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吃飯時吃飯屙屎時屙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黃永玉為林行止《說來話兒長》一書所寫的序裏，有這麼一段發生在過去北京街頭公廁的對話：

「啊！二嬸呀！今午吃甚麼呀？」

「吃餃子！」

「甚麼餡呀？」

「茴香肉末！那您啦？」

「二狗子他爹今早上昌平拉貨，一半時回不來，我們就喝稀的，小米粥加貼餅子，湊合鬧！」

永玉接下按語：「這邊的我們正蹲『柱』，『牆有耳，伏寇在側』，嘿——一聲不敢出地進行飲食文化竊聽」。

照今天香港人的標準看來，這段對話真是不可思議。首先，上廁所應該是件很私人的事情，怎可能讓兩個恰巧同時在茅房裏大便的鄰居閒話家常呢？更何況他們的話題竟然還是吃。一邊拉屎一邊談上午剛剛吃過的東西，這真是太噁心了。可是，這段對話又的確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曾幾何時，人類軀體這自然而必要的一進一出並不算隔得太遠。只不過到了現在，我們才把它們徹底分離，甚至到了一個吃飯時絕不談排洩，排洩時絕不想食物的地步。例如我自己，雖然總是習慣在如廁時看雜誌，但我從來不會把《飲食男女》帶進廁所。我很勉強地試過，可是我發現它絕對會造成不暢不通的問題，久而久之說不定還有便秘的危險。你呢？也許你連在這麼一本飲食雜誌上看到「屎」這個字也接受不了呢。

十幾二十年前，我曾經在北京的街頭公廁裏親眼見過一位大叔啃粟米。他既不是來小便，也不是來大便，他就只是拿一根粟米站在那裏吃。為甚麼他不在街上吃，偏偏要跑進廁所裏呢，這麼吃才吃得香嗎？當時膽小，我沒敢問，於是留下了一個至今不解的謎題。也是在林行止的《說來話兒長》裏頭，我才發現原來這也是種很有「古風」的做法。

林行止引述《世說新語》的一則故事，說晉朝的一位駙馬爺王敦第一回去大貴之家的廁所，發現茅坑旁有一個漆木盒，其中盛滿了乾棗，就以為這是富人大戶的習慣，於是取來一顆，邊方便邊進食。其實那些乾棗根本不是拿來吃的，它們的功用是塞進鼻孔裏阻絕臭味！

基於衛生的理由，古人很早就知道廁所不能蓋在廚房旁邊。這也很可能是生物的求生本能，大凡發出惡臭的東西，動物都會因為怕它有毒而不敢靠近。有些貓狗甚至會在離自己那小窩最遠的地方方便，何況乎人？不過，除了這點自然的原因，飲食與排洩在心理上的徹底分隔，其實還有股文化的動力。我不敢在廁所裏看飲食雜誌絕對不是本能，儘管它很像本能，到底是甚麼東西使得食物與排洩的靠近成了禁忌呢？

梁文道：家屬是災難的第二受害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遇上災難，我們通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直接受到生命威脅的那一群人身上，卻忽略了這些直接受害人的周邊範圍。

就以山東華源礦難來說吧，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還被困在井底的那批工人。但是從更大的範圍思考，受害的其實遠遠不止這些工人；從某個意義上講，就算華源煤礦的經營者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遭到了經濟上的損失。但是在這一切周邊的受害人之中，最值得關注的，無疑一定是工人的家屬。

若是把遇難工人的家屬也看成是受害人，而且是受災情況僅次於工人的這麼一種人的話，所謂的救災工作就一定也要把他們當作對象了。換句話說，有待拯救的不只是礦井下的工人，還包括了他們的家屬。他們受的是甚麼災呢？那可能是日後喪失了家庭的經濟支柱，也可能是整個家庭情感紐帶的崩裂。而在這一刻，他們面對的最大打擊肯定是心理上的創痛。

我們要永遠記住，家屬不是救援工作的外來干擾，他們本身就是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在他們的家人生死未卜之際，當局就要開始援助他們了。而援助他們的最好方法就是隨時向他們報告救援工作的最新情況，儘量滿足他們的一切疑問和要求。此外，還要在安頓他們之餘，找人安撫他們的情緒。

可惜在華源礦難發生後的幾天以內，我們都看不到有人做好這一切工作；相反地，我們只見這些可憐的家屬們慌張地東奔西跑，無助地被隔在現場之外。華源煤礦的管理者不只不把他們當作受害者，反而還以如臨大敵的態度，用鐵欄杆和保安將他們重重包圍。至於資訊的發放就更是荒謬了。

直到事件發生的第三天，礦方才允許媒體走近現場，這時現場裏頭早已掛好紅色的大橫幅，上頭寫的無非是「救災搶險」一類的多餘口號。都已經到了甚麼時候，他們竟然還好意思把時間和精力花在這種完全沒有意義的虛文矯飾上頭！

在這千鈞一髮之間的關鍵時刻，哪怕是一點點的人力浪費都是失職。這一條橫幅的文字要表達的是礦方救災的決心，但它本身就恰恰說明了救災工作的不濟。最荒謬也最令人憤怒的，是在全國媒體都能目睹這塊橫幅的時候，礦工的家屬們還被擋在外頭，要靠傳媒才能知道自己親人的半點消息。

華源煤礦管理當局的這種做法，無異於擴大了災害的範圍和深度，因為他們延伸了第二受害者 — 那些家屬們的痛苦與無助。

梁文道：林行止筆下的中國廁所

今天要在這講一講一些關於屎、尿、屁的書。為什麼吃飯的時候，或者在准備晚餐的時候，就不能夠看一些，或者聽一些談大便，談尿液，談放屁的書？為什麼我們恐懼我們自己的排泄物？如果人是個工廠的話，我們唯一生產出來的東西，幾乎就是這些排泄物。難道不是嗎？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好好正視一下，人的排泄物，它跟我們太有關系，太密切了這個關系。

香江第一健筆也談廁所

談到排泄物的問題，我首先想起來一個作者，這個作者並不以研究排泄物著稱。他是個很有名的報紙報人，一個報社的老板，一個有名的評論家，一個經濟學的批評家。就是香港的號稱"香江第一健筆"的林行止先生了。林行止他是香港的《信報》的創辦人。這是一份倍受尊重的一個小眾的知識分子報紙。而且過去二三十年來，他寫了大量的時事評論，經濟評論，連很多內地的傳媒人也都深受他的影響。

今天我要介紹的，不是他談經濟學，不是他談時事學跟國際政治的文章，而是他有一本書，叫《說來話兒長》，這是本什麼書？就是林行止除了有這個嚴肅的一面之外，私底下他很喜歡讀很多閑書，做很多閑書的閱讀筆記，這本書就是他其中的閱讀筆記，閱讀了些什麼書？他讀了很多，關於人的陽具，下體，變性啊。還有我很關心的屎、尿、屁方面的東西。這本書，他就做了其中好幾篇，談的就是人的排泄物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找到了很多很有趣的材料。尤其是關於中國古人使用廁所的這方面的材料。這方面材料，我到現在都還比較少見到有人專門把他收集起來，變成獨立的一本書。

其實我覺得其實是很值得這麼做的。在沒有這本書出現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林行止，他怎麼去談古代中國人的廁所問題。他這就說到，原來中國上古時代，就已經關於廁所所建的位置，就有很嚴細的規定。比如說，即當前門，就是說這個廁所不應該在前門。也不應該在後門，也不應該在屋子裡面梁柱的附近。不可以接近灶，不可以接近井，這很科學，很符合衛生條件。這個拉屎的地方怎麼能夠接近煮飯的灶？又怎麼能夠接近供水的井？然後令人更吃驚的是，他這後面又說到，他引了《墨子》，《墨子》有一篇叫《奇志篇》，裡面就說到當時，原來中國春秋戰國年代，已經有公共廁所了。而公共廁所的設施，是有規定的。他這麼講，在道外設屏，以 30步為周長，牆高在12尺以上。

就是說，在這個路邊要設路廁。而且這個路廁要有一個屏障把它圍起來，要有牆，這個牆要在12尺以上。這是數千年前戰國的公共廁所，已經圍以高牆了。後面又引述了另一個材料，就是說古代有一種路邊的廁所，又有一個別稱叫做硯。這種硯還是專人管理，要去其惡臭。比起歐洲，我們中國的廁所文明真的是太先進了，我說的是幾千年前，幾千年前，大家知道嗎？歐洲是滿鄉遍野的大便，我們中國人不一樣，這個大便都已經收集起來了，放在廁所裡面。

中國人廁所文化源遠流長

為什麼中國人這麼講究廁所？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面。是因為我們是農耕社會，我們需要把那些糞便，先變成肥料，回歸到我們肚子裡面。不是，回歸到菜田裡面，種了菜出來，再回到我們肚子裡頭。我們再回過頭看看，巴黎這麼大一個偉大繁華的現代大城市，他是什麼時候才有公共廁所？這裡面又記載了。他說在早年的巴黎的街頭的流動廁所是跟今天我們想像的公共廁所不一樣的。它是什麼模樣？就路上有一個路人，掛這個黑色的大鬥篷，這個大鬥篷底下一邊一個桶，一個桶是小便，一個桶是給人大便。你要是急了，你看到這種人，你就趕快走過去。你就蹲在一個桶上面，他就拿這個大都鬥篷把你罩起來，你在他手背底下，你在他手背底下右邊這是撒尿，這邊手背底下這是拉屎。你解決完了，他這個鬥篷又亮開，然後你給他錢。是這樣的，是人肉流動公共廁所。

我們再看一下，這本書裡面，又還提到，說在這個原來以前中國人的廁所，比如說我們傳統廁所不是抽水馬桶會臭。

怎麼辦？他說原來古代的廁所有這麼一種方法，就是引述《世說新語》。就是說，以前有名的王蹲，他當年就發現，這個原來當時的廁所？往往有個榿木盒子，裡面放了干沼，就是那個沼澤，曬干的干沼，這個用來干嘛？有些人太鄉巴佬了，不懂，進了這貴族的廁所，看了干沼以為是給人一邊方便，一邊吃這個干沼。其實不是的，那是干嘛？那干沼是用來塞鼻子的，塞鼻子沒錯，塞鼻子為什麼？因為這個干沼的味道很干裂，塞著鼻子就能夠阻擋惡臭，有這樣一個效果，說到這種惡臭，很多人覺得中國的廁所文明不夠文明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國人好像對入廁這件事，顯得特別的開放。某程度上，你也可以說這是我們寬容跟開明的態度。

這本書《說來話兒長》除了有林行止先生的文章之外，還有個好處。什麼好處？有黃永玉先生賜予的話，黃永玉就在這本書前面，替林行止寫了序言。他寫這個序言，其中有一段他還配上一幅畫，是有特別意思。他這個序言有這麼一段，他就說到，黃永玉就說，說起公共廁所。當年在大陸是新生事物，男女隔著一層牆，能聽見隔壁的說話。

黃永玉就說，二嬸，今午吃什麼？吃餃子。什麼餡？茴香肉末。那您家呢？二狗子他爹今早上昌平拉貨，一半時回不來，我們就喝稀的，小米粥加貼餅子湊合著鬧。他說這是早年北京公共廁所裡面一段對話。可見以前上公共廁所是非常公開，不止公共廁所，連私家廁所也是公開的。他說以前廣州還來了一個大人物，住在朝特賓館，那怎麼辦？就晚上的時候，是一堆賓客圍著他，他在正中間，他在那拉屎方便，大伙兒圍著他，給他解悶，這才叫大人物。

梁文道：飲水思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很喜歡吃牛肉，但我非常尊重也非常佩服那些發誓不吃牛肉的人，因為我知道他們依循的是一個古老而溫厚的傳統。

去過印度的人，都很難不注意到那些在街上踱步的牛，有些是還在耕地裏勞動的服役牛，有些則是退了休的老牛。牠們在街頭意態悠閒地漫遊，只有車輛和小販要讓路給牠們，卻沒有一頭牛需要閃躲往來的人群和機車。這是為甚麼呢？最標準的答案當然是因為印度教崇奉牛，視之為聖。聖雄甘地就曾說過：「印度教的核心就是保護牛，保護牛的態度是印度教給世界的禮物，印度教將同保護牛的印度人永存於世」。印度剛剛獨立的時候，建國的國大黨甚至以一隻牛媽媽和牠的寶寶當作國徽。

如果你是個唯物主義者，覺得這些宗教解釋太玄虛，那就好辦了，因為另一種答案更簡單。大家知道，自古以來印度就是個農耕社會，而牛不止是主要的勞動力，還可以替人吃掉雜草和其他廢物，就像現代人的汽車一樣，是家家寶貝有加的生財工具。雖然人類需要蛋白質，但與其吃牛肉還不如喝牛奶划算，因為牛肉吃了就沒了，牛奶則日日有得飲。如此有用的動物，誰會捨得吃呢？就算到了今天，對人均耕地面積甚少的印度小農來說，牛也還是比拖拉機更合成本效益的耕具，所以才會出現滿街是牛的印度風景。

可是為甚麼他們連一頭老牛也不捨得殺呢？既沒耕田的力氣，也擠不出牛奶，不把牠宰來吃豈不可惜？假如人是種完全的理性計算機，這就不是問題了；然而人之為人，正在於他總有那麼一點超乎工具理性的奧妙，一種我們叫做人性的東西。

同為古老的農業文明，中國民間也有一種不吃牛的傳統，雖不如印度那樣把它變成一種絕對的禁忌，但也還是有不少農民戒吃牛肉。他們說這叫感恩。你看一頭水牛，大半輩子都在為人忙為人累，難得活到天年，你還不能讓牠舒舒服服地過完餘下不多的日子嗎？農民用自己很樸素的世界觀，把自己碗中的糧食和牛拉上了因果關係，沒有牛就沒有我，更不會有後來的子子孫孫。即使後人當官發財，也不能不思幼時的一飯之恩。所以古代王朝有時會把護牛當作百姓值得努力的福業，所以今人也才會在父母患疾的時候發願戒牛。

十多年前，常去大嶼山遠足，那時見路上有牛群徜徉，不畏生人，我就深感民風淳厚之美。明明種地的人已經不多，少數農民更以機器代牛，但這些可愛的島民還是不願輕易殺生，由得耕牛野放，自得自樂。不要小看這點慈悲，這可是我國古人的教育之道。雖然早已棄田不耕，棄牛不用；但指著這些田野間的動物，你可以教育子女飲水思源的為人道理。民胞物與，雖牲口亦為人情感戴天理覆蓋的情眾生 。

最近有一個叫做「洋洋」的女子，可憐流浪牛群孤苦無依，在元朗自設「流浪牛之家」，獨力養育八十三頭牛，代百姓一盡報恩之功。可是周圍的村民並不欣賞，常常故意截斷水源，用粗言穢語侮辱她的「多事」，嫌她的牛弄低了土地的價錢，阻人發達。這些村民的祖上多半務農維生，因此才有這些流浪牛的出現。前人不隨意殺生，就是我們所說的飲水思源了；而他們的後代卻跑去破壞「流浪牛之家」的供水管，巴不得那些牛一個個渴死，這又算是甚麼呢？

梁文道：既非天災 也非人禍

【都市日報-兵器譜】山東華源煤礦潰水事件發生之後，山東省政府發言人主動告訴媒體，這是一樁自然災害。為甚麼他要特地向外界說明這個導致了百多人被困，而且很可能已經喪命的意外是場「自然災害」呢？那可能是因為他害怕輿論會把它說成「人禍」，或者至少有人禍的成分，進而開始追究某些人和某些部門的責任。

天災？還是人禍？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發生之後，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一方面，總是有人想強調天災的自然、不可預料與非人力可阻；另一方面，又總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裏追查出人為錯誤的因素。似乎一場意外若非天災，即為人禍，中間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只有非此即彼的選擇。

天災與人禍，這套二分模式是我們感知意外災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們應對災難的思考習慣；然而它未必就是我們預防災難和解決災難遺害的最佳反應，它甚至還會阻礙大家防災救災的工作。面臨災難，我們唯一該考慮的就是風險的管理，而不是追問它的屬性是不可避免的天災抑或完全人為的過錯。因為任何性質的「人禍」都可能有預料之外的機遇變化，而任何類型的「天災」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準備。強行把意外分類為天災和人禍，只對責任的追究有用，卻無益於意外的防止和善後。

就以最不可預估的「天災」—地震為例吧，雖然科學家直到目前為止仍無法確切掌握地震發生的時機與強度，但這是否表示大家就甚麼事都用不幹，坐乾等呢？當然不。我們可以在地震頻發的地區對建築物的防震措施設定特別高的標準要求，製定一套地震發生時的緊急應變方案，甚至要學校和各工作單位定期舉行震災演習。儘管我們不知地震何時發生，也不知它有多強大的破壞力，但是我們可以在事前盡力做足一切資源許可範圍內的標準。萬一災難發生，而真要追究責任的話，這個責任的歸屬看的就不是災情嚴重的程度，而是管理當局是否已按原訂計劃做好所有預備工作了。

回到華源煤礦的潰水事件，我們要問的就是當局有沒有防止這種災難發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說這次煤礦井的進水事件是種從前想像不到的礦難類型，料不到下大雨也會釀成礦難。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放棄只用「礦難」這個典型來定性它了。

沒錯，它也有一般礦難發生的常見規律，例如華源的礦工受到了軍事化管理，事事以服從為先，因此明明見到礦坑入水，也還要先請示地面的上級，結果誤失了逃生的機會。但是，如果我們不把它看作「礦難」，而把它定位為「暴雨成災」的話，情況又會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們要檢查的是當地有沒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規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層次的警告。然後，我們要檢查的是這些不同層級的警告又有沒有附帶一些規定，要求某種工作或某種活動必須在暴雨達到一定層級時自動中斷。以香港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黃雨」、「紅雨」和「黑雨」三種級別，當「黑雨」警告發出之後，整個城市都要停工停學，而位處低窪地區的活動就更不用說了。假如山東泰安市也有這樣的系統，並且嚴格執行的話，也許華源礦難就沒有機會發生了。

