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可以成為中國媒體的中心嗎？（香港文化的邊陲處境‧二之二）

【明報-筆陣】最近本地一份娛樂周刊在評介電影《達文西密碼》的時候，作者順帶提起了原著小說，說這本書有許多宗教和歷史的背景，對很多人而言可能會「過於深奧，甚至沉悶」。請注意這篇影評假想的讀者是一般香港大眾，再請注意小說《達文西密碼》是一本全球銷售數字達5000萬以上的暢銷書；也就是說一本全世界起碼有5000萬人閱讀的小說，來到了香港卻可能是傳媒眼中的港人會覺得「過於沉悶和深奧」的書！要說明香港的邊緣化，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例子了。因為這已無關香港的文化素養，也無關主流媒體的反智傳統，而是一種徹底的掉隊。我們不只在全中國的版圖上位處邊陲，而且在全世界的文化口味潮流中後退。部分傳媒眼中的大眾，其實是全球大眾裏的小眾。

長期以來，一般港人對於內地傳媒都有很深的成見，覺得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一切俱無足觀。但是看看市面上如雨後春筍般冒現的簡體字書店，有多少香港讀者去定期蒐購各類期刊雜誌呢？再看那些雜誌裏的長銷品種，且莫談老牌文化刊物如《讀書》，就連港人引以為傲的財經資訊，現下又有哪一份本地財經雜誌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及得上內地的《財經》呢？說到大膽，我們以熱捧名人為尚的刊物可會像《財經》那般勇於揭穿商場黑幕政壇弊端？

中國傳媒界確實仍有太多不良習性，副刊記者收不到禮物就不出席記者招待會，社會新聞更是造假事件頻傳。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重點傳媒也正在吸納新一代最有能力最有希望的精銳，這批人並沒有因為政治的界限就自己劃地為牢，反而不斷挑戰邊界，前仆後繼。原《新京報》的總編輯楊斌和《南方都市報》的程益中都是這代年輕人中的表表者，而許知遠更是30歲還不到就當上了《經濟觀察報》的主筆。

雖然有心人希望香港能夠成為未來中國的思想震央，但事實上真正凝聚了知識力量和開放風氣，進而影響全國的卻是北京與廣州，香港只能坐看大勢，根本無從介入。於是許多具有企圖心的創意階層和傳媒中人都已漸漸北移，不只是要投入更大的市場與戰場，也是想告別一座覺得《達文西密碼》太深奧的大都會，與更有趣也更具挑戰性的中國新生代為伍，競一日之短長。

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號外》雜誌，很多人大概還不知道，這本締造了現代香港城市文化口味的刊物其實早就是本「中資」刊物了，其母公司「現代傳播」旗下最有名的出版物就是全國盈利最巨的周刊《周末畫報》。在這樣的背景底下，《號外》不見得減退了本地色彩，反倒是其骨幹班底紛紛北上，為《周末畫報》和其他集團內的刊物注入內地仍然欠缺的中產文化意識。其中不少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的幹將都開始把基地轉進內地，與中國最前衛最有才華的創意階層激盪互動。

按照這樣的趨勢推演下去，香港在文化創意產業及媒體工業上會不會漸漸有人才流失，逐步被抽乾的危機呢？我又有一個十分個人的體會可以拿出來驗證說明。過去數年以來，除了在鳳凰衛視主持節目之外，我也為《南方都市報》等內地報刊撰寫評論專欄。幾年下來，不免也有想搬到其他城市的衝動，畢竟對一個以評論為主的文化工作者而言，香港的環境是令人寂寞的，可以做的事都做了，卻不一定能夠起到很大作用。尤其三數年前，不只「文化人」這個身分的毒性相當之高，大眾傳媒避之則吉；縱觀整個公共領域，30歲左右乃至30以下的青年，也沒有太多發展的機會。反觀北京等大城市卻日漸吸引了一批在各處不大混得下去的奇人異士，人以群聚，自然產了極大的誘惑，否則陳冠中和高信疆等港台兩地的前輩也不會毅然定居北京了。

