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當大導遇上小記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大導演波蘭斯基又發火了。

今年是康城影展六十周年，為了慶祝，特別請來王家衛、侯孝賢、北野武、陳凱歌、伊高揚、安哲羅普洛斯、溫．韋達斯和岡薩雷斯等三十五位國際級作者導演，每人拍一段三分鐘短片，歌頌自己對電影的愛，片名叫To Each His Own Cinema。於是康城影展主辦當局就請來其中三十二位大導，聚首一堂，一齊坐在階梯狀的座位上接受記者採訪，實在是難得的場面。

三十二個明星，只有半小時的記者招待會，他們會談些甚麼？又談得出甚麼呢？據說最有意思的話題是電影的未來，伊高揚和岡薩雷斯都認為再過幾十年，就沒人去戲院看電影了，大家不是在網上下載就是看手機短卡。可波蘭斯基不同意，七十三歲的他說：「這種論調我聽過很多次了。卡式錄音帶出現的時候，大家都說大型演唱會快要完蛋，結果呢？」

波蘭斯基怎樣就發火了呢？美聯社的記者報道：「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在罵完記者問了『空洞』的問題之後，就離開了周日康城影展的記者招待會現場」— 原來在主持人宣布訪談只剩下兩分鐘的時候，波蘭斯基突然搶過了麥克風，他對在場的記者說：「我們這裏有這麼多偉大的導演，你們卻問了如此差勁如此空洞的問題。我認為正是電腦把你們帶到這等水平。你們不再對電影發生的事情感到興趣。坦白說，我們大夥不如一起吃午餐算了！」

到底記者們都問了哪些蠢問題呢？我很好奇，所以在網上到處搜索，結果甚麼都沒找到，大多數的報道只是短短地描述了這個有點火花的事件，都把它當成有趣的花邊。倒是後來在《明報周刊》上看見更詳細的經過。

原來那天從一開始就有點不對勁了。話說從默片時代就開始拍電影，至今仍保持一年一部驚人產量的葡萄牙國寶奧里維拉(Manoel de Oliveira)也是To Each His Own Cinema 的作者之一。當這位九十八歲的大師拄拐杖走進來的時候，在場導演全體起立，鼓掌致敬。可是當記者開始提問之後，老前輩卻沒得到應有的尊重，一個記者粗暴地打斷了他的答問，坐在旁邊的波蘭斯基這時就已露出不悅的神色了。

根據《明報周刊》記者所說，在接下來的時間裏，絕大多數的問題都和這套電影無關，甚至跟電影也沒有多大關係。難怪波蘭斯基要大發脾氣拂袖而去了。最好玩的是記者會到了最後仍然和這套群星匯聚的電影無關，大家記得的就是波蘭斯基又發脾氣了。至於他為甚麼發脾氣？記者們都問了些甚麼問題？我們依然不知道。關於這次記者會的報道本身就成了波蘭斯基那段憤怒的話的最佳示範。

我很欣慰。因為一直以來我以為只有我們的記者(或者用他們喜歡的自稱：「小記」)才會在報道一部新電影的時候讓讀者搞清楚導演和演員不和的內情，卻半句不提這到底是部甚麼樣的電影；才會在介紹一張新唱片的時候說了許多歌手隆胸的傳聞，卻徹底忽略了這張唱片的風格轉變。看來外國的月亮並不總是圓的。

梁文道：「X」

【都市日報-兵器譜】依照我對港情的研判，大概用不了多久，同文邵家臻就會被人投訴了，因為他的新書叫做《唔X唔鬆化》。虧他還好意思叫我作序，難道他不怕把我拉下水嗎？雖然我推薦過他的舊作，但這回的情況很不一樣，他指定我就《唔X唔鬆化》的書名任意發揮，詮釋一下那個「X」字到底是甚麼意思。

天呀，「X」還能有甚麼意思？它當然就是那個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的那個意思囉，非常淫褻非常不雅的一個字。

「X」的處境就像手掌中指，原來可以代表很多東西，也可以不代表任何事情。但是自從「X」被人用來代替那個眾所周知的髒字，中指被用來代表惡意的侮辱之後，它們就像被邪靈附上了身，再也回復不了清白之軀。此後「X」和中指的意義就被壟斷了，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們被強制地加上了不屬於它們的意義。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電視演員謝天華因為在無電視的劇集《師奶兵團》用中指托起眼鏡，觀眾投訴到廣管局去，說他「不文」，結果要出動他的經理人出來解釋，說他真的只是托眼鏡而已，別無他意。不知從何時開始，舉中指原來就只剩下一種意思。如此看來，幼兒園教孩子認識身體的時候也得格外留神了，否則一不小心就變成全班同學對老師舉中指，不文之至。若真要令孩子認識手指的名稱，也千萬不要叫他們一根根地舉起來給老師看，用圖畫代替就夠了。

同樣地，或許有一天我們再也不能忍受「X」，不只要改造數學，揚棄「X」這個符號；甚至還要創造世上獨一無二的港式英文，一種沒有「X」這個字母的英文。

這麼說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有跡可循的。且看《中大學生報》的淫褻風波已經燒到《明報》身上了，因為《明報》把《中大學生報》的不雅問題全盤照抄了一遍，結果也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為二級不雅物品。到底那些問題有多不雅，竟至轉載也算犯禁的地步呢？經過許多傳媒的努力查訪，如今我們已經知道那兩條最敏感的問題根本來自一份針對中學生的刊物，是「腦筋急轉彎」式的遊戲。「你最想和哪個家庭成員做愛」的答案是「丈夫或妻子」，「你最想和哪種動物發生性關係」的答案則是「人類」。可是淫審處諸君不相信丈夫和妻子屬家庭成員，也接受不了人類是種動物的事實，就像有人固執地認為舉中指就是罵人一樣。

為了避免觸犯禁忌，或者不想把冒犯人的言行表露得太過直接，人類會發明許多有遮掩作用的代替品，例如電影上用來遮蓋性器官的「格仔」。可是久而久之，我們就會把這些代替品也當成一種禁忌；社會越是保守，這種禁忌的無窮追溯遊戲就會玩得越徹底。所以有些香港人開始感到「格仔」這種東西很不雅，與它想要遮掩的玩意一樣見不得人。有些人不想說粗話，怕在搭地鐵的時候被罰款，所以就說「我X佢喇」，用「X」去代替那個很可怕的字眼。但是我肯定，如今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會感到這個「X」和它想代替的那個字根本沒有分別。所以邵家臻的新書一定會被投訴的。

梁文道：出門是為了尋找自己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很羨慕那些背起背包放下一切，說走就走去「流浪」的人；我甚至懷疑其實每一個人都暗自羨慕這些背囊旅者，因為他們做到了我們大家都想幹但是幹不到的事。我們想，是因為我們都很好奇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大，都想把自己放進不同的處境裏面好探視自我的本質；我們做不到，是因為我們都有太多的責任和負擔，都有太多自己才知道的藉口和理由。所以我很羨慕林悅和林劍強，因為他們居然可以在某天夜裏心血來潮，對世界地圖一比劃就說：「我們從這裏出發」，然後用了不到三分鐘的時間把手指從東南亞劃到西歐，再經過亞洲腹地回轉出發點。接他們賣了房子賣了車，辭掉工作，帶不算多的盤纏就上了路（反正不夠錢的時候可以打工）。最後這一路走了兩年，他們橫跨歐亞大陸的其中一個成果就是這本《彳亍地平》。

其實我本來就該羨慕他倆的了，因為他們是馬來西亞人。在我看來，馬來西亞華人簡直是全球華人學習的楷模。不只是他們靈活在多種語言之間來回躍動的能力；也不只是他們比我們香港人更有國際觀，隨便一個文化人都能從印度人的族群差異說到伊斯蘭教瓦哈比派的興起；更是因為他們對華人這個身份的敏感。中國人真幸福；我們天生下來就理所當然地做了中國人，從來不覺得文化和民族上的華人身份與國籍上的中國人有什麼區別，華人與中國人對我們來說從來就是同一回事。但是，我們也因此喪失了許多自省民族身份的機會。相反地，身為馬來西亞國民，身為歧視政策之下的二等公民，馬華知識份子對於國族身份這個東西往往被迫產生更複雜的批判思考（我說的可不是風涼話）。於是，帶這樣的自覺，林悅和林劍強的書要比如今不算罕見的流浪遊記來得更「透明」更自覺。負責攝影的林劍強本來可以抽離地拍出更多壯美動人的畫面，但是他更喜歡從被攝人物的角度反過來測量自己的存在。負責書寫的林悅本來可以把全本書寫得更有趣更獵奇，但是她卻花了不少筆墨質問什麼是旅遊什麼是旅者。到了寮國，他們看見西方白人對窮困的第三世界的人民特別友善，就想他們「在這些落後的國家所展現出來的禮貌，還有擔心傷害對方自尊的包容心」或許是另一種歧視。「如果大家都平起平坐，就沒有必要有所顧忌」。所以林悅說「劍強和什麼人說話都用同樣的語氣，我有時還是難免多心，總是要扯一扯他的袖口，提醒他不要那麼直接，免得嚇壞人」。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旅行經驗，但是我以為漫長的旅途必定叫人寬容。覽天地之大，一個人不能不謙卑。可是我看過不少遊記，卻總是出現「壯遊」和「遠征」一類的字眼，它們的作者似乎一直盯自己的雙腳，時刻丈量自己走過的路程，大概覺得旅程是種可以炫耀自己的背景。所以我喜歡林悅的書寫，儘管她會被過份熱情的土耳其男子激怒，會為伊斯蘭地區的女子面紗感到窒息；但是她一直用心地記述，非常溫柔，非常地貼近地平。日子久了，於是懂得分辨旅者的狀態。那些揹巨大背包的backpacker，應該只是幾個月的「短程客」；真正長年在路上的，卻不願帶上太多的身外物，他們苦行般地節制。再走下去，就會發現旅行的真義了。「在漫長的旅途當中，我不斷在擷取土地、人民、歷史所賜予的一切，一直不斷的在承受，沒有付出。作為一個旅人，我不屬於任何地方，潛游在不斷轉變的各個國家，人民所承受的苦難與快樂，都是隔了一層距離來感受，實際上我沒有任何具體的奉獻。我突然了解到，身份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因為有固定的身份，崗位就確認了，就能夠具體通過這個身份而進行回饋，說得老套一點，就是為社會出一份力」。然後就是回家的時候了。原來出門不是放棄責任，而是要更明白地尋找與確認自己的責任。