梁文道：讀其文知其人（也說藍姆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散文在西方已經是種失傳的藝術了。雖然散文、小說、戲劇與詩曾經並列四大文類，但你看近二十年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有那一個是靠散文出名，靠散文得獎的呢？儘管中國是傳統的散文大國，可今天稍為有點出息的文學青年都不會立志做個大散文家吧？尤其困難的，是在這理論當道的年代，小說與詩都特別好分析，隨便拿一篇過來，論者都能把它拆得幻影重重；唯獨散文，不只不利於理論放大鏡的剖視，而且還相當地反理論。

當然，我所說的散文不是那種最廣義的，與韻文相對的散文。要是在這最廣的意義上講，散文簡直還是天下霸主呢，所有報刊雜誌的專欄，所有的書信電郵，甚至所有的公文，莫不盡是散文。而那正在消失，或者已經消失的散文則是從蒙田發明「essay」這個字開始的一個傳統，一種抒發個人性情的小品隨筆，一種公安竟陵以降的精緻藝術。用蒙田自己的話講，這種文體想要「描寫這個簡單普通的我，不說大話假話，也不要機巧，因為我所寫的是我自己。我的毛病要纖毫畢露地說出來，傳統習慣允許我說到那裏，我就把這本來的我寫到那裏」。

曾經有學者把蒙田的散文音譯為「艾寫」，聽來古怪，但這裏的「艾」字其實兼具了芬芳美好與期艾難言欲語還休的雙重意義，頗得蒙田散文真髓。它之所以難言，正因為它宣稱要寫出真我；真我或者難覓，或者極力隱藏自己，所以寫他必有委婉曲折的筆調，很難雄辯滔滔爽快直接。

因為散文的這種性格，我們很難不在作品和作者之間劃上等號，正所謂讀其文知其人。所以它不流行了，所以它很難用理論去拆解。就算我們宣稱「作者已死」，就算我們把最貼己的日記也看成一種虛構，將最平實的白描也視為一套述；我們也必然受到一股誘惑，想在散文裏讀出那個作者的本來面目，文字裏頭的一個真人。可這種古老的信仰現在看起來就像迷信。「修辭立其誠」，在我們這個年代只是一句笑話。你寫文章出來，是要我們看你的作品，還是看你的人呢？

董橋先生記述他和思果談藍姆（Charles Lamb），思果說：「英美日漸冷落藍姆，藍姆遲早剩個空名，真是時代的悲劇」。思果一生用心散文，難怪他會慨嘆。藍姆何許人也？知道的人真是不多了。因為他正是這類把整個人貫注在文章裏頭，垂範後世的典型。

歷來研究藍姆的人都不能不從他的生平說起，即便是最不喜談作者背景的「新批評」也很難例外。而他的生平，的確是個故事。

藍姆的父親是一個律師的傭人，所以他自小就在專收貧窮子弟的修院學校讀書。雖然他的天資很高，拉丁文學得尤其好，但卻因為口吃就喪失了上大學的機會。從十四歲開始，他就出來打工，先後在南海公司和東印度公司當記賬的秘書，直到五十歲。影響他一生最大的，是他的姐姐瑪麗，一個非常聰穎的作家。1796年，瑪麗因為日夜操勞幫補家用，竟然引發了據說是遺傳的瘋狂，錯手刺死了她們的母親。瑪麗被判進精神病院不久，藍姆就設法接她回家，可是他那有點家產的哥哥極力反對，於是藍姆就獨力照顧瑪麗和父親，老父死後兩姐弟相依為命數十年。瑪麗大半時間是正常的，偶而快要犯病了，就要和藍姆拖手哭走進精神病院。

為了姐姐，藍姆終身未娶，甚至試過才向一個女演員發了一封信求婚，就立刻後悔撤回。其實藍姆也住過精神病院，他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女朋友在他二十歲那年嫁給了當鋪老闆，一時激動失常，他被送進病院六個禮拜，而瑪麗弒母的悲劇就發生在他出院後的第二年。

他生命中最值得賀喜的，是他和瑪麗曾收養一名孤女，兩姐弟合力教養她，親手為她編課本，讓她用原文讀但丁的《神曲》。這也是上天的恩賜。

女孩長大結婚之後，二老又回復了寂靜的生活。由於瑪麗的病況反覆，常遭鄰居白眼，他們只好不斷搬家。二人曾私下相約，瑪麗必須先死，否則她沒人照料該怎麼辦呢？可惜命運弄人，就在他們晚年最貧困無寄居別人家中的那段日子，藍姆就因為摔倒重傷，先走了一步。

光是看這樣的故事，你絕對想像不到藍姆的文章竟然如此溫潤如此親和，世界萬事在他眼中竟然沒有一樣是不可愛的。

梁文道：全世界的左翼聯合起來！

【都市日報-兵器譜】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在8月21日的報道，早在去年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訪問倫敦時談妥的「石油援助計劃」終於敲定，倫敦市長肯．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正式宣布，倫敦的貧民很快就能享受公共汽車半價的優待了。對，你沒看錯，是委內瑞拉在「援助」倫敦，這個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將把石油以超低價格提供給世界第一金融中心倫敦，好讓倫敦的低下階層能夠分享「屬於全人類的地球資源」(查維茲語)。

表面看來，這是個荒謬絕倫的安排，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到英國四分之一的國家憑甚麼去協助倫敦？而倫敦市長李文斯頓又何其無恥，竟敢從窮國的碗裏撈東西？它又讓我們想起中國經濟尚未崛起的那個年代，當年全球革命的兄弟情誼可真不是開玩笑，在毛主席大筆一揮之下，不只亞非拉的友邦得到了我們的好處，連工業先進國東德也要我們送貨馳援。

然而再細看下來，你又不得不讚嘆這真是場「天作之合」。

首先，李文斯頓本來就有「赤肯」(Red Ken)的稱號，他不只從不掩飾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向，更屢次以英國首都領導人的身份公開斥責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猛烈抨擊所謂的「反恐戰爭」。而且他也不只一次地向記者抱怨，雖然身為市長，實權卻很有限，所以只能在多元文化政策一類的軟東西上來點左傾色彩，而當涉及財富再分配的硬東西時則是有心無力。偏偏倫敦這種以金融業為主的全球城市的特徵之一正是貧富差距極大，日益拉高的生活水平使得許多原居民大有長安不易居之嘆，怎樣減少貧民日常生活的開支確實是個問題。

其次，查維茲從倫敦那裏得到的看似無足輕重，無非就是一些交通運輸、聚落保存、街道清潔和社區規劃上的顧問服務。可是別忘記倫敦乃當今世上市政服務做得最好的大都會，在李文斯頓治下，它不只交通秩序日趨良好，而且更以上佳的形象包裝術奪得奧運主辦權。對委內瑞拉的首都加拉斯加來說，倫敦的經驗絕對有助於她的升級工程。

當然，這項奇詭的「石油援助計劃」歸根究柢還是查維茲外交戰略的一環。由於他的公開反美路線，在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自由之家」等右翼團體的運作下，大部分的主流國際傳媒對他都沒有甚麼好話，不是將他形容為「拉美左傾白癡的回歸」，就是「新世代的『高地猶』」(caudillo，一種拉美政治史上的強人類型)。就以曾經掀起軒然大波的RCTV事件為例，許多傳媒都報道過查維斯如何悍然關掉這家親美電視台，壓逼言論自由；可是他們對於這家電視台依然運作良好的事卻隻字不提。為甚麼？因為查維斯只是拿走了RCTV的公共頻道專營權，但他還算遵從法律，依法而言，委內瑞拉政府是不能審查和關閉傳媒的。

所以查維斯必須屢出怪招，一方面搶鏡頭，另一方面突出自己的議題。他以能源牌向伊朗和中國示好，是為了在美國及其盟邦以外另拓平台；他把石油直接送給倫敦市民，則是為了樹立自己全球新左陣營的領袖地位。事實上這也不是第一回了，早在倫敦之前，他就「援助」過波士頓甚至紐約郊區的百姓。用這種方法搞人民外交，的確是突破國際媒體防線的巧招。

有意思的反而是李文斯頓那一方。要知道歐洲左翼近二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革命的衝擊下，有嚴重的身份危機，尤其是英國新工黨喊出「第三條路」之後，左翼政治的核心價值更有日益模糊之勢。難得馬克思在天有靈，以查維斯為首的拉美左傾新浪潮頓然成了全球左派的中樞。與他合作，可以叫英國政府尷尬(你看，咱英國的窮人要靠拉美支援，你平常都在幹甚麼？) ，對老左出身的李文斯頓來說未必不是妙。

梁文道：窮國為何「援助」富國？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據英國《金融時報》8月21日報道，早在去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訪問倫敦時就談妥的「石油援助計劃」終於敲定，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正式宣佈，倫敦的貧民很快就能享受公共汽車半價的優待了。對，你沒看錯，是委內瑞拉在「援助」倫敦，這個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將把石油以超低價格提供給世界第一金融中心倫敦，好讓倫敦的中下階層能夠分享「屬於全人類的地球資源」(查韋斯語)。

表面看來，這是個荒謬絕倫的安排，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到英國1/4的國家憑什麼去援助倫敦?而倫敦市長利文斯通又何其無恥，竟敢從窮國的碗里撈東西?這又讓我們想起中國經濟尚未崛起的那個「革命年代」，當年全球革命的兄弟情誼可真不是開玩笑，在毛澤東大筆一揮之下，不只亞非拉的友邦得到了我們的好處，連工業先進國民主德國(東德)也要我們送貨馳援。

然而再細看下來，你又不得不贊嘆這真是場「天作之合」。

首先，利文斯通本來就有「赤肯」(RedKen)的稱號，他不只從不掩飾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向，更屢次以英國首都領導人的身份公開斥責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猛烈抨擊所謂的「反恐戰爭」。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地嚮記者抱怨，雖然貴為市長，實權卻很有限，所以只能在多元文化政策一類的東西上來點左傾色彩，對涉及財富再分配的硬東西則有心無力。偏偏倫敦這種以金融業為主的全球城市的特徵之一正是貧富差距極大，日益拉高的生活水平使得許多原居民大有長安不易居之嘆，怎樣減少貧民日常生活的開支確實是個問題。

其次，查韋斯從倫敦那裡得到的看似無足輕重，無非就是一些交通運輸、聚落保有、街道清潔和社區規劃上的顧問服務。可是別忘記倫敦乃是當今世界上市政服務做得最好的大都會，在利文斯通治下，不只交通秩序良好，而且更以上佳的形象包裝術奪得2012年奧運主辦權。對委內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來說，倫敦的經驗絕對有助於它的城市升級工程。

當然，這項奇詭的「石油援助計劃」歸根究底還是查韋斯外交戰略的一環。由於他公開的「反美路線」，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自由之家」等右翼團體的運作下，大部分的主流國際傳媒對他都沒什麼好話，不是將他形容為「拉美左傾白癡的回歸」，就是「新世代的‘高地猶’(Caudillos，一種拉美政治史上的強人類型)。就以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RCTV(加拉加斯廣播電視台)事件為例，許多媒體都報道過查韋斯如何悍然關掉這家親美電視台，如何壓迫言論自由；可是他們對於這家電視台依然運作良好的事卻隻字不提。為什麼?因為查韋斯只是拿走了RCTV的公共頻道專營權，但他還算遵從法律，依法而言，委內瑞拉政府是不能審查和關閉傳媒的。

所以，查韋斯必須屢出怪招，一方面搶鏡頭，另一方面突出自己的議題，以能源牌嚮伊朗等示好，是為了在美國及其盟邦外另拓平台；他把石油直接送給倫敦市民，則是為了樹立自己全球「新左」陣營的領袖地位。事實上這也不是第一回了，早在倫敦之前，他就「援助「過波士頓甚至紐約郊區的百姓。用這種方法搞人民外交，的確是突破國際媒體防線的巧招。

有意思的反而是利文斯通那一方。要知道歐洲左翼近二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革命的衝擊下，有嚴重的身份危機，尤其是英國新工黨喊出「第三條路「之後，左翼政治的核心價值更有日益模糊之勢。難得馬克思在天有靈，以查韋斯為首的拉美左傾新浪潮頓然成了全球左派的中樞。與他合作，可以叫英國政府尷尬(你看，咱英國的窮人要靠拉美支持，你平常都在幹什麼?)，對老左出身的利文斯通來說未必不是妙。

梁文道：誰在破壞市場？

【都市日報-兵器譜】深水有家經營車輪生意的商號，叫做「哨牙林膠輪公司」。店子雖小，但從一九六九年經營至今，到底也不容易。但它很快就要關門大吉了，它的老闆說：「諗返以前，我一路生活得好好，水災股災沙士都捱得過，估唔到比政府重建一手摧毀我咁多年根基，對我一家打擊好大。」

還有一個老太太，六十八歲的潘拾，她不只還能很好地照顧自己，而且開了一家「潘拾園藝」，去各家屋苑做「花王」。可是她說：「我唔識字，睇唔明政府信，回覆遲，就畀佢告上法庭。宜家政府收地，簡直係大地主強搶民女咁，仲成世界？為呢件事，我多晚唔，但一講到種花呢，咁我就精神。」

包括這兩家商號在內的眾多香港人，原本都在市場裏找到了獨特的「棲位」，利用深水舊區的低樓價和舊唐樓的實用空間，服務一群特定的顧客。他們是香港「市場經濟多樣性」的其中一環，他們和很多在中環打工的人沒有分別，相信這是塊充滿機會的寶地，只要肯努力，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惜他們所在的地方如今被命名為「K20」、「K21」、「K22」和「K23」，是一片有待清拆重建的區域。而他們口中的「政府」其實是負責收樓的半官方機構「房協」，「市區重建局」的夥伴。

既然這是一個市場，你來收樓，我有產業，大家交易沒有甚麼是不可談的。可是我們的房協和市區重建局都是很古怪的機構，和他們交易過的人都知道，他們給出的價錢並不是真正由市場決定的，而是「參考」市場價格。而且整個議價過程是保密的，各戶戶主不可對彼此揭露「政府」開出的價碼。

更神秘的地方是好些房委會前職員的行事作風無法令人聯想到一個正常的政府，他們更像一家追債公司。《南華早報》就報道過有一名住在深水重建區的老太太被人恐嚇，有個房協職員警告她要是再不搬走，再不趕快同意他們給出的條件，不只每天要罰一百塊錢，最後還會給人強行遷出。結果這位阿婆嚇得每日以淚洗面，我想請問房協這罰款的權力是怎麼來的呢？

如今這四個重建區的清遷計劃已經到了最後階段，還不願意妥協的商戶也被告上了法庭，因為他們用了數十年的地方已經成了「官地」。假如他們願意讓步，房協會負責他們的去處嗎？會替他們張羅一家新店址一個新住所嗎？不會。那麼賠一筆錢讓他們自己在同區找一個落腳點總行了吧？不行，房協叫他們搬了再說，賠償條件是日後的事。

我們不需要高舉「保育」旗號，也不需要說甚麼「社區網絡」這一類很多人覺得很虛幻的概念，我們要的只是很多人尊崇的「中環價值」：人人自力更生，跟隨市場經濟。為甚麼我們重建市區的手法可以這麼不文明這麼不遵從市場原則？為甚麼一群相信香港神話努力工作的小市民會落到這步田地？「中環價值」難道真的只適用於中環，而不適合深水？

梁文道：中環價值的深水實驗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猜即使是擅於點火的龍應台，一開始大概也沒想到她鑄造的「中環價值」會變得這麼紅，有這麼到人圍它迴響爭論吧。可到底甚麼叫做「中環價值」呢？卻是人言人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義。

例如《信報》的專欄作家王迪詩，最近就在一篇題為「捍衛中環價值」的文章裏把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拚搏精神也列入「中環價值」之一。她認為沒有這種價值，香港就不會有今天這個局面。她相信一套呂大樂說的第三代主流香港人所抱持的信念：「世上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香港社會有upward mobility，任何人只要經過努力，都有機會出人頭地。」

我很同意王迪詩的說法：「誰說有了中環價值，就不可以有深水價值？」，但是我很懷疑她信從的中環價值到底還有多大的普遍效用。難道香港真是一塊只要你努力，就算不出人頭地，至少也能好好活下去的地方嗎？

姑且不去談近日甚為流行的「M型社會」和「下流社會」，讓我們繼續以為香港仍是一個充滿上流機會的城市；也不要去動用傳統的社會學分析，把王迪詩的看法歸諸為少數成功人士(或者「既得利益者」)腦子裏的意識形態；就讓我們假裝這套價值觀是對的，然後把它放到深水檢驗一下。

大家都知道深水是個舊區，裏頭除了有很多老居民，還有不少老商號。那天我去參觀深水重建區老街坊的街頭藝術展，就很集中地看見一批其他地方已經很難見得到的商舖，例如一家專門替人訂造花牌的「新忠花店」，和一家已有一百○五年歷史的「劉成和醬園」。

這些老舖活到今天，必有自己的經商之道。他們多半就像王迪詩所說的，也是某種「中環價值」的跟隨者，相信市場，捉住機會，克勤克儉，才能用一間小店養活一家幾代。從他們的經營狀況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是競爭的生存者，因為他們的生意還在繼續，儘管沒有做大，沒有變成一個連鎖集團。

然而，這麼一群自力更生、努力撐起頭上一小片天空的香港人卻快要告別大家了，甚至還要跑去申領很不合「中環價值」、很容易被人扁視的社會救助。這是為甚麼呢？

梁文道：超級財團壟斷傳媒的年代

【南方都市報】這個世界上喜歡把原來很嚴肅的刊物變成媚眾取寵的小報的老闆，絕對不止是默多克一個人；和他一樣事必躬親總是要傳媒緊跟自己政治路線的，更是數不勝數；可是兼備這兩項條件，同時還要很有錢也很有野心地去建立一個傳媒帝國的，恐怕就只有默多克了。所以，默多克是令人畏懼，甚至叫人厭惡的。

