要，「五四運動」九十年後的今天，還有誰敢公開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呢?
只不過陳嵐起了一個很有現代中國言論特色的聳動題目，才引來眾多關注的眼球。老實說，這個問題並不是涉及大原則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實踐智慧的問題。遭遇強姦的人無論在行為上做什麼選擇，也沒有道德負擔，因為她(他)是一個受害者。情形好比一個人被搶劫，他若奮力抗賊，或許會贏來有勇氣之類的無謂稱贊；但要是他束手以待，也不可能受到任何斥責。在極其險惡的情況下，抵抗或不抵抗，考較的遠遠不只是原則的堅持，更是各種環境條件的評估與判斷。比如說要逃的話，有路嗎?要反抗的話，機會又有多大?等等。
而且，我們還要區分貞操與尊嚴，它們並非同一回事。貞操是父權社會發明出來壟斷女性身體的概念，視女子如財貨，他人不得「非法」染指；但尊嚴可就寬泛得多了，它大可以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和意志的掌控。所以在面對性暴力的情形下，有人以暴力或其它種種手段脅迫，使我違背了自己的意志，甚至摧毀了我的意志，這絕對是對尊嚴的侮辱。因此，性暴力破壞的不是什麼貞操，也不只是身體，更是一個人的自尊。所以性暴力總會帶來巨大的痛苦與長遠的後遺症。
回到前面所說的處境，既然受到性侵犯的人無論做出什麼反應都沒有道德上的負擔，那麼她(他)抵抗也就不是種值得頌揚的行為了；反過來說就算不抵抗，也沒有任何可以苛求之處。要是為了保命而任人踐踏尊嚴，這是所有人都該無條件同情的；要是為了尊嚴而殞命，這也是所有人都該痛心但是尊重的。如果是為了貞操呢?你不該說他(他)傻，更不該說她(他)侮辱了人類。真正要被譴責的，是仍然彌漫的父權思想。
表面上，已經沒有人敢再公開聲明女性是男人專屬的財產。但是，這種想法依然無處不在。舉個例子，那天和一群朋友共聚，席間一位女性從洗手間回來，嚮大家投訴有個男子形跡可疑，似乎想要偷窺。她的男友馬上緊張追問：「他看到了嗎?看了多少?」
這種問題看似正常，我們平時也多不以為怪，但只要細想一層，就會發現這樣的反應實在很奇怪。什麼「看到了」、「看了多少」，這里隱含的其實是一種非常自私的態度，把重點從女友被人偷窺這件事縮窄成「有沒有吃虧」的問題；似乎只要她被人「看到了」，而且看得她夠多，自己就賠了本。相反地，如果那個人沒看出什麼名堂，自己也就可以松一口氣，而女友被偷窺的恐懼也就用不平撫了。
作家陳嵐那篇文章引起的論戰，最值得注視的還不是雙方的論點如何，而是斥責她無恥的那些網民表達出來的態度。有些人可以一方面大聲張揚婦女貞節的重要，同時又以最富性暴力色彩的語言攻擊她；一方面重申傳統性道德的珍貴美化，另一方面卻叫這位作家自己試試看「去給人強姦」。難道他們自己看不出此中的矛盾?難道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言語就是一種性暴力?
許多人贊賞今天中國社會的性態度夠開放，還有很多著名的門戶網站一進去就會亮出五花八門的美女圖片和色情笑話。如果這叫做進步開放，為什麼陳嵐這麼一篇簡單的文章會惹來這麼多的叫罵?
面對明刀明槍的強姦犯，或許難以冒死反抗；但是在暗箭四伏的生活環境之中，我們的姐妹們又該如何抵御呢?