梁文道：禁忌政治的軟和硬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就紛紛把注意集中到了所謂的「文代政治」之上，熱烈討論身份、性別與性等傳統左翼眼中的「軟性」課題。一時間，相關研究和文獻蔚為大觀，隨便一個攻讀文化研究的本科生都可以開口「殖民霸權」閉口「被壓迫的性小眾」。

巧的是，傳統左翼關懷的階級問題不只沒有消失，反而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日形嚴重，貧富差距的擴大幾成全球議題。於是許多人看不過眼了，起來指責搞文化研究的人沉迷於解讀西方電影裏的上海女人意像，卻忘了上海市郊的拆遷戶；批評做「酷兒研究」(queer study)的人只看見了虐戀怎樣被歧視，卻不顧死在瘟疫中的非洲貧民。

坦白講，這些批評都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不是因此大家就都應該回頭「硬」起來，完全不要再碰性別和性取向這些「軟」題目呢？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為甚麼會認為貧富差距和民主改革這類課題比較「硬」比較正經，而關於性小眾的課題就比較「軟」比較不正經呢？軟和硬的標準又是甚麼呢？

資深傳媒人崔少明先生近日在其專欄正好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中央最難念的經〉，《信報》5月21日)，而且提到拙文〈甚麼叫做亂倫？我沒聽說過〉(《都市日報》5月18日)，且容我引述一段：「專欄語不驚人死不休，不外想挑起『反動派』把火，令其失言。但現實裏，新聞經常報道，未聽說過亂倫，比中六合彩更難；男作家也肯定不敢對阿媽這樣說，否則阿爸首先就難以容忍。而將不敢講亂倫與不敢講遭政府迫害相提並論，更會氣死內地的維權英雄」。最後，崔先生又比較了中大和港大學生的差異，他說：「同樣關心政治，港大生好得多。他們選擇抗議馬力，不是用性爭議來譁眾」。

也許是我筆拙，辭不達意，使得崔先生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印象。但自問在〈甚〉和〈禁忌就是假裝〉那兩篇「兵器譜」的專欄文章裏絕無「譁眾」的意圖，更沒有「想挑起反動派把火」的動機。相反地，我想做的是盡量客觀地勾勒社會禁制的機制，指出有這麼一種禁忌，它不止禁忌某些行為，而且禁忌大家去談這個禁忌本身。在我看來，《中大學生報》只憑問卷涉及亂倫就犯了社會大忌，正好顯示出我們不只禁止亂倫，而且根本不願意甚至不准去談這個禁忌。拿它和阿根廷的「骯髒戰爭」後的消音相比，不表示它們一樣重要，而是想說它們的禁忌類型是接近的。至於內地維權人士，其中有幾位恰巧是我的朋友，我也曾在此響應他們的壯舉，又豈敢稍有不敬？

話說回來，何以崔先生會覺得有關亂倫禁忌的討論在價值上就那麼低賤，竟然達到一個能氣死維權人士的地步？何以他又會認為一談性爭議就是譁眾，只有抗議馬力的失言才是正事呢？沒有人會否認馬力關於六四的言論絕對要比性小眾的議題更加牽動人心，也沒有人會認為辯論亂倫要比辯論內地維權方向更加現實更加切身。然而我們是否因此就要反過來說所有的性爭議都微不足道，甚至是刻意譁眾？為甚麼我們那麼不想談性，覺得它那麼卑微？

假如《中大學生報》問的不是「你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做愛」，而是「你最想中國的哪一個部分獨立」，同情那幫同學、覺得他們有勇氣的人會不會更多呢？同樣是觸犯禁忌，我猜大家一定會認為後面這條問題更硬更正經。可見比起一般的政治禁忌，性禁忌是種更令人迴避也更令人不齒的禁忌。這是為甚麼？我也沒有完整的答案。我只能再次澄清，我不打算激起任何人的憤怒，更不想譁眾取寵，我只是想邀請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

梁文道：革命從慢食開始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偶爾會有一些推廣慢食運動的廚師從意大利遠道而來，順便帶了當地鮮美的農產。然後大家就跑去嘗他的手藝，而且要很慢很慢地吃，很有耐性地等廚房獻上一道又一道的菜。吃完了，於是有人摸一摸飽脹的肚子說：「太好了，這才叫做欣賞美食。可惜平常太忙了，哪裏有這麼多的時間用三個鐘頭吃飯呢？」

就和Punk、rave party與hip hop這些文化現象一樣，慢食來到香港之後就幾乎徹底淪為一種潮流、一種風尚、一種沒有任何社會關聯也沒有任何政治意義的「個人生活態度」。很多人以為慢食就是慢慢地吃一餐好東西，因此它絕對只是有錢又有閒的人才玩得起的東西。沒錢的人吃不起意大利名廚的作品，沒閒的人則花不起工夫去和你慢慢享受生活的美好。

慢食運動確實鼓勵大家享樂，專心品味食物的深度美味，但可別忘了它到底是場「運動」。

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天安門鮮血洗地，而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羅馬的史帕加納廣場（Piazza di Spagna）也聚集了一大批示威者。他們抗議麥當勞在該處開設分店，坐在麥記門外，一人捧一碟意粉慢慢地吃。似乎是為了對幹，人群中有很多人舉起牌子，上面寫「Slow Food」，這就是慢食運動的起源了。從那時候起，他們就堅持使用「Slow Food」這個英文字（而非意大利文），因為他們的敵手早把「fast food」變成了一種世界語。

如果麥當勞和快餐常被當作全球化的代表，那麼慢食就是一種反思甚至反對全球化的運動了；假如我們平常理解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那麼慢食就是資本主義邏輯和文化的最新對手了。其實國際慢食組織的總裁帕特里尼（Carlo Petrini）和整場運動最早的發起人全是意大利左派，其中有些直到現在還是忠誠的共產黨員。

共產黨和我們在意大利餐廳裏吃的火腿與紅酒有甚麼關係？難道請客吃飯真的算是搞革命嗎？

讓我們先回到這個「慢」字，強調慢當然是為了凸顯現代世間的快。我們這些可憐的現代人最常用的口頭禪就是「找個時間」，找個時間見面，找個時間吃飯，找個時間做愛，可見時間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一樣東西。我們沒有時間與朋友相處，沒有時間和家人聚會，也沒有時間享受生活的平凡趣味（例如吃）。所以「時間管理」才會大行其道，因為大家都想知道要怎樣才更節省更經濟地使用時間，在短的時間裏做最多的事。

但是慢食運動卻指出這種心態不只磨人心智，使得大家變成了疲於奔命的行屍走肉，而且還令大家忘記了問題的本源。甚麼是問題的本源？那當然是使得我們如此忙碌的整套社會經濟體制了，不單只有貧民才要每天為口奔馳，連有錢的上層階級也要把自己弄得像是轉輪裏的老鼠，永不停息地往前跑，卻不知目標何在。資本主義替人類預許了一個豐盛的美麗新世界，但是活在這個世界底下的人卻不見得比前人更幸福更快樂。

青年馬克思早就提醒大家，資本主義是種令人「異化」、令人活得不自主甚至不像人的體制。慢食運動的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要大家慢下來，做回自己時間的主人，不用那麼趕，不要幹那麼多的活賺那麼多的錢。可是不多賺錢又怎能享受美食呢？錯了，慢食運動從來不是教大家花上半天去吃一頓米芝蓮三星大餐，它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簡單純樸的日常食物，一碗粥一碟豆皆有其美善之處，只待我們靜心欣賞。所以慢食不只反對快餐，甚至反對過分豐盛的美食，因為那只會讓人墮入市場經濟的慾望邏輯，為了一頓昂貴的大餐而忙碌同樣也是忙碌。

吃慢一點當然不是革命，但它或許是革命意識的溫床。如果人人都能重新發掘飲食的真正樂趣，或許就有動力拖慢機器的步伐了。（慢食是種社會運動二之一）

梁文道：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學習哈佛二之二）

【明報-筆陣】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 年5 月20 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 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 「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 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每當遇到批評，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 「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