默多克收購《華爾街日報》，最叫全球傳媒中人擔心的還不是這份大報日後的走向和質素，而是整個媒體世界的命運。

言論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體的條件來保證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媒體所有權的分散。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假如一個地方的傳媒機構大多被政府或單一財團壟斷，那麼，任何不利於這個政府或財團的言論就不大可能出現了。再假如那個財團還有很明確的政治取嚮，而且強硬要求下屬媒體跟隨，那麼，不只所有不同於這個取嚮的意見會被消音，甚至連有礙於傳播這個取嚮的一切訊息也極有被排除障蔽的機會。

就算這個財團沒有既定的政治立場，也不表示各種言論可以在它擁有的媒體上任意流布，因為它的生意太大太雜，所以它要顧慮的東西也就比別人多了。就以默多克當年下令取消曾經是「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錄合約一事為例，彭定康那本書的出版社HarperCollins其時還沒有開拓中國市場的打算，為什麼默多克要擔心中國方面的反應呢?那是由於默多克還有別的生意要在中國做，他不想為了區區一本書就失去了巨大的電影電視市場。如果HarperCollins還是一家獨立的出版社，或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難道除了默多克就找不到別的出版社了嗎?當然不是。除了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全世界還有時代華納等五六家大集團，它們合共擁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出版市場。而且要注意，它們都是跨媒體經營的，在出版以外，它們更龐大的生意是電影、電視、電台和網絡這些最賺錢的產業。這是個超級財團的戰國時代，誰想活下去，誰就要選擇依附靠攏的對象。所以，《華爾街日報》的主要對手，英國的《金融時報》最近也開始緊張了，急要找可以棲身的大樹。

這些財團大多來自美國，而美國的建國父輩都很瞭解言論自由與分散傳媒所有權的重要，因此依循他們的精神，美國曾經有各種限制傳媒壟斷的法例和規定，例如不准一家公司在同一個城市同時擁有電視和主要的日報，也不准一間公司在一個地區市場擁有多於兩家的電視台和多於六家的電台。這些規定是為了保證地方性的小媒體和媒體市場的多樣性，以免被一把聲音吞沒了整個資訊環境。

但是，以新聞集團為首的這些大財團卻出了一大筆錢在華盛頓搞游說，試圖說服當局放鬆管製。他們的理由是傳媒生意到底也是生意，既然做生意要依循市場規律，政府就不應該去限制他們做生意的自由和破壞價高者得的買賣本質。這些道理不只完全符合近二十年來稱霸全球的新自由主義，也是默多克等人天天利用旗下媒體鼓吹的「常識」，所以，那些原來擋他們發財的關口終於被一一攻破，幾家財團開展了瓜分天下的黃金之旅。值得一提的是，默多克聘用的許多說客本來就是負責管傳媒的退休高官，他給出的高薪對仍然在位仍然掌權的官員當然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他私下為美英政治領袖提供捐款，公開利用媒體為他們做宣傳的功績就更不用說了。

《洛杉磯時報》透露，默多克的下一個目標將是《紐約時報》。看來，全世界唱同一首歌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梁文道：《讀書》不可承受之重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大概沒有其它雜誌能夠像《讀書》這樣了，換個編輯也成大事，要勞動同行為它辦專輯，還在網上的論壇繼續爭論，把一次人事變動當作一個時代的轉折。從今年九月開始，我們就不會在《讀書》雜誌的編輯表上看到汪暉和黃平這兩個人的名字了。做了十年多的執行主編，他們把全中國最多人看也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刊物變成了最有爭議的一塊陣地。在他們的主持下，《讀書》不只討論話題，它本身就是一個被人討論的話題，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很多人口中的「看不懂」了。我有不少朋友都說自己很久沒看《讀書》了，理由就是看不懂上面刊的文章。《讀書》真有那麼難懂嗎？我這些朋友都是飽學之士，如果連他們都看不懂，還在買《讀書》的那十來萬人又是些什麼人呢？其實「看不懂」往往只是一個模糊的說詞，它真正的含義或許是「拒絕看懂」，也就是不想花時間和腦力去搞懂自己本來絕對有能力明白的東西。而這種「拒絕看懂」的態度背後又有好幾種可能。一是《讀書》常登的文章都不屬於自己感興的範圍，就好比一個對國際政治不感興趣的軟體工程師也可能「看不懂」巴基斯坦的政局分析。二是《讀書》果然變了，它關心的題目和它進入這些題目的方式確實和十年前不一樣了，說得再嚴重些，這可能是場典範的轉移，於是老讀者們就覺得自己跟不上時代潮流了。就像一個傳統左派過去談到什麼都說是「意識型態」，他今天可能就很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在講「話語」和「論述」了。

還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實實在在的風格問題。你看慣了十年前沈昌文主編的那種文人趣味，自然會嫌今天的《讀書》學術味太濃，政治關懷太強。文人趣味雖然也不是人人欣賞得了，但是學術的東西似乎更遠離群眾，政治的東西似乎更叫人覺得沉悶。所以在很多老讀者看來，不是他們拒絕了《讀書》，而是《讀書》拒絕了他們。如果他們願意，他們應該也能看懂，只不過他們不想把精力花在《讀書》上；真要深入鑽研後殖民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方案，他們何不直接去讀有關的專著和學報呢？在他們的心目中，《讀書》不該是這樣的一本雜誌。那麼《讀書》應該是怎樣的一本雜誌呢？這就牽涉到預期的問題了，編輯的預期與讀者的預期。身為一個老讀者，我覺得汪暉和黃平其實幹得不錯，讓我知道了不少中國學術界的新動向，和某批知識份子關心的新課題。但是我發現我很難準確地定位它。有人說它是中國版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但它又還有陳四益的漫畫與幾位上一代作者的憶往札記散文雜說。看來不只讀者們緬懷昔日的好風光，連編輯也不能斷然割捨過去的寶貴遺產。你把它當成書評雜誌吧，偏偏它的書評比例又少得很。它是份針對一般有教養的讀者的文化刊物嗎？有時候它又有一兩篇學術論文，而且文字也不清爽俐落。它是個學術論壇嗎？認真計較起來，《讀書》恐怕還不夠嚴格。細看種種關於《讀書》的非議，你就會發現那都是大家投射的期望。批評它被「新左派」把持佔據，不夠寬容，你就是在期望一份完全公開不設立場的知識平台（雖然這是不可能的幻想）。批評它的文字太過生硬風格太過學術，你就是在期望一本類似《紐約客》的文人刊物。批評它的書評數量太少種類有限，你就是在期望一本像《泰晤士文學增刊》或《紐約書評》那種正宗書評雜誌。《讀書》就像一盞阿拉丁的神燈，每個人都以為搓它一搓，就能滿足自己的三個願望。我覺得它真正的毛病就在於這十年裏想要滿足的願望太多，編輯的志向固然大，讀書們更是慾望無窮，於是走起路來左搖右擺把持不定。這讓我想起了很多人欽羨的《紐約書評》，其實它也飽遭惡評，其中一條罪名就是說它的立場太鮮明，不夠開放，作者來來去去就是那麼一堆人。所以有人戲稱之為《紐約彼此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s Books），今天你評我的書，明天我評你的書，你來我往，不亦樂乎。但是四十年下來，它就是堅持自己，於是才有一批偏向歐洲新左的作者投向了銳氣更盛的《倫敦書評》。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把自己心目中的雜誌加到了《讀書》頭上？這些願望是怎麼來的呢？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空間太過匱乏？或許這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梁文道：在YouTube裏看電視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我是個吃電視飯的人，但坦白講，我看電視的時間其實很少。而自從有了YouTube一類的網站之後，我呆在電視機前的時間就更少了，因為YouTube確實比較好看。

上個月YouTube裏最受歡迎的，一定是保羅．波特(Paul Potts)在英國電視節目《英國有料到》(Britain's Got Talent)上那首一鳴驚人的Nessun Dorma 了。這位相貌長得比我還抱歉，說話結巴口齒不清，而且一笑就會露出很不齊全的牙齒的胖子，本來是個鄉下地方的手機銷售員，從小就給同學欺負，是那種丟到哪裏都不會有人注意的家伙。然後他走上了這個英國版的《超級女聲》或《美國偶像》的舞台，平常出了名刻薄的評審問他：「你來這裏做甚麼？」誰曉得一身西裝剪裁極有問題的他竟然正色回答：「我來唱歌劇。」

接下來的故事，其實大家都早就知道了，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兩千多萬人看過這條短片。當時保羅．波特一開腔就叫評審呆得咬住了原子筆，而那首Nessun Dorma 到了最激昂的高潮時，全場觀眾都不能自已地跳了起來歡聲雷動。一個月之內，自言「從小到大只有聲音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的這個內向男子，不只贏得比賽的冠軍，有鉅額獎金，還可以在女皇御前獻唱，而且更火速出了處女唱片，熱賣全球。

你說這麼傳奇的故事好不好看？當然好看，它簡直是通俗勵志電影的真人版，每個人內心慾望的終極滿足。一個平凡的、屢遭挫折打擊的小人物，忽然在一次難得的機會裏展現出驚人的才華，成了全世界的明星。還有比這更感人的電視節目嗎？

妙的是它確實是個電視節目，只不過沒有YouTube，我們就不可能看得見；反過來說，要是沒有YouTube，保羅．波特和這個節目也不可能享有全球性的歡迎。這就是YouTube的好處和吊詭了。它的好處不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得意之作亮出來；它還能讓我們發現一些平日我們不能在電視裏看得到的節目，並且是最膾炙人口的精采片段。然而，一個做電視的人是應該感謝YouTube的威力無遠弗屆？還是痛恨它侵犯版權的肆無忌憚呢？

我發現自己也陷入了類似的困境。因為我做的一些節目其實是很小眾的，收視情況本來就令人擔憂，如今竟還有為數不少的觀眾把它拿到網上任人下載，這豈不是雪上加霜，更加打擊了大家在電視前守它的動力？可是，這個明顯侵權的作法又的確拓展了觀眾的範圍。其中還有一部分人不嫌過時，傳看半年前播出的節目，又等於延長了這個小眾節目的生命。這正正應了「長尾理論」的主張：在互聯網時代，再小眾的東西也有市場，再過時的東西還撈得住人。

很好，問題只是，我們還沒想到一個能在這種狀態裏保證賺錢的方法。

梁文道：縱慾年代的食物電影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我所看過的電影裏面，沒有多少部能夠比《五星級大鼠》（Ratatoille）更細緻動人地描繪出食物的美感，甚至味道。尤其片末那一道軟化了吸血殭屍般的食評家的「蔬菜雜燴」（也就是片名中的ratatoille），很明顯它是個「蔬菜雜燴」，有洋、番茄、茄子、絲瓜和青紅椒；但是經過了擔任顧問的美國名廚Thomas Keller的設計，它又和平常盛在盅裏的鄉野的「蔬菜雜燴」完全不同，反而像一個頂級餐廳裏拿得上桌的雕塑品，色彩明艷，而且泛出一股肉類的誘惑香氣。我懷疑有多少人能夠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不想立刻去家餐館好好坐下來大嚼一頓。

在我所看過的電影裏面，也沒有多少部能夠比《五星級大鼠》更詳細精密地描繪出廚房裏的世界，從廚師工作的姿態和手勢，一直到整間廚房的空間佈局，它都力求完整地畫出來了。我說它「詳細精密」，卻不敢稱它「準確」，只因我不是一個專業廚師，沒進過多少專業廚房。可是任何看過這部片子的普通觀眾大概都和我一樣，很願意相信《五星級大鼠》裏的廚房是真的。

作為一部動畫片，《五星級大鼠》向所有的電影提出了挑戰。假如現代的立體動畫技術能夠比傳統電影更出色地畫出很難用菲林拍出來的食物美味，那麼還有甚麼東西是動畫做不到的呢？假如《五星級大鼠》能夠比一般電影把巴黎的夜色處理得魅惑迷人，更貼近我們心目中的巴黎，那麼還有誰想看傳統鏡頭下的「真實」巴黎呢？

怎樣在電影裏傳神地拍出食物的誘惑，向來是個難題。很多作者採取的方法不是直接面對食物本身，而是處理人類對食物的誘惑。他們喜歡特寫食客咀嚼美食時的迷醉神情，吃飽喝醉之後那一聲滿足的嘆息。他們更喜歡用一個典型的故事結構，讓一名精於朱古力調製方法的神秘女子，或者一個外來的流浪大廚去融化整個村鎮長年累月的冰冷疲憊，重新燃起他們的生命熱情。

換句話說，包括經典《芭比盛宴》（Babette's Feast）在內的食物主題電影，莫不皆是以人對食物的渴望和反應來反襯出食物的美好。在這類電影裏面，食物發揮了觸媒的作用，偶而和家族的和解有關，更多是轉化人性的關鍵。因為對食物的慾望可以引發出人的開放，甚至是性慾的爆發。與其說這些作者想拍的是食物，倒不如說是食慾；與其說是正面地單純地看待食慾，倒不如說是把食慾當成一切有待解放的人慾的隱喻。

為甚麼他們不直接把食物當成對象？為甚麼他們要用演員的表情、聲音和動作去反映食物的美好，而不乾脆把食物本身的色香味傳達出來呢？首先這其實是個技術問題，直到上個世紀末，影視工業都還沒有發展出現代飲食節目的常用技巧，去專門放大烤爐上一塊牛肉發出的滋滋聲，以特殊的燈光技巧呈現新鮮蔬果的色彩乃至於上頭的水珠。《五星級大鼠》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只應用了複雜的電腦技術去直接表現一道菜的感官印象，更能使用只有動畫才做得到的方法來傳達人類對食物的敏銳感受（例如主角，老鼠Remy就示範過同時進食兩種食材的化合作用，原來那就像兩組不同願色的線條交互碰撞在一起）。

比起昔日著名的食物主題電影，你可以說《五星級大鼠》稍欠深度，因為它沒有觸碰傳統的人性主題，它沒有闡述食慾的重要，沒有拍出食慾怎樣勾引出了人的各種慾望。但正是這一點點出了這部動畫片的時代意義，在《五星級大鼠》裏頭，食慾不是一個問題，對美食的追求也用不辯護，它早已是一個人人接受人人瞭解的東西了。這就是我們的時代，飲食節目和雜誌多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大家都愛吃，而吃是沒甚麼不對的。食慾橫流，眾生皆爽，不只人愛美食，連老鼠也是。既然沒有人不喜歡吃，我們還用得強調吃的誘惑嗎？別忘了《五星級大鼠》是動畫片，它的觀眾群裏少不了兒童，這是否意味我們很快就會有針對小孩的飲食節目和飲食專欄了呢？小孩要的不再只是吃的健康，他們還要美食。

梁文道：超級財團壟斷傳媒的年代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個世界上喜歡把原來很嚴肅的刊物變成媚眾取寵的小報的老闆，絕對不只是梅鐸一個人；和他一樣事必躬親總是要屬下傳媒緊跟自己政治路線的，更是數不勝數；可是兼備這兩項條件，同時還要很有錢也很有野心地去建立一個傳媒帝國的，恐怕就只有梅鐸了。所以，梅鐸是令人畏懼，甚至叫人厭惡的。

梅鐸收購《華爾街日報》，最叫全球傳媒中人擔心的還不是這份大報日後的走向和質素，而是整個媒體世界的命運。

言論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體的條件來保證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媒體所有權的分散。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假如一個地方的傳媒機構大多被政府或單一財團所壟斷，那麼任何不利於這個政府或財團的言論就不大可能出現了。再假如那個財團還有很明確的政治取向，而且強硬要求下屬媒體跟隨，那麼不只所有不同於這個取向的意見會被消音，甚至連有礙於傳播這個取向的一切訊息也極有被排除障蔽的機會。

就算這個財團沒有既定的政治立場，也不表示各種言論和訊息可以在它擁有的媒體上任意流播，因為它的生意太大太雜，所以它要顧慮的東西也就比別人多了。就以梅鐸當年下令取消彭定康回憶錄合約一事為例，彭定康那本書的出版社HarperCollins其時還沒有開拓中國市場的打算，為甚麼梅鐸要擔心中國政府的反應呢？那是由於梅鐸還有別的生意要在中國做，他不想為了區區一本書就失去巨大的電影電視市場。如果HarperCollins還是一家獨立的出版社，或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難道除了梅鐸，就找不到別的出版社了嗎？當然不是，除了梅鐸的「新聞集團」，全世界還有「時代華納」等五、六家大集團，它們合共擁佔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出版市場。而且要注意，它們都是跨媒體經營的，在出版以外，它們更龐大的生意是電影、電視、電台和網絡這些最賺錢的產業。這是個超級財團的戰國時代，誰想活下去，誰就要選擇依附靠攏的對象。所以《華爾街日報》的主要對手、英國的《金融時報》最近也開始緊張了，急要找可以棲身的大樹。

這些財團大多來自美國，而美國的建國父輩都很了解言論自由與分散傳媒所有權的重要，因此依循他們的精神，美國曾經有各種限制傳媒壟斷的法例和規定，例如不准一家公司在同一個城市同時擁有電視和主要的日報，也不准一間公司在一個地區市場擁有多於兩家的電視台和多於六家的電台。這些規定是為了保證地方性的小媒體以及媒體市場的多樣性，以免被一把聲音吞沒了整個資訊環境。

但是以「新聞集團」為首的這些大集團卻出了一大筆錢在華盛頓搞游說，試圖說服當局放鬆管制。他們的理由是傳媒生意到底也是生意，既然做生意要依循市場規律，政府就不應該去限制他們做生意的自由和破壞價高者得的買賣本質。這些道理不只完全符合近二十年來稱霸全球的新自由主義，也是梅鐸等人天天利用旗下媒體鼓吹的「常識」，所以那些原來擋他們發財的關口終於被一一攻破，幾家財團開展了瓜分天下的黃金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梅鐸聘用的許多說客本來就是負責管傳媒的退休高官，他給出高薪對仍然在位仍然掌權的官員當然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他私下為美英政治領袖提供捐款，公開利用媒體為他們做宣傳的功績就更不用說了。