梁文道：不可分類者
【成報-秘學筆記】不可分類，古希臘文有個對應的詞：atopos，意思就是獨一無二，難以收納入任何類別任何範疇。
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裡如是說：「……很有性格特點，根據他的特點將他歸類並不難（『他』『很冒失』，『很精明』，『懶惰』，等等），可我偶爾發現他的眼神裡有時竟流露出這樣的『純真』（沒別的形容詞），以致我無論如何都得在一定程度上將現在的他和原來的他區別開來，與他的本性區別開來。在這種時候，我對他不做任何評論。純真就是純真，atopos是無法訴諸描述、定義和言語的。」
這段話涉及西方情愛觀念的核心：歸類與不可分類。所謂歸類，其實就是我們常常會被問到的：「你喜歡哪一類型的人？」似乎在我們愛一個人以前，首先愛的是一個類型，一種體相，一種性格和特質。這樣的類型也許像柏拉圖的「理型」，不存於此世，只能在腦海之中飄浮。然而，正如符合嚴格教學定義的圓形只存在於理念層面，世間卻無一圓形真正完美一樣；你若憑你喜歡的類型尋找，也終將一無所得；即使找到，有一天也必將發現他原來不是理想中的那個人。因為理想的類型，顧名思義，在理想的世界裡面。
可是或許有那麼一刻，我們會發現一個不能歸類的人，甚至與理想的類型完全沾不上邊，但他那點無法分類的東西卻吸引住了自己。就像巴特所說，那點東西是描述不了的，甚至連「東西」二字也難以應用。這就是驚人的純真了，意外而且突然地閃現，令人目眩神迷。無法描述，故此不可歸類，因為語言總是類別。文字言語不可染，atopos乃不可分類的純真。
2006年8月2日星期三
梁文道：只有濫殺 沒有無辜
【明報-筆陣】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過去的100年：在這100年裏，戰爭不得針對平民首度成為全球各國的共識；但它同時卻也是人類史上平民死傷最多的100年。
20世紀以來，戰禍接連不斷，使得研究戰爭是否合情合理的各種「正義戰爭」理論也空前發達。然而不論何家何派，無一贊成可以把平民當作攻擊目標，其實這只是重申了一個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濫殺無辜是有罪的。且以倫理學大師羅爾斯(JohnRawls)晚年力作《萬民法》(TheLawofPeoples)裏的一段話為例：「既然法外國家並非良好國家，社會當中的非軍事成員就不可能是組織和發動戰爭的人。那是領導者、官員以及其他操控國家或是受國家僱用的精英們一起幹下的好事。他們是罪魁禍首，是他們執意發動戰爭，他們才是罪犯。老百姓通常只是被蒙在鼓裏或是被國家的宣傳所蠱惑，是不必負責的。即使有些民眾沒有那麼無知，也非常好戰，但老百姓還是毋須負責。不管戰爭爆發的原因為何。」
離開理論，我們再來看一個活生生的事件。就在7月尾，住在黎巴嫩南部提勒村(Tireh)的夏圖(Shaito)一家經過數日的掙扎，終於決定離開，打算逃往貝魯特的親戚家裏暫住，好避開連日不斷的炮火與空襲。他們一家18口擠進一部白色的小巴裏，在7月23日那天告別滿目瘡痍的家鄉，心驚膽顫地一路北上。突然，一架以色列的直升機朝他們發射了一枚火箭。車子撞向山邊，3人當場死亡，13人受傷。小男孩阿里的媽媽蒙塔哈‧夏圖(MuntahaShaito)的情最嚴重，記者在醫院目睹阿里滿是血污的臉上混淚水，他正不斷搖撼垂死的母親大喊：「媽！別睡，快看我！不要死，請不要死！」(《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7.25)
為什麼以色列軍隊可以公然違反國際慣例，肆無忌憚地殺害平民？除了誤炸，他們可還有更好的理由嗎？又為什麼美國仍然可以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坐視像夏圖一家這樣的慘持續發生，而且阻止任何立即停火的要求？
其實以色列一直都奉行「集體處罰」的策略，也就是說在其眼中，敵人並無平民與武裝人員之分，要打擊就得一起打擊。因為那些平民不只主動協助甚至窩藏武裝分子，甚至還會隨時變身成為後者的生力軍。所以無差別的炸或許可以使他們乖一點，知道和恐怖分子搞在一塊是沒有好下場的。所以「集體處罰」其實是種連坐法，逼迫所謂的「平民」必須和恐怖分子劃清界限。