梁文道：凌遲國民黨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兩年，台灣學術界很喜歡討論「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所謂轉型正義，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個充滿壓迫的威權社會邁向民主開放的過程之中，怎樣去尋回過往不可得的正義，又怎樣治療歷史傷口以便重新起步。

例如納粹幹下了那麼多的壞事，後來的德國政府肯定要補償之前的受害者，懲治昔日的罪犯，同時找出歷史真相，重建受傷的正義與價值，確保獨裁和恐怖不再重臨。又如結束了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光是廢棄了過往的邪惡體制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只為無數的受害者求一個公道，而且要促成分裂族群的大和解。否則一個體質健康的新社會是建立不起來的。

台灣有沒有轉型正義的問題呢？當然有。除了惡名昭彰的「二二八事件」，光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被執政國民黨處死或監禁的無辜受害者大概就有六千多名了。這一樁樁冤案的頭緒都理清楚了嗎？賠償都發好了嗎？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底下，號稱獨立的司法體制從來只是行政當局的應聲蟲，這個毛病現在根治了嗎？戒嚴管制時期，台灣的社會和文化都受到了權力的扭曲，失去了自主的生命，如今台灣是否已完全邁向了成熟而民主的大道；媒體也好，各種民間組織也好，都不再唯權是從，骨脊軟癱嗎？數十年來黨國不分的局面使得國民黨的財產疑點重重，那裏頭不知有多少本該屬於台灣全民卻被中飽私囊，這些款項都一一查清了嗎？

蔣介石確實是個獨裁者，「中正紀念堂」也不一定不能改名。起碼從轉型正義的角度看來，抹除獨裁者個人崇拜的陰影是很重要的(但是還有另一種觀點，認為過去的遺蹟應該忠實保存，以收記存教訓警惕後人之效)。問題是前述的問題都還沒有徹底解決，陳水扁又為何急於這點表面的撥亂反正呢？「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仍如迷霧，越攪越亂；台灣司法體制的獨立依然成疑；各種媒體依傍權力的異相依然活現；政府仍然貪腐，仍然蠻橫(這次更名行動就是最好的例子了，一切全在十天之內秘密進行，沒有諮詢也沒有公聽辯論)。為甚麼經過民主選舉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沒有徹底解決這等威權遺毒的決心，卻把「中正紀念堂」的名稱這等閒事作第一要務呢？

回顧台灣開放大選以來的歷程，我們發現國民黨固然不願坦然面對往日的斑斑劣跡，黨產之謎至今未除；連民進黨也不打算完成轉型正義的未竟大業。這是為甚麼呢？原因之一自是要繼承昔時的歪曲體制可以營造有利自己的局面。更重要的則是放舊患不管，在有需要的時候再動它幾下，產生打擊對手的妙用。換句話說，只要國民黨一天不自行了斷黨產死結，不全面為蔣氏威權統治的錯誤道歉；民進黨也就不用太過認真，任對手拖一條條長長的黑尾巴。

就像現在，只要蔣介石獨裁的形像還在，只要國民黨還抱蔣氏的遺產不放，民進黨就永遠有把柄在手，對方成為背負原罪的箭靶。將「中正紀念堂」易名為「民主紀念館」，為的不只是轉型正義，而是要進一步提醒百姓：國民黨正是獨裁者的傳人，否則他們又怎會反對這麼合理的措施呢？所以比起國民黨，民進黨更有拖慢轉型正義進程的理由，這樣它才可以慢慢地凌遲對手，而膽怯的國民黨就一直無法平起平坐地和民進黨玩民主的遊戲了。

梁文道：血是流不成河的

【都市日報-兵器譜】其實馬力說的沒錯，坦克車很難把人完全壓成肉泥，屍體要燒成灰至少也得攝氏一千度的高溫。馬力勸籲中學老師要正確地教導學生認識六四，其實也是出自一片好意，他是要鼓勵學生多點批判思考，多點自己動手做實驗，這樣才不會人云亦云。

做甚麼實驗呢？比如說用一個寬度和坦克車履帶差不多，而重量則比得上一整輛戰車的東西來碾壓一頭豬。然後你就會發現原來要一次過就把一隻豬壓成肉醬真的很難，不經過去骨的過程，那些煩人的纖維就總會連一些未碎的骨頭。

還可以做焚屍的試驗。假如要找一條屍體來燒的難度太高，老師可以帶學生去火葬場實地參觀，問問負責操作焚化爐的員工，到底要把一具屍首焚燒成灰至少需要多高的溫度。這時你就會發現要在天安門廣場上放把火燒屍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了。

所以坦克車不能一下子就把人徹底壓成肉醬意粉的肉醬，天安門廣場上的火炬也不可能是用來焚屍的。按照同樣的邏輯，馬力其實還可以多補充一點，人血要流成河的規模，至少得死好幾十萬甚至好幾百萬人。

大家知道甚麼是血河嗎？不像黃河至少也要有城門河的水量吧。地上幾攤鮮血加起來別說是小溪了，恐怕連個豪華resort的私人小泳池都灌不滿，更何況河？可見「血流成河」的說法太不科學。

再拿「屠城」來說吧？甚麼叫「屠城」呢？有客觀的標準嗎？有可以量化的指標嗎？是按照被殺的絕對人數來算還是按全城人口的比例來算呢？當年北京城裏有好幾百萬人，死了幾千個就叫「屠城」嗎？「六四屠城」這個說法不是太誇張了吧？

我不是開玩笑，更不是有意諷刺。我真心同情馬力，真心相信「六四屠城」的說法有待商榷，真心相信「血流成河」的形容太過誇張，真心相信坦克車把人壓成肉泥與放堆柴火就能焚屍的理論很不科學。

可是，馬力先生，我們在談的是一件飽蘊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而非一課綜合科學科的教材；你應該是一位深富同情心而且理解人性的政治家，而非一個隨便拿市民情緒開玩笑的「名嘴」。有科學常識，懂得辯論而且喜歡辯論，不表示你就是一個成熟的政治人物。香港這幫喜歡在口舌上佔人上風拿人便宜的政客，到底要到何時才能明白這點粗淺的道理呢？

梁文道：壯哉萬聖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話真是不能亂說，你看那政客居然在記者面前拿豬肉和六四被坦克車碾過的殉難者相比，結果就為他主持的那個政黨帶來一場公關災難了。最近我也在支聯會的朋友面前犯了錯誤，現在必須公開道歉。五月四日那天晚上，我在支聯會辦的講座上誇言，現下的中國要禁書可不容易了，不止盜版橫行，連正當的出版商和書店也都各有神通，懂得用法律的盾牌與法外的渠道和當局周旋。然後我越說越亢奮，頗有形勢一片大好，自由就在眼前的意思。沒想到過不了數日，我就差點在北京目睹了一幕禁書秀。地點是北大附近的萬聖書園，主角是老闆劉蘇里夫婦。聽他倆說，那一天我要是早點到就能夠趕上了，台灣出版界名人郝明義先生看了一下午，頻呼過癮長見識，讓我很羨慕。原來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一幫大概叫做「北京市文化事業管理委員會執法大隊」的凶神惡煞就衝上了萬聖書園，硬要沒收一本談反右歷史的書。劉老闆夫婦倆什麼場面沒見過，這麼多年以來，哪一個「主管單位」的人都曉得到了這個知識分子聖地得客客氣氣，好言相勸，不可硬幹。偏偏這幫執法大隊平常大概捉慣了「小姐」（香港讀者不可不知，卡拉OK也算是『文化事業』），沒有闖書局的經驗，於是一上來就要拿營業執照（類似香港警察去夜場『查牌』）。結果惹毛了劉老闆，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最後要出動當地官員調解……。

說起來劉老闆也是個京城聞人，同是下海的「六四分子」，當年的流亡學運領袖沈彤現在轉軌賣軟件給當局監控網民，劉蘇里則留守北京開書店讓青年學子走向世界。由於他的背景獨特，有些搞修憲搞維權的就喜歡聚到萬聖的咖啡店裏聊天，據說很令「有關部門」注意。其實這真是誤會，劉蘇里不事革命久矣，他現在專心老實做生意，一門心思全在書店上。於是萬聖書園就成了北京最好的人文學術書店，不止附近的教授學生喜歡光顧，連我這等遊客每回去了北京也一定要去報到。你可別以為它像台灣的誠品，咖啡店裏充滿了精緻的擺設優雅的桌椅，空氣中還有高級的樂聲。不，劉太太很強調他們拒絕「小資」，一切以平實為尚。最誇張的是他們偶而還會客氣請走霸座位喁喁談情的情侶，因為「這是一個給人討論問題交流思想的地方」。萬聖到底好在什麼地方？簡單地講，就是我從來沒在那裏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儘管以大陸標準而言，它的地方不大。但是很奇怪，它擺出來的書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卻一本也見不。不像好些超級書城，你略過垃圾的時間要比真正看書的時間還多。而且不只我有這種感覺，北京「圈子裏」的朋友人人都有同感。要做到這點真是不容易。在萬聖，任何一本書想要進門都得經過三重審核，不入流的根本上不了架。何謂不入流？為免得罪人，名字我就不說了，總之某些聲震神州的文化大師全集，和包賺不賠的全國暢銷書就不是他們的那杯茶。不看面子不講關係，任你是大發行商大出版社，東西不行就是不行，憑什麼你出過一百本好書那第一百零一本就一定好呢？難免有出版商給紅包推書上暢銷榜，也難免有人打電話來詢問為什麼自己的傑作你們不懂得欣賞；更有不識時務的作者在店裏吵鬧，不滿書的位置不夠當眼。你把我們劉老闆當是什麼人啦？他連執法大隊的面子都不給，何況你這臭老九？劉蘇里說他有回火大了，結果就大罵一個恬不知恥的家伙：「這麼次的書，還好意思叫人賣？」。