最新消息，8月13日的《洛杉磯時報》透露，梅鐸的下一個目標是《紐約時報》。看來，全世界唱同一首歌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梁文道：邪惡的梅鐸

【都市日報-兵器譜】給人罵了幾個月之後，梅鐸終於在八月九號開腔回應：「在收購《華爾街日報》的這三個月裏，其中一件最辛苦的事就是面對批評了，那些刻薄的語言只適用在搞種族滅絕的獨裁者身上。」他也沒說錯，在《華爾街日報》將被他收購的消息傳出之後，不只網上的另類媒體大肆攻擊這位「邪惡大亨」，連許多備受尊重的主流傳媒也不放過這個「澳洲來的騙徒」。其實早在這樁震動全球媒界的大事發生之前，梅鐸的「邪惡」形象就已經家喻戶曉深入民心了，甚至連007系列電影其中一集的反派角色也是用來影射他的。

梅鐸到底做錯了甚麼？根據一些反對者的說法，他的罪行簡直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所以還真有好幾本書即要用上數百頁的篇幅來羅列他的惡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他降低了新聞的水準，例如他旗下的《紐約郵報》和《太陽報》都是擅長販賣腥羶色甚至不實的馳名小報，而他的旗艦電視頻道「霍士」(Fox)則不只立場偏頗，還常常把新聞弄得像是娛樂表演一樣，乃當今「資訊娛樂」(Infotainment)潮流的表表者。

自從「九一一」之後，他的「新聞集團」更全力替美國新保守派護航，一方面歌頌出兵伊拉克的決策英明正確；另一方面則攻擊反戰分子，把他們形容為「自由的敵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外，他也緊緊跟隨鷹派的腳步，例如2006年中以色列轟炸黎巴嫩開啟的戰事，就被他擁有的一份澳洲報章說成是，「以色列慷慨地送了一個大禮給黎巴嫩」。

對所有「反恐戰爭」和英美保守派的反對者而言，梅鐸固然是個大敵。但有趣的是，《華爾街日報》的言論也一向以保守派著稱，在經濟上他們主張政府盡量放寬市場管制，與梅鐸的新自由主義立場非常接近；在政治上，他們讓像John Yoo這樣的鷹派學者發表了許多支持布殊擴張總統權力的文章，在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幕僚利比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之際，還堅持為他辯護，這也應該很合梅鐸的胃口。既然如此，梅鐸收購臭味相投的《華爾街日報》難道不是一次天作之合嗎？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擔心《華爾街日報》會被玷污，而自由派則痛罵梅鐸的野心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原來擁有《華爾街日報》的班氏家族一直被認為是美式報業家族的代表之一，比起其他的家族控制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他們對編輯自主的原則守得更緊，盡量不去干涉編輯的言論立場和運作方式。此外，《華爾街日報》還是一份出了名的性格分裂的報紙，它的社論和其他言論版上的內容固然非常右傾，可是新聞卻相當獨立，甚至有和評論版對幹的勢頭。據說新聞部的記者們私底下還會把評論部稱作「納粹黨」。反觀梅鐸，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新聞集團」一百七十多份報紙在「反恐戰爭」期間發出的幾乎是同一把聲音。當年他收購英國的《泰晤士報》時也曾像現在買《華爾街日報》一樣，答應公眾絕不改變編採獨立的傳統，最後還是食言收場。

更重要的是，是《華爾街日報》的保守乃一種價值上的保守，他們自有一套「自由市場與自由人民」的社會哲學。而梅鐸的保守似乎只不過是種現實利益的需要，當戴卓爾夫人主政英國的時候，他就站在保守黨那邊；當工黨在大選穩操勝券，他就離棄了保守黨的候選人。近日的新聞，則是在他私下贊助的美國右翼的眼中釘希拉莉．克林頓，一個和他保守「理念」截然不同的「自由派」政客。此外，《華爾街日報》出於自己的價值觀，時常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今年使它奪得普立茲獎的一篇報道就是一份大談中國市場經濟副作用的調查報告。梅鐸這位許多新保守主義者眼中的同路人，卻曾在1998年下令屬下出版社，取消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錄的合同，只因當年的彭定康還是中國政府口中的「千古罪人」，而梅鐸還有很多生意想做。

梁文道：保衛皇后是反殖民

【亞洲週刊】保留皇后碼頭不是依戀殖民地，正如保留慰安所不是懷念日軍殘暴。拆卸歷史文物才是殖民政權的習慣。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六點，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子來到香港中環皇后碼頭，他跪在人群最前方，對著十幾部攝影機，雙手舉起一張事先寫好的標語，上面寫著「支援政府拆卸皇后碼頭」。在他背後，幾乎整個碼頭都是和他立場相反的人，包括在此露宿達數個月之久的「本土行動」和三個已經絕食一百小時的年輕人、兩百多名到場聲援他們的市民。那位孤立的「反對派」是否太過冒險？他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呢？然後我們看到一個瘦削的女孩走了過去，坐在他的身邊喁喁細語。四個小時以後，這位男子終於站了起來，收起自己的標語，拍一拍褲子，和那個女孩握了握手，轉身離去。女孩回過頭來平靜地告訴好奇的同伴：「我只不過是向他解釋了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其實幾個月以來，堅持保衛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一直在做的就是解釋，利用貼在碼頭柱子上的海報，和自己的嘴巴。他們也的確需要解釋，因為他們的訴求不只特區政府不理解，甚至對整座城市而言也是陌生的。他們想要保留皇后碼頭，這是香港不懂的；政府想要拆除皇后碼頭，這是香港懂的。因為拆掉老建築，填海、賣地、修路、方便交通、促進經濟發展一直是香港百年發展的根本邏輯；而保育文物則是這套邏輯的異己他者。

皇后碼頭的建築不只不優美，甚至還有點簡陋，可它卻是當年英國皇室成員使用的碼頭，及戰後九名港督首次登陸香港的地方。在整段殖民地歷史當中，這個碼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難怪有人批評「本土行動」，說他們是在懷念殖民歲月。然而，保留殖民色彩濃厚的建築就真的是在依慕殖民政權嗎？那麼保留日軍留下的慰安所又是不是捨不得日軍的殘暴呢？

情況或許正好相反，拆除皇后碼頭的做法反而才是殖民政權的行事習慣。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直以來最致力於毀棄殖民建築的恰恰就是港英政府自己，香港史上最美麗雄偉的古典西式建築幾乎全是港英推倒的。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殖民政府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記憶，它需要的只是清理出更多的土地，為當年仍以英資為主的地產商牟取最大的利益。久而久之，香港人都已習慣了老建築的消失，習慣了不能告訴子女自己當年住過的老房子何在的失憶狀態，因為大家都明白香港最大的工業就是生產樓房的地產業。拆舊，填海，賣地，蓋樓，這個循環不斷重複，難怪學者阿巴斯（Ackar Abbas）要說，香港是個「不斷消失中的城市」了。

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因此是一場非常顛覆也非常難以理解的運動，它違反了這座城市熟知的邏輯，它高談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價值」也不能直接被換算成港幣。而且它不僅反對香港城市空間發展的根本原則，還反對這個地方執行空間規劃的方法。

香港政府一直宣稱，皇后碼頭的拆除與整個中環填海計劃早就經過了十多年的詳盡研究，其中還有多次的諮詢和磋商，所以它的決策是有合法性的。然而，它所謂的諮詢一來不夠公開透明，除了少數專業團體，大部分市民都被蒙在了鼓裏。其次，文物保育也從來不是它研究和諮詢的重點，那是因為當年它還不知道文物保育有什好談的。針對這點，「本土行動」提出了對香港來說非常新鮮的「參與式規劃」，也就是讓普通市民一起參與過去全為官方、專家和商人所主導的城市規劃過程，將生活空間與都市景觀的決策權力讓位給市民主體。

所以，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又在另一個層面上和香港政府發生了衝突。為了尋得自己這種立足點的歷史根源，他們經過多個月的追索，結果發現皇后碼頭雖然是殖民權威的象徵，但它卻被數十年來的反抗運動挪用為殖民地子民的另類公共空間。從著名的「反天星小輪加價」、「左派反英抗暴」開始，皇后碼頭和與之相連的愛丁堡廣場就是示威者靜坐，集會和絕食的地方。因此保衛皇后碼頭就更不只是單純的文物保育了，它還要守住香港人抗爭傳統的遺緒。

舊與新的對決，就是「皇后之役」的根本意義了。「本土行動」這群年輕人不只活在另一個世代，而且還挑戰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來確信不疑的價值觀與政府慣性的行政風格。特區政府面對這麼新異的社會運動，只能用最傳統的手法去清除守在皇后碼頭的示威者。但是面對「皇后之役」點起的火苗，面對未來更多的同類的保育運動和社區運動，它又該怎麼辦呢？■

梁文道：老店的絕種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幾年前從書上學來「景觀失憶」這個概念，覺得真是好用，特別是在香港，於是就常拿來考考學生。比如說我很喜歡問一些年紀比較大的：「你記不記得在還沒有地鐵的年代，金鐘是個怎麼樣的地方？不記得了嗎？想像一下，除去那些商業大樓，也沒有商場」。十個裏頭有九個都想不起來了。對年輕一點的，我就會問：「『又一城』出現以前，九龍塘火車站的外圍是什麼地方？那裏有些什麼？」結果證明了年輕人的記性通常不如老年人，我問了那麼多年，竟然沒有一個人答對。這就叫做「景觀失憶」了，當一些我們曾經天天路過熟若無睹的地方漸漸發生變化，我們是感覺不到的，就像最後一個發現你胖了的人往往是自己家裏人一樣。不只感覺不到，我們甚至還會忘記滄海化成桑田之前的那一片汪洋浩瀚，我們會忘記那些兩天前仍然存在的地標。悲觀點說，兩年之後，我們可能就不再記得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原來的模樣與位置了。

就像現在，我在許芷盈的《重見．重建》裏讀到深水一家專門替人做花牌的新忠花店，才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見過花牌了。可還記得什麼是花牌嗎？那種搭在大樓外牆或者廟會棚架上面，用來慶賀店舖開張，天后寶誕或者婚事壽宴的大招牌，最大可以達到十多呎乘二十多呎的面積，上頭一定有紅色或者銀色的字體，周圍裝飾了各種塑料或者紙張做成的花樣，十分地土氣，但也十分地喜氣。

十多年前，有外地朋友來遊，專門拍下這些看起來都很像其實卻又非常繁雜多樣的花牌，是他教懂我它們的獨特：「這真是嶺南文化的特色呀！現在的廣州也找不了，只有香港還保存這種習俗。多麼奇怪，如此現代化的大都會，竟然還有這麼傳統的東西。香港真是個可愛的地方。」

許芷盈把新忠花店當做「民間歷史記載者」。這是個有趣的說法。你看「大展鴻圖」這四個字吧，是花牌的常用語，總是一個字貼在一塊圓板裏頭，砌在花牌的正上方，送給任何行業應該都很恰當。原來不，根據新忠的老闆黃乃忠，「大展鴻圖」絕對不能用在理髮店，「因為『展鴻』跟『剪紅』二字同音，紅又代表血」。為什麼很多茶餐廳都叫做「新ＸＸ」呢？常給茶餐廳做花牌的黃老闆自然明白：「以前的茶餐廳如果轉讓給人，第二手的老闆多數略為裝修，便會在原有的舖名前面加個『新』字，就繼續營業」。原來是為了吸引老主顧舊街坊，讓他們以為經營者還是上一手老闆。

多少老行業的故事，多少民間習俗的來龍去脈，就這麼保存在一家老舖的花牌裏了。除了花牌店，許芷盈還走訪了醬園、車房和報紙檔，她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遊歷深水的老區，為的就是做個見證，把香港人曾經習慣的日常風景記錄下來。或許未來的某一天，當這片被市區重建局命名為「K20」、「K21」及「K22」的地帶換成了一群簇新的高樓，我們就會忘記這些地方、這些行業，甚至某種生活方式了。以「朱記樓梯報紙檔」為例，這是家老式唐樓大門口的報販，它存在的條件繫於「樓梯口」；但是當現代「酒店式大堂」紛紛取代了可能沒有閘口的老唐樓，這類我們曾經非常熟悉的街頭風景又怎能不消失呢？或許我們覺得現代的保安管理做得比較好，但別忘了「樓梯口」的報販其實也曾守護了不少人家，他們不只留意陌生人的出入，而且還會在你沒帶零錢的時候給你換幾塊銅板，在你忘了拿傘的雨天借你一把舊傘。

老行業就像瀕臨絕種的生物，我們的城市就和大自然的生態系統一樣脆弱，這裏頭充滿了環環相扣的敏感連繫，斷了一條鏈，少了一個棲位，整群物種就活不下去了。為什麼新忠花店的活路出現危機？因為它就快被遷拆了，而市區裏的新樓不只租金貴，也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容它存放最少十呎長的花牌部件。更無奈的，是有不少店舖和酒家就算想沿襲傳統，也根本用不上花牌，原因是現代玻璃幕牆大樓的外表太過光滑，沒有花牌棚架落腳的地方。這個城市，看起來很大，但容得下奇花異草的空間卻已不多了。

梁文道：香港良民考

「香港良民考」是一個在明報連載的評論系列，我希望在這裏總結自己對於主流論述中呈現的一種香港人類型的思考，歸納其他評論家和學者的相關說法，以便於我們在日後呼喚另一種香港人主體性的工作展開。以下文字經過修改，與原載情况略有不同，請大家留意。

一.刁民與良民

拙作〈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刊出之後（《明報》2007 年8 月2 日），幸蒙曾鈺成先生垂注，在亞洲電視的評論節目《你有理講》花了好幾分鐘回應。他先是說： 「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來守住皇后碼頭班後生仔咁有料到喎」，然後對準我說朱凱迪懂波斯文這點，推論「原來要懂波斯文才有資格談保育，那麼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談保育了」。最後，他還加了一個按語： 「既然全港市民會波斯文的人這麼少，那麼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選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過拙作的讀者都知道我的邏輯絕非要先學會波斯文才有關心文物保育的資格，聰明的曾鈺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誤會這點。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貫的幽默手法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理論太過深奧了，所以市民大眾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此市民大眾也就很難同意他們的行動了。本來曾先生意在調侃，我是不應該很不識相地認真回應的，可是他這番言外之意卻又很值得引申探討，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從他的說法開始，研究一個對香港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課題。

執筆之際，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剛剛傳出。在香港「愛國愛港」的陣營裏面，馬先生可說是出類拔萃的英才，他的離去不禁令人替這個陣營的未來擔憂，到底「青年民建聯」培養的接班人現在身在何處？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又有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價值觀，對它有個確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碼頭事件」為例，《文匯報》的周八駿先生也已經看到「政治代溝」的問題了（見《文匯報》07 年8 月8 日），民建聯呢？多年以來，蔡素玉議員從樹木的保護一直關心到海港的規劃，而「嫻姐」陳婉嫻投身九龍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更是少說也有10 年了，為什麼擁有這兩名女將的民建聯不只搶不到近期熱門的「保育」議題主導權，甚至還給人一種反對「保育」的印象呢？何以這兩位議員都曾表態支持「本土行動」捍衛皇后碼頭的主張，最後卻分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上棄權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樣，衷心盼望「愛國愛港」力量的壯大，這時候恐怕就不會把時間花在報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實曾先生還真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有不少市民都覺得「皇后碼頭事件」很無聊。因為這個碼頭既不優美也沒有太過長久的歷史，更何况保存它還會阻礙發展，使得中環的交通更為堵塞。不過，只要稍稍花點工夫看過「本土行動」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該曉得不僅填海修路與保存碼頭沒有衝突，這座不太起眼的建築更是別有一番歷史價值。關於歷史價值這點，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讓大家辯論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樣，覺得對方的說法太過玄奧抽象，脫離了一般大眾的理解範圍。

回顧整個討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保存碼頭的論者與對這個課題不感興趣的市民，其實都沒有認真看過聽過另一邊的論據，所以真正嚴肅的論爭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動」的說法太深奧，還是大家不願意去聽呢？我同意葉秋兄的意見， 「保育」一方的確沒能成功地把論點包裝成容易消化和售賣的信息（見《明報》2007 年8 月3 日論壇版）。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願意去聽另類意見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參與辯論，但卻不願去聆聽和理解對手的論據呢？先撇開複雜的心理因素不談，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守在皇后碼頭的那群年輕人看成了不用理會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這塊地方，大家很習慣地把示威集會的人當作「有破壞沒建設」的搞事分子，動輒批評他們的行為太過激進失去理性。用張健波兄和馬家輝兄的字眼，這種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過來說，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對齟幹，最多偶而寫信投訴的則是「良民」了。比起激動的「刁民」， 「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還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預判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還用得齟聽嗎？所以我們在整場「皇后碼頭事件」裏最常聽見的一句批評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係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麼，但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肯定他們是破壞大局的滋事分子，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曾鈺成先生那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似乎在代表市民大眾中的「良民」說話： 「我都唔明你班人講乜」；同時則在這種代表關係上用言語反過來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這也是我們很常見的論述方式，也就是讓自己先和普羅大眾掛鈎，再把普羅大眾形容為一種既聽不懂深奧大道理，也不願意去聽懂它的普通人。在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我讀得書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斷重複出現在媒體之中。談到文化藝術，固然有一些本身飽讀詩書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奧，啲香港人唔明」奉為金科玉律；至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同樣有很多政客和意見領袖喜歡把香港人說成一種只是關心個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沒興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懷疑這種「良民」是昔日香港社會的主流，但我們也應該小心這種「良民」的形象是怎麼被塑造出來，乃至於被認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了，他沒有正面回應對手的論點，卻把注意力放在怎樣拔高對手的形象，將他們描述成一群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很有趣的是這4 個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貶義詞），然後再自比為普羅百姓的一分子，以便製造「你的道理沒人要聽」的效果。

