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所有的社會運動都與轉化有關，它轉化的不只是社會的肌理、結構與世界觀，它更直接地改變了運動參與者自身。有時候，往往是很多時候，一場運動無法達成它的目標，好像什麼都沒變過；但它卻紮紮實實地改變了運動裏的人。
說到人，我們常常聽見好些社會運動裏的人物說出一些很宏大的目標很高遠的理念，但這些人為什麼會接受那些理念追求那些目標呢？他們一定是先具備了某種人格特質，有自己的偏好、欲望甚至缺陷，才會認同一場社會運動然後投身其中。要探視這林林總總的個人條件，我們不能直接地問他們為什麼要來，更要問他們在運動前後的變化，以及在運動中得到的東西。否則他們給出的答案說不定就只是那套崇高理念與遠大目標的不同變奏。
我很怕做訪問，因為嫌累，但是編輯一找我訪問這幾個「本土行動」的年輕人，我幾乎就立刻答應了。理由之一是我支持他們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行動，而且我也認識他們。理由之二是媒體大規模的報道很容易就掩蓋了個體的身影；而這些人，這些年輕人，我以為是很有希望，很值得大家去認識的，就像毛主席說的，他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七月三十一號那晚，皇后碼頭熱鬧得簡直像個舊生會派對，從莊陳有與黎則奮開始數下來的四代積極社運分子都來了，大家都被這股晨光的熱力吸引，一個個走去為絕食中的三名青年打氣。似乎正好應了「本土行動」最喜歡談的那句話﹕「我們要尋回香港被壓抑的抗爭傳統」。有一個後來當過傳媒高層的「老鬼」甚至對朱凱迪說 ﹕「唔駛驚，幾時無飯開就call我懐啦！」除了一堆「老鬼」，當然還有許多熟悉的臉孔﹕黃毓民、馬家輝、杜耀明、吳俊雄……老人家一多，意見自然也多，可即說過要請吃飯的那位「老鬼」說得好﹕「我懐意見就梗係好多，不過你千祈唔好聽我懐老點。路要自己行，錯要自己犯過，接下來才有打勝仗的機會。」
這組訪問的目的，就是要看看這四個青年自己走過的路。唯一的遺憾在於為「皇后之役」出過力的人實在太多，絕不限於「本土行動」，這四個人更不能說是代表。事實上光是清場那天被警方抬出來的人群裏就有不少特地趕來的市民。所以我們不能把這四個青年當樣本，他們就是他們自己。
道德感召的力量——陳景輝
在4位受訪的青年裏面，我最早認識的是陳景輝，他的年紀也是這4個人裏最小的。他是我老朋友楊秀卓的學生，非常聰明好學，說話也非常有條理，那時候剛在牛棚書院遇見他就覺得這個小孩前途不可限量。不是嗎？才十多歲的年紀就喜歡啃一大堆大部頭的學術書，遇到任何生活上的小事都還保持覑一股童稚的疑問 (只是到了他這年齡，我們稱之為「批判精神」)。我喜歡他，或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很相似，後來我還聽到有人稱他為「小梁文道」，甚至在訪問他的現場，也有路過的朋友指覑我們笑﹕「乜你兩個咁似樣」。但是我心裏清楚，我們是不同的，因為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當我還在單純地使用大腦計算與謀策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人格修煉的境界了。
梁﹕對你自己來說，整個運動的轉捩點是什麼？
陳﹕我覺得是去年12月我們開始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現場的那一刻。最初我們只是很靜態地展示標語，弄些很藝術的東西來抗議，單純地表達意見；但是當我們進入工地，爬上推土機之後，事情就變成了「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式的社會運動了。這個變化的意義在於之前我們只是表達意見，希望和政府對話，可是後來我們發現政府根本不理會你，也不回答你的問題；於是我們就得直接用身體去阻擋它，拉住它，叫它停手了。
梁﹕你在這個轉變裏的角色是什麼？