但到了最後我還是決定留在香港，除了對這個城市的感性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全國只有在香港，我可以一下樓就買到《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和《FinancialTimes》；當婁燁的新作未經審批參加本屆康城影展，「康城影展」這4個字就一下子消失於內地傳媒的時候，只有香港可以日日報道無誤；也只有在香港，我可以到訪所有的網站而不受阻礙，在博客上寫「六四」時則不用擔心變成兩個星號。自由的空氣與資訊的開放對文化工作者和傳媒中人重要得有如水和麵包。我不可能在內地報刊上寫六四，但香港年年舉辦的燭光晚會卻能提醒我不要忘記這件事對當代國情的影響，使我在提筆談其他政局新發展的時候有一個更清晰的觀照和更長遠的脈絡。

自由流通的意見與信息，流通的不只是意見和信息本身，還有看不見的空氣與整片土壤。今天的中國不乏香港無人能及的聰明頭腦和飽學之士，但就是沒有這種空氣這種水土；而能令香港的創意階層站得住腳的，也就是這一方水土了。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何鳳凰衛視的新聞資訊製作隊伍要以香港為大本營，現代傳播集團又為何要把《號外》連招牌帶班底一併購下，而其他內地媒體機構也紛紛計劃要在香港設立分部或資訊點了。

香港雖是中國的邊陲，但它有條件成為全國其中一個文化中心。如果我們寄望香港在中國未來的歷史上發揮更大作用，但又不能毫無窒礙地長驅直入，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請他們過來。我們不只不能對內地的傳媒設限，反而應該張開雙臂大加歡迎；如果不是吸引他們把總部遷到香港，至少也要讓他們在香港成立重要的資訊中心。

或說「中資」與內

地傳媒會破壞香港的開放環境，這也是十分常見的假設。事實上，不論是為了他們的實質利益，還是為了中國整體的好處；香港的言論自由都是萬萬不得退減，也無人願意看到它消亡的。如果香港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那麼它和內地其他城市有何分別？它對內地傳媒機構又有什麼吸引力？所以和流行的常識不同，我們愈是想做中國的媒體文化中心，我們愈要堅持言論和資訊的自由；只有當我們享有真正開放的資訊環境，我們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全國文化中心。

奇怪的是，近幾年來我們反而看到不少「港資」傳媒為了種種好處，主動調節立場。可見關鍵還不在於資金和人員的來處與身分，而是整套遊戲規則的問題。從操作的層面講，投資者不干涉編採的工作，讓編輯維持獨立，才是保障新聞自由的基礎，也是全世界令人尊敬的媒體致勝的竅門。自從前年商業電台的「封咪風波」以來，我已不厭其煩地在這裏說過很多次，香港需要有一套從業界到全體市民支持捍衛的遊戲規則。任何人任何地方的資本，只要在香港經營媒體，都該尊重這套規則。

若要把香港建設為中國的創意文化中心，我們招手的對象就不能局限在內地，也要放眼全球。香港一度是國際媒體的東亞基地，是世界進入中國的跳板，但如今只要走一趟外國記者俱樂部就不難發現，這個基地與跳板的作用正在淡化之中。相比之下，有些和香港競逐的城市，卻由政府開出優厚條件，搶奪創意媒體發展的領先地位。例如新加坡就在前數年主動出手，引得「發現頻道」(DiscoveryChannel)把它的東亞分部遷至當地。最實質的好處是增加了相關產業的工作機會，抽象的利益是使得該頻道的某些節目因地利之便增加了新加坡臉孔，間接幫助了新加坡文化形象和軟實力的提升。

新聞自由、國際化與中國化並非互相衝突矛盾的取向，而是環環相扣彼此需要的要素。只有同時具備這3項條件，香港才有機會完成無數先輩的夢想，成為中國變革與進步的文化驅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