為了豐富我們對這類「香港良民」的理解，我還可以再引用另一個例子。在各種批評「本土行動」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 「中環舊郵政總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價值嗎？為什麼你們當年不站出來，現在卻要去皇后碼頭搞事呢？」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強調年紀的差別，現在主張保留皇后碼頭的年輕人當年要不是還小，就是根本還沒出生；除非有時光機器，否則你怎樣叫一群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去守衛早已拆卸的郵政總局甚至尖沙嘴火車站呢？

但這個問題更有趣的地方在於提問者似乎不反對保育的重要，他只不過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應該被保留下來罷了。我建議所有抱持這類想法的人都該拿這個問題反問自己：如果利舞台、郵政總局和尖沙嘴火車站那麼美好那麼有價值，為什麼當年我不發聲捍衛它們？為什麼當年我不站出來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當年我們並不看重保育的價值。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在有機會為利舞台的保存做點事的年代都沒有走出來，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聲中消逝遠去。然而這正好也證明了保育確實是個新觀念新價值（起碼對香港的主流社會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標。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問這種問題的人當年就很憐惜舊建築舊空間，為什麼那時候他沒有試著提出過反對的意見？為什麼不願意以行動抗拒當局的行動呢？事實上，這種問題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種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圖改變現實，更不要反對當局的作為。如果政府設有某些上達民意的渠道，儘管它的效用成疑，我們也應該好好配合。如果政府並沒有就著我關心的議題廣開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認命，承受失落。總之我們不能在一切現存的機制以外說太多話，搞太多行動，否則我們就不是「但求搵兩餐晏仔」的小市民了。


二. 小心政治

在最近紮鐵工人的罷工浪潮裏，最常聽見的其中一個評語就是「慎防政治化」了。什麼叫做「政治化」呢？原來只要有工會介入，而恰巧這些工會又是參與選舉的政黨性組織，這就叫做「政治化」了。為什麼我們要小心「政治化」呢？據說是因為工人的訴求一旦和政黨拉上了關係，一旦變得「政治化」，事情就會變得更複雜，更不容易解決了。雖然沒有多少人能夠說得清楚事情為什麼會變得複雜，也沒人能仔細說明它到底如何複雜；可是這種言論我們卻聽得很順耳，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很不喜歡「政治化」的東西。

為什麼誓保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能夠得到這麼多的同情，即使是立場截然相反的政府官員也不得不稱讚他們的熱血呢？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夠「單純」，所謂「單純」指的就是沒有政黨背景。如果這件事的搞手不是一群自動自發的市民，而是政黨或相關組織，它就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關注和同情了，因為它會變得很「政治化」很複雜。

問題是假如紮鐵工人的罷工沒有政黨甚至沒有工會的參與，它就不算是政治了嗎？有些論者建議政黨應該縮手，留出空間讓政府去周旋，難道政府的介入就不是政治嗎？

進而言之，直接讓工人和商界去談判難道不也是一種政治嗎？更準確地說，一個有工會組織工業行動的環境，並不比一個沒有獨立工會去帶頭搞事的地區更「政治化」（例如內地）；它們只是不同的政治罷了。一個容許工會活動的地方與一個不容許工會活動的地方的差異，不在於前者有政治而後者無政治，卻在於兩地政治的不同。政治，總是和利益的界定與分配有關。在一個工會相對自主的地區，有人代表工人的利益，使得權益的分配鬥爭變得比較複雜也比較均衡。在一個壓抑工會發展的地方，工人的利益也連帶地被壓制了，這時它的利益分配遊戲會變得比較簡單但也比較偏頗。

過去10 年以來，有不少商人都嫌香港變得太「政治化」，發展速度快要比不上上海等內地大城市了，最明顯的例子是土地的取得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動輒就有人出來干擾反對，阻礙從前易如反掌的既定程序。可是放眼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有哪一個地方的土地收購程序是像香港這麼簡便的呢？有哪一個地方的政府是像香港這麼傾向商界的呢？就以近年相當受香港小資歡迎的東京六本木山為例，在它的整個重建改造過程裏面，光是與原有住戶磋商談判就花了10 年以上，這是否表示東京的環境很「政治化」呢？反過來看，這些人擔心香港老是議而不決，建設發展的進度恐怕很快要被內地趕上了。難道他們覺得像上海那樣，讓周正毅在陳良宇的庇蔭底下，完全不用理會居民的感受和訴求，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拆遷取地的程序才叫「進步」才不叫「政治化」嗎？

為什麼有工會介入的示威遊行，我們會憂慮它被「政治化」；而沒有工會組織中介，讓個體工人直接暴露在資方權貴面前的安排，我們就不怕這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呢？這裏頭其實有著「政治的雙重禁忌」。

首先，主流香港人一向就視政治為骯髒的穢物，把「政治化」當成一句罵人的粗話，人人退避三舍。最諷刺的是連許多明明自己在從政的人也要警告大家不要過分「政治化」。前特首董建華，更總想給人一種他其實不是搞政治的人的印象，彷彿這才像一個毫無私心的領袖。這是第一重禁忌，先把政治妖魔化，讓大家不願輕易觸碰。

其次，我們習慣把政治圈定在一個很狹小的特定範圍裏面，將很多本來就屬於政治範疇的東西非政治化。比如說工人的示威集會就是一種政治，而工會的參與則使得它更加政治化了；相反地，如果工人坐在房間裏和資方談判，即使有政府的中介主持，那也不算是政治。因為我們很詭異地將政府當成一具行政管理機器，一個服務市民滿足大家需要的中性機構，卻不認為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管治組織。英國殖民當局最成功的其中一項作為就是令大家以為政府是個超然於一切利益之上的仲裁者和管理者，它只負責行政卻與任何政治立場無關。誰要是有心阻撓它的運轉，誰就是在搞政治。這就是政治的第二重禁忌了，將許多政治遊戲的方式與過程命名為行政程序，用「共建繁榮」或「謀求繁榮」一類假大空的詞語來掩蓋既定的利益取向；然後就可以把有異於這一切的干擾因素歸在該譴責的「政治」名下了。

所以當我們警告工人們不要太「政治化」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為他們劃下一道不可踰越的界限。界限以外，就是一個很可怕的領域了，那不是一個正常香港市民該去的地方。

梁文道：大師的黑洞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是錄影帶的同代人，也就是說許多傳說中的電影，我都是從錄影帶上看回來的。在我前面，是去電影院的那一輩；在我後面，是用光碟看戲的那一批；再接下來，就是你們了，從網上下載視頻的年輕人。

由於代溝，或許你們不明白死在同一天的英瑪．褒曼與安東尼奧尼為甚麼會被前幾代的人稱作大師。且容我解釋幾句，而且是用最現實也最物質的方法去解釋。

雖然我透過錄影機看過不少好電影，可是那個年代，八十年代，到底不像今天，很多片子並非唾手可得。尤其對我們這些窮學生來講，要花上幾百塊去外國訂一卷錄影帶回來實在太不容易了，而盜版錄影帶的選題與數目還都十分有限，所以幾乎一切大師的作品，我們都是先聽說過，然後才看見。在親眼目睹英瑪．褒曼的作品以前，我已經「知道」了他的主題，例如死亡、宗教與生命的終極意義；在實際體會過他的燈影魔術以前，我彷彿已經「看到」了他那北歐式的光線敏感。所謂觀影，其實是種印證。

我們不流行也不可能自己搜全想看的作品，自己翻錄。第一次看褒曼的《沉默三部曲》，是在同學的家裏頭，他不知道從甚麼地方搞來了這三部電影，很隆重地向大家宣告要搞一個小型觀賞會。於是就有一伙人盤腿坐在地上，擠在電視機前面，吃力地讀解模糊的英文字幕。或許看懂字幕的難度比較高，所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影像上，看那張臉孔漸漸沉入黑暗的過程。

我們力圖讓電視變得比較像電影，我們關燈，靜默，絕不倒帶，更不可能快速向前；可是我知道，這都不是真的。因此只要有機會　聽說有哪一部名作會在戲院重放一場，即便是餓一天的飯，走一天的路，我也要把錢省下來，去預備那一場黑色的祭祀。對，是祭祀，我常常懷疑大師的存在，端賴於我們這種不一定等得到甚麼的漫長期待，和莊重苦修得近乎犧牲的信念；正如神，衪往往只出現在祭祀之中，不是有神所以我們祭祀，而是我們祭祀所以有神。

由於代溝，由於過去的這種虔敬體驗，由於那些為數不多但每一位都已被供養在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所以我不是很明白今天的「大師」是怎麼回事。這難道不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嗎？只要不怕犯法，沒有甚麼電影是看不到的，你可以在看完九小時的 Shoah 之後接一部《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麼方便，這麼錯亂。等待？等甚麼？等檔案下載的那幾分鐘嗎？

為甚麼在這個不用等待，因此期盼的殷切也成了一種傳說的今天，大師反而多了呢？難道只要拿過一次金棕櫚或者金獅，就能做大師了嗎？過去，我常以為大師是和緩慢相關的，沒想到在連速度也失去意義的今天，卻有一場大師的爆炸，隨手一指，每一顆星都是。

在這無盡的夜空，英瑪．褒曼與安東尼奧尼，他們不再發光，他們是看不見的黑洞，巨大的引力牽引星雲的走向。

梁文道：火的祭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據說縱火狂是最隱蔽的一種罪犯，他的外表普通，如你我一樣，混跡人群之中，有正當的工作平常的生活，難用肉眼辨認出他的危險。

香港人這麼喜歡「燒食」，我懷疑這是因為我們都是隱匿的縱火狂。

二十世紀最另類的法國哲學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曾經說過：「火的禁忌是種社會禁忌。在它還沒燒疼你的手指之前，它就先打了你的手」。他想說的是雖然我們都有本能反應，手指才碰到火焰的邊緣，就會自動地縮回來。可是早在我們的幼年，父母就不准我們隨便玩火了；只要你敢把指頭伸向火焰，他們一定會立刻打你的手，教訓你火的可怕。這就是火的社會禁忌了，你用不親身體會火的危險，大人自然會先行訓誡我們，讓我們自小知道火焰這回事真是「掂親手指痛」。

所以玩火之樂在於逾越禁忌，不讓你玩，你偏要玩，而且還玩得十分過癮。就像中秋節「煲蠟」，年年都嚴禁，但年年都有小伙子煲得興高采烈。回頭細想「燒食」這種香港人的郊遊文化，在一片山林綠地之中，大家偏偏要放火，這裏頭難道沒有一點偷偷摸摸的縱火快感嗎？

最妙的是我們其實一點也不鬼祟，恰恰相反，我們「燒」燒得十分正大光明。因為准許我們這麼做的不是別人，而是平常嚴禁生火的政府。連一般餐館的廚房都領不到牌照燒炭煮食，政府卻允許市民在得之不易保護更難的郊野公園裏公然戲火，這難道不是一個特殊的合法宣洩管道嗎？宣洩甚麼？當然是我們從小就深深埋藏在心裏的縱火慾望了。這種慾望是原始的禁忌，甚至是一切社會禁忌的始源之一，因為在先民的生活裏面，火災往往是最可怕最不易控制卻又最有機會預防的人禍。從另一個角度去看，與火接近則是最危險最具誘惑力卻又最要偷偷地幹的遊戲了。所以除了大家熟知的普羅米修斯盜火送人的神話之外，大部分文化也都把火的起源說成是種偷竊行為的結果。

「燒食」的迷人，還與一種轉化的過程有關。在火鍋以外，還有那一種進食方式能讓人觀察和參與整個食物變化的過程呢？比起火鍋隔了一層沸水，燒烤更直接也更古老，我們圍爐火，一人一根鐵叉，眼睜睜地看一塊肉的顏色漸漸轉深，聞一股原始人都曾聞過的香氣漸漸飄出。我們的這種姿態與幾萬年前的先人沒有多大分別，這就是最早的煮食方式了，所有廚藝甚至所有食物的起源。

尤其在夜幕初垂的時候，四週景色彷彿在明暗之中，「燒食」的人就像舉行一場古老的祭典，圍繞爐火，注視爐火，看火舌的吞吐跳躍，看火星的飛散與煙滅。這時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看到了一種彷彿被封禁已久的神秘力量，宇宙誕生的奧義，甚至由此陷入沉思之中呢？所以「燒食」雖然是種熱鬧的派對，但它也是種沉默片刻特別多的派對，對火焰的人縱使再多言再亢奮，他也難免有莫名其妙的出神經驗。呆呆看火，身在此世，魂遊遠方。

梁文道：獲救工人應該感謝誰

【都市日報-兵器譜】河南陝縣支建煤礦的礦難，在全中國電視觀眾的眼前成了一場感人的奇蹟。中國不只是世界上礦難次數最頻繁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礦難生還者最少的國家，而這一回，被困井下七十五小時的六十九名礦工竟能全數救出，怎能說不是奇蹟？又怎能不叫人感動？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門的人性處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給黑布蒙上了雙眼，以防他們那對長期處於黑暗中的眼睛一時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卻看到了一個令人錯愕的場面。話說最後一位被救出來的礦工，在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煤監局局長趙鐵錘、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和省長李成玉等高官的簇擁裏，竟然在還罩黑布條的情況下對鏡頭直喊：「感謝黨中央！感謝國務院！感謝河南省政府！感謝全國人民！」

從我這個未經訓練的香港人的角度看來，這句話簡直完全違反了人性的常理。為甚麼？因為一個正常人給困在礦井底下三天，不知前路是生還是死，突然被人救出來之後要不是激動無語，就是忙喊爹喊娘問候妻小吧？他怎麼可能第一句話就是先行拜謝黨中央呢？而且他這四個感謝不僅不漏一個對象，還從高往下地從黨中央到全國人民，次序嚴整得無懈可擊，完全不像一個剛剛逃出生天的災民。

出現這種情況，大概有兩種可能。可能之一是在我們還沒看到他的時候，早已有人先在鏡頭背後指導過了。如果真是這樣，那個指導員可真是要回去好好接受再教育。要知道今天不只黨中央執政為民，就連各級媒體也都力求貼近平民常心，中國的受眾已經習慣了一套很人性化的認知世界的方法。

所以我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人對於獲救礦工的表現也都有了既定的預期；假如那名礦工的表現不符大家預料中的「人性」，多半就會被人懷疑中間是否別有不自然的內情。換了是我去當新聞公關或者鏡前表現指導，我不只不准他「四個感謝」，還要逼他先和母親說聲好，叫她老人家別掛心呢。無論他再怎麼出自真心地想要感謝黨中央都不行。

可能之二是當地所有人員都很真誠地讓獲救礦工們自說自話，絕不橫加干涉，但這名礦工偏偏就是打從心底謝了出來。若是如此，情形就更不妙了。從好的角度看，這還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畢竟舉目全球，災民獲救第一句話不是問候掛在心上的家人，也不是謝謝直接救他出來的工作人員，而是很宏觀很有深度地感謝政府中樞與全國人民的，恐怕就只有中國人了。

要是從不好的角度看，那就說明我們的救災新聞已經形成了一套感恩戴德的報道模式，一套很不與「國際接軌」的模式。全世界的新聞機構處理天災人禍，都把重點放在災害之痛災情之險，以求刺激起受眾的關注和同情。雖然也有對救援感恩的時候，例如九一一事件就出了不少被媒體視為英雄的消防員，但人家要感激的多半是那些歷盡艱辛冒險犯難的前線救援人員，而不是白宮的政府核心。

反觀中國的災情新聞，過去常有救災之功大於災情之慘的慣性，彷彿一場災難的重點不是災難自身，而是救災行動的勝利。難道災難的發生竟是為了證明政府的英明嗎？這種違背常理與人性的新聞公關手法怎能叫好呢？

這位工人兄弟要是由衷地喊出了四個感謝，那就說明他新聞看得太多，早就內化了一種符合老套報道模式的反應了。

梁文道：政治責任的國情差別

【都市日報-兵器譜】7月25日，有一條對內地中國人來講不大顯眼的國際新聞：巴西總統盧拉炒掉了他的國防部長皮爾斯。直接原因是7月17日，有一架民航客機撞向聖保羅機場的一幢建築，死了將近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國防部的管轄範圍。有些巴西博客批評皮爾斯不識相，他早該在空難的第二天就自動辭職，根本不應該等到總統出手炒他魷魚，顯得他很眷戀權位似的。

對一般內地讀者來講，這種說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隨國際新聞的開放與增加，那種下頭出事導致部級官員辭職的消息我們都聽得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國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為A-Level評分出了問題而掛冠求去。陌生的是我們很難理解這裏頭的道理，難道設置考試評分標準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嗎？飛機失事，既不開飛機也不直接管理機場安全的國防部長又憑甚麼要下台呢？

這種做法與其說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說是種不用明言的國際常規，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體系」(Westminster System，源於英國的議會內閣制)裏的「部長問責」了。所謂「部長問責」，意思是一個內閣部門裏頭只要出現了貪污、政策失當和行政措施的失誤，不管它的部長事先知情與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參與了那些犯了錯誤的決定，他都要負起責任；而負責的終極體現就是自己辭職了。

「部長問責」表面看來好像很不講道理，很不近人情，但這個規矩其實是有源頭的。發源自英國的西方民主國家的文官制度講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務官，與負責政策建議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決策權因而負有政治責任，後者專注於既定政策的實施因此負有行政責任。前者出錯，受到的最大處罰就是斷送政治生命；而後者則要按照既定規章調處。在「西敏寺體系」裏面，只有部長要上議會接受民意代表的質詢，替下屬部門回答一切疑難。遇上任何問題，他都不能說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戰，他也不能推到屬下的頭上。理由是他乃民選的政治任命官員，有責任為全民監督那龐大的行政機器。

這是種常規，理論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甚麼都不管，好官我自為之，那麼接下來可能的政治危機就要拖累整個政府，結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會讓執政黨在下一輪大選中遭到選民的投票處罰了。由於有這麼巨大的負擔，內閣各部就得加緊監督下屬，保證不出亂子，不讓對手有任何可乘之機。

既然如此，何以實行總統制的巴西也要學這套英式的「部長問責」呢？這是因為這套「二官分途」的原則已經成了民主國家共有的金科玉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國防部長雖然不是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選總統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說美國偶爾會發生州裏出事、州長辭職的情況了，因為那些州長根本就是州民直選出來的。