梁文道：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都市日報-兵器譜】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裏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裏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裏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裏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梁文道：消失中的食物多樣性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如果一種文化消失了，一個族群滅絕了，他們的飲食方式有沒有可能還活得下來呢？自從迷上了娘惹菜，到處尋找娘惹食譜和食材之後，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之前說過，娘惹菜脫胎於馬六甲海峽兩岸的土生華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菜式，自己的服飾，精緻而華美。但是今天我們碰見的好些「峇峇娘惹」，已經不再符合歷史書上的定義了，至少他們不再會說那種混雜了馬來文與福建話的獨特方言。「峇峇娘惹」在南洋生活了六百年，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才又湧來一大批移民，掀起「再華化」的風潮，於是許多土生華人開始跟新來的華人說華語穿華服。難怪現在有一些熱心人搞組織，想要維護「峇峇娘惹」的傳統文化。真沒想到，使得這批土生華人失卻自己面目的不是當地的馬來土壤，也不是來自歐洲的殖民勢力，而是祖家的同宗。

假如真有這麼一天，「峇峇娘惹」徹底消失在人群之中，他們數百年來創造的食風會不會也跟停息呢？這問題就和要是意大利這個民族不再存在了，意大利菜是否也會絕跡一樣。表面上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不是只有意大利人才懂得做意大利菜，不少日本師傅也能煮一手上好的Pasta。食物的流傳與民族、文化、和社群的存亡是兩回事；清廷覆滅，今人還是可以按食譜炮製一席不知真假的「仿」。

但是再細想下來，就知道問題絕非如此簡單。

放眼全球，我們會發現人類世界的廣大而繁複。到了北極和撒哈拉，你就不得不驚嘆，何以如許困頓的環境也有人住得下來。而北極圈內的因紐特人和阿拉伯半島的貝都因人不只活下來了，更因應當地的特殊條件，開拓出他們的文化，懂得用冰塊砌起保溫的居所，能夠以駱駝穿越沙漠。至於吃，當然也是就地取材，在特別的生活環境之下找到了煮食和調味的方法。走在中環Soho那幾條小街上，有沒有想過，你看到不只是各國餐廳，還是雜多的飲食方式，它們使用甚麼食材，又用甚麼方法去做菜，背後全有人類生存的道理。

飲食雜誌常常推介一些幾乎失傳的菜式、材料和老店，它們為甚麼會失傳？原因不是東西不好，而是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遷的緣故。有時候是土地受到污染，再也種不出健康的植物；有時候是漁業現代化了，再也找不到要用傳統方式垂釣的鮮魚；更有些時候，整個族群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大家都去買集體工廠生產的豬肉，所以一群在山上放豬的農民只好下山打工。

全球化不只拉近了大家的距離，縮短了大家的差異，還取消了文化的色彩與食物的種類。光是在上個世紀，就有三萬種人類培植出來的蔬果滅絕；今天則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家禽和家畜接近絕種。我們總以為人類吃喝的花樣越來越多，實情正好相反，許多材料正隨環境和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消亡，生產它們的人和它們做成的菜式也正在走進歷史。

難怪「國際慢食組織」要「食物方舟」（Ark of Taste）的運動了，他們想要保存和發展人類的「食物多樣性」，同時捍衛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與文化的多元，把他們帶上方舟，直至下一個太平盛世。

若是我能提名，我會建議把香港傳統的街頭小吃和山水豆腐列進「食物方舟」的瀕臨絕種名單。沒有了山水，自然也就沒有山水做成的豆腐；街頭小販全部趕進商鋪，為了交得出全球最貴的租金，他們自然不能再費心烹煮自家的魚蛋和墨魚。看來歐陽應霽那四本介紹庶民小吃的《香港味道》很快就會變成古董圖鑑了，因為這個地方不保存味道，只保存地產。

梁文道：學習哈佛（二之一）

【明報-筆陣】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的網頁如此回答： 「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年度「性愛周」（sex week）固然愈辦愈生猛，他們的性雜誌也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為免本日《明報》也有被列作二級淫褻及不雅刊物的風險，就請恕我不再引述翻譯了。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 「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和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禁忌就是假裝

【都市日報-兵器譜】何謂「禁忌」？它就像英文諺語裏的「房中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明明有頭大象很不可思議地漫步房中，但房裏頭的人卻一點驚訝的表情也沒有。他們不只不討論這頭大象到底是從哪裏來的，甚至好像完全看不見牠。

有人捧點心盤從廚房走進客廳，要狼狽地左閃右避，才能避免象尾把茶壺和糕點揮得一地都是，但沒有一個人會注意他不自然的走路方式；相反地，包括那捧盤子的人，大家都表現得非常「自然」，似乎在房子裏走動就合該歪歪扭扭。

禁忌又像克林頓總統任內初期的美國軍方政策。軍中有同性戀者嗎？同性戀者可以從軍嗎？克林頓的解決方法是「別問別說」(Don't ask, don't tell)。

千萬不要問你的同袍是不是同性戀；如果你自己就是，你也不要跟人家說。

無論是荒謬的「房中大象」，還是現實的「別問別說」，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被禁忌的對象是存在的；那幢房子裏果然有大象，軍隊裏果然有同志。換句話說，被社會認定為禁忌的事物不是子虛烏有的幻想，而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東西。

所以人頭馬和獨角獸都不是禁忌，因為大家都相信根本沒有這種奇獸，所以也就沒有禁制牠們的需要了。

所有人都說最近惹起全港爭議的《中大學生報》觸犯了社會禁忌，因為它居然問它的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哪一位親戚做愛。

這個說法正正表示世界上的確有「近親性行為」(亂倫)和「人獸交」這種行為，也正正顯示出人類的確有這種慾望；只不過我們禁止這種行為和慾望罷了。

假如大家不知道甚麼叫亂倫和人獸交，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這類事例，甚至邏輯上根本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和想法，那麼亂倫和人獸交就都不是禁忌了。

因此，一種行為成為禁忌並不表示它不存在；有趣的是，我們維護禁忌的方法卻是假裝它不存在，猶如否認房中有大象，猶如克林頓的「別問別說」。

梁文道：小波死了，社會還僵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學妹學弟最近出了點問題，聽說他們編的學生刊物太大膽，犯了很多社會禁忌，結果不只惹毛了社會大眾，還氣得校方以雷霆萬鈞之勢痛下殺手，大概不趕一兩個人出校不得以息眾怒。這讓我想起了李銀河，一位以「出位」言論知名的學者。其實她也不算多出位，只不過是發言捍一下同志和性工作者的權利，就給大陸網民和輿論罵個狗血淋頭，不是說她傷風敗俗，就是說她故意炒作爭取曝光。

然後我又想起了王小波，就是十年前去世的那位傳奇人物。雖然小說在台灣得過獎，但生前死後換來的都是嚴肅文壇的沉默；雖然活的時候不算聞人，可掛了以後卻有成千上萬的人衝出來爭說自己是他的「門下走狗」，受了他的蒙，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每逢他的忌日，全中國媒體都要起一回哄，一年比一年熱鬧，終於到了今年是整整十年了，沒一份有點自尊的內地刊物能不辦個王小波回顧專輯。王小波熱的溫度就和他的作品銷情一樣，越來越高。

王小波是大陸最早一批脫離「體制」，投身自由寫作市場的作家之一，可惜他寫的不是暢銷小說，光靠文學很難餬口（當年最受歡迎的作家是梁鳳儀）。所以他還要在報刊上寫專欄，才能勉強維持一個自由人的狀態。儘管他最用心的是小說，但看來影響最大的還是雜文，許多自稱被他感召的青年基本上看的就是那些被譽為「魯迅以來第一名」的爽快文章。

他的小說好不好？我覺得不錯，但不能說是頂好。當然他有自己的語言特色，但事策略和結構方法看得出是受了一批當代小說大師的影響，而且影響甚深。好玩的是他把學回來的技巧活用在中國的背景上，寫出了許多別具一格的「知青小說」（如果凡是談知青的都算知青小說的話）。假如他不是死得這麼早（終年四十五），我想他會有更了不起的作品。

至於雜文，論者喜歡強調王小波的「自由精神」，說他鼓勵大家獨立思考，千萬別盲從聖人教化一言堂；寧可當「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也不要做被人運動起來的無腦大眾。對生長在大陸的年輕人來說，他的言論真是醍醐灌頂，有解政治遺毒的奇效。不過坦白講，像我這種自小看胡適長大的港台同胞，就不覺得王小波有多驚人了。所以他說的很多話在我看來就像太陽總在東邊升起一樣，的確是真理，但也用不跳出浴缸大喊一聲「我發現了」！