陳﹕當時號召大家衝進去的就是我，如果政府開始圍板動工，我們就收隊散去，我們到底來幹什麼呢？如果政府完全拒絕對話，你就自己收聲離開，那一開始你又何必要來呢？
後來提出轉移陣地，進駐皇后碼頭的並不是我；但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只有這麼做才能顯示出我們的意志與決心。很多市民在過去幾個月看見我們在此露宿，都會說 ﹕「頂住！後生仔，我懐支持你」。假如我們只是報紙上點東西說說話，不一定會有這種效果，也不可能聚了這麼多人過來，整場運動更加搞不下去了。
後來我決定絕食，也是希望呼喚更多的人出來，不只是路過的時候替我們打氣，而且是加入我們。你們不是稱讚我們有毅力嗎？你看我們都已經開始絕食了，你還不能多走兩步嗎？
梁﹕所以你定位自己運動的呼喚者？
陳﹕ 也可以這麼說，我記得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經歷，龍應台問我們香港可曾有任何一次抗議能夠改變政府，結果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說七一拖延了23條立法，有人說別的東西，但就是總結不出什麼經驗，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總結的模式。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們有那麼漫長的抗爭歷史，但我們究竟少了些什麼，使得社會運動那麼不顯眼，那麼邊緣？我很想探討一種新的社運元素，找到一種新的政治生活。
梁﹕你的意思是什麼？
陳﹕在我們剛開始絕食的時候，勞永樂醫生開玩笑地對我們說﹕「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能夠絕44日，香港人？三四天就不行了」。我覺得是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不要求自己的身體和意志？難道我們不用磨練自己的體格、毅力和氣魄嗎？香港社運史上不乏正義感和道德感很強的人，但除了少數例外，似乎不容易找到一能夠感召人的模範與榜樣，比如說像甘地那種人。
所以要不就別絕食，否則就要徹底地絕食。因此我們在絕食的時候連葡萄糖水也不喝，還被朋友責怪呢。更有不少人叫我們別亂跑亂動，節省氣力；叫我們定個期限，接力絕食。但我就是要在絕食的時候還站出來和別人說話，就像平日一樣地向來訪的市民解釋我們的看法，讓他們意識到眼前這個講道理的人是正在絕食的人，而且是清場之前無限期絕食的人。
去年12月我們闖進天星工地，我和另一個朋友爬上推土機揮旗，他本來悠閒很隨意地那麼站覑，可是我說﹕「站直點，挺起胸膛，我們一定要很有力地揮舞我們的旗幟！因為我們是有信念的人，我們要讓市民看見我們的決心！」。
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的時候，韓國農民的表現就很令人震撼。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被趕進了灣仔的馬路上，四周佈滿了防暴警察，氣氛十分肅殺。他們本來應該很疲倦很絕望了，但是我看到那幾個輪流負責揮旗打氣的人竟然還是那麼地果決，還那麼地有氣魄。我想我們一直缺乏的就是這股感召力了，你未必同意他們的主張，可是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不能不尊敬他們。道德和正義是要透過活生生的人去表現出來，去讓人感受得到的。這不只是一兩位領袖才要具備的氣質，還是集體的精神力量。
在人群中書寫自己——鄧小樺
我以前訪問過鄧小樺，當時是以介紹一個年輕作家的角度去介紹她的。她年輕、活躍，時常哈哈大笑，動作的幅度比笑聲的音量更大；但她始終是一個作家、一個詩人。而她的詩，抒情內向，她用我形容另一位作者的詞形容她自己的寫作「室內的憂鬱」。
然而在整個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裏，我們更常發現鄧小樺是個拿覑擴音器對警察高聲喊話，不時創作別致宣傳口號，與四出聯絡友好的「公關」。