最近有些網上的輿論還在談論山西黑磚事件的查處情況，覺得涉及官員只到縣級好像還不夠高，並且還動輒引用上述那種外國事例作比較。在我看來，這種比較實在是太不符合國情了。別的不說，就拿文官制度來講吧，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務員制度，理論上所有級別的公務員都是有政治任務的，所有層次的官員也都有政治責任，因此用不像西方那種「二官分途」、「部長問責」，動不動就「刑上大夫」(SARS時期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的去職只是特例而非常態)。所以，有縣級官員為黑磚事件負責也就很夠了，山西省長于幼軍公開道歉實在是超額完成了他的本分。

梁文道：一本書與一個國家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英國雜誌《Prospect》七月份的封面專輯是「白高敦：知識份子」。很誇張的標題，所以連好幾個特約作者都懷疑這位愛丁堡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究竟算不算是英國幾十年來第一個知識份子首相。為了說明此言不虛，他的一個前助手出來見證，表示當年親眼見過白高敦與名滿天下的哈佛商學院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會面，聊他那著名的「國家比較優勢」理論。一場長談下來，波特教授赫然發現這個英國財相對這套理論的細節掌握得竟比自己還好。而這類會面，正是白高敦最喜歡的活動之一，他總是定期約見各個領域的大牌學者，向他們當面討教自己的讀書心得。

不過有一點很奇怪，雖然白高敦深受亞當．史密斯及大．休謨等蘇格蘭蒙思想家的影響，但他對美國的保守主義卻情有獨鍾，甚至還想召集手下合寫一本大書，「一本可以描述整個英國的書」，因為他很羨慕「美國是個能夠用一本書去代表它所有價值觀和所有理念的國家」。我說這個想法古怪，是因為它很不英國，英國從來就不是一個需要奠基文件的國家，也不可能有那一本書總結得了它那紛雜、自由和散漫的思維習慣與社會傳統。

美國真的很獨特，身為一個民主國家，卻活像一支「聖書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已經兩百多年了，還動不動就要回到建國初期，引述先烈聖言來支持自己，和伊斯蘭國家的政要老把先知掛在嘴上一樣。白高敦欽羨的，大概就是這種把國家建立在一個由書與文獻構成的磐石上的傳統吧。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學問或許不如白高敦大，但好歹也做過芝加哥大學的法律教授，寫起書來一點也不含糊。其近著《希望的無畏》（The Audacity of Hope）在一票職業政客的業餘寫作中真可說是出類拔萃，備受好評。看他這本書，你就能感到《獨立宣言》、《聯邦論》和美國憲法等奠基性文件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了。奧巴馬談任何話題，都不忘向這些「聖書」頻頻致意，似乎離了它們，美國人民的希望就不知該要落何處了。

在奧巴馬筆下，這個傳統是迷人的：「『我們堅持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所有人生而平等，創造者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尤其是生命、自由與幸福的追求』。《獨立宣言》這簡單的幾個字是我們美國人的原點；它們不只描述了我們政府的基礎，更是我們共同信念的實質」。更迷人的是落實和追尋這個信念的方法：他曾為了選舉穿州過省，去過鄉村教堂，去過平凡人家的廚房，去過某個小鎮十字路口旁的商店；聽一個母親對戰場上兒子的思念，聽一個墨西哥移民工人想進大學的願望，聽一個快要退休的白領對未來日子的擔憂；而奧巴馬似乎真心相信，在美國「聖書」的引領之下，這一切都將找到答案。

用一本書去代表整個國家，這是所有政治家的終極誘惑，因為它看起來如此優美而簡單，就像早年的科學家想用一條公式去說明整個宇宙的誕生和演化。我想起了北韓金日成的「主體哲學」。平壤最高的建築物「主體思想塔」就刻滿了他那套主體哲學的金句，這座雄偉的高塔晚上還會點燈，光照整個平壤市。但我一直搞不懂甚麼是主體哲學，所以我小心細讀他的兒子金正日的《關於主體哲學》。金正日如是說：「主體哲學把人在世界中所佔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問題作為哲學的根本問題提出來，闡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決定一切這一哲學原理。」

雖然看完整本《關於主體哲學》，我還是不懂甚麼叫做主體哲學，但我相信它一定是正確的，因為「正確」這兩個字在這本書裏無處不在。奧巴馬還要跑遍全國，從底層由下而上，才能總結出美國憲法的永恒與偉大；金正日則根本只要好好地站在那裏說話就行了，全國上下自然會以歡呼聲證明主體哲學的真理。

至於中國，歷史長遠，當也不乏在一本書裏構想一個國家的努力。可惜我最想看的，是本不傳之書。「徽宗在金，嘗得春秋，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蹟，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俞樾《九九消夏錄》卷六）。

梁文道：八、九點鐘的太陽

【明報】所有的社會運動都與轉化有關，它轉化的不只是社會的肌理、結構與世界觀，它更直接地改變了運動參與者自身。有時候，往往是很多時候，一場運動無法達成它的目標，好像什麼都沒變過；但它卻紮紮實實地改變了運動裏的人。

說到人，我們常常聽見好些社會運動裏的人物說出一些很宏大的目標很高遠的理念，但這些人為什麼會接受那些理念追求那些目標呢？他們一定是先具備了某種人格特質，有自己的偏好、欲望甚至缺陷，才會認同一場社會運動然後投身其中。要探視這林林總總的個人條件，我們不能直接地問他們為什麼要來，更要問他們在運動前後的變化，以及在運動中得到的東西。否則他們給出的答案說不定就只是那套崇高理念與遠大目標的不同變奏。

我很怕做訪問，因為嫌累，但是編輯一找我訪問這幾個「本土行動」的年輕人，我幾乎就立刻答應了。理由之一是我支持他們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行動，而且我也認識他們。理由之二是媒體大規模的報道很容易就掩蓋了個體的身影；而這些人，這些年輕人，我以為是很有希望，很值得大家去認識的，就像毛主席說的，他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七月三十一號那晚，皇后碼頭熱鬧得簡直像個舊生會派對，從莊陳有與黎則奮開始數下來的四代積極社運分子都來了，大家都被這股晨光的熱力吸引，一個個走去為絕食中的三名青年打氣。似乎正好應了「本土行動」最喜歡談的那句話﹕「我們要尋回香港被壓抑的抗爭傳統」。有一個後來當過傳媒高層的「老鬼」甚至對朱凱迪說 ﹕「唔駛驚，幾時無飯開就call我懐啦！」除了一堆「老鬼」，當然還有許多熟悉的臉孔﹕黃毓民、馬家輝、杜耀明、吳俊雄……老人家一多，意見自然也多，可即說過要請吃飯的那位「老鬼」說得好﹕「我懐意見就梗係好多，不過你千祈唔好聽我懐老點。路要自己行，錯要自己犯過，接下來才有打勝仗的機會。」

這組訪問的目的，就是要看看這四個青年自己走過的路。唯一的遺憾在於為「皇后之役」出過力的人實在太多，絕不限於「本土行動」，這四個人更不能說是代表。事實上光是清場那天被警方抬出來的人群裏就有不少特地趕來的市民。所以我們不能把這四個青年當樣本，他們就是他們自己。

道德感召的力量——陳景輝

在4位受訪的青年裏面，我最早認識的是陳景輝，他的年紀也是這4個人裏最小的。他是我老朋友楊秀卓的學生，非常聰明好學，說話也非常有條理，那時候剛在牛棚書院遇見他就覺得這個小孩前途不可限量。不是嗎？才十多歲的年紀就喜歡啃一大堆大部頭的學術書，遇到任何生活上的小事都還保持覑一股童稚的疑問 (只是到了他這年齡，我們稱之為「批判精神」)。我喜歡他，或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很相似，後來我還聽到有人稱他為「小梁文道」，甚至在訪問他的現場，也有路過的朋友指覑我們笑﹕「乜你兩個咁似樣」。但是我心裏清楚，我們是不同的，因為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當我還在單純地使用大腦計算與謀策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人格修煉的境界了。

梁﹕對你自己來說，整個運動的轉捩點是什麼？

陳﹕我覺得是去年12月我們開始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現場的那一刻。最初我們只是很靜態地展示標語，弄些很藝術的東西來抗議，單純地表達意見；但是當我們進入工地，爬上推土機之後，事情就變成了「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式的社會運動了。這個變化的意義在於之前我們只是表達意見，希望和政府對話，可是後來我們發現政府根本不理會你，也不回答你的問題；於是我們就得直接用身體去阻擋它，拉住它，叫它停手了。

梁﹕你在這個轉變裏的角色是什麼？

陳﹕當時號召大家衝進去的就是我，如果政府開始圍板動工，我們就收隊散去，我們到底來幹什麼呢？如果政府完全拒絕對話，你就自己收聲離開，那一開始你又何必要來呢？

後來提出轉移陣地，進駐皇后碼頭的並不是我；但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只有這麼做才能顯示出我們的意志與決心。很多市民在過去幾個月看見我們在此露宿，都會說 ﹕「頂住！後生仔，我懐支持你」。假如我們只是報紙上點東西說說話，不一定會有這種效果，也不可能聚了這麼多人過來，整場運動更加搞不下去了。

後來我決定絕食，也是希望呼喚更多的人出來，不只是路過的時候替我們打氣，而且是加入我們。你們不是稱讚我們有毅力嗎？你看我們都已經開始絕食了，你還不能多走兩步嗎？

梁﹕所以你定位自己運動的呼喚者？

陳﹕ 也可以這麼說，我記得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經歷，龍應台問我們香港可曾有任何一次抗議能夠改變政府，結果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說七一拖延了23條立法，有人說別的東西，但就是總結不出什麼經驗，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總結的模式。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們有那麼漫長的抗爭歷史，但我們究竟少了些什麼，使得社會運動那麼不顯眼，那麼邊緣？我很想探討一種新的社運元素，找到一種新的政治生活。

梁﹕你的意思是什麼？

陳﹕在我們剛開始絕食的時候，勞永樂醫生開玩笑地對我們說﹕「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能夠絕44日，香港人？三四天就不行了」。我覺得是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不要求自己的身體和意志？難道我們不用磨練自己的體格、毅力和氣魄嗎？香港社運史上不乏正義感和道德感很強的人，但除了少數例外，似乎不容易找到一能夠感召人的模範與榜樣，比如說像甘地那種人。

所以要不就別絕食，否則就要徹底地絕食。因此我們在絕食的時候連葡萄糖水也不喝，還被朋友責怪呢。更有不少人叫我們別亂跑亂動，節省氣力；叫我們定個期限，接力絕食。但我就是要在絕食的時候還站出來和別人說話，就像平日一樣地向來訪的市民解釋我們的看法，讓他們意識到眼前這個講道理的人是正在絕食的人，而且是清場之前無限期絕食的人。

去年12月我們闖進天星工地，我和另一個朋友爬上推土機揮旗，他本來悠閒很隨意地那麼站覑，可是我說﹕「站直點，挺起胸膛，我們一定要很有力地揮舞我們的旗幟！因為我們是有信念的人，我們要讓市民看見我們的決心！」。

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的時候，韓國農民的表現就很令人震撼。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被趕進了灣仔的馬路上，四周佈滿了防暴警察，氣氛十分肅殺。他們本來應該很疲倦很絕望了，但是我看到那幾個輪流負責揮旗打氣的人竟然還是那麼地果決，還那麼地有氣魄。我想我們一直缺乏的就是這股感召力了，你未必同意他們的主張，可是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不能不尊敬他們。道德和正義是要透過活生生的人去表現出來，去讓人感受得到的。這不只是一兩位領袖才要具備的氣質，還是集體的精神力量。

在人群中書寫自己——鄧小樺

我以前訪問過鄧小樺，當時是以介紹一個年輕作家的角度去介紹她的。她年輕、活躍，時常哈哈大笑，動作的幅度比笑聲的音量更大；但她始終是一個作家、一個詩人。而她的詩，抒情內向，她用我形容另一位作者的詞形容她自己的寫作「室內的憂鬱」。

然而在整個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裏，我們更常發現鄧小樺是個拿覑擴音器對警察高聲喊話，不時創作別致宣傳口號，與四出聯絡友好的「公關」。

作家與社運搞手這兩種身分當然沒有矛盾，恰恰相反，有不少傑出的作家都是積極的運動分子，也有不少獻身社運的人能寫一手好文章。不過我還是很想透過鄧小樺去理解「文藝少女」(假設她還能夠被稱做「文藝少女」)與社會運動參與者，這兩個角色之間那具體而實在的連繫。

因為你要 所以你可以

梁﹕你的寫作經驗對這場運動有幫助嗎？

鄧﹕ 我猜這會讓我比較敏感一點吧，能夠關注平常不為人注意的人物與細節。同時，或許，我可以用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去表達去說話。反過來看，其實我這一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作者通常是比較內向的，有種「室內的憂鬱」。但運動總是群體的，而群體卻是有壓迫感的，不一定可以由你那麼自主。還好我們在「本土行動」裏面做任何決定都是不投票的，就算有分歧，也是一直談下去，直到產生一個共同的傾向。在這個過程裏面，個體要學懂的就是怎麼去感覺群體中的那股 flow，那種走向。

你玩過「大話繩」嗎？這感覺就有點像玩「大話繩」，你有主動的機會，有調控繩索牽動對方的能力；但你也不能完全掌握這些機會與能力，你必須感覺對面傳過來的力量以靈巧地牽引它。

梁﹕你角色是什麼？參與了這次行動之後，整個人又有什麼變化？

鄧﹕ 我的角色大概就是幫忙安排點人手調配，有些像以前做編輯。至於自己的改變，坦白講就實在不多了，從大學到現在，我看不出自己參加過的社會運動為自己帶來了什麼結構性的變化。嗯，也許我個人變得更果斷，反應也更快了。此外，我對陌生人的耐性增加了，因為每天都要設法說服路過的市民；可是對朋友的耐性卻又降低了，因為耐性是有配額的。

梁﹕我記得你以前說過，寫blog也是一種工作，你似乎很認真地對待博客的寫作。這幾個月裏頭還在寫嗎？

鄧﹕還在繼續。而且它也好像成了運動工程的一部分，我可以用博客這種特別親密而個人的媒體去和其他人建立關係，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去告訴那些比較文藝的讀者與團體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甚至說服他們。

梁﹕露宿在這種地方，還可以讀書寫作嗎？

鄧﹕ 當然要讀書！「進一步」十周年那10本小書我都帶來了，甚至連阿爾杜塞的《哲學與政治》和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也是在這裏啃的。在這種半露天，人來人往的喧鬧環境底下看書真是考功夫，有很多很多的干擾。而且我怕熱，對自己的汗水敏感，皮膚一敏感就全身痕癢，很不好受。這一切條件都要求我必須具備更高的集中力。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件好事，因為平常我們讀書寫作總是要在一個很安靜很舒適有冷氣的環境裏面，缺乏這種鍛煉機會。我不敢說自己是否變得更集中了，但我基本上已經可以應付這裏的環境了。就像那句老話﹕「因為你要，所以你可以」。

梁﹕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有挫敗感嗎？

鄧﹕ 我已經習慣挫敗了。在香港搞文學本來就是不斷挫敗的事。可是我覺得很有趣，香港文學卻一向很少處理失敗，更常見的主題是失落。可能是因為作家很少有抵抗的經驗，你不抵抗自然就談不上失敗，剩下的只有失落。參加運動就很不一樣了，抗爭與失敗都是實實在在的。因此這也幫助我拓展了自己寫作的領域，就是試覑去書寫挫敗，一種可以和其他人共享相通的挫敗經歷。

不會說話的發言人——朱凱迪

「本土行動」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過程裏，最讓我吃驚的一個人就是朱凱迪了。為什麼？因為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十分十分地害羞內向，而且說話有點結巴，怎麼轉眼間突然成了一個行動派？還當上了整場運動的發言人呢？

有媒體「揭發」他在念書的時代本是個文靜內歛的小男生，自從去了伊朗留學回來，才變成一個可怕的激進人士。這是非常有趣的說法，好像要暗示他在什葉派的老巢接受過伊斯蘭革命傳統的恐怖訓練似的。雖然我挺喜歡這麼傳奇的故事，但可惜我們都知道，即使在他從伊朗回來之後，他還是那麼地文靜，害羞甚至自閉。

為什麼他會變成一個香港社運史上最不善言辭的發言人(但很多前線記者又很喜歡他，覺得他可愛)？更重要的是在一堆能言善道的示威者之中，怎麼會選中了他當發言人呢？

學校拆尿兜你也要生氣？

梁﹕為什麼你是發言人？

朱﹕其實我真的不太懂說話，你也知道，我很孤僻，每次見記者都當做是自己在獨白。我比較擅長獨白。

梁﹕那為什麼是你呢？

朱﹕ 進入天星工地之後，記者都來了，大家都覺得要找一個人出來說話，於是就你眼望我眼，看誰的樣子比較適合。阿周(周思中)不願意，其他人也不願意，大概覺得我做過記者吧，於是就推了我出去。其實一開始也不是只有我一個，陳景輝與我都是發言人，但自從我開始在天星工地絕食，記者們就很自然地聚到我那裏了。本來陳景輝是比較適合的，他說話比較有邏輯。

梁﹕這倒也是，就算不絕食，你的樣子也很像一個飢民了，挺有說服力。但為什麼接下來都是你呢？

朱﹕嗯，其實我也不是不能說話，只是要看情緒。要是感情到了，我就會說得很流籝。

梁﹕你的情緒是怎麼來的呢？你對皇后碼頭很有感情嗎？

朱﹕ 這要從我的過去說起，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孤僻的人，總是對其他人忽略的老東西老環境特別有感覺。我中大念書時副修中文，你也曉得中大特別強調道統，我們的老師很喜歡說﹕「鮍，你們要記住自己的傳統，我們的師祖就是國學家×××先生」之類的話，這種有歷史有傳統的感覺很好，讓我覺得自己有來由有過去。