千萬別誤會，我對王小波沒有半分不敬；恰恰相反，我覺得今天的讀者還是應該繼續讀他的作品。「我們這個社會裏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裏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論戰與道德〉）。很不幸，這些道理如今仍然管用，尤其適合網上那批一談日本問題就上升到揭發漢奸，一碰民主改革就要捍民族利益，上綱上線的速度比搭直升機還快的熱血青年。

為什麼說到李銀河就會聯想到王小波呢？不是因為李銀河乃王小波遺孀，而是他倆曾合著中國第一本男同性戀研究調查，而是王小波也曾為同志群體仗義執言；但現在死了的王小波萬人景仰，活的李銀河卻被迫封嘴。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一方面聲稱自己很佩服王小波的寬容主張與自由作風，同時又加入了追獵李銀河的隊伍。

為什麼看見學妹學弟的慘況會聯想到王小波身上去呢？請回頭參閱前兩段的引文，你不覺得我們眼下的討論也是場辨明忠奸的爭論嗎？只要判定了我這幫弟妹是壞蛋，他們說的一切就都是不用再聽的歪理。下一步，我猜會有記者去跟蹤，揭發原來他們天天大被同眠性派對。

日出東方，我一直以為是大家都曉得的，原來不。我一直以為討論要平等要說理，原來也不。

梁文道：母親節是個反戰的日子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個周日就是母親節了，和大部分的現代節日一樣，它已經成為了一個消費的藉口，所有媒體都會向你推薦這天該買甚麼禮物送給母親，又該帶老媽子去甚麼地方吃飯，做子女的似乎不花點錢就很不孝了。

當然，還有些人會提醒大家不能光講物質，還要講心。他們的意思是這一天最好能夠幫媽媽做點家務，體會一下她老人家半生的辛勞，日後做個更孝順的孩子更溫柔的丈夫。

說來說去，這都是一個人人得為母親幹些事的日子，要不是讓她忙不過頭地吃喝玩樂，就是叫她躺在床上甚麼東西都不准碰；總之就是不許她主動去做些甚麼。

但是最近有一個叫做「重新發現母親節」(Rediscover Mother's Day)的組織卻高呼「這是媽媽們行動的日子了」！行動的方法很簡單，一是透過網站(www.rediscovermothersday.org)捐給世界各地的和平組織，二是散布母親節的原始意義。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日期的母親節，香港和許多地方一樣，跟隨美國，把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訂為母親節。而美國最早推動這個概念的人則是茱利亞．華德，侯伊(Julia Ward Howe)，她是早期的婦運旗手，也是個有名的「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主張解放黑奴的積極分子)。儘管她看不慣蓄養奴隸的制度，但是她也不能接受戰爭，所以她在美國內戰期間一直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要求解放奴工，另一方面則呼籲停火。戰後，她目睹無數孤兒寡婦的艱苦生活，於是在1870年寫下了著名的「母親節宣言」，用意是要在這一天喚醒母親的仁愛與女性的和平力量，反對戰爭和所有暴力行為。

侯伊不只是個堅定的女性主義者，一生為擴大女性的參政權奮鬥；同時還有很寬闊的國際視野，奔走各國，要求全世界的女性聯合起來對抗男人發動的戰爭。她去世之後，由女兒查維斯(Anna Jarvis)接下了棒子，繼續推動母親節的理念與女性和平運動。直到1914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才正式宣布每年五月的第二個禮拜日為母親節。

今天的世界並不平靜，有的國家為了爭奪資源發動戰爭，有些組織帶著仇恨散布毀滅的訊息。比起前個世紀，我們更加需要發掘和理解母親節的本源真義；但是我們卻選擇了把頭埋進禮物和美食裏面，好逃避現實的困厄。

梁文道：離散花草娘惹菜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在十天之內去了兩趟馬六甲，兩批不同的當地人卻都把我領去同一家餐廳，可見這真是個好地方了。

「麥哥娘惹餐廳」做的當然是娘惹菜，一種我十分陌生的食制。從前我常在許多前輩的文章裏讀到它的誘惑，但卻不曾真正領略它的美好。香港一些販賣「東南亞美食」的館子固然也有幾道娘惹菜式，可是完全不能叫人留下任何印象（如果不是留下惡感的話）。只是這一回，我在娘惹菜的發源地馬六甲，終於見證到了娘惹的風情。

就拿港人最熟悉的「珍多冰」（Cendol）來說吧，平常在香港吃到的版本總像是七十年代科幻電影裏餵給外星人吃的化學藥物，一堆藍藍綠綠泛塑料色澤的條狀物，泡在與其說是椰汁倒不如說是奶粉沖開的液體裏面，十分嚇人。如今我知道了，藍色應該來自一種野花，綠色的顏料則是七葉蘭的汁液，天然材料製成的粉條可以使一碗冰雪浮泛出南洋的艷麗。更重要的，其實是那點新鮮的椰汁，正是它奠定了整道冰品的柔滑質地與濃郁香氣。

再說秋葵，本不是甚麼討喜的植物，吃起來黏乎乎的，讓人覺得自己是熱帶雨林裏的食草動物，正在反芻數小時前吞下的東西。但是娘惹懂得用參峇醬去拌，加上乾片，就使它變成一種味道繁複的素菜了。

我在麥哥吃這兩頓，一餐由代表當地的國家議員作東，另一回則是文化聞人何國榮請客，他們叫的菜都不一樣，唯獨一道煎蛋餅是政治家和藝術家都一致叫好極力推薦的。這道蛋餅固然是做得表皮焦香內裏嫩滑，與上好的潮州蠔烙有異曲同工之妙，可它最不同的地方卻是以「煎炸洛」（Chi Cha Lok）代替了蠔仔，吃來別具一番濃重的腐香。所謂「煎炸洛」，其實是種小蝦毛醃成的醬料，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食物上頭，加在烙蛋餅裏就最能嘗出它的真味了，道理和白松露配煮蛋相似。

你在馬來西亞可以吃到許多上佳的南方菜；但是反過來，你卻很難在香港找到正宗的娘惹菜，這是為甚麼呢？我想這是因為娘惹離不開它的土地。

娘惹菜是「峇峇娘惹」（Baba Nyonya）的傳統風味。「峇峇娘惹」就像澳門的「土生葡人」，乃數百年前南洋華人與當地馬來婦女通婚的後裔，又稱「土生華人」（Peranakan Chinese），一般把男的叫做「峇峇」，女的稱為「娘惹」，而掌廚女性做菜自然就是娘惹菜了。傳統的「峇峇娘惹」又是一種離散與移民的文化，身具華人血統，世代活在南國，說的是夾雜了閩南話的另類馬來語，男著唐裝女人則穿一種深富馬來風的華麗莎籠與蕾邊上衣。既非傳統華人，亦非在地馬來，游走在馬六甲海峽兩岸，又經過數百年來葡萄牙、荷蘭與英國的殖民統治，他們早成一支歷盡海潮見慣世面的古老族群。而他們的食物，基本上是中國菜的手法，卻完全用上了當地的材料，正是其複雜身份的象徵。

就和正在流行的「泰式法國菜」與「秘魯日本菜」一樣，娘惹是種fusion，並且是世上最古老的 fusion。唯其歷經幾世紀的實驗演化，所以完全沒有其他新近草創的混種菜的生硬與不諧。雖說混雜，但它到底是種地方特色，一旦離開了美麗混雜所需的水土原料，難免就成了失根蘭花，香港飯館裏的次級仿製，南洋香草的罐頭標本。

失根蘭花？說來也怪，娘惹本就是飄流、岸、生根、再繁衍的茂密雨林。誰又能保證有一天它不會北移大陸，生出香港、潮州甚至北京的異種呢？無根，於是處處有根。所謂源頭，無非幻象。

梁文道：遠去的共和國

【明報-筆陣】薩爾科齊順利當選法國總統，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說這是「法國人選擇了改革」。他們看到的是薩爾科齊要向右轉，把法國從左翼當道的深淵裏解救出來；他們看到的是薩氏要向傳統的大政府開刀（每5 個法國人之中就有1 個是公務員），打散龐大而廣泛的福利體系；他們看到的是薩氏接上了世界主流，高舉工作的價值，讓勞動市場更有彈性，減低稅負，使企業有創新和投資的動力，挽救法國沉淪的經濟。大家彷彿看到了一個新法國，一個對美國更友善的盟友，一個「重新回到歐洲的法國」（這是薩氏在發表獲勝感言時的第一句話，他的意思是不再將歐盟憲法交給全民公投，以防法國公民再次否決）。

然後大家都提到了一點：薩爾科齊很強硬。接就不再多說了，似乎「強硬」這兩個字指的就是他要對抗老法國痼疾的決心，於是薩氏就有了一個堅定改革派的救星形象了。到底他的「強硬」指的是什麼呢？他又說過什麼強硬的話，做過什麼強硬的事呢？

