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音樂的態度（三）

【am730-觀念】在我看來，搖滾樂的反叛態度其實和現代藝術中的前衛精神有莫大關係，那種精神首先是套自覺的意識，它自覺到藝術的獨立性質，意識到藝術場域與其他社會場域的斷裂之必要。於是它尊重一切自發的傾向和本身的價值，抗拒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招降與吸納，反對一切形成體制的藝術語言與習慣。在這個意義上講，「沒有理由的反叛」，其實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知道要憤怒甚麼的態度其實也是很有內容的。儘管你從來沒有寫過任何一首抗議歌曲，但這並不表示你對主流歌星的嘲笑沒有意義。「老闆」在大公司的羽翼下低吟勞工階層的失落，顯然是很動人的態度，但你獨自發行一張對社會沒有任何看法，卻在音樂上十分出格的唱片，同樣也是種不容忽視的態度。當人家都規規矩矩地在結他上奏出美妙和弦，你竟然當眾放火將它付之一炬，這也不能不算是藝術表演上的顛覆(除非燒結他已成套路，你只是鸚鵡學舌)。因此，我又回到了開始當樂迷的階段，能夠欣賞一班青年為了出格而出格的姿態，不再認為和嫌棄他們淺薄。

同時我也更能明白當代流行音樂裏的諸多矛盾。例如波諾(Bono)，他的U2是全世界最受歡迎、商業上最成功的樂隊之一，因此遭到很多堅守獨立姿態的人的批評，批評他們在音樂上太過圓滑，說他們玩的只不過是「Stadium Rock」(在非主流音樂愛好者的字典裏頭，Stadium Rock幾乎是句罵人的髒話)；但另一方面，波諾在環球貧困問題上的付出、U2對人權議題的投入，卻又是許多幾近於自戀的獨立音樂人所遠遠不及的。相較之下，誰的態度更為可取？

或者，這是一個無解的矛盾。只要搖滾繼續存在，這類爭議就會永遠出現。是為了藝術而藝術，還是為了政治而藝術？甚麼時候我們該指責音樂人不夠關心政治？甚麼時候我們應當提醒音樂不能只為政治服務？這不只是搖滾樂的內在緊張，也是整個藝術領域裏前衛精神的矛盾。

所以我們只能勉強地依隨時機來判斷音樂在局勢中的作用。假如我們是在三十年前的大陸，教大家音樂不應忘記勞苦大眾，其價值恐怕還比不上鄧麗君的一首娓娓之音，因為那個年頭的音樂不是不夠政治，而是太政治了。但今天，它卻是個來得正好的警醒，並不是說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人再為工農唱歌，而是說它要不是太過小眾太過獨立，所以不為人知，就是太過脫離民情掩蓋現實，因而成了另一種「為政治服務」的藝術。至少，在看完這本書後，我想到美國人至今還在反戰遊行中唱著 We shall overcome，而香港人則會在示威集會裏頭合唱金佩瑋作詞的《人民之歌》，可大陸呢？近來有那麼多次眾人矚目的罷工事件，但是我不曾在報章的報道與影像的紀錄裏看見工人們唱歌的場面。莫非他們沒有歌可唱？莫非沒有人為他們寫歌？無論如何，一場沒有音樂的罷工，難道不是很叫人遺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