圖書館的書背有借書卡，上面會記覑一些借過這本人的簽名，例如李天命這些名人。我有時候還會蒐集這些借書卡。

梁﹕那不是偷嗎？

朱﹕ 但它們已經沒有用了呀！現在借書還書都是用bar code，借書卡只是種還沒有除淨的廢物而已。說到偷，我還偷過崇基圖書館的舊桌椅呢。當年他們把一堆待棄的書桌和椅子搬到一間沒多少人使用的閱覽室，堆成一堆。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了就覺得生氣，覺得它們很可憐，那麼好的木家具。

你還記得嗎？崇基圖書館男廁的尿兜是很古怪的，上窄下寬直到地面，不算很實用。校方重新裝修的時候把它們都打爛扔掉，我看了就憤怒。

梁﹕連拆尿兜你也要生氣？

朱﹕我氣的就是為什麼你們連尿兜都不放過。

梁﹕……所以你就把這種對老東西的依戀移情到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身上了，但你和這些地點有過任何關係嗎？

朱﹕ 當然有，我中學的時候老在大會堂圖書館看書，那時還常常經過卜公碼頭。我很喜歡中環這一帶的海濱，在整片璀燦明亮而現代的燈火之中，它們像一塊沒人注意的，untouch的空地，自由自在，任何人都可以來到這裏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那是種很美的事物。對了，我覺得老東西就有這種美好氛圍，包圍覑你，使你感到舒適。它們就像圖書館的老桌椅，校園老樹樹蔭底，沒有人監視，也沒有太多的規劃，學生可以窩在裏面做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覺得一座城市也該有這樣的暗角，也該有這種美好。卜公那邊沒了之後，我特別不想回到曾經熟悉的中環。但是皇后碼頭還有這種規管比較少，不受干擾的自由感；不太光鮮也不華麗，但是很舒適，非常美好。老東西除了讓人覺得有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有這種使人自在的舒適感。

梁﹕所以你對皇后的碼頭的感情是很私人的感情？

朱﹕是的。但我覺得這份美好又是很多人都能分享，也都應該有權分享的。所以我才會在某天突然想起「為下一代保留此地」這句口號，我真的相信這句話。

進入事件的中心——周思中

我去年才認識周思中，但我在好幾次綠色和平的行動裏面都見過他的身影，印象中他一直都是社運的積極分子，而且他還和許多更年輕的活躍人士一樣，即便是綠色和平，也嫌它太「巨型」太有組織太有程序了。於是他離開了綠色和平，加入了獨立媒體這個時常支援各種社會運動的蚊型傳媒。可是當我和這個皮膚曬得黑亮的小伙子談過之後，我才發現他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梁﹕你自小就關心時事嗎？

周﹕其實我以前只不過那種很尋常很悶的男生，世界只有球場那麼大，除此以外什麼都不關心什麼都不感興趣。可是中五之後去了另一家中學，正巧圖書館有個很友善很肯教人的Miss，所以就常在圖書館裏消磨課餘的時間，翻翻報紙讀點書，同時也開始聽大班和毓民的節目，漸漸變成了一個對主流政治能夠侃侃而談的人。後來升上中大當然讀政治，一心追求更多的政治學知識；但在學生報碰到一班哲學系的傢伙，才發現自己學的東西還不夠「批判」，於是畢業之後就去了嶺南念文化研究，最後更加入了綠色和平。

梁﹕在整個運動裏面最難忘的是什麼呢？

周﹕有一個場景特別有趣。去年12月12日我們闖進天星工地之前，簡直就像一幫烏合之眾，三兩個散兵游勇或者站覑或者蹲覑，行行企企地舉覑標語牌，有車經過就閃開。我們把一條鐵鍊圍在工地外面，但它就像我們一樣，有氣無力地垂在地上，很不像樣子。

梁﹕哈哈，你不是做過綠色和平嗎？應該很有經驗才是呀。

周﹕大佬呀！綠色和平每次行動前有briefing，會計算拍攝角度和視覺重點，我們這群人怎能相比？

說回那晚的行動，自從我們進入工地之後，情就完全不同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工地裏面是要有安全裝備的，我們什麼都沒有其實就已經觸犯法例了。那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從前我只是個站得很遠的觀察者。就算後來參與了社會運動，你的分析再精準，說話再有力，你還是在外圍的，別人也不一定要睬你。但是那天晚上我們大伙站在推土機旁，站在鎂光燈下，你的任何一個行動選擇，即使你站的位置不同，也都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我從未如此接近過事件的核心，好像所有動作都直接影響最終的結局，事件的原因和後果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短非常短。

梁﹕你的感覺如何？是不是很有種被「充權」(empowered)的感受？

周﹕ 感覺十分地清新，與做鹹魚完全不同。所謂「鹹魚」就是攤在地上任人宰割，完全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是這麼接近事件的中心是有代價的，就像有一張 balance sheet，你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獲得力量是有代價的，你要為自己的行動背負所有的責任。平常我們做個普通市民當一個旁觀者，是不用付出代價的，但也因此什麼都改變不了。

梁﹕事到如今，會不會覺得挫敗？

周﹕當然會！尤其清場那天早上回家睡了一覺，回來之後竟然就封路進不去碼頭現場了。太後悔了！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怎樣總結經驗，回述這段故事。例如當我們開始進駐皇后碼頭，在那裏露宿之後，我們才發現這個地方原來有這麼長遠的歷史，而且是個被壓抑的抗爭傳統。數十年來，這裏發生過那麼多可歌可泣的集會、示威和遊行一切加起來比起保衛天星碼頭時所說的那種「集體回憶」要複雜得多有力得多了，遠遠超出了所謂文物的歷史價值。我們要想辦法把我們捍衛皇后的故事接上這個傳統，透過它說出一種不一樣的香港故事，描述一種不一樣的香港人。

數十年來，香港人不只是殖民政權下的旁觀者，他們不只是順民，在他們之中還有一批主動的，想要改變現實的反抗者。假如我們能夠清楚地傳達出這個版本的香港故事，我們就不算徹底失敗了。

梁文道：電視末日的前夕

【都市日報-兵器譜】那天和一個寫時事評論的朋友談起YouTube和CNN合辦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辯論，大家都覺得這個點子真不錯，是個噱頭。

雖然情況沒有廣告所說的那麼革命性(到底那些提問的網民都是經過CNN篩選的，還有一個名主持居中坐鎮，指揮秩序)，但到底是讓一群活生生的人民群眾親身亮相，發揮創意，有的弄個雪人出來提出全球暖化的問題，還有一對女同志摟在一塊質問政客們對同志婚姻的看法。至於問題水準，也是驚人的高，出現了不少一般記者不大容易想得到的問題。

講了半天，我這朋友才承認他只看過新聞裏的節選片段，他說：「你知道CNN甚麼時候會重播嗎？」

甚麼叫做代溝？這就是代溝。像他這種想在電視機前等節目重播的人必定是老一代，而我這種早就在YouTube網站點擊過視頻片段的人當然是下一代了。

坦白講，雖然我好歹也是個做電視的，但我越來越不敢在20歲以下的小夥子面前說自己看電視了，因為那實在太老土太不酷了。假如你下班的時候告訴同事：「我今天晚上要趕回去看無電視《溏心風暴》大結局」，你那幫年輕的同事會有甚麼反應？最可怕的還不是肆無忌憚地放聲恥笑，而是他們反問：「甚麼是《溏心風暴》？」更叫人心寒的則是：「無電視是甚麼？」

不看電視，那麼他們都跑去幹甚麼呢？上網。不必是看博客，不必是泡論壇討論區，更可以是聽播客看YouTube。

我覺得那些大把大把地把錢花在製作和宣傳選秀、真人秀的同行真是可憐。他們都知道推幾個帥哥美女就能稱霸江湖的年代過去了，也都知道這是個人人都有曝光慾，人人都想做明星的時代，所以才會想方設法在無名大眾裏挑動風潮。可惜這類節目的走紅乃至於泛濫，正好說明了這是傳統電視台的迴光返照，如今的明星是全都隱藏在普通人身上，他們自有本事成就自己，電視台只是個提供場子的平台罷了。

假如下一代都不再坐乾等電視機餵飽自己，假如他們都不再有耐性等電視台高層照顧，更不想等幾個自以為是的評審打分給評語，他們會怎樣做？他們會用手提攝錄機、電腦Web Cam，甚至手機拍自己怪叫亂跳，然後在YouTube一類的網站尋覓知音。用不老大哥做中介，群眾就是老闆。只要有創意，只要有本事，再加上一點點運氣，眼球自然會聚攏過來。

看CNN和YouTube合辦的那場辯論會，網友們的提問越是出彩，我就越替CNN擔心，職業記者集體失業的日子不遠了。這次活動辦得這麼出色，四年之後YouTube還用得找CNN合作嗎？

梁文道：令人困惑的「燒嘢食」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不知道該怎麼向美國來的朋友解釋甚麼叫做「燒嘢食」。是的，他知道barbecue，就是那種在他自家後院召開的派對，有一座爐車，有一堆朋友，還有人和狗在艷陽下追逐飛碟。他也知道野餐，他在電影裏見過那些英國的紳士淑女架著洋傘半躺在地上，身旁是一個放滿了食物和餐具的藤箱。要是講究一點的話，說不定連喝酒的杯子都是玻璃做的。但他就是不明白「燒嘢食」。

不，我們香港人是不會在後院燒嘢食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後院。「那麼你們去哪裏燒烤？」。我們去政府規劃的郊野公園，那裏有現成的爐口，但數量不多，所以旺季的時候要早點去霸位。「真的嗎？你們的政府真是周到。可是為甚麼一定要用那些現成的固定爐子呢？自己裝一個不是很容易嗎？」。不，我們很少自己架設一個爐子，而且那是犯法的。你想想看，這是郊野公園呀，要是弄成了火災怎麼辦？「難道在政府自己做好的爐子上升火就不危險嗎？」。我怎麼知道？

「你們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為甚麼不學英國式的野餐？那不是挺優雅嗎？」。不，我們不野餐。三文治平常吃的還不夠多嗎？難得到了郊外，要吃當然得燒嘢食。何況香港天氣這麼濕熱，大家滿身臭汗，你說我們還能優雅地嘗嘗小點心歎杯茶嗎？你再去看看那些郊野公園的桌椅，周圍全給踩成了一圈泥地，你願意躺在上面嗎？就算不用桌椅，多走兩步到草地上坐，蚊蟲叮咬怎麼辦？蜜蜂偷襲又怎麼辦？「這我就更不懂了，你們到了郊野，當然會遇上昆蟲飛來飛去呀。你們還要用蜜糖烤肉，不是更惹蜜蜂嗎？我最不明白就是圍著火爐不是更熱嗎？怎麼還怕熱呢？」。頂！死美國佬，講極唔明。燒嘢食就梗係要燒到成頭汗先過癮啦！啲火咁猛，乜蟲埋嚟都死啦！就算燒佢唔死，俾佢咬咗一嘢，我哋成身熱辣辣都唔會覺o架，最多去用白花油沖涼。

結果他還是不懂香港人為甚麼要燒嘢食，而且還要燒到一個地步地連政府都要專門為我們蓋好烤爐，旁邊更要豎個牌子特地聲明，叫大家小心火種。其實他的疑惑是合理的，假如在一片樹林裏點火這麼可怕，為甚麼政府還要開闢燒烤專區呢？假如政府明天宣佈全面取締郊野公園燒嘢食，大家會上街抗議嗎？

如果說燒嘢食真係好好食，那又很難令人相信。閉起雙眼想像一下吧，那些醃製好的所謂「牛扒」又鬆又無肉味，那些每天早餐吃到怕的香腸，那些滿街都是的魚蛋和肉丸，有哪一樣可以稱得上是美食？塗過一層厚厚的蜜糖之後，它們甚至全都變成了同一種味道。或許只有烤雞翼還是不錯的， 難怪連星爺都要歡呼「燒雞翼，我鍾意食」。

要搞清楚香港人燒嘢食不解之謎，看來得做點文化心理的分析了。

梁文道：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

【香港獨立媒體】林局長鈞鑒：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大約8 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 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 年尾出生，現在才20 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 「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 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著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 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 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

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

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那時我還在念小學。」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 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況？有沒有看過回歸10 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著電台節目讀著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着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著鍵入「朱凱迪」這3 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

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 年後10 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著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 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 年8 月1 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梁文道：高官的微笑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7月29日下午你不在皇后碼頭現場，甚至沒有打開電視機看現場直播，你大概會以為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舌戰「本土行動」群英的結果是大獲全勝。為甚麼？先不要管那些立場前後矛盾的民粹報紙，也用不理會一批永遠支持政府的作家；讓我們來看看一些學者和知識分子報紙的評論與著名專欄是怎麼說的。

首先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兄，他先是盛讚「林太有大將風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後又指出，「與本土行動的成員比較，林太較能掌握重點，能提到具體的承諾。」(《明報》2007年7月30日)

然後是《信報．香港脈搏》的余錦賢先生，他也是以「深入虎穴」形容林局長參加論壇的決定，然後說：「難得的是，林太始終保持寬容，不慍不火，在如此『火熱』的環境中能保持『處變不驚』的態度，林太果然是曾班子中一員幹將。」(《信報》2007年7月30日)

很多人都把留守在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當成一群老虎，因此才會覺得林局長的行動真夠勇氣。然而當天在場的市民都曉得，除了支持保留皇后碼頭的群眾偶而會發出喝倒采的聲浪之外，最激動最常嘶吼喊粗話的其實是一幫支持林局長的先生(俗稱「維園阿伯」)，最常與人發生肢體碰撞的其實是保護林局長的警員，而最危險的時候其實是成群的記者追正要離場的林局長的那一刻。請問這裏頭有誰長得比較像老虎呢？難道是那三位餓得有氣無力的絕食青年嗎？

目擊整個論壇經過的人也必然記得，當日林局長根本沒有回答任何台上講者的疑問。不論是「本土行動」朱凱迪那些關涉歷史價值因而被人說成是「抽象」的詳盡報告，還是建築師解端泰針對政府填海方案的技術性疑問，林局長不是回應得叫人失望，而是根本沒有回應；她只是面帶微笑地告訴大家：我尊重你們的意見，但皇后碼頭是一定要拆的。

這情況好比一個老師面對課堂上學生們的提問，她不回答，卻只是微笑地重複一遍講課的內容。可是這麼荒謬的取態卻被說成是「有大將風度」、「掌握重點」和「處變不驚」，而且說這些話的人還是學有所成備受尊重的文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喜歡那種很陰謀論的說法，懷疑某些人是否有心登龍，某些人又是否快將加入政府，我寧願以為這是近年輿論界的一種墮落趨勢。那就是只看表演，不重內容；不用理會一個政客說了甚麼話，只要看他怎麼說，是笑說還是哭說。

身為問責局長，身為政府任命官員，林局長的本份就是要「深入群眾」，說服持不同意見的對手，就算她回應不了質疑也該盡力嘗試。何以現在她參加這區區一個論壇就叫做勇敢？完全不回應任何挑戰就叫做掌握重點？莫非我們都被官僚的冷漠馴化了，難得有人微笑一回，大家的心就如日下殘雪，暖暖地融化？

梁文道：《路西法效應》

一個普通人離殺人有多遠——梁文道講《路西法效應》

一

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中，胡圖族人在三個月內殺死了80至100萬圖西族人。三個月的時間死了將近100萬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這很可能是現代歷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殘暴的一樁大屠殺。

現在看來，這個屠殺的發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原本這兩族人混居在一起，他們很多是鄰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師跟學生，是醫生跟病人，是公司裡面的夥伴、同事，是學校裡面的同學。一夜之間，政府告訴胡圖族人說圖西人是壞蛋，你們拿起武器，然後軍人來了發武器給他們，去把他們統統殺光。

忽然間在你隔壁的，坐在你身旁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頭，他們會怎麼砍呢？他們會把一個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這些凶手裡面包括一些女人。胡圖族當年的其中一位凶手，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後來回憶她怎麼樣殺死一個鄰居的小女孩。她說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小女孩也解決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嗎？我也是為了她好。但是她還記得那個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頭之前，那個驚訝的哀求的眼神。

在這場屠殺裡面還有大量的輪暴事件。這些輪暴事件有時候是這樣的：一群凶手逼著一個家庭，要12歲的小孩當著全家人的面去強姦他自己的媽媽，跟著把刀交給這個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殺光，只剩下他媽媽，然後他媽媽再在這個小孩面前被這些凶手一個一個去輪暴。

為什麼我們人類可以犯下這樣的錯誤？當我們大部分人在面對這樣的圖景的時候，我們都覺得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至少我們不會幹這樣的事情對不對？但是這場屠殺的教訓就是，原來非常平靜，種族關系不算特別緊張，你的好朋友、好兄弟、好鄰居，居然可以一夜間就變成一個殘暴的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一部這幾年來相當受重視，非常重要的著作《路西法效應》，副標題是「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是全世界心理學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學家。他這麼有名，是因為他曾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做過一個實驗，那個後來幾乎沒有人敢原樣的重覆再做的實驗，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

這個是甚麼實驗？他找了一些志願者，都是學生，做研究對象。基本上，這個實驗就是把學校校園裡面的一個教學樓改裝成一個監獄，布置成監獄的環境，然後這些來受研究的學生經歷一個非常逼真，有地方警察幫忙的逮捕過程，把這些志願的學生抓進來。這些學生被抓進來之後，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學生是隨機的被選擇當獄警，然後關兩個禮拜。

這個實驗的目的就是看在這兩個禮拜之內，這些原來都是年輕有為的普通大學生、研究生的好孩子、年輕人們，當他們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獄警之後，雙方的互動會怎麼樣，環境跟制度又會對他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結果實驗的結果非常駭人，以致實驗根本還做不到一個禮拜，就要被迫終止。

這後來成為一個全世界著名的新聞話題，無數的新聞媒體、電視劇、電影都曾經重複地演繹這個故事，而當年那個實驗對所有的參與者，包括這位津巴多教授，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響。固然使他們出名，可是也使他們一輩子背負一個良心上的罪責。

