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不是創意的天堂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大家最近都很關心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化」的問題，害怕像物流這樣的傳統優勢產業在深圳的激烈競爭下，漸漸失去光芒；就算金融服務業吧，北京和上海也在迅速崛起，香港還能領先多久呢？所以很多人說香港得在保持固有的強勢之餘，還得大膽創新，試試其他玩意，比方說創意產業。

可是回頭看看香港人一直引以自豪的傳統價值，或許會發現它們和創新是有矛盾的。比方說我們一直誇耀自己的「快」：資訊流通的速度很高，辦事的效率很驚人，遇到問題的反應很即時。我們一向以為香港的快就是靈活，能變通；但是我們卻沒有發現所謂的快速與變通，其實是矛盾的。因為反應快可能是保守的表現，而變通是得花時間的。

最近在看一堆談創意的書，其中一本是前年和去年的暢銷書，叫做《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梅迪奇指的就是文藝復興時代控制翡冷翠的梅迪奇家族，這家人把當時各個領域最聰明的天才（例如達芬奇）聚在一起，結果締造出了歐洲史上的創意大爆發。祖安遜（Frans Johansson）在這本書裏又用了一段文字介紹這個家族和他們的成就，但是用整本書反覆說明這個家族象徵的特點，那就是調動不同領域和專業的知識，讓它們彼此學習互相衝擊，於是可以產生意想不到的新觀念，此之謂「梅迪奇效應」。

《梅迪奇效應》是本典型的商業暢銷書，符合我說過的鐵律，把一個生造出來的名詞翻來覆去地講個不停，所以一個晚上就能略讀完畢。但是這類書還有個特點，例子和故事非常豐富，而《梅迪奇效應》裏面的故事都很有趣，看起來娛樂性十足。

在祖安遜筆下，當代最有梅迪奇家族風範的機構，大概就是設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旅遊名勝聖塔菲的「聖塔菲研究所」（Santa Fe lnstitute）了。這個研究所有許多古靈精怪的項目，比如說數學家、生物學家和股市分析師一起研究財務策略演變和生物競爭間相似的數學公式。有名的「六度分離」（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論也是源自這個研究所。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在聖塔菲研究所的一個研討會上，正在探討集體通訊問題的法國電訊工程師柏納波（Eric Bonabeau）和研究社會性昆蟲的生態專家會面，然後他花了兩三年的時間不務正業，跑去鑽研螞蟻和蜜蜂如何覓食。當然，他和搞不懂他在搞什麼的公司解約了。幾年之後，柏納波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他的產品現在正應用在巡邏阿富汗山區的美國無人偵察機上。對一隊無人飛機來講，最大的問題是怎麼讓它們有效率地搜查，使一架機不會飛去另一架機剛剛才盤旋過的地區。柏納波的辦法就是給它們裝上「虛擬費洛蒙」。使它們知道某個點才給同伴搜過沒多久。而費洛蒙正是螞蟻在走過的地方留給同伙的化學暗號，讓蟻群有效率地集體行動的溝通方法。

要孕育這麼有原創性的點子，必須有不務本的耐性，願意失敗的勇氣，和跨入新領域的好奇心。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的消磨與空間的自在。如此一來，乃知香港之所以不是創意土壤，全在它的高速、緊迫和狹隘。我們的反應很快，因為我們堅持固有的思考方向和做事習慣，不越軌不離譜，遇上任何情況就很自然而然地依本有的模式回應。像柏納波這樣肯放下舊東西，再闖新領域的人太少；像聖塔菲研究所這樣的機構則根本不曾存在。港式創新就像娛樂圈的新人，層出不窮，年年翻新，但是骨子裏都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