2005 年11 月15 日，就在法國郊區大型騷亂暴發之後，《世界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作者巴迪烏（AlainBadiou）是最重要的在世法國哲學家，任教於法國最高學府「高等師範」（Ecole Normale Suprieure）。他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日常侮辱〉，講的是他16 歲非裔養子的故事。根據巴迪烏，這個年輕人在街上經歷過無數的警員檢查，更曾在18 個月內被捕6 次。每一次都是無緣無故地被扣上手銬，帶回警署，遭到辱和恐嚇（例如「白癡」和「你想試試狗咬的滋味嗎」），受到無理的攻擊（路過的警員會順便踢一下被壓在地上的小伙子）。每一次巴迪烏都會被叫去警署，帶回孩子，接受警方誠摯的道歉。到了第六回，巴迪烏再也忍受不了，於是投書報紙，這一次他發現自己兒子的罪名是有家學校的校長認出他是前一陣子群鬥事件的一員， 「因為他們全是黑人」。巴迪烏又說，他兒子就讀的高中「曾被警方要求提供所有黑人學生的檔案和照片。是的，你沒看錯——黑人學生」。

值得注意的是巴迪烏不是郊區裏貧苦的移民，他是備受尊重廣為人知的學者，他住在巴黎一棟不錯的房子裏，他唯一的問題是有個非裔養子。

當時主管全法警政和治安的不是別人，正是內政部長薩爾科齊，他順理成章地成了法國青年騷亂針對的對象。當年引起不滿的是總理德維爾潘的青年就業政策，他提出僱主可以不用提出任何理由就在兩年內解僱青年員工。當時外間都認為這個做法很正常，批評法國新一代好吃懶做。可是大家忽略了薩爾科齊的火上加油，忽略了他怎麼清理郊區的「人渣」，和他批評青少年的言論。他的競選綱領之一就是要加強警察執法的權力，對付罪犯。

要怎麼做才能維護治安呢？2007 年3 月20 日，法國憲法法院通過了《薩爾科齊法案》，這條法案的內容是禁止記者以外的任何人拍攝和散布暴力行為的影像。推動這條法案的薩氏認為年輕人「快樂打耳光」（happy slapping）等網絡欺凌行為很不恰當，所以要立法禁止。問題是這條法案同時也禁止了所有人拍下暴力場面的權利，薩氏相信05年騷亂擴大的原因就是有人刻意散布警員追打移民青年的短片。自此之後，所有個人和網站要是拍下或上傳了暴力行為的影像，就要面對5 年的有期徒刑或將近10 萬美元的罰款。

這就是薩氏的競選對手羅亞爾聲稱他的當選會引發騷動的原因，也是法國左翼媒體一直妖魔化薩氏的原因了。他們想把薩氏描繪成一個希特勒般的人物。可是，為什麼薩氏又能贏得這麼多法國公民的支持呢？難道法國不是啟蒙運動的發源地，現代人權觀念的老祖宗嗎？除了他的種種改革措施之外，薩爾科齊還有別的板斧。

2002 年的法國總統大選，極右分子勒龐（Jean-MarieLe pen）意外地淘汰了社會黨對手，挺進第二輪選舉，震驚全世界。5 年之後的今天，這位反移民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連第一輪選舉都過不了關。這是否說明了法國人厭棄了極右，不再仇視非法移民，也不再厭恨來自北非的穆斯林與其他地方的「外國人」呢？恐怕不是，根據法國媒體的票站調查，三分之二的勒龐支持者轉向了薩爾科齊。就連勒龐本人都憤憤不平地指摘薩氏「偷了我的理念」。什麼理念？首先他改造了勒龐上屆大選的口號「法蘭西，要不是愛它就是離開它」，不斷強調移民的可怕。然後他甚至宣布要在縮減政府規模的同時成立一個新部門—— 「移民與國族認同部」，好教導大家怎樣做個純正的法國人，同時收束移民的湧入。而這正好對上了勒龐支持者的胃口，他們一向認為說話帶口音的外來人口要為法國的高失業率負責，而聰明的政客總是懂得如何把內部的問題轉移到對外人和他者的恐懼之上。

薩爾科齊是個聰明而複雜的人物，他具有反移民和民族主義的傾向，同時又主張和美國交好，鼓勵國民學英語。但基本上他是個想要維護法蘭西國家身分的民族主義者，例如他曾提出政府應該資助穆斯林興建清真寺，培訓本土的教長。雖然在競選期間，他害怕趕走右傾的選民，對此避而不談，但這個舉措其實是為了切斷法籍穆斯林和伊斯蘭世界的連繫，一方面避免「恐怖主義」的散布，另一方面把伊斯蘭教國家化，納入政府可以管控的範圍。

單方面地強調薩爾科齊的經濟政策和勞工政策，卻忽略了他對治安和民族身分的看法，我們就不能掌握其右翼本色的完整面目。薩氏真如許多媒體所說的，是個新自由主義教條的追隨者嗎？即使是《經濟學人》也指出了在工業政策上面，薩爾科齊是個國家干預的忠實信徒。其實他向來也是個「經濟民族主義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反對印度富商擁有的Mittal 鋼鐵公司去年提出的Arcelor 收購案。正如大部分政壇裏的新自由主義者，他一方面強調開放競爭以促進發展；但是在面對外國農產品的「傾銷」和國家標誌企業被收購的時候，卻又變成了保護主義的衛士。

薩爾科齊在競選期間大力攻擊所謂的「六八遺產」。很多人認為1968 年的左翼革命是今天法國經濟停滯不前、社會生機停頓的禍因，所以覺得薩氏的說法有理。但是我們也知道與阿爾及利亞獨立有血脈關係的「六八遺產」，乃是現代法國的寶貴遺產，它批判殖民主義的遺毒，重振自由、平等和開放的共和國精神，拒絕歧視、尊重人權。不過，這一切或許真的已成過去。正如薩爾科齊那名稱古怪的「移民與國族認同部」， 「國族認同」（nationalidentity）對不少經歷過「六八事件」的人來講曾經是個貶義詞，他們當年相信的是「共和國認同」。

梁文道：遷拆滑鐵盧？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或許就是決定皇后碼頭命運的日子了。

上午是立法會的工務委員會開會，看看該不該批准政府的撥款申請；好讓它拆碼頭填海。下午則有古物古蹟委員會的會議，三十多位委員要憑他們獨立而專業的意見判定皇后碼頭的文物價值；假如他們認為皇后碼頭值得評作一級文物，那麼政府就很難按計劃動手了。各位尊貴的議員和委員應該如何決定？他們要考慮甚麼條件呢？我謹提出一點讓大家參考。

如今政府拋出了一個方案，說皇后碼頭可以另覓地點重建，很多人以為這就叫做保留了，大家也不再需要堅持原址保留不拆不遷。其實從現代文物古蹟保存學的角度來看，重建和原址保留是有很大分別的。如果一座建築物的審美價值很高，但所在位置的歷史意義不大，在必要的情況底下，許多學者也會覺得另覓地址原材重建是可以接受的。不過，如果這座建築本身的位置就是它最大財富的話，一般專業人士就會認為不只不能拆遷，還要儘量不去變動它周遭的地貌條件。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拿破崙慘遭敗仗的滑鐵盧戰場，這片荒涼的土地沒有多少耀目的建築，但還是被保留下來了，既沒有發展成市鎮，也不能搬移。當然，我們很難想像有人會把這古戰場的整片草地挖起，然後挪動到另一個地點對遊客說：「這就是當年拿破崙戰敗的地方了」。

同樣地，我們堅持原址保留皇后碼頭，並非它的設計有多出色，也不只是因為它和大會堂、愛丁堡廣場等地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空間呼應，而是因為它的位置就是英國女皇與先後九位港督登岸的地方。假如我們可以把它拆遷去內陸上的其他地點，再聲稱「這就是彭定康等九位港督初抵香港的碼頭」；那麼我們也就能夠隨便在巴黎找塊空地說它是滑鐵盧了。

堅持原址保留不是甚麼激進的死硬路線，堅持原址保留與重建修復的區別更不是混淆邏輯。恰恰相反，原址保留和重建修復是保存文物的兩種策略，它們針對的目標和它們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

各位可敬的立法會議員，各位獨立且專業的古物古蹟委員會成員，除非你們認為一座曾讓九位殖民地統治者初次登陸的碼頭根本沒有任何歷史價值可言，否則你們是不可能相信重建能夠代替保留的。滑鐵盧戰場可以搬來香港保留嗎？不能吧。

梁文道：可憐的藝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英國首相貝里雅這個禮拜就要宣布下台時間表了，偏逢英國地方選舉工黨慘敗，真是令人感慨。想當年他初任首相之際，是何等風光，何等意氣飛揚，不只全國青年對其寄予厚望，連一批當時得令的Brit-pop中堅也都站到了他的身邊，為他站台助選。

例如Blur的主音歌手Damon Albarn就曾是唐寧街十號的常客，幫助貝里雅建立了又酷又年輕的時髦形象。但是自從伊拉克戰爭之後，他就拒絕再和首相喝下午茶了，甚至還用一張便條作如此回覆：「去你的！以後別再找我了，如今我已是一名共產主義者。再見，夥計」。