這種目中沒有平民的心態不只表現在許多以色列和美國主流傳媒的報道之中(例如當以色列受到襲擊時，他們很強調那是「平民」；但遇上加沙地帶有人傷亡，那就是很籠統的一句「有巴勒斯坦人遇難」了)；即使是很進步的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平常在計算以巴衝突為雙方帶來的死亡人數時，也是把以色列軍人與平民分開點算，再將巴勒斯坦人不予分類地並陳羅列。
反過來看，在真主黨和哈馬斯的眼中，以色列人同樣沒有軍民之分。他們的理論是以色列的青年不論男女一律有服兵役的義務，而且退伍之後還要擔任後備軍人，隨時應召上陣。既然如此，以色列自然是全民皆兵，又哪有強分軍民的必要呢？因此明明針對的是以色列鷹派，還是可以向他的全體國民無區別地施以打擊。
中東戰爭特別的地方就在於雙方都公然奉行一種違背了現代戰爭觀念的策略和理論，只有濫殺，沒有無辜。然而這又是何等詭異的邏輯呢？我們當然知道軍人與平民的區分往往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大家承認，但真能做到的卻寥寥無幾。可是大家仍在表面上維持這個虛假的共識，是有理由的。再引羅爾斯：「任何讓敵方人民心懷恐懼或胡思亂想，以為將來會遭到仇恨和報復的做法，都必須禁止。儘管不容易做到，但當前的敵人還是必須被看成是將來在共享且正義的和平中一同合作的伙伴。」也就是說，戰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終的目的依然是長遠的和平。如果不加區別地濫殺平民，對方的平民將來又如何可能與你維持和平的局面呢？
以色列聲稱自己的目標只是剷除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勢力，而美國國務卿賴斯提出的「可持續的停火」也意在徹底消滅真主黨這個國中有國、自有武力的黎巴嫩黨派。但是經過「雪松革命」之後，真主黨已成黎巴嫩政壇不可分割的一股力量，且享有四成國民的支持。經過近日的戰爭，無數平民家破人亡的苦難，黎巴嫩甚至開始出現不分黨派不分宗教的團結情緒。以色列如何可能永久保障一個平靜的邊界？美國所謂的「可持續的停火」又怎麼實現？我們看到的，只能是不斷擴展的仇恨，永遠輪迴的暴力，一場不以和平為目的之戰爭。
或許這才是以色列長久以來在中東軍事行動的本質，也是當代所謂「反恐戰爭」的最大特點。首先指認對手並非國家，而是恐怖組織(例如真主黨、哈馬斯和阿爾蓋達)，然後和他們打的也就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了。因此這場仗既沒有戰俘的概念，抓回來的人可以讓美國送到「法外之地」關塔那摩灣基地；也沒有「非武裝國民」和軍人的區分，因為他們根本不成國家，不受任何國內法對身分的規定和國際法的保障。所以殺害真主黨隱性的支持者就不算殺害無辜平民了，像夏圖那一家人，他們只是脫離了正常國法的赤裸生命罷了。
我們或許可以把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Schmitt)的名言「政治就是劃分敵我」改寫成「戰爭就是劃分敵我」。在這場戰爭裏面，雙方並不是先決定好敵人，再予以攻擊消滅；而是不斷地透過戰爭去持續地製造敵人，將對方的平民動員為自己的新仇。最終得到的，就是一組永恆運作的戰爭機器。就像平常以軍對付巴勒斯坦的方法一樣，先是炸對方的基礎設施，再將前來抵抗自衛的武裝人員定性為「恐怖分子襲擊」，於是仗就可以永遠打下去了。
梁文道：城市人的中轉站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五味鳥」開了多久？自從父親第一次帶我去，它就潛伏在尖東商廈的地庫裏，至今也有二十年了吧。人沒變，還是兩位日本師傅，一個總是面容嚴肅地佇立在烤爐前，另一個負責其他熟食；堂面大哥多年來也還是那兩人，一個壯實的總是精神飽滿走來走去，另一個瘦小的卻總是帶一雙似睡非睡的眼神。多年來，他們看我和家人來頓便餐，與不同的朋友吃消夜，直到一個人疲倦地喝酒，似乎變的只有我。