這個實驗到底是怎麼回事？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它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呢？答案就在這本書。這本書是實驗結束了三十多年之後，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據當時的筆記寫出來，而在這三十多年之間，他已經針對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回答了我剛才一開始所說的「為什麼盧旺達大屠殺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他通過這個研究，其實要指出一個非常簡單的主題，就是人為什麼會變成壞人。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人殺人，比如說前一陣子有很多人去校園裡面屠殺一些無辜的小孩，這時候我們就會說這些壞蛋、這些壞分子他殘暴不仁，太沒有人性了，我們把罪惡當成某種人的特質，把殘忍當成某種人的性格。

這對我們來講好像舒服一點，因為我們平常維護社會穩定和諧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數壞分子隔離開去，知道有誰會犯罪，我們就先抓他。這以前講犯罪學很講究這點，就是要看什麼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也有一些學者從完全不同的路徑來探討這個課題，這就是社會心理學。

按照社會心理學的講法，一個人之所以會犯罪，會變得很變態，並不是這個人的性格特質的問題。相反，一個平常非常善良、非常溫厚的人也可以是個凶手。在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時候，這些故事我們早就聽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們要研究的是什麼情景、環境、背景使得一個人為惡，使得一個人忽然墮落，墮落成為撒旦，所以這本書叫做《路西法效應》。路西法，撒旦的另一個名字嘛。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我覺得這本書很震撼的地方，就是這個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聽過，但是我第一次這麼仔細的知道這整個研究的過程。原來在1971年他們做這個研究的時候，你會一步一步的看到這些學生，這些原來很純真的學生，怎麼樣忽然之間有人適應了囚犯，有人變成了魔鬼般的獄警。

請記住這個年代，正好是美國六十年代火紅年代之後沒多久。這些學生全部都經過嬉皮士運動的洗禮，喜歡愛、喜歡做愛、反對戰爭、喜歡大麻、喜歡旅行、愛好和平，對所有的權威對所有的建制都抱著一種天然的反動跟不滿。為什麼他們在幾天之內就會變得那麼順從某種體制，比方說監獄的體制，那麼順從地扮演這個體制安排給他們的角色呢？答案我明天繼續說。

二

我們今天繼續說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監獄實驗。在那場實驗裡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實驗開始的第一天，幾乎所有人就已經開始進入角色了。角色的安排是怎麼樣？我今天給大家繼續介紹這本《路西法效應》，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況。首先所有囚犯進到監獄之後，都要赤裸身體接受檢查，然後換上一個囚犯的制服。跟著他們要開始報數，給每人安排一個號碼，比如說1609啊，這樣給他一個號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要表示從現在這一刻起你不再是你原來那個人了，你只是一個囚犯，你被賦予了一個新名字，而這個名字就表示，你被剝奪了你原來的背景跟人性，進入了這個體制之內。

然後，幾天的實驗裡面，他們反復要求這些假裝成囚犯的學生，要不斷的報數自己號碼，就是要加強他的印象，讓他知道你已經不是學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實驗，你是一個真正的囚犯，你所擁有的不是一個姓名，而是一個號碼。

另一方面，當獄卒的那幫學生，其實很多一開始都特別厭惡做獄警，為什麼？我昨天不是說了嘛，他們是很反叛的年輕人，他們覺得當囚犯要過癮多了，而且他們覺得好端端的我跑來斯坦福大學唸書，將來當獄警那多沒出息呀。

可是當他們穿上獄警的制服，當他們戴上讓別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陽眼鏡之後，他慢慢開始感覺到某種權威感來了，制服就開始使他改變。然後在一天之內，互動就已經出現微妙的變化。那些剛剛進來時嬉嬉鬧鬧，飾演囚犯的學生們有時候會搞點小反叛，而這些獄警很迅速的就開始忘記了這只是個實驗，他覺得你這麼不聽我的話，其實是對我的身份對這個體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戰我的權威，要好好鎮壓你們。到了第二天，這些飾演囚犯的學生就已經開始想策劃叛亂，然後又被更殘酷的鎮壓跟羞辱。

這就讓我馬上想起來，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常常見到一些有微小權力的人，哪怕只是一個城管，他為什麼有時候會變得那麼凶暴？這並不表示他平時不是一個好爸爸，不是一個好親戚好鄰居，他可能也是，只是在穿上制服的時候，他對任何對他有稍微冒犯的言語，對他不同意的人，都會火冒三丈，他就會覺得你這是在挑戰我以及我背後體制的權威。他把他自己這個「我」投射得太大，他也把這個體制延伸得太長到自己的身上了。

我們再看接下來幾天發生的事情，最怪異的是連外面來的人都居然能夠慢慢適應監獄的情景，比方說他們裝模作樣的安排了一個上訴委員會，囚犯如果對這個監獄有什麼地方感到不滿的話，你可以提出申訴。在上訴委員會裡面有一個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舉為代表，他居然在當時的日記裡面記錄什麼？他說他很高興，很驕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舉我為犯人代表。他似乎開始很認真的覺得自己真是個犯人，而且還是一個挺不錯的，能夠得到獄友們支持的犯人。

後來還有一天安排了家長、親友會見日，這已經到了禮拜二（第三天），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進來探望自己的子女。探望過程太有意思了：我們知道美國人親子一見面就有自然的擁抱，但在這個環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邊的那些獄卒說，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嗎？居然去跟孩子握手，然後雙方非常不自然的說話，而且在說話的過程中，每當說到監獄對他們待遇並不太好的時候，這些獄警就在旁邊「嗯」，走來走去，中斷他們說話。而有趣的是連外頭進來這些家長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聲，不敢反對。

似乎很多人都很快地進入了這一個場景裡面，只有少數幾個犯人，比如說5486，他是拒絕投入的。他拒絕假裝這是真正的監獄，每次在說話的時候，他都強調這是個實驗室，但是後來很快的，因為獄警的加強壓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動，而當他投入反叛行動的時候，他就跟其他想要造反的獄友們一起被殘酷鎮壓，於是開始逐漸地相信自己果然是個囚犯。又例如說有一個叫416的犯人，他用絕食來抗議對他越來越殘暴的那些家夥，那些家夥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來對待他。所以這位教授就說，後來美國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監獄裡面虐待囚犯是怎麼回事，完全在這個實驗裡面能夠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會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們脫褲子，要他們假裝互相雞奸。

在這個實驗過程裡面，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這位裝作典獄長的教授。這個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戰，搞越戰大遊行，學生們都很愛他，和藹可親，直到今天還老在抗議美軍的種種暴行。但是他當時假裝典獄長的時候，完全無視整個局面的變化，不曉得在三四天裡面已經發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他非常投入，開始恨這裡面某些的囚犯，覺得他們太不合作、太不聽話，他開始注意有些獄警表現的相當好，非常凶悍，雖然好像有點太凶了，太過分了，但是他設法的不讓那些想離開實驗的學生離開這座假的監獄。

最後當整個實驗中斷之後，其中一個飾演獄卒的學生博登的日記說：「當菲利浦向我透露實驗將要結束時我高興極了，但也震驚的發現，其他獄卒非常失望，不只因為我們要得到的實驗研究的薪水減少，而且我覺得某個程度上，他們似乎很享受那個過程。」另外一個作風強硬的獄卒阿內特，他說的兩件事情讓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個是對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觀察，留下來的犯人說，如果他們可以被釋放的話，他們就願意放棄他們的酬勞；另一個是，犯人在後來的會議裡面，就是大家已經結束了實驗，互相交流的時候，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這些獄卒，因為他覺得他們不可相信，真的是壞蛋。

但問題是他們其實不是壞蛋，只是很普通的學生，甚至這些學生裡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愛，人緣非常好的學生，這時候也變得很凶悍。

三

我們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慘案，一些殘酷得匪夷所思的屠殺事件的時候，我們通常會覺得我絕對不可能變成那樣的壞蛋和凶手。我們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斷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堅強意志。可是千萬不要太過自信，有沒有想過納粹屠殺、南京大屠殺、盧旺達大屠殺？如果把你丟在那些屠殺者的角色裡面，你會怎麼做？你會不會可能順從，你會不會可能也投入其中呢？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路西法效應》，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訴我們這一點。使我們變壞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這些情景有時候是來自於像我們昨天講的制服、監獄的環境、某種規則、某種秩序。

還有是群眾壓力－－比如說像盧旺達大屠殺的例子裡面，當你發現其他人都在這麼幹的時候，而你不動、不幹，你會擔心自己會被人認為，我其實是同情這些圖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個胡圖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覺得也被迫要去殺人。而當你開始殺人之後，就會覺得既然我已經殺了，那我只好繼續殺下去。甚至殺人有時候是為了幫助那些受害者解脫，反正他們遲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讓他們死，我是對他們好。你會想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為自己解釋。

我們在這就看到一些很特別的例子，我今天繼續給大家讀一些片斷。《路西法效應》特別強調納粹當年的環境，納粹當年有一種人叫做納粹醫生－－我們知道，納粹醫生是很奇怪的一種人，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醫生，他的主要工作，職業倫理要求就是救急扶傷救人命，但是當他被派到集中營裡面的時候，他要執行的任務卻是釋放毒氣或毒針，讓那些囚犯一個一個痛苦地死去。

根據現在的調查研究，他們進去的時候，通常一開始就會說他們覺得很困惑，這裡的人怎麼能夠做得出這種事情呢？他們怎麼可以受這樣的痛苦呢？後來慢慢他會得出一個對自己來講很合理的答案：這些囚犯現在住在這個集中營裡面，在糞堆裡面苟延殘喘，我還不如給他一團毒氣讓他到天堂去，讓他變得更好。慢慢的，這整個屠殺就變成不是屠殺了，而是一個有道完成的任務跟工作。

怎麼樣把其實很邪惡的東西執行好，就變成你最關心的問題。這就像思想家海納·阿倫特講的平庸的邪惡，你開始失去自主的判斷能力、開始在做自己平常不相信的事情。因為你覺得我只是在執行任務，就等於有人讓我去告密，我的夥伴裡面有誰有什麼反動思想；等於有人叫我去殺害敵方的某些人，我會把它說成我只是在一個組織裡面，我這時候我被迫犧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實我是為了大局，是組織要求的，這責任並不在我身上。

這裡面就提到，公開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產生認知失調，行為跟信念之間不一致，以及行動不是隨著恰當態度而產生，都是認知失調出現的條件。由於這些和個人信念不符的行動是這些人承諾要做的，於是獄卒們或者當年的納粹醫生便覺得需要賦予它意義，必須找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麼作出違背他們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張的事，簡單的講也許就是自己欺騙自己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年那些納粹的醫生時時刻刻擺蕩在謀殺的殘酷以及短暫的仁慈之間，然而這道鴻溝，無法彌平；事實上，持續分裂就是使他們繼續從事奪命任務的因素，分裂是維持總體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為這個分裂他難以彌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讓自己達到平衡，慢慢的，一個原來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漸被整合進了巨大、野蠻，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統之中。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是一個集體產物。

受到這個研究的啟發，後來又有心理學家做過其他的實驗，效果也很驚人，也非常著名。比如說非常有名的米爾格倫實驗，是另一個社會學理學家做的實驗。這個實驗是怎麼回事呢？就是找一幫學生，叫他們扮演老師，然後騙他們說你們另外一幫受試驗的學生呢，就扮演學生關在對面的房間裡面。那兒你看不到他們的樣子，只聽到他們的聲音。

裡面那些扮演學生的那些受試者，跟扮演老師的受試者之間有條電線，你這有個按鈕，你一按，他那邊就會被電擊，會觸電。那然後接下來做什麼呢？就是隔著擴音器，問裡面的學生一些很簡單的問題，他答錯了，你放電，他再錯，電就更大一點。隨著他錯誤的增加，電不斷的增強，達到450伏特的時候，就會致命。

找來幾十個學生，做這個實驗－－其實所有的學生都在扮演外頭按鈕的那個老師，裡頭的那些學生都不會真的被觸電，裡頭的學生是米格爾倫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員，假裝觸電在裡面尖叫的。但是這些學生受試者，這些扮演老師的人他們是不知道的，他們以為裡面真有一個自己的同學在裡面做實驗，假裝是個學生，然後我按鈕他會觸電。

實驗開始，一開始裡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癢」，沒什麼，繼續問答。接下來隨著答錯的情況增加之後，電流不斷加強，終於到了裡面那些人受不了了，開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趕快結束放我出去」，到了這些時候，這些裝老師的受試者怎麼辦呢？他會望一望實驗室主管怎麼辦，這實驗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說，不用管那麼多，沒事的，繼續。

然後他繼續，他通過擴音器對裡面的被電到的學生說，你們不要擔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個慘叫聲越來越犀利，直到最後他們甚至開始覺得我只要把電壓調到450伏特讓他一死了之，結束這痛苦就完了。

最後實驗裡面有三分之二的受試者在短短一小時之內，都把電壓調整到了足以讓人致命的450伏特。當實驗結束之後，他才知道裡面沒有這麼一個同學，還好沒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時之內，這些原來善良的大學生，都做好了要做殺人的準備。

四

也許大家看過一部電影，最近幾年也很受歡迎叫做Die Welle浪潮，講的是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個美國中學的歷史老師Ron Jones，他做了一個實驗，跟學生們做，他怕學生不懂，為什麼當年德國人會那麼變態，支持納粹黨去屠殺猶太人。

於是他就要求同學裡面，班級裡面開始組織一些的儀式、口號、手勢、特別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內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慢慢的，仇恨就在校園裡面彌漫出來，慢慢一個非常獨裁傾向的政治意識形態出來。這些原來很天真可愛的中學生就出現了一群非常殘暴的，有狂熱信念的一群人，然後這時候，這個老師宣布我們教學結束了，大家現在知道了吧，納粹就是這麼來的。

從這個實驗我們又可以說到一點，就是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講的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監獄也許不一定需要是個真實的監獄，我們也許就已經活在一個監獄裡面。我們今天繼續給大家講這本《路西法效應》，作者是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這本書裡面，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之中，也許我們心裡面就有一個預警，它在提醒我們、警戒我們、告訴我們，我們不該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我們不應該放縱我們、要尊重某種的權威與秩序。其實，多多少少我們整個社會有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實驗室。

我們日常生活之中，就會出現一些我們自己都想不到的怪事。例子是，當年另外一個很有名的試驗，就是另外一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比布·拉塔內和約翰·達利，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跟紐約大學當教授時所做的一個研究。研究什麼？他們發現那時候紐約特別多一種事情，就是一個女孩當街被強姦犯追著來強暴，在40多個人的圍觀底下，強姦犯就把她拉上樓梯給幹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人目睹的情況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滿身是血，邊跑邊叫救命，但就是沒有人去管他。他們要研究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研究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發生，這些人就越不會介入跟幫助。換句話說，如果當時只有三個人在場，這三個人說不定就會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時候，大家反而不動－－因為每個人都覺得我不需要做什麼，其他人會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麼。人是一種服從的動物，是一種群體的動物，總是對其他人有期盼，也總是希望滿足其他人的期盼，於是這時候我們喪失自己的一個良知判斷的能力。

於是津巴多教授在這本書裡面提出，我們人要怎麼樣改善跟強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須注意我們一般處境裡面有一個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離跟沉靜的對立，犬儒式的懷疑跟投入式的參與之間的對立。我們該怎麼來理解？

在斯坦福實驗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作者津巴多教授後來的太太克裡斯蒂娜·瑪絲拉奇。克裡斯蒂娜當年也是一個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社會心理學家，她在這個實驗進行到禮拜四的那天晚上來看她的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實驗的津巴多教授，說你們實驗怎麼樣？然後她進去那個假的監獄，首先驚訝的是這個地方搞得還真像監獄，然後她在其中一個休息室裡面，跟其中一個等待要值班裝獄卒的學生談話，說這個學生又親切又有禮貌，怎麼看都是大家公認的超級好人。

後來她透過監視機的鏡頭發現，剛才跟她聊天這個好孩子，居然就是這個監獄實驗裡面最惡名昭彰的一個獄卒；她發現這個人才不過幾分鐘，就從頭到腳換了個人，不但走路的姿態不同，講話也完全不同，帶著南方腔調，正在大喊、叫罵犯人，命令他們報數，所有不在他規矩裡行事的，都被視為對他的無禮和挑撥。克裡斯蒂娜看著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聲譴責她男朋友，主持實驗的教授津巴多，說你怎麼幹出這種事，這已經完全失控，難道你沒有注意到嗎？

津巴多教授被她一罵，這時候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嚇醒了，他發現對整個事情已經失控了，「我已經太沉浸在典獄長這個角色裡面，我本來應該做一個客觀的研究人員，沒想到我也開始享受這個過程了。現在回想起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很值得研究了。」這位克裡斯蒂娜·瑪絲拉奇她就在想，為什麼當時她的反應跟所有參與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禮拜四才進入研究狀況，所以她是一個外來者，而作為一個外來者、局外人，她看局內的狀況，當然會看得比較清楚，也沒有那麼投入。所以人某種的相對抽離是重要的。

另外，據津巴多教授後來研究，她具有一種英雄行為的人格。所謂英雄行為是指人應該對於邪惡情境具有抵抗力，這個抵抗力來自哪裡？除了剛才說了一個局外人的心態，還要常常保持警覺地意識自己的環境，常常去抽離出這些局勢之外。還要注意一點，就是這種人往往都是一個平凡人，這本書最後就提到大部分成為惡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這種英雄之舉的人，直接相比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單》裡面的那個德國良心商人，或者盧旺達大屠殺中的好心人，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平常不見得特別了不起，不見得特別偉大，他們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對於平庸的邪惡，也有一種善良的平庸－－他們的特點在於他們做了正確的事，卻絲毫不以英雄自居，認為自己只是表現了何謂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這種人其實還是很多的，他只是對於他的情境具有一種敏感，他不會那麼容易被環境屈服，所以我們怎麼樣才能夠避免有一天自己變成一個凶手，要做的是要隨時對自己身邊的環境、秩序，所身處的社會或者機構保持一個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