同一個組合，鼓手Dave Rowntree卻有截然不同的立場，他不只繼續支持工黨，甚至還成了黨員，參加地方選舉，從一個樂手正式轉行變為政治人。

這樣的故事，我們不該再感到意外。畢竟歐美藝人關心政治甚至乾脆參政的事蹟已經太多太多了。

但是從香港人的經驗去看，我們又會發現事情是這麼地不合常理：因為在我們這裏，所謂常理就是娛樂工業應該遠離政治，藝人不該作任何政治表態。

除非事情牽涉到切身的利益，比如說要政府打擊盜版和扶持產業，你才會看到他們成群結隊地上街遊行。

否則別說嚴肅的政治課題了，即便一般沒那麼「政治化」的社會運動，你也很難看見他們的身影，聽見他們的聲音(當然有例外，但也只屬例外)。

可是不也有許多藝人協助政府拍攝廣告甚至出席曾蔭權競選的造勢晚會嗎？但這種情況就和那些青春歌手去唱《基本法》的宣傳歌曲，少年偶像演出選民登記的廣告片一樣，你不能預期他們真的了解《基本法》，也不能肯定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宣傳的是甚麼。

對大部分藝人和他們的經理人而言，用這種方法幫助政府不算「搞政治」，而是「為公益」。更露骨地說，這只是娛樂圈為了獲得建制承認，甚至只是不想違背當權者意思的生存之道。

至於為甚麼協助政府就是為了公眾利益做善事呢？他們大概根本沒想過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圈子不鼓勵政治思考，更加忌諱公開表態。盲目地協助政府並不算是一種政治行為，不經獨立思考的政治活動又怎能是政治的呢？

自從早年左派影人在港宣揚愛國情懷、傳達工人階級的意識之後，香港就再也沒有多少藝人群體自覺的政治行動了。

他們被全面地「去政治化」了，大多數藝人變成一種喪失了正常公民應有權利與能力的「次等公民」。我不是在譴責他們，我是在同情他們，因為他們也是被剝奪了權利的受害者。

梁文道：國際視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香港真是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都很有國際視野，街上隨便一個小男生小女生都能告訴你哪一個名牌最近開了旗艦店，它的歷史有多輝煌，它的設計師又有多傳奇。了不起。那天和朋友聊起這個題目，他神秘兮兮地問了一個問題：「喂，你知道那些名牌的本地代理和公關平常都看些什麼雜誌嗎？」。這我倒從來沒想過，也不知他這一問是否另有玄機，只好老實回答：「不知道。怎麼啦？」。他壓低聲線，似有天大秘密：「他們呀，最愛看的就是八卦雜誌了，因為要隨時搞清楚哪個明星的行情正在下滑，哪一個又有當代言人的潛質」。這個圈子我認識得太少，不知道這朋友的說法有多準確，但我相信事實並非如此。那幫人最起碼要看許多國際潮流雜誌吧，不吸收一點最新的生活時尚和設計口味，別說幹不好這門專業，恐怕連同行見面也嫌話題不夠。可是再想下去又發現了一個怪現象，原來本城的雜誌市場和讀者分類還真是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看嚴肅時事財經刊物的多半不大碰時裝雜誌；而潮流生活雜誌的忠實讀者呢，你又總覺得他們不像是《經濟學人》的訂戶。但其他地方好像不是這樣的，例如上一期英國版的《GQ》就做了個英國財相Gordon Brown的專訪，盡顯這位下屆首相人選大熱門的宏圖野心。香港同類型的男性雜誌會去訪問曾蔭權嗎？當然不會。

近十年來我們目睹了設計的熱潮，設計師成了無所不能的英雄，大如城市小至牙籤，沒有什麼是不能設計不被追捧的。就算出門在外，也一定要住進精心設計的「精品」酒店。《Wallpaper》是這股潮流的大旗手，雖然它的水準聲勢已大不如前，可還是有不少弄潮兒繼續跟隨。以我所知，這份雜誌的本地讀者一般是不會對日本自隊感興趣的，除非日本自隊的制服是名師手筆。但是《Wallpaper》創辦人Tyler Brul卻很想知道日本自隊的虛實，所以他把新雜誌《Monocle》創刊號的封面獻給了這支亞洲最強的海軍，甚至得到日本首相辦公室的特許，深入採訪海上自隊的訓練過程。第二期，他又和他的團隊走到北歐，但談的不是北歐設計，而是挪威的外交政策和能源問題。如果要打比方的話，這大概有點像《號外》的總編輯突然去了《信報月刊》上班。《Monocle》到底是本怎麼樣的雜誌呢？同一期裏它會分析伊朗總統的形象問題，介紹俄羅斯老工業城的新生，展示新一季風衣的選擇，羅列里斯本「食、買、蒲」的好去處。你不妨想像一下，把《Foreign Policy》、《Fortune》、《Wallpaper》和《Wired》加起來會是什麼模樣？同時它又是真正國際化的刊物，雖然用的是英文，基地在歐洲；但從阿富汗電台播放的音樂到墨西哥新興的港口城市，它都找到了專人報道。Tyler Brul不愧是個雜誌奇才，不只集合了一批高手打破傳統的分類，政治財經文化和潮流共冶一爐；還在既有的範圍裏開發出全新的角度與題材。比如說財經，他們會採訪國際武器展的主辦人，討論軍火貿易的趨勢。至於服裝，他們會評論新西蘭總理衣品味的政治涵義。這都是在老派財經新聞和潮流通信上看不到的怪主意。其實這份新雜誌的讀者老早就有了，那大概是一群既關心國際局勢又追逐文化新潮的跨國飛機客。它最大的創意就在於劃定了一個新範疇，集合了他們，用雜誌標明他們的存在與身份。據說香港就快比得上紐約了，這種人自是不少。

梁文道：發哥的震撼

【都市日報-兵器譜】4月22日凌晨4時，一名戴了帽子的男子獨自駕車前往即將被香港政府拆除的皇后碼頭。他下了車，樹起支架，開始拍攝這片即將消失的殖民地遺蹟。一群守候當地抗爭到底的青年這時仍然睡眼惺忪，懵然不知來者何人。睜大眼睛再瞧，才赫然發現：「是周潤發！」

發哥很親切地慰問大家：「你們會堅持到幾時？」後來還在反對拆遷皇后碼頭的條幅上署下大名，臨行前更揮拳向他們打氣：「如果最後真係得時候(成功逼使政府讓步)，你就係英雄啦」。

這夥年輕人興奮得再也不能入睡，不斷翻看和發哥一起拍下的錄像和照片，直至天明。這也難怪，放眼香港演藝圈，你何曾見過一位藝人公開反對政府的政策，站到社會運動的前線呢？更何況現在來的還不是普通的星哥星姐，而是伴隨整代香港人成長的天皇級巨星周潤發。

這件事令我想起幾年前還在電台工作時的一段經歷。當時一位天王級偶像過來接受訪問，我特意跑去錄音室和他打個招呼，沒想到他竟然開口就說：「是不是有很多人批評你們的言論太大膽？但我要告訴你，你們幹的真不錯。社會就是需要這樣的聲音，一定要有人好好監督政府」。我一時愕然，只懂得連聲道謝，實在想不到一個迷倒萬千粉絲的偶像會說出這等充滿公民意識的言論。

為甚麼周潤發現身示威現場會如此叫人震撼？為甚麼那位天王的幾句閒談會讓我大吃一驚？這當然是因為我們的藝人明星向來沒有關注政治的傳統。過去幾年以來，我們不停在傳媒上看見藝人時事低能的笑話，有的不知道誰是中央領導人，有的會弄不清抗日戰爭到底打了幾年；更離譜的是一些幫政府拍過選舉宣傳片的青春偶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塊選區。

簡單地說，香港娛樂圈就像一群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天天大唱《後庭花》，幾乎徹底地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了。這到底是甚麼原因呢？這是個普世的現象嗎？

梁文道：客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到達吉隆坡的第一個晚上，接待單位沒帶我們去吃馬來菜，也沒帶我們去試地道的娘惹菜，我們去的竟然是家客家菜館（它的名字乾脆就叫 『客家酒樓』）。坦白說，一開始是有點失望的，可是轉頭再想，也就明白了。很多人都說過，不少中國菜式只有到了海外才能守住地道本色。

就以那一尾鯇魚來說吧，魚味鮮濃，香港是不可能吃得到的。同行的文壇前輩向以擅吃能煮聞名，他解釋：「香港的鯇魚全部來自珠三角的魚塘，餵得太多大得太快，速度犧牲了口味，不及馬來西亞河水裏慢慢養大的魚有味。」另一種說法是海外華人念舊，不隨便跟潮流，老菜式用的還是老方法，該下豬油就下豬油，於是中州正韻獨存海外。

但這天的梅菜扣肉卻讓人遺憾，雖然豬肉扣得入味，看得出是花過時間，但瘦肉卻遠多過肥油。店家也有點不好意思，說是年輕人口味變了，怕肥。原來我的假設不過是一廂情願，南洋的中菜不一定更傳統，時間是公平的，普天之下，變化無處不在。

飯後，全程招呼我們的何先生偷偷告訴我，想吃上好的客家菜，別有去處。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去處就是他母親家。

何先生是客家人，當然懂客家話。但兄弟姐妹之間說的卻是潮州話，因為他們一家移民到馬來西亞時，恰巧住進了潮州人的社區。後來他到吉隆坡工作，接觸不少廣東人，於是又學會了廣東話。除此之外，他也通曉「華語」（普通話）、英語和馬來語，是典型的馬來西亞華人，至少在語言上十分的國際化。