作家與社運搞手這兩種身分當然沒有矛盾，恰恰相反，有不少傑出的作家都是積極的運動分子，也有不少獻身社運的人能寫一手好文章。不過我還是很想透過鄧小樺去理解「文藝少女」(假設她還能夠被稱做「文藝少女」)與社會運動參與者，這兩個角色之間那具體而實在的連繫。
因為你要 所以你可以
梁﹕你的寫作經驗對這場運動有幫助嗎？
鄧﹕ 我猜這會讓我比較敏感一點吧，能夠關注平常不為人注意的人物與細節。同時，或許，我可以用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去表達去說話。反過來看，其實我這一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作者通常是比較內向的，有種「室內的憂鬱」。但運動總是群體的，而群體卻是有壓迫感的，不一定可以由你那麼自主。還好我們在「本土行動」裏面做任何決定都是不投票的，就算有分歧，也是一直談下去，直到產生一個共同的傾向。在這個過程裏面，個體要學懂的就是怎麼去感覺群體中的那股 flow，那種走向。
你玩過「大話繩」嗎？這感覺就有點像玩「大話繩」，你有主動的機會，有調控繩索牽動對方的能力；但你也不能完全掌握這些機會與能力，你必須感覺對面傳過來的力量以靈巧地牽引它。
梁﹕你角色是什麼？參與了這次行動之後，整個人又有什麼變化？
鄧﹕ 我的角色大概就是幫忙安排點人手調配，有些像以前做編輯。至於自己的改變，坦白講就實在不多了，從大學到現在，我看不出自己參加過的社會運動為自己帶來了什麼結構性的變化。嗯，也許我個人變得更果斷，反應也更快了。此外，我對陌生人的耐性增加了，因為每天都要設法說服路過的市民；可是對朋友的耐性卻又降低了，因為耐性是有配額的。
梁﹕我記得你以前說過，寫blog也是一種工作，你似乎很認真地對待博客的寫作。這幾個月裏頭還在寫嗎？
鄧﹕還在繼續。而且它也好像成了運動工程的一部分，我可以用博客這種特別親密而個人的媒體去和其他人建立關係，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去告訴那些比較文藝的讀者與團體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甚至說服他們。
梁﹕露宿在這種地方，還可以讀書寫作嗎？
鄧﹕ 當然要讀書！「進一步」十周年那10本小書我都帶來了，甚至連阿爾杜塞的《哲學與政治》和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也是在這裏啃的。在這種半露天，人來人往的喧鬧環境底下看書真是考功夫，有很多很多的干擾。而且我怕熱，對自己的汗水敏感，皮膚一敏感就全身痕癢，很不好受。這一切條件都要求我必須具備更高的集中力。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件好事，因為平常我們讀書寫作總是要在一個很安靜很舒適有冷氣的環境裏面，缺乏這種鍛煉機會。我不敢說自己是否變得更集中了，但我基本上已經可以應付這裏的環境了。就像那句老話﹕「因為你要，所以你可以」。
梁﹕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有挫敗感嗎？
鄧﹕ 我已經習慣挫敗了。在香港搞文學本來就是不斷挫敗的事。可是我覺得很有趣，香港文學卻一向很少處理失敗，更常見的主題是失落。可能是因為作家很少有抵抗的經驗，你不抵抗自然就談不上失敗，剩下的只有失落。參加運動就很不一樣了，抗爭與失敗都是實實在在的。因此這也幫助我拓展了自己寫作的領域，就是試覑去書寫挫敗，一種可以和其他人共享相通的挫敗經歷。
不會說話的發言人——朱凱迪
「本土行動」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過程裏，最讓我吃驚的一個人就是朱凱迪了。為什麼？因為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十分十分地害羞內向，而且說話有點結巴，怎麼轉眼間突然成了一個行動派？還當上了整場運動的發言人呢？