「五味鳥」是香港最早的日本燒鳥。所謂「燒鳥」，最初還真是甚麼鳥都燒，野鴨鵪鶉甚至大雁，捕到就吃。到了二次大戰之後，燒鳥才幾乎成為燒雞的同義詞。那時正是日本經濟起飛，上班族以公司為家，下了班還要到街上留連小酌。於是廉價的燒鳥店就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總是溫暖的燈光，熱鬧的氣氛，一群剛剛鬆開領帶的男人在簡陋的店子裏，對香味四溢的爐火，右手一串肉，左手一杯酒，笑鬧，真是今夕何夕。
為甚麼說「五味鳥」依然是香港最正宗的燒鳥呢？一是它堅持燒雞，其他肉類選擇不多。一有羊扒甚至龍蝦，就顯得豪華，那就是我們俗稱的「日式串燒」，而非燒鳥了。二來它口味地道，尤其師傅自家調配的醬汁，比起許多有名的店子還要精妙。再試試它的燒雞皮，永遠有嚼勁，新鮮之故。別的地方用雪藏貨，必把它烤得像用油炸過一樣，吃起來像無味的餅乾。
所以它一直是很多留港日人的落腳點。我還老碰見另一家低調好店「道」的大師傅，乃知此地水準，廚師們常光顧的地方肯定錯不了。
五味鳥格局狹小，光線明亮但是因為木頭桌椅與牆壁的顏色而顯出一副黃昏將盡的景色。那一刻靠爐的吧台更是窄小，坐滿也不過七到八人，但卻是重點所在。
大家都知道，日本餐館的吧台其實是個舞台，讓客人在最近的距離看廚師表演。目睹食物的變化與成形，令人賞心悅目。故此，其他菜系的餐廳也設計了這樣的環境。
可是日式吧台真正巧妙的地方，是它非常適合一個城市人。你坐在吧台前面，大可自在地喝酒甚至看雜誌，沒有一點彆扭。唯一在你對面，本來該與你說話的，卻是師傅。高興，就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兩句，敬杯酒；要不，就相忘於江湖，你吃你的，他做他的。左右的食客若不相識，或者不熟，亦然。見他們鬧得起勁，不妨參與；否則再喧嘩的笑聲也與你無關，用不任何人介入。又假如三兩同事下班之後一起消磨工作的疲乏，預備換上另一套容貌歸家，坐在如此巧妙的空間佈局裏，也有好處。大家向同一方向，就可免去無話可說的尷尬，不哼聲反而自然。與此同時，卻因身體的接近，倒有親密 的幻覺。
不難想像，為甚麼東京的上班族喜歡到這種地方，又為甚麼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喜歡自己的餐廳變成這模樣。我們因人而沉重，想在工作的地方與家庭之間找到一個純然屬於自己的地方，暫時斷絕一切義務的連繫，人間的束縛。可是我們又不免寂寞，想藉溫熱的陌生人取暖，就讓他們的聲音成為你的背景，讓鄰座食客的身體變成你的屏風；靠近，但不要太近。
梁文道：思念那不在這
【成報-秘學筆記】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戀人絮語》裡有一個關於情慾的敏銳觀察："許多歌謠與旋律描述的都是情人的不在。"它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述說情人遠去的失落，因離別而起的愁緒，與孤寂守候的難熬。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時常出現的狀況，情人總有暫別或者消失的時候？還是情人按其本質就是一種長久不在、永遠隱身的對象？
答案似乎是後者，情人就是那不在身邊的人：而且就算他在，也永遠消除不了他流離他方的幻覺，與自己被留在原處無法跟隨的惆悵。為瞭解釋這麼奇特的情況，羅蘭·巴特還特別引用了一個古希臘詞：pathos，對於那不在者的思念與渴望。
pathos這個詞與其他表述愛慾的希臘文共有一種親緣關係，那就是無法窮盡、永不滿足的缺憾。不知何故，意中人不在眼前，我固然日思夜想；即使他在不遠處，我卻依然難以抑止對他的渴望。何等怪異，卻又何等正常，以希臘人的理解，這正是情慾的定義；而那情之所鍾的對象，就是你的情人了。
緣此我們又能領會另外一類不可思議的狀態了。平常我們老是聽說情人影像在腦海之中揮之不去的濫調；但是有些人卻正好相反，愈是思慕，愈是失落，因為他無論如何就是想不起意中人的容貌。由於記不起對方的樣子，他就愈努力去記。以至於再也分不出，究竟是因為忘記了對方而努力思考，所以成了愛情；還是因為愛情，才遺忘了對方，失卻了對象。愈是想得，愈不可得，pathos的終極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