離開吉隆坡的前夜，我們依約到了他家作客。七十歲的何媽媽看上去不過五十，身手矯健，果然弄出一桌好菜。一道梅菜扣肉香酥膩爛，和酒家菜不是一個檔次。更妙的是那盤釀豆腐，一般廚師喜歡把魚肉兌粉，何媽媽卻用豬肉混合鯪魚，咬下去更加實在有勁。難得她老人家不嫌煩，一條鯪魚自己起肉自己打膠，絕非香港坊間飯館的行貨可比。沒做過研究，我不知道甚麼才算正宗客家菜，但我吃得出那股樸實單純就是客家菜該有的食味。

席間何媽媽說起自己的身世，原來她和丈夫一樣，都是第二代移民，在大馬的農村裏克勤克儉，經營果園。我問她的功夫可是家傳，結果又出乎意料：「我母親不會做菜，所以我的一切全靠自學。」我又發現她這一生經歷了從「華僑」到「華人」的身分轉變，雖然電視看的還是來自兩岸三地的節目，但早已把自己當作了馬來西亞國民，安居此境。

吃說，我才明白這果然是桌地道的客家菜。它不依賴於所謂的「原鄉」，也不是甚麼祖傳的秘方。以前我時常以為一種地方菜必然是原產地的正宗，又以為它的食材也不能來自異域。以前我以為如果海外華人的中菜做得好，要不是他們特別保守傳統，珍重自己的身分源流，就是家庭繼承的後果。最後我發現這全是誤會，是種「飲食基要主義」（food fundamentalism）導致的偏見。一種菜好不好吃，固然和它在哪裏做無關，也不必然受它的材料來處影響，更與做它的人是甚麼國籍甚麼身分搭不上干係。食物和人一樣，不斷移民、變化、落地生根；其實所有的食物都是種客家菜，所有人都是客家人。

梁文道：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明報-筆陣】政治真的是一種藝術。一樣的行為，一樣的東西，用不同的語言去描述，就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印象與後果了。比如說同樣是把公共資源注入到私人手中，特區政府當年和地產商推出數碼港計劃，就把它形容為「伙伴關係」，十分動聽；然而一說到增加綜援的問題呢，卻成了「擴大開支」，非常嚇人。所以要是想讀懂政治，當個聰明的公民，實在不能不明辨政策討論裏的種種修辭藝術。

如今我們眼前又有一個好樣本，那就是皇后碼頭該不該拆的爭論了。官方和主流傳媒把這件事說成是「發展與保育的矛盾」，意思是拆除皇后碼頭代表發展，保留皇后碼頭就是保育了；由於發展和保育起了衝突，所以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怎樣在發展和保育的矛盾之中求取平衡」。用這種修辭方法來結構整件事，如果不是有意蒙騙，至少也是無心誤導，各位明智的市民實在不得不防。

首先，讓我們不要懷疑「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種表述手法，全盤接受拆皇后碼頭就等於發展的假設，看看它如何成功轉移了大家的視線。在民間團體的不斷施壓下，政府終於4 月23 日首度披露文件，指出拆除皇后碼頭唯一理由竟然是它底下會有一條預定興建的排水溝！

在此之前，政府不斷強調拆碼頭是為了填海，而填海是為了「發展」，結果使得很多市民以為這是為了紓緩港島中區擁擠的交通，因此不得不慨嘆「集體回憶很重要，但交通問題更嚴重」。要是大家發現鬧矛盾的原來不是「發展」和「保育」，也不是交通和懷舊，而是排水溝與皇后碼頭，政府的面子就很難看了。難怪大家要像擠牙膏一樣，歷盡千辛萬苦，才能把這些資訊從官員口中擠出來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發展和保育的矛盾」，而是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填海，填海工程又怎樣影響了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的存沒。要解答這些問題，市民就必須掌握更多資訊；可是政府長期以來只是口口聲聲的「預定計劃」、「工程困難」和「合約影響」，就是不願完全公布相關材料，直到最近。為什麼政府不能及早公開這等重要資料，讓大家多加參詳呢？我們誰也不能確定，只曉得真正的問題早被「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個假問題掩蓋轉移了。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除了是個轉移市民視線的假問題，它還具有香港政客最喜歡使用的一種造句形式，那就是「X 與Y 的矛盾（或平衡）」了。例如在爭論《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的時候，我們說那是「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平衡的問題」；談到民主進程的快慢，有人就提醒我們要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之間求取平衡」。這種句式把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分別放在了天秤的兩端，似乎一端重另一端必然就輕，不可協調不能共容。好玩的是還真有人相信這些說法，一聽就魔，完全不會懷疑個人自由是否真的和國家安全矛盾，民主普選又為什麼一定和安定繁榮相。難道我們不能構想與此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情嗎？比方說像北歐諸國那樣，個人愈自由國家愈安全。同樣地，發展和保育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我們更不一定要在它們之間找到什麼什麼平衡，使它們矛盾得沒有轉圜餘地的，其實就是「X 與Y 的矛盾」這種句式。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還有一個奇特的效果，它會使得市民下意識地傾向政府，支持拆除皇后碼頭的決定。因為這種造句方式其實是把「發展」和「保育」變成了兩種異質的利益取向，彷彿要發展就不能談保育，想保育必定就會阻礙發展，斷絕了以保育去促進和構成發展的機會。在比較兩種本來不可比的利益取向時，一般人通常寧取已知的選項。保育不是不好，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保育算是一個新東西，大家不知道它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也不清楚它能不能順帶引出一條新的經濟模式。「發展」就不同了，這兩個字恍如魔咒般跟了我們幾十年。我們早都習慣了發展就是經濟發展，而填海修路蓋大樓就是我們最熟知的發展手段了。所以要是必須在「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之間下個決定的話，或許有很多人會覺得發展要比空泛的「集體回憶」實在得多（很不幸地， 「集體回憶」近日幾乎成了保育的唯一理據）。

在香港這塊地方，質疑「發展」的常見定義，高揚「保育」的潛在意義，本該是件很新穎很進步的事。可惜長期以來，我們都把「發展」視作「進步」的同義詞，覺得有發展就是有進步，反發展當然就是保守落後；於是「保育」的「保」不知不覺就成了「保守」的「保」，純粹淪為懷舊，不只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更與進步搭不上半點關係。因此皇后碼頭的爭論雙方就在一些傳媒的報道中造成了進步對保守的觀感定勢，要保皇后碼頭的是「阻住地球轉」的守舊派，反而絲毫不改其固有思路和行動邏輯的政府卻成了進步急先鋒。

皇后碼頭的爭論絕對可以列入中學教科書，讓學子了解到修辭學的重要，看看官府和主流輿論怎樣把落後的包裝成先進，又怎樣把本不矛盾的兩件事變得水火不容，最後還要用一個虛假的命題去掩蓋真實的問題焦點。

梁文道：把機場穿在身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全世界的機場都越來越相似，那麼機場商店裏賣的東西又如何呢？

起初，機場不是一個做交易的地方，它只負責交通。雖然它們有商店，但這些商店賣的要不是一些土產和三流的紀念品(比方說印上了當地著名地標圖像的T恤與匙扣)，好讓旅客在離境前還有為親友搜羅手信的最後機會；就是煙酒、香水和化妝品之類的免稅消費品。但是隨航空客運量的增長，超大型新機場的漸次落成，機場就逐步變成商場了。

商場化的機場就和機場本身一樣，沒有多少地方色彩，更談不上性格，你閉起眼睛都猜得到裏面一定有Dunhill、Hermes、Prada、LV和Mont Blanc，也就是所謂的「世界名牌」。為甚麼？我也沒做過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像我的朋友那樣，要到了機場才有空購物。但是只憑肉眼觀察，你也會發現機場中有這麼一批商務旅客總是風塵僕僕地經常出差，四外奔波；還有一批口袋餘錢多，不時就出境旅行的新富階層，他們應該就是「世界名牌」的預定對象了。

比起日趨制式化的新機場和任何大城市都找得到的名牌商店，這群機場的常客不見得會更有性格。除去膚色、言語和國籍的差異，他們身上穿掛的東西在在說明了這群人的同質性。就從旅行箱說起吧，Samsonite、Tumi和Rimowa是最常見的選擇，十個男人有五個穿上了Bally的皮鞋與皮帶，五個女人裏頭則有三個使用LV、Prada和Gucci的皮包。其餘一切，可以推想。

本來是為了樹起地標揚舉國威的新建機場，結果變成家族連鎖店；原來是為了「穿出你自己」的風格化產品，最後成為全球中上階層的指定制服；機場、機場商店、機場旅客與他們穿用的「世界名牌」共同見證了奧日(Marc Aug?)所說的現代化特徵，也就是沒有特徵。

與機場這類「非地方」相應的「機場時裝」，同是脫離了文化傳統和歷史色彩的普世包裝，只要夠錢，誰都買得起，誰都穿得上。離開機場，我們還會看到這些穿「機場時裝」的人在城市中與城市間到處流動。他們和機場一樣，是奧日筆下「超級現代性」(Super Modernity)的產物，沒有過去只有現在，蒼白乾淨如一具貨櫃箱；是全球物流交通承載的貨物，也是全球物流交通的本質。他們不只出入機場，他們本身就是機場。

在這樣的時代底下，根本就沒有甚麼「穿Parda的惡魔」，有的只是一大堆穿Prada的機場。