有媒體「揭發」他在念書的時代本是個文靜內歛的小男生，自從去了伊朗留學回來，才變成一個可怕的激進人士。這是非常有趣的說法，好像要暗示他在什葉派的老巢接受過伊斯蘭革命傳統的恐怖訓練似的。雖然我挺喜歡這麼傳奇的故事，但可惜我們都知道，即使在他從伊朗回來之後，他還是那麼地文靜，害羞甚至自閉。
為什麼他會變成一個香港社運史上最不善言辭的發言人(但很多前線記者又很喜歡他，覺得他可愛)？更重要的是在一堆能言善道的示威者之中，怎麼會選中了他當發言人呢？
學校拆尿兜你也要生氣？
梁﹕為什麼你是發言人？
朱﹕其實我真的不太懂說話，你也知道，我很孤僻，每次見記者都當做是自己在獨白。我比較擅長獨白。
梁﹕那為什麼是你呢？
朱﹕ 進入天星工地之後，記者都來了，大家都覺得要找一個人出來說話，於是就你眼望我眼，看誰的樣子比較適合。阿周(周思中)不願意，其他人也不願意，大概覺得我做過記者吧，於是就推了我出去。其實一開始也不是只有我一個，陳景輝與我都是發言人，但自從我開始在天星工地絕食，記者們就很自然地聚到我那裏了。本來陳景輝是比較適合的，他說話比較有邏輯。
梁﹕這倒也是，就算不絕食，你的樣子也很像一個飢民了，挺有說服力。但為什麼接下來都是你呢？
朱﹕嗯，其實我也不是不能說話，只是要看情緒。要是感情到了，我就會說得很流籝。
梁﹕你的情緒是怎麼來的呢？你對皇后碼頭很有感情嗎？
朱﹕ 這要從我的過去說起，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孤僻的人，總是對其他人忽略的老東西老環境特別有感覺。我中大念書時副修中文，你也曉得中大特別強調道統，我們的老師很喜歡說﹕「鮍，你們要記住自己的傳統，我們的師祖就是國學家×××先生」之類的話，這種有歷史有傳統的感覺很好，讓我覺得自己有來由有過去。
圖書館的書背有借書卡，上面會記覑一些借過這本人的簽名，例如李天命這些名人。我有時候還會蒐集這些借書卡。
梁﹕那不是偷嗎？
朱﹕ 但它們已經沒有用了呀！現在借書還書都是用bar code，借書卡只是種還沒有除淨的廢物而已。說到偷，我還偷過崇基圖書館的舊桌椅呢。當年他們把一堆待棄的書桌和椅子搬到一間沒多少人使用的閱覽室，堆成一堆。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了就覺得生氣，覺得它們很可憐，那麼好的木家具。
你還記得嗎？崇基圖書館男廁的尿兜是很古怪的，上窄下寬直到地面，不算很實用。校方重新裝修的時候把它們都打爛扔掉，我看了就憤怒。
梁﹕連拆尿兜你也要生氣？
朱﹕我氣的就是為什麼你們連尿兜都不放過。
梁﹕……所以你就把這種對老東西的依戀移情到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身上了，但你和這些地點有過任何關係嗎？
朱﹕ 當然有，我中學的時候老在大會堂圖書館看書，那時還常常經過卜公碼頭。我很喜歡中環這一帶的海濱，在整片璀燦明亮而現代的燈火之中，它們像一塊沒人注意的，untouch的空地，自由自在，任何人都可以來到這裏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那是種很美的事物。對了，我覺得老東西就有這種美好氛圍，包圍覑你，使你感到舒適。它們就像圖書館的老桌椅，校園老樹樹蔭底，沒有人監視，也沒有太多的規劃，學生可以窩在裏面做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覺得一座城市也該有這樣的暗角，也該有這種美好。卜公那邊沒了之後，我特別不想回到曾經熟悉的中環。但是皇后碼頭還有這種規管比較少，不受干擾的自由感；不太光鮮也不華麗，但是很舒適，非常美好。老東西除了讓人覺得有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有這種使人自在的舒適感。
梁﹕所以你對皇后的碼頭的感情是很私人的感情？
朱﹕是的。但我覺得這份美好又是很多人都能分享，也都應該有權分享的。所以我才會在某天突然想起「為下一代保留此地」這句口號，我真的相信這句話。
進入事件的中心——周思中
我去年才認識周思中，但我在好幾次綠色和平的行動裏面都見過他的身影，印象中他一直都是社運的積極分子，而且他還和許多更年輕的活躍人士一樣，即便是綠色和平，也嫌它太「巨型」太有組織太有程序了。於是他離開了綠色和平，加入了獨立媒體這個時常支援各種社會運動的蚊型傳媒。可是當我和這個皮膚曬得黑亮的小伙子談過之後，我才發現他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梁﹕你自小就關心時事嗎？
周﹕其實我以前只不過那種很尋常很悶的男生，世界只有球場那麼大，除此以外什麼都不關心什麼都不感興趣。可是中五之後去了另一家中學，正巧圖書館有個很友善很肯教人的Miss，所以就常在圖書館裏消磨課餘的時間，翻翻報紙讀點書，同時也開始聽大班和毓民的節目，漸漸變成了一個對主流政治能夠侃侃而談的人。後來升上中大當然讀政治，一心追求更多的政治學知識；但在學生報碰到一班哲學系的傢伙，才發現自己學的東西還不夠「批判」，於是畢業之後就去了嶺南念文化研究，最後更加入了綠色和平。
梁﹕在整個運動裏面最難忘的是什麼呢？
周﹕有一個場景特別有趣。去年12月12日我們闖進天星工地之前，簡直就像一幫烏合之眾，三兩個散兵游勇或者站覑或者蹲覑，行行企企地舉覑標語牌，有車經過就閃開。我們把一條鐵鍊圍在工地外面，但它就像我們一樣，有氣無力地垂在地上，很不像樣子。
梁﹕哈哈，你不是做過綠色和平嗎？應該很有經驗才是呀。
周﹕大佬呀！綠色和平每次行動前有briefing，會計算拍攝角度和視覺重點，我們這群人怎能相比？
說回那晚的行動，自從我們進入工地之後，情就完全不同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工地裏面是要有安全裝備的，我們什麼都沒有其實就已經觸犯法例了。那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從前我只是個站得很遠的觀察者。就算後來參與了社會運動，你的分析再精準，說話再有力，你還是在外圍的，別人也不一定要睬你。但是那天晚上我們大伙站在推土機旁，站在鎂光燈下，你的任何一個行動選擇，即使你站的位置不同，也都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我從未如此接近過事件的核心，好像所有動作都直接影響最終的結局，事件的原因和後果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短非常短。
梁﹕你的感覺如何？是不是很有種被「充權」(empowered)的感受？
周﹕ 感覺十分地清新，與做鹹魚完全不同。所謂「鹹魚」就是攤在地上任人宰割，完全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是這麼接近事件的中心是有代價的，就像有一張 balance sheet，你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獲得力量是有代價的，你要為自己的行動背負所有的責任。平常我們做個普通市民當一個旁觀者，是不用付出代價的，但也因此什麼都改變不了。
梁﹕事到如今，會不會覺得挫敗？
周﹕當然會！尤其清場那天早上回家睡了一覺，回來之後竟然就封路進不去碼頭現場了。太後悔了！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怎樣總結經驗，回述這段故事。例如當我們開始進駐皇后碼頭，在那裏露宿之後，我們才發現這個地方原來有這麼長遠的歷史，而且是個被壓抑的抗爭傳統。數十年來，這裏發生過那麼多可歌可泣的集會、示威和遊行一切加起來比起保衛天星碼頭時所說的那種「集體回憶」要複雜得多有力得多了，遠遠超出了所謂文物的歷史價值。我們要想辦法把我們捍衛皇后的故事接上這個傳統，透過它說出一種不一樣的香港故事，描述一種不一樣的香港人。
數十年來，香港人不只是殖民政權下的旁觀者，他們不只是順民，在他們之中還有一批主動的，想要改變現實的反抗者。假如我們能夠清楚地傳達出這個版本的香港故事，我們就不算徹底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